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退尔》

《威廉·退尔》^[1]

（一九〇九）

　　长时间内，席勒的剧本当中，最后一部他得以完成的剧本被公认为最完美的一部，被当作为挣脱无耻的专制暴政的锁链而自己解放自己的人民的雅歌。可是后来，这种判断渐渐地发生了变化，今天，对席勒的这出戏评价过低的危险已经远比对该剧评价过高的危险来得更大。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美学的原因和历史的原因同时发生作用，就象这出戏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是美学的原因和历史的原因同样发生作用一样。这个剧本为自由而战的强有力的激情只要还在使为自由而战者的心灵热血沸腾激昂慷慨，那么，他们就会忽视剧本艺术上的缺陷，然而，随着这种激情的日益减退，该剧艺术上的缺陷也就日益显需出来。这种激情的减退，并不是、或者首先并不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逐渐堕落到实际的生意经中去了；脑满肠肥的资产阶级对于这出戏倒还是最满意的呢，因为这一类的民族解放他毋需害怕。首先对这个剧本表示反感的，恰好是还有造反精神的小资产阶级当中最坚决最敢作敢为的分子；早在一八一八年，路特维希·别尔内就对这个剧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席勒的退尔放在亮处一看，是个胆小怕事、心胸狭窄的市侩。
　　如果说，席勒在《华伦斯坦》悲剧中证明自己是个眼光尖锐的诗人，对华伦斯坦的性格比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以及他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理解得都更加尖锐、更加深刻，那么他的这出瑞士剧本却完全囿于一则传说，甚至于连一则真正的、历史的传说也不是，而只是一则虚假的，人为地炮制出来的传说。一则真正的传说，还可以说是几十年、几世纪过程中，长在历史事件身上的铁锈，起的是美化的作用；这种传说一代一代口头流传，把事物外表的行程加以改变，但是，这只是为了更尖锐地抓住它们内在的核心。然而，人为地炮制出来的传说却正好要掩盖事物的这种内在的、真正的核心，想用有意杜撰的故事把这种核心抛弃，它故意把剽悍强暴、掠夺成性的山区部族说成是由牧民组成的虔诚的民族。
　　象席勒在他的剧本里描绘的那样一个瑞士民族，从来也不曾有过。十三、十四世纪的古老的瑞士人在山地与世隔绝的状况中保持了他们古代的聚族而居的共同生活，他们从中吸取战斗力，使邻人对他们畏之如虎，使哈布斯堡王朝和教会也对他们望而生畏，他们这些人还把自己算做教会虔诚笃信的教友呢。历史上的史陶法赫在一三一四年一月六日指挥什维兹人对爱因齐德恩修过院进行了一次野蛮的袭击。关于这次袭击，爱因齐德恩的学校教师写道：撒旦亲自鼓舞了这个民族。这古老的瑞士各邦肯定也是因为教会的和世俗的当权者对他们聚族而居的村落进行了抢劫掠夺而受激起事的，但是他们进攻别人至少和受人进攻同样厉害，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会去屈服在哈布斯堡王室总督的桎梏之下。他们是一个使人望而生畏的好战民族，经常骚扰邻近地区。与此同时，他们又把自己当作雇佣兵部队出卖给意大利国内，特别是法国国内的新兴的，现代的专制君王。几世纪来，他们用现金交易，把他们的鲜血和头颅都出卖给法兰西的暴君们，十五世纪在反击封建骑士军队的勃根第战争中^[2]是如此，十八世纪对抗巴黎人民的革命风暴时也是如此。
　　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卢特里宣誓^[3]，从来就不存在退尔和总督盖思勒，而历史上的史陶法赫大概是席勒笔下的史陶法赫最粗野的反面。倘若确实关系到真正的传说，那么一个具有席勒这样敏锐眼光的戏剧家定能从中找出其历史的内核，可是正因为所有这些故事都并不包含任何历史内核，它们都是由瑞士的编年史家们杜撰出来，为的是掩盖和隐蔽瑞士历史的真正的、当然是不大光彩的进程，所以诗人就束缚在这些故事上面，这可真是确确实实的束缚，这些一部分看来相当失败的杜撰束缚住了诗人的戏剧创作。
　　但是，席勒自己恰好希望这些伪造的故事就和他在瑞士史籍里找到的那样，这一点不容误会，如果说他不能按照它们时代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些故事，那他更加不去想按照他那时代的意义上去改铸它们，艺术家是允许这样做的，他只消用别的方式使用艺术手段好了。在这种前提下，按照赫伯尔的说法，戏剧家用不着当历史的复活天使。说不定因此之故便产生了那个起先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席勒想把退尔当作他一个剧本的主人公。有了这么谣言才促使他起草这出戏，同时他一定也意识到观众和时代对这个题材所抱的“各式各样的期望”。但是席勒并不打算满足这些期望；从他青年时代起就鼓舞着他，并且使他在“观众和时代”获得那么大的信任的自由激情，在法国大革命血淋淋的严峻事实上面受到极度的震撼；他根本不想用反历史的但是艺术的手法在瑞士的农民和牧童反哈布斯堡的起义中，来反映他那时代的革命运动，相反，他是打算用既反历史又不艺术的手法通过十四世纪的农民和牧童来批判他那时代的革命运动。所以在卢特里宣誓这场戏里是这样写的：

　　富尔斯特

　　我们只要打破那可憎的枷锁；
　　从先代遗留下来的往昔的权利，
　　我们也要把它保存无损，
　　却也不是贪婪无厌，漫无止境。
　　皇帝的一切，仍然属于皇帝；

　　
　　莫尔

　　我领受过奥地利的封土。

　　富尔斯特

　　你还是继续对它尽你的义务。

　　约斯特·封·维勒

　　我要向拉勃斯威尔贵族交税

　　富尔斯特

　　那么你还是照常向他缴租纳税。

　　罗色曼

　　我跟苏黎世女修道院主订有契约。

　　富尔斯特

　　属于修道院的你还是交给修道院。^[4]

　　对于法国大革命最巨大的成果——农民从一切封建差役和重压下获得解放——再没有比这个更加不加掩饰的抗议的了。诗人在写作这段时体验的不自在的心情，在剧本结尾的地方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在那里让容克贵族鲁登茨把他所有的家奴全都宣布为自由人，这种事情，一个十三、四世纪的容克贵族是不会干的，而十八、九世纪的容克贵族是从来没有这么干过的。
　　席勒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地把瑞士反哈布斯堡王室的起义的任何政治性和社会性统统剥夺掉。尽管瑞士人内部，从容克贵族直到农奴，全都一心一意，同仇敌忾，他们却不想共同起义反对他们的压迫者；必须让每一个个人最最个人的利益受到侵犯，他们才作出那个对他们来说颇为艰难的决定：为了推翻暴君而联合起来。这一个人的妻子先得遭到奸淫，另一个人的父亲得双目失明，第三个人得吓得逃离家园，第四个人得受到未婚妻不再爱他的威胁，第五个人得被迫射他儿子头上的苹果，这样他们才振作起来作出这大丈夫的决定。诗人对政治革命的恐惧于是对他塑造戏剧人物的能力起了不良的影响。总督们或多或少是舞台上的恶棍，而瑞士人则或多或少是些市侩。
　　这两点首先适用于总督盖斯勒和威廉·退尔。前者毫无意义地暴跳如雷，而后者则对共同的灾难毫无心肝，尽管他平时对于个别的人来说总是勇于牺牲，乐于助人的；在射苹果这场戏里，他在总督面前忍气吞声，远远超过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可以忍受的地步。向帽子鞠躬敬礼，这在第一幕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没有一个有荣誉的人能够俯身迁就，可是退尔却说因为漫不经心才没行礼；他请求“亲爱的老爷”原谅：

　　要是我存心如此，我不叫退尔。
　　我只求大人开恩，下次决不再犯。^[5]

　　退尔说这番话的时候，总督还没有向他提出那个残忍的要求，叫他射他儿子头上的苹果呢；卢特里那些叛乱者的首领们在这场戏里也表现得形象并不高大；史陶法赫，甚至于那个火炮性子的年轻人梅尔西达尔都极度愤慨，责怪退尔不向帽子敬礼，是藐视总督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当然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诗人的塑造能力恰好在这里被传说束缚住了，传说把他紧紧地拴在射苹果和让退尔在吉斯那特的隘道里射死盖斯更的情节上面。在心理学上很难证明这两场戏是说得过去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席勒要把这位总督刻划得残暴到了极点，而把退尔描写得忍让到了极点。如果退尔极端的低声下气都不能阻止总督一个劲地想出新的折磨来欺侮他，那么退尔便有不可争议的权利，象射死林中一头恶狼似的去射死这头野兽，连别尔内也责怪退尔进行“暗杀”，对此，席勒列举了充分的理由，来保护他的主人公。在第五幕里，退尔竟然还对巴里奇达^[6]进行了一番关于政治谋杀的道德说教，这可实在是超过了允许的限度。这一个场面连他的同时代人看了也觉得难受；歌德把它归之于“妇人的影响”，也就是诗人的妻子和小姨子的影响，这两个女人多多少少和魏玛的宫廷有密切关系。
　　流传下来的传说所具有的叙事诗的特性给诗人制造了另一个巨大的困难。写在席勒之前，歌德就想把这个题材处理成一首叙事诗，他这倒是走在正道上。这个困难席勒并未完全克服；全剧分解成三段，最初两幕戏以卢特里宣誓这场戏为顶点，第二第三幕^[7]里展开了总督和退尔之间的斗争，最后是第五幕，其重点在巴里奇达这场戏里。如果说这场戏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是一个令人不快的累坠，那么，席勒在剧本的前两部分之间还是建立了一个有机的联系，当然并没有把寓于题材非戏剧特性之中的困难全部排除。
　　在布局广阔的头两幕戏里，我们看见，威胁着每一个人的可怕的困厄把大家引到一起，在卢特里宣誓这场戏里使大家团结成一个整体，能向敌人进行致命的一击；他们是国家真正的救星，而不是那离群独立的个人，因为他认为，强者只有在单身独处的时候才最为强而有力。退尔只能发出举行解放行动的信号，但是并不能亲自完成这一解放行动。席勒极为明智，深思熟虑，他不让他的主人公参加卢特里会议；在退尔射死总督之前，曾经念了一段独白，以此安慰他的良心，这个剧本并不是在这段颇成问题的独白里，和人类伟大的解放斗争永远联结起来的，而是在卢特里集会的那些人发出的雄伟的自白里。在这段独白里，诗人酷爱自由的激情又一次熊熊燃烧，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更加光辉灿烂：

　　不，暴君的压力总有一个止境。
　　临到被压迫者没有地方寻求正义，
　　临到那重压到了忍无可忍——
　　他们就要抱着勇敢的信心直上天庭，
　　把那不能让弃、颠扑不破。
　　犹如高悬在上空的星辰一样的
　　永久不易的权利摘取下来——
　　到那时，自然的原始状态重又恢复，
　　人与人之间个个都平等；
　　要是没有别的手段可以采取，
　　就要诉诸最后手段，拔剑抗击——^[8]

　　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完全有理由说这个自白并不是来源于各种激情悲剧的辩证法，而是简单的真正哲理性的真理，它适用于一切时代，既适用于社会关系，也同样适用于政治关系。如果压迫者的枷锁变得难以忍受，那么革命有权，被压迫者有权，自己帮助自己，他们能够怎么帮助，愿意怎么帮助，就怎么帮助。席勒用这些奇妙的诗句把诗人的祝福给予了一切革命，不仅是十四世纪的革命，还有十八、十九、二十世纪的革命，进行了诗人的祝福。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席勒在这个剧本里也表现了他那诗人的敏锐眼光。在他创作这出戏以后十年，在德国各地爆发了他在瑞士的反抗斗争中描绘过的起义，这是德国人反抗法国异族统治举行的起义。就是这次起义也不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这次起义也是在法兰西征服者把人们折磨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把人们一切最珍视的感情都伤害了以后才爆发的；这次起义当中德国人也是团结一致的，但是只有在摆脱异族统治这点上是团结一致的，对于起义以后的情形并无任何明确的目的，以致于在这头外国的狮子被赶走以后，德国人又手无寸铁，成了本国豺狼的猎获物。由此可以解释，席勒的这个剧本在拿破仑的部队部队在德国土地上的年代里变得广为流传，深入民间；可是由此也可以解释，在所谓的自由战争结束以后的失望的年代里，资产阶级的觉悟分子开始对自己的状况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这个剧本引起了严酷的评判，我们在路特维希·别尔内的嘴里已经听到了这样一种评论。
　　然而就是别尔内也这样写道：“从席勒的充满爱意包容天地的广阔的心胸里产生出退尔那只顾桑梓的狭隘心灵和狭小卑微的行动；该诗的缺点恰好就是诗人的美德，……可爱的席勒身上有这些缺点比更好的诗人身上有他们的优点显得更加光彩。《威廉·退尔》始终是德国人拥有的最优秀的剧本之一。艺术作品就跟人一样；它们尽管有极大的错误，仍然可以是非常讨人喜欢的。”我们这些人，远远凌驾于从前因为这个剧本而引起的政治好感和反感之上，完全可以无拘无束地把这剧本当作一幅色彩绚烂、人物众多的宇宙画面来加以欣赏。这是诗人又一次强烈燃起的想象力以罕见的忠实塑造出来的画面，这位诗人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瑞士呢。
　　批评和艺术从来也不是完全吻合的；尤其在舞台上，剖析入微的理智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事情幸亏是这样！关于射苹果的场景，吉斯那特隘道这个场景，随你怎么批评，凡是拥有健康、自然的感情的人们，看到父亲被迫向孩子的脑袋瞄准，看到那个凶残的暴君在复仇者的箭矢底下一命鸣呼，总会感到心情激动；尤其是卢特里的自白总会使现代革命者灵魂里最隐秘的神经纤维为之振颤不已。

^[1] 原载《人民舞台》所编《戏剧、歌剧介绍汇编》一九〇九年柏林第十四期。

^[2] 勃根第是西欧的一个历史地区，位于瑞士西部与罗讷河一带。五世纪日耳曼人的一支勃根第人建国于此，故名。十一世纪并入神圣罗马帝国。十四世纪并入法国。“勃根第战争”指一四七七年勃根第公爵查理与法国进行的一场战争。

^[3] 卢特里是瑞士乌里省的一个地方。根据传说，瑞士各省的人集合于此，宣誓成立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自由同盟。

^[4] 引自《威廉·退尔》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1页。

^[5] 见该剧第三幕第三场。

^[6] 约翰·巴里奇达，斯瓦比亚公爵，弑父弑君。见该剧第五幕第二场。

^[7] 应为第三第四幕，但原文如此。

^[8] 《威廉·退尔》中译本第7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