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改革和镇压

　　在本书中已经论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事实是在这些社会中继续存在着私人的甚至更加集中的经济权力。作为其结果，拥有和控制这种权力的人在社会、政治制度和决定国家政策和行动时，有着巨大的优势。

　　人们听惯了长期占优势的意见，准确地说是假设，即所谓早已取得政治平等的国家，无论如何，它们在经济和社会上都是平等的，这只是这个时代十足的神话。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表面宣传，政治平等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经济生活无法和政治生活分开。就不平等的经济权力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规模和它的冲突来看，无论宪法是否讲明，它多少在相当的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治的不平等。

　　与此相似，国家在其中运行的资本主义广泛的不平等条件，在根本上决定了它的政策和行动。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些社会中的国家能够成为并且在事实上大多数已成为“民主的”社会秩序的代理人．对任何阶级或集团都没有固定的偏见；它有时表现的背离“公正”则应当被看作是背离其本质的偶然现象。但是，这也全然是一种错觉：在这些阶级社会中，国家首先并不可避免地是在这些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的卫士和捍卫者。它的“真正的”意图及使命是确保它的连续统治地位而不是妨碍它。

　　然而，国家履行其作用的方式以及其倾向的表现程度，因时因地有很大不同。保持社会秩序使其具有阶级统治的特征，要求国家实行专制统治、镇压所有的反杭、废弃一切宪法的保护和政治自由。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说来并非如此。除了某些特别例外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中阶级统治容忍广泛的文明和政治自由的；它们的所作所为无疑在文明社会的许多领域有助于缓和阶级统治的形式和内容。这种缓和的主要代理人便是国家，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始终能以社会公仆的身分出现以及为什么它一直能得到广泛的接受。事实上．这种缓和作用并没有取消阶级的统洽，甚至作为一种代价有助于保证这种统治。但是，这并不损害它对附属阶级的重要性。

　　一个完全真实的情况是，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明和政治自由，一直在严重地为它们存在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所限制；它们时常在实际上被破坏，特别在危机时期受到更加严厉的限制；宪法的保证也不能制止对少数人例如美国黑人不断的不公正的待遇和镇压；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市的市民享有的自由并不因为屈服于帝国主义占领的地区缺少自由而更显著；尽管它们口头民主和自由谈得天花乱坠，这些政府表明，为了保护肮脏的利益它们干尽了坏事。

　　然而，当人们论及“资产阶级民主”下公民和政治自由具有局限性和偶然性的特征，所有这些和更多情况时；当人们恰当地指出这些自由中有一些不过纯粹是给阶级统治脸上贴金时，真实情况便是，是其他许多东西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的有价值的因素；而且它们实质上持续地影响着国家和市民、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如果有谁相信并宣布说，因为“资产阶级自由”不充分并持续不断地遭到侵蚀威胁，因此它们不会有任何结果，那是危险而混乱的。就它所有的巨大的局限性和伪善来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和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和专制主义，特别是和已证明是发达资本主义制度替代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社会主义者批评“资产阶级自由”之处，不是（或者说不应当是）它们无关紧要，而是它们极其不完善，需责备它们机能不全和有腐蚀作用，因此需要在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内涵上进行激烈的改造以扩展它。

　　实际上，西方式政体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结构似乎适合先进资本主义的意图和需要，究竟能持续多久；不管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是不是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使迄今一直能够适应它自己的政治体制无法有效工作。

　　这就是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极其迫切地向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的问题，当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向许多左翼人士，而且也不仅向左翼人士，预示着“自由资本主义”在除了意大利和德国以外的许多国家中游荡的方向。在以后数十年中，这个问题被深深地埋葬在对西方民主、自由世界、福利国家、富裕社会、结束意识形态和多元均势论的庆祝声中。在几年以前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恐怕除了是陈辞滥调外看起来似乎是荒唐和不合时宜的。不管怎么评判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缺陷（这种倾向总是一片赞扬声，或者说更赞扬“后资本主义社会”），至少它的“民主的”和“自由的”基础能够保护它免遭挑战，最终免于左翼施加给它的威胁。

　　然而，在不久的过去那个一直频繁地提出的老问题，决不只是再一次向左翼提出。没有谁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与它相伴随的政治体制日渐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向感到惊奇。问题并不在于“资产阶级民主”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向旧式的法西斯主义发展，还不如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受到比过去一个长时期更厉害的倾向的支配，而它对解决这些倾向时所表现的无能，使它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向已往宣判的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演进。

　　有很多理由用这种观点看待这些社会的政治前景。但是，由于无法避免的自相矛盾，最基本的要看其生产上的成就。由于经济体制的物质能力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展示它对人类解放的宏伟诺言，这使得它在履行其诺言时的无能变得更加显眼明了，这并非新矛盾，只是在生产和技术进步中更加清楚地暴露了它自己。

　　为了发挥他们的人的潜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要求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在它的计划、经济合作、预先设计和理智地使用物质资源上达到很高的程度。但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仍然首先要考虑拥有和控制它的资源的个人意图的经济体制限制下，不可能取得这一切成就。

　　与此相似并与此有关，这个社会要求其成员具有一种社会合作精神，一种真诚的介入和参与意识。这在一个私人拥有占主导地位的推动力的制度下，同样是难以实现的。可以永远这样说，工业是一种合伙关系，一种合作事业，一种社会冒险等等。它需要什么这是很明确的，然而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使之不可能。“工业的两个方面”仍然是永久必然不相容的两个冲突的方面。实际上，在一种竞争的商业主义的毒气中前进的整个社会成了一个战场，现在斗争更加激烈而不是更缓和，而且看不出有和平的诚意。

　　无疑，资本主义的超越——换句话说，由公众支配最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并不能由它自已解决同工业社会有关的所有的问题，然而，它能做到消除实现它的决定所有的障碍中最大的一些，至少是创建一个建立一个理性和人道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基础。

　　所有合法的代理人都需要设法隐蔽这种资本主义的超越。然而，他们无法隐蔽诺言和实施之间的矛盾。他们无法隐蔽这样的事实，即尽管这些社会很富裕，但它广大地区存在着严重的贫困：它们为健康、福利、教育、居住、社会环境提供的总体设施还根本不能满足需要；他们秘藏的特权和不平等违背了他们被迫颂扬的平均主义思潮；他们“工业关系”的结构仍然是一种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而他们自夸的政治体制，从真正民主的秩序来看，乃是一种腐败和残破的体制。

　　意识到这种差异决不会自动导致抵制产生它们的社会制度；即使导致这种结果，也还时时会赞成完全是“功能性的”因而会使自己失败的假的替代物。事实上，经验已足以表明，一种具有深刻病态的意识转变成为一种社会主义变革的愿望，是一个痛苦的、复杂的、矛盾的“分子”过程，它完全可以大大地被一种在前面几章业已讨论过的那种无休止的变化因素而阻碍、偏转和扭曲。

　　然而，一种深刻的病态，一种到处皆是的个人和集体都无所作为的意识渗透了并逐渐腐蚀着每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潮。尽管所有关于整合、加以资产阶级化等等一类的议论之声从未像现在这样大，而且，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期，那么多的人民已经更加明了变革和改革的必要。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时期，众多的男子和妇女尽管决非为革命的意向所驱使，却已经更加坚定地要保卫和提高他们的利益和希望。他们要求的直接对象可能是雇主、学校当局或政党。但是，正如在这一研究刚开始时所提及的，这是一个其人际关系持续冲突的国家，他们日渐把他们的压力对准国家，他们正是希望通过国家来实现他们的期望。

　　面对这种压力并意识到它所造成的普遍的不安，掌权者在两方面作出了反应。第一，宣布他们自己愿意实行变革。不妨这样说，正统的政治家从来没有如此慷慨地使用诸如改革、更新，甚至革命这类词藻。然而今天没有什么政治家会是简单的“保守主义者”。我们在今天不一定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们都是热心的社会改革派。现在已成为政治时尚的改革言辞中有许多无疑是虚伪的，但其中有一些并非如此。描写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对于贫穷、贫民窟、失业、教育不足、缺乏福利设施、社会沮丧，以及其他许多折磨社会的弊病漠不关心，却是轻描淡写的。这种人乃是采取一种不成熟的凭感情用事对魔鬼的看法，而把真正的问题掩饰起来。

　　问题不在于掌权者的愿望和意向，而在于这样的事实，即无论带引号或不带引号的改革者都是罪犯，并常常是经济社会结构的自愿的罪犯，这种社会结构必然把他们的改革宣言变成真正算数的口头许诺。

　　在论及发展中国家时也时常会提到这一点，例如像拉丁美洲国家，即使他们真正得到他们至今没有得到的无私的援助，这种援助也必然会被支配他们存在的经济、社会、政治和行政的结构弄得全无成效，而那些支援他们的人的真实目的是要把它变成禁猎地。这一点在考察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实施的具有改革意图的行动时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改革行动不得不被限制在出现这种情况的经济制度所创造的结构之中，这些常被描述为“民主”政治制度对于国家的不可避免的限制：更准确地说，它们是财产权和不平等的经济势力施加的限制，而国家乐于接受并捍卫它。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当然是可能的。但是除了一些例外的情况，当群众压力异常之大时，它便成为阻力、不相协调而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并消除首先要求变革的压力。即使这种改革至少有助于缓和某些资本主义社会最坏的“机能失调”，而且正如这里已经重申的，这种缓和实际上不过是保卫社会秩序职能这种国家最重要的属性中本质的和辩证的部分。然而，改革总是而且必然离它所宣布持有的目标相差甚远：改革运动要到达的是“新的领域”，创造“伟大的社会”，消灭贫困，取消阶级斗争，保证对所有人的正义，等等，等等——改革因举步维艰而常常停顿，国家处于反复出现的日益增加的压力之下。

　　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国家随后便作出了第二种选择，即镇压；或者说改革与镇压同时并举。这里不存在二者择一，而是互补关系。然而，由于改革表明它本身无力制服压力和抗议，于是便强调转向压制、高压、警察力量、法律和秩序、反颠覆斗争等。由于他们面临难以对付的问题，那些操纵着政权杠杆的人发现，越来越需要浸蚀民众压力可以藉以实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那些弱点。代议制机构的权力必须进一步削弱，并且行政权必将更有效地使其孤立起来。工会的独立性必将被削弱，而工会的权利特别是罢工的权利必将被新的而且也是更加严厉的禁令所折服。国家必将用更广泛更有效的镇压手段武装自己，寻求更加严厉地限制“合法的”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活动的领域，使那些企图越过它的人感到恐惧。

　　这一进程具有日渐增强的趋势。因为没有什么比改革更能抑制它达到这一目的。与此相反，国家越是试图镇压，激起的反对就越大，而它激起的反抗越烈，它祈求的力量就越大。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民主”便转变为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

　　无须想像这种转变具有的戏剧性特点，或者说引起制度上激烈的变革。它的进程和结果都无须与两次大战之间的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它同后者的特殊形式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耻辱始终附在他们身上，法西斯主义始终没有停止引起厌恶。事实上，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衡量的标准具有一种危险的将它与它的不那么极端的替换物相混淆的倾向，这种替换物不要求全部撤消所有的民主制度，全部颠覆所有的自由，当然也不放弃一种民主的辞藻。使人们极易接受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的”保守的独裁主义，它可以因为仅仅不是“法西斯主义”而被称为“民主主义”，而它的确立可以出于“民主”本身的最高利益而受到辩护。所有这些并不是走向不确定的未来的一种遥远的计划：它描绘了一个已经准备就绪的进程，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似乎不是要被取消，而是在得到强调。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可能是一种神话；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逐渐转变为多少具有公开的独裁主义的形式，则不是神话。

　　这种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见解，看来没有把左翼即工人运动及其政党的力量以及在这些社会中他们的“抵销”力量估计在内。不幸的是，这些力量目前所处的状况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发现自己处在危机中，这就为这种演进又增加了一种可能性。

　　历史地看，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始终是扩大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特征的主要推动力；而也正是他们成为反对直接针对他们的侵害文明和政治自由的最强大的保卫者，并尽其所能扮演着反压迫的代理人角色。但是他们扮演的这个角色连续不断地受到资本主义结构中社会民主党领袖表达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整合作用极其消极的影响。

　　社会民主党，或者说社会民主党领袖，长期以来便不再向除了他们极易被欺骗的追随者（在他们的敌手中是颇愚蠢的）外任何人提出建议，说他们关心任何一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措施。在另一方面，他们和美国民主党内与他们极相似的那部分人，一直在宣称，他们献身于改革和激进的变革，并将此作为他们与他们保守主义对手的主要不同之处。

　　但是，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特别清晰地说明了改革的局限性。他们也曾在他们的追随者和许多其他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人士中唤起极大的希望，但他们执政时工作的压抑感以及致使他们服从这种压抑的意识形态的倾向，给他们履行其诺言只留下很小的余地。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半。事实的另一半是他们面对的是他们无法满足的要求以及他们通过改革无法克服的压力，他们只得使自己成为强化国家的首倡者。像他们的保守党对手一样，他们也寻求摧毁工人阶级自卫组织的力量，例如，像英国工党政府那样通过对工会权利的立法约束，或者如同“大联合”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大臣那样赞成和支持发布主要针对左翼强有力的反对的紧急法律。无论他们是否得到机会，社会民主党领袖他们自己始终努力地投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但是这种行政工作越来越要求加强资本主义国家，从保守党的观点来看，他们的领袖已经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由于使自己转变为现存秩序的支柱，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起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在他们的一些支持者和其他人士中，特别是在可能成为其支持者的年青一代中，起了一种反动作用，雷蒙德·威廉斯后来以工党4年执政的经验为根据写道：“一种定义已经失败，我们正在寻找新的定义和新的东西。”^[1]就这种寄希望于驱散长期恪守的谬想，并推动对真正的可采用的方法进行探讨，存在着比希望更多的东西，纵然这种探讨带有无数的偏向和离题之错误，似乎极其缓慢和困难重重。

　　在另一方面，极其常见的现象是社会民主党的失败和错误也造成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明显疏远左翼的运动，并且增加了人们对向右翼谄媚的责难。不仅失败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此负有责任，而且所有的左翼力量对此也负有责任。正是因为它的极端的保守主义被精心地隐匿在一种民族复兴和社会重建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之下，不论恰当与否，美其名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借助于任何可资利用的偏见，使得所谓的人间救世主下凡的道路变得平坦。

　　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替代物，如果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为某种深刻的弱点所折磨而其中最致命的是其内部缺乏真正民主的共产党，那么社会民主党的失败恐怕就不会使人感到前景暗淡。

　　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必须是葛兰西所说的那种具有“领导权”的政党，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政党必须能够“创建一个不只是在经济和政治目标上而且在思想和道德上统一的联盟，不仅有能力处理团结问题，而且能处理‘具有普遍性’的一切问题”，并且“具体地同等地对待从属群体的一般利益”。^[2]但是只有在自由讨论，内部民主、具有灵活性和反应迅速的结构条件下，才可能创建这样一个党。

　　这在本质上并不仅仅是避免意识形态的贫血症和政治上的硬化症的一种手段，它本质上同样是一种对这个政党寻求建立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抗议。这是在它自身目前的结构中以它自己目前的行动方式、态度和习惯向社会预示它的热望。因为只有这样做它才能使它需要其支持的大多数居民确信，它的意图不只是用另一种可能是更坏的制度取代这种统治制度。如果社会民主主义只是对明天的渴望，社会民主主义今天在国内的作用也不过如此了。纯粹宣传将来的意向是不够的。

　　无论现存的共产党能否把它自己转变为一个适应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代理人，还只是一种猜测。然而即使这个答案已经被确认，也只是在意大利和法国才可能希望这种转变有助于解决左翼的问题。在所有其他地方，无论这些政党准备做什么，都必然被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地作第二等的政治组织——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明显要求革命变革的大批党员和支持者的先锋党，对其他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团体来说情况就更加明显了。总之，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一个左翼组织能够取得一个能够真正把社会主义问题提到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日程上的地位。当然，这是不可能通过自发的突发行动来取得。法国1968年5月至6月发生的事件充分表明，在一种看来是平静的政治表象下面慢慢地沸腾着对根本性变革的渴望，用雷吉斯·德布雷的话来说，学生运动的“小发动机”将逐渐驱动工人阶级的“大发动机”。但是，这些事件同样充分表明，在缺少适当的政治组织的情况下，它可能酿成骚动和压力而不可能发生革命。

　　在目前和即将到来的一个长时期，缺少这样一个与现存的深刻不安和不满能与之相抗衡的合适的政治替代者，以使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不走向独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这方面的倾向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越来越明白，即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和保卫他们的掌权人，正面对着个正在夺取政权途中的革命运动。面对着这种威胁。关于左翼常常是这样说的，这些利益集团对其回答是选择专制独裁主义，接受或支持摧毁宪政以拯救自己免遭革命。

　　这是一种可能实施的方案。但是，深思熟虑告诉我们，不论是统治阶级、经济精英或是保守势力一般说来可能都这样希望，但在这样一个时刻作出这种反应似乎不可能出现。因为在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取得这样一种势不可挡的地位之时，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意味着它已经成为一个完全超出工人阶级范围的巨大的群众运动，对于保守主义力量来说，要想通过选择独裁主义取得成功已为时太晚，当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被分裂，对自己及自已的意图产生怀疑之时，实现这种选择便具有可能性。历史先例似乎已经证实了这一观点。因为当实际生活中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已经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情况下，远未形成对资本主义秩序真正威胁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事实上都严重地分裂了，并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这就证实了马克思在论述法国波拿巴王朝时所说的话，他说道，它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惟一可能的统治形式。”^[3]。

　　早晚有一天，排除了前进道路上所有巨大障碍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其他同盟者将获得这种权能。当他们能这样做时，他们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需要建立作为旧的残余的全权的国家。相反，它们的“民族统治的权能”将在历史上第一次给他们带来一种真正民主的社会秩序，一个由男人和女人自己管理的真正自由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将“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机关”。^[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