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现在人们的生活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多地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无论他们现在希望取得什么成就，大抵都得依靠国家的许可和支持。但是，由于这种许可和支持并不是不加区别赐予的，人们必须甚至是非常直接地寻求影响和决定国家权力的意向，或者干脆试图把它占为己有。为了引起国家重视或者说为了控制国家，人们展开了竞争；这就要博击社会冲突的风浪从而危及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人们不仅是与人相对抗，还在与国家相对抗。这就是为什么说，无论人们意识到还是不曾意识到，他们既是社会人又是政治人。很可能人们对国家在做什么不感兴趣；但是人们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在目前这个时代，下述观点具有全新的绝对的重要性：如果这个星球的绝大部分某一天在核战争中化为尘埃，那是因为以他们的国家的名义并被授权行动的人们，自愿作出这种错误决定的结果。

　　然而，本书所讨论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权力和活动的极度膨胀已成为政治分析中一个绝对的口头禅，一个显然自相矛盾的看法是，国家本身作为一个政治研究的客体，长期以来对它的看法一直是非常陈旧的。在晚近几十年间，关于政府、公共行政、精英和官僚、政党和选举行为、政治权力和政治稳定的条件、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当然也有不少论及或涉及国家的性质和作用。但是，作为一种设置，它在晚近得到的注意远比它应得到的重视少得多。在20世纪50年代初，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写道：“无论是国家还是权力，作为一种概念在政治研究中都没有得到注意。”^[1]然而，这种在论及国家时考虑到权力的观念，现在看来已经为致力于西方政治制度领域研究的“政治学学者”逐渐接受。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始终没有通常称作“国家理论”的东西。相反，恰恰是他们提出的国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们比较轻视作为政治分析核心的国家。根据那种用于解决问题的理论，某些按照惯例被认为是关于国家的最重要的问题，任何关于国家在西方类型的社会中的性质和作用的问题，都变得无关紧要，实际上被置之不理。

　　一种国家理论也是一种社会理论和在这个社会中分配权力的理论。但是绝大多数西方“政治学者”就其著作来看都倾向于以假设西方社会中权力是通过竞争，破碎而扩散开来作为出发点：任何人都（直接地或通过有组织的团体）拥有一些权力，但没有人拥有或能够拥有太多权力。在这样的社会中，市民享有普遍的、自由的和规定的选举权、代表制度、包括言论、结社和表示反对的自由在内的实质性的市民权利；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在法律、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政治文化保护下，都能充分地行使这些权利。

　　这种意见的结论是，一个代表国家根据竞争的利益所希望和要求的来行动的政府，不会在不太长的时期中遭到失败。结果是包括那些排在队伍最后面的人在内的任何人都得到满足。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多元论者的话来说，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居民中所有积极的和合法的群体都能使他们自己在作出决策的最严峻的阶段表达的意见得到重视”。^[2]达尔曾指出，其他的多元论作者“……假设在政治决策时有一系列有影响的中心；实业家、工会、政治家、食利者、农场主、选民和许多其他的集团都对决策结果施加影响；那么，这些集团中就没有哪一个对所有的意向持一致态度；他们中每一个都在某些范围内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其他许多方面的影响则微弱得多；而用权力否决不合乎其要求的选择较之用权力直接作出决定更为普遍。”^[3]

　　另一个批评多元化论点的作者根据美国的情况作出下列总结：

　　国会被看作是全国各地的利益集团通过两个大党或者直接通过院外活动集团施加压力的焦点。政府颁布的法律是通过无数参与立法的力量而制定的。全面地说，国会只是反映了这些力量，把他们结合在单个的社会决策中，或者用物理学家的话说，是把他们‘溶解了’。一旦私人利益的力量和方向发生变化，那些大的利益集团——劳工、大实业家、农业——的组合和活动也相应发生变化。政府的风标缓慢地适应着舆论风向的转变。^[4]

　　这种观点是基于美国的情况并在美国得到极其广泛的阐述。但是，在所有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它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支配着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以及政治生活本身。这种观点的第一个结果是通过定义排斥了国家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制度，它主要的目的是保护社会中特殊的掌权阶级的见解。在西方社会中并没有这样一个掌握统治权的阶级或利益集团。只存在着竞争的利益集团，这种由国家批准和承认的竞争使权力处于散漫和均势状态，而且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能够对国家施以重大压力。

　　许多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承认，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行政、自由职业的和其他权力的金字塔顶端，都存在着精英集团，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精英全然缺乏把他们转变成为居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内聚力度。事实上“精英多元论”和不同的精英之间进行的竞争本身就是社会权力弥散和非集中化的一个首要的保证。

　　简而言之，遭到来自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大量的相互冲突压力的国家，无法持明显的偏见支持某些人而反对另外一些人：事实上，它的特殊作用只不过是进行调解，使他们和解。国家在发挥这种作用时，仅仅是作为社会对它本身支持的一面镜子。反省不可能永远使人愉快，但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一种代价，为了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民主、竞争和多元政治，付出这种代价显然是值得的。

　　这种在西方式社会和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多元论的观点，并不杜绝对社会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批评，这也许是同样值得注意的。但是，批评和对改革的倡导，主要是遵从改进和加强其基本“民主的”和令人向往的特性已经确立但有待巩固的制度这样的原则。然而，对这种制度存在着大量的错误看法，如认为它已经是“民主”社会，因此，“统治阶级”和“权力精英”的概念对它根本是文不对题。

　　这种流行的正统主义的力量有助于把这些要求（因为它们不超过要求这个范围）转变为政治知识固定的条款；冷战酿成的观念和政治气候倾向于对那种知识不仅在政治才智上同时在政治道德上进行考验。然而，一般地接受一种特别的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并不表明它就是正确的。这部著作的主要意图实际上是要详细地说明，在考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对于它的社会、政治和国家的那种多元民主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观点远未提供一种对于现实的指导意见，却造成了一种对于现实的深刻的困惑。

　　尽管各种各样关于权力精英的理论是如此精巧，但对于权力的多元民主论最重要的替代理论仍然惟有马克思主义一家。值得很好讨论的是，在l945年以后迅速发展的特别是在美国出现的多元民主政治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需要迎战在这个领域内比世袭的政治科学看来更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分析长期以来一直有着明显的欠缺。在这里同时要指出的是，民主的多元论则完全走上了一条歧途。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分析，特别是在与国家的性质和作用有关问题上，看来则是长期固持着自己的错误道路，并且一直难以自我更新。

　　可以回顾一下马克思本人，他从未试图系统地研究国家。他在19世纪50年代撰写的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中曾希望包括这一部分内容，但是这个计划只完成了一部分，这就是《资本论》的第1卷。^[5]不管怎样，在他几乎所有的著作中始终反复地提到不同类型的社会中的国家；至于他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对于国家的全部主要观点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著名的公式化的表述来概括：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6]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这一概念具体化地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一再出现；尽管他们在讨论国家时常常有细微的修改或限定——值得提出的是他们认为国家可以有“例外的情况”^[7]，但他们从未离开这样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首先是统治阶级的强制机器，它本身为它的所有制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所限定。^[8]

　　一般说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命题始终多少有些自信地感到满足；他们把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旧作，而且它在本质上不过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主要观点的一种精巧的重复，以及对它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有效性作了某种断言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的论述作为他们关于国家的教科书^[9]。自那以后，对于国家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他对于这个主题所作的富于启发性的笔记到晚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承认，其影响则超越了意大利。^[10]在其他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结合活生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和文化现实来讨论国家问题，只作了很少的有价值的努力。在进行这种努力之时，总是由于对于文明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解释过于简单而受挫。尽管这种“模式”比民主多元理论更接近现实，它却需要比迄今已做的进行更多的精心推敲：保罗·斯威齐在若干年前著述时曾经不无夸张地写道：“在这样一个时代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的研究，不仅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极为不足的。”^[11]本书的意旨就是想对这种不足作些贡献。

二

　　这里所考察的国家彼此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它们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语言和制度。但是它们也有两个至关紧要的共同特点：首先它们都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其次，它们绝大多数经济活动手段都是私人所有和私人控制的。这些特点综合起来就使得它们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使它们完全区别于像印度、巴西或尼日利亚这些工业不发达国家，即使在那些国家中，经济活动手段中居支配地位的也还是为私人所有和私人控制；它们也有别于那些国家所有制占优势的国家，尽管它们中有一些国家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换言之，区别的标准是经济活动水准和经济组织的模式相结合。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共有的特点也降低了在它们中可以找到的诸种差异的意义。约瑟夫·熊彼特曾注意到，

　　……社会结构、方式和态度铸成了那些不易轻易融解的特点：一旦它们形成，就会持续下去，甚至会持续数世纪之久；同时，由于不同的结构和方式表现了不同程度残留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试图对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作出结论的话，我们几乎总是发现，真实的群体或民族行为多少有别于我们期望的那样。^[12]

　　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所有这一切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特征被充分认识之后，下述事实继续存在，即处于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对于受它统治并大大地衰弱的国家来说，表现出许多基本的一致性，尽管差别没有消失，却逐渐趋于缩小。作为其结果，这些国家之间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甚至政治上，出现了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在越来越发达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领域内，它们许多基本的方式具有更多的共同性。正像晚近一位作者所指出的：

　　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在关键的制度和经济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时常是造成尖锐的意识形态分裂的原因。然而，当考察其整体面貌时，这些社会的内涵却存在着某种统一性。如果考察的是它们怎么做的，而不是它们怎么说的，从数年的长时段中它们的行为来看，这种相似性越发引人注目。^[13]

　　这种相似的极大的重要性在经济学上已被注意到：这些社会具有极其宏大的、复杂的、极为完整的和技术上很发达的经济基础，同时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极大比例，而农业在经济活动中只构成较小的部分；^[14]在这些社会中，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是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经营并控制着这些活动的收入。

　　就后一点而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时当然往往也拥有坚实的“公有部分”，国家拥有它并管理广泛的对于经济生活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工业和服务设施，它们主要是但不绝对是低结构型产业；而国家也通过管理、控制、协调、“计划”等途径，在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常常起着一种更大的作用。与此相似，国家又是“私营部分”最大的主顾；而私营部分的某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如果没有国家的光顾和贷款、补助金以及国家所实施的保护，就无法维持下去。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国家对于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干涉决不是新东西。相反，国家干涉不仅在德国和日本，同样在其他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并且在早期阶段指导和帮助着资本主义；^[15]甚至在完全倡导自由放任和严格奉行个人主义的国家，它在资本主义的实际运转中也从未丧失其极大的重要性。^[16]无论如何，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国家干涉的规模和普遍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无可比拟，而且还在继续增大；对于这个社会中国家负有直接和间接责任的广泛的社会服务设施情况也大致一样。^[17]

　　经济生活中的“公有部分”和国家干涉的重要性，一般说来是近年来认为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指谓这些国家占优势的经济制度是用词不当的见解流行的一个原因。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倾向的持续发展，^[18]有这样的看法，公共干涉已经根本使资本主义改变了旧日的形象；正如克罗斯兰等人指出的那样，这些国家已经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它在类别上不同于过去甚至不同于晚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这种信念不单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发生的重要变化，对此不存在疑问，而且认为它实际上超越和演变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并且毋庸置疑是一种更高级的制度），它构成对西方社会多元论解释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经济制度和旧制度的不同，不仅在于经营上的不同，用加尔布雷思教授的话说，同样也表现出对私人资本出现了一种有效的“抵消力量”；而它始终是靠国家干涉和控制转变而来的。由于所有这一切，需要取消资本主义便自然地消失了；而出于一切实际需要提出的任务都已经完成。用利普塞特教授的话来说，政治学的中心问题不再是去解决“围绕修改或摧毁资本主义和它的结构的变革问题上”；“中心问题”乃是“官僚社会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19]或者如利普塞特教授所写的：“工业革命的基本政治问题已经解决：工人已经取得了工业和政治上的公民地位；保守党人已接受了福利国家；左翼民主派已经承认，国家权力的全面增长对自由的危害，远比解决经济问题为甚”。^[20]换句话说，“打倒马克思，拥护韦伯”。在资本主义社会剧烈变革期间，这一信息同样支持当今时髦的论点，即世界的真正基本区分是：“工业化”社会和“非工业化”社会。^[21]

　　在以后几章中将会讨论，这种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而其缺陷行将进入历史垃圾箱的信念，是极端不成熟的。但是，作为客观存在而必须首先提出的一点是，尽管存在着“公有部分”，它们至今仍然是其大部分经济活动仍为私人和企业所控制的社会：它们中没有哪一个是国家掌握着哪怕很少一部分生产手段。^[22]从这个意义上至少可以说，——正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混合经济“将对混杂的观点起一种特别的使人误解的作用。^[23]正如稍后将要表明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涉、管理和控制也不像希望的那样按照“后资本主义”理论家所设计的方式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起着那样重要的影响。无论为它们虚构出什么精巧委婉的说法，无论它们已经在进行怎样的变迁，它们在所有本质方面确实属于资本主义社会。

　　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发现许许多多分散的个人或是合作所有的中小企业，它们汇集成为成百上千万个经济单位，^[24]组成了它们经济外观一个特殊的重要部分，并同时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外观。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趋势不利于中小企业，许多这类企业以这种或那种方法独立于或附属于大公司。但是，它们在这些社会的生活中的重要性也不能由于大股份公司具有较大的重要性而被忽视。人们不会怀疑，这些国家的政治史大概和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经济权力无情而迅速地集中化完全不同。事实上，如E.S.马森教授在研究美国时指出的那样，“最大的公司发展非常猛烈，经济发展也同样如此”。^[25]

　　无论如何，发达资本主义几乎是大企业的同义语；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一点也不比为数较少的常常是互相关联的大企业日渐控制的关键的工业部门更为重要。卡尔·凯森教授在讨论美国时注意到，“数量不多的大公司在我们的经济中具有压倒的不相称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它的某些关键的部门中。”不管我们考察其经济的哪个方面——雇佣、投资、研究和发展，军事供给——我们都看到同样的情况。”^[26]加尔布雷思教授也以同样的语调写道：

　　……工业制度，再明显不过的特点表现在现代股份制企业的规模上。1962年美国5个大工业股份公司的财产总值超过了360亿美元，所有这些财产的12％用于制造业。50个大股份公司拥有所有制造业资产的三分之一以上，500个最大的股份公司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总资产。股份公司拥有的总资产超过了1000万美元，大约总数为200个的企业和所有资源的80％用于美国的制造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28个股份制企业在制造业、矿山、零售和批发商业中雇用了大约10％的雇工。23个股份公司为制造业提供了15％的雇工。在50年代开始的5年（1950年6月至1956年6月），100个商号得到了所有防务合同价值的三分之二；10个商号得到了防务合同价值的三分之一。在1960年，4个股份公司估计占有所有工业研究和发展开支的22％，384个股份公司雇用了5000名或更多的工人，占这些企业开支的55%；26万个企业雇用的工人少于1000人，仅占其开支的7％。^[27]

　　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情。于是，基德隆先生指出：

　　……在英国，1963年占净资本支出二分之一的180个企业雇用的劳动力占制造业的三分之一；另有职工人数在万人以上的74个企业占净资本支出的五分之二。200家企业生产了一半的出口工业品，另12家企业生产了五分之一的出口工业品。在德国也是这样，在那里，1960年占有工业临时投资额五分之二的100个最大的工厂雇用了占工人总数三分之一的工人，并出口一半的工业品；那里最大的50家企业从1954年起销售额从18％增长到29％。而这种情况几乎到处可见。惟一明显的例外是法国，它是小生产单位的故乡；但是甚至在那里，现状的变化也非常快。^[28]

　　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为大企业统治的现象在未来的年代中将更加明显：一点也不是由于国家干涉本身直接或间接地加速了这一过程，^[29]不要忽略时常表现出的保护小企业和反对垄断的倾向。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私人经济力量集中化的巨大的政治意义，包括它对国家的影响，是这里研究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但是也要指出，大企业不单纯是一种民族现象，也不仅仅影响各个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到，资本主义无情的国际角逐使它不由自主地冲破了国界。但是现在它又有了全新的表征。当代资本主义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发展起来的一批大公司，从所有制到经营都具有更加显著的跨国特征。这些特点中有许多是由于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美国大企业迅速膨胀，以至于达到实际上控制了后者主要的工业企业而造成的。^[30]它在相当程度上在这里和那里激起民族抵抗，但是尚未对这一进程起到决定性的制止作用。^[31]

　　在此同时，类似的资本国际化过程最近正在西欧集聚力量。它时时与美国资本的渗透相抗衡，有时又与它结合。新的庞大的资本集合体就这样在西欧存在着，它的跨国性质不仅广泛地牵涉经济方面而且广泛地牵涉政治方面。^[32]“欧洲经济共同体”是这种征兆制度化的表现，它表现出试图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它的一个主要“矛盾”，即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国际生活单位已日渐明显地萎缩。

　　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在另一方面，即在更加传统的意义上具有国际性，具体地说，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已深深地插足于世界上非工业化地区。这些广阔的开发地区取得正式的政治独立以及它们中许多地区为革命所激荡，已经使得这些资本主义利益团体的扩展和保护比过去花钱更多，并且更具危险性。但是目前西方在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和亚洲下的依然很大的赌注的重心，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上，^[33]如果说这不是目前国际关系中全部占统治地位的因素，那么也是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之一。

三

　　先进资本主义共同的经济特征表现为这些国家具有极其相似的“经济基础”。而这种“经济基础”也有助于并实际上造成其社会结构和阶级划分极其引人注目的相似性。

　　这样，可以在所有这些国家发现，数量相对来说较小的一部分人拥有明显不相称的个人财产，他们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种所有制。^[34]这些富人中的许多人还控制了有他们投资的那部分资产。但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这种控制权交给那些尽管自己可能致富（事实上一般都是这样）却没有拥有哪怕一部分甚至一点也不拥有他们控制和管理的资产的人。总而言之，存在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这些所有者和控制者是否能这样混为一体，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而是否在任何情况下论及这些国家时都可以采用“统治阶级“的提法，是这里研究的一个主要论题。但是，至少在这个阶段可以明显看出经济精英的存在，由于拥有所有权，或控制权，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们支配着经济生活中许多极为重要的部门。

　　再则，在这些国家中，社会阶梯的另一端为一个工人阶级所占有，它主要由工业劳动者和正在日益减少劳动力组成部分的农业工资收入者所组成。^[35]换言之，在这些国家中，“生产关系”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雇主和产业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集约社会为一方，以前工业化社会和“第三世界”为另一方它们之间主要的不同之处。

　　和其他阶级一样，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中也始终存在很大的差别。在这个和那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然而，如果撇开这些差别，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由于影响其成员的共同特征，与其他阶级的成员相比较，工人阶级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的社会群体。^[36]这些特征中最显著的在于，一般说来他们“所得最少”，却为之付出了最艰苦的劳动。也可以这样说，这个等级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者、上了年纪的穷人、长期处于贫穷和半无产状况的人们中补充进来。对于所有强调“阶级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我们现在都是工人阶级级”）的人来说，在劳动方式、收入水平、他们的机会或匮乏，以及整个现存的社会界定上，无产阶级的状况仍然是这个社会中一个严峻的基本事实。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首先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即由所有者阶级为一方，工人阶级为另一方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所决定。仍然是这些社会力量，其相互冲突极其强有力地决定着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趋势。事实上，这些社会的政治进程主要靠这些力量的对抗推动，并且试图制约他们间关系的条件。

　　在此同时，它也许很清楚地使人们误以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其他阶级和社会组合起一种象征性的作用。事实上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点也不亚于它们对两极阶级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这极高的社会凝聚，这可从它们的经济结构看出来。这种高度的社会凝聚自然会有其政治表现形式，并大大有助于阻止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两极分化。

　　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主要之点是，这些社会都大致表现出一种类似的社会结构，不仅表现在“极化”的阶级上．同时也表现在其他阶级上。

　　这样，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都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并且正在增大的职业人群——律师、会计、中等董事、建筑师、技术人员、科学家、行政官员、医生、教师等——他们构成了“中等阶级”两个主要成分之一，他们在这些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这个“中等阶级”的另一个成分是和中小企业相联系的，它的极大重要性已经在前面论述过了。由于这个阶级中一些实业家雇用了少数工人，也有的实业家拥有或部分拥有大小不等的各种企业；一些小的或中等的使用雇佣劳动者的农场主也属于这个阶级，所以这个阶级也存在着许多差异。^[37]

　　但是，尽管存在差异，这个实业阶级却可以看作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中一个有别于其他的成分：它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无法同大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相融合，也无法同自我经营的店主、技工和工匠相融合。

　　作为一个阶级，后者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恶劣的影响。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经营部分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现象有戏剧性的下降，例如在美国，它从1870年占40.4%下降到1954年时的13.3％。^[38]

　　即使这样，这个由自我经营的小商、技工和工匠构成的阶级仍然远未消亡。事实上，尽管存在着报酬通常很低而辛苦和使人烦恼的忧虑却时时持续不断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历史上持续存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小规模经营者（小实业家也同样）不屈不挠地抵制为其他被雇用者等级所吸收。在这方面，这种倾向也不应当掩盖这个阶级的持续存在，其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它至少为工人阶级的某些成员提供了一条逃脱无产阶级状况的出路。

　　独立地自我经营的技工和店主持续地衰落，始终伴随着构成发达资本主义销售力量的政府公务员阶级的显著增长。这个阶级持续地吸收着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在晚近百年间，它数量上的膨胀事实上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最大的职业变动。^[39]

　　维尔讷·桑巴特把这一部分劳动力称作“准无产阶级”今天其大部分情况很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它和工人阶级一道构成了完全可以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从属阶级的主要成分。同时，它在事业上的前途、劳动条件、生活状况和方式，从整体上说高于产业工人阶级；^[40]而它自己并不明确说是工人阶级——它总是对这一概念表示厌恶而不予恭维——这对其政治生活产生着重要的结果，有助于防止这个从属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纳入任何政治集团之类的东西。

　　最后，这些社会包括了大量的“文化工人”——作家、新闻记者、批评家、传教士、诗人、或这种或那种知识分子，就其中地位较高和多少有几分富裕者来说，可以归入职业中等阶级，至于其余些则处于独立的技工和白领工人的地位。但是这种同化恐怕任意性太大，并且有模糊这些人在这些社会生活中起的特殊作用的倾向。^[41]

　　这种简略的列举并没有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经济、社会和职业群体包括进去。例如，它没有包括数量相当大的犯罪分子和一个大致可划为自由职业者一类的人，他们特别是在某些经济活动领域的作用，尤其在美国，是不容忽视的。同样，它也没有包括现在数量巨大而且在数量上和政治上其重要性都在日益增长的学生人口。他们在社会结钩中所处的地位和文化工作者不一样。

　　但是最大的疏漏是那些实际上管理国家的职业者，他们中既有政治家、文官、法官，也有军人。这种有意的疏漏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予以补充。这些人未予提及并不是由于他们“不属干任何阶级”。毋宁这样说，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在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而无法简单地在这里概括。

　　也许还应指出，上面列举一点也没有揭示这些成员对于他们阶级地位的觉悟程度．也没有揭示这些觉悟（或者说缺乏这种觉悟）所酿成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继而也没有揭示实际的阶级关系。这些显然都是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它们与政治进程本身有关。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任何解答必须首先从这些人在这一进程中的实际活动研究开始。需要补充的是，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许多人可能还不了解他们的路线，或者因为他们坚持要扮演“错误的”角色。正如怀特·米尔斯所指出的那样：

　　这些人缺乏“阶级意识”，这一事实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阶级”，或者说“在美国所有的人都属于中等阶级”。经济和社会事实是一回事，精神感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采用理智的方式。两者都是重要的。如果精神感觉和政见并不与经济和职业上的阶级相一致，我们必须找出原因何在，而不是把经济的婴儿随同精神的浴盆一同泼掉，那样就无法了解他们每个怎样才能适应民族的浴盆。^[42]

　　这种意见同样也适合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种观点并不只是说，不管后者自我意识程度如何，这些国家都有着可视为相同的社会阶级，而同时还是说，早已表明的区分对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共同”的。毫无疑问，其等级的大小存在着差别，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其社会结构是迥异的。

　　如果以这些国家为一方，以非工业化或集体主义国家为另一方作比较的话，这就非常明显了。这样，许多可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找到的阶级也可以在第三世界国家找到，例如大土地所有者、小实业家和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白领雇员或产业工人。但是，正如已经提到的，它们在那里很明显占有完全不同的比例，例如在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之间，或者在大企业主（在那里除了外资企业，他们也完全存在）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一个在发达资本主义中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阶级在非工业化条件下只占很小的部分或者说根本不存在；一些在前一类国家中只占从属地位的阶级——如地主和农民——常常在后一类国家中成为社会综合体中主要成分。

　　由于不同的原因，同样的观点对于那些集体主义世界的社会也同样是正确的。官方认为的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这种观点很难被认为是对这些社会结构细致的描写。但是，不管对它们采取何种分类，必须把缺少了一个资本主义所有者阶级和雇主阶级的情况算进去，还须把社会金字塔顶端客观存在的、从一个特殊的政治制度产生而同样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系统中其余每个部分的杰出人物集团算进去。不论它们彼此间有什么不同，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这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世界。

　　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许可以说对那些已经确立的国家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广泛的相似的社会经济环境时，其政治生活本身却常常是极其不同的。

　　就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相对力量、在一些国家存在的两党制而在另一些国家存在的多党制、联邦制和中央集权制有所区别，或司法权强弱不一而论，并不能就此说明它们之间的明显差异。更奇怪的是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提供了纳粹在德国、斯坦利·鲍德温在英国、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以及30年代在日本流行的特殊类型的独裁主义统治的条件。经验一再表明，资本主义能够产生包括极端的独裁主义在内的许多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形式。这样说法如果认为有点太牵强的话，但事实胜于雄辩。关于资本主义同专制主义难以两立，或者说它提供了反对独裁主义的保证的说法，也许是很好的宣传，但它在政治社会学上是拙劣的。

　　然而，发达资本主义广泛类似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必要一定与一种特定的政治制度式样和政治设置相联系，它们之间从来没有这种倾向；而且，由于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个多党制为基础的政治竞争，存在着表示反对的权利、正规的选举、代表制国会、公民保障制和其他对使用国家权力的限制，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都有所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描述过的那种制度模式，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在描述它，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它越来越熟悉地被人的简称为“民主的”制度。最初的描述倾向于认为，在这种制度中，一个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民主制度而不是通过专制的方式进行统治；其次尤其是根据这样一种自诩，在它们这个制度中，由于它的体制是民主的，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能够持久地僭取其政治统治权。以下各章将要阐述这各种论点的长处。而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无论它们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或者只称为“民主”，这些社会确实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同样在政治上都有极其相似之处。尽管它们有许多特殊的特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它们使自己适应于被称为发达资本主义的普遍政治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