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

（一八九九年）

　　今年八月二十八日是德意志民族最伟大的诗人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在他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德国革命恰好遭到巨大的灾难，因而没有怎么纪念这位诗人。正因为如此，今天更应该弥补一下五十年前的疏忽，以表示晚辈的敬爱之忱，工人阶级也有责任对这位诗人表示敬仰，因为工人阶级尤其负有维护德国文化伟大传统的使命。
　　当然，我们很难三言两语用窄小的篇幅概括总结歌德对他的人民和他的时代所起的作用。由于他那博大精深的精神，他那朗若太阳的眼睛里反映出来的包罗万象的宇宙图像，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英雄崇拜。我们今天劳动战斗的一代人已经不再理解这种英雄崇拜了。而且即使用这个标准，也不能正确地衡量歌德。歌德在他逝世的前夕完全可以这样说：“我在人世间生活的岁月所留下的痕迹不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可是他的这种从容不迫的信心是和以下的信念连在一起的：“只有每天不得不为自由和生活而奋斗的人，才配享受自由和生活。”歌德还是用下面这句既适用于最卑微的人也适用于最伟大的人的话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因为我曾经是一个人，这就是说，是一个战士。”
　　这并不是说，歌德曾经不得不为自由和生活而斗争，这种斗争无论在他当时还是在我们现在，都使绝大多数人耗尽了他们一生中最好的精力。歌德出身名门，因而属于统治阶级。他的父亲是个有钱人，获得了皇家顾问的头衔，生活安适优裕，以研究学问作为消遣。他的外祖父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终身市长，是这座古老的帝国城市的首席官员。在这些小小的城市共和国里，情况也不比那腐朽的帝国本身更美妙。歌德这个早熟的孩子“早就窥见了那些使资产阶级社会暗遭破坏的稀奇古怪错综复杂的迷津暗道”；可是他自己度过的幸福欢快的童年，却使他沿着平坦的道路步步向上。在这一点上，他那身心健康、超群出众的年轻母亲倾注给他的热烈奔放的爱，恐怕比那年岁较大的父亲对他的虽说有些死板、却是认真细致的教育具有更大的功劳。
　　歌德十六岁上莱比锡大学，这是当时德意志各国^[2]境内声誉最高、最为自由的一所高等学府。按照父亲的意思，歌德得学法律，可是在他心里，创作的欲望已经萌发，他决心以写作为生。歌德爱上了莱比锡一个酒店老板的女儿凯特馨·许恩柯普夫，这青春的爱情激起了他那无与伦比的抒情诗的最初的旋律，一直到他晚年，这种抒情诗还依然让他叙说他心里的痛苦。可是当时，歌德还没有摆脱法国学院派文艺的强大影响。如今保存下来的两出他在莱比锡时期写的小型喜剧^[3]明显地表现出歌德当时还完全处于这种文艺的影响之下。
　　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了三年之后，歌德回到故乡，从任何方面来看，他都还没有成熟。可是接下来，他的生活便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一七七〇年春天他上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想在那里修完法律学的课程。他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博士学衔；他还有足够的精力、兴趣和时间，可以让他在最幸福的星辰的照耀下施展他的文艺天赋。当时法国大革命还没有把亚尔萨斯和法兰西熔成一体，在反抗异族压迫者的斗争中，这个边境地区坚韧地保持着德国风习和艺术。这里风景优美，生活使这个青年人感到心旷神怡。他恢复了健康^[4]，精力充沛。他在这里爱上了塞森海姆地方一个牧师的女儿弗莉德莉克·布里翁。这是歌德丰富的爱情生活中最娇媚动人、最娴静可爱的妇女形象。这次新的恋爱使他诗歌之泉迸涌得更加纯净，更加深邃。他找到了一个良师赫尔德。赫尔德给这位正在觉醒中的天才打开了新的天地，把他导向民歌、荷马和莎士比亚。
　　在德国文学史上，人们把上世纪^[5]的七十年代称之为“狂飙突进”时期，这可是个革命的年代。欧洲文化当时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转折。几世纪来，遭到资本主义鼹鼠的暗中啃啮，封建社会已无可挽回地彻底崩溃；资产阶级时代正微露晨曦。人们心情骚动，思潮翻腾。世界历史的黎明时吹来的一阵清新晨风似乎把人们从沉睡的滞重束缚中唤醒；大家迎着这崭新的太阳纵声欢呼，这太阳射出的最初的霞光开始染红了历史的地平线。可是和自然界正好相反，这轮红日是从西方升起的，它只是从远方照到了德国人身上。德国人悲惨的历史给他们带来了厄运，使他们只能在思想上和诗歌里欢迎这新的开天辟地的日子，只能在文学领域里进行他们的革命。歌德这时创作一些给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赋以古典主义特征的作品，对法国那些唯物主义的著作，对那些呼唤这场伟大革命的勇敢的海燕，竟不屑一顾。
　　斯特拉斯堡是《葛兹·封·伯利欣根》的精神上的诞生地。这部作品把中世纪的骑士故事加以戏剧化，在形式上模仿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却以天才的笔触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丰满的人物形象。全剧是何等生动、何等活跃，一切是那样的清晰明朗，就象发生在我们身边，给我们绘制出一幅德国往日的图画，这幅真挚纯朴的图画唤起了曾经一度扫除过中世纪废墟瓦砾的那种德意志力量。历史今天之所以还提到这个奸诈的剪径蟊贼^[6]，因为他可耻地出卖了起义的农民。这个剪径蟊贼在诗人笔下却成了道德完美的革命者，凡是成文法律的那些僵死条文不起作用的地方，他就以铁拳来自己帮助自己。这个剧本充分证明，德国人对自己历史传说的了解是多么支离破碎，但是也为诗人提供了一个值得赞佩的证据，说明诗人善于从一片虚无飘渺把握不定的迷雾里塑造出一个艺术形象，这个形象直到今天还象在旭日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如果说《葛兹》以它独特的方式摆脱了“狂飙突进”时期所特有的不健康的感情泛滥，那么，《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是如此。歌德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正热烈地钟情于他一个朋友的未婚妻夏绿蒂·布夫。他克服了使维特自杀而死的那种内心的斗争:他把使他不安、使他痛苦的一切，以及时代的骚动情绪所包含的病态和畸形的东西，全都倾泻在他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他以奇妙的技巧处理着这折磨人的题材：荷马的天宇清澄柔和地髙悬在多愁善感、泪迹斑斑的现代世界之上。不受传统教育的一代人把诗人使劲拉到大自然的怀里，大自然直接寓于歌德的心中，从来未曾有过一个诗人，象歌德这样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歌德不是在描绘大自然的诸般现象，在他的作品里，大地蒸腾，太阳照燿，群星灿烂，大海咆哮。《少年维特之烦恼》获得了惊人的成功，盛名远扬于德意志疆界之外。千百个软心肠的男女怀着哀伤的欢乐为这不幸的主人公痛苦流涕，悲不自胜，而那位行将征服世界的铮铮铁汉、法国的波拿巴将军，也把《少年维特之烦恼》读了不下七遍之多。这位诗人的手揭开了沉睡在当代的深深激动着的心灵里的一切秘密。
　　然而还是有一个人对《葛兹》和《维特》采取怀疑的态度。此人便是莱辛。那些推崇歌德的市侩们，也并不比别的市侩们高明，他们认为这位自由无羁秉性坚强的人^[7]不怀好意地心存妒嫉；其实使莱辛心里不舒服的，主要是这位资产阶级的先驱者看到径直通向目的的道路被他自己的阶级所抛弃，因而自然而然地心生厌恶。这样简单的关系至今尚未被人所理解，这也真是够可悲的！但是歌德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渺小，因为歌德一往无前胜利前进的道路，乃是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发展，为了让它重新能够与各伟大的文化民族并驾齐驱而为它敞开着的唯一的通途。歌德的同时代人已经多次热情洋溢地描写过歌德当年如何昂首阔步于生活在当时的人们之中，神采奕奕，使人心折，满头鬓发，目光炯炯:从头到脚都是一派真正艺术家的风度，他的竖琴上发出的音韵动人的歌调，就象锐利的箭矢在他的箭囊里铿锵作响。在和古代的伟大人物普罗米修斯、穆罕默德、凯撒精神上交往的过程中，他酝酿着宏伟的计划，并且一砖一石地精工、砌起《浮士德》这部现代的旷世诗篇。
　　然而即便是这位天才也未能从自己髙贵的肢体上摆脱掉德意志鄙陋状况的桎梏。歌德在他的故乡定居下来，以律师为业，并且和一个美丽富有的少女伊丽莎白·旋耐曼订了婚，这个女孩子眼看着就要把他卷入法兰克福金融豪门的空虚生活中去。一种幸运的本能使他避免了这个危险，可是他脱身避难的港口，只不过是一个小诸侯的宫廷而已。
　　歌德到魏玛公爵那里去供职。这位年轻的公爵并不是阿谀奉承的史家笔下描绘的那么一个思想高超的文艺赞护人。亳无疑问，他在智力和体力上都胜过当时吮吸德意志人民骨髓的其他一切专制暴君，然而这点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在歌德、席勒、赫尔德和维兰都生活在他的宫廷里的那个时期，这位公爵竞死抱住法国宫廷式的古典主义不放。这种古典主义适合德意志小国专制主义的文学需要。公爵和歌德共同生活了四十年之久，末了竟撤掉了歌德在魏玛剧院的领导职位，以满足他的一个情妇的瞬息万变的娇纵脾气^[8]。歌德当时就说:“卡尔·奥古斯特^[9]从来也没有理解过我。”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话虽如此，秉性急躁、年方十八的魏玛公爵，居然能对那位比他年长八岁的精力充沛.才气横溢的诗人产生巨大的好感，并且延请诗人到他的宫廷里去，这对于一个德意志王侯来说，不能不说是某种成就。一七七五年十一月七日歌德进入伊尔姆河畔的这个市容肮脏街道弯曲的小巢^[10]，在那儿生活了五十六年，直到他去世为止。
　　歌德这一来便进入到狭小的环境之中，其寒酸的程度简直难以形容。整个公国总共三十四平方英里，居民约十万人，其版图并不见得比普鲁士的一个县或者几个县大，居然也拥有自己的宫廷和军队，自己的教会的和世俗的官厅，俨然也是一个欧洲强国；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小人国的尺寸，然而可怜的老百姓并未因此便少受压榨。歌德给安插在内阁里担任大臣之职，当地的豪门权贵对此激烈反对，他们也确实有一定的理由或者借口来进行阴谋活动。这位年轻的公爵花天酒地、恣情放纵，所有这些荒唐行径都以歌德为带头人。可是这类事情在德意志各国所有的宫廷里都是世代相传，历来如此的。歌德在魏玛初期所遭到的那些恶零的流言蜚语，其根源乃在于，公爵的这位不贤导师竟例外地不是一个木头木脑的容克贵族，而是一个市民阶级的天才诗人。另一方面自然也不必因为歌德不久之后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充当一名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的官员，历时十年之久，便为之大吹大擂。歌德作为魏玛的大臣所做的一切和能够做的一切，每一个平平庸庸的普鲁士地方行政长官都在做，他们既不要求当代也不要求后世给他们以桂冠。'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些外在的生活环境对于诗人歌得如何发生影响。他出生于统治阶级并在其中长大成人，他始终没有跳出统治阶级的魔法圈。莱辛对于宫廷生活所怀有的强烈的憎恶，歌德是没有的，他的缪斯差不多有六十年之久始终迁就着各式各样宫廷的要求。在最初十年里，他迷恋着一位比他年长七岁，并且已经生了七个孩子的宫廷命妇封·斯泰因夫人^[11]。从来没有一个女性象她这样长久、这样绝对地控制过这位诗人的心。斯泰因夫人肯定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可是完全拘泥于贵族和宫廷的观点。歌德开始动笔写他的《伊斐盖妮》^[12]时，曾经有一次写信给她：“真该诅咒，陶鲁斯的国王说起话来，好象阿波尔达^[13]地方的袜子工人没有一个在挨饿似的。”另一次他又谈到一次旅行被人们称之为卑下阶级而对于上帝来说却是最高阶级的人，我在这次悲惨的旅途中又是多么深切地爱上了他们啊!”然而歌德所赞扬的那些“卑下阶级”拥有的美德，诸如安分守己、知足常乐、善良无害、忍让宽容、吃苦耐劳，恰好正是那些统治阶级在被统治阶级身上看得中的美德，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可是天生的艺术家、天才的诗人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使他越来越强烈地奋起反抗他不得已而屈居其中的那种鄙陋状况。天才的诗人不能长此以往为了“一些无谓的琐事而玩弄无谓的词句”，不能长此以往“浪费时间，去把猴子打扮成人的模样，并且去教狗跳舞”。他心里惦记的是促进美学文化，这件事无疑可以成为使德意志小国专制主义得到宽容的唯一理由，可是却一再遭到公爵的反对，这位公爵不愿摆脱他那乏味已极的军事游戏，不愿摆脱他的那些寄生虫似的宫廷侍臣，不愿摆脱他的那些靡费极大的狩猎和旅行。歌德喟然长叹，“青蛙生来是水里的动物，尽管它有时候也会在旱地上呆一阵。”他给朋友克耐勃尔^[14]的信里写道：“我就这样一级级向上，经历了各个阶层，看见农民辛辛苦苦地从田地里收来一些糊口的粮食。倘若他只是为自己辛苦流汗，日子过得也还舒服。可是你知道，蚜虫爬在玫瑰花枝上，吃得又肥又绿，接着蚂蚁来了，把蚜虫身上的汁水吸了个干净。就这样一环套一环。我们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上面一天所消耗的东西，往往总比下面一天所能收入的东西要多。”在和丑恶可憎的东西进行的这场毫无希望的斗争中，歌德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他所有的宏伟的创作计划全都没有完成，搁置一边；创作了《葛兹》和《维特》，从而显露头角、名噪一时的这位诗人，对于这个民族来说，似乎已经销声匿迹。
　　这时歌德断然决定，旅行意大利，以此自拔。一七八六年夏歌德启程去意大利，接着在罗马呆了两年，摆脱了德意志“铁板似的穹苍”，来到一个阳光明媚的大自然，来到一个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里，使他叹为观止的乃是古代雕塑，诗人在这里重新获得了永久的新生。于是他的歌声屈从于他那具有魔力的意志，迅速组成音调，这位大师的杰作很快就大量涌现，《伊斐盖妮》、《塔索》、《罗马悲歌》相继问世；诗人的手不论在哪儿触动琴弦，琴弦便立即振响，仿佛发自人类的心灵深处。
　　从意大利回来后，歌德很难再适应旧日狭隘卑微的环境。他和克莉斯蒂婀娜·符尔皮乌斯结了婚。克莉斯蒂婀娜是个健壮结实的美人，但是在精神上对歌德没有多大帮助；这桩“尽本分的婚姻”结束了歌德和封·斯泰因夫人的关系；即使撇开这点不谈，歌德也感到十分孤独，只是他份内的公务此后不再象过去那样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了。公爵终于开始理解到，歌德生来不是在这小国官僚机关里埋头忙碌的人，而适合于去干更崇高的事情。所以他对歌德相当放手，歌德基本上只限于领导魏玛的剧院。
　　但是在他的本质的核心里所存在的更深刻的冲突也逐渐涌现出来。法国大革命的阵阵闪电越过莱因河，它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康德哲学，使德国人的精神发生了革命。外部世界的风暴威胁着诗人歌德为自己构筑的与世隔绝的美的世界。他十分反感地摒弃这革命的风暴，对它缺乏一丝一毫历史的理解，而在他同时代人里面有许多比他渺小的人却具有这种理解。歌德写了一些淡而无味的闹剧，想以此来讽刺法国大革命。这些闹剧甚至比他在魏玛献给宫廷节日的化装剧和其他别的空洞无物的诗剧更有损于他诗人的荣誉。他在这时的主要文艺著作乃是《威廉·迈斯特的学徒年代》，这部长篇小说长久以来被他自己认为是他的创作之冠，可是这个评价并未得到后世的认可。尽管这部长篇小说具有歌德精神的如此丰富的痕迹，可是题材的贫乏单薄，当时德国社会生活的贫乏鄙陋损害了作品的艺术。这种社会生活，只好通过一个狂妄傲慢的土里土气的容克贵族阶级和一个备受轻视的流浪艺人无产阶级^[15]这种笨拙的方法，才能摆脱可敬的然而狭窄的、市侩式的庸俗气氛。
　　九十年代中期歌德和席勒的友谊起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意大利之行所起的作用。席勒是狂飙突进时期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胆的代表，在古典主义的宁静早已成为歌德的艺术理想的时候，席勒还激昂慷慨、热情奔放。他对歌德怀有激烈的反感，而歌德也报以极大的怀疑。可是后来，随着席勒越来越被德国的鄙陋状况逼到美学文化的领域中去，而歌德又越来越渴望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他的人才，这时，他们两人终于互相了解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十年合作形成我们古典文学的顶峰，无数使大地肥沃的江河起源于这座顶峰，然后注入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我们的道路和我们的目标已经和当时完全不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通过美学的途径来达到政治的和社会的自由，可是谁要是对德国社会状况的历史关系略有所知，那么想起歌德和席勒共同创作的伟大日子，就永远会满怀感激充满敬意。在这两个人的合作过程中，谁的贡献更大或是谁的收益更大，这样的争论纯属虚拟的想象之争，与严肃认真的历史研究亳不相干；歌德用下面这句话直截了当地把这个争论解决了：德国人拥有这样两个人，应该感到满足了。
　　歌德无疑是个更有天才更为博大的艺术家，可是他在这十年创作的作品具有烈火般的感情的明显的痕迹，这种感情是席勒赋与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之盟的。他俩一起写作了他们的《讽剌诗》，把这些诗象锋利无比的箭矢，投到市侩们的行列中去。两人毫无妒意地互相竞赛，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谣曲。歌德在《赫尔学与窦绿苔》一诗中，善于在古典的形式里注入现代生活的内容；其技巧更比《伊斐盖妮》和《塔索》大不相同！这部篇幅不大的叙事诗均匀严整，卓尔不群，具有荷马史诗的质朴简洁，比起《威廉·迈斯特》的那种追奇猎险的浪漫主义不知要高出多少！几世纪以来，小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构成德意志生活的重点，诗人深入到这个阶级的圈子里去，从中汲取了一股朴实无华永不枯竭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最艰苦最混乱的情况下，为了伟大的未来，挽救了德意志的名声。
　　席勒不断地敦促他的朋友完成《浮士德》，可是等到一八〇八年这部悲剧的第一卷问世，席勒早已在三年前去世。歌德以前曾经发表过这部他创作了一辈子的不朽著作的若干片断，没有怎么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等到这部作品大功告成，恰好在德意志最受屈辱的日子里一旦问世，便像雷劈电闪，所向披靡，到处点起熊熊烈火，犹如当年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位白发老人再一次经历了他青年时代的无比巨大的胜利。欧洲所有的有文化的民族都心甘情愿地把《浮士德》这首诗奉为现代诗歌的皇冠，对它赞美备至。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创作出这部无与伦比、光彩夺目的诗剧。异族统治的苦难迫使德国本国的暴君们纷纷采取改革措施，可是德国人从《浮士德》这首诗里比从那些可怜的改革措施里汲取到更为自豪的民族自信心。
　　从此歌德高高地凌驾于民族之上，孤身独处，度过了他那漫长的老年时代。德意志民族为了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并没有打动他的心。他大概这样想：你们且去挣脱自己的锁链吧，我这个人对你们来说太伟大了。
　　歌德因此受到很多的责难。歌德是个十足道地的文化人，他对那种低级乏味的仇视法国人的情绪丝毫不感兴趣，从这点来看，责难歌德是没有道理的；可是在一个震撼世界的斗争时代，他居然在一个袖珍版的德国小宫廷的小得可怜的铁笼子里怡然自得，从这点来看，对他的责难就是有道理的了。这位伟大的诗人如今动不动就消失在最渺小的大臣^[16]的身后，变得无形无踪，这位强有力的语言巨匠竟满足于一种华而不实毫无内容的老人文体。这种双重的生活也反映在这个时期的诗文作品之中。这些作品里，除了百花盛开茵草肥美的沃野之外，还有满目荒凉的贫瘠地带。倘若那些推崇歌德的市侩们即使在日益衰老的歌德所写的每一行诗句里也听到纯净的智慧在淙淙流淌，那么这与其证明这些人审美趣味高超，毋宁证明他们美学胃口强健。
　　可是歌德作为古典文学的最伟大的也是最后的代表，在德国生活中始终是一股力量。只要歌德活着，古典文学便构成德国人民唯一的无可争议的权利，去要求获得一个文化民族的荣誉。人们和巴什基人^[17]结成联盟，进行了民族解放战争，反抗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紧接着便是一种丑恶的反动。在封建的东方向资产阶级的西方进行反扑的情况下，浪漫派应运而生。可是当时古典文学已经创造了自己的价值，歌德用下面这段率直的话语把浪漫派大言不惭的狂妄无礼的要求顶回去时，也正是想到了古典文学的价值：“我把古典主义的称之为健康的，浪漫主义的称之为病态的。大多数比较新的东西之所以是浪漫主义的，并不是因为它新，而是因为它虚弱，病恹，病态。旧的东西之所以是古典主义的，并不是因为它旧，而是因为它强壮，新鮮，欢快和健康。”这些话今天用在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新浪漫主义身上，就和七十年前用在封建阶级没落时期的旧浪漫主义身上，同样都是一针见血的。
　　当时还有生命力并且还有前途的资产阶级对歌德提出的反对便迥乎不同了。歌德于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逝世，当时巴黎爆发的七月革命最终结束了欧洲复辟的悲惨日子，各国人民又想起了他们对君主们所拥有的权力。在政治上刚开始思考和行动的德国青年，只见过老年的歌德，甚至在歌德青年时代的作品里他们也很少找到激动他们心灵的东西，必然对歌德采取否定和敌对的态度。不可避免的会对歌德作出一些尖刻的、严厉的、不公平的判断。我们只消读一读别尔内^[18]论歌德和席勒的通信集的那些文字就行了，而别尔内怎么说也是一个在美学方面颇有修养天资聪颖的人。可是也不要因此就随声附合那些推崇歌德的市侩们，他们大叫大嚷，说德意志民族对它最伟大的儿子大为不公。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也比它最伟大的儿子要伟大得多；它必须在人类创造的各个领域行使它的天赋和能力，而这点是任何个人都永远也办不到的，因为个人在空间和时间上便已经大大的受到局限。随着政治生活在德国不断发展，不论对歌德作出了多么稀奇古怪、罕见少有甚至令人气愤的评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些评论源出于一种历史的必要性。只要德意志人民变成了一个自觉的民族，那么这种美学文化里的片面性便会得到克服，歌德这个伟大的名字过去曾经具有的鼓舞人心的然而现在业已僵化的魔力便会遭到破除。
　　歌德本人属于那些历史伟人之列，他们可以坦然地等待后世对他们作出公允的评论。后世不再把歌德视为超人般的天才，可是他也不会因为对后世显得更具人性，便变得渺小起来。在他的作品里有些东西业已死亡，或者生来就是死胎，这大多是他那时代的过错；而他作品里生机盎然、精力泉涌出的东西，或者说，只要德意志文化，欧洲文化存在一天，便会生机盎然、精力泉涌的东西，这大多都属于那个曾是战士的人!现代的空气里充满了许多新生的萌芽，这都是他那仁慈的手大把大把洒出去的种子萌发出来的。许许多多的人也许连歌德的名字也不知道，可是却感觉到了他精神的气息。这样他就永垂不朽，在那个他的肉眼从未见过的崭新的世界里他也将永远活下去。

^[1] 原载《真正的雅各伯》杂志一八九九年第342期。

^[2] 当时德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境内有很多独立的小国。

^[3] 指牧歌剧《恋人的脾气》和讽剌喜剧《同犯》。

^[4] 歌德在莱比锡大学因病辍学，到斯特拉斯堡后，才恢复健康。

^[5] 指十八世纪。

^[6] 指历史人物葛兹。

^[7] 指莱辛。

^[8] 魏玛公爵在他的情妇、一个女演员兼歌唱家卡洛琳娜·雅格曼的鼓动之下，于同年四月份让歌德辞去魏玛剧院的领导职位。

^[9] 这是魏玛公爵的名字。

^[10] 指魏玛。

^[11] 夏绿蒂·封·斯泰因（1742—1827），歌德的女友。

^[12] 歌德的诗剧《陶鲁斯岛上的伊斐盖妮》，一七七九年写成散文，一七八七年改为韵文。

^[13] 阿波尔达是埃尔富特地区的一座以纺织业着称的县城。

^[14] 卡尔·路特维希·封·克耐勃尔(1744-1834)，魏玛宫廷的太傅，歌德的朋友。

^[15] 指《威廉·迈斯特的学徒年代》一书中出现的人物，这些人物使小说描绘的生活有了些许生气。

^[16] 歌德在魏玛担任大臣的职务。梅林在这里批评歌德安于大臣的职务，忘却诗人的职责。

^[17] 指欧洲的反动势力和沙皇俄国结成联盟，共同反对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的拿破仑。

^[18] 路特维希·别尔内（1786-1837)，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对歌德的一些过激的批评受到海涅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