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德意志”

“青年德意志”^[1]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青年德意志”是指法国七月革命之后，在别尔内和海涅的影响下一批享有盛名的德国作家的总称。最近文学史家对“青年德意志”进行了如此广泛的研究，这与“青年德意志”本身的历史意义很不相称。必须承认，在特莱契克之流的爱国主义历史学家的笔下，“青年德意志”确是遭到过分的贬抑，可是现在有人却又另走极端，对这批作家进行过分的褒扬。其实这些作家没有一个超出中庸水平，有的还在中庸之下，唯独古兹科是例外，关于他，我们在他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时曾在此作过详细的论述。^[2]
　　“青年德意志”并非因为文学上的结合而产生的，它是由于警察方面的原因而形成的。当然，警方的本意并非如此。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十日，德意志联邦议会通过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决议，成了“青年德意志”的出生证书。根据这个决议，亨里希·海涅、卡尔·古兹科、亨利希·劳伯、鲁道尔夫·维因巴尔克和特奥多尔·蒙特^[3]都属于“青年德意志”。不过，这个婴孩在正式接受洗礼之前，就由于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颁布的普鲁士内阁法案而被登记在警察的户籍簿上了^[4]。但是这个法令里还没有牵涉到海涅的名字，实际上他也并不属于“青年德意志”的作家之列。至于说海涅的罪孽，那可比这要早得多了，他的著作早就开列在警方的禁单上了。迫害“青年德意志”的真正契因，是由于古兹科和维因巴尔克想要创办一份大型文学刊物。在这之前一直声称自己是与别尔内和海涅志同道合的沃尔夫冈·门策尔^[5]，他怕这份刊物将会成为他的斯图加特文学杂志的危险的竞争者；正是出于这个极端卑鄙的动机，他就象傻瓜和无赖似的到处嚷嚷，说民族的神圣的东西受到了威胁^[6]。当然，普鲁士政府对此是听得很中耳的。
　　霍本先生从普鲁士及其他档案里查清了这些事情的真实情况，这是他的功绩。依照神圣同盟历来的传统，就连俄国和奥地利的当权者都怕被玷污的肮脏勾当，普鲁士政府是会去干的。梅特涅具有某种程度，或者说装出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学修养，他通过他在柏林的追随者向普鲁士国王这个蠢蛋暗示，说那几个在巴黎七月革命以后小心翼翼地想走别尔内和海涅道路的年轻作家危及了社会治安。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普鲁士内阁法案指令各检查官，对这些作家的新作品不要发给出版许可证，对他们以前的作品不准登广告，也不准予以批评和提及。这就等于把古兹科、维因巴尔克、劳伯和蒙特等人作为作家从活人行列里一笔勾销了。这个法案是不折不扣的国至的杰作。就连那个臭名远扬的警察大臣、发明了“臣仆的拙知薄见”这个说法的封·洛霍^[7]也觉得这个在他缺席时颁布的法案太过分了。他想把尺度放宽一点，但遭到了他的主子——国王的一通责骂。
　　普鲁士国王的这个荒谬的法案在联邦议会里也遇到了某种反对，当然，这种反对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的或者道德方面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出于地方分离主义的原因。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充当了所谓自由派的风流小生。可是他们除了用杂乱无章的外衣来对这种专横的做法稍加掩饰之外，便别无作为了。搞国家法的那些善于夸大其词的人也许会争执不休，说联邦议会的决议并不是要禁止“青年德意志”作家，而是对他们的一次警吿。其实两者的目的是相同的：禁止。特莱契克之流说，联邦议会的决议似乎是无的放矢，反而为被牵涉的作家做了广告，因此与其说他们受到了决议的损害，还不如说从中得到了好处。霍本先生彻底揭穿了这种为联邦议会决议涂脂抹粉的论调，这是他的又一功劳。
　　其实那些为联邦议会的决议涂脂抹粉的种种企图，无非是为了向梅特涅之流献媚。他们说，当时的当权者非常之愚蠢，如同其手段非常之卑鄙一样。但是这帮当权者也绝不会神经错乱到由于纯粹出于好心而让一个决议来玷污自己，这个决议连洛霍也知道会把他们的名声搞臭的。霍本说得好：“尽管某些禁令马上被遗忘或者撤回了，但是这许许多多法令给书商业所造成的不安全感却是最厉害的敌人。有那么多书，那么多的法令，因为德意志联邦里有许多国家，每个国家又有许许多多的专门法令——谁能受得了？凡是上了警察局报告的作品，最好都退回去。作者和出版者对此一筹莫展。”但是霍本先生说，这些禁令给予受到惩处的作家的影响是可怕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很有点怀疑。
　　有种观点认为，精神的运动是不可能被暴力扼杀的。这当然是一种流行的自由主义派的陈腐之谈。但是把某些遭到警方迫害的作家的可悲的结局，统统归咎于警方的毒辣手段，也是不切实际的结论。事物总是取决于各种特殊的情况，而每个“青年德意志”作家的特殊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古兹科面对联邦议会的禁令保持了尊严的态度，尽管受到警方的种种迫害，但最后在生活上和文学上还都作出了一定成绩。^[8]维因巴尔克在联邦议会的禁令颁发之时虽然年纪轻轻，但他的创作期却已经过去了；他还活了三十多年，直到一八七二年在疯人院里死去，再也没有写出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作品，这并非由于警察的压制所致。劳伯和蒙特很快就和普鲁士政府和解了；劳伯这个遭迫害的煽动家和有重大嫌疑的作家，居然还得到封·洛霍大臣的青睐，被派到法国边境去作警察局的密探。那个虽然不在联邦议会禁止的作家之列，但却被海涅誉为“青年德意志”之花的许莱西尔^[9]就更糟糕了，他很快就抛弃了他的密友劳伯，终于成了普鲁士的小爬虫而销声匿迹。
　　然而，要正确评价这些作家，必须考虑到，他们都想以各自在当时德国可能采取的方式代表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坚定有力的支持，对他们的忠诚没有一句赞赏，对他们的背叛也没有一句诅咒。德国的市侩们一直把安分守己的劳伯当作伟大的自由之光，尽管他在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决议之后变节了，尽管他写了不光彩的文章诽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0]；而对可怜的古兹科来说，文学市侩和政治市侩与他为敌，比他身受的警方的卑劣行径更为使他心碎。
　　在某种程度上，“青年德意志”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牺牲品。从这点来说，对他们的动摇，对他们的软弱和愚蠢不应该过于苛求。但是也不应对他们评价过高，象霍本那样，谈什么“青年德意志的狂飙突进”。他写了一本洋洋大观的书，特别搜罗了劳伯、蒙特和许莱西尔的数千件生活琐事。对青年劳伯的一份寿命很短的刊物的编辑成员也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这又有什么必要！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对“青年德意志”作家所写的大量书信也同样是如此。霍本先生对自己那种搜集材料的热忱颇为沾沾自喜。保留下来的书信数量之大浩如烟海，认真研究其中的几千封，就算它是一个成绩吧，但是对大、小世界的研究却太少了。这不是在精神发展的大江里游泳，而是在一条迟缓的小河里吃力地划船，小河在平淡无奇的两岸之间缓缓流去，最后渗入一片沼泽。
　　“青年德意志”确实谈不上是“狂飙突进”。即使把“青年德意志”从德国文学史上抹掉，德国文学史上的红线也不会受到损害——但是古兹科是例外。古兹科甚至把“青年德意志”当作警察造出来的幻影加以否定，他从不愿同劳怕之流发生关系。正因为“青年德意志”作家都呆在自己家里，他们反而弄得无家可归。在上一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丹东^[11]的辛酸的话对德国来说确是个实实在在的真理：普拉腾、别尔内和海涅们，赫尔维格和弗莱里格拉特们^[12]，马克思和恩格斯们都把祖国系在他们的鞋底上带走了。
　　当时的德国也给“青年德意志”作家提供了一个联结点，那就是黑格尔哲学。但是要理解它，却远远不是他们的思想水平所能达到的，虽然他们对黑格尔哲学都很熟悉。在这一点上古兹科也表现得最诚实。他承认自己扛不动那么重的武器。许莱西尔原想写文章反对黑格尔，但总算采纳了凡尔哈根^[13]的忠告，“我认为这很值得考虑，我担心这样做会走入歧途。强者只有强者才能去反对。”那个后来专门写写劣等消遣文学和为其第二个妻子克拉拉·谬尔巴赫^[14]笨手笨脚地托托拖地长裙——霍本不礼貌地，但却确切地把她称为一条“腰肥体胖的纸龙”——的蒙特，自以为已经把黑格尔和海涅都“战胜”了。为此他在黑格尔派的报纸上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黑格尔派一针见血地斥责“青年德意志”派想“用软弱无力的感觉来填补其思想的空虚”。霍本也实事求是地承认，蒙特及其同志是担负不了艰苦的精神劳动的，而艰苦的精神劳动正是理解黑格尔的前提。
　　德国文学的浪漫主义瘟疫不是“青年德意志”派、而是青年黑格尔派所治好的。德意志联邦的各个政府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压制也和对“青年德意志”派的压制大不相同。在“青年德意志”派和各个邦政府之间早已握手言欢，和睦相处的时候，青年黑格尔派却正受到无情的迫害。在法国文学史对青年黑格尔派深感兴趣的时候，德国文学史却这样卖力地研究“青年德意志”，我们认为，这并不会抬高德国文学史的身价。近年来出版了费尔巴哈，施蒂纳^[15]和施特劳斯的出色的法文传记。
　　最后还要提一提霍本先生这部洋洋大观的巨著中一篇关于党史的短文。后来另一位写过关于“青年德意志”的文章的研究者德莱格尔^[16]在一本研究蒙特的书里，引用了维也纳的档案材料，证明阿达尔贝尔特·封·伯恩施太德^[17]曾经当过间谍，用当时的叫法是梅特涅的“心腹”。伯恩施太德于一八四七年出版《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马克思、恩格斯也参加过这份报纸的编辑工作，因为当时没有别的比它更好的报纸；马克思。恩格斯对报纸的出版者很有看法，情况和以前在巴黎《前进报》参加编辑工作时相似。此外，霍本先生把伯恩施太德也当作是《前进报》的出版者，这是搞错了。《前进报》的出版者是贝伦斯坦^[18]，当然此人也是个靠不住的新兵。

^[1] 本篇最初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一九一一至一二年度第二卷第633—636页。“青年德意志”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些德国温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的总称，并非一个有目的、有纲领的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要求通过文艺来表达他们对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自由思想，在批判旧制度、宣传民主主义和圣西门主义思想方面是追随别尔内和海涅的。他们中的多数人文学上的成就不大，习惯于用政治隐喻来弥补他们的作品在文艺上的不足；到了四十年代，“青年德意志”的大多数作家在政治上变节或妥协了，开始忏悔自己青年时代的罪过，所以对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能评价过高。德国文学史家霍本（1875—1945）的《“青年德意志”的狂飙突进——成就与研究一书在研究“青年德意志”方面有其贡献，但也不恰当地夸大了“青年德意志”的作用。梅林这篇文章就是对霍本的这本书的评价，同时也阐明了他自己对“青年德意志”的观点。

^[2] 指梅林的《卡尔·古兹科》一文，因该文也发表在《新时代》上，故云“在此”，见《梅林全集》第十卷，第356—364页。

^[3] 卡尔·古兹科（1811—1878），小说家。亨利希·劳伯（1806—1884），作家。鲁道尔夫·维因巴尔克（1802—1872），“青年德意志”诗人中最正直最进步的一个。特奥多尔·蒙特（1808—1861），作家。

^[4] 梅林搞错了，他把“青年德意志”的存在绝对归之于警察的查禁，而没有看到在此之前这些作家业已存在的结合。——原编者注。

^[5] 沃尔夫冈·门策尔（1798—1873），德国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二十年代是自由主义者，以后转到反动方面，攻击“青年德意志”。

^[6] “青年德意志”的作家具有一些要求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自由思想，反对心胸狭窄的教会和枯死的道德，主张犹太人和妇女的解放。古兹科曾写过一本论述“妇女解放”问题的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迟疑不决的女人瓦莉》。门策尔就控告“青年德意志”作家，说他们主张妇女解放和恢复情欲，此外说他们还想顺便推翻几个王位，一身兼任教皇和皇帝，因此，“民族的神圣事物受到了威胁”。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在联邦议会禁止了“青年德意志”作家的作品之后，古兹科还因他的《迟疑不决的女人瓦莉》而被判处三个月的监禁。

^[7] 古斯塔夫·封·洛霍（1792—1847），普鲁士反动容克地主的代表，一八三四年至一八四二年任普鲁士内政大臣。

^[8] 古兹科虽然在“青年德意志”作家中确实是出众的，但总的来说梅林对他评价过高了。——原编者注。

^[9] 古斯塔夫·许莱西尔(1810-？)，德国诗人。

^[10] 一八四八年德意志联邦各邦发生革命，三月推翻了反动封建的梅特涅政权，结束了“神圣同盟”，接着于五月十八日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德意志国民议会。这个由自由资产阶级所掌握的议会，一开始就对人民运动怀着极端的恐惧，随后自由资产阶级就叛变了革命。

^[11] 若尔日·雅克·丹东(1759-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后被罗伯斯庇尔处死。当他受到危险威胁时，友人劝他逃走，但他不肯，这时曾说过一句名言：“走？难道能把祖国系在鞋底上带走吗？”

^[12] 格奥尔格·弗里特里希·赫尔维格(1817-1875)，德国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见本书《社会主义抒情诗人》一文。

^[13] 卡尔·奥古斯待·凡尔哈根·封·恩色(1785-1858），德国作家，海涅的朋友，支持“青年德意志”运动。一八四〇至五〇，是德国文学团体的中心人物，他的家里经常举办文艺沙龙。

^[14] 克拉拉·谬尔巴赫(1814-1873)，德国女作家克拉拉·蒙特的笔名，是“青年德意志”派作家特奥多尔·蒙特的妻子。

^[15] 马克斯·斯蒂纳(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1806—1856），德国哲学家、作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16] 奥托·德莱格尔，德国文学研究者，著有《特奥多尔·蒙特以及他和“青年德意志”的关系》一书。

^[17] 阿达尔贝尔特·封·伯恩施太德(1808—1851)，当过普鲁士军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年曾任《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出版者和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一八四八年三月被开除。他从四十年代起就一直是普鲁士政府的国际间谍。

^[18] 亨利希·贝伦斯坦(1805-1892)，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巴黎《前进报》的创办人，一八四八年以后流亡到美国，参加了美国的国内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