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五章 混乱时代[1]的社会思想运动
波兰小贵族萨穆伊尔·马斯克维奇说：“我们的人在同俄国佬谈话时赞扬自己的自由，劝他们同波兰人民联合起来，也取得自由。但俄国人答道：你们珍重你们的自由，我们却珍重我们的不自由。你们那儿不是自由，而是为所欲为：强者掠夺弱者，可以剥夺弱者的财产和生命。按照你们的法律去寻求公正的裁判是很费时间的，案件一拖就是几年。有的人甚至一无所获。与此相反，我们这里就是最显要的大贵族也无权凌辱最低微的普通老百姓：沙皇只要接到控告，便立即组织法庭，进行处理。如果国王的行为不公正，而他的权力却是：像上帝那样秉公惩罚或宽恕。我们与其忍受自己同胞的凌辱，不如忍受沙皇的凌辱，因为他是全世界的统治者。”[2]
据普卢塔尔赫证明，马斯克维奇的对读者的见解，同阿塔班在与费米斯托克尔谈话时所发表的见解，是完全一样的。如果相信马斯克维奇的谈话，则他们所以宁愿要莫斯科的不自由，而不要波兰—立陶宛的自由，其最主要的考虑是莫斯科较易得到公正的裁判：据“俄国佬”说，似乎沙皇只要接到控告，便立即组织法庭处理。不知道，马斯克维奇对此如何解答。但是现在我们充分了解莫斯科国的内部关系，所以懂得这种考虑是多么不符合实际。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斯科的法庭审判和处理都是由小职员承办的，这种人被人们很正确地称为“芝麻绿豆官”。莫斯科国的居民时常抱怨说，莫斯科官僚使他们身受的痛苦，比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给他们的痛苦还要厉害。至于沙皇法庭本身，则在马斯克维奇所引证的莫斯科人关于它的评语里，恭顺的语调要比信任的语调明显得多：就令沙皇的行为不公正，而他的权力却是像上帝那样秉公惩处或宽恕。不能不承认，在伊凡雷帝以后，在这种评语里，信任的语调就比恭顺的语调更不恰当了。然而我们看到，莫斯科人甚至对伊凡四世朝代的那些他们当然看到的非常显著的无限制王权的不利方面，也都抱着妥协的态度。马斯克维奇说：“俄罗斯人确实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王堪与他们的沙皇相提并论，人们到处都称他们的沙皇是：公正的太阳，照耀着俄国。”[3]当然，阿塔班也同样坚决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王堪与波斯的皇帝相提并论。相同的社会情况，带来相同的政治观点。
当莫斯科人说波兰—立陶宛的自由有如为所欲为的时候，他们距离真理是很远的。库尔布斯基在逃脱沙皇的专横霸道以后，后来在立陶宛曾因仿效当地小贵族的“别妨碍我”，而遭受许多不幸。然而为所欲为的波兰—立陶宛小贵族，最少能够尊重“骑士”的尊严，——我不说他们尊重人的尊严，因为他们是不把奴隶的尊严放在眼里的。当库尔布斯基迁居立陶宛时，以前他虽主要地以他出身于弗拉基米尔民族为骄傲，这时却显然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骑士”尊严。在他写给伊凡的信里，可以看到一些他在逃出莫斯科前未必知道的思想。库尔布斯基驳斥了指他为叛逆的攻击，责备伊凡雷帝把俄国封闭得“像地狱里的要塞”一样，剥夺“人类的自由本性”。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这“人类的自由本性”一语，——即使按照贵族的方式、极端狭隘地去理解——也是这位逃亡的公爵在新社会环境之下致力于新思考的结果。我们看到，佩列斯韦托夫在指出自由的道德优点时，要求解放奴隶。因此，自由这一概念，莫斯科的人们并非完全不知道[4]。但是我们同样看到，佩列斯韦托夫的自由概念是多么狭隘，以及他对任何政治自由是考虑得多么少。他的纲领在逻辑上造成了对库尔布斯基所提出的那种属于“人类本性”的权利（就其骑士的形式而言）的忽视。伊凡雷帝在实现这个纲领后，仍旧可以有根有据地将所有臣民都看作他的奴隶，深信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他只是对上帝负责。然而莫斯科国的全体居民愈是受到国家（以国王为代表）的奴役，国家机器对他们的压迫愈大，他们便愈加自然地力求改善他们的艰难地位。《瓦拉穆术士的谈话》的作者业已看到，在莫斯科国不是一切都很顺利，他担心内讧开始和王位动摇的时日即将到来。混乱时代证实了他的所有这些担忧。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混乱时代对莫斯科人的政治概念产生什么影响呢？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雷帝在位时，业已产生对莫斯科制度的不满。“沙皇的专横、无辜的杀戮，罢官及财产被没收，不但在各上层阶级，而且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怨言和‘对沙皇的仇恨'，在社会上出现了依法保障生命及财产，使其不受当局擅自处理的既含混又缺乏自信的要求。”[5]根据同一学者的说法，混乱时代的事变，“给一些新概念的运动以第一个最痛苦的推动，这些新概念是在过去的朝代里建立的国家制度所缺乏的。”[6]但这新概念的运动有些什么结果呢？马斯克维奇所报道的莫斯科人关于他们的不自由优于波兰—立陶宛的自由的意见表明，在混乱高涨时[7]，大俄罗斯的居民在臣民对最高当局的态度问题上仍然保持着在雷帝朝代末期形成的观点。克柳切夫斯基所引述的所有那些事实，尽管加强了他的意见，却与其说是证明了混乱时代社会思想的运动，还不如说是证明了这时期社会思想的停滞。我们进而论述这些事实。
克柳切夫斯基以为，瓦西里·舒斯基的登基是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时代，因为这个新沙皇限制了自己的权力，并将这一旨意用专门的文告通知全国各地居民，宣誓遵守。但克柳切夫斯基自己承认，舒斯基的这一信誓旦旦的文告的内容，是有很大的片面性的。他说：“舒斯基根据这一文告而承担的全部责任，仅仅是要保护臣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使其不受上面的摧残，但是没有直接涉及国家制度的一般基础，没有改变和更明确地规定沙皇及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职权和意义。”[8]这是再正确没有了。舒斯基的信誓旦旦的文告的实质，在于他约许“所有东正教的农民”（即基督教徒。——著者），对他们实行公正的审判，不凌辱他们，无论是谁若无罪过，也不受罢官处罚。至于政治制度的改变，则文告无一语道及。舒斯基在发给大贝尔米的文告里，一方面通报他已即位，同时许诺“像俄皇的伟大祖先那样统治莫斯科国”[9]。这就是说，“按照这位新沙皇的意见，莫斯科国的政治制度必须保持丝毫不变”。固然，舒斯基是许诺将“同自己的大贵族一道”审判他的臣民。但如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所正确指出，这一限制只是约束了沙皇对个别人的态度；而且在莫斯科，大贵族参加沙皇的法庭，并不是一件创举。这又有什么算得上政治概念的运动呢？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又说：舒斯基的文告还有一段幕后的故事。新沙皇宣布即位后，立即前往出席圣母升天节会议，在会上声明：“我向全国发誓，不经过会议，我绝不对任何人有何举动，不做任何坏事。”这一声明使大贵族非常不高兴。但舒斯基所以作这一声明，不是没有意图的。“他在向全国保证不经过会议绝不处罚任何人的时候，是想摆脱大贵族的监护，成为人间皇帝，而由一个不习惯办这种事的机关来限制他的权力，也就是想摆脱对他的权力的任何真正限制[10]。假定事情确是如此，同时注意到在十六世纪的地方缙绅会议上，主要的参加者是军职人员，那我们便应承认，在圣母升天节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只不过表明新沙皇企图依靠官宦等级的下层部分来削弱他所憎恶的大贵族的野心而已。伊凡雷帝和鲍利斯·戈东诺夫都很成功地作过这种试图，它只是使专制君主的权力愈益扩大。此外，在文告里再也没有谈到会议，而只是谈到大贵族参加沙皇的法庭，这是很奇怪的。克柳切夫斯基对于这一怪事的解释是：新沙皇的文告是大贵族与新沙皇妥协的结果。”根据事前的默契，沙皇已将其在一切立法、行政和审判事务上的权力分给大贵族。大贵族既已保住自己的杜马以反对缙绅会议，便不坚持公布其迫使沙皇作出的全部让步。就他们说，将他们如何使沙皇输得精光的情况公布整个社会，甚至是很不明智的[11]。这仿佛就是新沙皇的文告所以指出大贵族杜马只是新沙皇的全权辅佐机关的原因。这是过于细微了。我觉得普拉托诺夫教授的下述观点要可信得多：他认为舒斯基皇帝的文告，完全不是什么限制权力的文告，而是新政府的一篇胜利宣言，一篇用新政府首脑的誓言勉强进行克制的宣言。当舒斯基许诺像过去的沙皇那样统治莫斯科国时，他所指的是在沙皇直辖地实行以前，即雷帝实行剥夺名门大贵族土地，屠戮贵族，罢黜整批大贵族家族以前存在过的旧制度。以舒斯基为代表，旧贵族重新在国内占据首要地位。“旧贵族利用他们的沙皇在文告中的言辞，郑重宣布否认刚刚生效的制度，并许诺实行‘真实的裁判'对攻击以前各届政府的‘一切暴政'和不公正予以撤销”[12]。在这种情形之下，沙皇舒斯基的文告只是约许在国家管理事务上实行《瓦拉穆术士的谈话》的作者追求的理想。在文告里是任何运动概念都看不出的。因此。舒斯基的登基，不能说是我国政治历史的新时代。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由于约许对臣民实行“真实的裁判”，舒斯基否认了沙皇的特权，即伊凡四世所说的“我们对于自己的奴隶有赏赐和处死的自由”的特权。他仿佛是从奴隶主转变为对臣民依法进行统治的守法沙皇了[13]。果真如此，到华西里·舒斯基的登基便真正是我国政治史的一个新时代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莫斯科的沙皇就在后来也仍旧是奴隶们的皇帝。奥列阿里在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及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朝代访问莫斯科，他说俄国的国家制度是：“君主统治与暴君”（“Monarchia dominica et despotica”），并对此定义解释如下：“国王，即沙皇或大公，继承王位，一人管理整个国家，他的所有臣民，自贵族王公以至普通百姓，自市民以至农民，都是他的奴仆和奴隶。他像主人对待仆役那样对待他们。”[14]这恰好就是赫尔贝尔斯坦和弗莱彻关于莫斯科国王对其臣民的态度说法。的确奥列阿里认为俄国政府是一个实行暴政的政府[15]应该同意，莫斯科的君主可能是暴君，而且过去就有过一些暴君——的确，他们不是暴君又是什么呢！但是波丹已非常公正地指出：东方的世袭君主制度——莫斯科国便是这种世袭君主制国家——可能距离暴君制度很远，但完全保存其主要特征：即臣民不仅无权处理其自身，而且无权处理其财产。世袭君主制所以在莫斯科建立起来，不是因为莫斯科君主偏爱暴政，而是因为它是大俄罗斯的历史，尤其是经济发展条件的自然政治结果。当然，居民的无权，使暴政的倾向非常易于发生。随着旧朝代的结束，争夺莫斯科王位的人们都认为公开放弃暴君派头对己有利。然而他们即使愿意，也不能改变莫斯科国的内部关系。他们就会意识到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政体的优点，也不可能将这个国家从世袭君主制改变为国王制（在这里再用一下波丹的名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产生这种意识。马斯克维奇的对话者关于莫斯科的不自由的利益的见解表明，莫斯科人是很能适应世袭君主制的内部条件的。的确在图申诺的代表同西吉兹蒙德国王就选举弗拉基拉夫王子即莫斯科王位的问题缔结的条约里，已经看出了对于莫斯科的不自由的某种不同态度。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见，在这个条约里，已表现出以前在我国很少看到的人身自由观念。然而根据同一历史学家的意见，就在这里，这一观念也不过表示一切人都应依法审判，非经审判不得对任何人加以处罚而已。在这种形式下，这一观念仍然不是反对世袭君主制，而只是反对暴君制度。克柳切夫斯基承认，图申诺的使者在规定等级权利时，很少表现自由思想和公正态度。他说：“条约责成根据功绩而维护和扩大僧侣界、杜马议员和官吏、首都及城市贵族和大贵族子弟，以及部分商人等的权利和优越地位。但对于‘庄稼汉、农民'，国王仍不允许他们自罗斯迁到立陶宛，或从立陶宛迁到罗斯，也不允许在各级俄罗斯人之间、即在土地所有者之间转移。奴隶仍旧处于对主人的旧时依附地位，国王绝不给予自由。”[16]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奴隶和“农民庄稼汉”，波兰—立陶宛的贵族也是既未表现公正，也未表示自由思想的。条约就是这样规定的：“奴隶和农奴”必须像过去那样“为大贵族和地主”服务。这就是说，地主也像大贵族一样不愿改善奴隶的地位：我们刚刚看到，对于“农民庄稼汉”，规定了一个双边条约：他们不得自罗斯迁往立陶宛，也不得从立陶宛迁往罗斯[17]。最能说明当时莫斯科关系的，是条约中关于僧侣界和军职人员的条款。对于僧侣，条约允许其财产不受侵犯。“所有以前莫斯科公爵的财产，大贵族及各种人等的财产，教会以及整个寺院的财产，都予以维护，对它们不加任何侵犯”，等等[18]。这是僧侣们的一个老要求。在朝代更替的时候，实现这一要求当然比较容易。对于军职人员，条约允许国王将予以礼遇和爱护。但礼遇和爱护并不就是承认某些明确的政治权利。西吉兹蒙德代表他的儿子允许保存军职人员的旧有优越地位：“至于薪水，货币租赋、封地和故乡，凡属前此所有者，往后也有；国王的仁慈，爱护和慷慨将对每人论功行赏。”[19]这不能不使莫斯科的军职人员高兴。但这没有为他们造成任何新的特权。不错，条约约许“对高级人物不得无辜贬压，对低级人物实行论功提升。”但这一许诺难道不就是普拉托诺夫教授所指出的：它不曾给“莫斯科贵族氏族”以任何等级的优待和特权，而且还说要对军职人员按照本人功绩予以提升！显然，这后一让步是同任何贵族特权的赏赐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相反，这一让步表明“出身贫贱的”军职人员要完成其在雷帝时代开始及在戈东诺夫时代继续着的意图。普拉托诺夫教授说：“从二月条约的这些条款里，可以感觉到皇帝直辖区和戈东诺夫体制的精神，以及与日常生活中新事物相结合的政府措施的新气象。”[20]但是在这种政府措施的新气象里，是没有政治自由的地位的。此外，皇帝直辖区精神是完全不利于自由的。
毫无疑义，2月4日条约，对沙皇的权力作出某种限制。例如，条约规定，新国王只能在取得大贵族和“全国”的同意时，才能改变法律和审判习惯。这是一个重大的限制。然而就在这里也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普拉托诺夫教授的意见，以为这一限制的“目的不是要改造以前的政治制度，而是相反，要保存和巩固‘久远以来的好习惯'，使其不受那些不习惯于莫斯科关系的当局的可能破坏”[21]。当若干年后，一个俄国出身的人当选为沙皇时，对他的不信任减少了，因而对于限制他的权力问题，如果一般地注意，也不怎样注意了。据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确认，在1613年的会议上，人民中一些有识之士是宁愿复古的[22]。
无论如何，莫斯科人在混乱时代同波兰—立陶宛贵族的不断来往，对他们不是没有影响的。在1610年2月4日（14日）条约的一项经济性质重于政治性质的要求里，波兰—立陶宛的影响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个条约第11条规定，“那些故乡及领地，任何人都不得将其夺去：死者若无后裔，则为其亲属所有。”[23]事实上，这一要求的实现是可能成为莫斯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时代的。它最低限度可以保护居民最高阶层的财产权，因而可以创造一种社会基础，即这些阶层的政治权利在适当情况下所能依靠的唯一基础。波丹会说，这一要求的实现，可使莫斯科的君主制度从世袭君主制转变为皇帝专制制。可是这一要求并未实现。混乱时代使名门大贵族受到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比所有其他阶级都更愿保持其“故乡及领地”的不受侵犯的。领有封地贵族暂时还能同任意处理臣民土地的世袭君主制相处得很好。他们显然由于这一缘故，对1610年2月4日条约的这一条款，并不重视。
在同一条款里，有些段落是很有意义的和重要的新事：“为了求学，莫斯科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到其他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去，但伊斯兰教及异教国家除外。国王不得没收他的故乡及领地。”[24]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莫斯科的大贵族在舒斯基退位以后同西吉兹蒙德联合时，这一要求在同西吉兹蒙德签订的条约里却消失了。关于这一情况，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指出：“当权的贵族与中等官宦阶级相比，与其亲近的执行机关相比，已处于更低的认识水平。”[25]他还可以说：当最高的社会阶级或阶层被社会地位比他们低的人们赶上的时候，则后者距离战胜“最高贵族”之期已不远了。莫斯科的贵族将2月4日条约中关于对非贵族出身的人们论功提升，以及关于“对从外国归来的莫斯科王公及大贵族氏族子弟不得压抑和贬黜”等条文，均于删除，真是徒劳无功啊！“王公氏族”已被莫斯科世袭专制的发展过程铁定地推到次要地位上去了。在混乱时期之后，普通贵族已断然成为统治等级了，——当然，假如在世袭君主制下能有这样的等级，因为在世袭君主制下，贵族也是国王的奴隶！
[1] “混乱时代”指波洛特尼科夫所领导的农民战争时期以及十七世纪初叶俄罗斯人民反抗波兰和瑞典干涉者的斗争时期。——校者
[2] 马斯克维奇的札记，见《当代人关于德米特里僭称王的传说》，圣彼得堡，1834年，第5卷，第68页。
[3] 《马斯克维奇的札记》，第5卷，第68页。
[4] 也许人们要提醒我，佩列斯韦托夫是一位立陶宛的移民。但是他的著作具有极为深刻的莫斯科制度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不用他的立陶宛出身来解释他关于自由对道德的影响的思想。
[5]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86页。
[6] 同上书，第17页。
[7] 《马斯克维奇札记》中关于这种意见的报道，是在1611年写的。
[8] 《马斯克维奇札记》，第43页。
[9] 《混乱时期史纲》，A.H.雅科夫列夫编，克洛奇科夫出版，莫斯科，1909年，第17页。
[10]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44页。另请参阅《古代罗斯的大贵族杜马》，第366—367页。
[11] 《俄国史教程》，第44—45页。参看《大贵族杜马》，第367页。
[12] С.Ф.普拉托诺夫：《混乱时期史纲》，第3版，第286—287页。关于沙皇在教堂里许诺不通过缙绅会议不做任何举动的报道，普拉托诺夫教授说是一种误解：编年史家完全误解了沙皇的言论，所记与文告原文不符（见同书，第286页）。
[13] 《俄国史教程》，第46页。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见，舒斯基的文告按其内容还放弃了雷帝的祖先所说的“我中意谁，便叫谁做王公”的特权。但是这些话是就王位继承问题而发的。然而舒伊斯基的文告却并未涉及这一问题。
[14] 《到莫斯科、并经莫斯科和波斯返国游记》，圣彼得堡，1906年，第223页。
[15] 同上书，第223页。
[16]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50页。
[17] 关于禁止农民迁徙问题，我们在普拉托诺夫教授的著作里看到下述重要意见：“这一条还不足以证明莫斯科在1610年已经消灭了农民的迁徙。这一要求只能表示谈判双方消灭迁徙的愿望，而不是表明一个已成的事实。”（《俄国史讲义》，第6版，第258页。）
[18] 《混乱时代史纲》，第47页。
[19] 《混乱时期史纲》，第48页。
[20] 同上书，第403页。
[21] 《俄国史讲义》，第6版，第259页。
[22]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85页。
[23] 同上书，第48页。
[24] 《混乱时期史纲》，第18—19页。
[25]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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