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密利本德 -> 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1982）
第一章 导言
一
我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是指《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通过以来，特别是1918年和1928年两次选举法导致普选制包括全部成年人以来，逐渐发展而成的英国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一般叫做“民主制”，认为英国是个“民主国家”这一概念已被看作一项十分明显的真理，不必多加究诘。这是以许多重大的未决问题为依据的：如果民主制被解释为民众参与决策和控制国事的处理办法，英国的政体就远非民主；本书的主要命题之一，是论证这一政体始终尽可能致力于扼制而决非助长民众行使决策权和处理国事的权力。民主的要求和政治的现实并不真正相适应。
另一方面，英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吸收了不少民主的特征，这就使得“老百姓”有可能反映他们的意见，迫使当权者多少要考虑一点民众的疾苦和要求。事实上，由于在一次大选中民意发生转变，当权派可能发现自己顾不到体察民情。这对实际的权力结构来说，其意义也许远没有象人们所宣称或相信的那样大，但它也可能产生重大的政策影响，不能认为无足轻重，不予考虑。
“资本主义民主制”这一提法，也往往用来表示象在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经常存在和无法消除的矛盾现象或紧张关系，一方面保证民众享有体现在奉为神圣的普选权中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横加阻挠，拒不实行那种诺言。固然有一套民主制度和惯例使工人阶级、参加工会的工人、各个政党和团体等能够赖以自下而上地施加压力和提出要求，来表达意见和选派代表；但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背景又要求尽可能地削弱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要在本书论证，所有管理国家和其它权力机关的人时刻关心着如何能够遏制和减轻民众的压力。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依靠精心的控制，还依靠种种鼓励无所作为和听天由命而绝非鼓励压力和斗争的习惯、传统和规矩。即使如此，资本主义制度和所有其它统治制度一样，历来需要并且目前更其需要遏制来自下层的压力；可以说，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历史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如何成功地多方实现了这一遏制。当我们回忆起这个时期发生的造成大规模破坏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而英国仍能保持一个极端不平等的和阶级界线分明的国家时，我们就一定会承认这一成就更为令人瞩目了。
从一项明显的意义上讲，英国的纪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也已经成功地遏制了压力和抗争。但其它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都没有如此顺利和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这决不是要竭力低估在遏制压力时使用高压手段一直是达到社会一致同意的重要因素。然而同样确实的是，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相比，有些英国人在相对的但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安定的情况下，一直享受着权力和特权，而这些权力和特权是大多数人所承认的。只要看一看英国统治爱尔兰和继续统治北爱尔兰的方法，就可看出在控制和遏制抗争方面成败的鲜明对照。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探讨英国的政治体制对于实现高度的社会和政治安定所作出的贡献。可以说，掌管国事的人抱有其它许多意图和目的——促进经济增长，维护领域安全，谋取和保卫帝国的利益，实现财政稳定和社会改革等等；另外还有求得他们自己地位的提升，扩大他们的声望，谋得某种官职和保住那个职位等打算。但是所有这些目的，都无一例外地同遏制压力和控制抗争的任务紧密相连。例如，人们出于种种不同的理由，鼓吹和实施社会改革；但是，此举之所以并不与其它理由相矛盾，一个主要理由是希望那种改革会削弱抗争的锋芒，有助于实现社会安定。[1]同样，那些赞成海外扩张的人希望那种改革主要会促进国家的繁荣，以达到同样的目的。[2]不论从哪方面考虑，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那种想要遏制来自下层的压力的愿望，使我们得以了解英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和精神：其余一切均取决于这一愿望。
这并不是说，英国的统治者们经常无法摆脱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这种恐惧颇为高涨的年代：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和紧接几次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年代；宪章运动的最初年代和184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以及战后的若干年份；可能有1926年和1931—1932年，甚至还有1972—1974年以及1978—1979年的冬天。但是总的来说，大部分的时间具有散布面很广而较少惊心动魄事件的特征——总有一种潜在的危机感，一种认为尚未临头但很可能一触即发的惶遽心理。在1880年保守党人遭到惨败之后，素来不尚危言耸听的索尔兹伯里勋爵[3]在给他外甥阿瑟·鲍尔弗[4]的信中写道，他所说的“飓风”在他看来表示“某种要求改革的明确愿望；是确有其事的”。“它可能来得快也去得快，”他接着说，“否则就能成为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开端。”[5]这种可能有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感觉一直成为英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思想，即使并不总是十分明确；由于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惧怕共产主义可能进一步蔓延，这种感觉变得愈加强烈。从那以后，遏制阶级冲突一直成为英国所有重要政界人物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只要情况有此要求，他们就不惜一战并力求胜利；但他们还是尽量采取力求避免暴力冲突的方针。为此，代议制机构、普遍选举权、工会和劳工政党可以发挥出比人们乍看起来认为可能发挥的更为有效的作用。毫无疑问，它们会被看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用以开展阶级斗争和施加压力的许多武器；但当时人们也看到，这些民主的形式也可能有助于疏导和减少压力与冲突。
大体上说，主管政务的人所要解决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革命的威胁，而是他们认为需要去遏制“国家”所经受不起的那种要求改革的压力。不仅有必要对付那种或许会对现有制度构成重大挑战的压力，而且要对付许多不是那么咄咄逼人的要求。去反对一切改革要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而更恰当地说是要尽量减少其代价和缩小其范围。在这方面，政治上最行不大通的事恰恰是最需要去完成的事。英国的政治体制完全适合于这样一种处理方法，因为它会很容易地变成一条处处设坝的河道，要求改革和革新的急湍自上而下便自然成为涓涓细流。
一心想要限制改革的范围和代价的，并不只是保守党、自由党等一类政界人士。相反，完全可以这样说，工党的大臣们同样有那种迫切的心情。工党的政治活动家诚然要求改革，并且经常宣称他们想对社会秩序实行一些重大的改革。但是他们执政以后，就立即倾向于扼杀他们在身处反对党地位时表示过的改革热情；他们毅然决然地同工党运动中那些要求他们多采取一点措施的人进行斗争。
自十九世纪末叶以后，英国政界的精神领域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感到英国在各国中间短期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在消失的观念，另外还有感到过去凭借那种优势才能获得的利益濒于丧失的观念。这一特征不仅使保守党政治活动家、尤其是自由党政治活动家，而且还使许多工党政治活动家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动荡乃至社会动乱的恐惧。在二十世纪一直主持国务的那些人的著作和回忆录中，纵然洋溢着想要维护所能维护的一切利益的坚强意志，同时却充满着没落危殆之感。在190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霍尔丹[6]即后来的霍尔丹勋爵写道：“现今，当此二十世纪之初，我们必须举国一致地解决维护我国伟大商业地位的问题，并同时解决维护过去许多世代的伟人艰苦创立并留传给我们的伟大帝国的问题。”[7]
这段话并非确切的全面论述，但在这里至关紧要并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它反映出那种需要解决维护问题的观点。因此，罗伯特·布莱克[8]也指出，“在迪斯雷利[9]的水晶宫讲话发表三十年之后，当鲍尔弗在1902年出任首相时，大家对于英国同其对手相比地位有了逆转这一点，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英国的安全，乃至它的生存，已经不再是毫无问题了。”[10]在之后的几十年间，这一认识又有了提高，并由于英国的地位不断地相对衰落而有所加深。《泰晤士报》在1976年底展望英女王登位二十五周年的1977年时曾正确地概述了这种情绪，它在谈到前二十五年的时候写道：“认识到国家的败绩，哪怕仅仅是相对的失败，也是令人肠断的。”[11]然而，国家的败绩和阶级的胜利完全可以并行不悖。阶级的胜利意味着一个统治阶级有能力维护其社会地位，有能力控制和抑制任何对它的权力和特权提出的挑战。英国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国家的失败可能总有一天会开始威胁阶级的胜利；但它至今尚未产生过这种作用。我在这里力求解答的问题是“其故何在”？
二
阶级和阶级冲突，是目前要分析的两个基本概念，需要先作一些探讨。
我已提过的英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大规模改造，自然在英国阶级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中表示出来。但这些变化是发生在两个“基本”阶级的构成上而不是它们的实际存在上：一方面是大家惯常称之为“统治阶级”的阶级，其核心为资本家成分，也就是真正控制（也许占有，也许并不占有）私有经济力量主要手段的人们；另一方面是从属阶级，主要由工人阶级组成，其更为确切的定义目前尚待规定。在过去的二百年间，这两个阶级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也有一些至关紧要的连续性，这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经久不变的事实，即一方面是私人占有和控制主要的经济活动手段，而另一方面却没有这种占有和控制。
从工业革命时代直至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资本家阶级”可以说主要是由这样一群散布面极广的人员组成的，他们拥有企业，或拥有企业的大量股份，同时还控制和经营这些企业。随着经济活动单位愈来愈趋集中，到二十世纪这种集中已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少数公司已开始在它们的活动领域占据了领导甚至统治的地位；[12]这又势必随之引起大公司“经营管理专业化”的日益发展，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现象经常越来越明显，因此，那些控制着庞大工业、金融和商业企业的人充其量不过占有这些企业的极小一部分。业主兼管理人员并没有消失，他们依然是经济（以及社会和政治）舞台上大家所熟稔的重要角色，但趋向集中、从而趋向“经营管理专业化”的势头仍然是极其强大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随着所有权与控制权的集中和分离而引起的变革的重大意义，以及关于私有经济成分管理人员的性质、作用和目的的变化所产生的重大意义，长期以来存有争议，这里不必介入。我个人认为，这些变革并没有给这一制度的动态带来任何根本的变化；把这些有关的人统称为“资本家阶级”，现在和从前一样都是合理的。
除开这个资本家阶级，还有一些人在国家机构占据上层职位——政党领袖、高级文职官员、国营企业经理、法官和高级军警首脑；可以并入这一类的还有专业生活中的上层人士，诸如律师、会计师、教会领袖以及通讯系统的其他专家。这些人合在一起，掌握着生产手段、劝说手段和慑服手段。他们组成英国的“统治阶级”、“权力核心”和幕后统治集团。正是他们在负责管理主要的机构，借以行使权力、履行责任和施加影响；与此相关，也是他们组成收入额的较高和最高等级；大部分的私有财富就是分配给他们这些人的。
这个统治阶级的成员之间情况当然千差万别。资本家和国家公务员履行着不同的职责并受制于不同的约束，这一事实导致了这些差别当中若干最重要的差别。资本家主要关怀他们自己的具体经济领域，并且作为资本家，要听命于他们所控制和管理的资本的迫切要求（或者是他们认为的迫切要求）。大臣们、民政机关和其它机构公务员们必须看得远一些，他们所关心的事项各有不同：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也许是唯一的主要职责——是要采取行动，以遏制来自下层的压力，调处阶级冲突和维护社会制度的稳定。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可能需要办一些为大部分甚至整个资本家阶级所不乐意的事情。
尽管这样，统治阶级的成员中间还有很大程度的共同性，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社会背景、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上有着非常类似的地方。大多数人出生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受过住读中学和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教育。他们许多人彼此有亲戚关系。[13]其中有些人在开始参加社会生活时是门外汉，但他们很容易为这个统治阶级所同化，开始吸收它的生活和思想习惯，而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同化作用成为在那个阶级得到擢升和成功的重要条件。那些属于经济生活私有部分的人，有的自己谋求，有的奉召出任不同形式的公职；又有许多长期担任公职的人涉足商界。他们经常彼此交叉换位，在走马灯式的会议、午餐会、晚宴、重大集会和仪式上以各种各样的部、委、局、厅、司、处、署等机构的成员身分出现。
在所有共性当中，最为重要的是思想意识和政治观点上具有程度极高的一致性，这是统治阶级大多数成员的特征。这方面也经常存在着大量的意见分歧和分裂，但它们都发生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方面比较狭窄的范围之内，并不妨碍他们对那些逸出渐进的、零零碎碎的谨慎改革界线的计划方案和方针政策抱有共同的敌意。在整个十九世纪，情况便是如此；那时英国分成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两个主要的派别。到了二十世纪，情况实际上依然如此，不过这时主要的两派变成了保守党和工党。
与此相关，有些人往往很重视据说存在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内的各种“派别”。不能否认有这样一些“派别”存在，特别是两大派别的存在，一派是伦敦商界、银行界和金融界组成的资本集团，另一派是工业资本集团。也无可怀疑，由于前者同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关系密切，它比后者对经济和金融政策已经产生了远为巨大的影响。尽管如此这里需要把两类往往容易混淆的问题截然分开：金融资本占压倒优势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当金融资本同工业资本发生任何严重的冲突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事实上，其所以有这样一些“派别”存在，极为令人注目的一点恰恰在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严重的冲突。弗兰克·朗斯特雷思在对这种共存现象作了一番有用的调查之后指出：“连接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方式已经大受限制，而这在过去主要是由于人们赞成帝国体制，从而承认金融界在该体制中的关键作用所致。”[14]除了“帝国体制”之外，其它一些因素无疑地也有助于说明工业资本承认金融资本占据优势的情况，特别是它作为工业资本，并没有在那种优势下过分遭受损失。[15]无论如何，这种一直存在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内的经济区分却在政治方面并没有任何很大的反映：在保守党内部或其它任何地方，从来不曾发生过“工业党”和“金融党”互相争斗的事情——也就没有由此而危及党的紧密结合和基本团结。
在不同的程度上，人们也容易辨别保守主义内两派的分歧，大致说来那就是右翼立场和政策的多与少之间的分歧，即保守思想深浅程度不同之间的分歧。这在所有的政策范围内均有表现，特别是在保守党对工会、罢工、法律和秩序、福利、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改革和压制的态度上——总之，在其对遏制政策的战略战术的态度上尤其如此。而且，两派的界线往往是模糊不清、不时移动的，它们从未深化到在思想意识上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保守主义包含许多倾向，能够容纳除了真正鼓吹在英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的人之外的几乎各色右翼人士。
* * *
“工人阶级”一词通常主要用来指体力劳动者，但这种含义局限性太大，在当今的条件下尤其如此。到目前，已有过半数的就业人口从事非体力行业；这类人员大都受雇做办公室抄写、分配和“服务”工作，是一部分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集体工人”的人员，他们无疑是“工人阶级”（尽管他们有许多人可能拒绝这个美称）。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是由处于生产过程从属部分的绝大多数工人所组成，他们的从属地位使他们同较小一部分的“集体工人”——资本主义社会的指挥和管理人员——明显地分开，后者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上游位置而属于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的较大部分是受雇于私营经济部门的；但也有为数可观的一小部分人受雇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受雇于国有化企业和其它公共机关团体。
那一部分或多或少地处于永久失业和家徒四壁惨景的人口，可以说也是从工人阶级中得到补充的。大多数这类人员经官方承认，同老弱病残的穷人一起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有几百万人，共同组成英国社会的广大“下层阶级”。近几年来，大批失业现象已使他们的人数有了增加，把那些极端缺乏稳定就业机会（更不用说熟练技术就业机会）的年轻人、特别是黑人青年抛进了这个“下层阶级”。
象统治阶级的成员一样，工人阶级的成员也有许多共性。除了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处于从属地位外，他们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工资；他们的工资水平使他们处于等级的较低和最低几档。工人阶级具有共同的社会境遇、文化程度和“生活方式”。它的从属地位远远超过生产过程的范围：工人阶级的每个成员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几乎毫无权力、责任和影响可言。他们唯一的权威范围——主要对成年男子来说——历来陷于家庭一隅。
工人阶级的分裂情况远较统治阶级为甚。它按照行业和技能，按照性别、种族和在某些情况下按照宗教，而更经常的是按照政治观念、地位和选择能力分裂开来（不仅互有区别）。这些分裂并不是“固有的”或根深蒂固的；但它们确实存在并割裂阶级分界线，使工人相互对立，侵蚀或削弱阶级团结。联系到工人阶级有保卫自身和提出种种要求的能力来看，这个问题显然是极端重要的。但是，不能把这种割裂看成它会破坏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社会统一体的客观性质和存在，因为工人阶级的存在并不取决于那个阶级的成员的阶级观念（或者缺乏阶级观念）。
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在生活的大多数方面存在着相当“客观”和极其巨大的差别。虽然所有的宣传故意说这些差别大都已成陈迹，“拉平现象”和“平均主义”即使有的话也已经几乎模糊了阶级界线，但事实上英国一直是、今天依然是个极不平等的国家，总的来说在财富、收入、工作条件、安全、住房、教育和“生活机遇”方面仍旧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如以天平的两端相比，可谓大相悬殊。在英国，其它任何事情都可以说带有“民主的”性质，关于个人财富的分配却不是这样，占总人口百分之五的人占有个人财富总额的半数以上，百分之十的人占有三分之二，百分之二十的人占有五分之四。[16]就是富人也绝大部分并非“白手起家”：继承一直是财富不均的最重要的唯一源泉。[17]
这当然并不是说工人阶级的状况多年来毫无改善。显然还是有的，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有，连制约雇佣劳动者对待雇主的态度的“生产关系”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是这些改善丝毫没有推翻贫富不均这一经久不变的事实。而且，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在歌颂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时带有大量虚伪的成分。因为那种歌颂小心翼翼地避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纵使不是全部也至少是大部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如果体验到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也会把它看作赤贫而认为不堪忍受。工人阶级认为完全合情合理的事情，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会把它们当作灾难一样感到拮据。求助于不同的感受，也无法找到避免接触这一论据的途径。这里有争议的并非如贝多芬的奏鸣曲之与铜管乐或歌剧之与足球那样南辕北辙，而是称心如意的工作与不惬意的工作、高收入与低收入、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希望其子女获得的良好教育与大多数人只能进的低劣学校、宽敞住房与拥挤住房、生活安定与生活鲜有保障甚至毫无保障等等的鲜明对照。说这些是工人阶级不会真正喜欢的事情，乃是全然不能令人信服的。声称按照所经历的生活方式来衡量，英国是“举国一致”或不断地走向“举国一致”的国家，那不是痴心妄想便是故弄玄虚。有一部分国民，他们自称拥有大量从财产和高收入产生出来的财力物力，享有特殊环境、安逸生活、权势和责任；另一部分国民是雇佣劳动者，他们处境艰辛，前途黯淡，终身处于从属地位。现有政治体制的主要作用是维持和保护这种布局并遏制反对这种布局的压力。
然而，英国还不止是两部分国民。马克思早已指出过英国的情况，“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也还有若干中间的和过渡的阶级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虽然这种情况在农村比在城市少得多）。”[18]这种情况于今更烈，这个无可比拟的庞大过渡阶段存在于上下层阶级结构之间，使它们的差别模糊起来。该阶级有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其中之一从事低级的管理、监督、技术、教学和通讯联系工作，其成员显然包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集体工人”之内，但按其资格、生产过程中所处的较高位置、工作条件、收入和社会地位来看，又有别于工人阶级。另一部分的“过渡阶级”由大批店员、手工业者、技术工人、小商贩和小业主等一类“传统”小资产阶级的成员组成。“过渡”阶级人数众多，其领工资的部分有增无已。它的两部分构成一种吸引工人阶级子女的强大磁极，因为对他们来说，进入“过渡阶级”是社会变动方面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领工资部分的“过渡阶级”已经成为工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它的成员认识到他们自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集体工人”的一部分，他们就会开始在阶级冲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同工人阶级并肩战斗。阶级贫富不均的现象即使可能会加剧阶级矛盾，它本身却不一定会引起阶级冲突。阶级冲突最基本的和经常起作用的原因是雇主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可以这样说，这是阶级冲突的原始细胞，先在“生产场所”产生，由此扩展到其它许多更大的忧患和不满。我已经指出，工人阶级中的每一种分裂极大地影响着它提出要求和开展斗争的姿态。但任何分裂并不妨碍它提出要求和开展斗争。在地方、地区或全国范围内，在一个工业部门或跨越许多工业部门，在团结较强或较弱的情况下，围绕着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或者为了实现更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目的，通过种种不同的形式，阶级冲突一直是并且现今依然是英国生活中主要的和持久的事实；正因为如此，遏制阶级冲突的问题一直是雇主们和国家持久地严重关注的问题，而成为雇主的国家对此更是越来越关切。
这里必须提一下工人阶级内部的一种分裂：这就是工人阶级中少数积极分子和其余成员之间的分裂。只有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才可以说整个工人阶级都在开展抗争。例如，在1926年的那次总罢工中，英国工人阶级可以说是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罢工的；法国工人阶级在1968年举行大罢工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就绝大部分来说，只有工人阶级中少数斗志昂扬和坚忍不拔的成员才真正参加了抗争。正是这个少数派比较经常地参加基层工会活动，并从政治上参加工党和工人运动的其它政治组织。
并非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必然是极端左倾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各种工会和工党中一直满足于忠实地追随他们的“温和派”领袖，以顺从地担任他们组织里的一般性辛苦工作为主。但是，在各种工会和在工党中，常有许多人比他们的领袖左一些，因此总是使领袖们感到头痛和穷于应付，自六十年代以来情况更其如此。工人阶级积极分子（当然还有其他积极分子）同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之间隔有一定的距离。斯图尔特·麦金泰尔[19]曾对两次大战之间的左派积极分子作过精辟的论述：
“一方面，他们在地方生活中站在前列，艰苦工作，令人起敬，是反映舆论的天然领袖……另一方面，这类人士由于接触本地居民以外更广阔的世界，接触全国代表大会和各种会议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接触牛津腊斯金学院和伦敦中央学院[20]的学术界，并由于书本使他们看到更为广阔的天地，而常常同他们的伙伴疏远开来……这个由各种工会和工人运动积极分子（还杂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真诚少数派，既是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代表，又是那个社会中的局外人。”[21]
能对战后英国作出多大程度的同样评论，还是个可以争论的问题。很清楚，有些积极分子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使他们成为“边缘人物”的地位；但是，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组织的成员在工会运动中并在这个问题上超出工会运动的范围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同他们的实际人数完全不成比例，这一点充分表明狭义的“政治”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总的来说，左派积极分子一直是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正是他们一直为基层工作的迅猛开展提供了原动力，也正是他们一贯成为向工人阶级传播激进思想和主张的重要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一直是英国政治气候培养出来的一股十分重要的“反霸”力量。
透过这种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守党的领袖们（也许还有工党的领袖们）要深切关注这样一些人可能对工人阶级产生的影响和冲击了。积极分子的人数可能比较少；但经常存在的危险是，他们也许同样能够使工人们跟着他们跑。
当然，工会工人实际的政治和产业代表一向不是基层积极分子提供的，而是由职业政治家和组织者、议会活动家和工会领导人提供的，因为他们一般说来不仅牢牢地掌握着战略和战术，而且牢牢地掌握着政策。积极分子充其量不过能够帮助制订政策而已。工人的职业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人或他们声称要为其说话的那些人之间的关系，显然对于政治体制本身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同基层积极分子的关系也是如此。现在这两种关系都是十分紧张，问题成堆。因为影响工党政治活动家和工会领袖的压力、激励以及所抱的目标，同那些影响工人阶级积极分子、工人阶级各种组织的消极成员或该阶级其余的人的不一样。这意味着工人的政治活动和工人阶级方面发动的阶级抗争，至少牵涉到三种不同的“臣民”，他们所关注的事项不仅有所不同，还可能互相抵触：首先是那些主管工人运动主要机构的人（他们本身可能陷于严重的分裂）；第二种是基层积极分子；第三种是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政治活动家和其他代表政治生活中保守势力的人向来深刻认识到工人运动中的这些分裂，并曾很自然地力图加以利用。[22]他们经常设法把“通情达理”和“实事求是”的领导人同不是这样的领导人分开，同富有斗争精神的基层积极分子分开；对压力的遏制也要求这些积极分子保持孤立和严守中立。换言之，工人运动的分裂自然极大地影响着双方开展级阶斗争的方式。
象工人阶级一样，保守势力也有他们政治生活中的职业代表、他们地方一级的政治积极分子以及由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为他们说话的比较消极的大多数人。在这方面，领导人和积极分子的关系也很紧张。但是，保守势力队伍中的这些紧张关系远不如工人运动中的紧张关系那样显著，纵然保守党内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之间的社会差别同样很大甚或更大。保守势力方面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往往基本上一致赞同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且通常也一致赞同为达到那些目标而采用的方法。与此相反，在工党运动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之间，往往围绕着方法和目标这两个问题发生十分激烈的争吵，基本上无法求得意见一致。双方之间的另一项差别是保守势力比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拥有更多的机关团体，可以以此为基地施展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工人主要依靠政党和工会。保守势力有一些政党和一大批压力集团，但也能依靠各种或多或少影响着政治生活和决策的代理机构——例如报刊，还有五花八门的“非政治性”机构和组织，就好比星罗棋布的要塞，能够据以开展保卫社会秩序的斗争，更不用说还有国家本身的力量了。一方面统治阶级和保守主义势力所拥有的组织机构上的便利条件，同另一方面工人运动所拥有的那种便利条件相比，是大为悬殊的。这也不足为怪：它无非是统治阶级和保守势力的霸道行径的表现罢了。
三
我在这里使用的分析的方法把遏制阶级冲突和来自下层的压力放在中心位置，很少有人在有关英国的政体问题上采用过这种分析方法。在最近几十年对英国历史所做的研究工作中，阶级冲突显得很突出，这主要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同“阶级分析”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在论述政府和政治活动的范围内，只有极少几本书试图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全面的分析。其中一本是哈罗德·拉斯基[23]的《英国议会制政府》，出版于1938年，另一本是约翰·高兰的《英国政治制度》，于1954年出版；第三本是《英国国家》，于1958年出版，是一本未署名的论文集，由两人用笔名詹姆斯·哈维和凯瑟琳·胡德编纂。只是到了差不多二十年之后，即在1979年，才又出版了一本同样集中论述阶级冲突和政治体制的书，不过所根据的观点截然不同：这就是基思·米德尔马斯写的《工业社会政治》。
拉斯基的《英国议会制政府》堪称创新之作，它把英国政府系统的组织机构根据其社会背景来加以探讨，说明它们在保卫英国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然而，此书存在着一个基本缺点，即书中充斥着一种看法，认为工党担任主要反对党的角色这一点已经引人注目地改变了英国的整个政治形势。拉斯基论证说，这意味着我国的两个主要政党这时已经对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发生意见分歧，而这种情况是十七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
假如工党在两次大战中的那些岁月里象它所希望的那样或者至少象它认为不久就一定会成为事实那样变成社会党，英国的整个政治形势的确是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关于英国政治形势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事实恰恰在于工党当时不是并且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政党。这就使拉斯基的论据蒙上了一层不真实的色彩，而时间的消逝已使那种色彩更为明显。这是一大憾事，因为这个论据本身是正确的：如果工党（或者任何其它政党）确实成为主张社会主义变革的主要力量，那么英国的政治制度就会从根本上受到影响；如果工党能够组成政府，力求推行一项社会主义的政策纲领，情况将更其如此。但实际的情形是，英国政治制度从来没有走到非面对这一局面不可的地步。当然，这件事情本身需要加以解释。尽管有其弱点，《英国议会制政府》仍不失为一次出色的尝试，力图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解释立宪政体和政治制度；并且至今仍有许多地方可以从中得到教益。要不是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改变了许多人在两次大战期间特别是三十年代产生的关于政治制度及其前途的看法[24]——此书很可能早已打开了用同样方法作进一步研究的道路。事实上，在拉斯基此书之后问世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想法研究英国政治制度的唯一引人注目的著作是《英国国家》。此书有很多突出的优点，对英国政治制度作了大量非常透彻的解释。但是，由于它用简单化和机械的方法援引马克思主义来解释英国国家的各个部分，它的价值受到了损害。[25]不管怎么说，这本书的思想渊源同当时大多数论述英国政府和政治的专著的思想偏见过于不相协调，以致引不起什么反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论述英国政治制度的著作卷帙浩繁，但其思想范围不外乎一头是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向善论，另一头是鬼鬼祟祟地反民主的保守主义。然而，这类著作的基调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已经经历了若干变化。在第一阶段，即从战争结束和选举工党政府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后期，基调一般是自我陶醉和溢美之词。它们普遍认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已经建立，或者至少是正在形成，认为这种新秩序要比它取代的旧秩序优越得多；并且认为当时的政治制度已再次显示出它有承受这场变革并为之服务的能力。它在战时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经历战火而安然屹立，它能适应他们认为是艾德礼[26]政府发动的“社会革命”,并顺利地确保由四十年代后期工党政府的厉行节约，过渡到五十年代保守党领导下的“富裕生活”。这一时期出版的一本论文集的两位编者虽然并不特别左倾，却确切地叙述了他们亲眼所看到的“学术界一大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越来越积极地同那维护现状的力量采取一致的态度”。[27]
在六十年代初期，当英国经济又开始出现严重紧张的迹象时，这种溢美的基调有了变化。改革政府体制的主张这时成了许多书籍、小册子和文章的主题——改革议会、改革行政机构、改革地方政府、改革国有化工业部门、改革内阁以及改革除了君主制之外的一切东西，有些意见甚至提出必需使君主制也实行“现代化”。这也不再只是学术性的建议：历来要算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极短时间内对现有体制不同部分的改革工作做得最多——尽管没有什么效果。
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基调又发生变化：人们越来越经常地听到一种第三类型的意见，它对现有政治体制本身的生命力表示极大怀疑。1976年，当时卸职的黑尔什姆勋爵[28]在他的丁布尔比讲座中宣称，“我国的政制越来越不管用了”，他鼓吹“为联合王国制定一部不折不扣的成文宪法”。[29]另一位抱有保守信念的作家在197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建议，“如果一个国家，尤其象英国这样一个有其政治业绩光辉历史的国家，表明它长期没有能够解决它必须面对的重重实际问题而找到前进的道路，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已经在政治上陷入绝境……指导政治生活的规章制度已经丧失了一定的生命力。”[30]伯纳德·克里克教授[31]在他197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也从政治领域的不同角度这样建议：“在近几年英国的历史上，人们也许是破天荒第一次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真正的怀疑，不相信它有能力使自己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解决许多似乎是它无法控制的新问题。”[32]
这里的“适应”究竟是什么意思，又要适应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变化”，都没有讲清楚。不管怎么说，许多针对政府和政治制度而发的批评看来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就国家机器的主要目的而言，即就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和限制改革而言，这套机器一直工作得极其出色。它也许不会很好地适应英国并不需要的对经济和社会布局的重大变革；但批评现制度的人大部分是强烈反对这种变革的。
基思·米德尔马斯的《工业社会政治学》内容更为集中，他分析了英国政治体制所已经解决并打算在二十世纪解决的问题，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近几年来关于这一题材的最令人发生兴趣的作品之一。他一开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本世纪英国的历届政府全神贯注的关键问题一直在于避免发生冲突、他力求探索在他看来历届政府为企图实现这一目标而采用的两种方法。他说第一种方法是依靠宣传，“充分运用国家的说服和压服的权力，在一个永不休止的过程中操纵民意”。[33]他对英国政府的活动方式这一很少有人涉猎的问题的论述，是非常有趣味的。第二种方法是他称之为“政府和工业部门劳资双方之间的三角合作型式”，[34]他把这一点称作他这本书的“主题”。
米德尔马斯博士显然是很正确地强调指出，许多有权有势的人确曾培养过强烈的“共同倾向”，并且希望能使工会接受一种自愿“阶级合作”的形式，如果做到那一点，就会使管理工人的工作轻松得多。但在我看来，他过高地估计了这种结合过程的进展程度：关于二十世纪英国“劳资关系”的令人注目的事情之一，恰恰就是所有“各阶级”合作的观念都没有得到圆满实现，工会一直保持着很大程度的独立性。米德尔马斯博士所说的“三角合作型式”无疑地已经用种种方式表现出来；但遏制劳资纠纷以及其它形式的压力，一向都是其它许多机构和势力作出的成绩。我在以后的篇幅里就要论述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机构和势力。
[1] 温斯顿·丘吉尔就社会保险问题作过一番恰当的阐述。他在1925年担任财政大臣时，曾接见过一个由若干雇主组织派出的代表团。代表团警告说，保险计划的影响正在开始损害国民性格并破坏俭约和自力更生的精神。“我认为，”丘吉尔回答说，“不管保险制度对个人的自力更生精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它将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绝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必将发挥其维系人心的作用，尽管他们的语言和情绪在许多情况下可能看起来并不表明这一点。它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安定团结和秩序井然。”（吉尔伯特：（温斯顿·丘吉尔传略，1922一1939年》，1976年版，第五章，第108页）。丘吉尔还写信给英王乔治五世说，国民保险使“千百万人享有一部分国家的利益，这种利益主要依靠他们自己努力作出贡献才能创造出来”（同上书第111页）。
[2] 对于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5年）一文中引述的这样一种希望的经典措词，请注意塞西尔·罗兹在1895年讲的一段话：“我的神圣的主张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四千万居民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出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列宁选集》，1969年英文版，第225页。[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799页。——译者]）
[3] 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1830一1903)，英国政治家。——译者
[4] 阿瑟·詹姆斯·鲍尔弗（Arthur James Balfour)(1848一1930)，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1902一1905年任首相。－一译者
[5] 詹姆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1959年版，第72页。
[6] 霍尔丹（Richard Burton Haldane)(1856一1928），苏格兰政治家和哲学家。——译者
[7] 霍尔丹：《教育与帝国》，1902年版，第viii页。
[8] 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1916—），英国议员、作家。——译者
[9] 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作家，1868年和1874—1880年任首相。——译者
[10] 罗伯特·布莱克（勋爵）：《从皮尔到丘吉尔的保守党》，1870年版，第169页。有一位带有保守倾向的历史学家甚至提出，“1914这一年大体上是身为英国人开始感到没趣的时刻”(W.N梅德利科特：《当代英国，1914—1964年》，1976年版，第79页)。这也许多少有点说得过分了。
[11] 1976年12月31日《泰晤士报》。
[12] 参阅例如普雷斯：《英国大公司的演变，1909一1970年》，1976年版。普雷斯教授谈到“大企业的新世界”（第l页）和一种“增加集中程度的强烈趋势，因为在制造业的总产量中，一百家最大企业所占的份额己由1909年的百分之十六上升到1970年的百分之四十一左右”（第4页）。他指出，资本的集中在英国比在美国更加厉害。
[13] 请参阅特别是格茨曼：《英国政界情英》，1963年版；J·尤里和J·韦克福德合编：《权力在英国》，1973年版；以及吉登斯和斯坦沃思“名流和特权”一文，见艾布拉姆斯编：《工作、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不平等现象》，1978年版。
[14] 弗兰克·朗斯特雷思：“城市、工业和国家”一文，见克劳奇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1979年版，第182页。
[15] 又请注意：“随着伦敦各金融机构的增加，对新建工商企业的无固定利息的风险投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联合起来，进入中期和长期工业资本市场，同时增加它们顾客的分期付款业务，并提供范围日益扩大的财政和经营管理服务”（杰索普，“战后英国的国家变化”一文，见斯凯斯编：《西欧国家》，1980年版，第30页）。
[16] 特别参阅K．科茨和R．西尔伯恩合著《贫困：被遗忘的英国人》，1970年版；阿特金森编：《财富、收入和不平等现象》，1973年版；韦德伯恩编：《贫困、不平等现象和阶级结构》，1974年版，韦斯特和雷斯勒合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当代英国研究，,1975年版；汤森《联合王国的贫困》，1979年版；戈德索普：《流动性和阶级结构》，1979年版；哈尔西、希思和里奇合著：《起源和归宿：现代英国的家庭、阶级和前途》，1979年版，以及《英国皇家委员会关于收入和财富分配情况的报告书》，特别是《第七份报告书》，1979年版。
[17] 哈伯里和希钦斯合著：《英国的财产继承和财富不均现象》，1979年版，第136页。
[18]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62页（见1975年中文版，第3卷，第1000页）。——译者
[19] 斯图尔特·麦金泰尔（Stuart Maclntyre)(1947一），英国作家，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一一译者
[20] 腊斯金学院（Ruskin College),1899年建立于英国牛津，以英国改良主义者约翰·腊斯金（John Ruskin,1819一1900）命名，同伦敦中央学院同为英国改良主义者开办的培养工会工作人员和研究改良主义理论的学校。－一译者
[21] 斯图尔特·麦金泰尔：《无产阶级科学。马克思主义在英国，1917一1933年》，1980年版，第38页。也请注意他的这一段话：“凡是上过劳工学院的人，在资方眼中当然都是被监视的人物，因而从学校回来后常常无法找到就业机会，但他的孤立处境还远不止这一点”（同上书）。
[22] “保守势力”是一种概括的提法，本书以后的许多篇页将经常使用。这个词是用来概指那些效命于反对、遏制、抗击和挫败社会上一切力图改革或革新现有权力和特权结构的势力和机构。保守势力偶尔也可能谋求并实施改革：但改革不是它们的宗旨，更不用提改革权力和特权的结构了。而且，那些以改革为目标的机构可能对社会秩序起稳定的作用：工党是个主要的例子。然而，有些要求改革的机构即使有它们“保守的”一面，如果一概称之为正在形成的一部分保守势力，那将是武断的说法。至少在这里它们没有被这样列入。
[23] 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1893一1950)，英国政治学家。曾任教授、费边社执行委员会委员、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工党政府官员等职。主张通过“一步一步推动，一点一滴改良”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译者
[24] 包括拉斯基本人的观点在内。关于那种变化，参阅他的《对政体的一些想法》，此书由他去世之前不久于1950年2月在曼彻斯特大学所作的三次讲稿组成，于1951年出版。
[25] 同样适用于约翰·高兰的远为微不足道的作品。高兰当时担任共产党的总书记。
[26]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一1967)，英国政治家，1945一1951年任首相。——译者
[27] 博格达诺和斯基德尔斯基合编：《富裕年代，1951一1964年》，1970年版，第12页。
[28] 黑尔什姆勋爵（Lord Ouintin McGarel Hogg Hailsham）(1907一）,1970一1974和1979年起两度任英上议院议长，1983年起任伯金汉大学校长。——译者
[29] 黑尔什姆勋爵“选举产生的独裁”一文，载1976年10月21日《听众周刊》，第5页。
[30] 约翰逊：《政体探讨》，1977年版，第vii页。
[31] 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1929一），自1971年起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政治学教授。——译者
[32] 克里克“参政和政府前途”一文，见格里菲思编：《从政策到施政》，1970年版，第55页。
[33] 米德尔马斯：《工业社会政抬学，1911年以来英国政治制度的经验》，1979年版，第19页。
[34] 米德尔马斯：《工业社会政抬学，1911年以来英国政治制度的经验》，1979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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