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精英和统治阶级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一个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阶级、它凭借给予它的经济权力这一优势，能够把国家作为它统治社会的工具。与这种观点相反，自由民主党的理论家（社会民主党人有时也持这种见解）始终否认真正有可能在实在的意义上讨论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认为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经济权力是如此散乱、破碎、富于竞争性，而且有如此多的国民起着抵制作用，致使它无法对国家或社会维持其领导权。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指出的，人们至多不过论及的是众多的相互竞争的政治和其他类型的精英，由于他们大多数处于竞争状态，他们缺少内聚力和共同的意向，他们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无论什么类型的统治阶级。

　　因此，首先需要确定的不是这样的社会中是否有一个在经济上居支配地位的阶级确实在实施其经济权力，而是要确定究竟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阶级存在。只有在这一点确定以后才可能讨论它的政治影响。

一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其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导论中告诉读者说，全书是在“因为看到这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已经冲破一切障碍进行许多世纪”而在作者思想上产生“一种唯恐上帝惩罚的心情下”^[1]写成的。当然，他所指的是民主平等的进展。

　　那是130年以前的事。从那时起，一代代人都在重复着德·托克维尔的信念，即平等在不可抗拒地前进。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有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观点一直在得到鼓励，即一股力量巨大的冷酷无情的恐吓势力一直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并正进入平等和平均主义的社会。一个社会学家写道：“以斯多葛派基督教伦理传统为后盾的平均主义，代表了现代极其有力的社会政治溶剂。”^[2]其他作者则倾向于把平均主义归因于不那么飘渺的较为世俗的原因，诸如工业化、民众压力、民主制度等等；但是，不论原因如何多种多样，那种趋势的力量和有效性的信念，始终是战后社会政治著作中一种最常见的具有普遍性的主题，而且，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作是这个时代伟大的“观念力量”之一，它支持诸如“大众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束”、工人阶级生活和意识的转变、西方社会民主政治性质，以及此外其他各种理论。但是，这种抑制平均主义的观念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现今，主要是那些保守派作家，他们意在强调这种恐吓势力走得太远，并且悲叹它们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大批强烈反对保守主义标签的作者加入他们之中，但是，他们也一直在宣你，在平等真正到来或迫近之时，无论如何不应当对它不满，而应当欢迎它。这样，整个英国的社会民主“修正派”呼应着保守主义作家，在战后的年代里把推动巨大的英国工人运动朝着被认为是那个时期最初出现的平等发展，作为自己的事业。^[3]

　　然而，用蒂特马斯教授的话说，晚近的证据足以表明，“我们恐怕越发不愿作出这样的论断，即1938年以后在英国存在的任何平等力量能够被提高到‘自然法’的重要地位并用以构想未来……存在着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结构、为大规模经济所固有而朝着相反方向运动等诸多因素所哺育的其他力量”。^[4]科尔柯教授曾经推断说，在美国这个国家，在1910年到1959年间“不存在朝收入均等发展的重大倾向”；^[5]另一个强烈地与这种观点论争的研究这个时期早期阶段的美国作者则指出，“由于缺少补救办法，这个国家可能很快会面对收入日趋悬殊的现象，那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社会革命’不仅已持续20年之久，它也正开始倒退了”。^[6]

　　如果说现存的经济不平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至少还不那么明显，那么这种发现的意义并不那么大：似乎可能提出这样的争辩意见，既然在过去某个时候已经取得高度的平等，那么对于说今后继续迅速地再进一步平等是不可能的，也就不会感到惊奇，并认为这种说法无实际意义。

　　但是不能认为这是由于在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中存在着极大的困难的缘故引起的；^[7]对于米德教授近年来称之为“财产所有权中一种真正的大得难以相信的不平等”，也是这样。^[8]

　　这后一种不平等的形式最明显的例证可以在英国找到。在那里，1960年时1％的人口拥有私人财产的42%；5％的人口拥有私人财产的75%；10％的人拥有私有财产的83％。^[9]至于说到美国，一项调查指出，在1953年，2％的美国家庭拥有财富最高增长达29%（而在1922年为33%）^[10]；1％的成年人拥有76％公司股本，在1922年时这个数字是61.5％。^[11]在英国，60年代中期只有4％的成年人口在商业和工业公司中拥有股份；在1961年1％的成年人口拥有81％的私营公司的股份，几乎所有其他的股份均被占人口10％的上层分子占有。^[12]即使说股票的拥有现在比过去范围多少要大一些乃是真实的，但这也很难证明这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因为不仅股票的拥有者今天仍极其有限，而且，数目相对很少的人拥有绝大多数的股票，而绝大多数的人拥有的股票只是极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非常不平衡的。^[13]

　　总之，有这样一些国家，尽管一切宣传都说那里是平等的，那里的人民依旧存在着人数相对来说很小的一个阶级，他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拥有大宗财产，他们的大宗收入通常全部或部分是从他们所有的或控制的则产中得到的。^[14]

　　但是，在这些国家中不仅存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富有阶级，还存在一个数量极大的民众阶级，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或者一无所有，^[15]他们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出卖劳力，这意味着物资严重贫乏、真正贫穷或穷困。

　　正如通常所说的（一些他们自己并未为之困扰的人讲得一点也不少），贫穷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而随着“富足的社会”被虚构出来，要否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大量的有时甚至是极端的贫穷和剥夺，现在比若干年以前更难界定了。从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在像英国、美国和法国这样一些国家中，有着足够的证据表明，毫无疑问，这里不只是存在着无足轻重的或残余的现象，而是存在着影响它的人口中相当部分的特有情况。^[16]

　　最近，这些国家中有很多发生了“消费者革命”，各个阶级之间“生活方式的融化作用”被认为已经开始了。^[17]但是，坚持认为消费模式发生变化的观点使人有着双重的误解：首先，因为它惯常是有意低估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消费的可能性和消费的质量和数量上的巨大差别的持续存在；^[18]第二，取得更多的商品和公用事业无论怎样令人满意，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劳工们与世界资本的关系。塞尔日·马莱所写的可能完全正确，“假期里在蓝色海岸中部，西西里和希腊，年轻的冶金工人分享经理女儿的‘塔希提岛式’的平房，他们购买同样的唱片和跳同样节奏的舞蹈”。^[19]但是，不管在假日里“年轻的冶金工人”同“经理的女儿”关系如何，前者同经理他们本人的关系依然如故。即使阶级在外表上和呈现出来的可见部分，并不像它们在事实上那样显著，恐怕仍然不应当把这解释为深深地植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体系中的阶级划分被侵蚀的证据。要使它们分解，甚至他们真正被腐蚀，恐怕要采取比让工人阶级取得电冰箱、电视机、小轿车、甚至里维埃拉那种“塔希提岛式”的平房更多的东西；取得比遗产税、累进税和大量其他的被富人讨厌和斥为废物和无用的东西，然而，即使这样也还无法对医治经济不平等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这种所有权体制是根据“他拥有的就是应当给他的”的原则实施的，它将为富有者提供充足的获得更多财富的机会，所以不要对此非常吃惊。^[20]

二

　　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个人口相对很少的阶级拥有极大比例的财富而且他们确实从他们的所有权中得到许多特权，可能不会有很大的争议。但另一方面，时常产生争论的是所有权的意义现在日渐消失这个事实，不仅因为它受到大量的限制——法律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而且因为私人财富和资源的所有权和对它的实际控制之间持续地发生着分离的现象。人们熟悉这样的观点，在经济生活极为重要的领域，控制权已经转到或正在转到他们自己拥有的份额在他们所管理的资产中最多只占有很小一部分的经理人员手中。这样，尽管所有权可能仍然提供一些特权，但它已不再在经济和政治权力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说，有更多的理由不仅否定了“统治阶级“是以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基础的看法，而且同样否定了“资本主义阶级”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为基础的看法。这种经理主义的议论需要进一步考察。

　　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经理主义代表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没有问题的。一百年前，马克思便以合股公司的成长为根据．注意到资本家的实际功能转变为纯梓管理其他人的资本的经理，以及资本的所有者转变为一个纯粹的所有者，一个纯粹的金融资本家。但是马克思那时（以惊人的预见性）指出的现象在当时只处于它的初期阶段。从那以后，特别是在晚近几十年间，这种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至少在大规模企业中已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组织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与此同时，如果像持续所做的那样去推测或暗指这个进程几乎已经完成，因此不仅在对待中等规模的企业，而且在对待非常大的企业时忽视了让·梅诺说的“一个精力充沛的资本主义家族”^[21]仍然具有重要性，则完全不正确。因此，最近对于美国，人们已经指出，“估计［即在500家最大的工业股份公司中］有150家公司目前属于《财富》杂志所列巨富企业，它们的所有权的控制落入一个人或单个家庭成员的手中”；^[22]作者不无道理地补充说，“在500家大工业企业的30％明显为单个的个人所有，或者被家庭集团控制的证据面前……认为传统的美国业主已灭亡，有点言过其实了。同时，表明广为宣传的组织化的胜利，也远非全部事实”。^[23]与此相似，“至少有10个家族控制的公司跻身于最大的100个公司之列，这些公司中有几个十分活跃地是所有者经营的。”^[24]而“在500个公司中有将近70个以家族名命名的公司始终为创建它的家族所控制”。^[25]

　　这些是大范围的情况。但是还有一个真实的情况，以最大的公司为首，一些最具活力、力量最强的财团正在建立，并将继续建立，其经理和董事并不拥有所有权，而是委派和选用的人士；这种趋向并非划一，但它却是非常强有力而且完全不可逆转；回复到所有者管理是不可能了，只有实行公共或社会的所有权和控制。

　　当然，人们一直承认，经理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单个股东的控制甚至不受其施加的压力，而企业越大，它的所有权就越分散，它的豁免权似乎就越大。阿道夫·伯利在研究美国时写道，（尽管其论点具有普通的适用性）“制度化的公司实际上为一小批恋栈的寡头所指导。依次吸收美国企业家和财团零零碎碎的意见并作出判断……惟一真正控制即指导或限制它们的经济和社会行动的，是一些尽管含糊且保持缄默却是真正能够安抚他们的哲学家”。^[26]

　　从经理人员的活动范围不受来自控制它的财产所有者的直接压力影响这一观点出发，只要再走出一小步，就意味着宣布，这些经理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经济社会集团，他们在感情、利益和动机上，都与纯粹的所有者完全不同，甚至与之对立——事实上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阶级，用最早的非常极端的“经理革命”理论的措辞来说，他们不仅对总体国家的权力负责，而且将成为社会的统治者。

　　但是，经理资本主义的理论不仅是以这样的观点为基础的，经理们都按所有者以外的旨意行事，同时还逐渐出现含蓄地而有时是十分明朗的倾向，即经理们的动机和推动力与旧式资本主义所有者相比应当更为高尚，而少“自私”，更富社会“责任感”，更加密切地关心“公共利益”。所以伯利和米恩斯在《现代股份公司与私人财产》中指出，早在1932年古典的经理主义理论就认为，如果“股份体制”尚且存在，“几乎不可避免的是……对大公司的‘控制’将发展成为一种纯中立的专家政治，它平衡社会各种团体不同的要求，按公共政策而不是以私人的贪欲，在总收入中给每人一份”；^[27]他们说，这个事实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这种观点的推行一直十分困难，尽管它已成为代表卡尔·凯森教授所说的“那些充满生气公司”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思想。^[28]

　　这种主张的重要性是明显的。因为人们所关心的、要求他们所接管的许多大工业、财政和商业企业的决定，不仅影响他们自己的组织，同时也影响着更广泛的领域，有时关系到整个社会。但是如果他们能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如此富有生气，如果他们能像经理人员一徉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更广泛的公共责任，他们就可以被似乎很有道理地描述为被授予控制公司资源权力的值得信任的名流——犹如天然的最合适的管理人员；而且就可以更为容易地找出理由为之辩护，说这些身负重任的人决不应当受到国家过分的不必要的“干预”。毫无疑问，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措施现在已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了；但是，甚至这一点也只能在以内阁大臣和文官这些公认可以信赖的保卫“公共利益”的人们为一方，以他们自己持有同样愿望的那些实业界的代表为另一方的密切合作的基础上实施。根据同样的论据，对20世纪50年代工党内部“修正派”的争论，就不足为奇了。国有化的反对者恐怕会发现，用受盖茨克尔派影响的主要政策文件的话来说，“随着经理的日渐职业化，大企业从整体来说是在为民族利益服务”。^[29]

　　在考察这种观点并把它付诸应用时，回忆一下曾经提出而现在为人们大为斥责的旧式资本主义者，非常类似的说法，也许是有价值的。本迪克斯教授于是指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企业家阶级的出现，导致了一种本质上全新的意识形态的产生……企业家对于权力的要求，由于遭受穷人的谴责和根本拒绝以民族利益相标榜、根据所谓道德领导权和权威而精心安排的虚假宣传而改变了”。^[30]从这点来看，这种对于经理主义的新的宣传，也许除了一阵喧嚣之外，没有多少意义。

　　还有，对于纠缠于最大利润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各守岗位、具有公共精神的经理人员两者之间对待利益的鲜明对比，似乎前者更为非正义。

　　就古典企业家来说，其动机和感情冲动无疑像现代大公司的经理一样，富于变化、复杂、并且很可能是矛盾的。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中把资本家说成是卷入一场积累的热情和享乐的愿望之间浮士德式的冲突——而“享乐”在这里可以看作包括与积累相冲突的众多目标，或者说它至少被认为具有与利益同样的重要性。早期对于经理行为的研究表明，“对企业家行动最重要的刺激，不是满足直接欲望的商品欲求，而恐怕是：对权力的迫切要求，对声望的渴望和与竞争有关的冲动，创业的冲动，把个人同一个群体等同起来的嗜好和与群体忠诚有关的感情，对于安全的渴望，冒险和为了自身的目的‘玩一场游戏’的刺激，以及为其他人服务的愿望……”^[31]无论怎样看待这个范围广泛的范畴，必须明确，它的每一个细目，如同适用于传统的拥有所有权的企业家一样，也应当用于未拥有所有权的经理。此外，一个英国社会学家写道，在家庭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业企业的目标“非常明确地被限制在为企业所有者谋取自己利益的范围，其实，在现代制度下，恐怕其目标很早就潜在地同其他目标，如生产、扩张和创新相融合，很难清晰地指出它们之间究竟是相互联系呢还是相互矛盾”。^[32]但是，要说“家庭资本主义”过去（或者说现在）未曾极度关心生产、扩张和创新，似乎是一个非常稀奇的看法，因为它未能注意到像利益“融合”这样一类现象。

　　马克思所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毫无疑问也在现代股份公司经理的胸中激荡，甚至它可能采取了一种变化了的新的不同的形式。然而，像过去最坏的年代里粗俗的企业所有者那样，无论现代经理人员是多么聪明和有光彩，他们都必须服从于他们所控制并为之服务的那个制度所固有的强制性要求；而其中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他必须谋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无论其动机和目标怎样，他们只能从这个观点出发获取他们的成功。无论是所有者还是经理、实业家唯一的最重要的意图是必须为他们自己的企业谋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实际上从这种体制的本质来说，一个充满生气的经济精英也许不知道如何去追求不同的目的。大体上说，如果对这类精英和所有实业家来说这不是惟一的参照系，也是一个谋取利益的参照系。从根本上说，这是他们的权力所追求的，所有其他的考虑，包括公共福利，都必须服从于它。

　　这不是企业家和经理灵魂“自私”的问题；我们宁可这样说，“自私”是来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由它支配的政策所决定的。

　　和旧式资本主义一样，经理资本主义是一种原子化的体制，它持续地表明，甚至在事实上更加鲜明地表明马克思在一百年以前说过的那种极端的矛盾，即在它似乎日益社会化的特征和它的永久性的私人目的之间的矛盾。认为无论哪一类实业家，也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作为矛盾的主要工具，同样能够凭借“充满生气”的意志的作用去克服它。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就需要拒不承认他们活动的真实意图，即获取个人利益。正像巴兰和斯威齐指出的，“利润尽管不是最终的目标，却是达到一切根本性目标的必要手段。就这点而论，它们成为股份政策当前惟一的、统一的、能够用数量表示的目标，股份制理性化的检验标准和股份制成功的措施”。^[33]现代经理人员在追逐利益时，确实比那些旧式企业家更加精力旺盛，因为正如另一位作者所提醒的，“随着我们的大企业家迅速地越来越多地雇用经济学家、市场分析家和其他类型的专家和经营顾问，……合理性地谋求利益越来越表现在企业的行为中。”^[34]

　　就这个观点来看，由经理控制的企业的股东没有理由耽心他们的利益会成为外国人祭坛上的牺牲品。在经理和股东之间完全可能发生关系紧张的情况，并且有时会发展成为冲突。例如，股东可能感到经理们没有足够的红利意识，或者说对他们自己在报酬上过于慷慨，或者过多地把钱花在不是直接或明显地与谋利有关的项目上；而经理方面会感到股东们或者至少他们中那些总是自以为是的人，是贪婪、无知和目光短浅之辈。但是，这些只是在战略上一致的情况下策略上的分歧，无论如何那些感到有些不满而就真的只有放弃自己股份的股东，毕竟是极少数。因此，事实依然是，无论如何事情绝对不致于是，经理的功能成为执行经理任务之人和代表他们执行任务的人之间离间的因素。他们之间存在的目的和动机的分歧为一个基本的集团的利益所掩盖。

　　总之，根据经理所有制，分离的观点可能被推向一个极端。因为通常看到的，经理在他们的企业中常常又是大股东。科尔柯写道，在美国，“经理阶级在拥有股份的人当中是最大的单独的群体；这个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拥有的股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35]此外，经理还可以通过对股票的选择在最优惠的条件下增加他们持有额。^[36]经理收入的绝大部分可能不是依靠股份所有权或来自这种所有权，但是，经理似乎不论在什么时候还是很少把他们拥有的股份当作无足轻重的财产。^[37]由此看来，经理与他控制的资源相“分离”的情景，看来是过分夸大了。

　　此外，高工资是上层经理阶层共同的特点，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事实上都拥有很高的工资。因此，一个作者写道：“［在美国］那些首屈一指的大公司的总经理们的年工资超过25万美元完全是常见现象，拥有最高工资者并不十分罕见，这还不包括足以使得总经理收入翻番的股票的红利和减价购买股票的特权。”^[38]此外，根据《财富》杂志的研究，在900名美国上层总经理中，有80％除了股份、年金和退休金、支出项目等等外，年收入都在50000美元以上；^[39]而科尔柯提出的数字是，1958年美国收入最多的1700个大公司总经理中，中等收入者为73600美元。^[40]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经理阶层的上层可能不那么幸运，但是无论如何，在任何地方他们都处于收入金字塔的最顶层。

　　最后还应当指出，在这些国家中，经理集团的社会根源一般来说和其他高收入者和豪富的根源是类似的。一位作者说，在美国，“说到现代工业中经理人员的聘用时，三种各不相同的研究都大致表明了同一情况：绝大多数大公司的经理来自中等阶级上层或上等阶级家庭，他们的父亲都是从事实业的”。^[41]格拉尼克对西欧评论说，“尽管英国并不特殊，大陆实业界的主要特点是所有的经理阶层主要来自资产拥有者，他们根据自己拥有的私人财产来思考和行动”。^[42]把英国排斥在这种模式之外看来并不公正。用古兹曼先生的话来说，事情完全可能是这样：“相当大部分的经理总是从那些已进入工业界而处于工厂低层的人中补充——并不是他们中所有的人必需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后代。”^[43]晚近的材料指出，100个英国大公司中64％的总经理具有上等和中上等阶级成员的标记，即他们进过公学。^[44]很明显，这一情况说明，“处于社会底层的，实际上是不被重视的，而处于上层者则非常有利，他们有步步高升的机会，能极快地登上社会的顶端”。^[45]

　　最重要的是，因此似乎没有什么适当的理由去接受这样一个站得住脚的论点，即发达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一个从根本上或本质上说有别于大资本所有者的由经理和公司法人构成的“新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专门论述经理现象的章节中谈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矛盾自我解决了，它表面上看来代表了一个仅仅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转变阶段”。^[46]这无疑只是一种转变阶段。但是，经理们并不是自愿地成为旧秩序的掘墓人并且自愿地被带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当然马克思也没有强加给经理这种未必有的作用。经理主义的意义在于，资本主义财产最重要的成分现在发展得过于庞大，以至不能完全为拥有所有权的企业主所有和经营。但是，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超越资本主义。^[47]用让·梅诺的话来说，“家庭风格的老板与职业经理之间的亲近因素远比他们之间的分裂因素更坚实。前者和后者都是资本主义的领导者”。^[48]这个观点对于“工业关系”领域如同在其他任何领域一样是确实有根据的。像所有其他工人的大雇主一样，负责复杂的多重过程的企业经理人员在缓和劳动关系和企业内部“习惯发生”的冲突上，无疑和他们有利害关系，而为了寻求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可能把联盟者看作一个盟友而不是对手——或二者皆有。但是，不论在其他什么地方，这意味着没有足够的证据认为它造成了经理经营的企业和所有者管理的企业在组织上的差别。^[49]在两个方面，劳动过程仍然是居支配地位的主体：发达资本主义的产业大军，不管其雇主是谁，都持续地在组织内部起作用，他们对于其权力结构的存在没有起任何作用．他们对于其政策和意图的决定也没有作出任何贡献。

三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经理主要来自有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阶级。但是，这只是向富裕阶层和典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指挥部门聘用人才过程的一个例子——虽然一些家族宣称这是一个流动的开放的其“精英是迅速地流动着”的社会。

　　事实上，这些社会中对精英人才的聘用完全具有世袭性的特点。工人阶级进入中等和上等阶级的机会一般说来是非常少的。正如韦斯特加德先生指出的，“有大量的个人在不同阶层之间运动”，但是，“这种运动的大多数在社会空间中只跨过很短的距离，在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内部的移动比在他们之间的移动要多得多，而且它还有这样的特征，即它在机会分配上总是极不平等的”。^[50]以直到1960年的资料为基础的研究已经发现，能够通过被密勒教授称为“大跳跃”而进入实业和独立职业群体的体力劳动者之子的数目，几乎完全在5％以下，在美国这个数字较高，将近8％。^[51]出身于有产者甚至有一个富有的父母对于取得物质上或职业上的成就可能不是关键性的；但是，就像是加入一个入会条件苛刻的俱乐部，在任何情况下其成员对于巩固和获取利益的机会，肯定有着极大的方便。^[52]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经理主义的普及正方便了哈罗德·拉斯基常说的父母们精心的选择。不像所有者资本主义那样，要想进入经理类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上层，越来越要求某种正规教育的资格，而这对富裕家庭的子女来说就比其他家庭出身的子女容易得多——这对所有其他职业的资格也是一样的。^[53]凭教育资格很明显不足以上升到经理阶层的顶层，情况也常常不是这样。但是，实业的专业化趋向已十分明显，至少要获得这样一个特殊的起跑点，越来越要求在大学或相当的学院中取得某种正式的教育资格；而这对于取得其他的精英地位甚至更是如此。

　　但是，这种体制对上等和中等阶级父母的子女比那些其他阶级父母的子女更容易接受。数年前一项概略的调查曾这样指出：

　　……就其实质来说，学生群体的构成在整个欧洲都差不多。无论怎样规定上等阶级和上中等阶级从未处于绝对少数（在荷兰是45%)，通常是占真正的多数（在瑞典为56%，在地中海国家超过80%）。这种均势主要是由领取工资的受雇者、小业主和农业团体人士的子女造成的——甚至在那里差不多同样富裕的工人阶级子女其代表数也可怜得很——最多不过10％至15%，多数情况下是4％至8%。^[54]

　　达伦多夫教授关于联邦德国曾说过这样的话：

　　……直到最近，所有德国大学的学生只有5％来自那些在整个职业结构中刚刚超过50％的家庭。这个比例现在刚刚上升到6％以上，但这仍然非常低。^[55]

　　两位法国作者对他们的国家曾经评述说：

　　……根据其父辈的职业对进入大学的机会的估计表明，农业工资收入者的子女不到1%，实业界人士子女为70%，自由职业者的子女为80％以上。这些统计清楚地表明，教育体制客观上对于一个完全不属于特权阶级人士的排挤是如此彻底。^[56]

　　关于英国，罗宾斯1963年的报告表明：

　　父母从事“高级职业”而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年青人为54%，而那些父亲是熟练体力劳动职业的青年为4%，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57]

　　一份对于战后年代美国、联邦德国和法国的比较考察报告表明：

　　……总的情况……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确不平等。社会中非工人和非农民家庭子女的学生占五分之三至十分之九，然而这个社会集团在任何社会中只占很小一部分。^[58]

　　关于美国本迪克斯和利普塞特在1959年是这样写的：

　　……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大学中压倒多数的学生是实业家、富裕的农场主或专业人士的子女，^[59]

　　而另一个作者在1961年指出：

　　……可笑的是，甚至美国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子女得以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几乎是12比1。^[60]

　　这种上等和中等阶级在高等教育中所占的压倒优势简直令人吃惊。这样的教育要求有早期准备，而工人阶级子女很少有希望接受这种早期准备。一般地说，这些儿童进入的学校，迈耶尔恰当地称之为一种“看管制度”。在那里，学校允许学生将时间用于从事一些与本阶级相称的工作，而不像出身其他阶级的孩子去劈柴和担水。达伦多夫教授所说的与联邦德国直接相联系的情况，可以广泛地适用于其他地方：

　　〔他写道〕德国社会有时被一些社会学家描述为而常常为我们的政治家们所承认的事实上无阶级的社会，在政治辩论中人们常说，在现代世界中很明显这些阶级和社会阶层都已经消失了，现今到处人人机会均等，等等。对我来说，如果研究一下教育问题，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鲜明的德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它反映了希望保持其社会地位的人的愿望，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雄心壮志多少受制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社会等级。^[61]

　　当然许多教师确实在寻求并且有能力在教育上起一种积极的作用。但是事实仍然是这样，工人阶级的子女不得不在与他们的上等和中等阶级的同路人相比不那么有利的环境中去抗争，并且会遭遇到大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障碍。^[62]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障碍，工人阶级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还是在持续地增加，^[63]这并不只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与旧式的工业体制相比要求训练有素的人才。但是，正如1967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一项报告指出的，“教育发展自身没有必要蔑视不同阶级之间的参加者”。^[64]而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在提供给它的制度之间存在的旧差别，便具有新的重要性。某些制度比其他一些制度提供了多得多的各种设施，享有更高的声誉，并且似乎更能给社会的指挥部门提供人才。进入这些岗位当然要求比其他岗位更严格的资格，而上等和中等阶级的学生进入这些岗位也似乎比工人阶级的学生更为容易。

　　那些担心“能人统治”的社会的人认为起初多少还有点是人人平等的，但最终只是根据能力来评判，因此无须大惊小怪：竞争就是愚弄工人阶级的竞争者。

　　即使所有这一切都不管它，但也必须记住，大学资格只是为大学以后的竞争提供一个起点。但是即使在这里，竞争也是被控制的。因为有一系列其他因素在干预，并且实际上影响事业的前途。其中之一是联系着精英集团成员的“关系”网，而工人阶级家庭从整体上说缺乏良好的关系。

　　还要补充一点，并非更多的“机会均等”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助于在它所存在的环境里出现真正的平等。它也许会使更多的工人阶级的子女上升到“顶层”，但是这远不足以摧毁发达资本主义的阶级寡头制，而只是有助于加强它们。把新的社会血液注入经济和社会金字塔的上层，势必会对那些已经在那里的人造成一种威胁，但是这不会威胁到这个制度本身。即使把通向顶层“能人政治”的道路同现存经济体制接轨，也只会保证一批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占据现存制度的顶层阶梯。这可能被认为是有希望，但是这不致于使它转变为一种不同的制度。

　　然而，这个观点只是学术性的。因为对于这个社会的上等和中等阶级，包括它的企业家和经理在内，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招聘的，因此有着很高程度的社会内聚力。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阶级现在比过去有着更强的社会内聚力。一百年以前，在十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贵族仍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构成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阶级。从那以后，贵族在一切地方都日渐融入工业、财政和商业企业界，并且经历着一种“资产阶级化”的过程，它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没有完成这种转变，但它无疑已经发展得非常快。的确，贵族仍然保有大量的身分标记，而实业阶级自己不再有自己是社会新星而在实际上优越于任何其他阶级或集团的意识，甚至在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从社会方面说，对普通实业界人士来说，直到最近，贵族阶级仍占压倒优势。

　　格兰尼克先生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实业界完全未能在上等阶级中树立它的威望……在两次大战之间，实业界的威信越来越高……到50年代，在德国历史上传统的前工业上等阶级已经第一次失去了他们的重要性”；^[65]而一位日本作者论及日本时说，“今天，那些致力于商业和工业的人士被认为是共同体的支柱，并发现进入社会最受人尊敬的上层已非常容易。财产的追逐者可以理直气壮，因为他们人数众多。社会风尚的变化只不过是衡量国家生活中企业界上升到统治地位的尺度。”^[66]这个过程在英国也比较明显。在那里，成功的总经理们已经能够用贵族的标志来增补资本主义的现钞，但是在这里，财富也同样是可以接受的，晋身的通行证。

　　非常相似，工人阶级出身的成功的总经理和经理，无论从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从他们的眼界来说，现在非常容易被纳入有产阶级。某些人可能还保持着对他们祖先缠绵的情思，但是，这似乎在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已不再有重要的影响。至少从这个有限的意义上说，财富是伟大的“平等主义者”。

　　然而，用意识形态和政治术语来说，财富也是一个伟大的“平等主义者。”熊彼特曾经说过，“阶级的成员……用同一双眼睛，同一观点，从同一个方向来注视世界的同一部分……彼此间了解得很透彻。”^[67]这个观点无须引伸得更远。阶级的成员除了在人与人之间造成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一致性外，还存在其他的影响；根据逆定理，阶级的成员可能根本不会产生如此的一致。姑且不谈宗教和政治上的歧异，有产阶级的成员很明显时常存在大量具体的政策和问题上的分裂。

　　但是这一点不应当推引得过远。阿隆教授曾经令人啼笑皆非地抱怨说，他的“失望”之一是发现那些“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被认为决定事件的进程”，但事实上“更多的时候他们缺乏政治观念”［原文如此——作者］；“就近十年法国所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看，无法说清法国的大、中、小资本家，垄断资本家和托拉斯的人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我曾遇到一些这个‘不幸的群体’的代表，但我从未听到他们对印度支那的政策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有何明确而一致的看法。^[68]

　　这可能是一种非常表面的印象。因为发生在保守派范围内的有关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分歧可能只存在于法国经济精英中间而其他人被严格排斥在外。在这些精英人士中可能有一些希望加快非殖民化的人，但是不知何故，历史上没有记载下存在着来自代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或者是争取私人企业国有化，争取在较大范围内重新分配财富，或是为了激进地扩大社会利益，或者是为了扩大工会权力而斗争的人的广泛的群众压力。^[69]

　　统治阶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方面固有的分歧，这也许是真实的，但在对待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关键问题上，却并不排除基本的政治上的一致。这一事实明显表现在统治阶级都一致地支持保守党：正如将要在后面进一步讨论的，这个阶级的某些部分可能会支持别的处于竞争状态的保守党派，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去支持反对保守党的政党。事实上，统治阶级已经十分充分地比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更好地意识到“阶级自身”的存在，即它确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富人总是比穷人有更强烈的“阶级意识”。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他们这方面的记录并不是明显的特别糟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来就明白，像保卫个人利益一样在保卫阶级利益上犯了错误。但是这也没有影响这样一个问题，富有者和有产者能够超越他们所有的分歧和异见，在维护给他们提供特权的社会秩序方面，始终基本保持团结，对此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正如科尔柯教授在论及美国时指出的：

　　……美国实业史显著的事实是，在企业家中，不管是什么行业的和其重要性如何，都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值得用这种或那种形式维护的；这导致了一种共同的态度，即没有必要反对经济领域中重大的创新，但是他们反对激进的经济纲领，因为它们即使不动摇现存秩序，也可能在改变经济权力集中化的过程中损害稳定。^[70]

　　应当补充的是，并没有哪怕是最小的证据足以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经理这个因素，在需要保持和加强私人所有制和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资源，以及，如早已指出的，在需要提高因所有权和控制权而可能获得最大利润等问题上的意见一致，起误导作用。

　　即使这样，不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多元的经济精英；并且，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具有整合的倾向，这些精英却构成了殊异的利益集团，他们的竞争极大地影响了政治进程。然而，这种“精英多元论”并没有阻止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分离的精英构成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级，他们有着高度的内聚力，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的使他们超越某些分歧和异见。

　　就目前研究的情况看，这个现存的占优势的阶级所产生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它是否构成了一个“统治阶级”。问题并不在于这个阶级是否拥有行使政治权力和影响的实际手段。没有人会真正否认这样的事实：至少无人真正对这一点持否认态度。问题在于，这个统治阶级是否行使着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要大的权力和影响；它是否拥有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权力；它那在经济生活极其重要领域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否也能保证在发达资本主义特定政治情况下拥有政治决策的控制权。这把我们拉回到在这种社会中国家的作用和性质的问题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