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合法化过程（二）

一

　　可以说没有哪个领域在反映发达资本主义“开放”的社会自诩的民主多样性和政治自由竞争时，比传播领域——出版物、一般的书面语言、无线电广播、电视、电影和戏剧——更有效率。因为和共产主义制度以及其他“铁板一块”的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表达工具通常并非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权所垄断并充当它的工具。就拿通常的广播和电视来说，甚至交流媒体也是作为公众设施或者混合设施，它们并不完全是现政府的喉舌或官方政策或舆论的工具；相反的观点同样也可以听到和看到。

　　正如在许多政权下信息传播并未被国家垄断一样，它们在为这一政权服务时也不得不对极端的报复表示耽心，因为它们的传布或被允许的传播，会触犯他们的政府、其他公共团体或人士。毫无疑问，他们屈从于各种各样的法律和其他某些时候极为严厉的官方的限制和压制。但是，现在要讨论的是这些限制和压制只是承认传播媒体独立于国家的垄断和控制；它们并没有取缔它。

　　实际上，甚至不能说，那些深刻攻击现政府各“机构”的观点，其中触及政治或文化，或宗教、或道德，是被狭隘地限制于只被少数人保护的那种边缘和前沿的表达渠道。

　　在所有这些国家发行的通俗报纸和杂志上都表达出这些“有争议的”观点；它们为一些大出版公司以简装版书的形式大量出版发行；^[1]它们在收音机中并在电视上播出；它们被拍成电影在一些主要的影院轮回映出，并在“商业性”剧院上演的剧目中表达出来——而没有人（或者说几乎没有哪个人）被投入监狱。

　　这种表达自由和机会的重要性及价值，还没有为人理解。然而，在这个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这种多元变化意识和均衡竞争意识都是肤浅的和错误的。由于传播手段，特别是大众媒体，实际上尽管表达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立法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此自由表达意见并非毫无意义。但是，这种自由必须包含着这些社会的真实的经济和政治内容，关于这一点，自由表达观点和意见主要意味着这种观点和意见的自由表达有助于占优势的权力和特权制度。正如拉扎斯菲尔德教授和默顿教授有一次曾指出的那样：

　　那些组织起来的实业集团在其中占有极其引人注目地位的主要权力集团，日渐通过用宣传取代直接控制的方式，取得了操纵公众的技术……经济、权力似乎已减少了直接剥削［？］，并转向一种巧妙的精神剥削方式，即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宣传而取胜……这些媒介已经承担了使公众适应社会经济现状的任务。^[2]

　　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这些制度中文化生活的许多特点，例如缺少国家的指挥、存在着争论和辩论掩盖了。事实上保守主义并非严谨的思想实体，而它们松散性使得在它的框架和其他部分同样会发生变化和分歧。尽管它可能被掩盖起来，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传媒主要是在起一种高度的“功能”作用，仍然是事实；它们既是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的表现，又是增强这种制度的一种手段。

　　可以认为，出版是表现这种作用的第一个和最明显的例子。不同地方的报纸在品味、内容和倾向上差异甚大。一些是严肃和认真的，另一些则具有煽动性和尖锐性；有的是富于才智的，而另一些则显得愚蠢；有的是反动的、保守的，也有的是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有的在外表上不效忠于任何势力，有的则作为一种政党派别或利益集团的工具；有的对当局持批评态度，有的则盲目地为其辩护；等等。

　　但无论各种报纸有多么大的差异，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大多数报纸却普遍具有严厉的特性，即它们有时强烈地感情激烈地反对任何比社会民主党的温和形式走得更远的左翼势力，同时更经常地反对这种温和的形式。这种行为在大选时期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无论多少独立于保守党的报纸还是极为服从保守党的报纸，绝大多数都信赖支持保守党的一方，或者至少坚决地批评反对保守党的一方，它们时常是喧喧嚷嚷毫不顾忌地这样做。这种保守主义势力通常占压倒优势。

　　这种行动的核心在于总的承认经济和社会秩序占优势的思想模式，特别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有些时候认为它是自然的和合乎人意的。大多数报纸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国家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某些更大胆者甚至支持这种或那种式样的无关紧要的国有化措施。即使如此，大多数出版机构始终断然接受这样的主张，即“公有部分”的扩大将有损于“国家利益”，私人企业力量的加强是实现经济萦荣、社会福利、自由和民主等等的条件。

　　与此相似，长期以来大部分出版物一直都倾向于反工会势力。但不能说报纸一般都是反工会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用所有人都熟悉的隐语来说，它们只是反对工会不顾国家的利益和它的成员的利益，贪婪地和不负责任地试图去取得具有盲目性和自我毁灭性质的眼前的利益。换句话说，只要工会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采取拙劣的做法，报纸就可以向工会表示善意。和政府及雇主一样，报纸对罢工感到深深的遗憾，罢工规模越大，它们的敌视态度就愈烈：对于那些鼓励或未能制止这类明显不合群的、不负责任的和过时的活动方式的工会领袖，深表痛惜。任何争端是正确还是错误，无关紧要；所考虑的是，不论花多大代价必须保护团体、消费者和公众，反对盲目听从多半是心怀叵测把人引入歧途的领导人的号召而采取的行动。

　　具有同样倾向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报纸，念念不忘的是“极”左的甚至共产主义者的报纸，它们对于政治谱系中这部分人的态度，只是在对它表现出的恶意和敌对的程度有所差别。这些报纸还持有这样的立场，即它们认为1945年以后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领导的右翼势力展开的反对以苏联或中国为代表的富于侵略性的共产主义罪恶势力的摩尼教式的斗争史。革命运动几乎总是受了“共产主义鼓动”，他们掀起的局势都是罪恶的，残暴的；而在本世纪非殖民主义化的斗争中，绝大多数报纸对于争取独立运动及其领袖（毋宁说恐怖主义者）的态度，一直是极度仇恨的。

　　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过去不是现在也不简单是诸思潮中的一种；它一直是并继续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和地方）报纸占统治地位的或者总的来说占压倒优势的思潮。

　　正如前几章再三强调过的，这种彻底的守法见解对许多异见兼容并蓄：它当然不排除对于现存事物秩序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批评观点。而无论它们的政策多么保守，社会民主党政府必然期望比真正的保守党粗率得多地对待手边的报纸，而后者丝毫无法免于报纸的批评和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报纸完全可以被称作是“独立的”起着重要的看家狗的作用。然而，这种主张视而不见的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这就是这些看家狗通常对左派凶猛地狂吠，它们所首先保护的是现状。

　　许多发行很广的“群众性”报纸极其关心传递反对派的意见，并且建议对每种无论怎样高贵的“制度”感到极端的不耐烦而不停地催促进行变革、改革和发展。从真实情况来看，这些愤怒的激进主义者绝大多数不过是装模作样；在攻击传统观念的不敬行为和煽动性的民粹主义后面，无论是诊断还是处方都完全是空白。尽管吵吵嚷嚷，但斗争是虚假的。

　　对报纸和电视来说，它们虽不完全但主要扮演守法者的角色。这里也表现出大量观点和意见的差异，热烈的争论和面红耳赤的辩论。这些传媒无论是商业性的还是公共所有的，都要求并且无论如何都希望表明政治上极度的公正和客观。报纸会由于它们选择发表的观点和消息具有倾向性而介入政治并且具有党派性，但广播和电视则不是这样。

　　然而，这种装出的公正和客观大多是十分虚假的。因为它对于政治结构的操作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分裂，还是取得了部分基本的潜在的一致。这样，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中，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可以分别在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之间，以及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保持相当程度的公正。但是，这很难持续地阻止反对所有被排斥在一致意见之外的观点的宣传潮流。在这个意义上，不带偏见和客观性由于最终政治本身一致而划了一个句号——而持不同政见者越是激进，传媒就愈不公正愈不客观。根据这一点，它似乎没有过分地暗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一直是并且主要是灌输保守主义的机构，也不是说他们的工作应当是向他们的听众和观众灌输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这不是要求把所有这样的不同政见排斥在广播之外，它只是要求居压倒优势的传媒倾向应当向另一方有所倾斜。而这个要求已经得到充分的满足。

　　在那些政治生活被政党控制并在舆论一致的框架中运行的国家中，这种可使其他反对党起一种合作作用的宣传倾斜很容易被忽略。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中，在那里强大的共产党构成了主要的反对党，政治上不带偏见的概念很难确立。在前一些国家中，一般的意识形态偏见很少直接具有明显的政治涵义，因为受到敌视和歧视的政党和运动构成的是很小的甚至无足轻重的政治因素。在后一些国家，无线电广播和电视非常直接地介入政治斗争并且在实际上成为执政党用来反对在野党的工具，政治环境不会允许任何不合适的关于“机会均等”和任何像自由的享受一类的无益之谈。在法国，无线电广播和电视都十分审慎地转变为戴高乐派的工具，它们的使用被用于使将军、他的政府和支持他们的政党获得利益；^[3]在意大利情况很相似，这些传煤已经明显地成为天主教社会民主党及其政府的工具。

　　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说，形势与在英国那样的国家流行的情况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那里，工党在与像保守党一类的他们的对手斗争后，其领导地位已经确定。然而主要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比不是那么引人注目；这一点对于美国甚至有更大的说服力；人们一直说，在美国“有组织的实业界和稍弱的利益集团构成了主要的政治派别，而教会团体实际上在‘心理上垄断了’传播媒介。新闻和评论、娱乐广告、政治口号以及宗教劝诫，都极为关注引导现有的信仰而不是激进地改造它们”。^[4]处于以一切看法一致的看法为一方，以所有反意识形态的看法为另一方之间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保证着前者的论据居最优的地位。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大众媒介给人的感觉好像只关心政治和思想。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政治刊物和书籍在整个大众媒介中大概只占很小一部分，所有报纸都用很大篇幅登载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没有间接关系的事件。事实上，许多报纸都用较大的篇幅登载这样的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同样，广播、电视、电影和戏剧也不是作为政治传播和灌输的媒体，它们也是甚至主要是关心这种或那种娱乐。至于私人拥有和控制的大众媒体其首要目的和首先考虑的是赢利。报纸也是如此。当汤普逊勋爵说，他对自己的报纸的惟一希望是能赚钱时，他并不是在表述一种独特和反常的观点。

　　另一方面，赚钱与搞政治，在更普遍的意义上的政治灌输也不绝对矛盾。因此，各种形式的“娱乐业”的目的可能是赢利，但娱乐产品的内容不可能一点也不受某特定的政治和思想内涵的影响。

　　大众媒介常常被指责文化贫乏，惟利是图，体系琐碎，充斥暴力和兽性，故意渲染色情和残忍癖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这种指责为人们所熟悉并且绝大部分恰如其分。

　　不过，这种指责也常常是忽略或忽视这些娱乐产品的具体思想内容，以及被用作特定世界观的宣传工具的程度。洛温撒尔教授曾经指出，“在我们西方文明中，娱乐界和出版界的产品起码将包括国家、家庭、宗教、自由进取心和个人主动精神这样的内容和动机。”^[5]事实上．它们的内容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主题以及其他高度“功能化”的主题；它们偶尔还涉及“功能退化型”主题。在谈到杂志界时，梅诺教授说：“它们通过专栏的形式和所写文章表面上的中立性，着力促成这种遵循惯例的氛围，它是当代资本主义最佳的手段之一。在这一方面，女性周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刊物在不动声色地对我们的世界进行完全歪曲的介绍。”^[6]这一点具有普遍性。而雷蒙德·威廉斯对他所谓的“多数派”电视的评论也同样具有普遍性。他说：“‘多数派电视’杰出地表达了我们特定社会的虚假的意识。”^[7]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大众媒介传播的许多“信息”并不分散，而是相对集中。当然，如果把米基·斯皮兰和伊恩·佛莱明（这两位作家著作的销售量大得惊人）当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作家．那当然是可笑的。但如果忽视这样的事实，即他们书中的男主角都是反共产主义道德的典范，这些主角的冒险活动包括性犯罪，常常被置于反对国内外颠覆力量这一殊死搏斗的背景下，那同样也是愚蠢的。正如人们在谈到斯皮兰作品的反共产主义时所说的：“它被融入小说的臆想网中，任何有不同想法的人，要么是叛逆，要么是天真至极。”^[8]这种原始的“大众意识”并未渗透到整个“大众文化“领域；但它通过绝大多数媒介渗透到相当一部分“大众文化”中。当然，其他“大众文化”没有怎么受到反意识形态题材的渗透。整个说来，詹姆士·邦德那样的左翼分子和革命者寥寥无几。这也许是作品的风格使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气候肯定不适宜产生这样的人物。

二

　　大众媒介有助于产生政治气候的性质是由对大众媒介压力最大的力量决定的。这样的力量不止一个，他们都起保守的和与习惯一致的作用。

　　第一种同时也是最明显的力量来自对“精神生产手段”的占有和控制。除了国家所有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以及其他传播手段外，大众媒介绝大多数由私人控制（美国的绝大多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也是这样）。而且这些机构集中于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所控制的私人领域。尤其是，大众媒介不仅是一般的实业，而且是大型实业。高度集中是资本主义所有企业明显的特点，大众媒介也很明显：凡是私人拥有的报业、杂志、书刊出版、电影、剧院，还有电台和电视台，都日益由为数不多、并且数量越来越少的大企业所占有和控制，这些大企业在不同的媒介以及在资本主义的其他领域都有共同的利益。有人曾经指出：“赫斯特”^[9]帝国拥有12家报纸，14种期刊，3个电视台，6个广播电台，l个通讯社，1个图片服务部，1个故事片辛迪加和阿凡牌纸面本厂。”同样，“《时代》周刊有限公司除杂志外，还拥有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书刊俱乐部、造纸厂、林场、油井、地产。”^[10]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这种集中：例如，仅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帝国就控制德国40％以上的报纸和期刊，柏林近80％的报纸。至于电影，有人认为，“在英国，电影的发行实际上依赖于经营巡回上映电影的两家公司，由于电影一般只有当发行有保证时才能获得资助，这意味着两家公司几乎完全控制了电影的制作和题材。”^[11]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或其他领域目前的利益集团很容易控制大众媒介中事业新的发展。霍尔先生和惠耐尔先生在谈到英国商业电视时指出：“商业电视不是落入新手之中，而是增强了那些已控制电视者的力量。一半以上的商业电视资源分别由报社、电影业和戏剧业占有。”^[12]

　　更明显的是，那些占有和控制资本主义大众媒介的人，他们的思想极可能是保守的，甚至是完全反动的；在许多情况下，尤其在报业中，他们的观点和偏见的影响是迅速和直接的。更明确地说，报纸业主不仅常常拥有报纸，而且还密切控制报纸的编辑和政治方针，并通过经常性的甚至每时每刻的干预，把报纸变成表达个人观点的工具。^[13]人们评论说，在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报纸帝国，“他像一个君主那样经营他的报纸。他否认对报纸有任何严格的思想控制，当然这种控制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正式化。不过斯普林格先生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观念的人。他有一种使命感，是一名极为虔诚好战的反共产主义者。他也许不公开指导自己的报纸，但他的思想深深地渗透于其中”。^[14]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报纸业主也是如此。有了占有权，也就有了宣传权，凡是行使这种宣传权的报纸，它最可能通过积极的主张，或删除业主认为不宜发表的文章，为保守的偏见服务。在自由企业体系中，审查制度不纯粹是国家的特权。无疑，与国家审查制度不同，私人审查制度也不是绝对的。但凡是不易获得其他报纸消息和观点来源的地方，如美国的许多城镇，城市和地区，^[15]还有其他地区，^[16]尤其是在其他的媒介如广播电台和电视也在同一业主占有和控制下的地区，这种审查制度都十分有效。美国的情况就常常如此。^[17]

　　尽管如此，那些拥有和完全控制大众媒介的人并不总是寻求对他们的产品行使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通常编辑、记者、制片人、经理等享有很大的独立性，甚至可以自行其是。不过，业主的思想确实倾向于“向下渗透”，为那些替商业媒介而工作的人提供不能忽视的广泛的思想和政治结构。这些人也许不会被要求尽量不要冒犯保守党牛栏里的神牛。但至少被期望不要伤害雇主的保守倾向，并且对自由企业、劳资冲突、工会、左翼党派及其运动、冷战、革命运动、美国在世界的作用等问题采取与雇主合作的态度。这种结构不要求完全顺从，只要求基本顺从。这为使持不同政见者有时甚至是使与其主张相去甚远的持不同政见者变得温和提供了机会。

　　1957年，纽约《邮报》的编辑詹姆斯·韦克斯勒先生对美国新闻作了一番评论，因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仍有长篇引用的必要。

　　［他说］美国新闻界主要由规定美国政治辩论原则的共和党人控制和经营。我在这里故意用“规定”这一名词。
　　我知道，较之共产主义或法西斯国家，美国的新闻要自由得多，但它也不是毫无挑剔之处。美国的新闻业普遍变得温文尔雅，惟利是图和自以为是；除一些特殊情况外，它主要表达深沟壕筑的富人的偏见和先入之见，而不是表达同我们最崇高的新闻工作传统相联系的深入的探究和反叛精神这些特质。
　　这个新闻界对给予政治家财政资助的大亨的征税权的关心，普遍超过对任何受压迫者的照顾和安慰。
　　这个新闻界伪善地夸耀自己的独见以及敢做共和党业主所诅咒的事。这个新闻界常被视作公共托拉斯，而不是私人的游乐场。
　　这个新闻界在同匈牙利共产主义暴政作斗争时比为美国的自由而战还要直率和坚决。^[18]

　　除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一些特殊情况外，^[19]这些非难也适用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业。

　　对报纸和其他媒介产生的第二个传统和保守的压力是由广告商而不是所有者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直接或间接操纵的。我们无须夸大大广告商对商业媒介的直接政治影响。这种广告商只是偶尔地或者可能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支配他们客户的媒介内容和政策。然而，他们的关照对媒介的财政生存能力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报纸在某些情况下（但不是在所有情况下），还有杂志、商业电台和电视台能否存在的问题。这一事实也许只是加强了这些媒介在与这种有钱有势的利益集团打交道时特别谨小慎微这一普遍倾向。但这一点不是毫无用处，因为它向实业利益集团进一步保证：它们将得到富有同情心的理解；“实业界”至少享有劳工和工会很少享有的自由：而他们的不快则丝毫不会造成任何后果。

　　我们在上一章谈到，同其他任何利益集团相比，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之所以在公共关系方面拥有巨大优势与此也有很大关系。因为这种资源也被用来“软化”特定的大众媒介，尤其是新闻界，使它以尽可能好的看法进一步帮助实业利益集团。

　　梅诺教授曾经指出，意大利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对绝大部分新闻界实施的控制，使新闻界对这些利益集团的“纲领和偏见”极其“温顺”。^[20]有人认为，“在法国，金钱对新闻的控制更多地表现在种种禁忌，表现在对某些不许涉及的主题的禁忌，而不是在于对一些必须宣传的东西作出硬性的规定。”^[21]各个国家和各种报纸对此的强调必然各不相同。但不管实业利益集团的直接压力是大是小，或者根本就没有压力，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反对实业”对报纸和杂志的财政总是极为不利的。毫不奇怪，甚至当极左派的机关报发行量很大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也不能指望从实业那里^[22]或政府那里获得大量的广告收入。^[23]

　　对大众媒介产生的第三个压力因素，一般来自政府和国家体系的其他各个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这种压力一般不等于强制性的命令。但它在许多方面却是实际的。

　　首先，政府、各部和其他官僚机构，现在更详尽系统地把向报纸、电视和电视台提供对官方政策的解释（自然有辩解性和倾向性）当作自己的任务。换句话说，国家现在越来越多地参与“信息管理”，尤其是当它遇到威胁和危机时，而这种威胁和危机对绝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几乎一直是存在的；危机越大，信息的管理、封锁、欺骗性的报道和明显说谎就越有意义。此外，政府对文化的管理，尤其是对海外文化的管理，其范围越来越广泛，并用教育和文化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战后，美国在这方面花的功夫最大。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努力，使“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24]具有全新的规模。应该指出，正如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的活动所表明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忽略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

　　就报纸而言，政府和国家体系的其他机构在试图管制消息时，可能会使用各种压力，哄骗，^[25]甚至威胁，^[26]这也许多多少少有点效果。但总的来说，它们被迫主要依赖出版商，编辑和记者的合作与善意。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合作与善意不难获得，因为广泛地说，绝大多数报纸倾向于同具有强烈保守倾向的政府持相同的国家利益观。在报纸不顺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情况常常发生）时，政府很难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报纸也是独立的机构，尽管它有缺陷，但报纸的独立性在这些国家的生活中仍然是重要的事实。

　　另一方面，公有的电台和电视台则是“官方”机构，它们比报纸更易受到各种“官方”的压力。和在英国一样，这些电台和电视台也可能享有对政府的高度独立性和自主权，然而，他们仍然脱离不了官方的影响。按官方的旨意行事，这保证这些媒介在政治和一般意识方面扮演一个顺从者而不是批评者的角色。这虽不能使政府和官方政策不受批评和攻击，但使批评和攻击保持在一个比较安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贝尔福勋爵对上院的评论认为，不管保守党还是工党在位，占上风的一般都是顺从的观点。正如约翰·里思在总罢工时以BBC（英国广播公司）董事长的身分写给首相的：“鉴于BBC也是为了人民，政府也是为了人民，因此，在这次危机中，BBC也必须为政府讲话。”^[27]自那以后，事态也许有所变化，但没有像人们常常认为的，或者像BBC是独立和自主的机构这一概念所表明的那样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斯图亚特·胡德先生在谈到最近几年的BBC电视时指出，BBC将要制作什么节目，这要看“什么能作为节目的时代精神，也就是什么是合适的得体的，什么是可以允许的和不允许的，这种时代精神逐渐被那些与节目制作有关的人所接受。”^[28]这种“节目时代精神”在与舆论一致时比与舆论不一致时更可能引起争论。凡是节目一贯或好像一贯反对当权派的，官方就会有效地施加压力，它不一定来自政府本身，而是来自BBC董事会（独立电视管理局）这样的团体。后者都是当权派，不管是保守党的、自由党的、工党的还是“非政治的”^[29]因此，BBC的总监本人“有责任”将《过去一周》这样明显具有讽刺性的栏目从屏幕上删掉。但正如胡德先生也指出的，任何了解当时董事感情力量的人都不会怀疑，总监如果要保住自己的职务，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30]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TW3不乏不敬之处，但它力戒任何政治义务。事实上，它主要是围绕任何这样的义务都是老玩意儿^[31]这一概念制作的。可以推测，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它也许不会延续这么久。

　　总的说来，政府和官方对大众媒介的压力不仅确实存在并且很大，而且不管政府和国家精英一般的政治和思想色彩如何，这些压力都加强了已独立于它们而存在的保守主义和顺从的趋势。

　　然而，到目前为止，用私人的和公共的压力来解释大众媒介的特征和作用，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它表明，那些对大众媒介的内容负有实际责任的人，如制片人、编辑、记者、作家、评论家、导演、剧作家等，都是保守力量和商业力量无可奈何的工具；他们是受抑制的叛逆者，被恐吓住的激进派和左翼分子，是他们所憎恨的思想和舆论被迫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资本主义束缚强制下的忿怒的持异议者。

　　这种描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当然，确实有这样一些人在大众媒介工作或为大众媒介服务，他们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政治挫折；他们寻求突破正统的禁锢，有时他们成功了，但更多的是失败了。不过很少有证据可以表明，这些人构成大众媒介所雇用的“文化工人”的多数。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政治支配权就不可能存在。

　　如果对那些为大众媒介工作的人的思想倾向进行真实的描述，可以将他们分成三个广义的类型：属于各种左翼阵线的人士；多少具有强烈保守观的人；第三个团体，可能也是人数最多的，他们的政治观相当模糊，他们希望避免“麻烦”。实际上，这些人属于顺从者谱系中的这部分或那部分，能比较容易地适应他们雇主的要求。与其承担义务的保守同事一样，他们绝大多数能“畅所欲言”；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雇主多半喜欢他们所说的，至少在他们所说的话中挑剔不出什么。这些“文化工人”不太可能遇到盛行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强加给大众媒介的各种限制和压制的麻烦，因为他们的思想和政治构成一般地不会使他们起而反对这些限制。他们所受束缚的时间己经够长了，完全可以让他们享有所希望的行动自由。因此，他们不感到紧张，或感到无法生活下去。

　　有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的特征和作用并无不可思议之处。不管这些媒介履行功能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如何，它们主要都是传播将加强而不是削弱现政权和特殊模式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手段，因而是阶级统治武库中的武器。如果认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这样，那将是一种误解和不可思议的。他们能够并且有时确实扮演“功能紊乱”的角色。但它们被允许这样做的事实不能轻易地置之不理。这在特定的条件下，非常明显并且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它们的主要作用。它们被期望履行保守的功能，事实上它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然而，这并不表明，对大众媒介的控制以及“对偏见的动员”能保证保守派别在选区竞选中获胜，或有效地保证意识形态的和谐。

　　关于第一点我们已经提到，在1966年的英国大选中，只有一张报纸即《星期日市民》（发行量23.2万份）“完全站在即将下台的政府（即工党政府）一边，而其他报纸（发行量3800万份）基本上对工党政府持批评意见。”^[32]这些数字倾向于给人以绝大多数报纸特别信任保守党的虚假印象。但实际情况仍然是，当时的报纸普遍具有反对工党的倾向。不过，这并不妨碍工党政府将它的议会多数从6人增加到100人。人们同样常常指出，美国的绝大多数报纸倾向于共和党，尽管如此，民主党在选举中并未因此受很大的影响。再者，戴高乐派对法国电视的控制以及法国大量报纸所持的偏见，并未妨碍反对派在一系列选举中获得巨大的成功，^[33]就像法国的大多数报纸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共产主义偏见，并未妨碍共产党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一样；这样的观点甚至更适用于意大利共产党。大众媒介并不能自动地把选票送给保守党的阵营。

　　在更广阔的思想和文化范畴，认为不顺从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最终会围着电视天线转，这也是不现实的。在我们已经引用过的文章中，拉扎斯菲尔德教授和默顿教授提到了大众媒介的“麻醉性功能紊乱”。^[34]他们解释，他们之所以说“功能紊乱”是以这样的假定为基础的，“即大量的人口对政治冷淡和麻木不仁，不利于现代复杂社会”。^[35]这种假说言过其实。因为不管“现代复杂社会的利益”是什么，大量的人口对政治冷漠和漠不关心，特别是对这些阶级政治有害的问题漠不关心，肯定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然而，由于大众媒介的目的可能是“麻醉性”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它们的效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事实上，它的影响同人们想像的也许正好相反。美国电视每天对越南大屠杀的报道，当然不是想唤起人们对美国干预越南的反感。但它在使人们看到美国在越南所犯的罪恶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加强了反对战争的运动。同样，在最近几年，电视也展示了国际上警察反对示威者的模式，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使成千上万人看到了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使“当局”常常感到窘困不堪。

　　然而，这并非电视台的本意。胡德先生也指出：“广播电台在处理有争论的问题时所遇到的主要困难之一是观众基本上倾向于寻求通过传媒证实他们自己所持强硬态度。”他指出：“这种普遍法则适用于政治层次的各个部分，不管观众拥有的态度强硬与否，激进还是保守的。”^[36]这是相当天真的。尽管“普遍法则”很适用，但重要之处在于，在不计其数的公共和商业电视观众中^[37]，坚定的持保守见解的观众远远超过坚定的持“激进”见解的观众。就“激进”一词的严肃含义而言，它起一种持久的告诫作用。

　　但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即使这话是真的，即“我们通常所知足的，如大众传媒所标榜的，它们在确认和加强现有观点方面比在改变现存观点方面更重要”，^[38]这对现存秩序仍然有很大好处，因为电视的目的肯定是要阻止主要在传统气氛中形成的“现存观点”发生激进的转变。大众媒介不能保证完全保守的和谐；没有什么能保证这一点。但它们能够并且确实有利于顺从气氛的形成，也就是说，不用全面镇压的方法，而是将与大众媒介不一致的观点当作奇怪的异端，或甚至更有效的，把它们当作任何认真和理智的人都不会把它当作一回事的奇谈怪论。这是非常合乎“功能”的。

三

　　不管人们关于大众媒介及其偏见的实际政治影响的争议有多大，不管它们是否有什么明显的偏见，没有人会否认大众媒介与政治有关，它们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过程中起某种作用。但对教育在这些社会的性质人们却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相反，人们关于教育的最普遍最强烈的观点是，“政治在教育中没有地位”；任何政治灌输都将并且实际上也是与西方式制度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相悖的。

　　然而，如果认真考虑一下，无论是教育实践还是教育理论，都不是如此明确的。

　　同大众媒介相比，在教育方面更有必要区分狭窄的、明确的和政党意义上的政治灌输与广泛的，一般的和弥散性的“政治社会化”概念。关于前者，人们可能很容易认为，学校和教师一般说来（尽管不总是）试图避免过分的政党偏见和依附，也就是在政治上坚待不偏不倚的立场。另一方面，在第二层次和更广泛的意义上，学校或许会也许不会有意识地致力于政治社会化，但在任何情况下，学校都无法避免“政治社会化”，尤其是它们对盛行的社会政治秩序高度“功能化”的情况下。换句话说，各层次的教育机构大都履行重要的保守任务，在他们的社会并为他们的社会作为合法的机构起或大或小的作用。

　　有一种学校公开履行这种功能并以此作为它的主要和宣称的目的之一。这些学校主要以特权阶级的儿童为对象，英国的公学即是著名的例子。有人评论道：“总之，维多利亚公学所灌输的态度和价值观几乎成了保守主义的代名词。”^[39]这种保守主义在过去几年在内容和侧重点上也许经历了变化，但偏见一直存在。和过去一样，今天的精英学校有意识地寻求把灌输保守哲学当作自己的职责，这种哲学的主题仍是传统宗教、爱国主义、权威，等级制度和极度狭窄的民主观，至于明显地反对社会主义思想与目的就更不用说了。和其他许多情况一样，学校的政治灌输过程也许有它的失败之处，但不乏这样的试图。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精英学校对许多不那末高贵的教育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英国，公学的目的和精神，甚至它的习惯和传统、常常被“普通的”语法学校模仿，被整个教育体系当作杰出的典范。

　　再者，直到不久前，公学仍不仅被当作教化机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当作“大众”的学校。^[40]这种教育不止一个目的；但最重要的是要教育那些上学者驯服地接受一般来说注定要成为其基础的社会秩序。

　　只是随着劳工运动力量的增长，政治权力的扩张，重要工人阶级政党的兴起，“大众政治”的产生，以及民主和利他理论的迅速传播，学校才逐渐支持和宣传“民主公民”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与先前的“各司其职”的概念是相悖的。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学校不再是“政治社会化”和维护现状的机构，而是意味着它们在履行这一功能时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显和直接，尽管效果不一定比从前逊色。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体制对社会秩序的认同可以说在三个层次进行，它们密切相关，但为了便于分析，将他们区分开来仍是有必要的。

　　第一、就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儿童而言，教育起着重要的阶级整合的作用。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把学校描写为“一种个人被训练成在动机和技巧上适于履行成年角色的机制……社会化功能也许可以归纳为个人义务感和能力的发展，这是他们在未来履行角色时的基本前提”^[41]。这一点其本身没有问题，但系统表达出来会在思想上产生困惑。因为这一词汇模糊了以下事实：对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儿童而言，他们学校“开发”（这个词在其实际内容中不乏讽刺意义）的“义务感和能力”是一些适合低技术工资工人“履行未来角色”的义务感和能力。对一些工人阶级儿童来说，学校显然是向上流动的手段：总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确实需要经常从这一层次中吸收或多或少受过训练的人员。然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学校在确认他们的阶级命运和地位方面起关键的作用。学校通过提供饥饿教育，通过遏止而不是“开发”同不利的环境因素相联系的进一步的教育机会，最有效地行使这种角色。一些工人阶级儿童能够逾越这些障碍的事实有助于形成这样的观念，即那些不能克服这种障碍的人是因为他们不胜任因而才命运不济；他们的处境是自己造成的。这样，教育体系至少在它的受害者中产生这样的印象，即社会上的不利实际是个人的、天生的、上帝给予的以及不可克服的无能造成的。正如两位法国作家指出的：“学校的法律权力可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因为过分关注自己的命运而对实现自己的命运的途径毫无意识的失宠阶层，往往会因此产生上面的这种看法。”^[42]不仅其他人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奴役的事实证明一些人天生是奴隶；而且大量现代的奴隶也这样认为。他们还认为，他们之所以成为囚犯，不是因为社会制度，而是因为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第二个层次上，这种个人的不适合感得到以下事实的强有力支持，即对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儿童而言，教育实际上具有灌输异质文化、价值观甚至语言的倾向，^[43]这种教育与家庭和环境几乎完全脱节。一位作者写道：“英国教师已成为试图传播典型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代理人。由于教育体系不是从社区发展起来的，而是从上面强加的，身处高位的那些人的价值观通常无意识地被当作值得灌输的东西。”^[44]马格里特·米德在谈到美国时曾经指出，“当美国人听到‘学校教师’这一词时……他会想起教三、四年级的小学教师；这些教师通常都是来自中产阶级的中年妇女，也许三十四、五岁，既不年轻，也不太老，她们负责灌输中产阶级世界的伦理和方式。”^[45]她又说：“在人浮于事的城市学校，教师教学生养成卫生和勤劳的习惯，为以后获得成功而勤奋学习，为成功作必要的牺牲，不受外界的直接刺激，以企业家的方式或企业家同意的方式，克服任何可能阻碍目标实现的传统观念。”^[46]这种思想是要把工人阶级儿童“整合”到既定的社会中：那些“聪明”的人被帮助准备逃脱他们的工人阶级地位；其他人则被帮助接受他们的附属地位。

　　在第三个层次上，这种帮助倾向于采取相当强烈的思想和政治形式。教育体系不仅寻求灌输一般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而且还寻求灌输比较特别的既定社会观和世界观。迪尔凯姆曾经强调，社会必须通过教育传播“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社会化，他把对作为民主道德基础的理性、科学、思想和感情的尊重称之为“基本原则”。^[47]他无疑是对的。社会的确需要灌输“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原则”。然而问题是被普遍认为是“基本的”、“必不可少”的价值观和原则是由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认可的；而“民主道德”能比较容易地适应顺从的目的。

　　多尔教授在谈到日本时曾用“民族团结”和“阶级分裂”这样对立的词语，并且指出，“现代日本教育制度在某些方面已阻碍日本阶级意识的发展。”^[48]同样，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各国的教育方法、文化和传统不同。例如，马丁·迈耶先生在谈到美国的教育时曾经指出：“美国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宣扬种族优越感，坚持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我们是最优秀的人民。除非危机时，社会并不在意人们如何会作出这种断言，但这种断言肯定不是无稽之谈。”^[49]应该指出，作出这种断言并不需要教育部的教导和指示。较小的教育机构也在其中起作用，尤其是在危机时期。^[50]甚至没有接到任何指示和训令，学校本身也愿意投入这种对爱国主义的赞美，不是反对而是捍卫“民主道德”，只是侧重点和强烈程度不同罢了。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在维护资本主义政权方面，爱国主义是强有力的力量；学校则是传播爱国主义并将与之相联系的价值观化为每个人的思想的重要渠道。

　　人们特别强调的其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各国不尽相同。有人指出，“美国社会通过其学校传授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也就是各种资本主义〔原文如此〕常常宣称的自由企业体系。”^[51]在谈到意大利时，有人认为，意大利的教育制度

　　……保留了强烈的罗马天主教的倾向。在罗马公共教育部的高度集中管理之下，教育更多地被用来灌输合乎保守天王教甚至法西斯理论的价值体系，而不是灌输合乎天王教民主党左翼赞成的对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采取新的态度这一中心思想。不用说，主要由亲天主教的教师构成的学校，决不可能成为极左派政治思想的滋生地。^[52]

　　尽管各国的侧重点和内容或许有所不同，但整个这段话适合于各国盛行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及其主要机制和价值观。学校也许不总是引导人们接受盛行的权力体系；但他们确实以各种分散和具体的方式传授现存的权力体系。当然，这种模式在各地有例外的情况。不过，它们只是总的顺从这一模式的例外。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所有教育体系中，不管是集中的还是非集中的，那些负责任命教师和校长的人，通常都注意避免任命可能引起“争议”的老师，尤其是不任用这样的校长。这不仅涉及政治，而且肯定包含“有争议”的政治观，尤其是强烈的左翼政治观。

　　受这一点影响最大的国家是美国，

　　……自1945年以来，几个州通过法律，要求不任用共产党员或被首席检查宫认为具有颠覆性的组织的成员。这种要求的一个后果是阻止了一些拥有颠覆性政治观点的人从事教学活动。另一个后果是防止许多其政治和经济观在几年前或几年后被认为既不是颠覆性的，也不是危险的，而仅仅是不受欢迎和不顺从者从事教育活动。^[53]

　　不管这种偏见是否成为定式，程度如何，它自然并且不可避免地不利于其观点和态度与盛行的模式不一致的人；知道和怀疑社会上存在这种偏见并且知道这可能会影响前途，其本身就足以促使人们避免冒犯最高当局或引起它不快的观点及活动。这种诱导常遭到正当抵制。但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教师一般来说比其他男女更不受其影响。

四

　　鉴于本章的内容，我们也应该注意大学。当然，中学与大学之间有许多明显和巨大的差异，更不用说大众媒介与大学的差异了。但它们在合法化过程方面的相似性比许多大学教师乐于承认的或者比许多人可能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因为大学在这一过程中确实以各种方式起重要的作用。这不是大学的主要功能，就像它也不是中学和大众媒介的明确功能一样。但它们确实履行这种功能，尽管其广度或成功的程度不尽相同。如此强调有其必要性，因为有关“大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所说和所写的一切模糊了这一事实。它们履行这样的功能部分是因为它们受到外部的压力和影响；部分地也是因为它们独立于这些压力。

　　除了一些私立高等学术机构，尤其是美国的私立高等学术机构外，各大学在从事主要活动即教学和科研活动时，主要依赖国家提供的资助。对这一事实人们没有争议，实际上这也是人们的共识。这种事实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国家在大学使用分配给它的基金的方式上直接或间接地拥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克拉克·克尔教授在谈到美国时指出，1960年，“美国高等学校从联邦和政府那里获得了15亿［美元］的资助。在20年中增加了一百倍。”^[54]他进一步指出，“显然，大学从事研究的形式和性质常常受联邦资助的影响。”^[55]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军事与工业关系”的告别演讲中甚至认为，“历来就是自由思想和科学发现源泉的自主的大学，其研究方式经历了革命。部分由于有关研究的开支庞大，政府的合同实际上成了引导对知识好奇心的标尺。”^[56]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夸大。更合适的说法是，一般说来，政府的合同和捐助倾向于在一些领域比在另一些领域更多地引导人们对知识的好奇，尤其是在“防务”领域。这一点也完全适合其他国家的大学；现在每个国家在决定大学如何教学和如何研究时起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各大学则可能在“服务于社会”方面起作用。因此，不仅政府而且英国大学基金委员会也比过去起更积极的作用，它把以下内容作为自己的任务：“同各大学和其他有关机构进行协商；准备和实施大学发展这样的计划，以保证这些计划充分适应国家的需要。”^[57]这意味着国家对大学的控制、干涉和指导的程度可能有所增长。

　　但当这种发展不可避免时甚至在一些有限的方面被认为令人满意时，在它产生的特定背景下，一些拥护国家干预的人具有忽视其重要内容的倾向。^[58]克拉克·克尔教授也指出，“大学已成为实现国家意图的主要工具；”^[59]前奥尔良大学校长也附和说，大学“与国防是对民族前途最基本的使命负责的集体，并且越来越与国防合成一体”。^[60]但大学成为实现“国家意向”和“使命”的主要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大学自然无所作为。换句文雅一点的话来说，它们所服务的是异己的目的，也就是国家的目的。它们不仅服务于国家；而且它们通过服务于国家，把自己等同于国家，并且承认国家是合法的值得支持的。

　　各大学及其发言人常常回避这样的明确义务。罗宾斯勋爵1964年在格廷根召开的欧洲大学校长和副校长联席会议的演说可以说很好地表达了一种共识。他说，大学的义务是

　　……培养社会按照后果而不是按照范畴进行判断的习惯。我们必须报据对人类幸福的影响，而不是根据先前即存在的、与这一种或那一种先验伦理一致的分类来判断行动的价值。我们必须教育他们哪怕天塌下来也要行使正义这句来自人类童年的格言；在任何文明的判断中，天塌下来是我们断定一些行动过程是否正当之前必须首先考虑的一个后果。^[61]

　　但罗宾斯勋爵所说的“文明的判断”似乎更可能被人们用保守的方式而不是异端的方式来解释。整个说来，大学作为一种机制很少拒绝服务于国家限定的“国家意向”，它们很容易按照自己宣布的理想将它所接受的目标理性化。从这一观点来看，那种认为大学与其他一些人们在其中工作的处所不同，它是异端的中心的概念是一种神话。大学（包括它的绝大多数教师）特别是在全国发生大的危机并且涉及到严重的道德问题时，总是倾向于对职员和学生中的异端分子采取不赞成的看法，他们常常帮助国家对此进行镇压。正如麦基弗教授指出的，“没有证据可以证实‘教育者明显激进’这一指责。相反，我们提供的证据表明，教育在整个地倾向于保守势力一边。”^[62]这不是低估少数派有时是相当多的少数派的作用。正如美国少数派分子对待越南战争问题一样，有时少数派也拒绝把自己等同于由国家限定的“国家意向”。事实上，现在各个地方的少数派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占的比例都大。随着高等教育扩大到足以满足经济体系的需要，高等教育中逐渐有越来越多的教师以坚持“哪怕天塌下来也要行使正义”为自己的使命，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同不公正的社会和表达这种不公正的国家格格不入。然而，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大学教师依然发现不大困难或没有任何困难将他们的使命同对“国家意向”的支持一致起来，而不管这一目的是什么。^[63]事实上，美国许多大学教师不仅愿意而且急于用自己的技术为他们政府实行的任何政策服务。正如里斯曼教授曾指出的，“不管我们国家的多元传统和对国外的研究如何，美国绝大部分学者都愿意在全面战争时代应征入伍，并对国家完全忠诚。”^[64]在这方面，其他地区的大学教师同美国的大学教师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美国大学教师在最近几年有较多的机会。

　　这表明大学生活发生了另一种大的变化。不仅国家更多地介入了大学生活，而且同以前相比，大学教师同国家生活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鲍登勋爵在谈到美国时说道：

　　……专家充斥华盛顿，他们操纵科学政策委员会，充任总统本人和绝大多数部门首脑的顾问……大学本身是这种新机制的基本部分。这一体系依赖于政府、实业界和学术界之间人员的自由和经常的交换。^[65]

　　麦康内尔教授在引用这一段文字时作了十分合适的评论：

　　［他写到］在这种互换中，……大学似乎必然丧失了它们某些批评的特权以及对有争议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发表意见的自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像艾森豪威尔离职时的演讲一样警告说，工业与国防部的联盟可能会对国家政策产生巨大的作用。克尔校长还警告说，军事—工业—大学综合体危及大学的正直。^[66]

　　应该说很清楚，这不仅仅是大学教师为公共政策的决策提供有用的资料，而是在业余时间或者说在一段时间进入政府部门充任职员。一些具有独立思想和独立批评权的大学教师没有卷入这种官场和权力世界。但对绝大多数大学教师来说，涉足官场至少可以使它们“了解”政府的问题并有助于他们对政府作出的负责的批评更像老于世故的辩解。这些人通常是资深的和著名的大学教师，我们不应低估他们对大学的思想和行为“官场化”的影响。

　　除国家外，对大学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是实业界。这有许多原因。首先，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现在作为被征求意见者和顾问进入实业界；如同那些与国家有关联的大学教师可能被期望把对官方观点的“负责”性评论带进他们的大学一样，那些同实业界有密切关系的人也被期望在学术工作中旗帜鲜明地评价私人企业的价值和目的。和他们“官场化”的同事理解有关政府的问题一样，他们也最可能真实地表明对实业“问题”的“理解”。正如麦康内尔在提到这两者时指出的：

　　大学同政府和工业结成联盟的某些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另一些危险则是很微妙的。我相信，细致的研究将会表明，学术人员的价值观日益成为市场和政府活动领域的价值观，而不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大学教职员工长期流入官场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牺牲了人和人类的价值观。^[67]

　　第二，私营高等学术机构，尤其是美国的私营高等学术机构，主要依赖于富裕实业家、其他富人以及社团企业的支持。但甚至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支持的大学也发现，来自实业界和统治阶级成员的捐助、赠款、基金也非常有用。私人给各大学的慷慨捐助一般地常常被当作大公司和富人具有社会责任感以及“充满生机”的明确证据。但不管怎样，只要这些捐款的实际和潜在接受者想获得捐助，他们就不可能对提供捐助者或使捐肋成为可能的活动持批评性的独立态度。因此，实业学校主要由实业家提供捐助，它们的教师同实业界有密切的和真心真意的关系，这种学校不会做许多有害私人企业的事，哪怕这种捐助连影子都没有。同样，由实业发起和提供资助的大学研究计划，最可能在“实业团体”的前提和价值观框架内进行；它同样不可能引起发起者的某些不快。

　　第三，那些思想倾向不可能偏向激进主义的实业家和其他“实业团体的领导人”，支配着最终控制大学的评议员、学监和董事会。在谈到美国时人们经常提到的这一点对于其他普通董事在高等学术机构中起作用的体系也同样有效。麦基弗教授在谈到美国时指出，“在非政府机构中，典型的委员会成员同大量的实业家、银行家、制造商、企业管理人员、著名律师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跻身高收入阶层。”^[68]1947年出版的一个较早的研究成果也指出，在230所著名大学的734名理事中，“知识界与业主、经理和官员各占一半”。在后一部分中，以“银行家、经纪人、财政家”与“制造商和管理人员”占的比例最大。在自由职业团体中，律师和法官最多，教士次之。^[69]就所知的政党偏见而言，61％是共和党人，35％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在整个团体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要高些。^[70]这一研究是以1934—1935年的资料为基础的。但正如多姆霍夫教授最近指出的，^[71]“没有理由认为，在随后的年月权力精英的成员对著名大学的支配会有所减少。”

　　这种“支配”产生的对大学生活的实际控制程度在各个大学无疑有很大不同，但在通常情况下是一种正规的支配。不过，常常不是这种正规的支配。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控制的程度如何，非专业董事几乎肯定产生保守的影响，并且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以增强大学的顺从倾向。^[72]

　　再者，由于大学校长，行政官员和教师易受其他“外部”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可能鼓励上面提到的趋势。用麦基弗教授的话说：“我们的大学，甚至我们的中学，都是引起大量抗议、指责和控诉的对象。”^[73]他或许还可以说，这种抗议、指责和控诉很少以大学太保守这一观点为根据，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正是由于他们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自由主义和“宽厚”的态度，大学当局才受到新闻界和其他各种保守势力的攻击——这种情况不只在美国存在。

　　第四，除了实业家的影响外，公司企业的发展也对大学产生探远的影响。加尔布雷思教授曾经评述说：“当然，现代高等教育广泛地适合工业制度的需要。”^[74]威廉·怀特先生证实了这种“适合”的一个方面。他提到这样的事实：在美国1954至1955年毕业的学生中，最大的一部分（19.4%）研究实业和商业，超过学基础科学和人文艺术的人数总和（也超过学法律、医学和宗教……之和）。^[75]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业的研究在大学中还没有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工业管理系、工业关系学系、商学院之类的增长表明，至少已为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这种类型的研究的一个特征很少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这就是，这种研究为其学生提供的不仅是“管理技术”和其他相应技术的训练，而且还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思想、价值观和目的的训练。那些从事这种研究的人，如教师和学生，都认为自己是在从事那种被认为是大学活动所特有的知识研究；但他们也是财神崇拜的信徒。

　　在其他方面，大学也使自己“适应”实业的要求。怀特先生也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实业的要求也影响大学，他们在选择学生和给予奖学金时总是选择他们所喜欢的人。一位负责招生的院长告诉我，在筛选来自中学的入学申请表时不仅要考虑大学需要怎样的人，而且也要考虑4年后什么团体需要这样的人。”^[76]只有这样才行。在这个方面，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能要落后些。但即使在这些国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各大学及其学生不仅在技术方面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正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实业的要求。

　　我们必须从这一角度来看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的作用。在任用大学教师以及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确实仍拥有广泛正式和实际的自主权，只不过不是绝对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是在深深地影响各大学的特定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实行的。这不是说，大学当局和教师是外部压力的牺牲品；他们在行使这种自主权时不能冒犯现政权。有时候可能是这祥。但更经常的情况是，只有部分大学当局和教师承认这种背景并以与这种背景相一致的方式行使自主权。这不是因为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受传统思想模式的影响。因此，在1961年对哈佛大学校友会发表的题为“学者的时代”的演讲中，我们发现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普西博士用下面的话为他的经济学系的同事和其他教师辩护：

　　是否任何人都可以严厉指责他们系的这些人和其他人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如果注意一下美国大学在历史、管理、公共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设置的课程以及它们在实业方面的深远努力，这些几乎完全是为了使私人企业制度在极其困难的社会中继续有效和有益地活动，是否还会有人会指责美国的大学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呢？^[77]

　　有些人或许会发现，这种奴颜婢膝同大学有关的理想格格不入。但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它的表达与普西的思想和信念有不合拍的地方，或是普西没有真实地反映他的教师的思想。

　　这一点同大学的任用政策直接有关。在麦卡锡时代及其以后的时代，美国大学的悲剧不仅在于它们中有许多禁止雇用共产党员和其他“颠覆分子”，同样的而且甚至更大的悲剧还在于，这些大学绝大多数易于赞成“忠诚”的要求；那些未这样做的大学也利用任用教师方面的自主权和自由同样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如果已进入大学则将他们开除。在这方面，像哈钦斯这样开明和人道的大学管理者令人不快地婢踟躇不前并不是没有原因。一方面，“如果谈论马克思主义不是歇斯底里和迷信的话，那么，大学中有令人信服和能干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人们也许会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很好地思考（原文如此），因而根据我作的限定，他不能充任大学社区成员。我承认这是由推测造成的”。但然后他又说，“我还必须加上一句，将推测当作无可辩驳的事实等于说任何与我意见相左的人都不会思想。”在寻求区分共产党的优秀成员（即那些尽管“果断地推测”共产党人很少有独立思考的领域，但仍在这些领域活动的人）和坏成员（即不能证实他在教学和研究领域具有独命性的共产党员）后，哈钦斯博士接着说：

　　我是否有胆量向我们的董事会推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的坏分子或其立场不受政党路线影响的优秀成员担任教师，事实上很值得怀疑。但如果万一这样的人的学术水平在我之上，并且只有他们有资格在某一特定的领域进行教学和研究，我应该有胆量说，他们应得到任用，而不管他们的政治观念或政治属性如何。^[78]

　　这种标准非常苛刻，事实上，这使哈钦斯博士几乎没有机会检验他的“胆量”。至少哈钦斯博士对此感到疑惧。许多与他处境相仿的人的行为表明，他们很少受到这种标准的约束。

　　但这不仅仅是在外部压力下有否“胆量”的问题。而且，它也是对某些非正统的知识或政治是否会自发地产生怀疑态度和敌对态度的问题。这一问题很容易理性化为真挚的信念：在“学术背景下”，这种非正统形式至少使人们对个人担任学术职务的能力特别是担任高等学术职务的能力表示怀疑，这一点在美国之外更是如此。例如，绝大多数大学的经济学家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荒唐的。他们不愿看到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他们系里任职，这并不是基于偏见这样世俗的原因，而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这样的人很难想像会是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优秀的经济学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思想过程以及与此类似的思想过程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中司空见惯。它们并没有做出绝对禁止任用甚至禁止提升离经叛道的大学教师担任高级职务一类的事。但它们有助于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形成某种离经叛道的思想模式和政治义务模式很难得到鼓励的气候.

　　大学从整体上说是极端顺从的机制，它们的绝大多数教师可能将自己的思想方式停留在盛行的一致意见的范围内，这不能不影响他们履行教学功能的方式。

　　在上面引用过的谈话中，罗宾斯勋爵对欧洲大学校长和副校长说：“我们的大学是自由社会的大学，没有什么比我们将成为灌输特定教条或教义的工具更与这种社会的精神相悖的。”^[79]但罗宾斯勋爵又说：“尽管如此，这个法则也有例外。自由社会有一条除非自己放弃否则不能摒弃的教义——自由教义本身。”^[80]

　　这话很对，但需作进一步考察。因为许多赞同这一教义的人都知道，自由主义包括甚至要求一些适于“自由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安排。这自然导致人们对与之相反的思想采取极其消极的态度。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赞同自由主义并且也认为自由企业是自由社会的基本部分，他将会发现所有论述取消这种自由企业的社会理论都是令人讨厌的。按照这一观点，自由主义不一定会在赞同者中产生罗宾斯勋爵当作自由基本组成部分的“吹毛求疵的反对习惯”。^[81]总之，正是在自由的名义下，美国的许多大学才貌似极公正地采用任命的方式事实上逐出了某些类型的异端分子。罗兰夫人深切地悲叹：“自由啊，人们以你的名义犯下了多少罪恶啊！”在这里可以改成：“自由啊，多少人借用你的名义也用民主的名义，为正统辩护啊”。

　　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大多数大学不是“传播教条和教义的工具”是正确的，这样说确实有某种重要意义，例如，一般说来，不要求教师和学生服从任何特定政党或领导人的理论；争论一般不被压制并且事实上常常受到鼓励；同时也因为在最受人尊敬的大学机构中，学生们确实易于接受与绝大多数老师传授的相悖的观点和思想。

　　事实上，这些是大学生活中值得称道和宝贵的特征。然而必须指出，和在其他领域一样，在这一领域，大学生活表明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不像乍看起来那样多姿多彩，这丝毫不是小看它们。大学是知识、思想和政治分化的中心，它们的学生主要受旨在帮助接受与“传统智慧”一致，而不是与这种智慧离经叛道的思想、概念、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许多大学可能潜藏并使它们的学生接触每一种可以想见的思想潮流，但在各大学中，有些潮流总是比其他潮流更盛行。

　　然而，年轻男女在离开大学时确实比刚进入大学时更具有反叛性；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非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的大量学生引人注目地证实，作为社会化机构的大学有独特的缺陷。老师在教育学生们认识世界时是采用一种可能削弱而不是增强他们改变世界的倾向的方式。然而，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生决定摆脱他们的长者为他们编织的使其顺从的罗网，这种试图常常被挫败。

　　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大学对顺从产生了很强的压力这一观点；大学确实残存着精英制度，这在那些倾向于进入大学的大学生尤其是来自工人阶级阶层的大学生中滋生了远离从属阶级和同情上层阶级的感情，这不利于保持叛逆性。这种叛逆性会给前途带来麻烦，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工人阶级儿童本人或其父母要为此作出大的牺牲。甚至在大学上学时抵制这种压力或其他许多压力的学生，他们毕业后“外部世界”对他们的强烈期望也会在许多毕业生中产生这样的感觉，即叛逆和不顺从是一种最好在将来才使用的奢侈品。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意义上的未来从未来到。相反，安全地隐蔽在“现实世界”这个或那个地方的原有的叛逆者，以解嘲和怀旧相夹的心理回顾自己年轻时的偏执。

　　大学在合法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在许多方面同知识分子（当然，他们可能不全是大学教师，就像并不是所有大学教师都是知识分子一样）在形成——不同于传播——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作用问题联系在一起。

　　我们不禁想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82]这种幻想就是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像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83]这种对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功能的看法，在《共产党宣言》中只是部分得到验证，该宣言说，“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时期……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84]

　　自那以后，世界普遍倾向于用不同的方式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许多知识分子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出现在“德雷福斯案件”时期，那时含有贬义以指谓在这个问题上拒绝采取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观点的人。^[85]此后，“知识分子”一词一直带有它当初的烙印，它不具有辩解的内涵，而是与异端分子这一含义联系在一起。许多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运动和政党中所起的作用大大有助于证实这种观点。绝大多数右派运动特有的强烈“反知识分子”偏见也有助于证实这种观点。

　　但这种把知识分子当作“天然的”异端分子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视，它是由人们更多地看到异端知识分子产生的，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坚持以为自己是异端分子这一事实决定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甚至那些假民族主义之名猛烈抨击亲德雷福斯的知识分子的人，其本身也常常是知识分子。正如勒内·雷蒙德指出的，“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不应掩盖民族主义本身也有着明显的知识分子特征这一事实：民族主义之父都是些作家，如巴雷斯、莫拉斯等，民族主义就某一部分来说就是一种文学创造！”^[86]这一点还可以更进一步引伸。不仅是知识分子他们形成和宣传各种保守主义意识的变体（这不足为奇），更重要的是，可以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数量上总是大大超过异端知识分子。历史上人们只记得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因此，这使人们容易忘记，迟至理性时代的法国，这些人不仅反对旧政权，而且也反对支持它的大量知识分子。自那以后一直如此。自然，可以使用重要思想影响手段的正是每一个旧政权的知识分子支持者。正如波特教授评述的，“按定义，那些在思想体系内比较强大的知识分子，都是传统主义者、旧知识阶层、思想家、保守派……空想家、叛逆或先驱他们发现自己多少有点被排除在传播媒介之外，要不就被描写为奇谈怪论者而处于被控制的地位”^[87]。

　　然而，知识分子对稳定现存社会秩序的贡献——用葛兰西的话来说，他们是“合法化的专家”——除了直接和明显保守地为它辩护外，还采用了其他许多形式。

　　很明显．对资本主义体系威胁最大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在从属阶级中）认为，以社会至少占的绝大部分经济活动手段为基础，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致力于消除特权和不平等权力的社会秩序，不仅可能，也是人们所想望的；“大众”在政治行动中也必然寻求表达这种信念。

　　我们这里所描述的合法化过程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阻止这种意识的传播。但是这一目的不仅在于坚持资本主义现状的各种优点，同时也要批评现存经济、社会和政治安排的许多方面，然而反对对其进行社会主义变革。这种反对可能基于许多不同的理由：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无论怎么明显都可以在自身的范围内进行补救而无需进行革命性的变革；或是公共占有权不会自动带来民主和平等，这是事实，但说对他们的利益无须加以考虑，则是不对的；不管怎样，公共占有权同使“资本主义”概念本身显得陈旧的“工业体系”问题无关。

　　假如社会秩序的经济基础未产生问题，对社会秩序的批评不管怎么严厉对它都是有用的，因为它使争论和辩论变得充满活力但又不会引起危险，有助于“促进”因对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即对私人利益的追求支配着社会秩序“问题”的关注而模糊和转移人们注意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在系统表达激进主义．在系统表达没有危险后果的批评，以及在为现政权直接辩解的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起着极度“功能化”的作用。许多知识分子在起这样的作用时极为真诚并且尚未意识到是在为它辩解，这一事实丝毫没有减少它的有用性。

五

　　合法化过程必须提到的最后一个方面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其他所有方面的基础。这就是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恰恰由于它自身的存在程度，在本质上倾向于在从属阶级中同时也在其他阶级中生产出合法化的条件。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图示中所发生的正是相反的过程：由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松懈，使无产阶级产生了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愿望。正如马克思在1867年指出的：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88]

　　自此以后，许多人嘲笑这些预言，认为显然被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是错误的，他们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归因于工人阶级没有起来反抗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许多其他人，尤其是左派人士，用统治阶级对从属阶级的文化霸权以及前者对后者制造的虚假意识来解释工人阶级没有反抗资本主义。事实上，正如本章和前一章坚持认为的，资本主义对精神生产手段的控制在使资本主义统治合法化方面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然而，把合法化归因于资本主义改良能力的增强——这是极为相对的事——或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机构的操纵和劝诱，使一些重要的后果无法解释。

　　马克思本人偶尔也注意到这些问题，他在《资本论）中也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89]实际上，这就是由这个制度本身的活动造成的“社会化”。合法化过程只是加强了它。

　　这种“自然的”从属关系没有极为明显地排斥改善产生这种关系的条件这一愿望。但它一般说来确实产生了可怕的心理障碍，使人们不愿完全废除这些条件。列宁在《怎么办？》的一个著名段落中写到：“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90]他所说的就是这一意思。

　　一个简单但又重要的事实是，附属身分不总是但却常常造成对资本主义的有条件接受而不是完全排斥。1937年，乔治·奥韦尔写道：“这种小的麻烦和侮辱、不时的等待，为别人做一切事是工人阶级生活所固有的。成千上万种势力迫使工人扮演消极的角色”。^[91]三十多年过去了，尽管人们津津乐道工人阶级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面这种观察仍然是现实存在的。^[92]

　　再者，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他们不仅在进行物质再生产，而且还进行精神再生产，倾向于向他们的儿童灌输与他们的阶级相联系的意识、期望和心理习惯。在家庭所履行的所有社会化功能中，没有什么比这更“功能化”了；因为在目前的背景下，它意味着工人阶级家庭倾向于用各种方式使自己的孩子与自己的附属地位相协调。正如现在更频繁发生的那样，甚至当工人阶级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寄予厚望时，他们所希望并力求的成功主要也是按照后者的要求将自己整合到这一体系更高的等级中。这大概也导致他们试图说服自己的孩子，成功的途径不是与他们寻求进入的世界的价值观、偏见和思想方式相对抗，而是和它们取得一致。

　　简言之，工人阶级的条件本身就是工人阶级“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因素，它为所有其他寻求促进这一过程的力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是刻意努力的结果还是制度本身的压力，调和的力量确实起很大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它们的影响最终是咄咄逼人的，它们以后肯定不会再受到社会主义的挑战；或者它们预示了“单面的人”的到来。它们在阶级冲突的等式中只是一个重要的因索。但一些人希望这种冲突越大越好，另一些人则悲叹这种冲突太大，他们希望与“富足的社会”一起结束这种冲突，使工人阶级撤出战场，使战场上只剩下为数不多并且比较温顺的散兵游勇。所有这一切从根本上低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破坏平衡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样也从根本上过高估计了它对付这些力量的能力。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现实图景不是和谐和稳定，而是危机和挑战。在下一章即最后一章，我们将讨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在正在到来的年代中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