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海涅

纪念海涅^[1]

(一九〇六年二月）

　　仁慈的死亡把海涅从痛苦的折磨里解脱以后，至今年二月十七日，将是五十周年了。可是海涅的死正是为了永生，对现代的人来说，海涅和世界文学的其他伟大人物一样，是如此之近，又是如此之远，因此我们很难相信，在他坟墓上流过的时光才只有短短的五十年。
　　海涅完全属于历史了，可是他的名字在当前炽热的斗争中是冲锋的号角。我们先不去谈关于海涅到底该不该在德国享受纪念碑的种种狭隘的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倒是破例完全同意容克地主、教士和鼠目寸光的市侩们的观点，这些人有充分的历史权利不让一块纪念海涅的石碑来亵渎威廉和俾士麦所恩赐的新德意志帝国的土地。如果说海涅的雕像在柏林揭幕的时候有普鲁士的亲王在场——因为普鲁士国王只参加象弗兰格尔^[2]这样的军人纪念碑的揭幕式，而不参加象莱辛或席勒那样的平民的纪念碑的揭幕式——，如果揭幕式上有一个象善良的斯图特^[3]先生那样的普鲁士文化部长，称颂海涅是“精神骑士”，那该多么煞风景，多么滑稽可笑！不，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海涅和新德意志帝国的荣耀毫不相干，如果把海涅和新德意志帝国的荣耀扯在一起，那就不是纪念海涅，而是玷污海涅了。
　　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海涅生前所经历的对立和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了，而对海涅本人至今还在进行无比热烈的争论。这里我们也不想把事情看得过于轻而易举，所以且将特莱契克在其《德国史》中对海涅所进行的卑劣的诽谤完全撇在一边。特莱契克的诽谤是出于他的政治激情，所以姑且还算是情有可原吧。但是原来的文学史，特别是他那些阿波罗兄弟们^[4]，把海涅糟蹋得就不成样子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一位思想家写道：“此外，我对海涅完全不抱希望了，这个灵活多变的人，也是个毫无性格的人。”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位大学思想家还没有向别人拿出任何佐证，证明他自己确有性格。那位好样的洛德^[5]不自量力，竟可笑地自以为远比海涅高明，而那位和洛德不相上下的罗赛格尔^[6]，假装压根儿就不知道有个海涅似的。一位所谓现代派的“著名”抒情诗人——其实这种现代派就是增加三倍，其现代化的程度还抵不上海涅的三分之一——则把海涅称之为“世界文学中伟大的模仿天才”。看到敌人身上的肿瘤，可别忘了我们自己身上的疥癣，就在几星期之前，我们在一份南德意志的党报上读到：当代一个轻薄的撰写杂文的小才子也比海涅更“严肃，更稳重”。读到这番话，使我们非常难过地想起海涅关于共产主义者的胜利所作的那个错误的预言：“他们将要砍掉我的桂树丛林，在那里栽种土豆。”
　　总之，同辈人对于天才诗人海涅所欠下的一笔债务，后辈人也还没有偿还。但是后辈人却不能象同辈人那样有那么多的借口。人们之所以对海涅没有作出公允的评价，原因是海涅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独一无二的、无法比拟的地位这一事实。在一个世纪里依次更迭的三大世界观，其色彩和形式在海涅的作品里如此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在艺术形象里得到了完整的统一，象这样的诗人我们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海涅把自己称为浪漫主义的末代寓言之王；但是他又始终以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斗争为荣，他同样感到自傲的是，从真正的本质上发现了共产主义并且还当了它的热情洋溢的预言者。在他身上这三种世界观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而是同时表现出来的，如果只从其中的一个观点，即只从浪漫主义，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观点去观察海涅，就会觉得他身上充满了缺陷和矛盾。
　　对海涅作出历史的评价，这对各种美学来说，都是―次真正的检验，正是那个所谓的现代派美学，这次检验的成绩很糟糕，这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可以向赫伯尔和霍普特曼^[7]这样的诗人表示敬意——我们确实是尊敬他们的，尤其是赫伯尔——，但是褒他们，贬海涅，无论是褒是贬，都是一种倾向，一种政治上落后的倾向。他们对赫伯尔和霍普特曼作些研究倒还可以，因为这两人身上都还带着点庸俗气；赫伯尔的书信和日记里充满了最最令人厌恶的小市民的气味，不论他在剧本里做出一副多么革命的样子；霍普特曼在他最近的剧本里又再次表明，他要我们感到他才气横溢，就要让我们觉得他稀奇古怪。在海涅身上就没有这一套。海涅被称为最自由的德国人不是没有理由的；为了公正地评价海涅，必须真正把自己心灵里和脑袋里市侩气的蛛丝微尘扫除得一干二净^[8]，但是德国教授们可没有这种习惯，德国的诗人们可惜也是如此。
　　再说海涅还受过极为惊人的教养，而且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在这点上他完全属于歌德和莱辛的行列，而不应该与赫伯尔，霍普特曼以及其他文坛巨头为伍。现代派美学正在向后者敬献它们廉价的花圈。海涅诗歌中的波浪在一片深不见底的海洋里任意起伏，汹涌翻滚。因此，再也没有比把海涅打成一个轻佻成性，文笔草率的诗人，然后嗤之以鼻更愚蠢的了。而且也再没有比这样做更方便的了。而实际上无论轻佻还是草率全都在批评者自己身上。这个过错当然那批浅薄的贫嘴薄舌的杂文作家也是有份的，他们以为海涅写作不费吹灰之力，仿佛自然而然就会才思泉涌，下笔千言，他们被海涅写作时这种表面看来毫不费劲的文笔风格所迷惑，因而对他争相效颦，殊不知海涅是伟大的，也是不可模仿的。和歌德一样，海涅也没有留下什么狭义的流派。海涅属于这类孤独的人，他们不把几十年的赞扬放在眼里，因为几百年的荣誉在等待着他们。
　　这里，为海涅的人性的“弱点”进行辩解是最没意思的。海涅之所以不需要这样的辩解，因为他不是伪君子，他并不因为在他性格上和生活中那些人性的东西，甚至是过于人性的东西而感到羞愧。尼采的“凌驾于善恶之上”如果是超人哲学的口号，那完全是自我吹嘘，但是它作为对资产阶级历史和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那种令人生厌的道德说教的抗议，还是有其好的一面。因为玛蒂黛^[9]的缘故，这帮市侩围着海涅鼓噪起哄，恰好就跟因为克莉斯蒂柯娜^[10]之故而围着歌德鼓噪起哄一样。这方面必须完全重新作出评价，不是从尼采的超人的角度，而是从历史的公正出发，我们现在正在向着这个目标走去。
　　近百年来，席勒与女性的关系被有意地大肆加以颂扬，特别是他的婚姻被称赞为真正德国男人与真正德国女人的模范婚姻^[11]。本文作者曾在为席勒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撰写的一篇短文^[12]中指出，总的来说席勒和女性的关系，特别是与他夫人的关系，恰好是从伦理的观点来看决不是无懈可击的。为此笔者在一年前受到全国流行的那些愚蠢论调的攻击，说我把席勒“马克思主义化”了。在这以后威廉·封·洪堡特同他的未婚妻、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13]的通信集出版了，它进一步证明了本文作者的观点，彻底摧毁了那些关于席勒的“理想婚姻”的谎言。这不过是证明资产阶级的狡猾的一个例子而已。他们完全是根据其自己的需要来塑造他们的上帝和魔鬼的；他们说海涅缺乏伦理观念，而席勒在这方面却是楷模，这两种说法全都分文不值。
　　如果海涅不被市侩们无休止地进行攻击，那他也就不成其为海涅了。只要有市侩存在，这种情况也就不会改变。更加值得抱怨的，倒是海涅还远远没有象他所应当的那样为德国工人所熟悉，所亲近。当然，海涅不可能成为领导工人进行解放斗争的实际领袖，因为他既非经济学家，亦非政治家，但是他给德国工人提供了最丰富的艺术精神，象对每一笔伟大的人类创造的财富一样，工人们对此也是非常欢迎的。
　　我们要充分地、历史地了解海涅，但这又不会凭空而来，这就是困难之所在。海涅所写的作品，在他逝世以后的五十年里也不是全部都有人在读。因此出版一部海涅作品的选集，不是从政治倾向上，而是从历史的美学角度——用资产阶级观点办不到，但用无产阶级观点则可以做到——来加以解释，就是给德国工人阶级的绝妙的礼物。对出版这样一个选本的愿望，十几年前我们在这里就曾经说过一次，每逢海涅纪念日我们还要重申这个要求。

^[1] 原载《新时代》杂志，一九〇五年至〇六年度第一卷第641—644页。

^[2] 弗里特里希·亨利希·恩斯特·弗兰格尔（1784—1877），将军，普鲁士反动军阀的主要代表之一；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在柏林参加了普鲁士反革命政变，用武力解散了普鲁士国民议会。

^[3] 康拉德·封·斯图特（1838—1921），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七年任普鲁士文化部长。

^[4]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光明之神与文艺的保护神。传说他是宙斯和女神勒托所生，有多方面的才能，又是位神射手，刚生下四天，就用金箭射死迫害他母亲的巨蟒，因此又被称为“银弓之神”。这里泛指那些诗人作家。

^[5] 弗里茨·洛德（1810—1874），北德意志现实主义诗人。

^[6] 彼得·罗塞格尔（1843—1918），奥地利天主教诗人。

^[7] 盖哈尔特·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8] 意思是要彻底扫除自己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市侩习气。

^[9] 玛蒂娜，原名克莱琛蒂娅·密拉，是海涅的妻子。她是法国女工，海涅于一八三四年与她相识，后结婚。克莉斯蒂婀娜·符尔庇乌斯是歌德的妻子。她是单纯、朴素的手工作坊的女工，一七七八年歌德在魏玛公国和她相遇，对她产生了强烈的爱情，不顾宫廷贵族的闲言碎语，不久便和她同居了，于一八〇六年两人正式举行婚礼。象歌德同克莉斯蒂婀娜一样，海涅同玛蒂黛也是先同居后结婚。别尔内及其追随者在海涅和玛蒂黛的关系上制造了许多流言蜚语，以攻击和诽谤海涅。关于此事，可参看本书《海涅评传》第三部分。

^[10] 同上。

^[11] 席勒的夫人是夏绿蒂·封·伦格费尔特。两人于一七八七年认识后，互相爱慕，但由于席勒当时收入微薄，生活尚未安定，两人过了一段“没有巢的鸟”的生活，于一七九〇年才正式举行婚礼。

^[12] 指作者一九〇五年三月写的《席勒与女性》一文，见《梅林全集》第十卷。

^[13] 威廉·封·洪堡特（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艺术理论家、诗人、普鲁士政治家和自由主义派的国家理论家，与歌德、席勒过往甚密。他的夫人卡洛琳娜·封·达赫娄登，文学修养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