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和现代

歌德和现代^[1]

(一八九九年八月)

　　拉萨尔在一篇文章里这样阐述了一八五九年的席勒纪念活动：我们的人民在其文学的精神统一里看到了它自身精神统一的保证，从而看到了民族复兴的令人愉快的保证。事实上此中表明了，这是一次席卷一切和所向披靡的进军，它借助席勒百年诞辰之际呼啸着穿越整个民族。恰巧那时，意大利战争^[2]使民族感情痛苦地意识到，德国人做为一个民族已经沦为附庸了；席勒的纪念活动就形成对这种令人羞耻和使人沮丧的事实的一种强烈抗议。
　　十年前，歌德的百年诞辰几乎是无声无息地过去了。那时正处在反革命骄奢淫逸的时刻，^[3]他们残酷地清除了一个失败了的人民运动的最后残余。和人类社会里的所有事物一样，纪念活动也是和历史发展相关联的，不能随意摆脱这种联系。歌德一百五十周年诞辰即将到来，今天在德国各处都准备用手、用口、也有不少人用心灵来纪念这位德国文学的最伟大的守护神）这是一种可敬的虔诚感情。我们绝不以廉价的陈词滥调来对这种感情进行百般挑剔。在官方德国纪念官方名人的那些有名无实和不可胜数的纪念活动中，歌德的纪念活动显得尤为庄重。但是自然也不能想象，这会象一八五九年席勒纪念活动一样，掀起一次歌德纪念活动。我们生活的时代不适于进行这样一种纪念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纪念活动对于现时代已经过迟，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则又嫌太早。
　　自从德国人重新争得了国家的统一以来，不管这种统一好也罢，反也罢，纪念歌德的义务就落到崇拜歌德的学究和崇拜歌德的市侩手里。不无理由被称为瑞士歌德的高特弗里特·凯勒有一次写道：“在歌德崇拜中存在着一种虚伪的虔诚，它经常被地道的市侩，而不是那些从事生产的市侩，向门外汉推销着。每篇谈话都充塞着这个被神化了的名字，每部论述歌德的新著作都受到吹捧，而歌德本人的著作则没有人去读了；等等。随之，这种怪诞的行径一方面溶成为傻头傻脑的愚蠢，另一方面又如宗教的虔诚一样，被当做一件外衣，用来掩盖形形色色见不得人的人性的弱点。”谁只要稍微熟悉一些近三十年来论述歌德的著作，谁就会认为这种率直的评语是切中要害的。不过这种率直在相当程度上也失之片面，因为它没有解释，为什么在歌德崇拜中出现而且必然会出现这种伪善：它也弄不清楚，为什么经受过政治和社会斗争浓密炮火的这一代人在歌德生活于其中的美学世界里却不再能辨清方向，为什么这一代人听任这个世界成为那些骁勇但却短视而无聊的学究们的竞技场。谈到这点勿需愤慨和恚怒，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在世界文学中，还没有一个人物象歌德那样，能够诱使人们如此厉害的对他进行英雄崇拜；而谁要是屈服于这种崇拜，谁就会在现时代与世格格不入地徘徊歧途。在近几十年出版的汗牛充栋的论述歌德的著作中，很难说有比维克多·赫恩^[4]的《怀念歌德》一书更缜密、更富于才智和——用一个词儿来表示——更歌德化的了。其中有好些精彩的章节，有些篇页从形式和内容上来说都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仿佛嘎嘎作响地打开了歌德内心深处的大门似的。但也有相反的一面，对席勒、莱辛、毕尔格尔^[5]、海涅，反正对那些身上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德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人物，却下了极为肤浅甚至是极为仇视的论断；他把德国革命污蔑为政治上的儿戏和对巴黎式样的模仿；把俾斯麦颂扬成六十年代德国唯一五官健全的人；以及鼓吹最顽固的反犹主义；简而言之，是对现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极端麻木不仁。如果崇拜歌德的学究和崇拜歌德的市侩的碧绿枝干看来亦不过如此，那就很容易想象得出，其它的枯木朽株上面会是一副什么模样了。
　　当然歌德本人在这方面是毫无过错的。他已竭尽全力做了他所处时代里所能做的，也为此而永垂千秋万代。但要把他观察那个时代的方法移植到我们的时代来，那就是愚蠢；几周之前一个职业的歌德囊虫竟真的摭拾了歌德的只言片语，拼凑成一部平民的政治万宝全书，就更其愚不可及了。但是人们不能忽视维克多·赫恩从这种无条件的歌德崇拜中所得出的结论，他说：这种无条件崇拜在当前斗争中注定是毫无用处的，甚至因此急遽转到歌德特有的本性——开朗的乐生观的陡直反面去了。赫恩过于杰出，过于机智，他本人过于博学和有教养，这使他不致于把自己完全溶入他的理想人物歌德。他这本书的光明面和阴暗面不可分地联在一起。因此，这本书对于下面这一问题是极有教益的，歌德对现时代能起什么作用和正起着什么作用。
　　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天才的人，他用创造性的艺术家的眼光观察了他的周围世界，这个人就是歌德。但这个环绕他的周围世界是狭隘的和可怜的，居住着驯从和胆怯的小市民，被一批渺小邪恶的专制暴君统治着。歌德就在这样一个小国暴君的宫廷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半时光，近六十年；这个暴君可能并不象其他暴君那样畸形，但他也决不因此而成为一个伟大和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这一切都在歌德的诗歌里打上了烙印，并且他年纪越大，其烙痕也越深。谁要是把他当作是生活海洋中的一座绝不把人引入歧途的灯塔，那他就一定也必然会陷入沙滩而搁浅。自从歌德死后，德意志人民就生活在民族存在的一种不间断的变动之中，它决不可能退回到歌德曾进行艺术创作的环境中去，即使想这样也不可能。个别的人或许办得到，但是整个民族或仅仅其中某个阶级就决不可能。今年的歌德纪念活动不可能成为一件全民族的大事，如一八五九年纪念席勒那样；那时这个民族在席勒的民族激情里还能感受到它内心渴望的古典主义的表达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说，要依照那次纪念席勒的方式来纪念歌德是已经太迟了。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却又嫌为时过早。维克多·赫恩在他那本书中最长的一章里论证了，歌德从来就没有变得家喻户晓；在他漫长的一生中，顶多也不过有一两次获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功，一次是《维特》、另一次是《浮士德》的出版。这是正确的，这也是对那些英雄崇拜者的一副恰当的清凉剂，这些崇拜者要把他们膜拜的对象抬高得超乎一切人性的弱点之上，只有一小部分甄选出来的聪明人才能理解他。谁要是没让这种狭隘的崇拜刺盲了双眼，谁就会对歌德的薄弱的人民性作别的理解。歌德从来也不是一个孤独的半神，不可企及地阔步在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头上。他固然是最伟大的一个，但毕竟是那些开路先锋的思想家和诗人中的一员而已，这些人给德国人民在有文化的伟大民族中间重新争得了平起平坐的席位。歌德的不朽创作从千万条小溪有益地注入德国人民的生活之中。没有歌德取之不尽的贡献，许多人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但如果这些人不知道去称呼歌德的名字，那决不是群众的思想迟钝麻木不仁。人不能只靠面包为生，但也不能只靠艺术活命。在创造一种美好的生活之前，首先得保证自己的生存。
　　所以艺术就一直成为那些得天独厚的少数人的特权，并且这些人还引以为荣地铸出一种无耻的信条，认为群众从来不能经受住艺术的明亮的阳光，顶多只能经受住这种阳光的几缕暗淡的光束而已。只要还有统治阶级存在，只要被统治的群众不得不为起码的生存而搏斗，连吸口气的力量都腾不出来去创造一种美好的生活，那这种信条就能可耻地传播开去。可是如果以为，要是这些得天独厚的阶级灭亡的话，那艺术也要随之灭亡，那再没有比这更加可笑的愚蠢了。艺术是会灭亡的，但不是做为艺术而灭亡，而是做为特权而灭亡；艺术将会蜕掉使之畸形的包皮，根据它自身的实质应该成为并且也确实是人类固有的财富。随之，沉睡在每个真正的人身上的艺术家灵魂将会欢呼着活跃起来，歌德的名字也将在德意志的精神天空中穿云而出，光芒四射，如同太阳从浮云中涌现出来一样。
　　在德国文化领域中成为伟人的人物中间，再没有比歌德更真实、更伟大、更不朽的艺术家了。在其它民族和其它时代有过更伟大的天才诗人，这有可能；在凡人的眼睛所无法洞悉的未来会出现更伟大的天才诗人，这也可能；可对这些“如果”和“但是”，大卫·斯特劳斯^[6]早就一语道破了，天狼星有可能比太阳更大，但它不能使我们的葡萄成熟。德国艺术从没有象在歌德身上体现得那样包罗万象，那样纯洁、那样深邃。我们不能想象这个太阳停止发光发热的时刻会是怎样。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还使太阳仅仅透出几缕微光的乌云，其消散的时日正越来越近。德国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的日子，将成为盛会纪念歌德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他的艺术将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财富。

^[1] 原载《新时代》杂志一八九八至九九年度第二卷第673-676页。

^[2] 意大利战争亦称法意奥战争，指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七月八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掠夺土地，并依靠有成效的“局部性”战争在法国巩固波拿巴政体。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的反对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主解放运动，力图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和皮蒙特军队获得几次胜利后，在七月十一日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撤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管辖。

^[3] 指一八四八至四九年在德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

^[4] 维克多·赫恩(1813-1890)，德国艺术史家。

^[5] 高特弗里特·奥古斯特·毕尔格尔（1747——1794），德国民主主义诗人，翻译过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

^[6] 大卫·弗里特里希·斯特劳斯（1808—1874），德国哲学家，政论作家，青年黑格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