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密利本德 -> 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1982）
第六章 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前途
以前各章提出的问题是：英国的政治体制今后能否一如既往，有效地遏制社会里产生的种种压力；或者，由于这些压力的强度和广度，它是否会经历根本的改变，而如果会发生变化，又向什么方向发展。阐述这同一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探究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制是否有可能继续发挥作用，象它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特别是1945年以来所发挥的那样。
关于扩大选举权以来的英国政治体制，人们偶然也提出同一种的问题，但那时提出问题的场合使得这项探讨不如现在看来那么适当。扩大选举权以及“人民大众”登上政治舞台，引起了一些人担心“民主制”可能会搞些什么名堂，但英国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那段时期是个正在对外扩张和顺利发展的国家，其优势地位尚未遇到挑战，其政治体制相当牢固稳定，足以使人相信它能够承受扩大的选举权和其他事态的发展所产生的任何压力。在嗣后的若干阶段，历史条件不那么有利了，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那些年份；但那时英国的衰落还是相对而言，是非常缓慢的，它的物质和精神储备力量还很充盈（特别是因为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在英国的统治之下），足以使它有可能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运用遏制手段而不会遇到过多的困难。
目前，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条件显然不利得多，因为英国仍然走着下坡路并加快了衰落的过程，接连几届不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的政府对此都无能为力，本来就不充分的社会集体福利事业日趋贫乏的结果，使社会结构不断恶化，与“开发者”勾结中央和地方政府恣意破坏国家资源的行径有关的内地城市趋于衰败，社会的和种族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重新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人们普遍缺乏自信、安全感和心满意足的精神状态。上述种种，犹未尽述；[1]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提出英国的政治体制能否一如既往继续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个问题，看来并非隔靴搔痒。
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三种可能的答案。第一种是现今的政治体制确实有能力遏制它所承受的压力，继续有效地行使职能，哪怕必然要作一些并不影响其基本性质的修正。第二种答案是遏制手段需要继续加紧运用镇压的措施，尽管政治体制在表面上还保留着符合宪法的标志，然而它变得在其基本精神和行使职能的方式上与以前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向“强硬政府”和保守的独裁政权发展。第三种可能性是，来自下层的压力将产生一个左派政府，它与战后的几届工党政府不同（更不必说战前的两届少数派政府了），而是将力求实施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纲领。这也完全有可能大大地影响政治体制的作用和性质。
在进一步探讨这三种答案之前，首先要说说政治危机和政治变化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危机”和政治变化几乎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天天发生的事：一位大臣辞职或被撤职，一个政府遇到困难，被迫辞职，由另一个政府取而代之，如此等等。这是每天的报刊材料，一批靠此吃饭的专业时事评论员总是强调它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些事情通常只对舞台上的角色本身有重大意义而对其他人无关痛痒。尽管可以改变几句台词，换几个演员，演出的基本情节依然如故。
有时，也许会有更多的人摇摇欲坠，一系列的事件会产生远为严重的后果，那时关于危机的概念也就会有更重大的意义。1931年发生过一次政治危机，其结果是工党下台在野，保守党整个三十年代在议会占绝对优势，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就连这一次也根本没有出现政权危机，政治体制在行使其职能的方式方法上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另一个并非政权危机而仅属重大政治危机的例子是在苏伊士运河冲突中的惨败，此事导致首相辞职，震动了英国几个星期；它也许已经影响了某些方针政策的确定，但并无其他任何巨大的影响。
政治危机和政局变迁可以这样发生而并不引起象政权危机那样的事态，即使那时整个政治体制本身、甚至往往还连带整个社会制度受到严重的挑战。社会民主党于1981年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政治事态发展的一个最新例子，如果该党一帆风顺，那种发展就能给政治生活带来一些重大的变化；然而那种发展完全不会触动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的基本性质。成立一个远较自由党更能向工党和保守党的优势地位挑战的重要的第三党，无疑将影响政治体制的运转：它将使议会增加这样的可能性，即每个政党都不能单独占有绝对的多数，因而有可能产生联合政治活动，但彼此在其中纵横捭阖，各展妙策，它还可能增加政府在下议院受挫的弱点；它可能加强君主的作用；并且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保守党和工党。
所有这些都不是无意义的小事；但完全一样，那种局势多半不会改变政治体制的性质。社会民主党也并不对现有的英国权力和特权结构形成极轻微的威胁。该党的组成标志着长期斗争的必然结局，而那场斗争是工党的罗伊·詹金斯和其他“修正主义分子”在五十年代由休·盖茨克尔领导，为了摆脱工党历来承担的社会主义义务而开展的。社会民主党是个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它作为英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建立起来，势必意味着为现有的反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提供机会。它根本不会威胁现有的阶级制度，反而会提供另一种手段以保卫那种制度。该党的一些创始人自称它的使命在于建立一个“激进中心”，但那种中心不过是大家所熟悉的主张改良的保守主义又一翻版而已。既然社会民主党可能会帮助削弱左派，它将给政治生活带来的政治变化只会有利于维护而不会损害现状。
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政府也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无数压力，其政治体制通常可以比较容易地承受那些压力，不致引起政权的危机。资本主义民主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正在于它有一定的恢复力及其政治体制承受危机、冲突和混乱的巨大能力。自1945年以来，这类政府极少遇到过压力强大足以爆发一场政治危机的情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主要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只有法国经历过这种危机。第一次是在1958年，那时第四共和国无法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加之它又在印度支那遭到失败，因而终于垮台。即使在那个时候，第五共和国奉行的戴高乐主义也证明是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又一形式。第二次是在1968年，那一次戴高乐主义本身在一个短时期内似乎有被推翻的可能。
在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没有一个政权面临过这样的威胁。例如，美国就有能力承受六十年代的混乱、越南问题危机、水门事件以及总统辞职问题，而并不严重地（甚或在较小程度上）损害宪政体制的功能。
在英国，本世纪还没有发生过政权危机。我在第四章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北爱尔兰和地方自治问题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但事情并不象当时许多积极参加者所认为的那样严重和影响深远。北爱尔兰危机同“自由英国的奇怪死亡”的其他表现——关于上议院的斗争、工人骚动和妇女参政运动——合在一起，也没有达到造成政权危机的地步。现在回顾往事，也可以清楚地看出，1919年在上层人士中表现出来的恐惧是没有道理的：工人不想（也不能）挑起一场重大的危机。1926年也没有发生这样的危机，此后也从未有过。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英国自1688年以来就一直没有发生过政权的危机，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对未来的情况作出推论；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革命动乱（不论持续多久）这一事实，不等于将来就不会发生革命动乱。完全一样，在预测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时，确实需要谨慎小心。在我们对前景的分析看来有任何真实的迹象以前，英国势必会发生大量的事件。
能够引起政权危机的对政治体制的种种危险的压力，可能从不同的情况下产生。作战失败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一。另一种情况是执政当局无力解决一项特殊的重大问题，就象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那样。然而，有人说既然英国屡次没有能够解决北爱尔兰问题，那就会引起一场重大的危机，这种说法是大可怀疑的，尽管北爱尔兰问题的得不到解决对英国本身来说无疑会产生有害的影响，更不用说它对北爱尔兰的影响了。而且，民族主义的要求，特别是分离独立的要求，显然具有潜在的巨大爆炸力量。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苏格兰民族主义似乎还不会造成英国“分裂”的危险，更不必说比它弱得多的威尔士民族主义了。如果苏格兰人主张独立的强烈倾向有一种坚决的、基础雄厚的分离主义运动作为后盾，那就肯定会导致一场重大的危机；但是这种情况看来极不可能成为现实。任何不大引人注目的纠纷是容易调停解决的。[2]
就英国来说，似乎必须把持续不断的经济衰退以及历届政府始终无法切实解决或减轻已经成为英国一部分特征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这种情况，看作确确实实远为重要的危机根源。正是在这个领域，产生出持续不断、日积月累、越加沉重乃至终于“造成民心不稳”的压力。
来自下层的压力的主要动力将仍旧是工人阶级：第一，以有组织的工人的形式出现；第二，以选举人的形式出现。还必须马上补充一句，在英国的社会里还有其他许多压力的动力，来自从属阶级的内外：黑人和白人的失业青年，他们在1981年夏季那样的骚乱中迅速集结成巨大的力量，走上了政治舞台，妇女运动，移民团体；核裁军运动；以及其他许多动力。任何这类的团体或运动都能影响政策并使政府的措施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任何这类的团体或运动所产生的影响都不会象有组织的工人所产生的那样大，如果工会组织要部署和利用它们的潜在力量的话，其他压力动力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或者造成一场政治危机：但只有有组织的工人才能激起一场足以动摇一个政府或者政权的重大危机。
然而，有组织的工人显然能够象在英国和其他所有主要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那样，年复一年地施加压力，而不致造成一场动摇政府的危机。我在第一章曾经指出：工人的压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这包括一大堆不同的争取目标，从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条件到更大的要求；这类压力也会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从一个工业部门的单独罢工到席卷一切工业部门的全国大罢工。但是，所有这些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只是提供一些有待政治体制进行加工的“原料”。必须认定，这种压力还将不断地产生出来；客观条件即使从最有利的角度来看，也会继续产生不满和要求；资本家和政府对此压力的反抗将继续助长劳资双方断断续续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毫无疑问，重新出现的大规模失业现象，起先是在工党执政时期，后来是在保守党当政时期发展得特别严重，从而增加了这种压力的强度。大规模失业常常产生恐惧和绝望的气氛，增加就业的竞争，加重“派性观念”，减少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它往往加强雇主的控制，扩大管理人员的权力，重新肯定工人对那些掌握经济大权的老板的依附地位，因为后者支配着就业的机会。就这个意义来说，工人每天都吃败仗。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份里，大规模失业连同大罢工失败、工党政府1931年遭到垮台等因素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大部分工人阶级在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和神情冷漠的状态中度过了三十年代。与此相反，战后工人阶级的历史直到最近为止却表明它在“生产地点”内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会削弱工人的力量，但它无法消除工人对已往成就的记忆，也不能再次造成早已消逝的那个时代的忍气吞声的屈辱状态。
我曾把战后工人阶级的这种心情叫做“摆脱从属地位的心境”，有了这种心境，“那些认为自己屈居人下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工厂、矿山、营业所、商店、学校、医院等地工作的人，可以尽其所能去减轻、抵制和改变他们低人一等的处境”。[3]摆脱从属地位的想法决不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或革命思想为基础，甚至可能还同严格意义下的“阶级觉悟”无多大关系。许多人无疑地在他们所从事的斗争中确实有了这种觉悟。但这里的重要问题是，压力是由那些并没有多少阶级觉悟或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形成的，他们的要求和斗争是由列宁称之为“工联意识”的思想鼓舞起来的。这后一种思想在左派心目中往往被看作无足轻重，是在争取达到更高更美好目标的过程中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阶段。但也有许多事例说明，一系列非常具体的、局部的、“经济的”和“工会的”要求已经对政治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为了这些要求而参加斗争的人并没有革命思想或革命目标。1972至1973年的矿工大罢工是最恰当的例子。早一些时候那次反对威尔逊政府于1968至1969年提出的限制罢工行动的建议的运动也是个例证。当然，受“工联意识”激发起来的要求和运动，其范围和规模上极其有限；但是这类意识依然能够给政治体制造成重大的问题。
在这方面，还必须论述一下工会领导人比如说与五十年前相比已经不大能够控制和约束他们工会中的左派积极分子了。他们现在不大容易象过去那样把这些积极分子同普通工会会员隔离开来；普通工会会员想要摆脱从属地位的思想状况使积极分子力图传播的信息流传更广。
而且，我们现在必须认为，“有组织的工人”包括人数众多的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传播知识的人员：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知识无产阶级”，他们生活没有保障，往往心怀不满。他们已经在提高工人的政治素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很可能还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因此，瞻望前途，持续不断的冲突、剑拔弩张的“劳资关系”以及“产业部门双方”合作的气氛仍然象过去一样渺茫，纵然有政客、高级教士和贵族加以斥责，也无济于事。罢工行动成为这样一种局势的经常具有的特征，并不时地带有在工人和政府之间发生“破坏安定的”重大对抗的性质。大规模失业现象也许会有助于减少工人的战斗精神，但无法加以扼杀。它也无法把势不两立的情绪变成亲密合作的精神。政府可以设法同工会签订“社会契约”，或者实行“工资限制”和采取“收入政策”；但这些努力本身就是冲突的根源。简单的事实是，在象英国这样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真诚的合作的。英国的工会本身并没有十分强大的力量，足以使雇主和政府屈服；但它们毕竟拥有相当的力量，是不会被迫进行合作的。
我先前已经指出，这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正常”生活方式。但是，“正常状态”可以呈现几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日益增多、拖延不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最后归结为人心不顺、民怨沸腾，以及来自工人和其他方面的持续压力。这时，对于负责国务的人来说，跃跃欲试的是想加强国家的镇压作用，竭力减少社会上现有的有效地表达那种压力的能力。各种民主政体的形式越来越被人们看成一个老大难题——它也的确是个老大难题。因为那些形式使民众有提出奢望和非分要求的机会，从而使政府系统承受一种危险的“超重负担”。因此，萨缪尔·布里顿写道，“为了摆脱我们的困境，我们毋需在经济理论上再来一次革命，而是要在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上来一次革命，把我们从无限民主的陷阱中解救出来，以免我们最后完全丧失民主并几无自由可言。”[4]
同样倾向的其他主张走得更远；值得指出，一些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和评论家也那么全心全意地赞成施加限制和遏制。以莫里斯·考林为例，他在1978年写道：“这不是保守党人所需要的那种自由；他们所要的，是会继续维护现有不平等现象或恢复已经消失的不平等现象的那种自由，只要政治行动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会那样做。”[5]佩里格林·沃索恩在同一卷书的另一篇题为“自由过多”的文章中声称：“当务之急是由政府重新控制‘人民’，重新伸张政府的权力；如果认为一些鼓吹思想和行动自由的人从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著作中，以及从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现成言论中胡乱地摘录一些内容，就能帮助解决问题，那是痴心妄想。”[6]言外之意，显然需要从一些比较固执的预言家那里汲取神灵的某种更强有力的启示才行。人民还可以发现“侨居国外五年之后归来的”（即从美国归来，担任伯克贝克学院经济学讲座的）罗宾·马里斯教授在《泰晤士报》一篇文章中，用同样的语调向1981年10月初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提供“几点想法”；文章的标题“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废除罢工权？”以及他那“罢工权已成为枪炮一样的反对社会的手段”[7]的说法，把那些想法的性质讲得明明白白。
这类情绪相当普遍；它们表明思想保守的人们对左派、工会、积极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甚至“自由主义者”和其他这类思想不够顽固的人的愤慨之情。在经济条件日益恶化和阶级冲突趋于高涨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即强调维持纪律和秩序、保持社会安定、制止罢工和取缔行动主义的主张将得到大力的支持，使英国可能出现一种比以往严酷得多的资本主义民主制模式。
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第二种前途，即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变为保守主义专制政权的前途，就是多少沿着上述的途径演变的。有人认为这样一种变化必然会从一个阶段突然发展到另一阶段，那就错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多半是逐步的滑行——相对来说就是从资本主义民主制到资本主义独裁制。如果“这种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这句话，是指意大利或德国经历过的法西斯主义，那么我们几乎完全可以说它也不会在这里发生。但是不难想象，一种多半会保持传统立宪政体某些特点的英国式的保守主义独裁制，势必宣扬它致力于最终的民主目标，向民众保证紧急状态法令的实施决不比必要的时间多延长一天，并坚决认为，在紧急状态下所采取的措施虽然无疑是严厉的，但显然对于全国的复苏和新生是必不可少的。这篇台词十分耳熟，只要条件合适，是可以到处使用的。
在这种政权下，可能允许工会存在，前提是它们不组织罢工。各个政党可以进行工作，只要它们不搞颠覆活动。如果获得许可，政治活动也是可以进行的。报纸将被允许出版，只要它们不煽动“阶级仇恨”或者“散布不满情绪”。只要不破坏安定，电台和电视台可以自由发表评论，将实行新闻检查，但程度有限；另一方面，由新闻机构自己进行检查的做法则是没有限度的。
军人将在国民生活的一切领域比以往发挥大得多的作用，但政权并不一定要掌握在军政府的手里。那时会有很多文官，他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能够同军队和警察首脑共同治理国家。警察部队将享有比以往广泛得多的权力，他们只要认为合适，完全可以自行其是。而且，在政府及其宣传人员造成的社会气氛中，他们也不会想要征得任何人的准许才这样做。
然而，大部分的国家机关还将较为正常地行使职能。这种保守主义独裁制的一个令人沮丧的方面，恰恰在于它所容忍的正常状态，并且它向许多想过平静生活的人保证，当然除了关在监狱或某种改造中心（“集中营”会常常引起错误的回忆）的积极分子等人而外，情况实际上并无不同。人们可以在伦敦大板球场的草地上打板球，可以到艾斯科特参加每年举行的赛马大会；照常有英国足球协会杯的足球比赛和电视喜剧；那些广播员同样用悦耳的声音广播新闻；有女王发表圣诞节的广播讲话，甚至还有下议院，只是少了几名不爱国的议员，暂时在拘禁中。
左派和工人运动肯定会进行反抗，还会有其他方面的反抗。但许多人会拿这种反抗来证明，对肇事分子和颠覆分子采取的镇压措施是正确的，并将有助于证明必须进一步实行镇压。如果低估在长期不安定和冲突之后上台的政权会从全国一切保守势力方面——在报刊上[8]，从工业、商业和金融部门，从学术界人士和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从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界，从许多爱国团体，从许多教会领袖——获得的支持程度，那将是不切实际的。那种支持无疑将是有限度的，甚至在许多场合是带有挑剔性质的；但那样就足够了。
这种政权在国外也不乏朋友。它将当然是激烈反共和坚决推行冷战政策的。因此它将能够指望获得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同情和理解。
这种形势预测很容易被人当作明显的妄想狂的征兆而嗤之以鼻。但我认为不能这样看。不消说，等到这种预测变成现实，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也很有可能永远不会实现。但它照样可以说明，情况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它也同样足以指明，政府通过实施《紧急权力法》和《防止恐怖主义法》，已经准备妥当，可以在不违反宪政精神的前提下行使最高的非常权力了。根据前一法案，内阁有权制订条例，并僭取它认为必要的权力和职责，以恢复秩序和保障供给，或者为了任何其他目的——而按照现在的规定，对它的唯一牵制是要在议会定期开会时审查和修改这些条例。自从紧急法令在1920年（严格地说是在1914年）公布以来，保守党和工党政府都曾援用这个法令来对付重大的罢工，并且随时用来对付任何危机。1974和1976年的《防止恐怖主义法（暂行条例）》，主要是用来对付英国“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它授权内政大臣禁止在他看来同恐怖行为有关的各种组织，把一切他认为同“受托、准备或煽动”恐怖主义行为有牵连的人逐出英国，并且最重要的是授权警方可以不经批准就逮捕那些据认为有恐怖活动嫌疑的人，并把他们拘留若干时日。这些法令是专门为了对付英国“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而颁布的：毫无疑问，还会制订一些与此类似的法令来对付各种各样的活动。
我的论点不过是说：在急剧恶化的条件下和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以某种适合英国形式的、带着鲜明专制主义特征出现的“强硬政府”并不是不可能的，并且从政府的镇压权力日益扩大这一点来说，已见端倪；这类政府的出现，会受到许多重要人物和许多“普通人士的欢迎”。认为“强硬政府”或多或少已经出现的说法是错误的。认为它必然要出现的想法未免过分悲观，忽视了一切使它不大可能出现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它永远不会出现，那也将陷于过分自信的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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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来自有组织的工人的压力而外，英国的来自下层的其他重大压力来源，将象先前多次发生过的那样，成为工人阶级和其他投票人赞成实行一项激烈改革方案的表示，因此，一个保证要实施这一方案的政府就会在议会充分多数的支持下重新上台执政。这是本章开头提到的第三种可能性，是工党内外的大部分所想象和希望成为现实的一种可能性。
这个“方案”是根据这样一种在我看来顺理成章的假设制定的，即认为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条件下，没有取得政权的其他任何办法。只要看来有可能争取到议会的多数，那么，以采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希望为出发点的其他任何策略必定仍然只有十分有限的政治意义。如果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样一类的任何夺取政权的办法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条件下，举行暴动的倡议是不会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的。这就使暴动的计划变成幻想。
这并不是说，要对资本主义社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重大改组，就非取得议会多数不可：问题的症结在于其他任何策略都不会赢得民众的认真支持。当然，把资本主义民主制变为资本主义独裁制，就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局面，并产生不同的前景和策略。
英国的左派或大部分左派提出的第二种设想，是认为可以由工党政府来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变革。对此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这里涉及的问题不仅是工党政府要在国内确定一项广泛的社会主义改革方案以及在国外要对各项方针实行重大的调整；而且也涉及要由工党政府来实施这样的方案。
有种种有力的理由认为，这种前途极为渺茫。可以设想，一届在很大程度上按照以前历届的模式组织起来的、由艾德礼、盖茨克尔、威尔逊、卡拉汉这类人物控制的工党政府将再度出现，即使工党的分裂和社会民主党的登上政治舞台使那样的政府虽掌握议会的多数，其前途也已变得更难预卜。然而，即使真的成立了这样的政府，工党议会领导成员的中派和右派对它的控制，也会确保它不致努力去实施左派所要求的那种改革。
这样一种政府在其许多政策和全部基调上将与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有所不同。它将废除那个政府加进法令全书的各种反工会法案——或者至少要废除其中的一大部分。并且它将无疑地兴办其他许多为工人运动内外所迫切需要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倾向左派的人想要得到的多得多，而得到的不那么多也就感到心满意足，因为左派的行动原则是：半只面包比没有面包好，哪怕是一点面包皮，也比保守党政府从1979年5月上台以来一向只是口头答应的美餐来得好。
这个论点自然同早先指出的大不相同，根据这个论点，是可以通过目前这样的工党按照社会主义方向来实行基本的改造，而不是作若干有限的改革。正是这个论点遭到人们莫大的怀疑。这是因为，它忽视或大大地强调了这样一个重大的事实，即纵然不是大多数人也有许多人要担负工党政府的高级职务，他们会全面支配工党政府，不相信社会主义左派纲领的基本项目，而且事实上还竭力甚至激昂慷慨地反对这些项目。
例如，社会主义者想要拨款以充实经济在公共范围内的“绝对制高点”，更不必说它的金融制高点。但这一向是并且至今仍然是工党的右派和中派强烈谴责的主张。与此相类似，社会主义者认真对待曾经庄严地写进工党1974年2月大选宣言的工党1973年纲领中保证要实现的目标，那就是要在“权力和财富的均势上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基本转变，以利于劳动人民及其家属”。但是，我们没有丝毫的理由认为，由那些在1974至1979年掌管政务的同一类人（实际上有许多是原班人马）支配的一届未来的工党政府，会比以前那几年用更大的热忱来致力于这项使命。
而且，社会主义左派想要改变一些关于防务和外交政策的方针，包括如关闭美国在英国的核基地和关于单方面裁军的其他措施；但这将严重违犯对北约组织和英美联盟所承担的义务，而这种义务却一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工党的防务和外交政策的基础。
关于左派提倡的每一件重大的政策项目，工党的右派和中派要么是完全反对，要么是在处理方法和侧重点上有严重分歧。这只是反映出自工党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两种人的意见对立；一种人把工党看作在现有社会秩序范围内进行改革的工具，另一种人把它看成对社会秩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这种对立也许使工党不可能采取一种极不明确的纲领，让每个人从中找到他或她所需要的内容；但是，即使工党依靠这个纲领会在大选中获胜，随后组成的工党政府也会在有权有势的岗位上安插许多经过仔细挑选的人员，这些人员会把挫败和扼杀可能设法列入内阁议程的社会主义提案当作他们自己的中心任务。由于他们确信这些提案是危险和存心不良的，他们就会心安理得地那样去做。
如果认为那种为左派所需要的、明确规定重大变革的纲领会在这样的条件下贯彻实施，那是不切实际的。这样一个纲领无论如何也必然极难实行。强大的力量显然会反对它的某一部分，或者更加可能的是全部加以反对。工商界和金融界人员及其国外的许多朋友，保守党和其他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团体，形形色色的院外游说集团和协会，大多数的报刊和其他舆论喉舌，各行各业的许多专业人员，都会不遗余力地使政府陷于瘫痪和失败。政府也不能依靠国家机器的内部给予多大的支持。恰恰相反，高级文官、武装部队军官、警方首脑、法官、上议院和司法界会竭力反对政府正在力求贯彻的方针。他们实际上究竟要干些什么，不能断定，但确定无疑的是，他们会对一个在他们看来热中于纯属祸国殃民的方针政策的政府抱有敌意。
这种反对不会起决定一切的作用，但要使其不起作用的首要条件是政府本身必须团结一致，行动果断，目标明确。一个内部分裂、举棋不定和各有打算的政府不是一个推动社会革命的得力工具。然而在目前条件下，工党充其量只能产生一个内部分裂、举棋不定和各有打算的政府。这和有关人员的个人品质毫无关系：它毋宁说是由于工党实际负责人的思想倾向所致。他们也许想要改革，但不想实行任何形式的社会革命，并同他们的前辈一样，认为他们的职责是阻拦那些想要实行社会革命的人的前进道路。
他们在这种努力中才可能有希望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他们不大可能扭转工党在右派和中派领导下从1951年以来所得到的支持日益下降的情况。在1951年大选中，工党获得将近一千四百万张选票（占百分之四十八点八）。在1964年大选中，得票数下降到一千二百二十万零六千张（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一）。它在1966年大选中有所回升，得票一千三百零六万五千张（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九）；但在1979年下跌至一千一百五十一万票（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九）。严格地说，这种下降不能说是灾难性的，但下降幅度还是非常明显；它清楚地表明，工党已经无法在它本来能够号召的广大人民中间，在工人阶级内部和外部赢得支持了。工党也不能保持它在战后年代有过的庞大党员队伍了。1951年，工党可以自称拥有一百多万名党员；到八十年代初，党员的人数已经下降到该数字的不到三分之一。
工党在选举和政治上的衰落，不能归因于人心剧变，转向了保守主义。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样的事实：工党应该把这样的人也都吸引到它这方面来的人认为，工党如果获胜，它组成的政府不会向他们提供任何值得他们欢欣鼓舞的事情。这主要是从六十和七十年代工党政府的政绩中得出的看法。但根据工党目前的经营管理的情况来判断，它只会因循守旧，拿不出合乎时代要求的货色来。
工党本应吸引过来的人中间的大多数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能够说服他们拥护一项社会主义纲领，使他们从中找到恢复和振兴的真实希望，并获得坚定的信心和有力的论证。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工党现在显然无法在选举和政治活动中动员人们来支持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因为连它大多数的领导人都不相信甚至悍然反对那样的方针政策。
由于工党保持着对左派的压倒优势，这也意味着没有一股重大的政治力量目前能够谈得上作出对英国现有权力结构进行有效挑战的保证。任何这种挑战一定充其量也是相当软弱无力和游移不定的。究竟如何加以补救，乃是社会主义者中间颇有争论的问题，也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一股强有力的、旗帜鲜明的左派力量不仅对于实现重大经济和社会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它对于有效地制止人心转向保守独裁主义这一点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1] 它的事项之一将肯定是英国监狱制度的性质和英国监狱的状况。
[2] 关于不同的见解，请参阅奈恩《英国的分裂》，1981年伦敦第2版。
[3] 密利本德的“摆脱从属地位的心境”一文，刊于《英国社会学杂志》第29期(1978)(4)，第402页。
[4] 布里顿“民主制的经济后果”一文，收入斯基德尔斯基编的《凯恩斯主义时代的结束》，1977年版，第49页。同时请注意他这样的观点：对自由主义的代议民主制的两项特殊威胁是：（一）想望过高的一代人；（二）市场上谋求集团私利的那些人的破坏性影响”(“民主制的经济矛盾”一文，刊于《英国政治科学杂志》，1975年第五期（第二部分），第129页）。
[5] 考林“当前危机”一文，收入考林编的《保守主义论文集》，1978年版，第9页。考林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保守党现在存在着，正如它从1886年以来一直存在着一样，因为那些凭借不平等地位行使官职和捞取私利的人不想让民主的安排突然停顿。他们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是通过议会制度进行有效的活动，得到他们想要的那部分好处，而不是在其他某种类型的政府领导下得到更大的份额。他们承认这样的事实：问题牵涉到代价多寡的对比，如果付给代议制政府的代价太高，那就会有那些希望议会作出安排的人取而代之。”（同上书，第16页。）
[6] 见沃索恩“自由过头”一文。沃索恩先生还对由1981年夏季的更重要的骚乱引起的作品有杰出贡献。他写道，没有办法改善内地城市的命运，因此，“冷漠的反动分子的勃然大怒，也比降低身份的进步分子的伶悯好；宁愿让警察的警棍打破头颅，也不愿让社会的怜悯淹没灵魂”（1981年7月12日《星期日电讯报》）。
[7] 1981年10月5日《泰晤士报》。
[8] 这里值得回忆一下，在智利的军事政变推翻（并暗杀了）萨尔瓦多·阿连德之后的第二天，《泰晤士报》发表了评论政变的社论说，“不管武装部队的所作所为是否正当，情况都是这样：一位通情达理的军人出于真诚，也会认为进行干预是符合规章的职责”(1973年9月13日《泰晤士报》）。当时《泰晤士报》的主编是威廉·里斯-莫格（现为威廉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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