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娜·封·巴恩赫姆或：军人之福》

高·埃·莱辛的五幕喜剧

（一九〇九年）

　　原载《人民舞台》所编《戏剧、歌剧介绍汇编》，一九〇九年柏林版。

　　莱辛的这出喜剧正好处于我们现代戏剧文学的门槛之上。它象高塔一样，远远高出于以前那些小作家多半按照法国戏剧的样板创作的作品之上；也比莱辛在戏剧领域所写的早期习作高出一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出喜剧直到今天还未被人超越。
　　从这出喜剧本身的命运便可看出，它为什么至今尚未被人超越。莱辛在这个剧本里大胆地触及了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生活；他行使了诗人的权力，惩罚了人世间的法律触及不到的那些大人物；该剧的故事是对普鲁士国王弗里特里希^[1]的政府所进行的辛辣的讽刺，这位国王就是所谓的弗里特里希大帝。可是最奴颜婢膝的文学史却说这个剧本是对这个国王进行颂扬，今天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里面，到处都是这种看法。然而奴性十足的思想，并不是古典喜剧繁荣滋长的土壤，因为，正象后来一位诗人^[2]就此问题所吟咏的那样：只有一个自由的人民才配拥有一位阿里斯多芬。^[3]
　　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人物，恰好就是歌德引起人们如此无礼地误解莱辛的这出喜剧，这个事实表明，只要市民阶级在这种奴性十足的思想里占统治地位一天，这种思想在德国扎的根便会有多深。歌德在晚年突然产生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认为普鲁士国王弗里特里希和七年战争^[4]的业绩给德国文艺带来了第一个真正的本质的生活内容，所以他认为，必须“很荣幸地提到” 《明娜·封·巴恩赫姆》乃是“那次战争的最真实的产物”，它是“第一个取材于意义重大的生活、具有特殊时间性内容的戏剧产品，因此也就具有一种永远无法估量的效果”。第二句话说得十分正确，而第一句话则大谬不然。歌德后来也进行了自我纠正，他为莱辛鸣不平，他说，“这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如此卑微可怜的时代，这个时代除了他不得不在自己的剧本里加工的题材之外，提供不出更好的题材。正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东西，他在《明娜·封·巴恩赫姆》一剧中只好采用萨克逊人和普鲁士人之间的争斗”^[5]。歌德笔锋一转，侧重点又转了过来。
　　七年战争就其历史形式而言，乃是欧洲一系列政府相互之间进行的一场内阁战争，老百姓除了担负费用之外，并没有怎么参与这场战争。再也没有比普鲁士国王更处心积虑地注意着不让这次战争具有任何民族性，任何人民性的了；他的原则是，士兵杀伐之际，市民不要过问；勃兰登堡行政区或者波美拉尼亚省的农民为了抵御入侵敌人进行的掠夺，抵御敌人抢劫他们的财产，破坏他们的庄园，污辱他们的妻女，一旦奋起进行武力反抗，因而遭到了更加残酷的命运，这时，他们慈爱的国君对他们的哀诉，只用这样一句讥讽的话作为回答：他们这叫活该，要是换了他，也会和这些激怒了的哥萨克人和克罗地亚人一样干的（农夫和市民不得参与战争，就是受了骗上了当也不得参与战争。七年战争的这个历史特性完全排除了民族文艺会从这场战争里繁荣发展的可能性。
　　可是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确实是如此的“卑微可怜”，以致于“萨克逊人和普鲁士人之间的争斗”毕竟还是给这破败不堪的陋室多少带来一些生气的唯一事实。军人阶层，尽管声名狼藉——而雇佣兵军队也理所当然地声名狼藉——可是毕竟是唯一的一个至少在战争时期还能发展个人独立性和个人才干的阶层，就像席勒的《华伦斯坦》一剧中的骑兵之歌用激动人心的诗句所表现的那样。由此便可解释以下的事实：莱辛喜欢和军人阶层来往，他的最亲近最值得尊重的朋友，埃瓦尔德·封·克莱斯特^[6]，便是一个普鲁士军官，莱辛在自己的剧本里特别喜欢刻划军人角色，例如：《明娜》里的特尔海姆，保尔·维尔纳，犹斯特《爱米丽娅》里的鄂多阿多·迦洛蒂，《纳旦》里的苏丹萨拉丁和护法武士；并且由此也终于可以解释以下事实：莱比锡和柏林的市侩们干的贫乏无聊的勾当使莱辛炽烈火热的精神感到反感和厌恶，于是他便逃到布列斯劳普鲁士的军营里去当一位将军的秘书，在那戎马倥偬、鏖战声喧之中度过了他一生中也许是最幸福的几个年头。
　　他的喜剧也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产生出来的。可是虽然他取材于军人生活，他本人可是个彻头彻尾的市民阶级的人物。虽说囿于“卑微可怜的时代”，他被迫把他的市民阶级的喜剧写成一部军人戏剧，可是他赋予这个剧本的并不是军人的精神，而是非常市民阶级的精神。这种精神即使面对着君主的专制主义，也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权利并且意识到自己的权利。
　　剧中男主人公特尔海姆少校就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去思想和行动的。对他来说，“大人物是可有可无的”，“为大人物服务极为危险，和为此而让人付出的辛劳、压抑和屈辱相比，根本得不偿失”。特尔海姆“为大人物服务，并不是出自内心的喜爱，也不是为了恪守本分，全是为了自己的荣誉”。他充其量不会“因为当了军人而后悔”。“我是出于一个倾向性而当兵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哪些政治原则，完全是一时忽发奇想，异想天开，认为一个能干的男子汉最好有一段时间在这个阶层里闯荡闯荡，见识一下各种各样的危险，学会冷静自持、坚毅果决。只有极端巨大的困厄才会迫使我，把这种闯荡一番的尝试作为一种天赋的使命，把这种偶而一时的逢场作戏，当作一种固定的手艺。”为当兵而当兵，只不过是“象个屠夫到处漫游，别无其它。”莱辛根本不想颂扬任何军人阶层，尤其不想颂扬普鲁士的军人阶层。他丝毫也不喜欢这个普鲁士军事国家，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去美化七年战争或者甚至于去歌颂弗里特里希国王。这位国王要是看到具有特尔海姆这种思想的军官，是会把他们关进城堡去坐牢的
　　莱辛自己借特尔海姆之口来说话。特尔海姆的原型乃是莱辛的朋友克莱斯特，可是特尔海姆的命运却是那些勇敢的军官们的命运。他们在战争期间为国王打过仗，作过战，而在缔结和约之后，尽管伤痕斑斑，残疾在身，无法从事任何市民的营生，却被抛在街头。只要国王是因为财政破产，被迫裁减兵员，那么把那些抛头颅洒鲜血为他保住王冠的军官予以免职，还可以用所谓的“国策的考虑”来加以辩护，或予以原谅。可是，这个满脑子容克贵族思想的专制暴君，在战争失利困厄不堪之际不得已任命的一批出身市民阶级的军官，尽管英勇善战，只因为出身市民阶级，也同样被他撵出军队，而用外国的贵族来取而代之，那怕他们是帮道德败坏、极不可靠的坏蛋也在所不顾。这种做法可就卑鄙无耻了。
　　尽管当时资产阶级的思想极端“卑微可怜”，可是国王的这种虐待毕竟超过了人们所能容忍的限度，社会上对这些解职的军官普遍表示同情，虽说在弗里特里希统治时期书报检查制度的无情高压之下，这种同情不得公开表示出来。而莱辛在他这出喜剧里成了这些备受虐待者的辩护律师；他的特尔海姆便是这样一个被可耻地解除职务的军官，和他相对照的乃是里哥中尉，此人便是那种腐化堕落的坏蛋的类型，弗里特里希国王把他军队里的军官的职位授与他们，只是因为这些人除了道德败坏罪行累累之外还戴着一个贵族的称号。
　　就是后来国王让特尔海姆少校受到的所谓的公正待遇，也只是对国王搞的权术的一个嘲讽。弗里特里希在七年战争期间把当时的选侯国萨克逊牢牢地置于他的铁手掌握之中，他把萨克逊搜括净尽，据他自报，他从萨克逊人民身上榨取了五千万塔勒，估计他的自报比实际情况要低得多。在缔结和约之后这笔钱他也分文未还，甚至于他自己的臣民上书要求赔偿战争中遭受的损失，这位国王也通常用这么一句全国闻名的妙语把他们打发回去：往后这些请愿者大概连洪水为灾给他们造成的损失也希望得到补偿了。同样尽人皆知的是，这位国王从来也没有重新录用过一个被解职的军官。所以那份要求特尔海姆少校重新就职，并且让国库把“业已革除的薪俸”重新拨回给他的那道内阁指令，实际上是可以设想的再辛辣不过的一种自我批评。
　　莱辛的喜剧也把刺眼的强光投射到普鲁士国王的民政管理机构之上。那个旅馆老板是弗里特里希时代的一个密探，胆小成性，卑躬屈节，厚颜无耻，此人兼而有之，真是卑鄙之极，无以伦比；当时大城市里的旅店老板，饭馆掌柜和客栈主人都是供国王驱使的间谍；国王付给他们整笔租金或一半祖金，这些人就得每天向警察局呈递报告，汇报他们的房间里，人们都说了些什么话，有什么人在那儿碰头会晤，对于那些可疑人物尽可能的把他们“随身携带的书信文件”搞上一份 “可靠的摘要记录”。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尼柯莱对于莱辛的这出喜剧里包含的“那么多针对普鲁士政府的刺”感到遗憾。尼柯莱是一个普鲁士的爱国主义者，而莱辛正好不是。剧中这种刺比比皆是，远比这里提到的要多得多。同时代人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些刺，这出喜剧坦然无忌地表示信仰市民阶级的思想，自然使它极为走运。早在一百年以前，这个弗里特里希的国家就在耶拿^[7]被击成齑粉，破碎不堪，整个文明世界都为之感到庆幸，今天，我们如不具有广泛的历史知识，就不可能设身处地地回想起这个国家当时的情景；这样一来，迎合时尚的谄媚主义便容易把莱辛的这出喜剧歪曲成对普鲁士军事国家或对弗里特里希国王的颂扬。可是如果我们要想按照莱辛的这出喜剧应该被人享受的那样享受它，那就必须从这种荒诞的妄想之中彻底摆脱出来。
　　这出戏所描绘的时代，总算万幸，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可是剧中的人物还都栩栩如生，凡是他们身上可能沾染的旧时的习俗，并不使人感到陌生，倒象一股从古老的往昔吹来的一股令人感到亲切的气息，剧中的赌博骗子和旅馆老板确确实实是弗里特里希制度货真价实的维护者，除了这二人之外，那些诚实高贵的人物都稍微有些理想化。不仅是特尔海姆和他的未婚妻，军曹和他的女友，便是马弁犹斯特以及其他配角，穿孝服的女人，布鲁赫萨尔伯爵，全都秉性高尚，慷慨为怀。可是我们不可忘记，所有这些人作为崭新的一代人与一批没有心肝毫无希望的市侩形成对照，他们是被一位战士用充满希望和憧憬的眼睛看着塑造出来的，这位战士为了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没有一天不挥舞宝剑英勇作战。诗人的生命在这些人物的身上生动地再现了。浪漫主义者指责《明娜》一剧所有的人物全都“莱辛化”了，不仅是写〔男〕主人公，便是女主人公也是浸透了莱辛的精神的，连维尔纳，弗朗西斯卡和犹斯特说起话来也满嘴都是他们作者的机智。我们认为，这种责备反而成了赞美。我们乐于从这些创造出来的人物嘴里听出他们的创造者。
　　《明娜·封·巴恩赫姆》是德国现代戏剧的第一出典范剧作，同样，它也是第一次能把现代的戏剧观众聚集起来的剧本。这出喜剧公演的时候，这种看法便已经涌现在正直的女诗人卡尔欣^[8]的脑海里，这位女诗人平素在美学上眼光并不敏锐。她写信给格莱姆^[9]道：“在莱辛之前，没有一个德国诗人能够做到雅俗共赏，他能使贵族和民众，饱学之士和市井俗人全都对他热烈欢迎，交口称赞。”直到今天《明娜》一剧始终是个受到普遍欢迎的剧目；它既能满足最高雅的口味，也能吸引最天真的观众，虽说这出喜剧的题材缺乏任何魅力。
　　关于这一点奥托·路特维希^[10]写道：“这几天我重读《明娜.封.巴恩赫姆>，我又重新对莱辛表示钦佩。传说莱辛并非诗人，这种传说的确可以休矣。最最简单的一小粒题材种子，到他手里，发长得那么大，以致于人们不断对它感到兴趣，这的确不是单靠理智所能办到的。”究竟莱辛是不是诗人，这个问题根本不用探讨。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看我们理解的诗人究竟是什么。可是在他的《明娜》一剧中，他确是善于把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主题充分利用，使全剧自始至终，情节紧张，持续不衰。
　　尤其是开头两幕，就象歌徳曾经赞扬过的，是戏剧塑造力的杰作；后面的几幕戏也许有点过于严肃，铺排得过于详尽。在这里要想跟上戏的发展，就得更加全神贯注，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去获得美学上的享受。谁要是跟莱辛打交道，本来就必须思想集中，照耀着这部喜剧的那永不消逝的明快的光辉，只有透过这些淡淡的阴影才显得更加强烈。

^[1] 普鲁士国王弗里特里希二世（1712—1786），是普鲁士国王威廉·弗里特里希之子。他在位期间（1740—1786），普鲁士军队是欧洲的最大一支军队，普鲁士国家成为欧洲的一大强国。

^[2] 指诗人奥古斯特·封·普拉腾，即哈勒闵德伯爵（1795—1835），德国作家，崇尚古典主义。

^[3] 阿里斯多芬（公元前约455—385），古希腊著名喜剧家，相传写有四十四部喜剧，现存《阿卡奈人》、《蛙》等十一部，对后世影响很大。恩格斯称他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

^[4] 指普鲁士与萨克森所进行的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1756—1763），这次战争以普鲁士获胜告终，普鲁士王攫取了西里西亚。

^[5] 指七年战争。

^[6] 埃瓦尔德·封·克莱斯特（1715—1759），德国诗人。他的诗歌和颂歌富有田园风格。

^[7] 普鲁士王国在一八○六至○七年与拿破仑第一作战，在耶拿战役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8] 安娜·路易丝·卡尔希（1722—1792），德国女诗人，有时被称为“卡尔欣”。

^[9] 约翰·威廉·路特维希·格莱姆（1719—1803），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诗人。

^[10] 奥托·路特维希（1813—1865），德国小说家，剧作家，文艺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