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无论就本书的性质或本书的目的而言，给它附上一个学术性的参考书目都是不适宜的。因此我只限于略做说明，给那些想深入探讨个别问题的读者指出一些主要途径，以便使他们自己能按照这些主要途径容易地找到岔出去的小路。
　　在有关马克思的大量的、日益增加的文献当中，传记性的作品是比较少的。诚然，短篇的传略一直是有的，但是这些作品一般错误都很多，而且随着这些东西日益频繁地辗转传抄，它们也就变得越来越浅薄无聊。恩格斯第一次使这方面有了一些头绪：他先是在白拉克的《Volkskalender》[《人民历书》]（1878年）上发表了一篇传略[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页]。继而他又为《Handwörterbuch für Staatswissenschaften》[《政治学辞典》]（耶拿，1892年；第5卷，第1130页以下）写了一篇有关马克思的文章[恩格斯：《亨利希•卡尔•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下卷，第255—261页]，这篇文章虽然十分可靠，却仍不免有个别错误。
　　在传记作品当中还有一部作品是值得注意的：威•李卜克内西：《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s.Ein Lebensabriss und Erinnerungen》[《忆马克思。传略与回忆》]（纽伦堡，1896年；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7—150页）。该文所叙述的主要限于50年代的事情，但是如果把许多个别不确切的地方抛开的话，它是对这一时期作了出色的描绘的。克拉拉•蔡特金的一个为发表而加以扩充的报告《Karl Marx und sein Lebenswerk》[《卡尔•马克思及其生平事业》]（爱北斐特，1913年；俄译本，莫斯科，1922年），虽然具有另一种形式，却同样以其热情的笔调而著名。这一著作是建立在对题材的确切理解上的，并由于它的附录而把读者一步一步地引人马克思的蕴藏在他的著作中的那个思想世界，从而具有特殊的价值。相反地，约翰•斯巴哥的《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纽约，1910年；俄译本，列宁格勒，1924年）却是一个道地的拼拼凑凑的作品。
　　马克思传记的主要史料（有关1850年以前的）是四卷的所谓《Nachlassausgabe》[《遗著》]，尽管它早已不是马克思的遗著中的唯一出版物（全名：《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herausgegeben von F. Mehring》[《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遗著。梅林编》]）（斯图加特，1902年）。这部作品总算安然地度过了几乎十五年；在1913年第2版的引言中对某些细节作了订正。古斯达夫•迈尔关于《Rheinische Zeitung》[《莱茵报》]、关于《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德法年鉴》]以及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大大地补充了第1卷，而后来被伯恩施坦所发现并被他发表在《Neue Zeit》[《新时代》]（第33卷，上卷，第19页以下）上的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五封信则补充了第4卷。在这一出版物的引言和注释中，我根据手稿和已出版的资料阐述了许多传记性的材料，因此本书的前几章在一定的程度上只是这些东西的摘录而已。
　　第二个主要史料（有关1850年到1870年二十年间的）是四卷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全名：《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 1844 bis 1883 , herausgegeben von A . Bebel und Ed.Bernstein》[《1844年至I883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编》]（斯图加特，1913年）。这一宏伟的作品甚至受到敌人的巨大尊敬。在学术著作中对这一著作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的，我想指出：伯恩施坦在《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库》]（第38卷）中的著作；古·迈尔在《Zeitschrift für Politik》[《政治杂志》]（第7卷）中的著作；梅林在《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第5卷）中的著作；海•翁肯在《Preußische Jahrbücher》[《普鲁士年鉴》]（第155卷）中的著作；施穆勒在《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第39卷）中的文章。
　　第三个主要的史料（有关1870年到1883年间的）是同左尔格的通信（全名：《Briefe und Auszüge aus Briefen von Ioh.Phil.Becker,Jos.Dietzgen,Friedrich Engels,Karl Marx an F. A.Sorge und andere》[《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给左尔格等人的书信和书信摘录》]（斯图加特，1906年）。书信原件和其余的手稿材料都被左尔格交给了规模巨大的纽约公共图书馆。
　　通信方面的那些篇幅较小的出版物（同库格曼、魏德迈、弗莱里格拉特等人的通信），我在谈到这些人时再加以列举。在这里我只认为有义务怀着真挚的感谢心情提一提在我的全部写作期间卡尔•格律恩堡出版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所给予我的支持。这一杂志尽管办得时间不很久，却由于它的主编极其能干而成为一切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
　　青年时代使我获得有关马克思的系谱资料的诉讼文件，我是在维也纳的毛特涅尔和巴本海姆二氏的极为完善的图书馆里看到的。再参阅梅林：《Splitter zur Biographie von Karl Marx》[《有关卡尔•马克思传记的零星资料》]，载《新时代》，第29卷，上卷，第4页（附有关博士考试的若干细节材料）。梅林：《Die von Westphalen》[《冯•威斯特华伦一家》]（载《新时代》，第10卷，下卷，第481页）。
　　黑格尔的弟子爱琳娜•马克思在《新时代》（第16卷，上卷，第4页）上全文刊载了马克思给双亲的信。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科本：《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莱比锡，1840年）；布鲁诺•鲍威尔：《Kritische,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复类福音作者批判史》]（莱比锡，1841年）；卢格：《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ätter》[《通信和日记》]（柏林，1886年）。《Doktordissertation》[《博士论文》]（载《遗著》，第1卷，第63页；中译本《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Anekdota zur neuesten Philosophie und Publizistik》 [《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苏黎世，1843年）；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的《莱茵报》全份保存在柏林王室图书馆。古·迈尔的《Die Anfänge des politischen Radicalismus im vormärzlichen preußen》[《三月革命前普鲁士政治激进主义的开始》]（载《政治杂志》，第6卷）提供了从档案中搜集来的有关这一报纸的历史的文献资料以及有关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方面的演变情况的丰富资料。伯恩施坦于1902年在他的《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社会主义文献》]上发表的、马克思给卢格的八封信对于阐明报纸的内部危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这一报纸上发表的最重要论文现在巳收入《遗著》，第1卷，第171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35页以下）。再参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通信与遗著》]（海得尔堡，1874年）。
　　流寓巴黎《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德法年鉴》]。这唯一的一部包括头两期的双期合刊号是1844年3月在巴黎出版的。作为引言的通信，还有发表在那里的马克思的两篇论文和恩格斯的两篇论文现在被编入了《遗著》的第1卷，第360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07—418 、419—451 、452—467 、596—625 、626—655页）。古•迈尔的《Der Untergang der und des Pariser < Vorwärts!>》[《<德法年鉴>和巴黎的<前进报>的消亡》]（载《Grünbergs Archiv》[《格律恩堡文库》]，第3卷）提供了有关该杂志的历史的档案材料；卢格：《Aus früherer Zeit》[《回忆录》]（柏林，1886年）。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理论中属于自己的精神财产的那个东西，见于1852年3月5日他写给魏德迈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452页]。参阅梅林：《Neue 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von Marx und Engels》[《有关马克思恩格斯传记的新资料》]（载《新时代》，第25卷，下卷，第163页）。再参阅普列汉诺夫：《Über die Anfänge der Lehre vom Klassenkampf》[《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载《新时代》，第21卷，上卷，第275页；中译文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卷，第512—570页）和罗特施坦：《Verkünder des Klassenkampfes vor Marx》[《马克思以前阶级斗争的宣告者》（载《新时代》，第26卷，上卷，第836页）。有一整份《前进报》现存维也纳市立图书馆；马克思在这一报纸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论文收入《遗著》，第2卷，第41页。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年轻的恩格斯可以说是被古•迈尔在他的文章《Ein Pseudonym von Friedrich Engels》[《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笔名》]（载《格律恩堡文库》，第4卷）中重新发现的。恩格斯给他青年时的几个友人的信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些信被迈尔发表在《Neue Rundschau》[《新观察》]（1913年9月和10月号）上。我们希望迈尔准备详细论述恩格斯早期文学和政治活动的著作能够早日问世。恩格斯和马克思合著的《Die Heilige Familie》[《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3—268页），转载在《遗著》第2卷上并附有详细的注释。恩格斯：《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in England》[《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莱比锡，1845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69—587页）。
　　亡命布鲁塞尔伯恩施坦在他的《社会主义文献》中转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施蒂纳的论战著作的一些大的片断。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参阅《遗著》第2卷。魏特林：《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Mit einer biographischer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 von Mehring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附梅林所著的传记性引言和注释]（柏林，1908年）。蒲鲁东：《Correspondance》[《通信集》]，第2卷，第198页。马克思：《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哲学的贫困》]（斯图加特，1885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71—198页）。在党的档案库中保存有几乎一整份的《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都收入《遗著》第2卷。保存下来的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比较少的材料，现在编入马克思：《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in Köln》．Mit Einleitung von Engels und Dokumenten．Vierter Abdruck mit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 von Mehring[《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附恩格斯的引言和有关文件。第四版附梅林的引言和注释]（柏林，1914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457—536页）。贝尔特兰：《Die socialdemokratische Belgien vor 1848》[《1848年前比利时的社会民主运动》]（载《新时代》，第23卷，下卷，第277页）。罗特施坦：《Aus der Vor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n》[《国际前史》]（载《新时代》，增刊第17 号）。威•沃尔弗：《Gesammelte Schriften》，herausgegeben von Mehring[《威廉•沃尔弗全集》。梅林编]（柏林，1909年）。马克思：《Lohnarbeit und Kapital》．Mit Einleitung von Engels[《雇佣劳动与资本》。附恩格斯的导言]（柏林，1891年；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47—83页）。马克思恩格斯：《Kommunistischer Manifest》[《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61—504页）。经过作者之一重新审订过的最近一版是1890年在柏林出版的。
　　革命和反革命《Neue Rheinische Zeitung》[《新莱茵报》]——它的许多社论载《遗著》第3卷。梅林：《Freiligrath und Marx in ihrem Briefwechsel》[《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的通信》]（载《新时代》，增刊第12 号）。拉萨尔和马克思——参阅《遗著》第4卷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一58年版）第2 、3卷。
　　流寓伦敦《Revue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新莱茵报评论》]。单行本的出版物有马克思：《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Mit Einleitung von Engels[《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附恩格斯的导言]（柏林，1895年；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95—218页)；其他作品，其中包括许多每月述评与书评，以及恩格斯的《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kampagne》[《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127—235页；载《遗著》第3卷）。关于金克尔案件的详细说明最初见于以档案资料为依据的几篇文章中，这些文章都发表在1914年的《普鲁士年鉴》上。关于伦敦流亡者的生活，参阅梅林的《Neue Beiträge》[《新资料》]；这些资料是从马克思同魏德迈的通信中得来的。马克思：《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斯图加特，1914年；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219—321页)。马克思：《Enthüllungen》[《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457—53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章里所阐述的资料基本上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取得的；在这里我们对个别细节的资料来源就略而不提了。
　　克里木战争和危机由于这一章已经付印，所以我未能为这一章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下列一书：《Gesammelte Schriften 1852 bis 1862》，herausgegeben von N．Rjasanoff [《马克思恩格斯1852—1862年间著作集》。梁赞诺夫编]（斯图加特，1917年）。这一著作的前两卷（到1855年）已经有一千页以上了；还有两卷没有出版。但是已经出版的两卷，作为传记资料来看，价值是不大的，以致我并不需重新审订或是补充我的本文。一般说来，只是加深了这祥一个印象，即为《New-York Daily Tribtune》[《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做的工作并不是马克思必须忍受的苦难的最轻的部分。德纳不是报纸的真正所有者，而只是它的真正所有者——格里利和麦克•埃克拉特——的代理人这样一个事实，还不能使我们有理由像编订者那样得出结论说，德纳对马克思的态度不管怎样还是正确的。马克思在同他的十年交往当中决没有料到，德纳不过是在患难之中对他表示同情的一位朋友。梁赞诺夫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两卷的文章与短评具有十分不同的价值：它们的一部分，作为附带的但是内容丰富的作品，可以补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科学作品，而另一部分，特别是编入第2卷的那部分，则不过是“地地道道的报纸通讯”；把这些文章拿来重新发表，恐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不满意的。关于在这一章中所提到的乌尔卡尔特、哈尼、琼斯和其他人，参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古•迈尔：《Zwei unbekannte Briefe von Marx an Lassalle》[《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两封人们所不知道的信》]( 1855年），载《Frankfurter Zeitung》[《法兰克福报》]（1913年8月10日）。马克思：《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政治经济学批判》]（柏林，1859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 962年版，第13卷，第3—177页）。
　　王朝的兴替恩格斯：《Po und Rhein》；《Savoyen，Nizza und der Rhein》，zwei Abhandlungen，herausgegeben von Bernstein[《波河与莱茵河》；《萨瓦、尼斯与莱茵》。伯恩施坦编的两篇论文]（斯图加特，1915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247—299页，第633—680页）。拉萨尔：《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ßens》[《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柏林，1892年）。福格特：《Mein Prozess gegen die < Allgemeine Zeitung>》[《我对＜总汇报＞的控告》]（日内瓦，1858年）。马克思：《Herr Vogt》[《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马克思同拉萨尔、弗莱里格拉特、魏德迈的通信，特别是同恩格斯的通信。
　　国际的创始有关国际的较早的著作（戴斯杜、维列塔尔等人的著作）完全过时了；鲁道夫·迈耶尔的《Emanzipationskampf des vierten Standes》[《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柏林，1874年），只要加以必要的注意，有时是可以利用的。耶克的《Die International》[《国际》]（莱比锡，1904年；俄译本，莫斯科，1926年第2版）是对这个伟大组织的历史进行科学论述的第一个尝试。耶克最初作为纪念国际成立四十周年的报告而写的这册小书，现在读起来还有用处。它只是在一个方面，诚然是重要的方面陈旧了，这就是它片面地尖锐指责一切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分子，特别是巴枯宁。耶克没有充分看透吴亭的阴谋和波克罕的捏造，而过分相信马克思有关巴枯宁的同盟的那本小册子。除去耶克的著作之外，还有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日内瓦出版的六个年度的《先驱》（从1866年到1871年），仍然是有关国际历史的比较好的参考资料。关于施韦泽的所谓背叛，当然我在正文中没有再提一个字。关于这一点参阅施韦泽的《Politische Aufsätze und Reden》，herausgegeben von Mehring[《政治论文与演说》。梅林编]( 1912年）。古•迈尔：《J.B.von Schweitzer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冯•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耶拿，1909年）。
　　对施韦泽的为人和他的政策作了精彩描述的是亨•劳芬堡：《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im Hamburg，Altona und Umgegend》[《汉堡、阿尔托纳及其近郊的工人运动史》]（汉堡，1901年）。倍倍尔：《Aus meinem Leben》，2．Band 1—137 [《Die Periode des Herrn von Schweitzer》）[《自传》，第2卷，第1—137页（《冯•施韦泽先生时期》）]（俄译本：《倍倍尔自传》，列宁格勒，1925年）。倍倍尔只是重复旧的，早已被驳倒的指责，却没有对反驳进行批判。关于1865年国际的伦敦会议，参阅麦•巴赫在《新时代》（第20卷，上卷，第549页）上的文章。《Briefe von Karl Marx an L. Kugelmann》[《卡尔•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载《新时代》，第20卷，下卷，第26页；中译本：《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资本论》论述学说史的《资本论》第4卷的全部保存下来的断片都被考茨基编为一部书出版：《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剩余价值学说史》]（斯图加特，1905年；中译本：《利余价值学说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所有有关《资本论》的通俗解释的作品所以都过时了，只是因为这些作品仅限于论述《资本论》第1卷。第1卷的“大众版”是考茨基1914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有关这一经典著作的大里文献，其特色与其说是它们的内容，毋宁说是它们的篇幅，而且不仅仅对于反对者才可以这样说。就知识的渊博，语言的华美，探讨问题时逻辑上的明确性和思考的独立性而论，就进一步发挥《资本论》的思想这一点而论，罗莎•卢森堡的《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Ein Beitrag zur ökonomischen Erklärung der Imperialismus》[《资本积累论。关于从经济上解释帝国主义的问题》]（柏林，1913年；俄译本：《资本积累论》，第1—2卷，第5版，莫斯科，1934年）是最接近于这部典范著作的。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埃克施泰因、希法亭等人）将此书批评得体无完肤的那种手法，乃是马克思主义僧侣的拿手好戏。
　　国际的全盛时代本章和下一章的参考资料除去《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和报纸《先驱》之外，还应当注意到有关巴枯宁的文献：巴枯宁：《Oeuvres》[《著作集》]（第1—6卷，巴黎，1907—1913年）。詹姆斯·吉约姆：《L’Internationale.Documents et Souvenirs》 [《国际。文件和回忆》]（巴黎，1905—1910年）。麦克斯·涅特劳：《Bakunin und die Internationale in Italien bis zum Herbst 1872》[《巴枯宁和1872年秋天以前意大利的国际》]（载《格律恩堡文库》，第2卷，第275页）；麦•涅特劳：《Bakunin und die Internationale in Spanien 1868—1873》[《巴枯宁和1868—1873年间西班牙的国际》]（载《格律恩堡文库》，第4卷，第243页）。麦·涅特劳：《Bakunin un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von 1868—1873》[《巴枯宁和1868—1873年间的俄国革命运动》]（载《格律恩堡文库》，第5卷，第357页）。勃鲁普巴赫尔：《Marx und Bakunin》[《马克思和巴枯宁》]（慕尼黑，1913年）。如果我着重强调了这批文献对于研究国际历史的必要性，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真正的智慧和真理。恰恰相反，可惜的是，这些著作的作者完全合理地要求公正地对待巴枯宁，但是却没有要求同样公正地对待马克思。然而，不可听一面之词这句老话对于写历史也是适用的。斯切克洛夫的《Michael Bakunin》[《米哈伊尔·巴枯宁》]（斯图加特，1913年；俄译本：《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的生平和事业》，莫斯科，1926年版）是一部好书。作者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故去的巴枯宁采取公正的态度。《机密通知》全文刊载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里（载《新时代》，第20卷，下卷，第472页；载《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96页）。
　　国际的衰微马克思：《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mit Einleitung von Engels[《法兰西内战》。附恩格斯的导言）（柏林，1891年；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452一525页》。这一著作包括国际关于战争和公社的三篇宣言。马克思在信中谈到的有关公社的意见，参阅《新时代》，第20卷，上卷，第708页。起义期间马克思同公社委员会委员所进行的通信的少数断片，收入《新时代》，第29卷，上卷，第734页。《Mémoire présenté par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à toutes les Fédérations de l’Internationale》[《国际工人协会犹拉联合会致国际各联合委员会的备忘录》]（桑维尔耶，1873年）。《Les prétendues scissions dans l’Internationale.Circulaire privé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所谓国际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机密通告》]（日内瓦，1872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卷，第7—55页）。麦·巴赫：《Die Spaltung in der englischen Internationale》[《英国国际的分裂》]（载《新时代》，第21卷，下卷，第21页）。《Ein Komplot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不伦瑞克，1874年（所谓《Allianzbroschure》[《同盟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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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就考茨基和梁赞诺夫极力要扼杀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本书的企图讲几句话，看来是合适的。
　　尽管我关于拉萨尔所说的一些异端的言论引起了考茨基对我的公开警告，说我“反对马克思”，还说我“辜负”了拉法格夫人的信任，但是我依然公开地坚持执行自己的写作传记的计划。不仅如此，我甚至敢于在杂志《新时代》上我所主编的《杂感栏》里（参阅《新时代》，第31卷，下卷，第985页）评沦勃鲁普巴赫尔关于马克思和巴枯宁的著作时不把这部书骂得狗血喷头。我指责这部书对马克思进行了某些攻击并有不公正之处，但我仍然说它是一部“有益的和值得赞扬的书”，因为它消除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巴枯宁所作的一系列不公正的指责；而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我决没有把我自己排除在外。我的评论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国际是在完成了自已的伟大历史使命之后死亡的，因此，它的死是一个无比光荣的死，而决非死于那些丧尽天良的蛊惑家的卑鄙阴谋之手。
　　我所讲的只限于这些，但是梁赞诺夫却针对着我的短短六页的文章发表了篇幅在十倍以上的一个小册子，而考茨基还乐于为这小册子提供《新时代》上面的篇幅（参阅梁赞诺夫：《Sozialdemokratische Flagge und anarchistische Ware》[《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的商品》]，载《新时代》，第32卷，上卷，第5、7、8、9、10 和13 期）。当然，梁赞诺夫一句话也没有谈到我所作出的实事求是的结论。甚至他为了歪曲我的话或是夸大由于我的疏忽而造成的一些不重要的毛病而想从我的文章中找到的两三个错误，也同我认为本质上是最重要的东西毫无关系。他的目的就在于把我说成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既无相应的知识，又无判断能力，甚至没有应有的善意来总括地论述马克思。经过他的描述，我可以说成了挂在集市摊子上的那些涂着朱红颜色的鬼脸，而那摊贩就站在这些鬼脸前面吆喝着：“瞧这怪玩意儿吧！”
　　梁赞诺夫当然是十分适于扮演这种摊贩的角色的。他是这样一种文体的能手，这种文体是他从他素所钦佩的波克罕那里学来的，而关于这种文体马克思曾说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只要是他一拿起笔来，那就糟了！他既缺乏机智，又无风趣。而且他没有任何必要的知识修养。他很像是为了打扮自己的面孔而把各种颜色刺到面皮里去的野人。他总爱玩弄一套陈腔滥调。几乎他的每一句话都本能地戴上一顶小丑的尖帽。”但是梁赞诺夫却不仅仅是本能地这样做的。如果他能够按照自已的兴趣而摆出一副严峻的面孔的话，那么这个“严肃的研究者”（他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和自己一类的人物）就变成了一个拙劣的伪造者，为了在自己的小册子里面向我开几个卑劣的玩笑，他把波克罕1869年夏天在格维多•魏斯所出版的《Zukunft》[《未来报》]上发表的反对巴枯宁的一系列文章的责任推到我的身上。在这里梁赞诺夫引了我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我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未来报》的编辑部，而在同一个地方还指出我参加编辑部的时期是1870年1月。梁赞诺夫把这个日子满不在乎地抛到字纸篓里去，并且捏造出一个说法，好像我在1869年6月25日，而且正是在6月25日，在《未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一来，他就通过小小的隐瞒和小小的伪造给自己扫清了一块场地，然后就得意洋洋地嘲笑起所谓我在《未来报》编辑部所扮演的那个“小毛孩子”的角色，虽然，在1869年的夏天，我同该报编辑部还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是最疏远的关系。连资产阶级杂志对社会民主党的作家都耻于干出的这种蠢事，考茨基竟然毫不踌躇地在二十年来我极其热心为之撰稿的《新时代》上干出来。
　　但是让我们看一看这些西塞罗对卡提利纳的指责吧!在头一页上他们就指责我，说我在评论勃鲁普巴赫尔的著作的文章里叫卖“最腐朽的商品”，并且引起了这样的危险，即“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把无政府主义者先前对恩格斯和马克思、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所发出的那一切指责，如所谓诽谤狂、无耻的谎言、伪造、隐瞒蒙混、道德感的空前混乱等等，偷偷地运进党的文献”。如果在小册子的第一页上，这种危险还只是“迫近眉睫”的话，那么在第二页上，它已经开始出现，说我“对伟大的死者进行了用道德来粉饰、用伪善来掩盖的谩骂”。我的一条最严重的罪名是，我想搞掉现代工人运动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而把巴枯宁推出来代替他作为真正的救主，或者用梁赞诺夫本人的那种插科打诨的调子来说，我想把“马克思说成是克罗狄乌斯，把巴枯宁说成是哈姆雷特的父亲，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说成是王后，而把梅林说成是哈姆雷特，这个哈姆雷特想再一次劝说王后，要她把比较坏的一半抛除，而同另一半更加贞洁地继续生活下去”。跟着，梁赞诺夫就又从这悲剧的高潮陷入他更加熟悉的小丑胡闹的境地，并且指责我，说我盲目相信勃鲁普巴赫尔和吉约姆的“令人作呕的”胡说，而根据这两个人的说法，马克思的国际只是一件外衣，“这件外衣掩盖着一个由没有良心的和道德上迟纯的耶稣会教徒们组成的不信神的帮派”。
　　的确，梁赞诺夫也曾举出了两个减轻我的罪名的情况：第一是我的极大的无知，“对于对象只有表面的认识，而有关对象的文献，只要不是用德语发表的，就全然不知”。第二是我深感良心有愧，因为我诽谤巴枯宁比之诽谤吴亭和同他一伙的人还要厉害。梁赞诺夫也只有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才能给后面的这个说法找到根据。他闭口不谈我在他所引用的、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的一段话里为巴枯宁受到的这样一种指责辫护的事实，即他是出于纯个人的动机才反对马克思的。他还闭口不谈我是用巴枯宁的教养和生活的过程本身来解释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但是梁赞诺夫却加重点地引用了我后面这个本身是正确的说法，即在巴枯宁同马克思进行斗争时，巴枯宁的个人虚荣心和个人嫉妒心“起了某种作用”。现在，在有关巴枯宁的所有新材料出现之后，我乐于放弃这个说法。但是“机智的”梁赞诺夫却完全错误地认为，我是由于这些新材料才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而把巴枯宁抬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思想领袖的地位上去的。如果梁赞诺夫以为我当时的评语是对巴枯宁的诽谤当中最恶毒的诽谤，那么或者是他不了解自己所喜爱的波克罕和吴亭（但这样的事情对于像他这样的“严肃的研究者”来说是难以设想的），或者是他的确精神失了常。
　　单是这本东西就足以证明，要我来写马克思的传记无异于要驴子弹六弦琴。事实是否如此，请读者看一下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再自己做出判断吧。这两章进一步详细论证了我在对勃鲁普巴赫尔的书的短评中所勾画的一个粗略的轮廓。被马克思主义僧侣看成是难以补偿的罪行的，首先是在执行每一个历史学家应尽的义务时，我在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的争论中不仅听取了马克思派的证人的申述，而且听取了巴枯宁派的证人的申述；其次是，我按照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家的本分，把国际的历史不是看成是卑鄙无耻的阴谋家推翻毫无缺点的英雄的一出悲喜剧，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现象，而只有从伟大的历史联系上才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兴起和灭亡。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僧侣们已经谈得够多了，因为考茨基本人通过他在1914年8月4日采取的机会主义政策，以及他那臭名昭著的发现——国际“本质上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而“在战争时期则不是有效的工具”——已经足够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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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十年拉法格：《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 an Karl Marx》[《忆马克思》]（载《新时代》，第9卷，上卷，第10页；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86页）。马克思：《Programmbrief》[《关于纲领的信》]（载《新时代》，第9卷，上卷，第561页；参阅《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11—47页）。在倍倍尔的《自传》（第2卷，第318页）上可以看到恩格斯的一封同样的信。斯切克洛夫：《Die bak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nach dem Haager Kongress》[《海牙代表大会后巴枯宁派的国际》]（载《新时代》，增刊第18 号）。马克思关于东方战争的意见参阅同左尔格的通信（第156页）和李卜克内西的《Zur orientalischen Frage》[《关于东方问题》]（莱比锡，1878年）一书的附录。关于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最初几年间的争论，参阅同左尔格的通信和倍倍尔的《自传》。马克思夫人的最后一封信，参阅同左尔格的通信（第151页）。关于马克思最后的生病、去世和安葬，参阅恩格斯同左尔格的通信（第186页）和苏黎世的《Sozialdemokrat》 [《社会民主党人》（周刊）]( 1883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