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结论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叙述马克思的观点时主要考察了从理论的观点对马克思提出的反对意见。现在对我们有益的是认识一下至少他的某一部分论敌的实践理性。在这里我们使用比较的——历史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们首先考察德国空想主义者的“实践理性”怎样迎接马克思的思想，然后再回头讨论我们亲爱的和受尊敬的同胞们的理性。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著名的卡尔·海因岑[1]发生了一场有趣的论战。论战马上具有很激烈的性质。卡尔·海因岑竭力企图，正所谓，嘲笑自己的论敌的思想，并且在这个事情上表现出来的精明，丝毫不亚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回敬了他们。[2]也不会没有尖刻的词句。海因岑称恩格斯是“轻率肤浅、粗鲁无礼的小学徒”，马克思称海因岑是“粗俗文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3页】的代表，恩格斯则宣布他是“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3]。论争围绕什么问题展开的呢？海因岑把什么观点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头上的呢？下面就是。
[1] 恩格斯这样描述过卡尔·海因岑：“海因岑先生过去是个自由派的小官吏，早在1844年就曾幻想过法律范围内的进步，幻想过一部聊胜于无的德意志宪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8页。】——俄文版编者注
[2] 普列汉诺夫这里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年刊登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时代》报上的一些文章。在这里属于恩格斯的一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属于马克思的一篇文章是“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7-315、322-356页。】——俄文版编者注
[3] 引用的恩格斯这句话在以下的原文中：“海因岑先生当然以为，财产关系、继承权等等可以任意改变和调整。海因岑先生（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之一）当然可以不知道，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该时代所具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结果。”【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03页。】——俄文版编者注
海因岑硬说，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一个充满稍微高尚意图的人在当时的德国是无可作为的。按照马克思的意见，海因岑说，“应该首先开始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应该大量制造出工厂无产阶级”，然后无产阶级开始行动。[1]
[1] 《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Die Helden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伯尔尼，1848年版，第21页。——作者原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考虑到由34个德国吸血鬼造成的那个无产阶级”，换言之，即除工厂工人以外的全体德国人民（“无产阶级”一词在海因岑那里只表示这个人民的贫困状况）。这个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的意见，似乎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更好的未来，因为它身上很显眼的“只是压迫的烙印，而不是工厂的图章；在德国没有成为英国以前，无产阶级应当忍受饥饿，并且死于饥饿。工厂是人民为了有权争取改善自己处境而预先通过的学校。”[1]
[1] 《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Die Helden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伯尔尼，1848年版，第22页。——作者原注
任何一个稍微熟悉德国历史的人现在都知道，海因岑的这些指责多么荒谬。任何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闭眼无视德国人民的贫困状况。任何人都懂得，硬说他们有当德国没有成为英国时一个高尚的人就无事可干这样的思想是否公正：似乎这些人已经做了某些事情，并未等待自己祖国类似的转变。可是为什么海因岑把这一胡说整个加在他们头上呢？难道是由于心术不正么？不，我们再说一次：这里不是他的罪过，而毋宁是他的不幸。他根本不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因此在他看来这些观点是有害的，而既然他热爱自己的国家，所以他就抨击了这些似乎对这个国家有害的观点。然而不理解在争论中乃是糟糕的顾问和很不可靠的帮手。这就是为什么海因岑陷进最荒唐境地的原因。他是一个很机智的人，可是没有理解，单靠机智是走不远的，而现在“发笑的人”不在他那边。
像读者看到的，由于完全类似的争论，不得不拿我们这里应当用以看待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那种眼光来看待海因岑。而且光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么？要知道所有那些把决心为柯卢帕也夫和拉佐瓦也夫[1]——他们的名字不可胜数——服务的意图硬加在“学生们”【指马克思的学生】头上的人都是，——要知道他们全都重复着海因岑的错误，要知道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出过一条反对“经济”唯物主义的意见不是几乎五十年前曾经作为海因岑的论据出现过的。如果这些反对意见中有什么独创的东西，那就是这样一点：对于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并非独创这件事天真的无知。他们全都希望为俄国发现“新道路”，而由于他们的无知，“贫乏的俄罗斯思想”走上了充满坎坷、早已被抛弃的、欧洲思想的老路。这是奇怪的，如果拿“必然性范畴”来解释这个似乎奇怪的现象，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特定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该国知识分子头脑中“必然”要产生某些荒唐的想法。
[1] 自由派民粹主义者责备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喜欢农村资本主义化，欢迎伴随着困难的农民丧失土地，和决心千方百计地促进同农村的富农和剥削者，同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在讽刺作品《蒙列波避难所》中描写的“原始积累”的英雄们柯卢帕也夫辈和拉佐瓦也夫辈相勾结的这一过程。——俄文版编者注
下面一个例子说明海因岑在同马克思争论中的处境何等可笑。他穷追自己的论敌们，要求他们说说对未来的详细“理想”：请说，他问他们，按照你们的意见，财产关系理应怎样建立？以私有财产为一方和以社会财产为另一方的界限理应是怎样的？他们已经回答过他，在每一特定时刻，社会的财产关系决定于该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因此只能指出社会发展的一般倾向，而不能预先制定任何确切规定的法案。现在已经可以说，由现代工业造成的劳动社会化应该导致生产资料国有化。但是不能说，在怎样的界线上，比如说经过十年，就可以实现这种国有化：这依赖于小工业和大工业、大规模的土地占有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等等那时处于怎样的相互关系中。——喏，所以，你们没有任何理想，——海因岑推论说，——好的理想只有以后将由机器制造出来。
海因岑站在空想主义的观点上。空想主义者在制定自己的理想时，就像我们知道的，总是从某个抽象的概念例如人性概念出发，或者从某个抽象的原则例如某些个人权利或“个性”原则出发，等等。一旦有了这样的原则，就不难从它出发十分确切地、极其详细地规定比如人们的财产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自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以及在怎样的情况下）。空想主义者对那些告诉他说不可能有与地点和时间的种种情况无关的本身自然好的财产关系的人，抱着惊讶的神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觉得这样一些人完全没有任何“理想”。如果读者不是完全不注意跟踪我们的叙述，那么他就会知道，在这种场合，空想主义者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理想，而且是很确定的理想：使必然性服从自由，使盲目的经济力量服从人类理性的力量。他们从这个理想出发，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自然不在于为资产阶级服务，而在于发展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应当成为自己产品主人的生产者本身的自我意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点不“关心”德国变成英国，或者就像现在我们这里所说，不“关心”替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就是没有他们效力也发展起来了，而且本来就不可能阻止这种发展，即没有这样的社会力量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这样做也会是多余的，因为旧的经济制度归根到底不比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好，而且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如此陈旧，以致成了对一切人有危害。不过不可能停止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并不曾使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德国人失去为德国人民的福利效力的可能性。资产阶级有自己少不了的伴侣：所有那些在经济必然性驱使下而实际为它的钱袋服务的人。这些迫不得已的服务者的意识越是发展，他们的处境就越轻松，他们对抗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柯卢帕也夫辈和拉佐瓦也夫辈的力量就越强大。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也就是发展这种自我意识：他们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一开始就在自己面前提出了充分、纯粹理想主义的任务。
经济的现实就是理想的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说过。就是根据这句话，人们怀疑起他们有某种经济上的莫尔恰林作风，准备给经济上的弱者抹黑，而巴结讨好经济上的强者。这些怀疑的根源就是形而上学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的经济现实一词。当形而上学者听说社会活动家应当依靠现实时，他以为人们劝他同现实和解。他不懂得在任何经济现实中存在着对立的因素，同现实妥协意味着只同现实诸因素之一和解，同特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那个因素妥协。辩证唯物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指出了和现实的这个因素相敌对的另一个因素，指出了未来成熟着的那个因素。我们要问：依靠这个因素，拿它当作自己“理想”的标准，——这是否意味着替柯卢帕也夫辈和拉佐瓦也夫辈效劳呢？
然而如果经济的现实应当是理想的标准，那么，理想的道德标准之不能令人满意并非因为人们的道德情感应当受到忽略或蔑视，而是因为这些情感还没有向我们指出在为我们邻人利益服务的事业上的正确道路，就容易理解了。对于医生说来同情自己的病人的处境是不够的：医生要考虑机体的生理现实，依靠这现实同它作斗争。如果医生忽然想起满足于对疾病的道德愤慨，那么他就应当受到最严厉的嘲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就嘲笑了自己论敌们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敌们却以为他嘲笑的是“道德”。“人类的道德和意志在本人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意志的人们心目中是没有价值的”，——海因岑感叹地说。[1]
[1] 《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第22页。——作者原注
但是应当指出，如果我们俄国反对“经济”唯物主义者的人们一般只是——不自觉地——重复自己德国先辈们的论据，那么他们毕竟在某些局部性上使自己的论据多样化。比如德国空想主义者对德国“经济发展规律”没有醉心于长篇的议论。我们这里，这类的议论却具有真正吓人的规模。读者记得，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开始，瓦·沃先生曾许诺发现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1]。的确，瓦·沃先生后来开始有些害怕这种规律，不过他自己在这里表明，他只是暂时害怕它，只在俄国知识分子没有发现很好的和很吉利的规律之前。一般说来瓦·沃先生也是乐意参加关于俄国是否应该通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无休止的争论的。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马克思的学说就被扯进了这些争论。
[1] 普列汉诺夫这里指瓦·沃（即瓦·彼·沃龙佐夫）给其1882年出版的论文集《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沃龙佐夫说明再版自己以前的论文的理由时说，他希望“唤起我们有学问的和宣过誓的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论家去研究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国家生活所有其余现象的基础。没有对这一规律的知识，系统的和成功的社会活动是不可能的。”——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这里这样的争论是怎样进行的，塞·克里文科先生最近的话可以说明。这位作者在反驳彼·司徒卢威先生时劝告自己的论敌更好地仔细想想“资本主义的必须性和良好后果”。[1]
[1] 《俄国财富》，1893年12月，第2部，第189页。——作者原注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是注定的、必不可免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应该通过的发展阶段，如果在这个历史必然性面前只有低头，那么是否应该采取措施，只能延缓资本主义制度的到来，以及相反，是否不应当力求减缓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和用一切努力使资本主义制度最快到来，即力求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和使小手工业生产资本化，发展富农经济……破坏村社，使居民失去土地和一般地把多余的农夫从乡村逼进工厂呢？”[1]
[1] 这段话引自塞·尼·克里文科的文章“论有文化的单干者”。——俄文版编者注
塞·克里文科先生在这里其实提出两个问题：1）资本主义是不是注定的、必不可免的阶段？2）如果是，那么由此产生怎样的实际任务？我们且说第一个问题。
塞·克里文科先生正确地把这个问题表述为这样的意思，即一部分、而且是最大的一部分我国知识分子正是用这样的形态提出了问题：资本主义是不是注定的、必不可免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应当通过的一个阶段？一个时候人们以为马克思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为此非常伤心。当马克思似乎写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那封著名的信[1]公布[2]的时候，人们惊讶地意识到，马克思没有承认这个阶段的“必须性”，于是人们幸灾乐祸地得出答案：喏，他使自己的俄国学生们丢了丑！然而幸灾乐祸的人忘记了法国一句谚语：最后笑的笑得好。
[1] 在这个起草的、并未得到最后加工的详细概要中，马克思这封信不是寄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而是寄给《祖国纪事》一位编辑的。【该信全译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1页。】谈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时马克思用的是第三人称。——作者原注
[2] 1884年，弗·恩格斯把卡·马克思未发出的信的抄本寄给维·伊·查苏利奇。他在3月5日的信中给她写道：“随信寄去马克思的手稿（抄本），或许对你们有用，我不知道他是在《新语》还是在《祖国纪事》上发现了那篇‘卡尔·马克思在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的文章。他写这个答复，显然是为了在俄国发表，但是他因为担心他的名字会使那个刊登他的答复的杂志受到生存的威胁，所以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23页】——俄文版编者注
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的论敌们对这场争论从头到尾都完全陷于最“不合事物自身规律的废话”。
事情在于，谈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否适用于俄国时，人们忘记了一件小事：忘记了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首的俄国主观主义者因此而曾陷入的那个窘境，才真正好极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读过（如果读过的话）叙述马克思历史哲学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于是他断定，这无非是黑格尔主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真正有大象在的地方没有看见大象，他开始左顾右盼，他以为他最后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章中看见了要找的大象，这一章讲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而完全不是整个人类的历史。
任何过程在它存在的地方都是绝对“必须的”。例如，既然火柴燃烧了，火柴的燃烧对火柴就是必须的；既然燃烧过程完结了，火柴就“必须”逐渐熄灭：《资本论》中讲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对于有这一发展的那些国家说来是“必须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在《资本论》上述一章中有完整的历史哲学，于是断定，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资本主义生产对于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都是必须的。[1]这时候他开始对那些俄国人之流的困难处境发出低沉的呻吟声，而且——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他在呻吟声中充分重视了自己的主观渴望以后，便傲慢地转向茹科夫斯基先生说：您瞧，我们也会批评马克思，而且我们并不盲目遵循导师说过的话！不用说，这一切一步也没有向前推进关于“必须性”的问题，然而马克思在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呻吟以后，本来打算去帮助他。他以致《祖国纪事》一位编辑的信的形式起草了自己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文章的评论。当马克思去世后这份草稿刊登在我国刊物上时，至少给了俄国人之流以正确解决“必须性”问题的可能性。
[1] 参看“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审判前”一文，载《祖国纪事》，1877年12月。“《资本论》第6章中有一节，标题是‘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马克思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最初诸发展阶段的历史概要，不过他提供了某种更多得多的东西——完整的历史哲学理论。”我们再说一遍，这完全是荒诞的想法：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以'“几个概括性的、相互间最紧密地联系着的思想”的形态叙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不理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不过这是顺便的话。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在涉及资本主义过程对西方的“必须性”时也竟然会不理解马克思。他在工厂立法中看到了对历史过程注定不可违反性的“修正”。他以为，按照马克思，“经济的东西”没有人们的任何参与也会自行起作用，所以他认为人们在自己生产过程的进程中的每一次干预都是修正，便是合乎逻辑的。他不懂得的只是，按照马克思，这种干预本身在其每一个特定形态中都是特定经济关系的必然产物。请同如此引人注目地一贯不理解马克思的人们进行关于马克思的争论吧！——作者原注
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章，马克思能够说什么呢？一个人陷入了不幸，把马克思理论中根本没有的东西当作他的历史哲学理论。显然，对马克思来说首先需要把这位寄予希望的俄国年轻著作家从不幸中挽救出来。此外，这位年轻的俄国著作家曾抱怨马克思判决俄国要走向资本主义。理应向这位俄国著作家说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给任何国家判决任何东西，它不会指出在任何特定时期对一切民族都共同的和“必须的”道路；任何特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始终依赖于该社会内部各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人说来，不要猜测也不要呻吟于某种以幻想为基础的“必须性”，首先应当研究这种相互关系；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说明对特定社会而言什么是“必须的”和什么是“不必须的”。
这一切马克思也都做到了。首先他揭露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误会”：“在论原始积累的一章中，我想描写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从封建经济制度走出来的那条道路。因此在其中追踪着那使生产者脱离生产资料的历史事件进程，在这进程中，生产者变成了雇佣工人（词的现代意义即无产阶级），生产资料变成了资本，在这个历史中，每一次转变都构成一个时代，成为资本家阶级发展的杠杆；而这种发展的主要基础是剥夺土地占有者。在本章末尾，我说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向，我断言，资本主义的最高成就将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在这些结语中我没有举出任何有利于上述断言的证据，简单的原因是，这断言本身不过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冗长的一系列议论的一般结论。”[1]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29-130页。——译者注
为了更好地弄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历史理论的地方当作这个理论的那种情况，马克思指出古代罗马的例子。一个很令人信服的例子！实际上如果所有民族都“必须"通过资本主义，那么对罗马又怎么样，对斯巴达怎么样，对印加人[1]的国家怎么样，对其他许多已经离开历史舞台，没有实现自己这一虚假的必须性的民族怎么样呢？马克思对这些民族的命运并非不知道，因此他不可能谈论资本主义过程的普遍必须性。
[1] 印加人，古代生活在秘鲁的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译者注
马克思说：“把我对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史的概述变为一切民族历史道路的完整的历史哲学理论，对于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历史存在的条件怎样，都是宿命地预先决定了的，这对于我的批评者是方便的。不过我请大家原谅：这种解释对于我，同时既是不胜荣幸，又是不胜羞辱。”[1]
[1] 按问题的实质．马克思的思想可以归结为这样：村社“能够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如果“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第1版序言中曾说过这个意思。更早以前恩格斯在1875年发表于《人民国家报》上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这篇答复特卡乔夫的“公开信”的文章中也说过这个思想。【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623页。】但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已经知道，俄国的村社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压迫下正迅速解体。他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中都提到这一点，如《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90年）、《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年）、《欧洲能够裁减军备吗？》（1893年）等等。最后1894年，他在“答特卡乔夫”一文的“跋”中写道“这种村社是不是还能保存到那种程度，以致在必要时，正如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期望的，将能配合西欧的变革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呢？关于这一点我不去下判断。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要想这种村社保存下一点什么东西，首先必须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要有俄国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0页。】——俄文版编者注
喏，岂不正是如此！要知道类似的解释把马克思变成了早在自己同蒲鲁东论战[1]时嘲笑过的那些“套公式的人”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曾把“进步的公式”硬加在马克思头上，马克思则回答说：不，太感谢您了，我不需要这个好意。
[1] 参看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1-198页。——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们是怎样看待历史发展规律的（请读者记住我们关于圣西门说过的话）。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在他们那里曾具有神秘主义的形态；人类所走的道路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事先已经预定了的，而且任何历史事变都不可能改变这条道路的方向。有趣的心理谬见！在空想主义者那里，“人的本性”是他们研究的出发点。这个本性的发展规律，在他们那里立即具有神秘的性质，它们被转移到人以外和人们的实际关系以外的某个地方，转移到某个“超历史的”领域。
辩证唯物主义在这里也把问题转移到完全不同的基础上，从而使问题具有全新的面貌。
辩证唯物主义者“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我们已经解释过应当怎样理解这句话。然而什么是经济呢？这是在人们的生产过程中构成特定社会的人们的实际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不是不动的形而上的本质。它们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以及在特定社会周围的那个历史环境的影响下永远变化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关系一旦给定，从这些关系中就注定要产生一定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运动是合规律的，而且没有任何人比马克思更好地说明了这一规律性。然而既然每一个社会的经济运动由于该运动在其中进行的种种条件的“独特性”都具有“独特”的面貌，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包括过去的和预言未来的一切社会经济运动的“进步公式”。进步的公式——这是一种抽象的真理，用《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作者的话说，形而上学者是如此地热爱这种真理。不过他又公正地指出，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都依赖于时间和地点的种种情况，而如果一切都依赖于这些情况，那就是说，人们应当研究这些情况，等等。
“为了能够有把握地判断现代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学会了俄文，并且在几年内研究了官方和其他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登载在刊物上的种种文献资料。”[1]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译者注
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在这一场合是忠实于他的。自然，在他们中间的某个人那里，经济知识可能更广博一些，在另一个人那里经济知识可能差一些。然而这里问题不在于个别人知识的规模，而在于观点本身。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不是以主观理想为指导，也不以某种“进步公式”为指导，而是转向自己国家的经济现实。
马克思关于俄国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如果俄国继续按照它在1861年以后所选择的道路行进，那么它就会失去历史进程给予人民的避免资本主义发展一切波折的那些最方便的机会之一。”稍微往下马克思补充说，近几年来俄国沿着上述道路行进“已经相当费力了”。从这封信写好的那时起（我们自己补充一句：即从1877年起），俄国已经沿着这条道路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快。
从马克思的信中得出什么结论呢？——三条结论。
（一）他这封信不是使自己的俄国学生们感到羞耻，而是使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感到羞耻。这些先生对他的科学观点没有丝毫概念，他们企图按照自己本身的形象和面貌改造马克思，把他变成一个形而上学者和空想主义者。
（二）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对这封信不感到羞耻，原因简单，因为他们信守自己的理想，并不理解这封信。
（三）如果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想同我们讨论俄国怎样和往何处走的问题，那么他们在每一特定时刻都应当从分析经济现实出发。
研究这个现实使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得出了有条件的结论：“如果俄国继续沿着从农民解放时期开始就走上的那条道路行进，那么它就会成为完全资本主义的国家，而在这以后，既然陷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下，它就不得不和其他民族这些门外汉一样服从资本主义不可动摇的规律。这就是一切。”[1]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译者注
这就是一切。不过希望为自己祖国的幸福效力的俄国人对这个有条件的结论不能满意，他必然产生一个问题：俄国是否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呢？是否有材料让人希望俄国不走这条路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应当重新回头研究国家实际状况，分析该国现时的内部生活。马克思的学生们根据这种分析断言：是的，将继续！没有材料让人希望俄国会迅速离开1861年以后它已经走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就是一切！
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以为“学生们”错了。他们应当借助同一个俄国现实提供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学生们”说：俄国将继续沿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行进，不是因为存在着某种外在力量、某种神秘的规律推动它走这条路，而是因为没有实际的内部力量能够使他离开这条路。如果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以为有这样的力量，那就让他们说明它在哪里，让他们证明它的存在：我们将很高兴地倾听他们说话。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关于这个问题任何明确的意见。
——怎么没有力量，我们的理想算什么？——我们亲爱的论敌们高声说：
唉，先生们，先生们！的确，你们天真得非常令人感动！要知道问题在于怎样实现比如你们的任何理想，哪怕它们是某种真的相当不协调的东西？这样提出问题的确非常没有诗情雅兴的性质，然而只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你们的“理想”就只会有“理想的”意义。
把一个善良的青年投进囚禁的石堡，放下铁插销，周围是严密的警卫。善良的青年人只是付之一笑。他拿起事先准备下的一小块黑炭，在墙壁上画一条小小的船，他坐在船上，于是……他告别牢狱，告别严密的警卫，年轻人重新在光天化日之下踱来踱去。
好一篇童话！然而……只是童话而已。在现实中画在墙上的小船任何时候都不会把任何人送到任何地方去。
自从废除农奴法起俄国早就明显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自己就断言，旧的经济关系在我国以惊人的、越来越快的速度瓦解。不过这没有什么，他们互相说：我们把俄国放在我们理想的小船上，于是船就会从这条路上漂流到遥远的地方去，漂流到极远的国家去。
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是善于讲童话的人，不过……“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一切，——然而要知道这非常不够，而且任何时候童话还不曾改变人民的历史运动，就像还没有任何一只夜莺靠寓言养活一样，这是由于同一个最没有诗情雅意的原因。
主观主义者先生们采取了一种奇怪的分类，把“俄罗斯人”分成两种：一种人相信有可能坐着主观理想的小船漂流，他们被认为是好人、真正关爱人民的人。而那些说这种相信根本没有任何依据的人则被说成是怀有某种不合事物自身规律的恶意，想饿死俄罗斯农夫。在任何一部传奇剧中，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恶人，而按照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的意见，彻底的俄国“经济”唯物主义者理应是这样的人。这个令人惊讶的意见是如此地有充分根据，就像读者已经熟悉的、硬说马克思想使德国人民“挨饿和饥饿而死”的海因岑的意见之有充分根据一样。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问自己：为什么正是现在出现了一些先生，能够“心安理得地”使千百万人注定要饿死和贫困？塞·尼·克里文科先生以为，既然彻底的人已经确定，在俄国，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免的，那么他只有“力求……使小手工业生产资本化，发展富农经济……破坏村社，使居民失去土地和一般地把多余的农夫从乡村驱逐出去”。塞·尼·克里文科先生如此认为只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力“彻底的”思维。
海因岑至少承认马克思对身上盖有“工厂图章”的劳动者的热爱。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看来不承认“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那里甚至会有这个小小的弱点：据说他们彻底仇视整个人类的一切子孙。他们想使人类全部饿死，也许商人阶层例外。实际上如果克里文科先生容许“学生们”身上对工厂工人有某些善良意图的话，那他就不会写出刚才引用过的几行话。
“力求……一般地把多余的农夫从乡村驱逐出去”。上帝保佑！为什么要力求呢？要知道新的工作人手流入工厂会导致工资降低。喏，要知道甚至连克里文科先生也明白，工资降低对工人不可能是有利的和愉快的。为什么彻底的“学生们”会力求给工人造成损害，做出工人不愉快的事情呢？显然这些人只是由于自己仇视人类才是彻底的，他们甚至也不爱工厂工人！也许他们爱，不过是以特殊的方式：他们爱，因此他们力求造成损害：“爱得要死，便使劲摇晃。”奇怪的人！奇怪的彻底性！
“力求……发展富农经济，破坏村社，使居民失去土地。”多么可怕！但是为什么力求做这一切呢？要知道发展富农经济和使居民失去土地会影响到居民购买力降低，而居民购买力的降低会使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即使工资下降。不，彻底的“学生们”不爱劳动的人！而且是否光是劳动的人呢？要知道居民购买力的减少甚至危害雇主们的利益，而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确信，雇主乃是“学生们”最温柔的关怀的对象。不，不管怎么说，这些学生都是些怪人！
“力求……使小手工业生产资本化”……毫不“顾忌地收购农民的土地，开办小店铺和小酒馆，进行其他龌龊的活动……”但是为什么彻底的人们要做这一切呢？要知道他们深信，资本主义过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因此如果企业，比如小酒馆，是这个过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小酒馆的出现就会是不可避免的（应当设想小酒馆现在不存在）。克里文科先生觉得龌龊的活动一定会加速资本主义过程的运动：不过我们再说一遍，如果资本主义不可避免，“龌龊事”就会自行出现。马克思的彻底的“学生们”为什么要这么“力求”去干它呢？
——在学生们那里理论已经在道德情感的要求面前默不作声：他们看到龌龊事不可避免，由于这个不可避免性，他们非常喜欢这种事，并且从一切方面急忙帮助它，据说没有我们，不幸的、不可避免的龌龊事不会迅速完成。
是不是这样，克里文科先生？如果不是，那么您关于“彻底的”学生们的一切议论就毫不管用。如果是，那么您个人的彻底性，您本人的“认识能力”也毫不管用。
随便您拿什么比如小手工业生产资本化来说，它是两方面的过程：第一，出现了把生产资料积攒到自己手上的人们；第二，出现了实际使用这些生产资料以取得一定报酬的人们。假定龌龊事是第一类人的特点，那么受雇为他们劳动的那些人看来可以避免道德发展的这个“阶段”了？如果是这样，如果我把我的活动贡献给第二类人，如果我提高他们的自我意识，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那么我的活动中会有什么龌龊的东西呢？也许克里文科先生说，这样的活动会延缓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不会。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例子告诉他，在那里这样的活动不仅不延缓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却是加速这种发展，而且使当地某些老大难问题的实际解决更加接近了。
或者拿破坏村社来说吧，这也是双方面的过程：劳动的份地聚集在富农手中；先前独立的田主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人变成无产者。自然，这一切都伴随着利益冲突、斗争。“俄国的学生”来到这议论纷纷的地方，对“必然性范畴”高唱简短而充满感情的赞歌，并且……开办小酒馆！最“彻底的”人这样做；比较温和的人则限于开办小店铺。是不是这样呢？克里文科先生？为什么“学生”不站在乡村贫苦人一边呢？
——然而如果他想站在乡村贫苦人一边，他应该会力求妨碍他们失去土地么？——喏，假定应该力求。——而这会延缓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不会延缓。相反，甚至会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主观主义者先生说来，一切似乎是村社“自身”倾向于过渡到某种“高级形式”。他们错了。村社唯一现实的倾向——这就是倾向瓦解，而且农民的处境越好，村社就瓦解得越快。况且瓦解可能在对人们多少有利的条件下发生。“学生们”应当“力求”使瓦解在对人民最有利的条件下进行。
——那么，为什么不预先防止瓦解本身呢？
——那么，为什么你们没有预先防止1891年的饥荒呢？不可能么？我们相信你们，而且如果我们仍然只是把这类与你们无关的事件归因于你们的道德，而不是用逻辑的论据来驳倒你们的观点，我们就会认为我们的事业输掉了。不过为什么你们用另一种尺度报答我们呢？为什么你们在同我们争论时把人民的贫困说成似乎它是我们的事业呢？因为在拿不出逻辑的地方，有时就拿出空话、特别可怜的空话。你们未能预先防止1891年的饥荒么？谁会担保你们能够预先防止村社瓦解、农民失去土地呢？就拿折衷主义者如此喜爱的中间道路来说吧：假定在某些场合你们能够预先防止这一切。而在你们的努力结果失败的那些场合，违反你们的努力，村社还是瓦解，农民还是失去土地的那些场合，——面对命定的过程的这些牺牲，你们将怎样行动呢？卡戎只把那些出得起渡资的人渡过斯提克斯河[1]。你们是否打算只把现实的村社社员接到你们的小船上，以便渡过到主观理想的王国去呢？你们是否打算用桨击退乡村无产者呢？你们自己大概会同意，先生们，这会是很“龌龊的”。而既然你们同意这一点，那么，你们在对待乡村无产者方面就必须完全像——按照我们的意见——一切正派人应该行事的那样行事，即不开设小酒馆向他们出售曼陀罗[2]，而增加他们抵抗小酒馆、抵抗酒馆老板、抵抗一切曼陀罗的力量，历史送给或将送给他们的只有这种力量。
[1] 卡戎（Charon），希腊神话中冥河上把死者的灵魂送到阴间的门口去的摆渡者。为了准备酬劳渡手，人们把钱币放入死者嘴里。斯提克斯河即冥河。——译者注
[2] 曼陀罗，一种酒精类的麻醉剂。——译者注
或者，也许现在我们开始讲一个童话故事？也许村社不会瓦解？也许人民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土地？也许我们虚构出这个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使至今享受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的农民陷于贫困？然而请打开你们的同志们的任何一种研究作品，它都会告诉你们，早在任何一个“学生”开设小酒馆或着手办小店铺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你们跟我们争论时，你们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人民已经生活在你们主观理想的王国，而我们按照我们固有的对人类的仇视抓住人民的双脚，往下拖向单调乏味的资本主义。然而事情恰恰相反：现在存在的正是单调乏味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问自己：怎样同这种单调乏味作斗争，怎样把人民安置在哪怕稍微接近“理想社会”的状况下？你们可以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回答得不正确，但是为什么要歪曲我们的意图呢？[1]要知道，确实，这是“龌龊的”；确实，这样的“批判”连“苏兹达尔人”[2]也觉得不体面。
[1] 对这个地方普列汉诺夫曾打算做如下的增补：“在这里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这种活动在消灭过时的生产方式如家庭工业的同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社会民主党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可以用倍倍尔在（1895年）布列斯拉夫里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话简要地确定：‘我总是自问，这种办法会不会损害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会，我就反对它……’”（《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9页）。——俄文版编者注
[2] “苏兹达尔人”是个比喻词，用来象征粗糙、拙笨。这个词导源于苏兹达尔地方手工圣像画家的一种古老的手工艺．这些画家中许多人画法拙劣，但他们所做的圣像价钱便宜，因此有很大的销路。——俄文版编者注
然而怎样跟单调乏味的资本主义作斗争呢？这个资本主义不顾我们的努力和你们的努力已经存在着。你们有一个回答：即“巩固村社”，加强农民和土地的联系。我们则回答你们说，这是只有空想主义者才做得出来的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抽象的回答。按照你们的意见，村社永远和到处都是好的，而按照我们的意见，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都依赖于时间和地点的种种情况。曾经有过一个时代，村社可能有益于全体人民；大概现在也有些地区，村社对农耕者是有利的。并不是我们起来反对这样的村社。而在整整一系列的场合村社都变成了剥削农民的手段。我们起来反对这样的村社，就像反对一切对人民有害的东西一样。请记住格。伊·乌斯宾斯基那个“白白”付款的农民。[1]按照你们的意见，对他该怎么办？把他转移到理想王国去，——你们回答说。很好，同上帝一起运过去。不过暂时他还运不过去，暂时他还坐不上理想的小船，暂时小船还没有驶近他，而且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小船会开来，这时避免“白白”付款对他岂不更好么？村社保证给他供应的只是完全不生产物质财富的花销，以及也许还得定期到乡公所受鞭笞，不再做村社社员对他不是更好么？我们以为会更好些，而你们却为此责备我们打算用饥饿整死人民。这公正吗？这里没有某种“龌龊的东西”么？或者也许你们实际上没有能力理解我们？难道这是对的么？恰达也夫某个时候说过，俄罗斯人甚至不知道西方的三段论[2]。难道这恰恰是你们的情况么？我们假定塞·克里文科先生完全真诚地不理解我们；假定卡列也夫先生和尤沙可夫先生也是如此。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我们看来总是头脑更加“机智”得多的人。
[1] “生动的数字”系列丛书中格·伊·乌斯宾斯基短篇小说《真正微不足道的人》中，“白白”地即没有种地就付了款的农民说出了坚定的信念：“白白”付款比耕种份地更要划算得多。——俄文版编者注
[2] 彼·雅·恰达也夫也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学书信”中说过这句话。参看恰达也夫：《哲学书信》，莫斯科，1906年版，第11页。——俄文版编者注
为了改善千百万实际上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命运，先生们，你们想出了什么办法呢？当谈到“白白”付款的人时，你们只会提出一个建议：为了不破坏农民同村社的联系，即使他“白白地”付了款，还是应该的，因为当村社瓦解，就恢复不起来了。自然，这会使“白白”付款的人一时感到不便，不过……“庄稼汉忍耐一下，不是坏事。”[1]
[1] 出自涅克拉索夫的诗篇《正门入口旁的沉思》。——俄文版编者注
由此可以得出，我们的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准备把人民最切身的利益牺牲给自己的理想！由此可以得出，他们的说教实际上变成对人民越来越有害的东西。
“做一个充满热情的女人成就了她的社会地位”，——托尔斯泰关于安娜·巴芙洛芙娜·舍列尔说道。[1]仇视资本主义成就了我国主观主义者们的社会地位。这位老处女的热情能给俄国带来什么利益呢？丝毫没有。“主观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仇视给俄国生产者带来什么利益呢？也是丝毫没有。
[1] 安娜·巴芙洛芙娜·舍列尔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的宫廷女官和心腹。“她满腔热情，使她取得了社会地位”。——俄文版编者注
然而安娜·巴芙洛芙娜的热情至少是无害的。而空想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敌意则开始明显地损害俄国生产者，因为它使我国知识分子对待巩固村社是极其不择手段的。刚一谈到这个巩固，立即就出现一片黑暗，黑暗中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而且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准备殷勤地同“莫斯科新闻”接吻。而且这一切“主观的”精神错乱恰恰有利于“学生们”似乎打算要培植的那个小酒馆。说来可耻，隐瞒却是罪过：资本主义的空想的敌人事实上原来是资本主义最粗野、最丑恶、最有害的形态的走狗。
迄今为止我们说到曾经力求或者现在力求想出反对马克思的这个或那个意见的空想主义者。现在我们看一看喜欢引证某种反对意见的空想主义者过去或现在是怎样行事的。
海因岑——俄国主观主义者们在同俄国“学生们”争论时现在以如此惊人的准确性重复着他的话——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空想主义者。不过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有许多空想主义者属于与此对立的派别。[1]
[1] 对这句话普列汉诺夫曾想加以说明：“即我想说：社会主义的派别。”（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30页）——俄文版编者注
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就一般特点说是这样的。
一方面资产阶级迅速地发展了，它迫切需要德国政府各式各样的接济和支持。著名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曾是它的整个事业，而且拥护关税同盟的宣传鼓动不仅通过“请愿”进行，也利用或多或少科学研究的手段：我们想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另一方面，旧经济“基础”的崩溃使德国人民在对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处于没有自卫能力的境地。农民和手工业者被充分地硬拖进资本主义运动过程中，这样，这一过程的一切不利方面他们都感同身受，在过渡时期他们的感受特别强烈。不过那时劳动群众还很少能够进行抵抗。他们还不可能给资本的代表以多少显著的回击。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就说过，德国同时既受资本主义发达之苦又受资本主义不够发达之苦。在四十年代它受资本主义不够发达之苦还要严重些。资本主义摧毁了农民生活古老的基础;以前德国盛行的家庭手工工业现在不得不经受它无力胜任的机器生产的竞争。家庭手工业者贫穷了，每一年都陷入对收购商人越来越沉重的依赖中。而同时农民不得不为地主和国家负担整整一系列这样的赋役，这些赋役在以前也许可能是不繁重的，而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则变得更加沉重，以致这些赋税越来越不符合农民生活的实际条件。农民的贫困达到了惊人的规模；富农成了乡村绝对的主宰；他们往往购买农民尚未收割的庄稼：而农民靠打短工过着赤贫的生活。当时的研究者们都指出，村社中几千户家庭里只有几百户不过赤贫的生活。在另一些地区——事情几乎完全不可思议，不过德国的报刊曾及时指出确有其事——农民吃动物尸体为生。他们离开乡村之后在工业中心找不到足够的工作，而且报刊曾指出日益增长着的失业现象和失业引起的移民。
[1]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国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的时代德国工业资产阶级思想家，曾把发展个别国民经济的生产力提到首要地位。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认为国家的协助是必要的（例如对工业品的保护关税）。——俄文版编者注
下面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机关刊物之一对农民的境况所作的描写[1]：“在拉文斯堡区和德意志祖国其他地区的几万纺织工人已经不可能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了，他们没有为自己的产品找到销路（说的主要是家庭手工业者）。他们寻找工作和面包，两者均无所得，因为除了纺织，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为了最微薄的工资工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竞争。”[2]
[1] 《社会明镜》（Der Gesellschaftsspiegel），第1卷，第78页（威斯特法里亚通讯）。——作者原注
[2] 引文出自1845-1846年爱北斐特初版的《社会明镜》杂志。这份杂志上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篇文章。该杂志的纲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94页。【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明镜》上据说刊登的几篇文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没有找到。】——俄文版编者注
国民的道德无疑是墮落了。与旧经济关系崩溃相适应的是旧道德概念的衰落。当时报纸杂志上充满着对工人酗酒、淫乱、讲究穿戴、挥霍这样一些在工人中间随着工资减少而发展起来的现象的抱怨。在德国工人中间还没有出现新道德即后来在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引起的新的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那个道德的标志。群众的解放运动当时还没有开始。群众暗中不满的情绪只是偶尔表现在没有希望的罢工、没有目标的暴乱和毫无意义的捣毁机器上。然而在德国工人的头脑中已经开始出现了认识的火花。在旧秩序下是不需要的奢侈品的书籍，在新秩序下成了必需的东西。读书的热情开始控制了工人。
这就是德国知识分子中间思想健全的一部分人（有教养的人——如当时所说）理应考虑的那种情况：怎么办，如何帮助人民？排除资本主义，知识分子曾经回答说。这时出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受到了一部分德国知识分子愉快的欢迎，把它们当作有利于必须排除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据。“与此同时，自由派政治家先生们吹起了李斯特保卫关税的喇叭，力图使人相信。……他们关心工业的高涨主要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他们的论敌、热衷于自由贸易的人，则力图证明，英国之成为工商业繁荣的典型国家完全不是由于保护政策——非常及时地出现了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本卓越的书，摧毁了最后的幻想。[1]大家公认，这本书是新时代最杰出的著作之一……它用一系列最无可辩驳的论据说明，以私人企业主（对这些人说来钱就是神）的个人贪婪、自由竞争为其推动原则的社会会急急地跌进深渊。”[2]
[1] 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5年于莱比锡问世（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俄文版编者注
[2] 《社会明镜》，第1卷，第86页（简讯和通报）。——作者原注
总之，应当排除资本主义，否则德国会跌进英国已处在其底层的那个深渊。这是恩格斯所证明的。谁来排除资本主义呢？知识分子——有教养的人。德国的特点，用这些有教养的人之一的话说，恰恰在于德国排除资本主义是德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然而“在西方同资本主义斗争得更多的是工人”[1]。德国知识分子怎样来排除资本主义呢？通过组织生产（劳动组织）。为了组织生产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呢？1845年科伦出版的“Allgemeines Volksblatt”【《人民总汇报》】提出了下列措施：
[1] 参看赫斯（Hess）在同一本厚厚的杂志同一卷上的一篇文章，第1页及以下各页。再比较《新趣闻》（Neue Anekdoten），卡尔·格律恩（Karl Grun）出版，达姆施塔特，1845年版，第220页。在德国，和法国相反，同资本主义的斗争由少数有教养的人进行，并“保证战胜资本主义”。——作者原注
（一） 促进国民教育，组织平民讲座、音乐会等等。
（二） 设立大的作坊，在这里，工人、手工业者和家庭手艺人可以为自己工作，而不是替企业主或采购商人工作。《人民总汇报》希望这些手工业者和家庭手艺人逐渐自行组成联合会。
（三） 创立货栈，以出售家庭手艺人和手工业者以及国民作坊提供的制成品。
这些措施把德国从资本主义祸根中拯救出来。而采取这些措施是更容易的，引用过的这页书补充说，因为“到处都已经开始建立常设的货栈，所谓工业集市，在集市上手工业者可以展示自己的出售商品”，拿它们作抵押还可以立即得到某种贷款……往下接着描写从这一切中产生的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的利益。
排除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地方看来是最容易的。因此，德国空想主义者常常喜欢强调德国还不是英国这一情况。海因岑甚至直截了当地准备否定德国工厂无产阶级的存在。然而因为对空想主义者们主要问题在于向“社会”证明组织生产的必要性，所以他们就不费力气地和不知不觉地有时转到了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上：他们断言，德国资本主义由于它固有的矛盾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居民购买力在下降，占领国外市场很少可能，因此在制造工业中做工工人的人数必定会越来越减少。在路·布尔有意思的小册子《论劳动阶级之贫困以及论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联盟之任务》（Andeutungen uber die Noth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und uber die Aufgabe der Vereine zum Wohl derselber）。（柏林，1845年）问世后，我们不止一次引证过的杂志《社会明镜》，当时德国空想主义者最主要的机关刊物之一，就站在这样的观点上。
布尔问自己：为提高工人阶级的福利而成立的联合会能不能担当起自己的任务？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现在工人阶级的贫困从何而来？
布尔说，穷人和无产者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穷人不想或不能工作；无产者寻找工作；他有能力工作，但没有工作，于是他陷于贫穷。这种现象先前时代是完全不知道的，虽然始终有穷人，也始终有被压迫者，例如农奴。
无产者从哪里来的呢？竞争造成了无产者。竞争打碎了把生产联系起来的旧桎梏，唤起了工业从未有过的繁荣。然而竞争迫使企业主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因此企业主们力求减少工资或工作人手的数目：后面这个目的通过机器的改良达到了，机器的改良把大量工人抛向街头。此外，手工业者经受不住机器生产的竞争，也在变成无产者。工资越来越降低。布尔举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还欣欣向荣的印花布生产为例。当时工资很高。优秀的工人每周能挣到18到20塔列尔[1]。然而出现了机器，同时出现了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于是工资便大幅下降。在自由竞争原则占统治的地方，这个原则便始终和到处都这样起作用。竞争引起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则引起失业。而且大工业愈完善，失业现象便愈增长，在工业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人数便愈少。这的确如此，下面的情况可以证明：上述灾难只发生在工业国家，农业国家则没有。然而自由竞争造成的事态对社会是极其危险的，因此社会不能依然漠不关心地对待这事变。社会怎么办？在这里布尔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可以说处于首要地位：某个联合会一般说来能不能根除工人阶级的贫困？
[1] 塔列尔，德国旧时货币名，1塔列尔等于3马克银币。——译者注
柏林的地方联合会为了帮助工人阶级提出的目的是“与其消除现存的贫困，不如说阻止将来产生贫困”。现在布尔转向这个联合会，他问：你们怎样预防未来产生贫困；为此你们怎么办？现在工人的贫困起源于缺乏对劳动的需求。工人需要的不是施舍物，而是工作。联合会从哪里得到工作呢？为了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应当扩大对劳动产品的需求。而这种需求由于劳动群众工资的减少而减少。或者也许联合会会开辟新的市场？布尔也不认为这是可能的。他得出结论说，柏林联合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只是“善良的幻想”。
布尔建议柏林联合会在同工人阶级的贫困作斗争之前更好地深入思考一下贫困的原因。他不认为治标的办法有意义。“劳动交易所、储蓄所和退休金储蓄所，以及诸如此类，自然可以改善少数个别人的处境，但是不会拔掉罪恶的根源。”协会也拔不掉这个根源：“协会也摆脱不了竞争的沉重的必然性。”
布尔本人在哪里看到了消除罪恶的手段呢——这很难从他的小册子中确切地得出来。他似乎暗示，为了救治罪恶，需要国家干预，但是他又补充说，国家干预的后果是值得怀疑的。然而无论如何他的小册子对当时德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而且完全不是在使人失望的意义上。相反，人们在其中看到了劳动组织的必要性的新证据。
下面是《社会明镜》关于布尔的小册子所说的话。
“著名的柏林著作家路·布尔用‘贫困’等等的标题出版了著作。他以为——我们也同意他的意见——工人阶级的灾难是从生产力过剩中产生的：这种过剩是自由竞争的后果，也是物理学和力学中最新发现和发明的后果；回到行会和同业社团就像阻碍发现和发明一样的有害；因此在现存的社会条件下（书评作者加的着重点），没有现实的手段可以帮助工人。假定现代自私自利的私人企业主的关系依然不变，应当同意布尔说的，任何联合会都没有能力消灭现存的贫困。不过这一假定完全不必要；相反，曾经可能产生而且现在已经产生其目的在于以和平手段消除新社会上述自私自利的基础的联合会。需要的只是政府不要妨碍联合会的这种活动。”
显然，书评家没有理解或者不愿理解布尔的思想，不过对我们说来这不重要。我们转向德国只是为了利用德国历史提供的教训，更好地深入分析现代俄国的某些思潮。在这个意义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运动本身包含着许多对我们足资借鉴的东西。
第一，布尔的论据使我们想起尼·-逊先生的论据。他们两人开始都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劳动需求降低的原因，因此也是工人人数相对减少的原因。他们两人都谈到国内市场饱和和由此产生的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减少的必然性。布尔看来不承认德国人夺取国外市场的可能性；尼·-逊先生坚决不承认俄国工业家有这种可能。最后，他们两人都始终完全没有研究过国外市场这个问题；他们两人都没有提出有利于自己意见的任何一个严肃的论据。[1]
[1] 对这个地方普列汉诺夫有以下备注，“关于尼·-逊。他的基本错误在哪里？不理解‘价值规律’。静态地而不是动态地看这个规律。恩格斯关于司徒卢威和尼·-逊的错误的可能性说过什么……”（《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30-231页）。——俄文版编者注 1895年2月26日恩格斯致普列汉诺夫信中写道：“至于说到丹尼尔逊（即尼·-逊），恐怕对他是没有办法的……他所属的那一伙俄国人仍然相信俄罗斯，真正神圣的俄罗斯有着与其他不信教的民族不同的自发共产主义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93-394页。】——俄文版编者注
布尔除了在帮助工人阶级之前应该好好仔细思考工人阶级状况之外，他从自己的研究中没有作出别的明白的结论。尼。-逊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的社会面前摆着一个诚然困难、却并非不可解决的任务——组织我们的国民生产。然而如果用我们引用的《社会明镜》杂志书评家对布尔观点说过的那些见解来补充布尔的观点，那么得到的恰恰是尼·-逊先生的结论。尼·-逊先生=布尔+书评家。这个“公式”使我们产生下面的想法。
尼·-逊先生在我们这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甚至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可不可以说布尔和书评家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状况的观点的总和等于马克思对同一状况的观点呢？换句话说，书评家所补充的布尔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当然不是。从布尔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陷入的矛盾，还得不出他站在马克思的观点上。他是从很抽象的观点来看待这些矛盾的，而且就是由于这一点他的研究按其精神同马克思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点。听了布尔的话，本来可能以为德国资本主义在自己发展的重压下不久就会窒息而死，它已经无路可走了，小手工业生产彻底资本化了，德国工人的人数迅速减少。这样一些观点马克思没有说过。相反，当【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特别是五十年代初有时谈到德国资本主义最近命运时，他说过完全不同的话。只有根本不理解他的观点的人才会承认德国的尼·-逊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
[1] 尼·-逊们在当时的德国是很多的，而且有各式各样的派别。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保守派。例如法学额内教授（ordenthcher Professor der Recht）卡尔·福里格拉夫博士在一本标题极长的小册子《论供应居民广泛消费的一切食品生产领域和一切工业领域的竞争——这些竞争超出自然必需的界限或者没有达到这些界限，——论或多或少影响一切阶级的德国普遍贫穷的最近原因，特别论粮食高利贷的原因及消除这高利贷的措施》（ven der uber und unter ihr naturnothwendiges Mass erweiterten und herabgedri-ckten Concurenz in allen Nahrungs-und Erwerbszweigen des burgerlichen Lebens, als der nachsten Ursache des allgemeinen, alle Klassen mehr oder weniger druchenden Nothstandes in Deutschland, insonderheit des Getreidewuchers, soune von den Mitteln zu ihrer Abstellung，达姆施塔特，1848年版）中就是这样描绘“德意志祖国”的经济状况的，它与《我国改革后社会经济概述》一书中对俄国经济状况描写惊人的相似。福里格拉夫也把事情描述成这样，似乎生产力的发展“在自由竞争的影响下”已经引起在工业中做工的工人人数相对的减少。在他那里比布尔更详细地描绘了失业现象对国内市场状况的影响．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者同时是其他部门产品的消费者，然而因为失业使生产者失去购买力，所以需求在减少，其结果失业现象变成普遍的，于是产生全面的赤贫现象（volliger Pauperismus）……“而因为农民由于过度竞争也沦为赤贫，所以就出现各种事业完全停滞．社会机体在瓦解，它的生理过程导致野蛮群众的出现，而饥饿则在这些群众中引起骚动，国家的惩罚甚至武装力量都无力反对这种骚动。”自由竞争在乡村中使农民所有的土地变少。“任何一家农户的劳动力一年四季都找不到充分使用。这样，在成千的乡村中，特别是在土地贫瘠的地区，几乎完全像在爱尔兰一样，贫苦的农民没有工作无所事事地站在自己家的门口。他们中间任何人都无力帮助其他人，因为他们大家所有的东西都太少，他们全都需要工资，他们全都在找活干，又都找不到工作”。福里格拉夫自己想出了一系列同“自由竞争”的破坏性影响作斗争的“措施”，不过这些“措施”并不符合社会主义杂志《社会明镜》的精神。——作者原注
德国的尼·-逊们曾如此抽象地议论，就像我们现在的布尔和福里格拉夫一样。抽象地议论，甚至在从完全正确的原则出发的那些场合也是错误的。读者，您是否知道什么是达兰贝尔的反物理学？达兰贝尔说过，他根据最无可争辩的物理定律可以证明现实中完全不可能的现象的必然性。只要依循每一个特定定律的作用，而暂时忘记使其作用改变形态的另一定律的存在，就可以了。得到的结果大概完全是荒谬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达兰贝尔举了几个真正辉煌的例子，甚至还打算闲时写出整个的反物理学。福里格拉夫先生和尼·-逊先生已经不是开玩笑，而是严肃地在写反经济学。他们的手法是这样的。他们抓住某个无可争辩的经济学规律；他们正确地指出它的趋向；然后他们忘记这一规律在生活中的实现乃是一整个历史过程，而且他们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特定规律的趋向到他们开始写作自己的研究作品时在生活中已经完整地实现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某个福里格拉夫、布尔或尼·-逊堆一大堆哪怕没有消化的统计资料，并且着手适时或不适时地引证马克思，那么他的“概述”就具有用《资本论》作者的精神进行令人信服的科学研究的面貌。然而这是不多不少的视觉欺骗。
福里格拉夫关于他当时德国“社会机体的瓦解”的预言完全没有应验这一无可争辩的情况说明他，例如，在分析这个国家经济生活时忽略了许多东西。而尼·-逊先生完全徒然地接受马克思的名字，正如尤·茹科夫斯基先生有时徒然乞援于积分学，甚至最可敬的塞·尼·克里文科都不费力气地懂得。
和责备马克思有片面性的那些人的意见相反，这位著作家从来没有撇开特定国家经济运动同在其基础上生长的、本身影响着它往后动向的那些社会力量的联系来考察该国的经济运动（这一点暂时对您还不完全明白，塞·尼·克里文科先生，不过——请忍耐一下！）。有了一定的经济状况，从而也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力量，这力量的作用必然要影响到经济状况的往后发展（您不耐烦了么，克里文科先生？下面对您就是显著的例子）。有了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时代的英国经济，从而也就有了比如在当时英国国会中参加会议的那些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的活动是特定经济状况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他们活动的方向则受这种状况的属性的制约。有了现代英国的经济状况；从而也就有了它的现代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的活动影响英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当马克思研究某些人乐于称之为猜测的问题时，他就考虑到了这些社会力量，并不认为这个或那个仅仅靠自己美好的意图而强大的人物集团可以随意地阻止他们的活动（“随着历史运动的深入，群众的规模将扩大，因为历史运动是群众的事业。”）。[1]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译者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空想主义者们的议论就不一样。当他们给自己提出某些任务时，他们指的只是自己国家经济状况令人难堪的方面，忘记了研究从这种状况中生长起来的那些社会力量。我们民族的经济状况是可悲的，上面指出的那位书评家曾议论说：因此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但不是无法解决的组织生产的任务。在可悲的经济状况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些社会力量本身会不会妨碍生产的组织呢？友善的书评家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空想主义者从不充分考虑自己时代的社会力量，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他，用马克思的说法，总是把自己摆在社会之上。而根据同一原因，并且用同一个马克思的说法，空想主义者的一切盘算原来都是“没有主宰者参与而完成的”，而且空想主义者的“批判”无非是完全没有“批判”，即不善于批判地看待他周围的现实。
在特定国家组织生产只可能是该国存在着的那些社会力量活动的结果。为了组织生产需要什么呢？生产者对生产过程就其全部复杂性和全部总和的自觉态度。在暂时没有这种自觉态度的地方，只有一辈子始终是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的人们，即使他们五亿次以最大的尊敬提到马克思，才能提出组织生产是最近的社会任务。尼·-逊先生在自己臭名昭著的书中关于生产者的觉悟说过什么呢？根本没有：他指望“社会”的觉悟。如果在这以后可以和应该承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我们就看不出为什么不能承认克里文科先生是我们时代的唯一的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主要的黑格尔主义者。
不过，是结束的时候了。我们的比较历史法给我们贡献了什么结论呢？如果我们没有弄错，就是以下四条：
（一） 海因岑及其同道们关于马克思由于自己本身的观点被判定为在德国无所作为的这一信念，原来是胡说八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现在我国坚持马克思观点的人们似乎不可能给俄国人民带来好处，相反，只会损害俄国人民的那个信念乃是同样的胡说。
（二） 布尔和福里格拉夫对德国当时经济状况的观点由于其抽象性原来是狭隘的、片面的和错误的。可以担心，往后的俄国经济史会暴露尼·-逊先生观点中类似的种种缺点。
（三）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把组织生产当作自己最近任务的人们，都是空想主义者。在现今俄国推动组织生产的人们也是这样的空想主义者。
（四） 历史粉碎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空想主义者的幻想。有一切理由认为我们俄国空想主义者的幻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资本主义嘲笑了前者；我们内心痛苦地预见，资本主义也会嘲笑后者。
但是难道这些幻想不曾给德国人民带来任何利益么？在经济方面根本没有，或者如果您需要更确切的说法，几乎没有。所有这些出售家庭手工制品的集市和所有这些创设生产者协会的企图几乎没有改善哪怕几百个德国生产者的状况。然而这些集市和企图促进了这些生产者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德国知识分子的启蒙活动——学校、国民阅览室等等——带来了同样的利益，并且已经是通过直接的而非迂回的方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德国人民有害的后果只有随着德国生产者自我意识的发展而同等程度地受到削弱或被消除。马克思比空想主义者更好地懂得这一点，因此他的活动更有利于德国人民。
在俄国，情况无疑也是这样。就在1894年10月号《俄国财富》上，塞·尼·克里文科先生“张罗着”，如我们这里所说，组织俄罗斯人的生产。[1]克里文科先生这番“张罗”，什么也没有消除，谁也没有得到幸福。他的“张罗”是笨拙的、不成功的、无效的：不过如果这番“张罗”，尽管有这一切否定的性质，唤醒着哪怕一个生产者的自我意识，它们都会是有益的，而且那时得出的结论是，克里文科先生活在世上不是仅仅为了犯逻辑错误或者不正确地翻译用别国语言写成的、他不喜欢的论文的片段。同我国资本主义有害后果作斗争，只有在生产者的自我意识将来得到发展的那个水平上才能进行。而从我们这些话中，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可以看出，我们完全不是“粗鄙的唯物主义者”。如果我们“狭隘”，那只是在一个意义上：即我们摆在自己面前的首先是完全理想主义的任务。
[1] 普列汉诺夫指塞·尼·克里文科的论文《论国民工业需要问题》，结尾部分刊登在《俄国财富》1894年第10期上。——俄文版编者注
现在，再见了，我们的论敌先生们。我们事先预感到你们的反对意见给我们带来的那一切最大的快乐。只是你们，先生们，要照顾好克里文科先生。他写得也许不坏，至少有感情，然而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他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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