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高特弗里特·赫尔德

弗兰茨·梅林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

　　〔说明〕原载《新时代》杂志一九一〇至一一年度第一卷第904页。

一

　　按照传统的看法，有六大星辰^[1]照耀着我们古典文坛，当中的一个乃是约翰·高特弗里特·赫尔德。今年十二月十八日是他逝世一百周年忌辰，他对于我们活着的这一代人来说，早已从视野里消失，而且比他们当中任何人都消失得彻底。虽说克洛卜斯托克和维兰的作品现在也几乎无人问津，可是人们毕竟对他们是什么人，创作过什么作品还有一个概念，而赫尔德呢，却连个影子也没有留下来。
　　这种情况也不是打昨天或者今天起才是如此的。关于赫尔德的毕生事业，还是老年的歌德在谈论他的最伟大的著作《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的思想》时说的一番话有道理：这本书对于民族教育的影响之深，真是难以想象，不过在这本书完成了它的任务之后，也就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它已经这样广泛地为广大群众所认识，以致只有少数人读到这本书，还受到教育，因为广大群众通过上百种推论，对于原来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早已全都知道了。让·保尔^[2]又从另外一面来论述这个人物，他这样写道：“赫尔德并不是一颗头等大小的星辰，而是一束星星。他并没有遗留下一本配得上他的独创精神的著作，但是他自己便是上帝的一部杰作。”事实上，歌德和让·保尔的这些评论解释了，为什么赫尔德的历史作用很快地消失在黑暗之中，我们尤其要考虑到，对于资产阶级文学史来说，把“这束星星”、这部“上帝的杰作”塞进他们一只心爱的抽屉里去，是何等困难。
　　这位康德的学生变成了黑格尔的先驱者，莱辛的最亲密的志同道合的故友变成了浪漫主义的创始人，音韵匠人格莱姆和埃瓦尔德·封·克莱斯特的崇拜者变成了世界大诗人歌德的鼓舞者。如果没有赫尔德，既不能设想德国的启蒙运动，也不能设想德国的浪漫主义，既不能设想我们的古典文学，也不能设想我们的古典哲学。可是如果把赫尔德称做一个启蒙主义者或者浪漫主义者，一个诗人或者一个哲学家，那都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学试图抓住这样难以把握的一个问题的核心，势必到处碰到为它设置的界线；于是历史学家的那种可以理解的、虽说并没有什么道理的火气便都发泄在他们论述的对象身上。甚至在为他作传的传记作家那里，赫尔德也没有得到什么特别好的遭遇。他们大致上把他说成是第二个莱辛，可并不是改善了的莱辛，此人虽然发起了有些事情，可是什么事情也没完成，末了恰好和最伟大的两个人物、歌德和康德陷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辞别了人世。
　　事情的确也真是这样，赫尔德的独创精神首先是从莱辛的独创精神那里得到启发的，他步任何人的后尘都不如步莱辛的后尘那样乐意，那样经常，他总是怀着毫不掩饰的赞佩心情抬头仰望莱辛的。然而从一开始，他也是以一种奇特的独立性来接近这个榜样。牧师之子莱辛究其本性是彻头彻尾世俗的，而教堂执事之子赫尔德究其本性则是彻头彻尾宗教的。尽管莱辛在德意志的鄙陋状况下^[3]吃尽了苦头，可是赫尔德在普鲁士的鄙陋状况下却不得不受更大的罪。这种奴役造成的创伤他从来也没有完全治愈过。莱辛在迈森的公侯学校^[4]里上学，是个胆子很大、朝气蓬勃、鲁莽活泼的男孩，乐群好斗，混在百十来个年龄相当的同伴当中疯来疯去，同时从古罗马喜剧诗人的作品里已经给自己建造了自己的天地。而赫尔德却在东普鲁士的小城摩龙根，——他自己把这小巢称为“这贫瘠的国土上最小的小城”，——度过了一个阴郁凄惨得难以名状的青年时代，不喜交际，胆小怕事，受尽了顽固的学校暴君的折磨，置身于“红领带”^[5]、普鲁士兵役制的重压之下。这种兵役制预定他将在下级军官的佩刀底下度过二十年可怕的岁月。七年战争中俄罗斯占领了东普鲁士，这才成了他的救星。这个十八岁的青年在难以形容的贫困境地里当摩龙根城里教堂执事的书记，为自己博得了一种使人惊讶的教育。一个俄国外科医生看中了他，把他带到柯尼希堡^[6]。
　　在柯尼希堡，赫尔德也还得艰苦奋斗，可是现在进展比较迅速。他在康德身上找到了一个新的保护人。康德当时在一七六二年——还处于他的批判哲学之前的阶段。可是赫尔德并不最喜欢听这位大师的哲学课，而是最爱听他关于天文学和地理学，关于和这个看得见的、现实的世界有关的学科的讲课。所以他也不研究哲学，而去研究神学，显然不是由于任何外在的原因，而是出于内心的强烈愿望，尤其是因为喜欢圣经，在他孤寂的童年的岁月里，圣经长久以来是他精神颐养的唯一源泉，然后就是受到哈曼的影响的缘故。哈曼^[7]是个思想深邃但是晦涩难解的思想家，莱辛说，他的作品似乎是为那些冒充百事通的人写来当作考试用的。经过哈曼的介绍，赫尔德二十岁上就在里加的教堂学校里获得了一席辅助教师的职位。可是在他启程去里加之前，他必须庄严宣誓，倘若要招他入伍当兵，他就得返回普鲁士“祖国”。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重新踏上这“皮洛士的国度”。^[8]
　　从一七六四年至一七六八年，赫尔德寓居里加，在那里他发现自己成了作家。他的《断片》^[9]和莱辛的《文学信札》相连，他的《批评之林》和莱辛的《拉奥孔》相连。就在这些最早的作品里，他就显露出他超越莱辛之处：历史天才。他认为他的任务在于，“一切按照他那时代的精神”来予以观察。美学对于莱辛来说，归根结底，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在文学领域清扫积秽，为的是加强和促进市民意识，这种意识只有在这个战场上才能得到证实；对于莱辛来说，凡是适合于这个目的的，都是他的榜样。他摈弃了高谢特立下的规则，可是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连他也是深信不疑的。相反，赫尔德却问道：“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用我们的语言，按照我们的习俗，能写出他们的作品吗？永远也不可能！”他并不认为这些作品是个别杰出人物的财产，而是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共同财富，只不过在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时代有其独特的发展或者有过独特的发展。所以他认为民歌是一切文艺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这个使人愉快的消息很快就在毕尔格尔^[10]和歌德的诗歌里找到了音韵铿锵的回音。
　　然而，赫尔德的最初的作品同时也显示出，莱辛在那些方面比他高明。首先是在表达的形式上。莱辛是个辩证的战士，赫尔德则是个侃侃而谈的先知。如果我们今天读一章莱辛的文章，无论题目是多么艰深费解，或者为人忘却，我们总觉得心旷神怡，精神振奋；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读一章赫尔德的文章，那怕谈论的主题至今还使我们深感兴趣，我们读了几页，就会感到疲惫不堪。倒不是文章里面那种坏的意义上的侃侃而谈使人厌烦，而是思想过于繁多，它们不受控制、杂乱无章地任意倾泻。等到先知早已达到了他的要求之后，那种预言家的热情不再使人感到欢欣鼓舞，而是使人疲倦松弛。莱辛和赫尔德都试图成为诗人，结果没有当成，可是莱辛毕竟还创作了几个具有永恒价值的剧本，而赫尔德恰好在戏剧领域内却极为可悲地失败了，这和上面谈到的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两个伟大作家身上，表达方式的不同只不过是性格不同的表现。他俩共同和那帮垃圾堆里的废物作斗争，这些人当时聚集在哈勒的克洛茨教授^[11]周围。只不过当莱辛以他那百战百胜的利剑把敌人刺倒的时候，连一丝微弱的阴影也没有落到他那明光锃亮的盔甲之上，而赫尔德却卷入了一场丑恶不堪的捉迷藏的游戏之中。他起先写了一些匿名的攻击文章，后来，等到克洛茨的信徒们发现了这个匿名人是谁，他又矢口否认，简而言之，他在道德方面暴露无遗，结果使他在里加呆不下去。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没有真正的理由的，反正他至少用不着顾虑失掉他的职位，处在他的职位里，光明正大地进行战斗，根本不会对他有任何损害，他这样完全是由于心里没有把握，这种心情在赫尔德这样一个人身上只能从他备受惊恐的青年时代获得的不可弥补的印象来予以解释。
　　于是赫尔德乘船前往法国，去见识见识世界。他在巴黎和当时法国的文坛泰斗交往，尤其和狄德罗过从甚密。人家后来称赞赫尔德，说他对当时法国文学的评判比莱辛公正，这种说法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是正确的，那就是赫尔德是历史地对法国文学进行评论，而莱辛是把采取宫廷形式的法国文学当作德意志精神发展的严重阻碍来予以反对。接着赫尔德在一位白痴一样的亲王身边谋得了一个导游者的职位，这位亲王被派出去周游各国。赫尔德就是以这种身分于一七七〇年春天在汉堡结识了莱辛，同年秋天在斯特拉斯堡结识了歌德。
　　莱辛当时正准备迁居沃尔芬比特尔；他正处于他一生的顶峰。而赫尔德，这位比他小十五岁的年轻人，不可能再给他任何新的启发。可是莱辛对这位年轻的战友“非常满意”，他们两个天南海北地畅谈了几个星期。因为尽管赫尔德不象莱辛那样乐于战斗、入世很深，可也绝不是一个垂头丧气埋头书斋的人物。在一点上这两位人道思想的先锋战士是完全相似的，那就是对可鄙的金钱的彻底的轻蔑；他们从来也不善于算帐，歌德和席勒却一直是非常精于此道的。汉堡一别，他们两个再也没有重新见过面，而且书信来往也很稀少，因为两人都懒得写信，但是他俩从来也没有失去过联系。在他跟莱辛的关系上，赫尔德表现出—个方面，这个方面使得别人无法指责他性情乖张、妒嫉成性。
　　赫尔德和歌德的关系比较变化多端，尽管这两个人的关系在斯特拉斯堡开头开得很好。赫尔德当时由于治疗眼病在斯特拉斯堡滞留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和赫尔德的交往对于年轻的歌德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赫尔德给这个正在形成之中的诗人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也是通过他那洞察文艺本质的历史认识，这种认识在任何地方都把他带回到最最纯真、永不枯竭的源泉里去。歌德的精神，赫尔德当然并没有看出；尽管他只比歌德大五岁，他对待这位比较年轻的伙伴却是非常居高临下的；赫尔德觉得歌德“有些轻浮，象麻雀似的不大安份”，为此他老是责备歌德。可是他希望给歌德些好的印象，日后能够发生作用”，他的这个希望却是超过预期地得到了实现。
　　在这期间赫尔德接受了毕克堡牧师长的职位，在一位古怪的小国专制君主的宫廷里供职，这个君主在军事游戏方面还远远超过他那古怪的阶级的平均水准。赫尔德在这个悲慘的小窝里并不感到幸福，尽管他迁居到那里之后不久就娶了一个心爱的姑娘为妻。因为对他来说，我们文坛的伟人们深受其苦的鄙陋状况也开始了，那种小国小城的鄙陋状况，其最恶劣的特性根本不是那种通常作为鄙陋状况的附随现象的经济压力，而是对精神的弹性发生的使之瘫痪的压力。德国君主们当时对文艺的保护表现在，用一个著名人物的名字来修饰任何一个官僚主义的职位，可同时又向那个拥有这个名字的人提出非份的要求，要他把一个忠实勤勉的官僚在这个位置上都得完成的一切僚属必办的事务全都办完。这些有权有势的君主把伯加苏斯^[12]套上犁杖，为此直到今天还被当作艺术和科学的恩主而受到颂扬。
　　对于赫尔德的市民阶级的自尊心来说，这样的负担是难于忍受的，尽管他对于他那当牧师的职业始终非常满意。有人后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当牧师的，他是为了谋生不得已而学神学的等等，这样来挽救这个奇特的人的名誉，是完全错误的。恰好是他在毕克堡的这段时间里，赫尔德和理性主义者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斗争，这些人一心想把传教的职务变成教授道德和智慧的职务，他们已经不再知道，传道者在上帝和世人面前是什么东西，而只知道，他在光荣无比的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国家里按照特权可以成为什么，愿意成为什么，为的是毕竟也能成为个什么东西啊。赫尔德在这次论战中又没有获得成功，因为他操之过急。可是他关心的事情肯定是为宗教而战，这宗教是和哲学有些不同的。
　　就象他对文艺是从历史的观点来解释，他对宗教也是如此^对他来说，圣经里的各卷既不象正统教徒认为的那样，是上帝的产物，也不象是理性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是荒诞不经愚蠢已极的言行的汇编，而是历史文章，必须从它们产生的时代出发来予以判断。赫尔德对圣经的批评，从大胆无畏的程度来看，并不比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逊色；他首先证明《雅歌》^[13]是一阙肉感的恋歌，而且对于基督新教的历史也并没有羞羞答答地避而不谈。可是就象那个平素极端讨厌赫尔德的大卫·斯特劳斯^[14]所十分确切地说的那样：“在赫尔德的精神里，明确区分的需要过于强烈地被综合观察的乐趣所压倒”，所以他总是一个热心的传道者，而他那批判的历史的活动从来也没有使他和他那牧师的职业发生任何冲突。
　　然而当那位封建专制小暴君为了使他招募壮丁的金库富裕一些，因而把教会的神职出卖给不称职的人时，毕克堡的现状对于赫尔德来说就变得不能忍受了。赫尔德这时想要到哥丁根大学去取得大学教授的资格，可是在这儿，因为他缺乏正统的信仰，给他制造了种种样样的困难。于是他在一七七六年应邀前往魏玛就任教会总监督，和宫廷首席宣教士。这是他的朋友歌德给他谋得的职位，歌德自己为此也不得不克服许多巨大的困难。这个弾丸小国里的一百五十名牧师对于这位要安插进来的新式首脑怨声载道，表示不满。歌德这时正和年轻的公爵卡尔·奥古斯特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归根到底对于魏玛的国家教会来运，他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保护人。他写信给赫尔德：“牧师们都是些古里古怪的家伙”，可是他用“猎鞭”把他们驱赶到一起，并用下面这首巧妙的小诗欢迎他的朋友进入魏玛：

　　你不久将手拿皮鞭而来，
　　这对我们大家也都颇有禆益，
　　我们的主、基督当年
　　不过骑着一头毛驴，
　　而你现在将骑着
　　一百五十头毛驴。

　　这位新任的教会总监督就在这种快活的欢迎之中进入魏玛，那时他才三十一岁，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魏玛了。

二

　　赫尔德在魏玛还生活了将近三十年：这段时间的前半期，从—七七五年到一七九〇年左右，他的创造力丰富活跃，声誉日隆，以致于在一七八一年莱辛逝世之后，几乎有十年之久，可以被人公认为德国第一位作家，在这段时间的后半期；从一七九〇年一直到一八〇三年他逝世为止，他迅速地日趋孤独，在歌德和席勒这一对孪生兄弟映照下，显得黯然失色，整日生活在“怨苦气恼之中”，就象资产阶级文学史家——甚至于赫尔德自己的传记作者们——说的那样，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性情乖张、妒嫉心切的人”。
　　赫尔德在寓居魏玛时期的前半期发表了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可以看成是他毕生事业的顶峰，有过极为广泛的影响。这就是《民歌集》和《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的思想》。两卷民歌被后来的出版者改名为《歌曲中各族人民的声音》，这个标题比原来那个标题醒目。赫尔德是如何从各式各样的语言和方言里——不仅是欧洲语言和方言——收集民歌，并且以最精致的同感把它们译成德文，这一事实对他广博的精神提供了最优美的证明。他的独创精神在他那部宏伟的历史哲学的著作里又进行了更辽阔的翱翔。这部作品企图证明，历史的进程从我们居住的这个行星具有的自然条件直到人道的充分发展，直到人类一切天生的禀赋和能力的充分发展，是一种日益进步的发展。这是用崇高文体撰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文化史的最初的尝试，这个尝试虽说是用不合适的手段进行的，但绝不是在不合适的对象身上进行的。赫尔德在工作时可能动用的辅助手段，在当时的科学状况之下，远远不足以达到他给自己预定的目标，尽管他在很高的程度上掌握了这些辅助手段，只要它们存在，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然而他那与其说是善于认识勿宁说是善于预感的精神却获得了最优美的胜利。他首先以一般化的轮廓指出了道路，历史科学的每一个巨大的进步都要证实，人类的确走过了这条道路，并且正在走着这条道路。
　　有人贬低赫尔德的历史著作，说它一个劲儿地被目的论的观点所打断；无论是在自然史里还是在人类的历史里，赫尔德都发现了全善全智的上帝的启示。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但并不是说，赫尔德让任何一个上帝随心所欲地创造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往往只有在自然的解释的理由枯竭穷尽之际他才遁入神的启示，他把历史的运动规律称之为一种神的规律，就象斯宾诺莎把他的独立的实体也称之为上帝一样。莱辛逝世后，关于莱辛的斯宾诺莎主义爆发了一场令人厌恶的争吵，这时赫尔德写信给格莱姆：“请您别向我说任何反对斯宾诺莎的话。我是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尽管莱辛也是，我曾经孩子气地高兴过，因为我如此意外地在斯宾诺莎身上找到了一个兄弟。愿上帝赐福给他，赐福给这个善良诚实的神学家；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将追赠给他哲学神学博士的称号。”在斯宾诺莎主义这点上，赫尔德不仅和莱辛还和歌德紧密相连，歌德以最热烈的欢呼欢迎赫尔德的《思想》^[15]。
　　康德的态度当然完全不同，他尖锐地批评了《思想》，并且自以为在书中找到了“天才的冒险”，而用极端刻薄的语言予以嘲讽。特别是新康德主义者，他们试图带着一种高贵的优越感鄙视赫尔德，尤其藐视那日益衰老的赫尔德，此人竟有足够的狂妄，去和巨人康德决斗。的确，赫尔德和康德之间的争吵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这首先是康德的局限性而不是赫尔德的局限性。康德由于缺乏历史感，不理解赫尔德写《思想》一书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赫尔德写了他那两本最重要的著作，根本上和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发生了决定性的对立，然而这不是由于他的过错，而是由于他们的过错，或者至少由于他们的厄运，因为他们的偏狭局限对于他的多才多艺恼怒气忿。可怜的尼柯莱对于赫尔德的民歌所进行的低劣的嘲讽在今天当然早已结束，而且说到头来已是一百年前的往事了。后果严重得多，影响恶劣得多的乃是启蒙主义者对赫尔德的渊博广泛的历史著作的抵抗；甚至于许洛色尔^[16]还在他那广为流传的《十八世纪史》里以极为贬抑的方式论述了历史学家赫尔德，尽管许洛色尔根据他自己在历史领域里的实际成就来判断，没有丝毫理由来非难赫尔德。不管人家如何高度赞扬许洛色尔道德上的率直，这可不能掩盖他那道德说教的平庸肤浅，这种平庸肤浅和赫尔德的历史观的那种巨大成就相比简直是个大退步。
　　浪漫主义对赫尔德的态度要比启蒙主义聪明得多，这当然指的是朝气勃勃的早期的浪漫主义，那时候浪漫主义还是对声名狼藉的假启蒙主义的精神荒芜的一种健康的反动；没有赫尔德的民歌就没有乌兰^[17]和《神奇号角》^[18]，没有施莱格尔和蒂克^[19]，就没有德文的莎士比亚和德文的塞万提斯；没有赫尔德的《思想》就没有施赖尔马赫和尼布尔^[20]。当然他们身上都没有那种充溢在赫尔德的创作之中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的理想，赫尔德的毕生工作，日后才又被黑格尔以同样渊博广泛的精神所接受。启蒙主义既不能以它的仇恨来杀死赫尔德，浪漫主义也不能以它的爱来置他于死地，直到古典哲学为了德国精神生活把赫尔德身上最优秀的、最独创的东西挽救出来，继续加以创造——再也没有比这个情况更说明赫尔德的意义的了。
　　可是这一点他自己却来不及见到了。和他的朋友莱辛一样，他的生命是在黑暗和忧愁之中熄灭的，这两位人道主义者临死的时候，对于伟大的任务的解决表示绝望，他们为这个伟大的任务做了光荣的工作。他们两人都在德意志小国专制主义的鄙陋状况下死于非命。讨人喜欢的历史著作越是企图否认这一事实，我们越要把这点突出出来，有人在折磨莱辛的魏尔弗^[21]身上便作了这种企图，在折磨赫尔德的韦蒂纳尔^[22]身上更不用说了。但愿有朝一日能用批评的扫帚把人为地编织在魏玛“繁荣岁月”之上的玫瑰红的蛛网扫除干净，特别也因为这个原因，那就是从这个悲慘的小国和小城反射到歌德和席勒作品中去的反光，习惯于被老实巴交的市侩当作这些人物精神生活中的真正的光明之点来加以赞赏。与此同时，在这里只能对赫尔德和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以及和歌德、席勒之间的“龃龉”稍微提上几笔，而这些“龃龉”总是一再用来反对赫尔德的。
　　就象在毕克堡一样，赫尔德在魏玛也被职务上最琐碎细小的苦差压得透不过气来。他总是尽可能地做好这些工作，很长时间内，他和歌德保持密切的思想上的一致。赫尔德对克利斯蒂婀娜·符尔皮乌斯^[23]的态度落落大方，在这一点上，赫尔德的人道思想表现得特别可爱。克利斯蒂婀娜·符尔皮乌斯是姆赛乌斯地方一个花场里的小女工，歌德和她同居。在对克利斯蒂婀娜态度的问题上，赫尔德和席勒大不相同，这对赫尔德是有利的，席勒和他的妻子，那受人赞扬的“高贵”的绿蒂^[24]，使人在荒唐不堪的流言蜚语中不再纪念那位出身无产阶级的小女人，是出了不少力气的。可是说到头来，这个小女人对于那位奥林帕斯山上的天神^[25]来说比一切他爱过的或者爱过他的贵族妇女或者市民女子都更加重要。歌德出门旅行，总把他的“心爱的人”托付给赫尔德，请他们家照顾，赫尔德和他的妻子总是殷勤照料，尽到主人的本分，这一点属于歌德、赫尔德生活中最优美动人的特征。
　　他们这种美好关系当中的第一道裂痕是法国大革命引起的。赫尔德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比歌德、尤其比卡尔·奥古斯特公爵要自由得多。当公爵听见，他的教会总监督的讲道词里响起莱茵河彼岸所发生的强大运动的反响时，他身上那种小国专制君王的古怪的君王傲慢便觉醒过来，按照这种小国暴君的方式进行报复，把他曾经庄严允诺的照顾赫尔德的孩子们的责任忘得一干二净。赫尔德的妻子，一位有些胆汁质的女人接着便用以下的意思给歌德写了封信：卡尔·奥古斯特应该遵守诺言，或者就让魔鬼把他抓走吧，给她回信的既不是诗人歌德，也不是朋友歌德，而是廷臣歌德：“在极端的瞬间要求人家履行职责，这比通过一系列卓越的贡献得到我们必须为之表示感谢的东西要方便得多。”歌德总算还是提醒公爵，别忘了诺言，公爵便用以下方法来履行诺言，他想让赫尔德的一个儿子去租佃魏玛公国内的一个庄园，可是得有一个条件：这位年轻的赫尔德得娶原来那位佃户的寡妇为妻。赫尔德一家不接受这个使人降低身分的条件，年轻的赫尔德在巴伐利亚境内买了一个田庄，买了以后不久就听说，巴伐利亚的贵族有个特权，根据这一特权，贵族们可以向每一个在巴伐利亚购买了贵族庄园的市民，在第一年内，以同样的价钱把买去的庄园收回。因为有个巴伐利亚的贵族，立即着手运用这一特权，想把小赫尔德重新撵走，所以赫尔德决定，请求成为巴伐利亚的贵族。这对一个一向仇恨贵族的人来说是痛苦的一步，赫尔德带着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的全部尊严迈出了这一步，让人在他的呈文中明确证明，他仅仅为了那个容克贵族的特权而申请贵族称号的。卡尔·奥古斯特身上的那个小国专制暴君的脾气又为此疯狂发作；他要表示，他是“一国之主”，拒绝承认赫尔德的贵族称号，相反他却自己出了极为昂贵的价钱从维也纳去给席勒弄了一份册封贵族的证书，并且为了羞辱赫尔德，把席勒受封一事敲锣打鼓地在世界帝国魏玛境内大事宣扬。
　　这就是在魏玛演出的喜剧中的一场，这个喜剧并不是发生在魏玛的“繁华岁月”之后，而是发生在“繁华岁月”当中。反正赫尔德在剧中并没有扮演最坏的角色。要是他对歌德席勒合作期间所经营的纯美学文化采取批判的态度，那也是和他的精神的渊博广泛性联系在一起的。不错，他后来走过了头，射过了目标，忘记了他原来的出发点，又回到他愁苦无告的青年时代的两位心爱的诗人格莱姆和克莱斯特身边，并且和老格莱姆一起抱怨“美好的古老的时代”已经消失：只不过事情的内在关系不同，绝不是由于对他“高尚的君主”^[26]怀恨在心，或者对他“伟大的朋友”^[27]心生妒嫉，或者对一些“超群出众的人才”暗中嫉恨。
　　就是对于康德，赫尔德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一个弟子对于一个年长的老师应有的感激之情；在他生命的稍后的年月里，他还对康德的人格勾勒了一幅光辉灿烂的图画。至于他用反对康德哲学的激烈的论战来结束他自己当时宏伟的作品，在这过程中，从方法学思维的立场来看，又暴露出自己的破绽，那么这里有些矛盾，如果人们像今天习惯做的那样，大张旗鼓地把赫尔德反对康德的论战批判一通，那是丝毫也没有涉及到这些矛盾的。海涅以他风趣的方式说的一番话里大概有些真实的因素在内：“读到赫尔德遗留下来的信札，看到这个可怜的赫尔德如何为那些神学的考生搞得苦恼不堪，那是很感动人的。这些考生在耶拿上了大学，到魏玛来找他，想通过考试，当耶稣教的宣道师。他在考试的时候根本不敢向他们提出关于圣子基督的问题；只要他们向他承认圣父的存在，他已经够高兴的了。”可是这些年轻的神学考生都出于莱因荷德^[28]的门下，此人作为康德的热情洋溢的使徒在耶拿的讲台上宣讲，一百年之后，康德将享有耶稣基督同样的名誉。这当然是批判论的一种非常危险的观点。这类颠三倒四的说法大概也激怒了教会总监督赫尔德；就事情的本质来看，我们也必须说，赫尔德的斯宾诺莎主义的世界宗教想必感到被康德对待上帝的方式所猛烈地排挤。康德把上帝从纯粹理性的前门赶了出去，又把它从实践理性的后门偷运进来，就象康德的关于人性极恶的真正市侩智慧，狠狠地敲了赫尔德的入世欢乐的人道主义一记耳光。在这类问题上，赫尔德是黑格尔的先驱者，他的精神遗产证明对于现代的教育来说，比康德的精神遗产重要得多，有益得多。
　　如果要想把赫尔德的功过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他在一个其任务在于把过去的往昔残留下来的历史的瓦砾废墟推倒的时代，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原则。他属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但是，是作为这个运动的不安的良心；他正好拥有启蒙运动所没有、也不可能有、但是为了胜利非有不可的种种能力。因此赫尔德使得一切片面的、单凭理智的启蒙主义者，从康德一直到大卫·斯特劳斯，总感到反感。但是使他在这些人眼里变得讨厌的东西，正好使他在我们眼里具有价值。如果我们只追溯到赫尔德，那也同样是错误的，虽说并不见得比追溯到康德更加错误。但是有些人启示我们理解历史生活，从而使我们能够发掘出人道主义的宝藏，这种人道主义曾经像光辉的理想在他们眼前辉耀。在这些人的列祖列宗的行列里给赫尔德一个相称的荣誉席位，是必要的。

^[1] 即莱辛、克洛卜斯托克、维兰、赫尔德、歌德和席勒。

^[2] 让·保尔（原名：约翰·保尔·弗里特里希·里希特）（1763—1825），德国讽刺作家，曾享盛名。

^[3] 莱辛的诞生地卡门茨，属于萨克逊王国，是德意志境内的一个王国，故云德意志的鄙陋状况；而赫尔德是普鲁士人，故云普鲁士的鄙陋状况。

^[4] 莱辛出身在牧师之家，从小受他父亲的教育。—七四一年，他进迈森地方的圣·阿夫拉公侯学校读书，历时五年。一七四六年，莱辛到莱比锡大学学神学，从一七四八年起，学医学。

^[5] “红领带”，指普鲁士的兵役制。当时普鲁士的士兵都佩戴红领带。

^[6] 柯尼希堡，原系东普鲁士的一个重要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苏联，现称加里宁格勒。

^[7]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1730—1788），德国神秘主义的宗教哲学家。

^[8] 皮洛士（公元前319—272），伊比路斯国王，穷兵黩武。“皮洛士的国度”指的是普鲁士。

^[9] 该书全名为《关于近代德国文学的断片》（1766—1767）。

^[10] 高特弗里特·奥古斯特·毕尔格尔（1747-1794），德国民主主义诗人，翻译过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

^[11] 克利斯蒂安·阿道尔夫·克洛茨（1738—1771），德国语言学家，哥丁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教授。莱辛写《古董内容的信札》反对克洛茨。

^[12] 伯加苏斯，希腊神话中的飞马。

^[13] 《雅歌》，《旧约全书》中的一章。

^[14] 大卫·弗里特里希·斯特劳斯（1808—1874），德国哲学家，政论作家，青年黑格尔派。

^[15] 指赫尔德的著作《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的思想》。

^[16] 弗里特里希·克利斯多夫·许洛色尔（1776—1861），德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

^[17] 路特维希·乌兰（1787—1862），德国后期浪漫主义著名诗人。

^[18] 指阿宁和勃沦塔诺合编的民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

^[19] 奧古斯特·威廉·封·施莱格尔（1768—1845），路特维希·蒂克（1773—1853），均为德国浪漫派诗人，翻译家，以其所译莎士比亚作品著称。

^[20] 弗里特里希·恩斯特·达尼哀尔·施赖尔马赫（1768—183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神学家。巴尔托德·格奥尔格·尼布尔（1776—183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21] 魏尔弗，即卡尔一世，布劳恩许魏克公爵（1713—1780）。

^[22] 韦蒂纳尔，即卡尔·奥古斯特，萨克逊—魏玛—爱森纳赫大公（1757—1828）。

^[23] 克利斯蒂婀娜·符尔皮乌斯（1765—1816），从一七八八年起与歌德同居，一八〇六年才与歌德正式结婚。

^[24] 指夏绿蒂·封·席勒（1766—1826），席勒的妻子。

^[25] 指歌德。

^[26] 指卡尔·奥古斯特公爵。

^[27] 指歌德。

^[28] 卡尔·莱翁哈德·莱因荷德（1758—1823），耶拿大学哲学教授，维兰的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