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歧途的歌德

徬徨歧途的歌德^[1]

（一九〇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歌德致夏绿蒂·封·斯泰因^[2]的书信集》，出版人约纳斯·弗兰克尔^[3]，评注全集。第一卷（从1771年至1781年），附肖像一帧，手迹一幅和歌德亲笔图画十二张，共四百四十三页。第二卷（从1782年至1786年），附歌德亲笔图画两张，共四百一十页。第三卷（从1786年至1789年）及两人1794至1826年之间的通信，附手迹一幅，歌德亲笔图画十二张和梯许拜因画的画像两张。共四百七十七页。一九〇八年耶拿出版，欧根·狄德利希斯出版。

　　歌德在出版温克尔曼^[4]致贝伦提斯^[5]的信件时写道：“书信是每一个人能够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纪念物的一部分。活人在自言自语的时候有时总要把一个不在跟前的谈话对手设想得就在眼前，可以把最内在的思想向他倾诉。所以书信也是一种自言自语。因为你写信去的那个朋友，往往与其说是写信的对象，勿宁说是写信的契因。使我们或喜或悲，受压抑或受感动的东西，都从我们内心分解出来。写信的人越是只想到眼前的瞬间，越少想到以后的时间，那么这种素笺作为一个生活，一种状况的持续的痕迹，对于后世便越是重要。温克尔曼的书信有时便具备这种我们希望的特性。
　　放在我们面前的歌德的书信，简直多得不可胜数，也只不过是有时候具有这种我们希望的特性。我们且把歌德后期用那种繁琐的枢密官的文体写的书信撇开不算，就是他写给席勒的信也是非常造作的；不管人家怎样赞美这些信件，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反正每一句每一行你都感觉到某种收敛的态度，它正好使写信人不说，什么使他悲或喜，什么是他的最内在的思想。相反，歌德致夏绿蒂·封·斯泰因的书信却是在最高程度上经受了考验，称得上是“一种自言自语”。这是自然而然的，他们两人的通信长达十二年，这期间两人之间又存在着亲密的关系。稍后的时期，两人之间的破裂外表上又得到了弥合，这个时期歌德的书信是毫无意义的，弗兰克尔先生这个集子本来极为出色，他其实不应该把后期的信件收集进去的。收信人^[6]对这些信件当中的一封所说的话也适用于所有这些信件，以及歌德在这一时期写的这么多信件，她说：仿佛是“一个佩着宝剑挂着勋章身穿宫廷礼服的老爷”在说话。
　　如果说歌德在一七七六年至一七八八年间写给夏绿蒂·封·斯泰因的书信是诗人的“一种自言自语”，那么尽管缺乏回信，这些信件的价值也并不削弱。夏绿蒂·封·斯泰因在她和歌德闹的时候，把她的回信向歌德要了回去，全部销毁，而把歌德给她的信则仔细地保存起来，留给她的继承人。这些继承人都是理财经商的能手，他们以七万马克的价钱把这些信出让给魏玛的歌德、席勒档案馆。可是这些信件早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期间就由薛尔^[7]予以发表，从此之后，再版多次，并且被资产阶级的文学史家充分利用，一点不剩，还被他们详加阐述，当然和歌德希望人家读这些信件的原意正好道而驰。他们不是着眼于这些信件的“对象”本身，也就是歌德在信中进行的“自盲自语”，而是死盯着写这些信件的“契因”，死盯着歌德对夏绿蒂·封·斯泰因的爱情。
　　在这点上这些崇敬歌德的僧侣和市侩可是得其所哉。他们在歌德的恋人们面前扮演贞操监察官的角色，他们对这些人多方侦察，看弗里德里克·布里翁^[8]生的那个孩子究竟是歌德的还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夏绿蒂·封·斯泰因认识歌德的时候，是不是早已结婚十年，生了七个孩子，如今不守妇道，垂爱于歌德。这些怪物当中的一个——要是我们没有搞错的话，是敦策尔^[9]——把有问题的这十年逐日算了一遍，证明歌德和夏绿蒂根本没有机会去过越规放荡的生活，于是他把德国人民心坎上最前列的位置之一给了这位品德端方的妇女。这些小市民目光短浅，当然看不出来，倘若他们把他们的品德奖颁布发给夏绿蒂·封·斯泰因是有道理的，那么这个徐娘半老姿色已衰的女人，竟然有十年之久，甚至不止十年，使一个才气横溢热情奔放的男子为她神魂顛倒，而又不使他得到相应的爱情的酬报，看上去就不大象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母玛利亚，而是象个心计狡黠的卖弄风情的女人。既然卑躬屈膝的思想是一切市侩的基调，那么他们甚至于把他们的偶像歌德也轻轻地刺了一下，他们一迭连声地为这位夫人的悲惨的命运怨诉，“这位男爵夫人”，“这位感情细腻，极有教养，有一颗热情爱人之心的男爵夫人”^[10]在歌德的心里被一个“粗俗的工厂女工^[11]”给排挤了出去。
　　恰好在这点上，已经为高特弗里特·凯勒^[12]所证实的“宣扬歌德崇拜的伪善者们”的“白痴似的愚蠢”达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致于在资产阶级的文学史上也出现了某种与之对抗的反应。尤其是在歌德的母亲的信札发表之后，关于“粗俗的工厂女工”的胡言乱语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如果说在夏绿蒂·封·斯泰因的命运里有一点类似悲剧性的东西的话，那么这种东西包括在以下的事实里。随着她和她的女朋友夏绿蒂·席勒^[13]散布的关于歌德夫人的可耻的闲话日益揭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夏绿蒂·封·斯泰因所享有的光辉灿烂的声誉也随之遭到动摇。这样一来，人们对她的类似天仙的品德开始发生最初的怀疑。这种怀疑迅速地与日俱増，以致于埃杜阿特·恩格尔^[14]先生几年以前还在他的文学史里为封·斯泰因夫人设计了一幅传统的理想图像，现在干脆掉转枪头，在他的文章和演讲里宣称：当然歌德是白白地害了一场相思病，但是这种难以克服的渴望——我们还是用文雅的说法来暗示吧，要是换一个民间通俗的字眼，可以说得更直率，更明确——使他昏了头，他象发了疯似的去穷追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紧贴着尘埃，和一切精神的、崇高的东西全都格格不入，欣赏柯彻布^[15]甚于欣赏歌德，对于蜚短流长，撒谎诽谤怀有一种不知餍足的乐趣。
　　这种反应一直到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不容否认，恩格尔并不是信口雌黄瞎说一气，他也能提供一系列文件作为佐证，说明他有理由贬低夏绿蒂。这位“艺术保护人”说的下面这番话也决不是使人信服的：通过这些证明还看不出一个人的本质；即使对待活人，精神病医师也须要一连几个月每天观察，才能多少有点把握，知道他们病情如何。按照这种论点，一切已经死去的人因为都没有在疗养院里让人家观察几个月，所以他们的本质就永远被宣布为一个解不开的谜了。这位“艺术保护人”下面的这番话可是打中了要害，“究竟是什么本质的兴趣命令我们把那个在歌德的生活中生活过的女人的同名女尸来回解剖？这具尸体和文艺之友就只有这么一点关系，那就是看她是如何反映在歌德的眼里的。”文艺之友，同样，历史研究者如果不想陷到与历史很不相容的蜚短流长的泥淖中去，那么为什么汉斯爱上了格莱特^[16]，或者说为什么格莱特爱上了汉斯这类问题也就和他毫无关系。碰到男女爱情这种非常个人的事情，在具体情况下，我们必须把它们当作一种不必多加解释的事情来对待；我们不可能知道，可是我们也不须要知道，为什么歌德会迷恋封·斯泰因夫人那么多年。要是埃杜阿特·恩格尔先生生逢其时，象他这么头脑清醒的男子，是肯定不会钟情于她的，因此他当然也还欠我们一本《伊斐盖妮》和一本《塔索》^[17]。
　　恩格尔的立场归根结底是那些崇拜歌德的迂夫子们所干的胡闹行径的另一个极端。尽管两性之间的恋爱往往是一切文艺必要的枢纽，可是历史却很少围着它转。围绕浮士德使他的格莱特怀的那个孩子，展开了一部惊心动魄的悲剧；可是据说歌德可能使他的弗里德里克^[18]生了个孩子——即使确有此事，这个孩子也和文学史毫无关系。也许有人说，正因为恋爱的激情在艺术中起这么大的作用，那么它在艺术家的生活中想必也起重要的作用，歌德的生活恰好在这点上是个榜样。但是只有在艺术家的激情反映在他的艺术之中的情况下，这种看法才是正确的。夏绿蒂·封·斯泰园在歌德的生活中肯定起过作用，但是只有在他的艺术中也起作用的情况下，她才算在他的生活中起了作用。她曾经成为歌德创作伊斐盖妮和莱奥诺尔^[19]的模特儿，这事我们颇为关心，至于她是否真是一个伊斐盖妮或者莱奥诺尔，那我们就不感兴趣了。同样，歌德给她的信之所以使我们感到兴趣，是因为他的本质在这些信里得到了反映，至于夏绿蒂·封·斯泰因是否配接受这些信，那我们就不必关心了。
　　使人高兴的是，这些信件的最新的出版者^[20]也持同样的看法。他用三言两语就把拥护和反对夏绿蒂·封·斯泰因的种种琐碎废话抛在一边；这个女人曽经作为一个理想的形象寓于那位热恋中的诗人心中，有人试图在这个形象旁边再唤起另外一个形象，不管那是在其他什么证物的基础之上、在冷漠的眼光下塑造出来的。这位最新的出版者认为这种做法是气量狭小、极不公正的。但是不仅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用歌德的眼光来阅读歌德的这些信件，他还把这些信件理解为歌德的自言自语，从中几乎可以逐日追溯诗人在寓居魏玛的最初十年间的发展。“只有用这种观点来看，这么多往往看上去毫无内容的信笺所包含的内容才有意义”。然而只有那个能把围绕在这一对在前台活动的男女身边的无数的反光和产生这些反光的光源结合起来的人，这些信件才能给他一幅轮廓鲜明的图画。有必要把舞台的背景一直照得亮亮堂堂，但是也有必要把布景后面和布景之间发生的事情移近人们的视野。所以弗兰克尔先生给这些信件全都附上详详细细的注解和实事求是的评注，同时他尽可能地让人物自己出来说话，可是并不釆用《敦策尔的魏玛流言蜚语集》以及类似的货色。他在“语言学的细致缜密”，“材料的学术价值”上完全可以和那些崇拜歌德的迂夫子们好好较量，同时他又跟他们不同，对于了解歌德并且间接地也为了解我们的古典文学作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在这里也不得不放弃对这么卷帙浩瀚的三卷书信集进行深入的评论，话说回来，出版社已经为它们做了细致可靠的工作；只是对于它们基本的结果，我们再补充几句。这个基本的结果乃是，歌德在魏玛度过的最初十年是一场“为争取现实世界而进行的激烈的搏斗”。在他的心里，渴求政治解放的欲望也还生气勃勃，就跟在莱辛、席勒的心里一样。我们的古典作家不得不局限于从事片面的美文学，实际上并不表示这些伟大人物臻于完美，而是表示他们日趋枯萎。
　　早在青年时代歌德就尖锐地看出了这种美文学的片面性。在他到魏玛去之前，他在评论维兰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写道，“这一小批人的桌上供着大理石的水妖、鲜花、花瓶，铺着彩绣精致的桌布，他们什么样高度精美的享受不拥有？各个等级是多么不平等，一边是这么多的享受，另一边又是这么多的匮乏：一边是这么多的财产，另一边又是这么多的贫困”。梅色尔^[21]的《爱国主义的幻想》于是在他的心里唤醒了千百个愿望、希望、方案，等他一认识魏玛的公爵并且应邀到魏玛去，他就打算把这些方案一一付诸实现。魏玛和爱森纳赫这两个公国“始终是他试验一下世界角色究竟适合他到什么程度的一座舞台”。他尝过宫廷的滋味以后，也想去“尝尝行政管理的滋味”，果然在半年之后他就已经当上了国务大臣。他粗粗地看了一眼国家机器之后，承认道，“管理这个世界，若能把这样的一颗长满了政治上道德癞疮的脑袋，那怕只是勉勉强强地清扫一下，使之秩序井然，那也是件棘手的事。”
　　可是他不知疲劳地着手工作了。为了恢复伊尔默瑙矿山，他动手研究地质学；为了在美术学院给学生讲授人体解剖学，他自己开始热心地钻研比较解剖学。同样由于实际的原因，他从事植物学的研究。他悉心研究农田耕种以及草地灌溉的各项问题。只要发生灾祸，他总赶到现场。一个偏远小村发生火灾，他亲自参加救火，把眉毛也烧掉了，就在这时，他想出一套办法，要建立一个很切合实际的救火制度，并把这些想法在这个小国里全面推行。他整顿了受到疏忽的税收制度，反对公爵的军事嗜好和漫无节制的狩猎癖，同样也反对吸干百姓血汗的宫廷糜费。他坦率地谈论“我们耗费全国骨髓的罪行”。他尤其关心老百姓的不幸的境遇。“蚜虫爬在玫瑰花枝上，吃得又肥又绿，接着蚂蚁来了，把蚜虫身上的汁水吸了个干净。就这样一环套一环。我们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上面一天所消耗的东西，往往总比下面一天所能收入的东西要多”^[22]。特别是取消什一税，也属于歌德打算实现的社会改革计划之列。在从事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歌德都感到非常幸福，所以在一七七八年近年底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写道：“事务的重压对于灵魂是美不可言的；灵魂一旦脱去重负，它就更加自由，便去乐享人生。再也没有比无所事事、贪图安适的闲散人更可怜的了，上天最美好的天赋竟使他感到厌恶。”
　　可是歌德很快就碰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早在一七七九年他就抱怨道：“鄙陋状况对我来说渐渐地已经象壁炉的火一样的司空见惯。可是我并不放弃我的想法，依然和那位尚未认识的天使进行搏斗，即使把腰拧了也在所不惜。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干些什么，为了取得些许进展，我得跟多少敌人作战。”想把魏玛公爵教育成一个文化人，他为此而作的一切努力，全都注定了要遭到失败；经过多年的教育之后歌德不得不承认，“归根结底，公爵的思想方法十分狭隘，只是在酩酊大醉之际，他才做出大胆的行动：因为他做事从来也不是有始有终、坚定不移，所以从来也未能贯彻执行一个其长度和宽度都很大胆的长期计划。”一七八一年三月十日他在给夏绿蒂·封·斯泰因的信里口气更加尖刻：“我现在一点也不再感到惊讶，这些君王们大多数都是这么疯狂、愚蠢和荒唐。一个人要拥有公爵这样好的禀赋是不容易的，象他那样身边拥有这么多智力高强、心地善良的人做朋友也是不容易的，可是一个人的进步并非按照这方面的比例，你还来不及看清楚，他的弱点又暴露出来了。他最大的毛病我也注意到了。尽管他对善事、好事十分热衷，可是他行善时不象在为非作歹时那样怡然自得。奇怪的是，他能够非常知事明理，对许多事情洞若观火，熟知许多事情，可是当他想给自己干点好事的时候，总要干点荒唐的事情出来，那怕是啃蜡烛这样的蠢事他也会干。可惜人们从这事看出，这是最深刻的本性使然，青蛙生来是水里的动物，尽管它有时候也会在旱地上呆一阵。”
　　一七八二年公爵的挥霍糜费达到了完全破产的境地。歌德又一次进行弥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成功地整顿了这个小国的财政。可是等他要求公爵同意制订一个固定的年度预算时，他又遇到了那种君王的倨傲，他于是明白了，长此以往他是敌不过这个公爵的。一七八四年六月五日，他读了伏尔泰论普鲁士的菲特烈国王的著名文章之后，写信给封·斯泰因夫人，“这本小书将引起惊人的哄动，我之所以对此感到高兴，因为你将会读一读它。和他写的任何一篇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也写得十分典雅，带着动人的幽默。他写普鲁士的国王，就象苏埃东写世界统治者们的丑事一样。如果全世界对国王们和君主们的情况能够恍然大悟，或者要想让全世界对此恍然大悟，那么这几页文字又是一副美妙的纳音。可是人们将要读它们，把它当作对妇人的讽刺，把它们搁在一边，又重新匍伏在它们脚下。”一七八六年七月九日，他又写信给斯泰因夫人：“我总是说，谁要是主管行政工作，自己却不是掌权的主人，那么这人不是市侩便是坏蛋，或者傻瓜。”歌德在说出了这番忧郁哀怨的自白之后，不出几个星期，他就出走到意大利去，公爵不知道、甚至连他自己的情人^[23]也都不知道，他此去何处。
　　夏绿蒂·封·斯泰因把歌德的逃亡理解为仿佛是歌德在逃避她，她用韵文写道，“此刻我是何等孤独，我将永远感到孤寂……他向我紧闭他的心扉，平时他总向我吐露心曲，他撇开我的手，默默地冷冷地掉头而去。歌德从意大利给她寄来的信，她回信的时候情绪总是非常暴躁。但是歌德自己的信表明，斯泰因夫人依然对他具有往日的魔力，他并不是因为她的缘故而逃离德国的。歌德向公爵提出他回国的条件是，解除一切国家事务，这个条件表明，究竟是什么东西逼他出走的。弗兰克尔先生说，歌德对他一生的其他阶级都滔滔不绝，大讲他的自传，唯独对他在魏玛度过的前十年完全保持缄默，其原因绝不是为了顾虑夏绿蒂·封·斯泰因，在这点上，他也是对的。“原因藏得更深，他不愿意把压在坟墓上的石块抬起来，在这个坟墓里深锁着心怀已久的宿愿，大胆的希望，痛苦的失望。”事实上歌德自己从来也不愿意回忆起，也不愿让别人想起，他心里有什么东西粉碎了，这东西用什么也不能代替，从此之后他命中注定了只能勉强度过一种颓丧的生活。
　　当然，弗兰克尔先生在另外一处又提到了歌德从意大利回来以后所贏得的“黄金的花冠”，那些崇拜歌德的市侩们会提出反驳，我们对此也要有思想准备，他们会说：这么说，诗人歌德在后来壮年和老年时期创作的那些美奂绝伦的作品加在一起还敌不过他可能改造魏玛公国的成就？对此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就在歌德为了在魏玛创造一些多少适合人的尊严的状况而和公爵搏斗的时候，他也创作了一系列最杰出的作品。在德国的一隅，那怕只是废除徭役一项，对于人类文化来说，当然也比歌德的《市民将军》^[24]或者他献给“奥地利皇后娘娘陛下”的诗歌，或者他那反对牛顿色彩学的一场失败的论战更有意义。只不过这样一回答本身就已经对这种市侩的局限性进行了过多的让步。问题根本不在于究竟是大臣重要还是诗人重要这个正反命题；事实上，在歌德晚年，按照皮尔格的说法，“平庸的大臣”常常遮掩住了“伟大的艺术家”。值得研究的是这个问题：歌德从意大利回国后，仅限于从事纯粹美文学的培植，这是否是他真正的生活的目的，或者说，他是否只是在经历了痛苦的经验之后，才把自己的精力局限在这个方面，因为他得不到他在精力最充沛的年代热心努力希求达到的东西，也就是做一个置身于人民之中、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充分发展的人。
　　歌德给夏绿蒂·封·斯泰因的信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些信表明歌德当时正徬徨于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些信也让人看出，歌德如何只是一步一步地后退，退到最后决定采取下策，或者不得不决定采取下策。他自己在这过程中倒并无所失，因为凡是在他日后使人反感使人寒心的东西，如果当作被捆绑的普罗米修斯发出的悲叹呻唤来理解，那么都可以得到宽容。但是在这过程中垮掉的东西，而且按照历史的规律也非垮不可的东西，那就是对纯粹美学文化的极度赞扬，直到现在，每一种反动的蠢事还躲到它的外衣底下。无条件的推崇歌德和对人民的生活及其需要，对当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难以置信的冷淡麻木互相并存，这种情况绝非偶然。
　　对于这个问题，那些好样的市侩自然有他们的回答：啊哈，你们想要把歌德说成一个政治诗人，或者甚至说成一个革命诗人，那他就成了你们的人了。这种说法根本不值得一驳，至少让我们用一段小小的历史回忆来看看它是什么情况。歌德作为魏玛的国务大臣争取实现但是未能做到的事情，倒有一部分被普鲁士国务大臣封·斯泰因男爵^[25]贯彻实行了。这并不是因为封·斯泰因比歌德更有天才或者更加革命，而是因为这个比歌德年轻许多的大臣，有耶拿战役^[26]作为他仁慈的保护神。斯泰因并非民主主义者，甚至连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他脑子里充满了中世纪的奇思怪想，在许多方面，歌德的观点比他解放得多，在他们关于法国大革命所炮制的胡言乱语方面，两人也许不相上下。一八一五年七月，歌德应斯泰因之邀，同游莱因河。根据目击者阿伦特^[27]的报导，斯泰因的态度极为和蔼可亲，和他平时愣头愣脑的态度完全不同，至少对于象歌德这样一个小国的国务大臣，又是拿破仑崇拜者，他的态度是异乎寻常的和蔼可亲：在斯泰因眼里，歌德只是一个为德意志人民争了光的人。他悄声地对他的随行人员说：“千万别谈政治，他不喜欢这个；当然这点我们不能赞美，但是他毕竟太伟大了。”可是歌德却用下面这番话来感谢他受到的殷勤好客的款待：“由于阁下的信任，本人得以对我们身边的道德和政治的环境看得更加清楚，并且对水上和陆地的情况有了更加自由的全貌，本人觉得大开眼界，对人生有了新的观点、新的认识。此外，本人有幸在阁下身边度过的美好时刻，恰好成为一件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事件的前兆。”——这个极为重要的事件乃是奥地利皇家莱奥波尔特勋章的司令官十字章“连同一份梅特涅公爵（这个梅特涅在一切民族问题上是斯泰因最凶恶的敌人）尊贵的亲笔信”到达了魏玛。
　　我们在这里仿佛看到一个真正的人和一个宫廷的偶像面对面地站在一起，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即便是一个落后旧式的帝国骑士由于他热烈地关心民族生活也可能赢得些什么，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如果不关心民族生活，也不得不失去些什么。
　　那些歌德的崇拜者当然不会因为这件事而迷途知返。他们的存在本身便是纯粹美学文化具有的片面性的最有力的证明，但是正因为他们在这种片面性中生存、活动，因此，他们害怕关于歌德的历史真实情况，犹如鼹鼠之怕阳光。

^[1] 原载《新时代》杂志一八九八至九九年度第二卷第673—676页。

^[2] 关于夏绿蒂·封·斯泰因，参看本书《沃尔夫冈·歌德》一文。

^[3] 约纳斯·弗兰克尔（1879—？）文学史家，一九二一年起在伯尔尼大学当教授。

^[4] 约翰·约阿细姆·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著名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

^[5] 贝伦提斯，温克尔曼的朋友。

^[6] 指斯泰因夫人。

^[7] 阿道尔夫·薛尔（1805—1882），德国考古学家，艺术评论家，希腊戏剧的翻译家。

^[8] 弗里德里克·布里翁（1752—1813），牧师的女儿，是歌德青年时代在斯特拉斯堡时的恋人。

^[9] 亨利希·敦策尔（1813—1901），德国语言学家，文学史家。

^[10] 指斯泰因夫人。

^[11] 指歌德的夫人克里斯蒂婀娜·符尔皮乌斯。参看本书《沃尔夫冈·歌德》一文。

^[12] 高特弗里特·凯勒（1819—1890），瑞士最重要的作家。

^[13] 指席勒的夫人夏绿蒂·封·席勒。

^[14] 埃杜阿特·恩格尔（1851—1938），德国文学史家。

^[15] 奥古斯特·弗里特里希·费迪南·柯彻布（1761—1819），德国剧作家，沙皇俄国的间谍，自由主义运动的敌人，被大学生刺死。

^[16] 泛指少年男女。

^[17] 歌德在《伊斐盖妮》和《塔索》二剧中，均以斯泰因夫人为女主人公的模特儿。

^[18] 浮士德的格莱特即《浮士德》上部的女主角甘泪卿。弗里德里克即歌德青年时代的恋人弗里德里克·布里翁。

^[19] 莱奥诺尔是歌德的诗剧《托尔夸多·塔索》的女主人公。

^[20] 指弗兰克尔。

^[21] 尤斯图斯·梅色尔(1720-1794)，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22] 这是歌德给他的朋友克耐勃尔信中的一句话，参看本书《沃尔夫冈·歌德》一文。

^[23] 指斯泰因夫人。

^[24] 歌德的剧本，内容是讽刺法国大革命的。

^[25] 亨利希·弗里特里希·卡尔·封姆和楚姆·斯泰因帝国男爵(1757-1831)，一八〇七至〇八年间任普鲁士首席部长，进行过改革。他和夏绿蒂·封·斯泰因不是一家。

^[26] 耶拿战役发生于一八〇六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打得惨败，从此开始改革。

^[27] 思斯特·莫里茨·阿伦特(1769—1860)，德国作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参加过德国人民反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