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附录一 唯物主义历史观
译者按：《唯物主义历史观》是1901年3月8日、15日、23日和30日普列汉诺夫连续四次在日内瓦钟表工人学校向瑞士和意大利的工人以及日内瓦和俄国的一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用法语所作讲演的记录稿，第一次发表在1926年的法文杂志《社会主义新月刊》上。同年该讲话的俄译文随即在《“劳动解放”社文集》第4集上刊出。整个讲话通俗、概要、系统地叙述了从公元四世纪以来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确切些说，唯物史观从萌芽、壮大到成熟的历史。就叙述这一历史发展时段最长而言，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史上这个讲话可以说是第一次。这里仅选录了论述中世纪到伏尔泰为止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论述神学史观的第一讲，因为论述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历史哲学到马克思历史观的第二~四讲的内容，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中已经有更详细更全面的说明。全文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译文是重新翻译的，还对原文作了若干删节。
第一讲
（1901年3月8日）
诸位女士和诸位先生
关于人类的历史运动和进步的原因的大问题，构成前人称之为历史哲学，而在我看来最好用历史观一词来表示的那门学科研究的对象。我们把历史看作一门科学，就是说，这是历史学不满足于研究现象是怎样发生的，而希望知道现象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发生。
就像任何对象一样，历史哲学有自身的历史。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各个不同时代，研究历史运动原因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了这个大问题。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哲学。
你们也许会向我指出，在同一历史时期存在的不只是一个，而是若干个历史哲学学派。我同意这个意见，但同时我请你们注意，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不同哲学学派相互之间始终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们看作同一个类的不同的种。自然，它们中间也可以看到过去时代的种种残余。因此，为了简化所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哲学。
在我们的座谈中，我们要介绍其中的某些历史哲学。我从神学的哲学或者说神学的历史观开始。
什么是神学的哲学或神学的历史观呢？这是最原始的观点：它同人类想弄清周围世界的最初努力紧密地联系着。
实际上，人关于自然界所能获得的最简单的观念——这就是不把自然界看作互相依赖和受不变的规律支配的现象，而看作由一个或一些同人自己的意志类似的意志的作用所产生的事变。法国哲学家居友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叙述说，一个小孩当着他的面骂月亮是坏蛋，因为它不愿出现在天空。这个小孩认为月亮是有灵性的东西。像这个小孩一样，原始人认为整个自然界都是有灵性的。万物有灵论是宗教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而排除对自然现象的万物有灵论解释和把这些现象理解为受一定规律支配的现象则是科学的第一步。在小孩以为月亮不出来是因为它坏的同时，自然科学家却向我们说明在每一特定时刻容许或妨碍我们看见某一天体的所有那些自然条件。
然而当科学在研究和理解自然界方面以比较迅速的步伐向前迈进的时候，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科学则发展得缓慢得多。当对自然现象的万物有灵论解释早就只会令人发笑的时候，对历史现象的万物有灵论解释还被认为是可行的。在比较文明的环境中，常常甚至在高度文明的环境中，人们认为把人类历史运动解释为一个或几个神灵的意志的表现是完全可能的。而这样一种用神的意志对历史过程进行的解释，我们就称之为神学史观。
为了向你们提供这种历史观点的两个例子，我现在着重谈谈两个著名人物的历史哲学：希波（今阿尔及尔）主教圣奥古斯丁和莫城（在法国）主教波舒哀。
圣奥古斯丁（354-430年）认为，历史事变依赖于上帝的天命，而且他确信不能对它有别的看法。他说：“请想一想，上帝，这个最高的主宰、一切灵魂和一切肉体的唯一的和万能的缔造者和创世主……他把人创造成由肉体和灵魂构成的有理性的生物，上帝是任何形式、任何美、任何秩序的始因，它决定一切东西的数目、重量和分寸，自然界一切种类和任何意义的创造都是由它发生的，——我要问，能否假定这个上帝遭过难，能否假定地上的王国、这些王国的统治以及它们的臣服完全不依赖于上帝的意志”（《上帝之城》）。
这个总的观点，圣奥古斯丁在自己对历史事变的任何一次解释中都没有背弃过。
谈到对罗马人的伟大所作的解释——这个希波主教详详细细地向我们叙述说，这种伟大似乎是上帝的天命所需要的。他说：“在东方诸王国经过漫长年代的繁荣昌盛之后，天主希望时间上最后出现在历史舞台的一个西方帝国成为按其庄严伟大和按其幅员辽阔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既然天主有愿望要利用这个帝国来惩罚许多民族，他就把治理该帝国的事务托付给这样一些人，他们热衷于朝拜和礼仪，认为祖国的荣誉就是自己的荣誉，并且始终决心为拯救祖国而牺牲自己，从而为了热爱荣誉这个唯一的缺点而压抑自己的贪求和自己的一切缺点。因为——不需要为自己掩饰这一点——爱荣誉是一个缺点”等等。
谈到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的国势昌盛——登上舞台的是容易解决一切和解释一切的上帝的意志。圣奥古斯丁对我们说：“天主上帝想不让自己忠实的崇拜者……相信没有魔鬼的全力相助就不可能在地上贏得统治和伟大，于是希望用自己仁慈的光辉照耀不求助于冒牌神灵，只崇拜真正的上帝的君士坦丁皇帝，并且赐给他任何其他人甚至不敢幻想的如此大量的幸福。”
最后，要解释为什么一场战争比另一场战争拖的时间长——圣奥古斯丁对我们说，天主愿意这样：“正如用种种灾祸来消灭人或者用仁慈来安慰人都取决于上帝，取决于他的审判和仁心一样，——他同样也确定战争时间的长短，根据自己的裁决缩短或延长战争。”
你们看，圣奥古斯丁始终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基本原则。可惜，为了找到对历史现象的正确解释，忠实于一个特定的原则仍然是不够的。首先需要的是这个基本原则经过正确选择，其次需要的是历史学家在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基本原则时仔细研究在他想加以说明的现象发生之前和同时的所有事实。基本原则可能和应当仅仅成为分析历史真实现象过程中的指导线索。
然而圣奥古斯丁的理论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是有缺陷的。它没有提供分析历史真实现象的任何方法。至于它的基本原则，请你们注意下面一点。圣奥古斯丁如此确信和如此详细地谈到他称之为神的法则的那种东西，以致您在读了它以后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他的上帝难道没有在他面前披露自己的隐藏的秘密么？而同一位作者在始终同样忠实于自己“基本原则”的同时，在同一部著作中以同样的确信对我们说，天主的道路是不可吐露的。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为什么提出研究这些“道路”的徒劳无功的课题呢？而且为什么把这些“不可吐露的道路”当作对人类生活的种种事变的解释加以援引呢？矛盾是明显的，而且因为矛盾是明显的，所以就连有狂热的和不可动摇的信仰的人们，只要他们稍微尊重一点逻辑，只要他们不想硬说不可吐露的即不可说明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说明着一切并使一切成为容易理解的，也都不得不放弃用神学来解释历史。
再来谈波舒哀（1627-1704年）。波舒哀在解释历史方面像圣奥古斯丁一样是站在神学观点上的。他确信，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或者像他所说的，帝国的波动（revolutions des empires）是由天命调度的。他在《论世界史》中说道：“这些帝国是同上帝的民族的历史紧密联系着的。上帝利用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惩罚这个民族；利用波斯人重建它；利用亚历山大及其最初的继承者们保护它；利用著名的安提奥克及其继承者们考验它；利用罗马人支持它的自由以反对无论如何想要消灭它的那些叙利亚国王。犹太人在耶稣基督以前都是生活在同一些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当犹太人拒不承认耶稣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同一些罗马人虽然不知道这件事，却协助上帝复了仇，把这个忘恩负义的民族消灭了”，等等。一句话，相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一切民族和一切伟大国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促进了同一个目的——基督教的昌盛和上帝的光荣。
波舒哀根据圣约翰在启示录中所解释的圣灵对他的那个启示，向自己的一个学生宣示上帝对罗马帝国和罗马本身的一次秘密审判。波舒哀就是——启示录也是——这样谈论这一切的：似乎天主的道路不再是不可吐露的，而且——这值得特别注意——历史过程的情景使他产生的只是人间万事皆空的思想。他说：“所以，当您看到，使得全宇宙都发生颤抖的这些伟大帝国——且不说国王们和皇帝们如何在一瞬之间从您的视线前飞逝而去的时候；当您看到古代的和现在的亚述人、米底人[1]、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如何连续不断地出现在您面前并且一个跟着一个地倒下去的时候，——这种惊心动魄的破灭使您不会不感觉到，人没有任何经久不变的东西，无常和变乱是人事固有的命运。”
[1] 米底人，印欧人种之一，与波斯人有血缘关系。大概早在公元前十七世纪进入伊朗东北部，定居于后来称为米底的高原地区。大约公元前625年以后，基亚克萨里斯将许多操伊朗语的米底部落统一为一个强盛的王国。公元前六世纪米底国亡于波斯。到公元前二世纪又臣属于安息。公元三世纪米底转归萨珊王朝。从此米底人失去了自己的特性，融于伊朗民族。——俄文本编者注
这种悲观主义是波舒哀历史哲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而且如果仔细地深入思考，就得承认这个特点正确地反映基督教的本质。事实上基督教许诺信徒们会得到安慰，许许多多的安慰！然而它怎样安慰他们的呢？要他们摆脱一切尘世的东西，并且劝他们相信尘世的一切都是空虚的，只有死后人们才可能有幸福。诸位女士和诸位先生，请你们记住这个特点；以后的叙述中它会给我们提供进行比较的材料。
波舒哀历史哲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自己对历史事变的解释中他不满足于像圣奥古斯丁一样援引天主上帝的意志，——他已经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他所谓的帝国波动的种种特殊的原因上面。
他说：“因为正是那个创造了宇宙和本身万能的上帝希望建立秩序，以便使如此伟大的整体的诸部分互相依赖，正是这个上帝也希望人类事务的进程有自己的连贯性和自己各部分的协调性。我这是想说，各个个别的人也像整个民族一样都拥有与他们命中注定的那个【为上帝】增光的等级相适应的素质，而且如果不考虑按照上帝的意愿本来只应唯一表现上帝自己的意志的某种特殊事变，各民族的生活中就不会发生在先前各世纪中没有其原因的那些引人注目的变动。而且既然一切事务中都有为它们作准备的东西，都有激励人们着手进行这些事务的东西，都有促进它们成功的东西，那么真正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为每一个特定时期确定造成巨大变动的隐蔽原因，和确定导致这些变动得以实现的那些事件的重要会合。”
由此可见，按照波舒哀的意见，历史中往往有一些事变，其中仅仅体现上帝的指示，或者换句话说，其中有上帝直接的活动。这类事变可以说是历史的奇迹。然而在大多数场合，在事物通常的流程中，每个特定时期发生的变动都是受先前各个时期产生的诸原因制约的。真正科学的任务是研究其中没有任何超自然东西的这些原因，因为这些原因仅仅依赖于人们的和各民族的本性。
所以，波舒哀在自己的神学史观中为历史事变的自然解释留下了广阔的地盘。诚然，这种自然的解释在他那里是同神学观念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天主上帝毕竟始终不渝地使人们和各民族具有与他们命中注定的那个【为上帝】增光的等级相适应的素质。不过这些素质一旦确定，它们就会独立地表现出来，而且只要它们表现出来，我们就不仅有权，而是像波舒哀断然宣称的那样，我们就一定要探求对历史的自然解释。
波舒哀的历史哲学比起圣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来有个大优点，就是它坚持研究事变特殊原因的必要性。不过这个优点实质上只是承认——自然是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承认——神学概念本身，即用一个或几个超自然力量的作用来解释现象的那种方法本身是无能为力和徒劳无益的。
下一个世纪，反对神学的人们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承认。这些人中间最危险的费尔内长老伏尔泰在其名著《风俗论》中非常挖苦地说：“没有任何东西像教会在遵循迫使第二性原因促成神的永恒规律取得胜利的上帝的意愿的前提下怎样建立起来那样值得我们如此好奇。让受到神圣托付的人去从事表示尊敬的神圣事业吧，我们自己所关心的只是历史的事变。”[1]
[1] 参阅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5页。——译者注
神学的历史观就这样推到一边。伏尔泰只注意历史事变，并且力求用第二性的即自然的原因说明这些事变。然而科学如果不在于对现象作自然的说明又会在哪里呢？伏尔泰的历史哲学是科学地解释历史的一种尝试。
我们稍微详细地考察这个尝试。比如考察一下按照伏尔泰的意见哪些原因造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
罗马的衰颓是缓慢地和长期地发展起来的。然而在造成这个大帝国的衰亡的种种灾难中，伏尔泰主要提出以下两种：（一）野蛮人的灾难，（二）宗教纠纷。
野蛮人摧毁了罗马帝国。“但是为什么，——伏尔泰问道，——罗马人不像马略消灭辛布里人[1]那样消灭他们呢？因为当时没有像马略一样的人。然而为什么当时没有马略呢？因为罗马人的风尚已经改变。这种风尚改变的最明显的征兆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僧侣多于士兵。这些僧侣成群结队，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去支持或者反对圣子的同性同体。”[2]
[1] 辛布里人（Cimbri），日耳曼部落。由于人口过多，以及海水对陆地的侵蚀，辛布里人被迫从现今的丹麦南迁，与条顿人联合后，于公元前二世纪末多次战胜罗马人，公元前102年在韦尔切利附近为马略所败。——俄文本编者注
[2] 参阅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1页。——译者注
“既然西庇阿们的后裔变成了好争论的人，而且既然霍尔腾修们和西塞罗们作为个人受到过的尊敬，已经转移到了基里尔们、格列高利们和安布罗斯们身上，那么一切就都完蛋了。而如果有什么东西值得惊异，那就是罗马帝国还苟存了一段时间。”[1]
[1] 参阅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1页。——译者注
你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按照伏尔泰的意见，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原因就是基督教的胜利。不过伏尔泰本人是用他固有的辛辣讽刺的语言谈到这一点的：“基督教开辟了通向天国的道路，却毁灭了帝国。”[1]他是对的么？他犯了错误么？这一点我们此刻不感兴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确切地弄清楚伏尔泰的历史观点。我们下面就来批判地分析这些观点。
[1] 同上书。——译者注
总之，我们看到，按照伏尔泰的意见，罗马帝国是被基督教毁灭了。按人性来说，当然可以问自己：究竟为什么基督教在罗马取得了胜利？
在伏尔泰看来，基督教取得胜利的主要工具是君士坦丁。他根据历史的真实把这位大帝描绘成凶恶的和伪善的君主。然而难道任何一个特定的人，即使他是皇帝，即使他是很凶恶和很迷信的人，能够独自造成任何一种宗教的胜利么？伏尔泰认为能够。而且在他那个时代，不止他一人有这样的想法。所有哲学家当时都这么想。作为例子我向你们举出另一位作者关于犹太民族的起源和关于基督教的见解。
如果对历史的神学观点在于用一个或几个超自然力量的意志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来说明历史的进化，那么对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就在于用风尚和观念的进化，或者像十八世纪人们所说的，用意见的进化来说明同一历史进化。
秀厄说：“我把一个民族中流行的真理和谬误的总和的结果，把决定该民族的判断、它的尊敬或鄙视、它的爱或恨的结果，把造成它的爱好和习惯，它的缺点和它的美德的结果，一句话，把它的风尚，称之为意见。”
既然意见支配世界，显然，意见就是历史过程基本的、最深刻的原因，所以如果历史学家援引意见作为归根到底决定这一或那一历史时期的种种事变的力量，也就无须感到惊讶了。
而且如果意见一般说来说明历史事变，那么完全自然的是在宗教观念中（例如在基督教中）寻找任何一个帝国（例如罗马帝国）繁荣或衰落的最深刻的原因。所以当伏尔泰说基督教造成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他始终是忠实于自己的时代的历史哲学的。
不过在十八世纪哲学家中间有一些以唯物主义者著称的人。例如著名的《自然体系》的作者霍尔巴赫和同样著名的《精神论》一书作者爱尔维修就是这样的人。假定至少这些哲学家不赞成唯心主义历史观，乃是完全自然的。
但是，无论这样的假定看起来多么自然，它却是错误的。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在其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者，在历史领域则是唯心主义者。像十八世纪所有哲学家一样，像整个“一伙百科全书派分子”一样，当时的唯物主义者们认为，意见支配世界，观念的进化归根到底说明全部的历史进化。
【……】
我在前面说过，对我们说来重要的不是批判这种理论，而是好好地了解它并且抓住它的本质。现在当我们已经了解它的时候，我们就不仅可以，而是甚至必须对它加以分析。
试问，整个理论是正确的呢还是错误的呢？
说没有意识到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能合理地捍卫这些利益，这是否正确呢？这是正确的、无可争辩的：说无知给人类造成了许多罪恶，以及说像封建制度那样建立在人压迫人和剥削人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只有在无知和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时代才是可能的，这是否正确呢？
对，完全正确，而且我想象不出怎么能够反驳如此无可怀疑的真理。
一句话，说秀厄规定的那种意义的意见对人们行为有巨大影响，这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
凡是对人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说，这也是无可怀疑和无可争论的。
由此是否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唯心主义历史观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而且我们不能对它有任何异议呢？
我回答说：又是又不是：这里我就想谈谈这一点。
就唯心主义历史观本身中包含部分真理这个意义而言，唯心史观是正确的，对，其中有部分真理。意见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权说，意见支配世界。然而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反问自己：支配世界的意见本身难道不是受什么东西的支配么？
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反问自己：人们的意见和情感是否单纯地依赖于偶然性呢？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在否定的意义上立即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人们的意见和情感完全不依赖于偶然性。它们的产生，正如它们的发展一样，服从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加以研究的规律。而且只要你们同意这一点——又怎么能不同意这一点呢？——你们就不得不承认，如果意见支配世界，那么它们并不是作为最高主宰支配世界的，而是它们自身也是受某种东西的支配，所以，凡是拿意见做根据的人，是根本不能把历史过程基本的、最深刻的原因告诉我们的。
这就是说，唯心主义历史观中有一部分真理。但其中还没有全部真理。
为了认识全部真理，我们必须恰恰是从唯心史观中断了真理的那个地方继续进行研究。我们需要试图确切地弄清楚在生存于社会中的人们那里意见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为了易于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我们的研究，首先我们看一看，意见，按照秀厄下的定义，即人们中间流行的真理和谬误的总和，是不是天赋的，它们是不是与人俱来而且仅仅与人俱灭。这意味着反问自己：是否存在着天赋观念？
过去有个时候，人们坚定地确信，观念至少部分说来是天赋的。而且在承认存在天赋观念的同时还承认这些观念构成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些观念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点都始终是同一的。
这个当年极为流行的观点被杰出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胜利地驳倒了。约翰。洛克在其题为《人类理解论》的名著中证明了人的头脑中没有天赋的观念、原则和概念。人们的观念和原则是从经验中产生的，而且这无论对于实践的原则，或者对于道德的原则都是同样正确的。道德原则依时间和地点而变化。当人们谴责任何一种行动时，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这种行动对他们是有害的。当他们赞扬这种行动时，就意味着这种行动对他们是有益的。
所以，利益（不是个人利益，而是社会利益）决定着社会生活领域中人们的判断。
洛克的学说就是如此，十八世纪所有的法国哲学家都是这一学说的坚定的拥护者。所以我们有权把这个学说当作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观进行批判的出发点。
在人们的头脑中没有天赋的观念。经验决定思辨的观念，而社会利益决定“实践的”观念：我们接受这个原理，并且看一看从中会得出怎样一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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