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纳旦》——莱辛的五幕戏剧诗（弗兰茨·梅林，1909年）

《智者纳旦》

莱辛的五幕戏剧诗弗兰茨·梅林

（―九○九年）

　　〔说明〕原载《人民舞台》所编《戏剧、歌剧介绍汇编》，一九〇九年柏林版。

　　莱辛自己把他这部最后的剧作称之为进入老境时由论战帮他生下来的一个儿子。为了正确地评论这言美妙的诗歌，有必要略费笔墨来写一下它产生的历史。
　　这个剧本是莱辛对浅薄的启蒙运动展开的神学论战中产生出来的。今天的这些浅薄的启蒙运动家们试图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莱辛不是在跟他们的祖师爷作斗争，而是在反对不加修饰的基督教的正宗教义，仿佛以这个剧本的庄严的和弦结束的这场大争论，其重点就在针对汉堡总牧师歌彻^[1]而写的那些传单上。现在看来，这些传单自然毫无疑问都是笔墨争战的杰作，而莱辛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家对于路德派的正统教义也肯定采取断然反对的态度。不过在一个刚正不阿的完人眼里，半吊子的启蒙运动家远比完完全全的正教信奉者更为可鄙，因为前者对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发展要比后者危险得多。我们解决了这种正宗教义，可是德国的启蒙运动家不是从此一鼓作气把这论战彻底进行到底，而是设法把正在觉醒的群众关进凑凑合合搭起来的那个“理性的基督教”的羊圈里去，莱辛曾经既辛辣又贴切地讽刺道，在这个羊圈里人们既不知道基督教在何处，也不知道理性在那里。
　　只有这位思想家和战士挺身而起，与之斗争。至于他和总牧师歌彻争斗起来，可完全违反他的初衷。是歌彻自己挑起这场斗争的，从他的立场出发，他很正确地感觉到，莱辛的宏大思想天长日久对于正教来说，远比启蒙运动者微小的狡诈危险得多，既然他没有能力作为旗鼓相当的对手和莱辛挥剑厮杀，决一胜负，他便采取了一个真正是僧侣们惯用的手段：把世俗的主管当局动员起来。莱辛当时在布劳恩许魏克公爵^[2]那里当图书馆管理员，歌彻便向公爵微微的暗示一下，告发了这个亵渎神明的恶棍。果然这个卑鄙的暴君便屈从于这个虔诚的暗示，没收文稿,连下禁令，把这条正把一大群半吊子的启蒙运动家和完全的正教信奉者往前猛赶的坚强有力的手臂掣住。
　　于是莱辛在一个失眠之夜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他想试试看，人家是否会让他在“他旧日的讲台上，也就是在戏台上，至少还能安然无扰地讲道。”就这样,他心里起了写纳旦的想法。他给他弟弟的信里写道：“这决不是一部讽刺剧，我不想带着讥讽的讪笑离开战场。这将是一出动人的剧本，就跟我历来写的剧本那样。”他想以此“从另外一边袭击敌人的侧翼”。可是他也说：“我的剧本和我们现在那些穿黑袍的人没有关系……一切启示宗教的神学家们当然都会对这剧本大肆谩骂，但是要他们公开出来反对，他们大概也不会干”。由此可见，莱辛并不想用他这个剧本来讽刺路德派正统教义，或者讽刺总牧师歌彻。歌彻和耶路撒冷的教长之间的相似之处只在于，凡是严苛的牧师总是彼此相似的。
　　同样，莱辛也并不想在剧中主人公身上来刻划他的朋友摩西·门德尔逊^[3]，并不想赞扬犹太教，诋毁基督化。莱辛挺身而出，为受迫害的犹太人说话，可是同样，他也为受迫害的耶稣会修士说话。任何宗教的偏执严苛他都深恶痛绝。他只要看见这种东西,总要痛加挞伐，不论是在基督教徒身上，犹太人身上，还是土耳其人身上。莱辛知道，这种偏执严苛是每一种启示宗教世代相袭的遗传，这就是说,每一种建立在所谓得自上天的启示的基础之上的宗教都有这种偏执严苛。他也知道，在这方面犹太人对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都没有什么可加指责的。恰好相反！莱辛让他的护法武士^[4]说道，犹太人首先“对人妄加吹毛求疵”，他们自称为“上帝的选民”，而把只有他们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这样的迷信传给基督徒和穆斯林。
　　莱辛的剧本演的是十字军东征时候的事。这就难免会有某些违背历史真实之处。可是莱辛说得很有道理：启示宗教给人类带来的害处，在一个有理性的人看来，任何时候也没有比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更触目惊心的了。莱辛说，在那些历史学家的著作里不乏暗示：这样一个有理性的人如今就表现在一位苏丹身上。而苏丹萨拉丁据说也并不是他独自一个获得了这种认识。由护法武士组成的那个基督教的教会，一到他们的救世主生活过并且受过苦的基督教圣地^[5]，就染上了各式各样的异教倾向。据说德国霍恩斯陶芬王朝的弗里特里希二世皇帝^[6]就说过一句名言，说摩西^[7]，耶稣和穆罕默德是“三大骗子”。
　　莱辛当然不会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持这样一种粗野的观点。他不仅看到了一切启示宗教的坏处，也看到了它们的好处。他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理解为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些历史阶段，也就是说，虽说是些暂时的阶段，可也是不可避免的阶段。他这首诗的核心乃是关于三枚戒指的譬喻，这个譬喻从十字军东征之时起便已流传于世界文学之中。莱辛给他的这首诗的核心部分以这样一个具有特色的转折：“没有一枚”戒指是真的，那枚真正的戒指大约丢失了，可是，谁要是认为自己的戒指是真的，那他就应该以亲切的宽容精神和慈善行为把寓于他戒指之中的那块宝石的威力表现出来。这实际上是年轻时代的莱辛用下面这句话说出来的同一个思想：“所有的启示宗教全都同样是真的，也同样是假的”每一种启示宗教全都曾经一度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从这意义上说，它们都同样是真的，而每一种启示宗教要想阻碍人类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从这意义上说，它们都同样是假的。
　　我们今天对于各种宗教的产生和消逝所知道的比莱辛在当时历史研究的水平上所知道的要多，可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更加佩服莱辛实际上代表他的立场时所具有的思想上的明确性。我们今天并没有超过他的立场，也根本不想超过。宗教信仰是每个人的私事，谁也不得干涉，谁也不许因此而打扰他。可是同样，任何人也不许用自己的宗教信仰去打扰别人。宗教是个人私事这句话也包含了下面这句话：每一种宗教，不论它是那—种，只要它一旦想成为科学研究的一种束缚，社会压迫的一种武器，就必须受到坚决的反对。
　　尽管莱辛的这个剧本演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可它并不是一出历史剧。诗人自己说过：“构成剧本基础的那个历史故事，我处理起来，完全置一切时间计算于不顾；我甚至随心所欲地安排各个人物的姓名。我对于真实事件的暗示只不过是要它们对我的剧本的剧情发展说明理由而已。”剧本的情节是莱辛随意杜撰的，离奇曲折，相当浪漫主义，并不真实，只能激起观众和读者一般的兴趣。《纳旦》的戏剧结构根本不能和《爱米丽娅·迦洛蒂》相提并论；我们立刻感觉到，莱辛并不是想为剧院创作一部杰作，而是另有目的。要是说纳旦在开头第一场就宣布，讨回欠债并不是轻易能够办到的事情，那么《纳旦》的作者可是很轻易地就把他欠剧院的一部须要动人情节的剧本给写成了。莱辛在谈到他的这些诗句的时候甚至于直截了当地说，考虑到音节铿锵，他认为，诗句写起来可以相当顺利。他之所以选择韵文，因为他在剧中某些段落不得不使用一些东方的声调，这些声调如果用散文就会显得过分显眼，另外他也希望快些脱手，而他从来写散文都比写韵文更费时间；要造有人说他：瞧，这样的一些诗歌！那么他就说道：请原谅，我想，要是这些诗写得更好一些，那就反而更糟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诗如果写得更富戏剧性，反而更无戏剧性了。一百多年来使这部诗作跟它问世第一天一样永葆清新的魅力，远比诱人的形式、动人的情节具有更为精致、更为深刻的效果。普拉腾曾在下面这首两行短诗里恰当地描述了这种魅力：

　　在这独一无二的上帝面前，一切全都消逝；
　　人物性格、精神、最高贵的人类图象，乃至众神。

　　莱辛创作的并不是色彩苍白的人物模式，睿智的话语从他们的嘴里纷纷吐出，他创作的是真实的人。就是在这里莱辛也放弃使用一切尖锐对比的方法，这是剧作家很难割爱的一种手法，这样莱辛的成就便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全剧九个人物，只有一个人物逊色。附带说一句，这是全剧唯一的一个历史人物，因为苏丹萨拉丁是个想象的产物，既不是取材于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也不是取材于法国启蒙运动家的作品。耶路撒冷的赫拉克利乌斯教长在历史上臭名昭著是个凶恶的罪人，他的行为极端放荡，玷污了他那教长的法座。谈到这个人物，莱辛可以说，此人在剧本里显得远没有在历史上那么坏。尽管莱辛在写教长时并没有以老牧师歌彻为模型，但是在写作时，他当然可能在有些场合想到这位“哈莫尼亚的教皇”^[8]。当这位教长在一一九二年的耶路撒冷居然谈到一则“戏剧笑话”，那么碰到这种违反时间、时代的舛错，我们可以想到这是歌彻。
　　教长在全剧只有一场戏；其他所有的人物都是好人，并不是美德化身毫无瑕疵的怪物，而是每个人都沾染上或大或小的弱点，正因为如此，被作者塑造得生动真实，对于这位作者来说，首先是他自己说的话在起作用：

　　我知道，善良的人们如何思想：
　　知道，天下各国都有善良的人。

　　莱辛把他自己身上的血液灌注到所有男性人物的身上：他赋与智者纳旦的是他自己对辩证思维的喜爱，那位苏丹萨拉丁的愤怒可以和他的仁慈同样巨大，那位护法武士秉性无拘无束，而又自负高傲，可是也会一时冲动，冒昧行事；那位粗野无礼的回教乞食僧人，那位“粗野、善良、高贵”的人，完全是从莱辛的灵魂深处承认：只有真正的乞丐才是真正的国王；还有那个“虔诚的单纯的化身”那个修道院的修士，是个逆来顺受、仁爱为怀的早期基督徒的典型，对他来说，默想静观的生活高于一切，就象莱辛给自己描绘的理想一样，在修道院的寂静之中潜心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这个剧本一出版有个很在行的评论家就说道：“我的主人公是莱辛，我从护法武士，修道院修士，回教行乞僧人和智者身上都看出他来。”
　　同样剧中的女性人物也都密切参与了她们创造者的生活。西塔的模型是艾莉色·赖马路斯^[9]，是莱辛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的艰难困厄之际找到的最聪明最勇敢的女友；累侠的模型乃是他的养女阿玛利亚·柯尼希^[10]，她给这个日益衰老孤苦寂寞的老人创造了一个恬宁安适的家庭，后来因为人们恶毒的流言蜚语被人从这个“痴呆的后父”身边夺走，就象累侠因为教长的狂热的宗教热忱而被人从智者纳旦身边夺走一样。纳旦的话也适用于莱辛：不是血，而是心，使人成为父亲。……
　　这个被真正的爱情和纯熟的智慧所普照的世界是莱辛在最严重的困苦之中创造出来的。当时致命的疾病已在他的胸中，由于爱妻之死他被彻底压倒，每天生计无着而忧心忡忡，所以关于预约他的戏剧诗一事他写道：也许燕麦还没长熟，马儿已经饿死。莱辛的崇高的精神就是从这样巨大的苦难之中挣扎出来，达到欢快纯真的境界，歌德在论及《纳旦》时对此也赞不绝口。这首诗对于同时代最优秀的人士所发生的影响就象是一个异常强大的启示。艾莉色·赖马路斯写道：“很久很久以来，在干枯荒寂的沙漠里没有一泓清泉曾经这样地被人吞咽，曾经象这股甘泉这样的使我们神清气爽。……这样一个犹太人，这样一个苏丹，这样一个护法武士，这样一个累侠，西塔——这都是些多么好的人啊！如果真正由生身的父母生下许多这样的人来，谁不愿在人间生活而要到天堂里去呢，因为，您说得很对，对于人来说，人总比天使更为可爱。”当然，只有优秀分子才这样说，大部分同时代人都或多或少地对这部剧本麻木不仁，弃而不顾。莱比锡大学的神学家们甚至要求警察当局禁演此剧。而肤浅的启蒙运动家们犯下的罪过更为恼人，他们把这首诗当作他们的旗帜高高举起，我们今天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政治宗教领域里腰萎病最严重的自由党谈起莱辛的纳旦来，就仿佛这位智者就是他们那样的人。
　　因此，工人阶级更应该把这位伟大的先驱者遗留给自由人类的这份珍贵遗产极其尊重地保存下来，千万不要因为那些有名气的和没名气的批评家对这首诗进行的种种美学上的非难而迷失方向。对于这个剧本最简短最中肯的批评乃是赫尔德给莱辛信里的那段话：“我不向您说一句赞扬这个剧本的话；作品本身就赞扬了大师，这是一部大丈夫的作品。”

^[1] 约翰·麦尔希阿·歌彻（1717—1786），汉堡的耶稣教总牧师，正宗教义的鼓吹者，莱辛的敌人。

^[2] 一七七〇年四月，莱辛到沃尔芬比特尔，在布劳恩许魏克公爵手下当图书馆管理员。

^[3] 摩西·门德尔逊（1729—1786），德国启蒙运动哲学家，莱辛的朋友。

^[4] 智者纳旦》中的人物。

^[5] 指耶路撒冷。

^[6] 弗里特里希二世皇帝（1212—50）,参加十字军东征，于一二二九年自立为耶路撒冷国王，他是著名的“红胡子大帝”之孙。

^[7] 摩西为《旧约全书》中的先知。

^[8] 哈莫尼亚，是汉堡的拉丁名称。“哈莫尼亚的教皇”指歌彻。

^[9] 艾莉色·赖马路斯（1735—1805），神学家、启蒙运动哲学家赫尔曼·撒姆哀尔·赖马路斯（1694—1768）的女儿。

^[10] 阿玛利亚·柯尼希（1761—1848），莱辛的养女，一七八二年嫁邮政参议官亨内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