第十五章最后十年

（一）马克思在家里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
（三）无政府主义和东方战争
（四）曙光
（五）暮色
（六）最后一年

（一）马克思在家里

　　1853年末，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临终痉挛之后，马克思曾经回到自己的书房，同样，1873年，在国际的临终痉挛之后，马克思又回到了书房。不过这一次却是永久的，直到生命的结束。
　　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曾被称为“慢性死亡”，但这是过分夸张了。公社失败以后的斗争确实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1873年秋天他害了很厉害的头痛病，很有中风的危检。这种慢性的大脑受压抑的状况使他不能工作，失去了写作的欲望。如果这病长久地持续下去，那后果会是很悲惨的。但是经过他和恩格斯的共同朋友、他完全信赖的曼彻斯特医生古姆佩尔特治疗了几个星期之后，他终于痊愈了。遵照古姆佩尔特医生的劝告，马克思在18 74年决定到卡尔斯巴德去。在以后的两年当中，他又到那里去过。1877年他为了改换疗养环境，又到诺伊那尔去。但是到了下一年，即1878年，他就不能再到那里去了。因为两次谋刺德皇的事件，以及紧接着对社会主义者的大肆迫害，使他不能再进入大陆。不过，在卡尔斯巴德的三次疗养仍然对马克思发生了”神奇的”功效。他差不多完全摆脱了多年的肝病。现在只剩下慢性胃病和神经过度疲劳，后一种病的症状是头痛，尤其是顽固的失眠。但是在夏天去海滨或避暑地疗养以后，这些病也都多少地消失了。不过，过了年它们又重新发作起来。完全恢复健康当然是可能的，只要马克思允许自己完全休息。在劳苦和献身的一生之后，年近六十的马克思是有充分的权利休息的。但是他根本不考虑休息。他为了完成自己的主要科学著作而热情地重新投入研究工作，他的研究范围这时已经显著地扩大了。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说：“对于一个从历史起源和发展条件来考察每一件事物的人，一个间题自然是要引起一系列新的问题的。原始社会史、农艺学、俄国的和关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这一切马克思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为的是把论地租的一章写得空前地完善。他能轻松自如地用日耳曼语系和罗曼语系的各种语言阅读，此外，他还研究古代斯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 但是这些只占去他的工作时间的一半。虽然马克思退出了公共活动，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在欧美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他差不多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导人都通信。他们每当遇到重大事件，总是尽可能亲自来向他请教。他越来越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顾问，他们最喜欢向他请教，而他也总是乐于给他们以所需要的忠告。
　　李卜克内西曾经极其动人地描写了50年代的马克思，拉法格也同样动人地描写了70年代的马克思。他说，他的岳父需要有非常强壮的体质，才能经受住那样异乎寻常的生活方式和那样耗费精神的脑力劳动。他写道：“他的身体也确实是强健的，他的身材在中等以上，肩宽胸厚，体型匀称．只是躯干和两腿比起来显得长了一点，这是犹太人常有的情况。” 我们可以加上一句：不仅仅犹太人是如此。歌德的体型也是这样的，他也属于民间所说的“坐着的巨人”之列。这种人由于脊骨较长，在坐着的时候身量显得比实际的要高些。拉法格认为，如果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更多地从事体育活动，他必定会成为一个异常强壮的人。他经常从事的唯一的体育活动是散步。他能一面谈话，一面连续行走几小时，或哪是攀登小山，而丝毫不感到疲乏。但是他通常也只是为了整理自己的思想才表现出这种能力来。在他的书房里从门口到窗前的地毯上，留有一条由于来回踱步而踏成的长痕，就像草地上的小径一样。
　　虽然马克思睡得很晚，但他每天早晨总在八、九点钟起来，喝过清咖啡和读过报纸以后，就到书房去，一直工作致半夜甚至更晚一些。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在晴朗的傍晚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的时候，工作才中断一下。白天，他在沙发上睡一两个钟头。工作成了马克思的一种癖好，以致使他废寝忘食。他的胃为了大脑的这种繁重工作而付出代价。他吃得很少，常常感到胃口不佳，为了增进食欲，他常吃些味重的菜，像火腿、熏鱼、鱼子酱、酸溃菜等。同时，他也很少饮酒，虽然他从来不是一个禁酒运动推行者，而且，作为一个莱茵省人，他是善于品评佳酿的。但另一方面，他吸烟却吸得很厉害，大量地消耗着火柴。他曾有一次说，《资本论》的稿费还不够他写这部书时所吸的雪茄烟的价钱。由于长年的贫困，他不得不吸劣等牌子的烟，因此吸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致医生曾不止一次禁止他吸烟。
　　马克思把欣赏文学当作精神上的休息。在他整个一生中，文学始终是他的一种慰藉。他在这方面拥有极其广博的知识，但是从来不加以炫耀。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很少发现他在文学方面的博学的迹象。唯一的例外是他反驳福格特的论战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为了艺术的目的而大量地征引了欧洲的一切文学作品。正如马克思自己的主要著作反映着整个的时代一样，他所爱好的文学家都是伟大的世界诗人，他们的作品也都反映着整个的时代，如埃斯库罗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歌德。据拉法格说，马克思每年要把埃斯库罗斯的原著读一遍。他始终是古希腊作家的忠实的读者，而他恨不得把当时那些教唆工人去反对古典文化的不多卑鄙小人挥鞭赶出学术的殿堂。
　　马克思精通上至中世纪的德国文学。在晚近的作家当中，除歌德外，他最欣赏海涅。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似乎不大喜欢席勒，而当时德国的庸人们醉心于他们所不甚理解的席勒的“理想主义”，这种情况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用夸夸其谈的贫乏来代替平淡无奇的贫乏罢了。自从马克思最后离开德国以后，他对德国文学的兴趣就淡薄了。甚至那些理应受到他能。重视的德国作家，像赫伯尔和叔本华，他也一次没有提起过。而理查·瓦格纳曲解德国神话叙事诗，却曾受到他的猛烈抨击。
　　在法国作家当中，马克思对狄德罗的评价很高，他认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杰作。。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全部法国文学他都爱好。恩格斯曾经说过，在这种文学中，法兰西精神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就内容来说，如果考虑到当时科学的状况，那末这种文学的意义就是在现在看来也是极高的，而就形式的优美来说，更是后无来者。马克思的看法和恩格斯是一致的，他摈斥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特别不喜欢沙多勃利昂的故作高深，他的拜占庭式的夸张和感情的卖弄——总之，不喜欢他在文字上的那种过火的矫揉造作。马克思非常欣赏巴尔札克的《人间喜剧》，认为它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希望在完成自己的巨著之后写一部评论《人间喜剧》的书，但是这个计划也像其他许多计划一样，始终没有完成。
　　从马克思定居伦敦以后，英国文学就在他的文学爱好中上升到了第一位。莎士比亚的巨大身影在他心目中遮没了其他一切作家，成了他全家的崇拜对象。可惜，马克思从来没有谈论过莎士比亚对决定着自己时代的命运的各种问题的态度。关于拜伦和雪莱，他却谈论过。他说，凡是热爱和了解这两位诗人的人都会认为，拜伦死在三十六岁的盛年是一件幸事，因为倘若他活得更长一些，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相反，雪莱在二十九岁就与世长辞，是值得惋惜的，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永远会是属于争取社会主义的先进斗士之列的。马克思非常喜欢18世纪的英国小说，特别是菲尔丁的《汤姆·琼斯》，认为这部小说也是以它所特有的方式反映了自己的时代。此外，马克思还认为瓦尔特·司各脱的某几部小说是这一类作品中的典范。
　　马克思在文学鉴赏方面，正如他对莎士比亚和瓦尔特·司各脱的偏爱所表明，是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成见的。但是他也绝不是那种常常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或甚至奴颜婢膝相连的的“纯粹美学”的信徒。在文学方面，马克思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不能用任何死板公式来衡量的具有独到见解的学者。因此，他在选择文学读物方面完全没有洁癖，有时对于那些使学院审美家们望而生畏的读物，他也并不嫌弃。像达尔文和俾斯麦一样，马克思爱读长篇小说。他特别喜欢惊险小说和幽默小说：从塞万提斯、巴尔札克和菲尔丁，下而至于保尔·德·科克和因写了《基度山恩仇记》而内疚的大仲马。除了文艺以外，马克思还时常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创造领域寻找休息。特别是在精神痛苦和遭遇重大不幸的日子里，他常到数学中去寻求逃避，因为数学对他有一种镇静的效力。恩格斯和拉法格都曾断言，马克思在数学方面有一些独到的发现，是否确实如此，我们这里不去谈论。看过他的遗稿的数学家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但尽管如此，马克思却既不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只是在节日才遥望一下世界的瓦格纳，也不是胸中住着两个灵魂的浮士德。他爱说的一句话是：“为世界工作”。凡是有幸能够献身于科学的人，都应该使自己的知识服务于人类。这种志趣使马克思身心经常保持青春活力。在家里和在朋友们当中，他总是一个最随和、愉快而有风趣的谈伴。从他那宽瞩的胸膛里时常发出纵情的欢笑。那些寻访这位“红色恐怖的博士”（从巴黎公社时期起，人们就这样称呼马克思）的人，发现他实际上既不是一个阴郁的狂热分子，也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幻想家，而是一个谈笑自若的俗世的人。
　　任何人在读他的书信时，有时都会惊讶这位天赋极高的人怎么会在不知不觉之间从极度紧张的暴怒状态轻易地转到平静而深刻的哲学思考上来。倾听他谈话的人大概也对他的这一特点同样感到惊讶。例如，海因德曼在谈到他和马克思的谈话时说：“当他激怒地谈到自由党、特别是谈到它的爱尔兰政策的时候，这位老战士的深邃的小眼睛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他皱着浓眉，宽大而坚强的鼻子和整个面孔都由于激动而抽搐。他滔滔不绝地倾吐着强烈而尖锐的词句，这些词句显示出他的性格的炽烈和他对我们的语言的惊人的熟练。他盛怒时的激动同他转而阐述自己对当代经济事件时的宁静态度恰成鲜明的对照。他毫不费力地从预言家和猛烈的谴责者——变而为宁静的哲学家。而我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在这一方面，我还要做许多年的学生才能学到他的本领。” 虽然马克思这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已经比二十年前著名得多，但他仍旧远离所谓的社交生活。例如，海因德员是通过一个保守党议员的介绍才注意到马克思的。但是马克思的家在70年代初却成了一个极其活跃的交往的中心，成了公社流亡者的一种“正义避难所”，这些人在那里总是能得到指教和帮助。这群好动的人自然也惹起了不少的烦恼和麻烦。当他们逐渐散开以后，连殷勤好客的马克思夫人都不禁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说：“真够我们受的。”
　　但是他们当中也有例外。1872年，曾经是公社委员和公社机关报编辑的查理·龙格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结了婚。他和他妻子的一家，不论在私人关系上还是在政治上，从来都不像拉法格那样亲密。但他也是一个能干的人。关于他，马克思夫人曾这样写道：“他还是像从前一样容易发火，喜欢吵嚷和争辩。但是我必须称赞他说，他在皇家学院讲课是很准时的，他的上司对他很满意。龙格的幸福婚姻曾因为第一个孩子的死而一度阴暗，但是那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大胖小子”——茁壮地成长起来，引起了全家特别是外祖父的欢乐。
　　拉法格夫妇也是公社的流亡者，住在马克思家邻近。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了。在命运的这一沉重打击下，拉法格放弃了医业，认为干这一行不来某种程度的招摇撞骗是不行的。马克思夫人说：他背弃了药王爷，多可惜又幸而拉法格天性乐观，世界在他眼中总是灿烂的；他“像个黑人似地工作着”，而他的妻子又是他的一位不倦的、朝气勃勃的帮手。但是，他所经营的那家影印石印社却生意清淡。他要对付大资本家的竞争是困难的。
　　马克思的第三个女儿那时也有了一个追求者——法国人利沙加勒，这人曾参加公社的战斗，后来写过一部公社史。爱琳娜·马克思似乎对他颇有好感，但是她的父亲怀疑这人是否可靠。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以后，这件事终于没有结果。
　　1875年春天，马克思一家又搬到伦敦同一个区里的另一所房子里。他们迁居到哈佛斯托克岗的梅特兰公园路41 号。马克思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了他的最后几年，并且在那里逝世。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避免了老国际的其他所有分枝在转变为一国的工人政党时所经历的危机，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在一国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1874年1月10日，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失败的几个月以后，党庆祝了自己在议会选举中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获得了三十五万张选票和九个议席，其中三席属于拉萨尔派，六席属于爱森纳赫派。
　　老国际衰亡的最后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这个日益兴盛的工人政党也只是好不容易地才达成协议，而由于他们本是德国人，这个党当然是他们所最熟悉的而且是比其他所有的党更接近他们的理论观点的。他们的脱离实际并不是毫无恶果的。他们站在国际的了望台上观察事物，而这就妨碍了他们洞悉各国的实际情况。就连法国和英国最热心拥戴他们的人都承认，他们并不能透彻地了解英法两国的生活。至于德国，自从他们离开祖国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能够同它建立真正密切的联系。甚至在直接有关党的间题方面，他们的到断也经常被他们对拉萨尔以及与拉萨尔的名字有关的一切的无法消除的不信任所蒙蔽。
　　这一点在新选出的议会第一次开会时表现得最清楚。在爱森纳赫派的六名议员中，有两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还在监狱里。其余四人——盖勃、莫斯特、莫特勒和瓦尔泰希——的表现则甚至使得他们自己的拥护者也大失所望。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各方面的人都沉痛地向他抱怨说，三个拉萨尔分子－——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雷默——在议会中的成就大大地超过了这四名爱森纳赫派议员。恩格斯对这种情况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写信给左尔格说：“拉萨尔派已被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弄得这样声名狼藉，以致政府不得不开始对他们施加迫害，为的是要重新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它是在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运动。其实，拉萨尔派从选举的时候起就不得不跟着我们的人跑。哈赛尔曼和哈森克莱维尔被选入议会，这真是一件幸事。他们自己在那里日益糟蹋自己的声誉；他们不是跟我们的人一道走，就必定自作自受地干蠢事。不管哪种情况，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绝路一条。” 不能想像还有比这更不正确的看法了。
　　议会中两个党团的代表彼此相处得非常和谐，他们根本不计较哪一个党团在议会讲坛表现得更成功。两派在选举斗争中所采取的方式，使人既不能责备爱森纳赫派为半社会主义，也不能责备拉萨尔派同政府勾勾搭搭。两派获得了大致相等的票数，它们在议会中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且反对同样的敌人，它们在选举后同样遭到政府凶猛的迫害。它们只是在组织问题才有分歧，但就是这一个障碍也由于检察官泰森多尔夫的功名心切而扫清了。他几次从唯命是从的法庭弄到判决书，这些判决书既摧毁了爱森纳赫派的较为散漫的组织，也摧毁了拉萨尔派的严密的组织。
　　因此，这两派的联合就自然而然地临近了。当特尔凯在1874年10月向李卜克内西提出拉萨尔派的和解建议时，当时已经出狱的李卜克内西就毅然决然地、或许有点自作主张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虽然伦敦方面对他的做法备加责难，但他的功绩并不因此而减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拉萨尔派仍旧是个垂死的宗派，迟早是要无条件投降的。在平等基础上和拉萨尔派进行谈判，在他们看来是违反德国工人阶级利益的轻举妄动。1875年春天当两派代表的共同纲领草案公布出来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勃然大怒了。
　　5月5日，在恩格斯已经给倍倍尔写了一封详细的杭议信以后，马克思给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寄去了一封所谓关于纲领的信。在这封信中，他空前猛烈地痛斥拉萨尔。他说，拉萨尔能背得出《共产党宣言》，但是为了要替他同专制封建敌人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做法辩护，他粗暴地曲解了《共产党宣言》，把其他一切阶级一概称为反对工人阶级的反动的一帮。但是“反动的一帮”这种说法本身根本不是拉萨尔提出的，而是施韦泽提出的，而且是在拉萨尔死后才提出的。当施韦泽提出这个口号时，恩格斯曾无条件地加以赞助。拉萨尔的确是从《共产党宣言》中借用了他所谓的工资铁律。为了这一点，他曾被指责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拥护者，虽然他和马克思与恩格斯同样强烈地斥责过这个理论。
　　如果撇开这封论纲领的信中的这个非常不妙的方面不谈，那末这封信就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一篇极有教益的论文。对于联合纲领，它当然是批判得体无完肤的。然而，大家知道，这封非常重要的信只是使对方对自己的方案作了两三处微小而且无关紧要的修改。二十多年后，李卜克内西说，即使不是全体，也是差不多全体的人都赞同马克思的意见，而且他的建议很可能在联合代表大会上得到多数票。但是即使那样，终究会有一个不满意的少数派，而这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里问题不是在于表述科学的原理，而是在于两个派别的实际联合。
　　关于这封论纲领的信为什么被隐而未提，有一个不那么堂皇、但是却比较切实的解释：这封信超过了爱森纳赫派的思想水平，甚至更甚于超过拉萨尔派的思想水平。诚然，还在几个月以前，马克思就曾埋怨爱森纳赫派的机关刊物上不时发表一些庸人的空论——教员、医生和大学生的作品，而李卜克内西是应该为此而受到斥责的。但是马克思仍然认为，曾经如此煞费苦心地灌输到党内而且终于在党内扎下了根子的现实主义观点，会被拉萨尔派从民主派和法国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唯心主义的法律空谈和其他废话冲洗得一干二净。然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完全错了。在理论问题方面，两派大致是处在同样的水平上，而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那倒无宁说是拉萨尔派更占优势。爱森纳赫派方面对于联合纲领草案丝毫没有异议。而几乎完全是由拉萨尔分子组成的西德工人代表大会，却对这个草案进行了批评，这个批评在许多方面是接近于几星期以后马克思对它所提出的批评的。不过，不必特别重视这一点。两派都还离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那种科学社会主义很远。它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翔的方法差不多没有任何概念。而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谜也是同样地一窍不通。当时爱森纳赫派的最著名的理论家卡·奥·施拉姆不懂得价值论，就是上述情况的一个最突出的例证。
　　事实上，两派的联合是有利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理由反对它，但是他们认为，拉萨尔派在牵着爱森纳赫派的鼻子走。要知道，马克思本人也曾在他的论纲领的信中说过：“一步实际运动胜过一打纲领。” 但是因为在这个新联合的党里，理论的混乱有增无减，所以他们就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不自然的合并的结果，因而他们的不满情绪也就加强而不是减弱了。
　　引起他们的不满的原因与其说在于原来的拉萨尔派，无宁说更多地在于原来的爱森纳赫派，这一点当然可能使他们感到为准。恩格斯有一次在谈到拉萨尔派时说，他们不久将成为最有见识的人，因为至少在他们的合并后还存在了大约一年的报纸上还没有发表过任何谬论。恩格斯说，受雇于人的鼓动家，这班一知半解的人，是重重地压在他们自己的党头上的大祸害。特别使他恼怒的是莫斯特，因为他“做过整部《资本论》的摘录，却对这部著作毫无理解”，而且竭力替杜林式的社会主义辩护。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显然，这些人以为杜林由于对你进行了卑鄙的人身攻击，就使他自己成为不可侵犯的了，因为假如我们讥笑他在理论上的无稽之谈，那末就会显得我们是在报复他的人身攻击了。” 连李卜克内西也不免挨了一顿训斥：“威廉急于要弥补我们在理论方面的缺陷，要对庸人的每一种指摘都作出答复，并且想描绘出一幅未来社会的图景，因为庸人也会就未来社会的情况提出间题，此外，他还想在理论方面尽可能不依赖我们，而他在这方面获得的成功总是比他自己意料的大得多，因为他根本缺乏任何理论。” 但是，这一切都和拉萨尔及其传统毫不相干。
　　新联合的党由于获得了迅速增多的实际成就，而开始对论漠不关心起来。不过，这样说是过甚其词的。党并不是轻视理论本身，而是轻视那在它的突飞猛进中被它看做理论上的细微末节的东西。在党的一些新人周围，聚集着不被社会承认的发明家和改革家，种痘反对论者，自然疗法宣扬者，以及诸如此类的莫名其妙的天才，这些人希望在已经那样猛醒的工人阶级当中得到承认。任何一个表示愿意效劳并且奉献出某种治疗社会恶疾的药方的人都被欣然接纳，而从学院里潮涌而来的那批人尤其受到欢迎——因为这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和科学的联盟。一位大学教授，如果他按照对于“社会主义，的多种多样的理解中的任何一种来向社会主义靠拢，或者表示希望靠拢，他就不必担心他所兜售的知识货色会受到过分严厉的批评。
　　杜林特别具有免受这种批评的条件，因为这人在为人方面和在他的活动方面有许多东西吸引着柏林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思想活跃的分子。他无疑具有很高的才能和天赋。他没有资产，早年失明，以大学讲师的困难地位多年来一直在讲坛上宣扬自己的政治激进主义，对统治阶级毫不让步，敢于赞烦马拉、巴贝夫和巴黎公社的活动家们。这自然得到了工人的同情。他的为人的一个阴暗面是他大言不惭地自称精通六门学问。其实，由于他生理上的缺陷，他对这些学问是一门也不精通的。他把他的前辈——哲学方面的费希特和黑格尔，经济学方面的马克思和拉萨尔——都一棍子打死。他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夸大狂还没有十分引起人们的注目，也可能是作为某种缺乏涵养的表现而为人们所原谅，因为考虑到他的精神上的闭塞和生活上的苦斗，他的这种缺乏油养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完全没有注意杜林的“卑鄙的”攻击，而攻击的内容也不足以促使他作出回答。他长时期无动于衷地看待杜林在柏林党员当中威信的日益增长，尽管杜林由于深信自己永不会犯错误并且创立了自己的“最后真理”的体系而具备了一个天生的教祖的一切素质。甚至当李卜克内西（他这一次倒是忠于职守的）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寄来一些工人的来信，并且向他们指出党的宣传有庸俗化的危险时，他们还不愿批判杜林，认为这是一件“过于次要的工作”。直到1876年5月莫斯特给恩格斯寄来一封趾高气扬的信时，这才似乎到了不能再容忍的时候。
　　从这时起，恩格斯才着手详尽地考察杜林的所谓“创造体系的真理”。恩格斯一连写了几篇文章进行批判，这些文章从1877年年初起陆续发表在联合的党的新中央机关刊物《前进报》上。这些文章后来发展成为仅次于《资本论》的最卓越而重要的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但是党对这部著作的态度却说明，再拖延一下去，将会造成真正的危险。1877年5月在哥达召开的年度党代表大会，几乎要把恩格斯当作异端来审判，正像御用的大学学阀曾经对付杜林那样。莫斯特提议停止在正式的党刊上发表反对杜林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对于《前进报》的大多数读者来说是毫无趣味的，甚至引起他们的极大愤怒”。瓦尔泰希本来是莫斯特的死敌，但这一次却附和他说，恩格斯的文章的语调会使人倒掉胃口，并且使《前进报》提供的精神食粮变得难以下咽。幸亏通过了一个折衷的提案才防止了出丑的危险。提案说，为了实际的和宣传的理由，这个学术论争应该继续进行下去，但不要在《前进报》正刊上进行，而应该在该报的学术附刊上进行。同时，这次代表大会决定从1877年10月起出版一种学术性的双周刊。这是卡尔·赫希柏格建议的，并且将由他资助出版。赫希柏格是当时德国许许多多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信徒中的一个。他是法兰克福的一个彩票商的儿子，年轻，但很富有，为人不自私，能够为事业作出重大的自我牺牲。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对他的私人品德极口称颂。但是从他所发表的政论文章来看，他在写作和政治方面却差得多。在这方面，赫希柏格表现出是一个十分平庸而又枯燥无味的人物，不懂得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观点完全是门外汉。由于他看不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乃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杠杆，他便希望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发展的途径，为了工人的事业把有产阶级、特别是他们当中的知识分子争取过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还不很熟悉他这个人，曾拒绝给新杂志《未来》撰稿。他们曾经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接到过一份未具名的邀稿公函。恩格斯认为，代表大会的决议，不管在实际宣传方面怎样值得尊重，在科学方面却一钱不值，不足以使这个杂志具有科学性，因为科学性是根本不能靠法令来建立的。一个没有确定不移的科学倾向的社会主义科学杂志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而且，由于在德国流行着形形色色的倾向或者暖昧不明的倾向，谁也不能保证这个杂志的倾向对于他们会是合适的。
　　从《未来》杂志的第一期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想法是多么正确。赫希柏格的发刊词就是他们在40年代作为在社会主义中起着削弱和软化作用的东西而加以反对的那一切的可怜翻版。因此，他们就避免了作许多不愉快的解释。德国党的一位同志问他们是否因哥达代表大会上的辩论而生气，马克思回答说：“我不生气（就像海涅所说的），恩格斯也一样。我们两个人都把名声看得一钱不值。下面这件事就是一个证明：由于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个人迷信，因此在国际存在的期间，我从来不允许发表那些来自各国的许多令我厌烦的、表彰我的功绩的文电，我甚至从来也不答复它们，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他又补充说．“不过像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那样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将要被党在国外的敌人很好地加以利用，——仍然使我们更加小心谨慎地对待‘德国的党内同志’。”。但是，这些话还是说得很善意的，因为恩格斯仍旧在《前进报》的学术附刊上安然无事地发表他反对杜林的文章。
　　说到问题的实质，，那末，马克思为那种“腐朽的习气”而深感优虑，这种习气在群众当中不如在领袖们当中表现得那样厉害。10月19日，他写信给左尔格说：“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如莫斯特）是同杜林及其‘崇拜者’的妥协，但此外也是同一帮不大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的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人们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款’入党，——我可以承认他怀有‘最高尚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准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怜和更‘兼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实际上，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任何时候和这种“倾向，妥协，那末他们就得否定他们过去的一切。

（三）无政府主义和东方战争

　　1877年的哥达大会上，也决定派代表出席同年9月在根特举行的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当选为德国党的代表。
　　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由比利时人发起的。他们这时已经对美妙动听的无政府主义学说感到有些失望，并且想把海牙大会上分裂的两派重新联合起来。巴枯宁派开过儿次代表大会：1873年在日内瓦，1874年在布普塞尔，1876年在伯尔尼，但是他们的力量一直在缩小。这个派别曾经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际需要而产生，而现在却由于不符合它的更为实际的需要而瓦解了。
　　在日内瓦“厂工”和“粗工”之间发生的争执，其矛盾的真正根源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来了。一方面，是工资优厚的工人，他们享有政治权利，有条件进行议会斗争，但是倾向于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种种暖昧不清的妥协。另一方面，是工资低微而又没有政治权利的工人，他们拥有的唯一武器就是自己的体力。争执的根源就在于两派之间的这些实际的矛盾，而不是像通常所传说的那样，在于他们之间的理论分歧，亦即所谓“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矛盾。
　　虽然人们曾经许多次认为无政府主义已经被彻底埋葬，但它仍旧一次又一次地复活。这一事实说明，当时也和现在一样，事情并不那样简单。理解无政府主义完全不等于承认无政府主义。同样地，在承认参加议会政治活动的必要性的同时，不能忘记这种活动尽管可以带来一些改良，甚至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改良，却能把工人运动引到一条丧失革命精神的死路上去。所以，巴枯宁曾经从自己的拥护者当中举出许多对无产阶级斗争有过巨大贡献的人，这不是偶然的。李卜克内西当然从来也不是巴枯宁的朋友，但是在巴塞尔大会期间，他要求不参预政治，其热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巴枯宁。其他如法国的茹尔·盖德、意大利的卡尔洛·卡菲埃罗、塞札尔·德·巴普、俄国的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在海牙大会期间以及其后很长一个时期都曾是最热烈的巴枯宁主义者。他们后来终于都变成了同样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正如他们当中有些人自己着重指出的，这只是因为他们首先承受了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的共同的东西，而绝不是因为他们简单地抛弃了自己先前的信念。
　　马克思和巴枯宁两个人都要求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而他们两人之间的争论只在于这个运动所应采取的主要途径。但是现在，巴枯宁派所召集的那几次国际大会表明，无政府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要说明无政府主义在它的几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迅速衰落的情祝，那就会离题太远了。无政府主义的瓦解是急转直下而且十分彻底的。总委员会以及为维持总委员会而征收会费的制度都被取消了。以后，又禁止代表大会就原则问题进行表决，而且好不容易才制止了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的企图。然而，在创立组织、制定新纲领和新策略方面，情况更加不妙。在日内瓦大会上，特别就总罢工是不是社会变革的唯一的、可靠的手段这个问题进行了争论，但是没有作出任何决议。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下一次大会上，关于公用李业这个主要议题的争论也同样没有结果。巴普曾就这个问题作了一篇报告，事后他受到遣责，说他根本离开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这种谴责是完全有道理的。事情摆得很清楚，如果巴普想把这个问题解释明白，他就势必要离开无政府主义的道路。经过激烈的辩论以后，这个问题被推迟到下次大会去解决，然而在下次大会上它仍旧未获解决。意大利人宣布说，“召开大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要求“以行动来宣传”。在两年当中，他们利用国内的饥荒发动了六十次骚动，但是他们的事业却毫无成就。
　　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堕落为一个僵死的宗派，不仅仅是由于它在理论观点方面的不可救药的混乱，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对涉及现代无产阶级的最直接利益的问题一概抱着否定的态度。当瑞士开始展开争取十小时工作制的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根本拒绝参加。当法兰德斯的社会主义者为禁止工厂使用童工而发起请愿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样拒绝参加。当然，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任何争取普选权的斗争，而在那已经争得了普选权的地方，他们就鼓吹对它进行抵制。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毫无成果、毫无希望的政策比较起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种种成就越发显得光辉灿烂，于是群众到处都谢绝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了。
　　1876年无政府主义者的伯尔尼大会曾建议在第二年召开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而这次代表大会在根特的召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意识到无政府主义不能争取人民群众。根特大会从1877年9月9日开到15日。参加大会的代表共有四十二人，其中只有十一人是吉约姆和克鲁泡特金领导的无政府主义骨干分子。许多过去拥护无政府主义的人，包括大部分比利时的代表和英国人黑尔斯，都归附到李卜克内西、格雷利希和弗兰克尔领导的社会主义一翼方面来。在李卜克内西和吉约姆之间曾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吉约姆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时把自己的纲领藏到口袋里去。但总地来说，大会的进行是风平浪静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唱高调，他们在发言中使用了一种温和的调子。这使得他们的对手能够礼尚往来地对待他们。不过，拟议中的“团结公约”并没有能缔结，因为双方的观点分歧太大了。马克思对于这次大会并没有期待另外一种结果。他现在正紧张地注视着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俄土战争，期待着那里会发生革命风暴。他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两封提供建议的信，其中1878年2月4日的第一封信一开头这样说：“我们最坚决地支持土耳其人，这有两个理由。第一，我们曾经研究过土耳其农民，即土耳其人民群众，并且深信他们是属于欧洲最能干和最有道德的农民之列的。第二．俄国人的失败会大大地加速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的因素已大量地存在），并且因此而在整个欧洲引起转折。”三个月以前，马克思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说：“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材料（官方材料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而我是由彼得堡的朋友们给弄到的）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大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于土耳其的好汉不仅打击了俄国军队和俄国财政，而且打击了统率军队的王朝本身（沙皇、王位继承者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其他六个人），变革己提前许多年爆发。……
　　俄国大学生的胡闹仅仅是一个预兆，本身毫无意义。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预兆。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目前在经济上、道德上和精神上都正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 事实证明，马克思的这种观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像马克思在急不可耐地期待革命的时候所常表现的那样，他把事态的发展过程看得很清楚，却低估了发展过程的长期性。
　　俄国人最初的失败随即转为胜利。马克思认为他们的胜利是由于俾斯麦的暗中援助，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背信，最后，由于土耳其人本身的过错。他们本应该以革命手段推翻君士坦丁堡的古老王朝，因为这个王朝是沙皇的最得力的支柱。在这样的最严重的危机时刻不能奋起革命的人民，是无可救药的。
　　因此，俄土战争不是以一次欧洲革命，而是以一次外交官会议宣告结束。举行这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恰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受了似乎是致命的打击的时间和地点。

（四）曙光

　　在世界的地平线上，终究出现了新的曙光。俾斯麦希望用来摧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令，实际上成了这个党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开端。同时，它也消除了这个党和伦敦的两位老人之间产生的那些误会和磨擦。
　　但是在这以前，还进行了最后一场斗争。德国社会民主840 党毫无愧色地经住了这些迫害，以及1878年夏谋刺德皇事件之后进行的选举的考验。但是，在它准备对付那临头的打击时，它却没有足够地理解到它将遇到的是怎样一种猛烈的仇恨。这个法令刚一生效，当局就立刻忘记了它曾经为消除议会的疑虑而作出的“公正地”实施这个法令的诺言。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机构都被如此无情地粉碎，以致成百的人被抛到街头，生计无着。几星期以后，整个柏林及其郊区都显然违反法令的条文，宣布了所谓小规模戒严。大约有六十个有家口要养活的人被驱逐出境，而这不仅使他们失去了面包，而且使他们失去了祖国。
　　单是这一点就引起了完全可以理解并且几乎不可避免的混乱。如果说，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总委员会曾经抱怨救济公社流亡者的工作在好儿个月当中妨碍了它的正常工作的进行，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由于随时随地受到警察的迫害，以及由于可怕的经济危机，他们的任务势必更加艰巨。无可否认，这场风暴把谷粒同糠皮区别开来：近几年来混进党内的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表现出他们是靠不住的，有一些领导人有负众望，另一些甚至是比较活跃的领导人，则在反动派的沉重打击下灰心丧气，不敢再用强有力的抵抗去触怒敌人。
　　这一切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不快。不过，他们无疑也把必须克服的种种困难估计得过低了。但是他们确实有理由对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行为感到不满，这个党团甚至在1878年谋刺德垒事件后进行的选举之后还保存着九个成员。这些议员当中的一个，麦克斯·凯泽尔，在讨论新的关税率时，竟认为可以发言并投票赞成提高铁类关税，而这一点当然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任何人都明白，新关税率的目的是要使帝国国库的岁入增加几亿，保护大地主的地租以抵抗美国的竞争，并且使大工业能够恢复它在开业狂年代的陶醉中给自己造成的损伤。任何人也都知道，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摧毁群众对威胁着他们的不断贫困化的抵抗。
　　当倍倍尔想替凯泽尔的这种行为辩护，说他曾经仔细研究过铁类关税的间题时，恩格斯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说：“如果他的研究有丝毫价值的话，他就应该知道，德国有两个炼铁厂，‘多特蒙特联合工厂’和‘凯尼希与劳拉工厂’，这两个工厂中的每一个工厂都能够满足整个国内市场的需要，此外还有不少小一些的企业。他应该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护关税纯粹是荒唐事。他应该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只有争取国外市场才能解决问题。因此，不是实行贸易绝对自由，就是破产，而炼铁厂厂主只是在下述情况下才会要求保护关税，即他们组织‘瑞恩’〔 Ring 〕，也就是说，勾结起来，把垄断价格强加给国内市场，以便按倾销价格把剩余产品抛售国外，这一点他们目前实际上已经在做了。因此，凯泽尔既投票赞成铁类关税，他也就是为这个‘瑞恩’、这个垄断资本家的勾结的利益发言并投票了……” 当卡尔·希尔施也在《Latern》（《灯笼报》）上相当严厉地批评凯泽尔的策略时，社会民主党党团竟产生这样一种不幸的想法，认为自己受了委屈，因为凯泽尔是在它的同意下发言的。这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这个党团就把一切都搞糟了。马克思说：“他们已经这样深地陷入议会迷，竟认为他们自己是超乎批评之上的，并且把批评斥为大逆不道。”
　　卡尔·希尔施是一个青年作家，在李卜克内西长期监禁期间升为《Volksstaat》（《人民国家报》）的代理主编。后来他在巴黎住下来，但是在德国非常法颁布以后被逐出巴黎。于是他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事：自1878年12月中起他在比利时的布雷达市出版了一种周刊，这个周刊的开本和文体同罗什弗尔的《灯笼报》——样，名称也叫做《灯笼报》。这个杂志的开本使它便于装在普通信封里寄往德国，而在德国它就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支点和力量汇合的中心。希尔施的用意是非常好的，他在原则问题上也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但是他所选择的那种简洁而犀利的警句的形式不大适合一个工人刊物的要求。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自由周报》，这是几星期以后莫斯特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协助下在伦敦出版的。但是，这个周报也只是有一个合理的开始，随后就堕入毫无目的的革命儿戏中去了。
　　由于这两个在某种程度上是野生的并且不属德国党领导的刊物的出现，党在国外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的问题就变得迫切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极力主张这一点，而他们终于克服了党内主张保持审慎的保守政策的有势力集团的顽强反对。同莫斯特取得协议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希尔施已停止出版《灯笼报》，并且表示愿意担任新的机关刊物的主编。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信任希尔施，因此也答应为新刊物撰稿。新刊物将以周刊的形式在苏黎世出版。出版的筹备工作委托给住在苏黎世的三个党内同志：被逐出柏林并任保险公司经纪人职务的施拉姆、卡尔·赫希柏格和被赫希柏格请来做文学顾问的爱德华·伯恩施坦。
　　但是他们显然并不十分急于完成委托给自己的任务。这种拖延的原因到1879年7月就看得很清楚了，因为那时他们出版了自己的刊物《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这刊物预定一年出两期。它的宗旨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中曾加以说明。这篇文章的署名是用三个星标。不过它的作者只有赫希柏格和施拉姆．伯恩施坦仅仅写了几行字。
　　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一种浅薄无聊和不懂策略到难以置信程度的胡说八道。它数说党的种种罪行，说什么党缺乏“良好的风度”，只知一味申斥别人，党讨好群众而轻视有教养的阶级，——总之，就是无产阶级运动中过去和现在都招惹庸人们生气的一切东西。文章最后得出一个务实的明智的结论，要党决心利用非常法所强加于它的闲暇来闭门思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这种可恶的胡说激怒了。他们给党的领导成员分送了一封私人的通告信公，信中断然要求：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即使为了实际的理由而必须让他们留在党内，也不能给予他们在负责的机关里发表言论的权利。其实赫希柏格并没有被授与这种权利，他只不过是借取这种权利罢了。他正是这样完全专断地要求苏黎世的三星．有权监督希尔施所领导的编辑部，并且反对按照《灯笼报》的风格来编报。于是，希尔施和伦敦的二老就拒绝和这个新刊物发生任何关系了。
　　关于这件事的繁多的通信，只有一些片断保存下来。从这些片断可以看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完全不同意“三星”的无理要求。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加以制止，却令人难以理解。赫希柏格亲自到了伦敦，在那里只见到了恩格斯。他那混乱的观点给恩格斯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虽然不管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都不怀疑他的意图是良好的。而且，由于双方都很激动，彼此很难在当时取得一致的意见。1879年9月19日，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如果新的周刊按照赫希柏格的方式来编辑，那末他们将不得不公开反对这样“糟蹋”党和理论。‘这样，我们就预先普告了这些先生们，而他们也充分了解了我们，知道这就是表示：服从或决裂！如果他们想让自己丢脸，那就活该他们倒相！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允许他们给我们丢脸。”
　　幸而事情并没有走到极端。福尔马尔担任了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主编。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他把这个报编得够“蹩脚”的，不过毕竟还没有引起他们的公开抗议。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就这个问题同莱比锡方面的人通信争论，而且往往争论得十分激烈” 其实“三星，也并不是危险人物。施拉姆千脆打了退堂鼓，赫希柏格时常外出旅行，而伯恩施坦在形势的压力下完全摆脱了垂头丧气的情绪，就像许多同志过去在困难处境的影响下情绪低落而这时也同样振作起来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比开始时更多地理解到德国党的领导所不得不对付的那些巨大的困难，而这一点也大大有助于缓和人们的情绪。1880年11月5日，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那些比较安静地住在国外的人，不应该给那些在国内极为困准的条件下工作并忍受重大的个人牺牲的人增加麻烦——这只会使资产阶级和政府快意。”。几星期以后，双方甚至达成了正式的和解。
　　1880年12月31日，福尔马尔辞去了他的主编职务。德国党的领导方面为了迁就两位老人，决定请卡尔·希尔施做他的继任者。由于希尔施这时已迁居伦敦，因此倍倍尔决定到那里去亲自和他谈判。同时，他也早就打算跟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问题彻底谈谈清楚。他带着伯恩施坦同行，为的是消除伦敦方面对伯恩施坦还抱有的成见，虽然后者这时已完全证实了自己是好样的。这次卡诺萨之行（党内这样称呼这次伦敦之行）完全达到了目的。只是希尔施最初表示同意担任主编，随后又提出了一个条件，说他希望在伦敦编《社会民主党人》。这一点遭到了拒绝，结果，伯恩施坦被任命为主编，起初是临时的，后来就成为常任的。他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伦敦方面的人很为满意。一年以后，当举行反社会主义者法令颁布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时，恩格斯欢欣鼓舞地指出：无产阶级从来没有这样英勇地战斗过。
　　法国方面情况也有了好转。在1871年5月流血的一周以后，梯也尔向惊魂未定的凡尔赛资产者们宣布说，社会主义在法国已经死亡了。他已经忘记，在1848年6月的屠杀以后，他曾经做过同样的一次虚假的预言。大概他以为血流得越多，效果就越大吧。的确，如果计算巴黎工人在巷战中，以及由于死刑、放逐、苦役和流亡而遭受的损失，那末1871年牺牲的人数达十万之多。然而梯也尔这一次又彻底搞错了。1848年以后，经过两个十年，社会主义才从使得它头晕眼花的打击下苏醒过来并且发出声音。而1871年以后只经过五年，社会主义就重新宣布了自己的存在。1876年，当军事法庭还没有停止自己的血腥的勾当，当公社的保卫者们还在继续遭到枪杀时，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就在巴黎召开了。
　　当然，这首先只是宣告自己存在。大会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庇护下召开的，因为这些人希望在反对保皇派地主的斗争中得到工人的支持。大会的决议所涉及的都是像舒尔采一德里奇在德国所主张的合作组织这样的无关宏旨的问题。但是可以预见到，事情是不会到此为止的。自1803年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时起慢慢地发展起来的大机器工业，在1870年以后大大地加速了发展。它面临着一些非常艰巨的任务：治疗战争在整整三分之一的法国土地上所造成的创伤，为建立新军国主义的庞大建筑积累资金，末了，补偿因1870年前法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亚尔萨斯的割让而蒙受的损失。大工业满足了对它提出的这些要求。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工厂，产生着工业无产阶级。在旧国际的全盛时代，只是在法国东北部的几个城市里才有工业无产阶级。
　　这就是茹尔·盖得迅速获得成功的原因。盖得带着他那鼓动性很强的口才投入了1876年巴黎代表大会以后兴起的工人运动。盖得最初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不久前离开了无政府主义。他的观点缺乏理论．上的明确性，这一点从他在1877年创办的《平等报》也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资本论》已经译成法文出版，但盖得对于马克思却一无所知，而只是由于卡尔·希尔施的介绍才第一次知道马克思的理论。然而他非常明确而坚定地掌握了土地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公有的思想。由于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演说家和机智的论辩家，他善于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这个最新的口号唤起法国工人的热情，而这个口号在旧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通常正是受到那些法国代表们最激烈的反对的。
　　1878年2月，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在里昂召开，这次大会的组织者打算使它成为巴黎大会的翻版。但是盖得已经把一个由二十个代表组成的少数派争取到自己的旗帜下来。这样，在资产阶级和政府看来，事情就变得危险了。于是它们又开始迫害工人运动。对《平等报》编辑们的罚款和监禁，迫使这家报纸停刊了。但是盖得和他的同志们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继续顽强地工作。在1879年10月于马赛召开的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上，他们已经争取到代表的大多数，这个多数派立刻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组织起来准备进行政治斗争。《平等报》复活了，并且得到了拉法格这样一个积极的撰稿人。这个刊物的几乎所有的理论文章都是他写的。稍后，马隆（过去也是一个巴枯宁主义者）出版了《社会主义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这个刊物，给它寄去了几篇文章。
　　1880年春，盖得到伦敦去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为这个年轻的党起草竞选纲领。池们就所谓最低纲领达成了协议。这个纲领的开头是一个说明共产主义的任务的简短绪论，而在后面的经济部分中只提出了那些直接来自工人运动的要求。诚然，没有就每一个别条文取得一致意见。盖得坚持要在纲领中列入法定最低工资的要求，马克思则认为，如果法国无产阶级还幼稚到需要这样一种诱饵，那在目前就根本不值得起草什么纲领了。
　　但是马克思对于这个纲领的看法并不那么坏。总地说来，他认为这个纲领是使法国工人摆脱含糊不清的词句并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马克思根据这个纲领所引起的反对和同情得出结论说，法国终于产生了真正的工人运动。在这以前只有宗派，而宗派自然是坚持它们的创立人所提出的口号的。同时，无产阶级群众则跟着激进派或冒充激进的资产者走。在紧要关头，他们为这些激进派战斗，而到第二天，这些取得了政权的人就屠杀和放逐工人。因此，当法国政府被迫大赦公社社员而使他们有可能回国时，马克思就欣然同意他的两个女婿返回法国。拉法格到法国去同盖得合作，而龙格则在《正义报》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编辑职位。这个报纸是领导着极左翼的克列孟梭创办的。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却更为有利。这里的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热心地阅读并且更为重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特别是在年轻的俄国学者当中，马克思拥有许多信徒，甚至还有一些私人朋友。但是当时俄国的群众运动——如果说得上是群众运动的话——的两大派别即民意党和黑分党，却同他的观点和学说毫不相干。这两个派别都是完全站在巴枯宁的立场上的，至少以它们最重视农民这一点而论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它们的主要问题表述如下：俄国的农民村社，这种当时已经大大衰落了的原旧土地公有制形式，是直接过渡到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呢，还是必须首先经历西欧历史发展所曾经经历过的那种瓦解过程？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维拉查苏利奇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新版写的序言中作了“目前唯一可能的”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这个观点说明了马克思所以热烈同情民意党的原因，这个党的恐怖政策已经使沙皇成为被革命拘禁在加特契纳的囚徒。对于放弃革命政治活动而只限于进行宣传的黑分党，马克思却抱着比较严厉的态度。可是，那样大力地把马克思主义情神灌输到俄国工人运动中去的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却恰恰是这个党的成员。
　　最后，英国也露出一线光明。1881年6月，一本题为《一切人的英国》的小书出版了。这本书是海因德曼写的，算是民主党人联盟的纲领。民主党人联盟是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种激进团体（一半是无产阶级的，一半是资产阶级的）中产生出来的组织。有关劳动和资本的几章几乎可以说一字不差地转述甚至照录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海因德曼既没有提到《资本论》，也没有提到它的作者。他只是在序言的结尾处说，他这本书的理论内容以及相当大一部分实际材料都应归功于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具有独创性的作家。海因德曼引用马克思的著作的这种奇特方式已经够使人不快了，而他在马克思面前表白自己的一番话则更给人一种恶劣的印象。他说，马克思的名声很不好，英国人不喜欢受外国人教训，等等。从此马克思就和海因德曼断绝了关系，并且认为他是一个“靠不住的家伙”。
　　但是，同一年在英国的一家月刊的12月号上发表的贝尔福特·巴克斯的一篇论马克思的文章，却使马克思很为满意。固然，马克思发现这篇文章里所引用的传记资料有许多错误，而关于他的经济原理的叙述也有许多不正确和混乱的地方，但它是英国所发表的第一篇充满了对最新思想的真正热情并且大胆地向英国庸人挑战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伦敦西区的墙上用大字广告加以宣传，引起了很大的注意。马克思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左尔格。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这个向来如此漠视毁誉的钢铁般的人这一次稍稍有点感到得意了，而这是完全可以谅解的。这封信是在内心深为激动的情况下写的，这一点从马克思的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早在11月30日就接到了这一期杂志，而这篇文章使我的亲爱的妻子在最后的日子里得到了一些快乐。你知道，她对这些事情向来是多么深切地感兴趣的。”马克思夫人在1881年12月2日逝世。

（五）暮色

　　正当政治地平线上到处都豁然开朗——而这对马克思来说总是最重要的事——的时候，暮色却日益迫近马克思本人和他的家庭。自从欧洲大陆拒他于门外而不让他到温泉去进行疗养以后，他的旧病复发了，这使得他或多或少丧失了工作的能力。从1878年起，他就没有为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而工作。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或者稍晚一些，他又开始为他妻子的健康担忧了。
　　马克思夫人由于一向具有和谐心灵的幸福的宁静，因而得以享有一个比较无忧无虑的晚年。这一点，马克思夫人在因左尔格的妻子失去两个正当少壮的孩子而写信去安慰她时也谈到过：“这种事情是多么沉重，在这样的损失之后需要多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心灵的平衡，这在我是太熟悉了。但是生活却用它那些微小的欢乐和重大的优虑、日常的琐碎的操心事和微小的烦恼帮了我们的忙。那重大的悲痛逐渐被每天的眼前痛苦所麻痹，于是我们的悲痛就在不知不觉间减轻了。当然，创伤并不会彻底痊愈，尤其是在一个母亲的心上。但是在心灵中却会逐渐产生对新的痛苦和新的快乐的新的感受力，甚至新的敏感性，于是你就会怀着一颗破碎的同时又充满了希望的心继续生活下去，直到这顺心最后停止跳动而永恒的宁静终于来临为止。”又有谁比这位饱经忧患和艰苦奋斗的妇女更配这样轻松地死去，更配这样从容地辞别人世呢？然而她却没有这样从容安息的福分：在她停止呼吸以前，她还得忍受极大的痛苦。
　　1878年秋天，马克思初次写信告诉左尔格说，他的妻子“健康情况很不好” 。一年后，他就写道：“我的妻子的病仍很危险，我自己也远没有完全复原。” 在长久不能确定病因之后，终于判明马克思夫人患的是癌症，这种病将使她在可怕的痛苦中慢慢地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只要想一想这位妇女在漫长的一生中对马克思具有怎样的意义，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为此感到多么沉重。她自己则比她丈夫以及所有身边的人更为沉着坚定，她以无比坚强的精神力量抑制着自己的痛苦，在家人面前经常做出快乐的样子。1881年夏天，当她的病严重恶化的时候，她还有勇气到巴黎去看她的两个已婚的女儿。由于病情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因此医生们也同意她去作这次冒险的旅行。马克思在1881年7月22日给龙格夫人的信中通知她说，他们两个就要到她那里去：“请马上回信，因为你妈妈在得知你要她从伦敦给你带什么东西去以前，是不肯动身的。你知道，她喜欢张罗这样的事情。” 这次旅行就马克思夫人的病情所允许的情况来说，进行得总算是顺利的，但是在回来的时候马克思自己却害了胸膜炎，并发了支气管炎甚至初起的肺炎。这场病非常危险，但是多亏爱琳娜和海伦·德穆特的自我牺牲的悉心看护，终于平安地过去了。关于这些悲惨的日子，爱琳娜写道：“在前面的大房间里躺着我们的母亲，旁边小房间里躺着摩尔。这两个难舍难分、相依为命的人竟不能再同居一室。
　　摩尔又一次战胜了病魔。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早晨，他觉得自己已经有力气走到母亲房里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变得年轻起来，像是一对正在共同走进生活的、热恋中的少男少女，而不像一个被疾病摧毁了的老翁和一个行将就水的老妇正在彼此永远诀别。
　　当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夫人逝世的时候，马克思的身体还很弱，因此医生不允许他伴送他的爱侣的这段最后的旅程。马克思在给燕妮·龙格的信中说：“我遵从了医生的命令，这也是因为亲爱的亡人在临终前几天曾表示希望不要举行什么仪式，她说：‘我们不注重外表’……
　　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她很快就咽了气……正像唐金医生向我预言的那样，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
　　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的墓前发表了演说。他称颂她是她丈夫的光荣而忠实的伴侣，并且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说：“用不着我来谈她个人的种种品德。这些品德，她的朋友们都知道，并且永远不会忘记。如果曾经有过一位以使别人幸福为自己的最大幸福的妇女，那就是她。”

（六）最后一年

　　马克思比他的妻子只多活了十五个月。但是在这整个期间，他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慢性死亡．。恩格斯在马克思夫人逝世的那天说过：“摩尔也死了”，这话是说得不错的。由于在这个短时期内两位朋友多半分居两地，因此他们的通信最后还活跃了一个时期。马克思的生命的最后一年就在这些通信中阴郁而壮丽地逝去。频频发作的病痛破坏了他的安宁。人类的无情命运就这样摧毁了这位思想和行动的巨人。
　　只有那种为他毕生献身的事业献出最后一分力量的热望，才把他仍同生活维系在一起。1881年12月15日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当我从最近的一场病中脱身出来时，我已经是一个双重的残废人：精神方面，由于我妻子的去世而一赚不振，生理方面，由于病后遗留下来的胸膜硬化和呼吸道过敬的痛疾而衰弱不堪。
　　可惜，我还得把一些时间完全花费在恢复我的健康上面。” 这段时间一直延续到他逝世的一天，因为恢复他的健康的一切努力都是枉然的。
　　医生们起先把他送到威特岛的文特诺尔，然后又把他送到阿尔及尔去。1882年2月20日他到了阿尔及尔，但是由于旅途寒冷而在路上再一次害了胸膜炎。不幸，阿尔及尔的这个冬天和春天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多雨而寒冷。他在5月2日转移到蒙特卡罗，但是情况也并不更好一些。他患着胸膜炎，经过一次又湿又冷的旅行到了那里，然而那里的天气也一直很坏。
　　直到他在阿尔让台住到龙格夫妇家里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才有所好转。大概家庭生活对这一点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马克思在附近的恩吉安洗硫磺矿泉浴，也治好了他的老病支气管炎。然后，他和女儿劳拉一同到日内瓦湖畔的维维去住了六个星期，这也使他的健康情况大有起色。当他在9月回到伦敦时，他看上去精神很饱满，而且时常毫不费力地同恩格斯登上高出他的住宅约三百英尺的汉普斯泰特荒阜。马克思打算重新开始工作，因为医生们虽不让他在伦敦过冬，却允许他在英国南部沿海过冬。当11月的雾季开始时，他就动身到文特诺尔去，但是在那里也像春天在阿尔及尔和蒙特卡罗一样，又遇到阴湿多雾的天气。他又患了感冒，不能在新鲜空气里作有益健康的活动，而只能蛰居室内，以致身体越来越衰弱。科学研究工作是根本谈不到了，尽管马克思对科学上的一切发现，甚至那些与他的工作范围并无密切关系的科学发现（例如德普勒在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所作的种种试验）都感到极大的兴趣。他的书信一般都流露出一种抑郁沮丧的情绪。当年轻的法国工人党表现出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时，他对他的女婿们叙述他的思想的方式也感到不满：自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则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脱口说出了一句后来常被一切庸人所利用的话，即：他本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883年1月11日，他的女儿燕妮的意外的死讯给了他致命的最后一击。就在第二天，马克思带着严重的支气管炎回到伦敦，同时并发的喉头炎使得他几乎不能吞咽。“他以坚忍的精神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只好成公升地喝牛奶（这是他生平最厌恶的东西），而不吃相应的硬食。” 2月间，肺部发生脱脓肿。由于十五个月来不断服用各种药物，以致药物对他的身体已不再起任何作用，而只是使他食欲减退，消化不良。他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但是医生们还没有放弃希望，因为支气管炎已经差不多痊愈了，而吞咽食物也比较容易了。因此，死亡是意外地来临的。3月14日午后，卡尔·马克思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安详而毫无痛苦地长眠了。
　　恩格斯虽然对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深感悲痛，却也为这来得突然的死亡感到安慰。“医术也许能使他再拖上几年，使他毫无希望地消磨残生而不是立刻死去，以此为医学技术增光。但这绝不是我们的马克思所能忍受的。面对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揭望去完成它们而又苦于无能为力，这样活着对他来说会比安然死去痛苦千倍。他常喜欢讲伊壁鸿鲁说过的一句话：‘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幸，对于生者才是不幸。’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伟大的天才憔悴衰老，消磨残生，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在年富力强时痛骂过的庸人们嘲笑，——不能！他的逝世要比这强过千倍，我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要比这强过千倍。“
　　3月17日，星期六，马克思被安葬在他夫人的身旁。他的家人十分明理地免除了“一切仪式”，因为那会显得和马克思的一生极不调和。只有几个忠实的朋友站在墓穴旁边：恩格斯，马克思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的两个老同志列斯纳和罗赫纳，从法国来的拉法格和龙格，从德国来的李卜克内西，还有两位著名的科学家——化学家肖莱马和生物学家雷伊·郎凯斯特。
　　恩格斯用英语向他的亡友致最后的告别词。他简短、诚恳而又真实地表述了马克思对于人类曾经具有并且将永远具有的意义。我们就用恩格斯的这些话作为本书的结束："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安乐椅上静静地睡去了——永远睡去了。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战斗着的欧美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的逝世所造成的虚空，我们不久就会感觉到。
　　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迄今为各种思想体系所重重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有了衣食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直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形成为基础，而当时人们的国家制度、法律观点、艺术乃至宗教观念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也就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来加以说明，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本末倒置。
　　而且不止于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过去所作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暗中摸索，而随着剩余价值的发现，这一领域就豁然开朗了。
　　一个人能有两种这样的发现，已可说是不虚此生了。甚至只有一种这样的发现，就算是幸福的了。可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方面，甚至在数学方面，都有独到的发现。他研究的范围很广，而且没有一种研究是肤浅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的。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一种新发现，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效果的新发现都使他感到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刻会对工业和整个历史发展发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的各种发现的进展，不久前还注意到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采取各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第一个使无产阶级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的条件。这一切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就是他的本分。能像他那样热情、顽强而卓有碘成效地斗争的人是不多的。1842年任《莱茵报》的编辑，1804年参加巴黎出版的《前进报》的编辑工作，1847年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1848年到1849年出版《新莱茵报》，1852年到1861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许多战斗性的小册子，参加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各个组织的工作，最后，创立了集这一切工作之大成的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确实，一个人即使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只此一件也足以使他感到自豪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是遭人嫉恨和受人诬蔑最多的人。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曾把他驱逐出境，无论保守的资产者或极端民主的资产者都争先恐后地纷纷诽谤他，诅咒他。他把这一切当做蛛网一样抹去，不予理睬，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给以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受到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的崇敬、爱戴和哀悼，而我敢大胆地说：也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