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密利本德 -> 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1982）
第二章 议会制度
一
下议院无疑是英国政治体制中最为重要的机构。这种看法似乎有些古怪，因为一般都认为下议院的权力这几年已经下降；而且不论是否如此，下议院无论如何不是个强有力的立法机构。它对制订政策所作的贡献一般说来并不很多，行政部门控制总的来说比较软弱。从这些情况来看，它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其他某些立法机构如美国的国会相比，是相形见绌的。
然而，下议院的重要意义不能简单地凭它同其他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成分相比之下的强弱来衡量。它的重要性并非源出于它拥有的实权，而是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它十分珍视一切经过选举的原则，从而使我国政府具有绝对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对于遏制和约束来自下层的压力来说，也许再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
这里说的合法性是指政府凭其在下议院掌握多数的能力而得以存在；[1]只要它能做到这一点，它就有治理的权力［校对者注：权力可能系权利之误］。至于它是否同时必然也具有治理的权力，即马克思曾经用以说明权利与权力这二者的重要差别时所说的权力，那是另一回事，不在此处讨论之列。有权宣布为合法的资格是下议院独具的特权，这种资格使它变成大家寄予希望的中心。因而它表明，如果要实现根本的改革，最为重要的是必须获得下议院多数的赞同。换言之，没有必要去寻找革命的代替办法：用以进行任何必需的改革的手段已经具备。
正是这种高于其他一切的信念成为将近三百年来英国政府的理论和实践的核心。从十七世纪末起，在那个世纪各种斗争的基础上，英国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一直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支配，即下议院过去是、将来也可能是各个阶级、团体和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想在英国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性质上实现变革的有效工具。为了多方面的意图，人们甚至还认为不必在下议院得到多数：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和影响就行了。这是因为虽然不能说下议院控制着政府，它也并非行政部门的驯服工具。它拥有足够的权力来确保它自身作为变革工具的信誉；至少说，它总是拥有足够程度的权力和影响来让人知道，它可以变成对行政部门施加压力的有效手段。
这种信任下议院，把它看作变革的工具的态度，有其历史经验的基础。对于十七世纪沿袭下来的政治体制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是与工业革命相关连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所引起的；对那次挑战负主要责任的那些人本身拥有家产而谨小慎微，因而他们同地位牢固的统治阶级较易相处。新人们至多只想分享一些影响和权力，他们和老的统治阶级一样，一心想遏制那些远较他们的要求为高的激进改革运动。虽然人们有必要着重指出新老财主们有哪些共同之点，但这不应冲淡十九世纪上半叶进行政治“调整”时所遇到的许多困难。1832年的选举改革法尽管有其种种莫大的限制，却是那种政治“调整”的重大表现和象征。[2]重要之点在于，人们正是把下议院看作为使这些困难最终得到解决的适当场所。
麦考利[3]在力求解释英国在1848年没有发生革命的原因时，对上述观点略有论述。他说，英国人拥护他们的政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政府虽然不是个十全十美的政府，却是个好政府，它的弊病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和合法方式加以改正，它从来没有断然拒绝过正当的要求，我们得到了无比可贵的让步，其办法不是靠擂鼓，不是靠鸣钟，不是靠毁路筑障，不是靠奔向铁匠铺操刀拿枪，而只是依靠理智和舆论的力量。”[4]
实际上，为了实现极其有限的改革，所花的力气远比“只是依靠理智和舆论的力量”为多——1832年前群情愤激，要求改革选举权的呼声在软化对改革的反抗上曾经起了关键作用。但认为政治体制容许“它的弊病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和合法方式加以改正”的论点仍旧存在。不仅是“可敬的”有产阶级认为体制就是如此：工人阶级也许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特别完美的政府之下，但工人阶级中那些参加政治活动的成员却也多半想要通过同样的办法来实现改革。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从开始起就抱有倾向于立宪和议会的思想，自觉地遵守在现有体制内要求实行民主代表制的古老传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大宪章运动成为一项改革议会的纲领这一点意义深远，因为历史上工人阶级第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即宪章运动就是从英国的宪章得名的。[5]当然，宪章派所要求的，要比议会改革多得多；但正是在这里，在实现普选制这一点上，就象多萝西·汤普森指出的，人们才认为存在着“实现其他领域改革的主要手段”。[6]并且宪章派正是自认为顺理成章地向下议院提出他们的改革要求的。
过去确曾有过一个实力雄厚的少数派，特别是在宪章运动的早期。它愿意考虑和倡导向被认为是腐败透顶、不可救药的政治秩序发起革命进攻。至少对一些人来说，“宪章，尽可能和平争取，必要时诉诸武力”并非空洞的口号。但是，那句口号也没有排除那种也许会实现和平变革的可能性，大多数宪章运动领导人都致力于这种变革而不求他循，他们主要关心的一件事是要制止一切可能发展成为暴力行动的倾向。有一个情况给了他们的这一努力以莫大的帮助，那就是当时正在酝酿一种代议制，人们可以抨击其不完善和不公正之处，但那种最好是进行改革而不是加以推翻的主张听起来也不无道理。从那时起一直支配着工会工人的理论和实践的议会主义，其基本精神正在于此，这也是议会主义政治生命唯一的、最重要的特征。
对于英国工人的政治活动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代议制结构：它可能还是不完备和不民主的，但人们认为毕竟有了一个牢固的、经过考验的、能够使之更加完备和民主的机构，它已经经受了改革，到适当时候可以用来为大多数人要求的目标服务，其中包括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我把这一政治体制说成是多少不那么完备的民主制，也许会冲淡工人运动中人们用以看待那种体制的洋洋自得情绪。费边社[7]在1896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提出了下列的见解：
“费边社所理解的民主，不过是指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表控制政府的权力……费边社认为，等到下议院摆脱上议院行使否决权的约束，通过实行有效的代表酬劳制和更加合理的选举方法向一切阶级的候选人敞开大门时，英国的议会制度就将成为民主政府的具有实效的第一流工具……由于英国目前拥有一架民主性质的复杂国家机器，这架机器从教区委员会或教区会议直到中央议会的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是由工人阶级赖以投票压倒其他一切人的公民票选产生出来的，因此，欧洲大陆君主国家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对立对于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并无妨碍。”[8]
在工人运动中，当时人们广泛地抱有这种想法，尤其是工党的企业界和政界领袖；在尔后的几十年间，当实现了进一步的改革，工党的代表比例有了较大增长，并且工党确实执政以后，人们甚至更加强烈地抱有那种想法。关于政制和体制的民主性质所滋生的这种洋洋自得的情绪显得更加奇怪，因为与费边社的论断相反，英国并没有“民主性质的复杂国家机器”。那架机器的大部分并不按照民主的或选举的原则进行活动，而是根据委任和增选代表的办法精心地排除民主压力和民主程序。这种做法至今未变，但直到最近，认为英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的模范这种观念也一直持续未变。
要是工人踊跃参加宪政，那就本来可能把宪政纳入政治体制，并且这样做还不会对那个体制产生很大的震动，甚或不会产生震动。把这一过程说成是工人的“一体化”，那就未免过于肯定，给人以一种更大程度同化的印象，是言过其实了。对于一种旷日持久、慎之又慎的过程，更准确的提法是“容纳”。但工人确曾参加过这个政治体制，识别这一过程的几个主要阶段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做可以说明议会制度的若干重要的方面和政治体制的运行情况。
二
劳工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史可以分成五个阶段：（一）从十八世纪末叶到“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时期；（二）1867年到1900年成立工人代表委员会；（三）1900年到1945年组成第一届多数派工党政府；（四）1945年到七十年代中期；（五）从那时以来的年份。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工人阶级或多或少地被整个排除在政治变化过程之外，尽管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当时甚至没有屹立在政治舞台上。正好相反，有产阶级和职业阶级都经常深切体会到这个新的工人阶级的存在，他们也心存疑惧，如果不加遏制、抚慰或镇压，不知它可能干出什么勾当。这是个紧张斗争的时期，那时工人保卫切身利益的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历尽艰辛，才渐次成立。工人阶级及其积极分子在那些组织中发动了工人运动，开展了基本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政治斗争。它在三十和四十年代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当然就是宪章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统治阶级越来越不容易找到借口再把工人阶级——或者至少是工人阶级的男子——排斥在政治活动的过程之外了；格拉德斯通[9]1864年在下议院的讲话中表达了一个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观点，他说：“只要不是经过某种考虑认为个人品德有缺陷或在政治上具有危险性而被取消资格，人人都应当有权参加宪政。”[10]尽管还有种种资格限制，这表明公民权和财产之间的关系实际已经中断。另一方面，莫里斯·考林的说法显然是正确的：“不论自由党领导人还是保守党领导人，都没有料到1867年的法令会建立一种民主体制：要是他们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们本来也不会给予支持的。”[11]他们确实想到的是，他们认为通过选举权使一部分工人阶级进入议会和政治体制，不一定构成对社会秩序的威胁；甚至会对社会稳定有利。考林还指出，格拉德斯通“认识到了扩大投票权在政治上是可能做到的，认识到了促使较大部分的人口感到把政治注意力集中到议会这种做法是合乎需要的”。[12]这也不是格拉德斯通特有的见解。在已由富豪势力明确地形成牢固的议会和政治体制的历史背景下，扩大选举权是遏制而不是解放工人阶级的行为。
1832年的选举改革法把选举权提高到适用于一百万人，1867年的选举改革法又把人数提高到二百五十万人，使大城市的代表名额偏低，有三分之二的议员要由只占人口四分之一的居住在小城镇和农业地区的选民选举。连1884年的选举法也只把选举权提高到五百万人，直到1918年才扩大到包括大多数的成年人口，只是大部分三十岁以下的妇女除外。1928年开始把所有年满二十一岁的成年人都包括进去，虽然还有居住年限和其他资格的种种限制，并保留了有利于雇主和富翁的一人多选区投票制的部分办法。[13]这一过程进展缓慢，加之是在严密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在每一阶段都足以令人放心。经常有表示忧虑和敦促谨慎的呼声。但是，1867年的“鲁莽行为”不能被看作轻举妄动，因为当时的环境并不太坏；随后实行的选举改革甚至更加不那么引人注目。即便如此，1867年的选举法还是意义重大的。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在欧洲诸大国中，只有英国和平地调整了它的组织机构以应付强大工人阶级的出现，而在这一过程中，1867年选举法是起了关键作用的”。[14]随着这一法案的通过，阶级关系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这时富豪及其代言人面临的问题呈现出新的性质。问题已不再是如何防止工人阶级投身政治活动，而在于如何保证工人阶级在选举权上取得的成就不致使它拥有的势力比至今所拥有的为大。理查德·香农[15]在论述这一阶段时指出：“有头脑的统治阶级观察家们感到忧心忡忡的是，这批民众只要施加压力，就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整个政治局势。”[16]“有头脑的统治阶级观察家们”认真看待了激进报人亨利·拉布谢尔[17]在188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发出的警告，对此亨利·梅因爵士[18]在一本有名的书中谴责“民众政府”时作了引述：
“你想象过没有，我国制造业大城镇中的手艺人对他们的现有地位心满意足，以致他们要迫不及待地赶往投票站，投票赞成一种把我们按照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情况分成若干阶级的体制，并把它们放在毫无上升机会的底层？……难道农业劳动者的命运就幸福到这种程度，以致他要高高兴兴地在那告诉他说他的命运永远不会好的人的名字上打叉？……既然锻造了民主立法的工具，我们就要使用它。”[19]
当时有两种危险：一是工人阶级会对传统的政党施加不适当的影响；但第二种的危险更大，它会力求取得独立的代表权。沃尔特·巴奇霍特[20]在其1872年《英国政体》第二版所写的导言中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警告说，“各下层阶级凭其自身的地位为了自身的目的实行的政治联合，是极大的祸害”，因为“他们的永久联合会使他们（由于他们许多人有选举权）在我国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1]他还曾说出了“任何由选举产生的议员（不管是保守党人还是自由党人）所不敢说的话”：“我非常害怕新选区的那些无知群氓。”[22]
两大传统政党的领导人都下定决心，要把新选民纳入他们的范围之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改组了自己的党，使之成为遍布全国并为全国拥护的、适应新政治形势要求的组织。甚至在1867年前，就大体上有了一种全国性的党组织。但是等到通过了1867年的改革法之后，建党工作和培植对党忠诚的工作才在议会的范围之外开始认真开展起来。就在那一年，成立了保守党维护宪政协会全国联合会，“主要是要把保守党的工人团结起来”，哈纳姆教授曾这样说；[23]自由党全国同盟是在1877年建立的。麦肯齐教授也指出，“全国联合会早期工作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保守党人开门见山地和迫不及待地求助于各劳动阶级”。[24]
作为减弱种种危险倾向这一步骤的一部分，英国的政治词汇在1867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活动家纷纷采用关于“民主”的词句。固然迪斯雷利早在1835年就曾宣称：“我国的托利党是全国性政党，它是英国真正的民主政党。”[25]但只是到了1867年法案通过之后的几十年间，“民主”一词才成为政治语言当中常见的时髦用语的一部分。[26]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政治活动家才开始懂得把“民主”一词用于英国政治体制的价值。早先几代人害怕民主，这时他们的后继者大喊民主已经来临。不管人民是否需要权力，他们这时已经有了权力。问题在于，在宣称权力已转移到人民手中的时候，要让可靠的人来掌握权力。如果说民主已经实现，那就没有必要鼓动人民去争取民主了。
政治活动家搬用“民主”，并不表明他们改变态度，倾向民主：更确切地，这是企图消除其影响的行径。实际上，民主的概念在“负责”人士的脑子里并没有什么进展。他们力求同越来越多的享有选举权的工人阶级成员搞好关系；他们也赞同参加工会的工人可以（当然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向雇主和政府提出要求。但是他们认为，让那些极易受朝三暮四、谋取私利的煽动家支配的无知群氓去掌握决策实权，是荒诞不经和不能容忍的。只有细心地加以限制和适当地加以控制，“民主”才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从某些方面看来是符合人们的意愿的。但越出那个限度的任何“民主”行动都应该加以反对。
他们用这样一些想法来掌握整个政治体制的运行，因此那些想法一直同整个政治体制密切相连，其程度远远超过政治词藻对那体制所描绘的情形。这些想法也不仅充斥于政治和宪政领域；它们已经影响英国各方面的生活。对民主程序的怀疑，对民主压力的敌视，对民主监督的恐惧，在社会各部分到处可见，连工人运动的机关团体也不例外。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认为工人运动中的左派积极分子多年来在消除国家和社会的垄断特色方面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政府的关门主义就会比现在更加严重，社会就会更加不讲民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就会更加没有保障；政治修养就会更加贫乏。十分明显，这并不是说，左派积极分子一切言行都是非常好的；但这些男男女女已经在提高英国文明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了限制和控制民主趋势，在通过第二次改革法案之后的几年里，从政治上把工人牢牢地拴在传统的政党之内是大有用处的；在十九世纪末以前，要做到这一点并没有多大的困难。在1893年，独立工党宣告成立，但它没有能够得到工会的拥护而成为有组织工人的政党。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建立的其他社会主义团体人数一直很少。然而，促使有组织的工人政党问世的力量很大，谁都无法永远加以遏制；1900年终于成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为工党，宣告了工人参加政治活动的第三阶段的开始。
在英国工人早已按工业部门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他们居然还花了如此长久的时间才建立起自己的政党，这就突出证明了各传统政党具有的应变能力、弹性和实力，证明政治体制也有这三种性能，因而这些政党能够有效地博得工人的拥护。这也表明一些传统思想的持久力量。可以列举很多原因来说明工人“迟缓地”产生其独立的手段以推举政治代表和施加政治压力的情况。但是，存在着一种已有牢固基础并确实具有改革能力的政治体制，这一点必须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这个政治体制也有助于确定那些参加工会的工人所组织的独立政党的性质。那种政党并没有同早年的思想模式或者意图一刀两断：恰恰相反，正是这些早年的思想模式支配了新组织的政治观点。这个新的政党首先是工会组建的党，它代表工会的要求，即使它的某些领导人和党员是社会主义者，它也不是个想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党。它据以形成和继续生存到1918年的条件，体现为它蓄意明确放弃其争取实行社会主义的保证，而正是那种保证激励人们组成独立工党的。事实上，正因为独立工党的领袖们并不认为一个社会党能够赢得工会领导人的支持，他们才协助建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和工党。尽管他们自己抱有深厚的社会主义信念，那种信念却是不大明确和颇有伸缩余地的；这使他们比较容易同非社会主义者的工会领袖们合作。由于双方都完全赞同现有的政体和议会制度，赞同各方面的“稳健”方针，那种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
由此可见，传统政党之未能防止工人享有独立代表权，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决不表明当时的情况和过去截然不同。虽然要把工人圈在自由党或保守党内的企图失败了，但失中有得，因为新党从一开始就急于要在现行政治体制内工作，不想对它进行任何激烈的改组。作为有组织的工人的政党，新党必然会对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加之他们可以在不受严重阻拦的情况下在党内宣传他们的观点，情况就尤其如此。但是他们确实发现，他们那个组织的领导人把遏制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作为其主要的目标之一；并且工党领袖们把这件事情做得极其成功。这在1918年以后开始变得甚至更为重要，至今仍然是工党历史的一个鲜明特点。
从1900到1945年的整个时期，可以被看作是工人在全国和地方的政治体制内缓慢发展和确立地位的时期，这也可以说是在全国和地方两级取代自由党的过程。它是个渐变的过程，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真正显示了它的声势；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党才根深叶茂，足以在力量的充实和稳固方面与保守党相比拟。
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领袖学会了用两分法来看待工党的领导人。一方面，他们认为工党领导人是他们必须认真抗击的对手；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工党领导人看成共同对付普通工人队伍中“极端分子”的盟友，因为不妥协和刺激的政策以及拒不向工人的要求作出让步的办法都不可能使那些极端分子打消他们的图谋。许多不同的冲动促使保守党人实行妥协、调和和改革：为“稳健派”工党领袖们铺平道路，历来是这种性质的一项动机或打算。利用改革可以达到其他许多目的；但它也有助于减轻对工党领袖们的咄咄逼人的压力。
保守党和自由党的领袖们在1923年大选中的态度很好地说明了上述的那种考虑。选举结果，工党党员一百九十一人当选（上次1922年选举为一百四十二人）。保守党获得二百五十九席（上次为三百四十七席），自由党人为一百五十九席（上次为一百一十七席）。按席位得失而论，保守党人显然是失败了。但他们仍然是下议院最大的政党，按所投的票数来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损失，自由党和工党也谈不上有什么重大的收获。工党自称有权组织政府的呼声尚未高昂到足以引人注目的程度；要是其他两党能够联合起来，这种呼声就甚至会更加微弱了。
保守党和自由党领袖们据以决定不应阻止工党执政的一些理由是饶有兴味的。例如，阿斯奎思[27]对自由党的议会党团说：“不论当前谁在位，只要我们懂得我们这一行，那么真正控制局面的还是我们……如果有朝一日工党政府要在我国经受考验，因为迟早会有这么一天，那它是不能在较为安全的条件下经受考验的。”[28]同样，保守党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戴维森写道：“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但那种不正当的联合行动［即保守党与自由党的联合行动］的任何一次都意味着自由党和托利党不惜牺牲原则来剥夺工党的公民权利，是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29]内维尔·张伯伦[30]也有同样的想法，认为拒工党于政府门外而结成的联盟只会加强工党未来的地位，而工党在政府任职，“势孤力单，危害不大，但它虽然力量单薄，也不致信誉扫地”。[31]最有远见的也许是《泰晤士报》编辑杰弗利·道森的评论了，他在给罗伯特·塞西尔勋爵[32]的信中写道：“最可靠的符合宪政精神的正确方针，是让鲍德温[33]面对议会并被击败。这时英王大概会叫拉姆齐·麦克唐纳[34]出来，而没有自由党的支持他是无法施政的，因而就会（如果他真的受命）在无所施其技的情况下获得一些行政管理的经验。”他还说：“我不赞成这种想把反对党挤垮的计划，就因为我认为你们只有用这一方法才能最终成为强大的、通情达理的和依法办事的政党。”[35]
可以设想，如果那时出现工党政府——哪怕是少数党的工党政府——并且在托利党和自由党的主要人物看来，那种政府将威胁到社会结构或其他任何重大的事情，他们本来是会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克服他们的分歧和消除他们的顾虑的。即使如此，他们的老谋深算和行动也足以证明他们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经验。工党毕竟曾经决心要实行重大改革；它运用政治理解力，看到它也能成为争取社会稳定的重大力量，如果不给他们的任务设置重重障碍，使其无法完成，工党领袖们就会在遏制左派的首要任务中成为坚定可靠的盟友而不是敌手。斯坦利·鲍德温对此的透彻理解，在政治家中可谓无出其右。他的传记作家扬这样说过：
鲍尔温根据他对工党的了解，制定了他的包括在野时和在朝时在内的全部方针。如果两党之间的距离更加扩大，以致不可能做到相互理解，那就无法进行议会辩论，而超出多年实验智慧所形成的宪制范围的作用与反作用、措施和反措施就会接踵而来。与此同时，让工人获得他们的机会和吸取他们的经验吧。[36]
至于工党领袖们，他们起了他们预期的极好的缓和作用。尽管在1924年和1929—1931年有过两次短时期的少数党工党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几届联合政府中有工党担任大臣，但是，工党在这时期主要是个反对党，作为反对党，它在保守势力看来发挥了十分可贵的作用，曾经帮助那几届政府处理了由于相对的经济衰退、萧条、失业和贫困而产生的不满、灰心丧气和倾轧。这些情况迫切需要有一个会反映疾苦和提出补救办法的政党，但这个党也将成为一个疏导和遏制来自下层的压力、要求和行动的党。人们可以依赖政府用压制、让步或者关于美好时代即将到来的保证来制止冲突。但这还不够，还要有来自工人自己营垒内部的力量，而工党领袖们就提供了这种力量。在这个时期，他们真心反对政府的很多内外政策，但他们也完全致力于充当“稳健的”反对派，尽力压制和击败任何不适合这个成规的反对意见。[37]他们就这样向实际掌管国务的人们提出充分的要求，不让广大的工人群众寻求不同的和更为危险的反对渠道，但这种要求还不足以使当时的政府不去执行它业已决定的、仅仅有一些次要让步的国内外政策。如果工党采用不同的态度和方针，它是否会对那几届政府的行径（或无所作为的方式）产生更大的影响呢？这当然是不可能作出判断的，但毫无疑问，工党领袖们已为遏制这一时期的冲突作出了巨大贡献。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可以完全恰当地说，反对党领袖根据1937年的英王的大臣法令本来是会变成一名领取国家薪俸的正式官员的。
我说工党领袖们在那些年份（但这一点始终适用）对遏制冲突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不是指当时已经存在了燃起革命怒火的庞大力量，只是由于工党领袖们的奔走呼号才免于爆发。当时没有这样的力量，要是有的话，工党领导人也是无法有效地加以遏制的。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问题是工党领袖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针和立场，他们一贯选择了“稳健的”方针而不是“激进的”方针。他们能够似乎言之成理地说（虽然这个问题是可以争辩的），过激的方针会使他们失去民众的拥护。但并不能够振振有辞地只有“稳健的”方针而不是其他任何方针才不会使他们丧失民众的拥护。换言之，他们一直能够选择一些比他们所采用的方针更为激进的方针，并且他们本来可以希望获得至少象采取“稳健”方针时那样多的拥护。结果是他们选择了“稳健的”方针，并同工党内外左派积极分子所鼓吹的比较激进的方针作斗争，从而对遏制的策略作出了贡献。
工党最终在1945年取得了议会的多数；第四个时期就是从取得这种多数开始的，工党在这时期由反对党成为执政党，从1945年起执政到1951年，从1964年到1970年，又从1974年到1979年。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众的观念和希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党在1945年取得胜利，就是这一变化的反映。这场战争曾经被宣扬为民主制度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圣战；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与共产党俄国和资本主义的但实行新政的美国结盟——引起了要求民主进步和彻底改革的巨大希望。与以往相比，有更多的人已经开始感到，英国仍然是个阶级压迫严重、极端不平等和等级森严的社会：那时所有这些都要加以改变。
1945年当选的工党政府，从执政的第一天起，就把抑制这些巨大的期望以及制止积极分子、狂热分子和培育他们的“极端分子”的活动作为其主要任务之一。工党领袖们曾经强烈反对在1944年工党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要求实行激进政策的建议，并在第二年间尽力缩小工党拟在1945年选举中提出的纲领范围和冲淡其内容。在那次选举以前，艾德礼不断警告党的工作者不要去套用“马克思主义的陈词烂调”，摩根正确地指出：“1945年7月，艾德礼及其谨慎小心的同僚们发现自己出乎意外地、几乎是勉强地成为英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民主气氛大规模高涨的遗产继承人。”他还正确地补充说，当时工党未能抓住“难得的良机去改造动荡不定的社会”。[38]然而，问题不仅在于工党领袖们未能有更多的作为，而且在于他们能够依仗官职给予他们的强有力的地位，去打击那些在工党内外真正想要推行较为激进政策的人。他们在这一点上至少是极为成功的，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工党议会党团永久“稳健”派多数的无条件支持。
工党领袖们无疑地得到保守党或者至少是它的许多主要领导人物的帮助，因为他们转变了政策，趋向于采取一些比三十年代较易被人接受的经济和社会干涉措施要明确得多的干涉方式。这一转变发生在战争年月，1945年保守党人选举的失败给予那种转变以巨大的推动力。[39]哈罗德·麦克米伦回忆当时的认识说：“首先，党必须使自己顺应建立混合经济体制以及建立自由企业与集体化企业的综合体的需要。换句话说，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我曾继续倡导中间道路这个主题。”[40]这些想法在保守党人于1947年发表的《工业宪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用麦克米伦的话来说，这个文件“证明了我们决心想要保持充分就业，维持并改善我们的社会服务机构，继续在尽可能维护私营企业的战术作用的同时，力求对国家掌握的经济实行战略控制”。[41]这个文件把煤矿、铁路和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当作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并且它包括了《工人宪章》作为它的最后部分，其主题是“传播博爱思想而不是国有化”。
保守党人在思想和政策上的转变，丝毫也没有表明他们要放弃保守主义的基本目的。转变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现有的社会秩序，主要的保守党支持者鼓吹采取“中间道路”：他们敦促保守党人（以及其他人）占据的“中间场地”是坚定的保守党场地。[42]他们的思想较为反动的同僚和追随者当时可能认为有些采取“中间道路”和主张“举国一致”的保守党人带有“粉红色彩”，但他们实际上只是遵从了一部分令人钦敬的保守党传统，即为了维护根本的利益，要求作出最低限度的让步。真正的让步却来自工党方面，因为它的领袖们在保守党的协助下，能够坚持“稳健”道路，把左派牢牢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只是到了七十年代末，这种控制才慢慢失效，于是就开始了工党的第五个也就是现阶段的政治活动，并随之开始了英国一般政治活动的新阶段。关于这种形势所包含的内容和预示的发展方向的讨论，可阅读本书的最后一章。
我们不妨在这里指出，工党在选举中的进展是在选举时所投的选票和赢得的席位之间的关系极不正常的制度下取得的。当选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称职的。但其中有程度的不同；英国的“胜者独占”制从下议院各党的代表人数方面，以及有时从组成政府的人选方面，几乎保证使民众的投票显得极不正常。
除了1974年2月的那次普选而外，在从1945年以来的所有普选中，一个政党尽管在1951年、1964年和1974年10月这几次普选中只比其他政党略为多得几票，却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议席。可是从1945年以来的任何一次大选也没有一个政党获得了所投选票的百分之五十。然而，一党执政——保守党或工党——已经成为那个时期的惯例，“胜者”自称获有拥护其政策的“选民”的“授权”，并照例断言，“英国人民”已经表示了拥护这个或那个政策的明显愿望。按照实际发生的情况来看，这全然是胡编乱造，是构成政治修养的最重要部分的“民主”神话的一个方面。
而且，正如1976年英国议会记事录研究会选举改革委员会指出的：“在已往十三次普选的三次（1929年、1951年和1974年2月）中，当选议员人数最多的党实际上所得票数要少于在下议院占第二位的党，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胜者’其实是‘败者’。”[43]在1951年的普选中，工党获得了历来最高百分比的国民选票，但按所得的席位来看，它在那次选举“输给了”保守党，尽管保守党人比它少得了二十万张选票。这个结果被一本正经地看作“英国人民”已经断然摒弃“社会主义”的表现，[44]于是保守党人堂而皇之地组织了政府，并由于1955和1959年两次普选的胜利而连续执政了十三年之久。[45]
就个别议员而言，其中只有少数得到他们选区实际投票数的多数票。在许多选区，获胜的候选人所得票数的百分比大大低予所投选票的半数。把这样靠少数选票当选的议员居然说成是“代表”他或她的全体选民，那是完全脱离实际，相沿成袭，可以说只是为了方便和表示礼貌罢了。
尽管要求改革的呼声甚嚣尘上，这种选举制度却依然未变，[46]因为两大政党已经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以工党而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它一直希望这个制度到适当的时候会使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工党执政；1924年和1929—1931年的两届少数派工党政府大大加强了这样一种前景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对党的领袖们来说，这一制度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大大加强他们支配自己的左派积极分子的力量：如果不团结（主要根据领袖们的看法），执政的前景就必然会变得渺茫。工党积极分子自己也确实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尽管这个制度有其种种不民主的特征，却由于有了他们，可以产生一个工党政府；他们当然相信，虽然用社会主义的要求来衡量，人们可能还会对工党政府的政绩有些非议，但它总比其他任何政府来得高明。
从保守党的观点来看，“捷足先登”制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展示出真正处于多数党地位的保守党统治的前景，从1922到1940年，尽管有1924年和1929到1931年两次无关痛痒的工党上台的小小干扰，情况确是如此。[47]他们也看到了这个制度在加强工党“稳健派”方面所提供的好处——它确实也曾帮助去对付他们自己党内的“极端分子”。纵然1945年以后工党变成了“执政党”，那几届工党政府有可能在议会中逐渐占据多数席位，但这种情况也没有使那长期为保守主义效力的制度给它带来的好处相形见绌。
然而，保守党继续受人欢迎的重要条件，在于工党作为可以取而代之的政党，应该始终是个基本上“稳健的”党，它的积极分子应当继续受到该党“稳健派”领袖们的牢牢控制。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这个条件越来越得不到保证了。1974年2月的选举足以突出地显示出一种新的危险，那就是作为少数党的工党政府俨然以多数党自居，着手通过“引起争论的”法案，并在上一次选举之后立即为另一次选举准备条件。这是在1974年发生的事；[48]当时的情况使许多人清醒地看到了他们一向深感满意的选举制度还存在着许多缺陷。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的当选使大家稍稍消除了疑虑。但是，随着社会民主党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看来议会有无法作出任何决定的可能，意向不定的少数党（工党）也有组织政府的可能，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引起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新的呼声。
三
资本主义民主制具有实行普选权和政治竞争以及工人阶级能够施加各种压力的特征，在这种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务负责人员的关键问题是要能够不受来自下面的不适当的干扰，推动手头进行的工作，但同时又提供参与政治的充分机会，使这个制度的合法性不致发生严重的问题。中心的问题不是要把民众悉数排除在外；那样做将是危险的，最后还会自招失败。问题倒在于让民众在适当的和有意义的范围内参与政治；但同时要“避免让民众享有”决策的权力，并严格限制市场对国务的处理所产生的影响。议会制度使这一目标有可能达到：因为它既尊崇民众参与的原则，又尊崇民众回避的原则。
议会制度的实质是它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起着缓冲作用。它赋予人民以选举他们的代表和从事多种形式政治活动的权利；但它又叮嘱人民让他们的代表承担起支持或反对当时的政府这一重任。它把政治生活的注意中心从选民移到下议院，从人民移到他们的代表：这里才是一切有待最后决定、批准、认可或者否决的地方。按照对议会制度的严格解释，代表们一经选出，就要到议会大厦去履职视事，人们不应指望他们除了自认为合适的干预而外受到其他的干预，直到下次选举为止。当然，在一个紧张不安，彼此对抗的社会里——这里资本主义民主制使这些情绪有公开表现的机会——上述的解释过于严格了些。积极分子和其他人等是不会让代表们自行其是的。但议会制度确实主张在较少数目的职业政治活动家和他们所代表的人们之间实行某种程度的分工。埃姆登在谈到英国扩大选举权问题时指出：
这种发展情况不必引起这样的忧虑，认为代议政治正处在被直接政治所代替的过程。人民的权力还没有充分扩大，足以防止他们的代表在运用选民所赞成的一般原则时自作主张。代表们保有他们对政府负责的义务。但是，就人民取得影响政策的资格而言，就要把代议政治修改到那种程度。[49]
确实不假，英国的代议政治从未冒过由直接政治取而代之的丝毫风险。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的距离并未预先确定；英国的制度一向总是力求在他们之间保持大的距离，从而确保议员们可以完全不受基层群众的压力。
当然，议员们历来都小心翼翼，不去触犯地方上的感情，要触犯时也决不大肆宣扬；他们总是竭力避免同自己选区里的积极支持者发生争执。但是，不管积极分子们（至少在工党内）可能多么希望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控制”他们的议员，议员们却至少对他们的积极分子保持了几乎是不折不扣的独立性。有过那么极少的几次，选区的积极分子能够去掉他们的议员，[50]但议员们通常总能够依靠党的领袖们的保护去对付他们选区的党部，至少是当他们同党的政策保持一致而与党的积极分子意见相左时是如此。尤其是当工党右翼议员与左翼的选区党部争执不下时，他或她肯定能够得到领袖们的支持。还有，凡是希望在下次选举中再次竞选同一席位的议员，实际上都享有顺利地再度当选的保证。一位作家在描述五十年代后期的情况时说：“尊敬的议员们在每次选举中都必须由他们本地的社团重新提名，但是他们毋需同其他潜在的候选人竞争。”[51]
这种情况在工党中已经有了剧烈的变化，因为工党积极分子在七十年代的压力导致1979和1980年工党会议修正了选举程序，使工党议员们必须面对比以前严重得多的潜在竞争，从而使再度当选变得大成问题。这就使各选区的积极分子具有影响他们的议员的更大力量，或者有这样的可能：限制的条件是必要的，因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位议员最后愿意让他的行动自由大部分遭到剥夺。
议员们和他们选区的积极分子之间的分歧，大抵是属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性质，在工党中情形尤其如此。“个人”之间往往发生分歧，但极少有发展到象基于重大政策问题或者思想观点的分歧那样的紧张程度。巴奇霍特在1867年写作时，把它称之为的“选民政治”同代议政治作了对比，并且论证说，前者“不会是有节制的，不会轻易接受有效的讨论，不会紧密地联系迫切的事实，不会在近似责任感的纯洁意识支配下形成他们的观点，不会言而有信和言行如一”。[52]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有利于“议会民主派”的说明两者区别的方祛，那些人反对地方积极分子的“支配”：他们用“稳健的”、明达的和负责的判断来反对无知的、轻率的和“极端的”偏见。但是，即使人们往往这样来说明问题，特别是在近几年，因为工党议员同他们的积极分子的关系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问题，然而实际的争论之点并不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议员们越是孤立而不是相反，反会有助于进一步减少选区积极分子可能希望通过在他们道路上另设障碍的办法施加的影响；而这种做法只会格外加深属于“政治阶级”的人们和其余的人之间业已十分严重的分离。
不管人们可能还会对它发表任何其他的看法，这种分离并不是很“民主的”：积极分子的影响至少有助于使那种分离不太引人注目。另一方面，工党议员较多地脱离积极分子的情况已经有了一种十分明确的思想范围和目的，即保护工党议员使其不受社会主义的压力。按照巴奇霍特的见解，“稳健之道”正好证明这一点：这里引起争论的确实就是与激进的压力相对立的“稳健主义”。侈谈议会民主等等只会有助于模糊这一至关紧要的问题：这套政治体制会不会使要求剧烈改革的压力更加难以发挥作用？“稳健”人士自然倾向于赞成一种确实使这样的压力比较难以发挥作用的关于“议会民主”的说法。
不仅只是右翼工党议员同选区左派积极分子争执不下：英国议会制度的整个性质也使左派议员容易受到那些往往促使他们同选区内外表现积极的朋友和同志疏远的压力和影响。
在较早时期，当人们还把工党议员看作（他们也自认为是）议会大厦的不速之客时，被认为威胁工党议员的危险是比阿特丽斯·韦伯[53]所说的“贵族的包围”；当时确实有一些工党和工人阶级的议员受到了高级社会人士乃至王室的培植，弄得忘乎所以，很难从迷梦中苏醒过来。从那些早期的时日以来，又有了许多其他种类的笼络手段，诱使工党议员更加趋向于“稳健”。但一种强大的“保守派”影响是下议院本身所施加的影响；左派议员也许会对所有其他的引诱无动于衷，却无法不受这种引诱的影响。
比万[54]曾对所涉及的问题作了精辟的描述。他写道，“议会的气氛，它的具体安排，它的议事程序，它的半宗教性质的仪式……这一切对于那些从寄宿学校出身的、从大工业选区带来如火如荼的信息的议员来说，是很有威胁性的”；他接着谈到一位新议员的感受：
他的最初印象是他仿佛进了教堂。拱形的屋顶、彩色的玻璃窗、一排排往昔伟大政治家的塑像、发出回声的大厅、步履轻盈的侍者和低声细语的交谈，恰恰同他刚刚在选举运动中经历过的熙熙攘攘的会议和唇枪舌剑的激烈交锋形成令人沮丧的对比。他作为人民利益的保护人来到这里，是来使议员席上听到他的声音的。可是相反，人们似乎是希望他顶礼膜拜；而且是一切宗教中最为守旧的对祖先的崇拜。[55]
比万的这段话是以两次大战之间工人阶级议员的亲身体验为依据的。但即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的政治结构和工党议会党团的组成发生了种种变化，他写的话并非同那也许不再是“欧洲最佳会所”的成员所产生的看法毫不相干，但它依然是一段非常精辟的话。
不过，还有其他更为强大的力量历来在工党议员中间起了助长“稳健主义”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力量是党的领导。议员们自称（别人也为其宣称）他们能够保持独立，不受党的积极分子压力的影响，但这种独立性只是表明有一种不同的、更带强制的控制已经笼罩了他们的议会生活；而这种控制所一贯发挥的作用是遏制那些可能普遍存在于他们中间的激进倾向。
有许多不同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党的领袖们一向能够对他们的议员党员实施极为有效的控制手段。原因之一是，追随领导人的做法一般说来要比反抗领导人省事得多，并且可以振振有词地谈到最受尊敬的态度，即对党的忠诚。反抗等于“捣乱”；它会分裂党，帮助和安慰敌人；它会危害党在下次选举中获胜的机会。总之，它在那些一言九鼎的人的心目中是行为不端。这样的行为自然把任职和提升的机会置于险地。因为这些事是由首相掌管的，是他或者她所控制的大量封官许爵的措施的一部分；凡是不忠于他们党的领导人或使其不快的人，不会有希望受到照顾。[56]
任意授予官职的办法当然决不限于首相一人。1975年，七位内阁大臣控制了四千二百二十三个职位；大臣和高级文官实际上负责任命大量人员到许多“准全政”（准自治全国政府组织）中去工作[57]。政治上“难对付”或“引起争论”的人，即抱有坚定的左派观点的人，根本不可能被邀请到这样一些机关去供职。
有些反抗者曾想办法来打破这套制度，但成效甚微。本世纪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温斯顿·丘吉尔。[58]即使他在整个三十年代是畅所欲言地批评保守党领导人的一员干将，并且被他的许多保守党同伴认为神经极不健全而不予信任，可他还是在1939年重返政府工作岗位，且在1940年出任首相。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他似乎同党的领导人和保守党议员同事完全疏远的时候，他事实上仍然十分接近事态的中心，仍然同那些党的领导人和议员同事保持经常的联系。他并不是象传闻所虚构的那种性情孤独、处于边缘的人物。[59]而且，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谁也不怀疑他仍旧是一位坚定的保守党人，他当然个性倔强，但决不出格。还有，1939年丘吉尔所以回到张伯伦的内阁任职，完全是因为他反对绥靖政策的正确主张已经完全得到了证实。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再度出任大臣；挪威遭到的灾难和战争的紧迫需要使他升任首相。
还有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事例：例如比万，他不仅在三十年代末批评了他的领导人，而且确曾在1939年被逐出工党，他在整个战争年代接连不断地批评丘吉尔的联合政府，而工党领导人则在该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职务。在战时所造成的思想和感情的趋势中，本来很难把他排除在1945年的工党政府之外，把他吸收进来的办法无论如何是审慎得多。他被任命为卫生大臣，这是很重要的职务，有权决定成立全国保健机构，但并非“重大国务部门”之一。从来还没有一位持强烈社会主义观点的政治活动家担任过这类职务。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是同比万在一起的造反者之一（也一道被清除出党），他确曾出任艾德礼政府的财政大臣，但他那时已变得十分安分守己了。
增加委任官员的名额，是对付那些无法摆脱的批评者和反抗者常用的传统方法。这类人员要拒不担任高级职位（或者往往是并不很高的职位），在政治上是并不那么容易的，如果那种职位看起来不是很棘手的话；促使批评者和反抗者接受官职以便借此获得权力、操纵影响、不再充当经常同一架强大政府机器进行斗争的局外人的诱惑力很大。一旦进去了，再要出来就困难了。迈克尔·富特就在他写的比万的传记中回忆说，当工党政府在1947年决定削减比万所负责的修建住房计划——这项削减是实际上表明政府开始退却以求“巩固”经济的全面紧缩开支的一部分——时，比万除了辞职，“别无良策”。作者又写道，辞职没有核准：“如果他当时离开政府，整个行政机构可能就会动摇，他自己也会遭人诽谤，说他正如丘吉尔所经常痛斥的那样办事无能……显然，辞职本来是件蠢事。而且，他认为全面削减开支的办法是决计贯彻不了的——情况果真如此。”[60]
这种推理有无穷的变换方式，它是被委任官职的原先的反抗者往往自甘陷入并受钳制的圈套，至少在左派方面是这样。就保守党内“右翼”和“左翼”之间的思想分歧来说，那些分歧一向远不如工党中的分歧那么明显，给保守党反抗者委任官职的做法要比他们作出原则妥协的程度远比工党对其反抗者所要求的为轻。对后者而言，照顾性质的委任官职总是意味着接受和拥护那些很少或并非由左派倡导的政策和策略。集体负责制在这个问题上对内阁大臣或对任何其他大臣也提出类似的要求。
党的领导人，至少在工党内，还在许多场合对他们的左翼议会批评者和不同政见者采取严厉的纪律措施。在三十年代后期，他们用不懈的努力抗击自己队伍中想要同共产党人和独立工党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联合政府的任何企图。他们取缔一切拥护这种战线的组织，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同盟，从而作出凡是加入这类组织的人一律不得留在工党之内的规定。他们解散敢于抗命的选区党部；并把同样桀骜不驯的议员等人清除出党。[61]他们在战后年代用同样有力的手段对付持不同政见的左派分子，那时有四位工党议员显然由于发表了批评文章和讲话而被开除出党。这事实上是对那些被认为其观点过分接近共产党“路线”的议员进行的一次清洗。[62]然而，其中有一位，即康尼·齐利亚克斯，却由于支持同莫斯科决裂后的铁托，被苏联当局斥为西方情报机关的特务，而名扬一时。[63]在此时期，也对其他左派议员实行了同样严厉的惩罚，例如撤回议会组织委员或暂停议会工党成员资格一个月，并扬言要对坚持偏离党的路线和持不同政见的行为给予更加严厉的惩处。[64]在开除出党和不准用工党名义进行活动的措施意味着选举必败无疑的情况下，党的领导人作出的威胁是极其有效的，由于这些领导人非常自信，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定会获得议会党团多数、全国执行委员会以及年会的支持，情况就更其如此。
在顺利地处理了工党议会党团的“共产党”问题之后，工党领导人在五十年代发现自己又面临“比万派”对他们的政策和立场的责难。这牵涉到相当一批工党左翼少数派的议员，不仅在各选区党部而且在工会中都有大批积极分子予以支持。这个运动组织松散、决心不强、领导不力，并且遇到党的领导人的不断干扰和破坏。然而，再用以前那一套严厉的办法来处置不同政见者，却是愈来愈困难了；不管怎么说，比万主义作为一次运动很快就解体了，它实际上到五十年代后期就已经销声匿迹。[65]在休·盖茨克尔[66]去世之后，哈罗德·威尔逊[67]于1963年当选接任工党领袖，开创了这样一种新的局面，即软化工党左派、至少是工党议会党团的左派所用的手段，不是威胁和惩罚，而是花言巧语和封官许爵。尽管如此，还偶尔发生开除出党的情事，[68]或者由全国执委会拒绝一位“不适当的”议员候选人，但党内的思潮和左派实力较强的事实使得制裁措施成为值得怀疑的手段。右派和中间派依然掌握权力，但他们不能再用威胁和压制来使他们的反对派就范了。
党的领导人一向能够对议会中的党员所实行的控制决不是绝对的；但它在上文提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却极其有效，那就是减少固执的反抗者和批评者担任高级职位的机会。这表现出英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它能够非常有效地孤立党的领导人所确定的那些脱离政治思想主流的党员。这种孤立政策也并不完善，但它在不让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担任高级职位方面却已经发挥了出色的作用。这样一些人已经发现，除非他们拿出表示他们愿意回到保持一致的道路上来的充分令人信服的证据，政治生活的前进道路是异常艰险的。这对左派议会议员来说也一直是特别具有实际意义的。如果不在那几个大党之内，也就不会有得到培养而身居官职的希望。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偶然有可能获得内阁职位，因为首相有这样的愿望，情势有这样的要求。但这并不影响这一论点：固然英国的议会制度有给败类、尤其是表示悔改的败类活动的余地，实力难测的竞争者却没有这种幸运。即使打破目前的两党制，那也不会在现有的结构上面大大地修改体制的这种类型。它可以使其飞黄腾达的男男女女大抵将是人们所熟悉的政界人物，在英国政治生活的主流中站稳脚跟。
四
英国的左派一般都已承认国家和政府的合法地位：右派亦然。工人运动大都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指望得到比工党更左的组织的帮助；保守力量在现代时期也总是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指望得到比保守党更右的力量的帮助。特别是英国的法西斯政党，它在政治生活中无法获得任何相当数量的人们的支持，这一点是政党和政治体制在二十世纪地位牢固的另一标志，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
在二十年代，各上层阶级有人钦佩墨索里尼，他们实际上是法西斯分子，还有相当多的保守党人（以及其他人）崇拜墨索里尼，但自身并不是法西斯分子。温斯顿·丘吉尔1927年在罗马对意大利记者发表一个强有力的声明时，并不能够被认为仅仅是表达了他自己的见解，他说：“如果我是意大利人，我肯定会自始至终全心全意地同你们站在一起，把你们反抗列宁主义的凶残贪婪和欲念的胜利斗争进行到底。”[69]但他在接着讲下面这段话时无疑也是有代表性的，他说：“我们在英国还没有达到用同样殊死斗争的方式去对付这种危险的地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办事方式。”[70]这种双重的观点事实上代表了当时和以后保守党人的很多想法：关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当时在国内、甚至在国外的所作所为（至少到三十年代后期为止），可以大谈特谈；但完全没有必要在英国发表那些意见。当奥斯瓦德·莫斯利[71]在1931年组成新党时，以及在该党呈现出法西斯形式之前，包括工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党员在内的许多人抱着同情的态度看待这一冒险行动，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位大胆而急躁的前工党大臣想要用力扭转政治生活的明显的停滞状态，并对解决失业问题和经济危机作出贡献。甚至在那个时候，也并没有多少政治活动家愿意同他们的党决裂而拥护那个新党；[72]在莫斯利把他的党变成露骨的法西斯组织之后，那些起初被他所吸引的政界人士就把他抛弃了。
英国三十年代的法西斯运动决不是可以忽视的。报刊估计英国法西斯联盟在1934和1935年拥有会员一万七千人至三万五千人。[73]甚至较低的数字相对说来也是意义重大的——英国共产党在1931年有三千名党员，只是到了三十年后期它才开始大规模吸收党员，1938年党员人数达到一万八千名。贝尼威克博士曾经指出，英国法西斯联盟的领导成员中有许多人受过公学、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教育，它拥有相当一部分前军官。[74]但也要看到，没有一个政界知名人士真正愿意参加莫斯利的组织以求在政治上飞黄腾达。
另一方面，在整个三十年代，政府机构有许多人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始终抱着有条件的甚至无条件的赞同态度。[75]归根到底，两位独裁者是在国内恶毒地反共和在国外拚命反苏的，对此他们非常赞成，难道他们没有使他们的社会恢复“秩序”，提高他们的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使它们抱有明确的目标吗？当战争来临时，形势要求人人都成为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这时和随后就自然给法西斯独裁者们曾在三十年代有权有势的人物中间享有的同情心上面盖了一层薄纱；但是这些同情心需要特别加以注意，不仅因为它们对了解三十年代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因为它们是政治领域的一个持久部分的唯一表现，那就是，保守势力对独裁政权的明显纵容，不管它们在以适当的右派面目出现时会施展多么严厉的镇压手段。
约翰·里思爵士（后升为勋爵）[76]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大部分年月里对英国广播公司（他在1922到1938年负责）行使了传奇式的权力，他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说明三十年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何表现了亲法西斯的同情心理。1933年8月，即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几个月，纳粹分子对他们的反对派发动了恐怖运动，里思在他的日记中透露：“我极为钦佩德国人的办事方式。”[77]1934年7月，在纳粹分子消灭其“左派”的“长刀之夜”后，他写道：“我由衷地钦佩希特勒用以扫平褐衫党领导人所发动的看来很象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叛逆行为的那种方式。我衷心钦佩所采取的显然是迫切需要的严厉措施。”1935年11月，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他对当时正在访英的马可尼[78]说：“我一直无比崇敬墨索里尼，经常把他奉为运用虽不民主但唯一可行的手段以实现高度民主目标〔原文如此〕的杰出范例。”[79]1938年3月10日他写道：“参加一次由里宾特洛甫[80]夫妇在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我周旋四座，杯酒言欢。我请里宾特洛甫和使馆参赞转告希特勒，英国广播公司不是反纳粹的。”[81]一些比里思更重要的人物也有他那种情绪。英王爱德华八世不仅拚命反苏和全面反左，他还培育强烈的亲德同情心理，并认为纳粹分子没有多大问题。[82]看来英国大批的“负责”人员对纳粹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感到义愤填膺，因为如果他们感到忿恨，反对绥靖政策的斗争就不会如此艰巨了。甚至连丘吉尔这样一个反绥靖政策者也迟至1935年在写到希特勒时还说，他可能会发动一场战争，或者“作为一位使伟大的日尔曼民族恢复荣誉和平静的心情，并使它以安详、有益和强大的面貌重新回到欧洲大家庭的前列的伟人而名垂青史”；他还认为，希特勒“笼络德国人人心”的奋斗经历令人读罢不能不“对他赖以责难、蔑视、安抚和克服一切拦阻他前进道路的权威或抵抗力量的勇敢、坚毅和活力深表钦佩”。但他在同一篇文章中也直截了当地谴责纳粹迫害犹太人以及“剥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工会工作者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公民权利”的行径。[83]其他一些人就不那么求全责备，或者至少并不打算提出他们可能有的保留意见，以免妨碍他们的赞许态度。1937年11月，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拜会希特勒时对他说道：
“虽然纳粹体制中有许多措施触怒了英国的舆论（对待教会，也许在较小的程度上对待犹太人，以及对待工会），我却完全看到了你为德国所做的一切，看到了你根据自己的观点把共产主义排斥在自己的国家之外，以及正如你所考虑的那样在杜绝它传入西方方面取得的成就。就整个英国来说，我们对你在这方面的一切工作已经比前一段时间有了更深刻得多的了解。”[84]
对纳粹分子的纵容，甚至对他们大部分行径的赞许，并没有因为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而有多大收敛。毫无疑问，纳粹分子走得太远了。但是，一种时髦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弥漫于大部分政治和官场生活中，并且象敌视左派那样，助长了模糊人们对现实的正确理解。因此就连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这样一位人物，都在记者们的面前认为完全有理由把关于德国的种种言论一概斥之为“犹太人和共产党的宣传”，提出“凡此种种关于煽动战争的传说纯粹是共产党人、犹太宣传人员及其同情者耍的花招。”[85]
这种态度也有助于说明政府当局和警方在对待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分子的截然不同的方式。前者成了不折不扣的坏人，后者是误入歧途的爱国者。不仅是在集会上和反示威游行中反对法西斯分子的共产党人，而且是这样做的左派人士都要认真对付基本上抱敌视态度的警察、冷酷的地方官员和法院。
但是，随着三十年代的消逝，许多持有保守观点的人发现他们自己日益陷入对法西斯独裁者的矛盾反应之中。西班牙左派在1936年2月的选举中获胜，紧接着法国的人民阵线取得了胜利，诸如此类的一系列事件有助于加深对共产主义和苏俄的恐惧和仇恨，而那种情绪所产生的作用是使人们赞成包括西班牙内战中的佛朗哥在内的独裁者。但是，同样那些人也开始看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外交政策上的许多做法有害于和平以及英帝国和国民的利益。这可能不会克服绥靖的意愿；但它引起了对绥靖政策越来越大的疑虑。到了1939年春，在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绥靖政策就采取守势了。由于英国一向没有引起人们对社会动乱产生阶级恐惧的人民阵线，没有发生在法国的那种占领工厂的事件，没有诸如此类的创痛，因此对于英国的保守党人来说，促使他们提出“宁要希特勒，不要斯大林”这种错误选择的诱惑力，不象对法国的保守派那样强烈。如果英国的左派在三十年代发挥了更加有效的作用，那就可能会引起较大的恐俱；现在看来，如果当时发生那种情况，绥靖政策本身很可能不会那么盛行一时，那几年的历史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了。
哈罗德·尼科尔森[86]在他1938年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丧失了意志力，因为我们的意志力被分散了。统治阶级的人只想到他们自己的财产，这就意味着仇恨赤色分子。这在我们自己同希特勒之间造成一种纯粹是人为的但在目前却十分有效的秘密结合。我们双方的阶级利益超越了彼此的国家利益。”[87]他错了。从希特勒在1939年3月进军布拉格的时候起，人们越来越感到国家利益要求抵抗德国的侵略和抵制他的种种要求——而格外使人有同感的是，这种抵抗看来并不同“阶级利益”发生矛盾。在随后几个月里，并且又在1940年，下议院成为显示民意大转变的有效工具，这种情况产生了极其重大的结果。主要的绥靖分子很不愿意地勉强作出了体现为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的重大政策转变。张伯伦不愿意放弃绥靖政策，他是被迫这样做的。一直拖到宣战的前夕，即9月2日，他还对下议院说，政府仍然在等着，看是否有谈判的可能，最后才被迫认识到，如果他再不宣战，他的政府就会垮台。[88]1940年5月，张伯伦终于辞职，因为在下议院结束辩论张伯伦问题时，他所得的支持已大大下降，等于对他的领导投了不信任票，尽管他仍然拥有可观的多数；加上工党领导人不愿参加以他为首的联合政府，又进一步决定性地破坏了他的地位。工党领导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参加政府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但只要张伯伦担任首相，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丘吉尔接替了他，因为另一位继任的候选人哈利法克斯实在无法认真要求担任首相，也不可能得到他甚至还不是其成员的下议院的支持。政治体制曾使历届政府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推行那些把国家带到灾难边缘的政策，而在当时这种危机四伏的时刻，却也有助于实现领导人员和政策的重大变换，这在保守势力安然无损的情况下尤其有可能这样做。这次转变进行得相当顺利，说明了这一体制的弹性和灵活性。
由于英吉利海峡使英国免遭法国那样的命运，“政治阶级”能够不必在抵抗德国占领或与德国合作之间作出执择。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设想也会出现英国的贝当[89]、赖伐尔[90]之类的角色掌握政权，并且他们同样也会得到维希政府[91]时统治法国那一类政客、军人和文官等等的帮助。事实上，这一政治体制在整个战争年代完好无损，从而能够控制和遏制反法西斯战争的经历所产生的变革势力。
关于较后的年代，也可以这样说。法西斯主义本身已经名誉扫地；但象国民阵线一类法西斯组织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英国的许多地方还拥有相当数量的成员，[92]这些组织在移民、“振兴大英帝国”等问题上的想法同保守党星期一俱乐部的会员以及保守党内外其他许多人的想法十分接近。尽管如此，这样一些人的活动范围仍旧限于传统的政治结构，因为国内没有人真正拥护代替传统结构的专制体制。在这后一方面，战后年代“民粹主义”右派最著名的人物、即伊诺克·鲍威尔[93]先生居然也成了热心的议会雄辩家和耐心细致的立宪主义者。还可按照相类似的途径指出，在1974年少数党工党执政时，名扬一时的退休军人以反罢工运动的组织者自居，也坚决认为他们自己只关心支持工党政府，反对捣乱分子和颠覆分子。
然而，所有这些均不足以准确地说明英国政治生活中极端反动思想的真正力量。恰恰相反，赞成立宪政府的议会民主的主张往往隐瞒事实真相，不让有关人员知道，对许多问题所共同抱有的意见和想法是怎样在政治范围内逐渐带有专制性质的。在英国，有极少数人愿意（并公开地）自命为独裁主义者。我们现在都是民主主义者了。但还有许多可敬的人士，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带有明显的专制主义和半专制主义的色彩。这在他们对待民主、工会、罢工、好斗分子、性变态、法律和秩序等问题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更不必说关于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了。同当年不知道自己是在说一些无聊话的儒丹[94]先生一样，现在有许多人用专制的口吻谈论很多问题，而并不特别赞成专制作风——事实上是赞成议会制度和立宪制度的。这些思潮深入人心，不止是通过象警察和军队这样一类的政府系统部门。至于它们可能会以何种方式比战后几十年对未来怎样发挥更为重大的影响，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作进一步的讨论。
[1] 这并不一定是指多数议席：少数派的政府也能适应要求，不过并不那么顺心，也不会持久。
[2] 1832年法案只把选举权从大约二十万人提高到一百万人；哈纳姆教授已经指出，通过此法后，“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地主的势力增大了。许多市镇比以前更加变成了能够操纵佃农选票的大地主的禁脔。郡的政务直到1985年［校对者注：怀疑是1885年。作者写书时还没到1985年］还主要是地主势力的政务，因为法律规定佃农要听命于地主。贿选的现象也丝毫未减。要说有什么不同，从1832年之后贿选反而增加了，而到投票法通过之后八年的1880年，贿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盛行起来了。”(H.J．哈纳姆：《十九世纪政制，1815一1914年》，1969年版，第256页。）
[3]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ton Macaulay）(1800一1859)，英国历史学家、杂文作家和政治家。——译者
[4] 1852年11月2日的演说，见《全集》第八卷，第418—19页，哈纳姆在《十九世纪政制》第12页加以引述。可以指出，也正是麦考利才说“普选权对于政府为之存在的一切目标来说将是不幸的”，并说普选权是“同文明的存在自身水火不相容的”，因为文明有赖于“财产的安全”（英国议会议事录，第三编，第十三卷，第46页）。
[5] 即二十一岁以上男子的普选权；设立三百个比较平均的选举区；任命每三年一次选出的选举官员；唯一合格的条件是必须获得当地一百名选举人的支持；每年6月举行年度选举；支付议员薪金五百英镑。
[6] 汤普森：《早期的宪章派》，1971年版，第8页。
[7] 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1884年成立于伦敦，主张用缓进改良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故以主张缓进待机战略制胜的古罗马大将费边命名。——译者
[8] 哈纳姆：《十九世纪政制》，第22页。
[9] 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1864―1874年、1880―1885年和1892―1894年三度担任首相。——译者
[10] 埃姆登：《人民和政体》，1956年版，第3页。
[11] 莫里斯·考林：《1867年的迪斯累利、格拉德斯通和革命》，1967年版，第48页。
[12] 同上书，第49页。
[13] 一人多选区投票权终于在1948年废除。
[14] 史密斯：《第二次选举改革法之形成》，1966年版，第3页。然而，1867年以后选举权的扩大实际上由于选民登记条件的限制而受到极大阻碍。关于1884―1885年的第三次选举改革法，尼尔·布卢伊特曾指出："1911年，在这项制度已经实行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约有百分之四十的成年男子尚未名列选民登记簿”（尼尔·布卢伊特“1885—1918年联合王国的选举权”一文，载《过去与现在》第32期，1965年12月，第27页）。他还说，“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把选举权法看作保守党为了控制、指挥和削弱英国民主力量而采取的那些后卫战斗的最后一次”（同上，第29页。）
[15] 理查德·香农（Richard Shannon)(1924—），英国政治家、作家，1977一1983年任英国科技基金会董事长。——译者
[16] 理查德·香农：《1865一1915年的帝国主义危机》，1976年版，第221页。
[17] 亨利·拉布翻尔（Henry Labouchere)(1831―1912)，英国政治家、新闻工作者。任自由党议员时主张进行激进的社会改良。创办《真理》周刊，毕生致力于揭露社会黑暗。——译者
[18] 亨利·梅因（Sir Herny Maine)(1886—），英国外文官，1922—1952年在外交部任职年满退休。——译者
[19] 亨利·梅因：《人民政府》，1885年版，第43页。拉布谢尔的文章见1883年3月1日《半月评论》。
[20] 沃尔特·巴奇霍特（Walter Bagehot)(1826―1877)，记者、作家，长期任《经济学家》周刊编辑。―译者
[21] 巴奇霍特：《英国政制》，1928年版，第272页。
[22] 同上书，第276页。
[23] 哈纳姆：《十九世纪政制》，第228页。
[24] 麦肯齐：《英国的政党》，1963年版，第147页。
[25] 史密斯：《迪斯累利、保守主义和社会改革》，1967年版，第15页。
[26] 关于滥用“民主制”一词的生动例证，可参看伦道夫·丘吉尔在1985年［校对者注：怀疑是1885年，作者写书时还没到1985年］选举中说的下面一段话：“保守党的民主制是已经包含保守党原则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认为世袭君主制和世袭上议院是许多世纪经验所启发的人类智慧最坚强的堡垒，而这样的智慧有可能出谋划策，以保护民主自由而不是保护辉格党的特权”（詹姆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1959年版第212—13页）。
[27]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Herbert Henry Asquith)(1852—1928)，英国政治家，1908—1916年任首相。——译者
[28] 1923年12月19日《泰晤士报》。
[29] 詹姆斯：《一位保守党人的回忆录：戴维森的回忆录和书信文件集》，1969年版，第189页。戴维森的态度格外令人注目，因为他作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司法官，曾经负责作出安排以处理总罢工问题，并深切关怀这些安排，务使它们不受他人的影响。他回忆他在向其工党继任人乔赛亚·韦奇伍德移交工作时说过：“我告诉他，不管谁当权，他都有责任保护法统，使之不受布尔什维克所煽动的总罢工的破坏。我要求他不要破坏我已完成的一切工作，并且不要把这番话告诉内阁。这件事与党派无关，而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工党被击败后，当韦奇伍德向戴维森回报那些计划时，后者也回想起前者曾对他说：“我没有破坏你的任何计划，我确实没有对它们施展什么辣手。”（同上书，第180页。）
[30] 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英国政治家，1937—1940年任首相。——译者
[31] 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1946年版，第111页。
[32] 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eil)(1913―），英国外交官、作家、政论家，1967年退休后任文化研究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希特勒之侵俄决心》、《主宰种族的神话》等。——译者
[33]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英国政治家，1923—1924年，1924—1929年和1935—1937年三度任首相。——译者
[34]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一1937)，英国政治家，工党领袖，1924年、1929一1935年任首相。——译者
[35] 伦奇：《杰弗里·道森和我们的时代》，1955年版，第224页。
[36] 扬：《斯坦利·鲍德温》，1952年版，第17―18页。引文见麦肯齐：《英国的政党》，1963年版，第121―122页。请注意鲍德温在1924年普选前夕说的话：“我知道我已受到批评，而且批评得很广泛，他们说我对付工党的手段太温和了，但这件事我是慎重处理的，因为我认为，既然该党事实上包含我国的许多公民，让他们通过亲身体验，懂得管理象我国这样一个帝国的责任何等重大，那是对国家很有好处的。”（麦肯齐，同上书，第122页。）
[37] 莫里斯·考林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几年，“由于串通一气，互相勾结，使花言巧语而不是积极行动成为争论的中心，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原封未动；他还指出，“实际上，使议会政客分成两派的对立程度远不如对于议会权力的意识使他们联合起来的程度……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必须把政党看作通过说服群众来拥护那种赖以维持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议会斗争这一办法以保护一些阶级的手段”（考林：《1920—1924年劳工的影响》，1971年版，第7页）。
[38] 1975年10月17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这些话均来自艾迪生对《通向1945年之路》（1975年版）一书的评论，该书分析了工党对战后重建工作的态度。
[39] 关于战争时期保守主义向干涉主义的“转变”，散见艾迫生《通向1975年之路》全书各处。［校对者注：怀疑是通向1945年］
[40] 麦克米伦：《时来运转》（1945—1955),1969年版，第300页。麦克米伦的《中间道路》一书出版于1938年。新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巴特勒回忆说，当时的任务是“说服那些难以忘怀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种种回忆和神话的各类广大选民，使他们相信我们另外一种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是有生命力的、有效的和合乎人道的，它将鼓励和奖励进取心和首创精神，但不会放弃社会正义或回到大批失业的老路上去”（巴特勒《成事有方》，1971年版，第132页）。
[41] 麦克米伦：《时来运转》（1945—1955),1969年版，第300页。
[42] 例如，当时任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于1958年3月在保守党政治中心发表了题为《中间道路——二十年以后的情况预测》的演说，从而发动了一场严厉谴责“平均主义”的运动。他说：“不让有胆有识，坚强，谨慎和聪明的人享有发挥池们那些品质的报酬和特权，就是在社会上树立人类最恶劣、最卑鄙的品质，即妒忌、猜疑和怨恨……只有放手让强者和能者自行其是，我们才会有办法为弱者和老者提供真正的保护……”（桑普森：《麦克米伦：对于模棱两可的解释的研究》，1967年版，第161页）。
[43] 《英国议会记事录研究会选举改革委员会报告书》，1976年6月版，第9页。在其向委员会提出的证据中，一个名叫“保守党选举改革行动”的团体指出：“自从1918年实行普选制以来，任何单独一个政党都没有获得全部选票的多数”（同上书，第9页）。1979年5月的大选“授权”撤切尔夫人实行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大改革，在这些选举中保守党所得选票的百分比为百分之四十三点九。
[44] 在1951年5月的自治城市选举中，工党得票份额为百分之五十五点四。
[45] 从1945到1970年的历次选举中，两大政党获得的全国选票都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九点七，也未高于百分之四十九点三，在这整个时期只有一次选举表明两党得票百分比的差距大于百分之七。但1945年工党作为多数党的议席为一百四十六席，1959年保守党作为多数党的议席为一百席，1966年工党作为多数党的议席为九十七席。芬纳编：《敌对政治活动和选举改革》，1975年版，第8页。
[46] 见巴特勒著《英国选举制度》，1963年第二版。
[47] 即使由麦克唐纳担任首相，1931年10月赢得大选的“国民政府”实际上是保守党政府。丘吉尔在1940年5月组成的“联合政府”当然是保守党占优势。
[48] 在1974年2月大选中，工党共得选票一千一百六十四万五千六百一十六张（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二），得三百零一席（占总席位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保守党共得选票一千一百八十七万二千一百八十张（百分之三十七点九）和议席二百九十七席（百分之四十六点八）；自由党得六百零五万九千五百一十九票（百分之十九点三）和议席十四席（百分之二十二）。1974年10月大选，工党得一千一百四十五万七千零七十九票（百分之三十九点二）和议席三百一十九席（百分之五十点二），保守党得一千零四十六万二千五百六十五票（百分之三十五点八）和议席二百七十七席（百分之四十三点六），自由党得五百三十四万六千七百零四票（百分之十八点三）和议席十三席（百分之二）。
[49] 埃姆登：《人民和政制》，第4页。
[50]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奈杰尔·尼科尔森的例子，他是在苏伊士运河远征时期由东伯恩默思的教堂城推举出来的保守党议员，由于反对出征而激起他所在选举党部的愤怒。见尼科尔森：《人民和议会》，1958年版，以及爱泼斯坦“英国议员及其地方党部：苏伊士运河事件”一文，载1960年6月号《英国政治学评论》。
[51] 理查兹：《英国议员》，1958年版，第15页。
[52] 巴奇霍特：《英国政制》，第127页。
[53] 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1858—1943)，英国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与其丈夫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1859—1947）一起终生从事社会主义改良运动。——译者
[54] 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1897—1960)，英国工党领袖，1929年当选下院议员，1949—1951年工党执政时任卫生、劳工和国民兵役大臣，1956年为工党执行委员会司库。——译者
[55] 比万：《代替恐惧》，1952年版，第6页。
[56] “在他两度住在唐宁街十号期间，哈罗德爵士亲自任命（或者撤换）了一百名内阁大臣和四百零三名非内阁大臣，增设了二百四十三名贵族爵位，委任了控制全国生产总值百分之二十的国有化企业的二十四名董事长以及执行各种政策和提出未来政策建议的皇家委员会的十六名主任，控制了所有文职机构高级官员的任命事项，当然还有荣誉名册。”本文关于威尔逊的《英国的治理方式》一书的评论，载《工人监督研究所公报》第33期，1976年11月号，科茨在其《工党的民主》一书（1977年版，第49页）中予以援引。
[57] 科茨：《英国的治理方式》，第51页。关于更早时期，参阅理查兹：《英国政府的封官授爵》，1963年版。
[58]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英国政治家、作家，1940—1945年和1951—1955年任首相。——译者
[59] 见吉尔伯特：《温斯顿·丘吉尔：1922—1939年》，1976年版，第一卷，散见全书。
[60] 富特：《安奈林·比万：1945—1960年》，1975年版，第93页。
[61] 社会主义同盟建于1932年，以填补独立工党分出后工党中出现的空缺，它从初建立起就隶属于工党。
[62] 杰克逊：《反抗者和议会党团督导员》，1968年版，第59页。另一名议员艾尔弗雷德·爱德华兹因坚持反对官方政策的右派立场也在同时被驱逐出党。他在1950年以保守党员身分参加竞选失败。
[63] 欲知其详，请参阅齐利亚克斯：‘我为何被逐出党》，1949年版。
[64] 三十七名工党议员于1948年4月命运攸关的意大利大选前夕联名打给同共产党联盟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皮埃特罗·南尼一封祝愿电报。这是他们的过错。三十七人中有十六人否认他们曾同意在该电报上署名。党的领导人要求其余二十一人重新宣誓对党“忠诚”，允许他们保证今后不再作出类似的行动。
[65] 参阅詹金斯：《比万主义，工党的高潮：冷战和民主群众运动》，1979年版。
[66] 休·盖次克尔（Hugh Gaitskell)(1903—1963)，英国政治家、工党领袖。——译者
[67] 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1916—），英国政治家、工党领袖，l964—1970年任首相。——译者
[68] 关于这类开除出党事件的有趣情况，例如1965年的肯·科茨事件，参阅其所著《英国社会主义危机》（1971年版）第六章。
[69] 吉尔伯特：《丘吉尔》，第五卷，第226页。
[70] 同上。
[71] 奥斯瓦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1896—），英国政治家。1913年任保守党议员。1926—1931年任独立工党和工党议员。1931年3月成立英国法西斯同盟，拥护希特勒。——译者
[72] 哈罗德·麦克米伦记载，他曾在新党成立时企图与之合作，但感到传统的政党“墨守成规的积习太深”。见麦克米伦：《风云变幻》（1914―1939年）,1966年，第247页。新党总书记艾伦·扬在他同莫斯科决裂后，担任了麦克米伦的私人秘书（同上书，第339页）。新党在1931年10月的大选中成绩悲惨。二十四名候选人中有二十二人最后落选，该党总得票数为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七票，这一点清楚地证实了麦克米伦的看法。
[73] 贝尼威克：《政治暴力和公共秩序》，1972年版，第110页。
[74] 同上书，第121—122页。
[75] 参阅格里菲思：《右派同路人》，1980年版。
[76] 约翰·里思（John Reith)(1889—1971),1922年任英国广播公司第一任总经理，以后一直在英国政府中任公职。——译者
[77] 斯图尔特编：《里思日记》，1975年版，第56页。
[78] 古里莫·马科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意大利物理学家，无线电报发明人。——译者
[79] 斯图尔特编：《里思日记》，1975年版，第57页。
[80] 里宾特洛甫(Jo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纳粹头目，希特勒政府的外交部长，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译者
[81] 斯图尔特编：《里思日记》，1975年版，第219页。
[82] 辛普森夫人可疑的亲密同情心理使政府不安，有人担心她可能看了和“泄露”了送呈英王的文件。“为了对付这一点，采取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做法，在文件匣送呈英王之前，文件由外交部逐一审查。”（唐纳森：《爱德华八世》,1974年版，第192页。英王“对百孔千疮的民主深恶痛绝”（同上书，第205页）。英王退位后，他同温莎公爵夫人在劳工阵线首领利博士的一手策划下访问了德国，同希特勒亲切会见，在1945年大选前夕，他对一位美国记者说，如果工党获胜，“俄国将在几天之内接管英国”(同上书，第205页)。
[83] 温斯顿·丘吉尔：《伟大的当代人物》，1949年版，第203页。
[84] 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1966年版，第368页。
[85] 马加奇：《滥用权力》，1978年版，第53、55页。
[86] 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1886—？），英国政治家、外交官，曾任议员、副新闻大臣、英国广播公司董事长等职。——译者
[87] 尼科尔森：《1930—1939年日记和书信集》，1967年版，第342页。
[88] 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希特勒“无法使他自己相信，以前如此温顺的张伯伦，现在竟会变得这样固执”（麦克米伦：《风云变幻》，1966年版，第602页）。实际上，政治局势使他不能作出真心的选择。
[89] 亨利·菲力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元帅，1940年任总理，主持对德投降。1945年被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951年死于狱中。——译者
[90] 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1883—1945)，法国政客，1940年投降德国后任贝当傀儡政府副总理，总理，1945年被处决。
[91] 法国贝当等投降德国后在法国东南部的维希（Vishy）成立傀儡政府，故名。——译者
[92] 参看例如沃克：《国民阵线》，1977年版。沃克指出，“虽然1974年先后大约有二万人参加国民阵线，但固定成员大约为一万二千人……”（第9页）。
[93] 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1912—），英国政治家和政论家，1960年7月—1963年10月任卫生大巨。主要著作：《重大议会事件》、《社会服务：需要和方法》、《我们盟国的变化》和《医疗和政治》等。——译者
[94] 儒丹（Jourdain）为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在其名剧《资产阶级绅士》中创造的一个角色，他崇尚空谈，一生以教义律人治家，最终发现自己所谈的全是无聊废话。——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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