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四章 沙皇与大贵族斗争影响下的社会思想运动
在谈到莫斯科国王同大贵族的斗争时，必须立即作一重要声明，即在这一斗争中，大贵族所采取的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策略。我们所知道的莫斯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使大贵族不但不能从国王那里取得新的特权，而且连旧的特权也无力保持。莫斯科的大贵族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在伊凡四世童年时期，政权实际上落在大贵族巨室手中。但是他们不曾利用这一政权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是用它来进行相互斗争和相互争夺。伊凡四世成年以后，大贵族虽已感觉到他的专权独断的倾向，也不曾想到要对最高权力加以法律限制。他们满以为只要通过国王的顾问对国王施加个人的影响从实际上限制他的权力，就可万事大吉了。而且就从这方面说，他们也没有表现出贵族的独特性。十六世纪莫斯科大贵族的刚强和有才华的思想家安德烈·米海洛维奇·库尔布斯基，在所著《莫斯科大公史》一书中，对于伊凡四世在其根据“重臣拉达”（Езбранная Рада）的指示管理国家的时期大加赞赏。然而这种拉达（会议）不只是由大贵族组成的。库尔布斯基本人虽参加，但参加会议的还有大主教马卡里、神甫西尔韦斯特尔，小贵族阿列克谢·阿达舍夫。我们从《瓦拉穆术士的谈话》中已经知道，大贵族对于僧侣们干预国政，是深具戒心的。我们又知道，十六世纪名门大贵族的许多切身利益，是同小贵族的同样切身利益直接对立的。然而库尔布斯基是丝毫不反对神甫西尔韦斯特尔和小贵族阿达舍夫参加会议的。完全相反，他对他们给予沙皇的影响的良好效果，还感到非美好言辞所能表达。在谈到西尔韦斯特尔和阿达舍夫所引荐的参加国家管理的那些顾问时，他同样没有表现为大贵族影响的特殊拥护者。在他的眼光里，最重要的是：这些顾问应是“有理性的完人，……在军事和国家事务上，最为熟练，是善良和勇敢的人。”他承认国家的一切管理都取决于“重臣拉达”，但他在对拉达活动的评价中，却特别提出拉达愿对任何表现热忱和才干的公职人员加以赏赐。他写道：“谁在战斗中英勇杀敌，双手沾满敌人鲜血的，他便应受到赏赐——动产和不动产的赏赐，其才能特高者，并应予以升迁。”[1]赏赐只能根据功绩。关于受赏者的门第，则一语也未提及。对此，佩列斯韦托夫也会大加赞赏的。不仅如此，伊凡在给库尔布斯基的信中谈到阿达舍夫，说“经验丰富的阿达舍夫是你的长官”等等。[2]有时他也称神甫西尔韦斯特尔为“长官”。库尔布斯基在回信里对此从未反驳。这使我们设想，在“重臣拉达”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不是属于大贵族方面的人们。综观所有这些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一拉达看为完全处于大贵族影响之下的机关，那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不然，拉达在国家管理方面发挥统治作用的时期，乃是大贵族、僧侣和小贵族妥协的时期[3]。这种妥协有利于大贵族，因为它最少可以推迟僧侣及小贵族同早就憎恶大贵族的沙皇结成反对大贵族的进攻性联合。另一方面，僧侣和贵族等级的有思想的代表，也可能认为他们同大贵族代表的联合有利于开导伊凡，伊凡那时不仅在对大贵族野蛮和粗暴[4]。就令将现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即“重臣拉达”如何取得对青年沙皇的影响问题搁置不提，那似乎也不能不承认这种影响在若干时期之内是几乎没有界限的。这是我们无论从库尔布斯基的《莫斯科大公史》或从伊凡的信里，都可看到的。伊凡雷帝在写给库尔布斯基的第一封信里说，在进军喀山的时候，他“像俘虏一般困在船上，带着极少数人穿过这无神的异教国土”。[5]此外，伊凡说他甚至在衣着睡眠一类小事上，也无自由。总之，“一切都不由己，而只能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我们仿佛成为刚刚出世的婴儿。”[6]如果这位性情古怪和放荡不羁的沙皇几年之内服从这种制度确属事实，那我们也许是看到了催眠术影响的一种有趣情况罢！但这种影响逐渐削弱了。他所实行的那种有益妥协，为莫斯科社会的相互阶级斗争的新激化所代替了。根据库尔布斯基关于伊凡会见瓦西安·托波尔科夫的情况的叙述，则这一妥协是被“奥西夫派”的僧侣阴谋破坏的。由于我们所知道的当时历史条件，这一妥协本来就不可能巩固。莫斯科国家所以愈来愈加变为东方式的世袭君主专制国家，并不是由于某一国王、或某一国王的某一世俗或宗教顾问愿意如此。相反，国王及其顾问所以愿意把莫斯科国家转变为世袭君主专制的国家，即将君主的权力不仅加之于个人，而且加之于个人的所有财产，乃因这一政策是由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大贵族、小贵族及僧侣的妥协不能取消这些条件。同样，这一妥协也不能使世袭领地之转变为封地——这同大贵族的利益是极相矛盾的——不再仅有利于小贵族。环境——佩列斯韦托夫在其著作中反映了这种环境的情绪——即使妥协成立的时候，也当然会继续存在。环境的趋势是迟早要表现出来的。当伊凡摆脱了“重臣拉达”的催眠术影响时，他恰好就是按着佩列斯韦托夫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他完全领会了佩列斯韦托夫的纲领，只不过他利用他的禁卫军的“战士”完成了前述土地改革，在这方面表现了佩列斯韦托夫在描写其残酷然而英明的穆罕默德苏丹的形象时所完全不曾梦想到的残忍和刚愎自用，对这个纲领补充了具体得多的内容。妥协破裂后，沙皇以小贵族和“奥西夫派”僧侣为凭借，成为进攻的一方，而大贵族则只有防守。这就是为什么大贵族的政论家库尔布斯基在与伊凡雷帝的论争中，从来没有放弃其防守立场的缘故。然而由于莫斯科国过去的历史因社会分化而削弱，不仅没有制定出规定各个阶级的权利的法律标准，而且没有在任何阶级之中引起建立这种标准的自觉意图，所以库尔布斯基主要不是从政治方面，而是从道德方面提出他的论点，并且引证《圣经》加以强调。他没有提出立宪的要求；他的眼光——像《瓦拉穆术士的谈话》作者的眼光一样——没有越出国家管理制度的范围。
他写给伊凡的第一封信——这封信由托尔斯泰伯爵很艺术地改编为诗《瓦西里·希巴诺夫》——差不多只是包含着对沙皇虐待大贵族的怨言。“为什么沙皇将以色列的强者打死？为什么将上帝派来的长官处以各式各样的死罪？为什么使他们的尊贵和神圣的血洒在神圣教堂和大主教的庆祝仪式上？为什么用他们的苦难的血染红教堂的门槛？啊，沙皇！他们对你何罪？为什么你要对基督的庇护者恼怒？难道这极为自豪的国家不是你的辅臣使其败坏，而他们的勇敢豪迈则曾为我们的祖先作过贡献？日耳曼的极为坚固的城市难道不是他们用上帝所赐予的智慧勤奋建造起来的？全民都要毁灭我们，这是否穷人对我们的报复呢？”[7]失宠公爵的防守立场多么脆弱，可从这样的事实中看出：即他只能用阴间的报复来威胁残酷的沙皇。“或者沙皇以为他是不死的？或者他是受了虚幻的邪道的迷惑，仿佛他不会站在大公无私的法庭的面前，不会站在据实审判的神明耶稣的面前受审？尤其是极为自负的折磨者，会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毫不踌躇地虐待他们？……他是我的坐在智慧天使宝座上的耶稣，具有最高的统治力量，他是你我之间的裁判者。”[8]在波兰和立陶宛的巨富对他们的国王很不满意的时候，他们用来威胁他的是“铁腕”，而不是阴间的法庭审判。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同莫斯科的大贵族完全不同的。
库尔布斯基感觉到，对名门世袭大贵族的迫害是有其经济基础的。他在其所著《莫斯科大公史》中，谈到伊凡对普罗佐罗夫斯基和乌沙特罗公爵的迫害时补充说：“因为他们领有大量世袭领地，可能（大概——著者）因此杀害了他们。”[9]在所著伊凡《大量书函简评》里，库尔布斯基指责沙皇从大贵族那里抢夺了他的父亲和祖父所未及抢夺的一切，抢夺了全部“动产和不动产”[10]。
库尔布斯基在责备伊凡剥夺大贵族“财产”的同时，还提醒伊凡说，他所摧残和掠夺的“世袭贵族”，同他属于同一氏族，都是“大弗拉基米尔氏族”的后裔[11]。这一提示表明，库尔布斯基同伊凡的争论不仅是官员同他们的国王的争论。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一争论也是同一“大弗拉基米尔氏族”的两个支系的争论。换言之，以库尔布斯基为代表而发言的，不仅是心怀不满的“达官显贵”，而且是——也许更多的是？——雅罗斯拉夫尔诸公爵中受到某一强大的莫斯科公爵的凌辱的后裔之一[12]。这就是说，同他一样的“世袭贵族”的企图，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对大贵族家族同“大弗拉基米尔氏族”联系的回忆，而不是决定于他们当时在国家中的地位，所以仍旧是具有两面性的。这种不明确的特性，正可以解释声名狼藉的莫斯科门第制度的两面性和矛盾性[13]。最后，不难看出，上述意图的两面性，是由于一些历史条件妨碍强大而有声势的地主贵族在莫斯科的产生和巩固。当“贵族”只是以他属于国王所自产生的那一氏族为凭借而保持其重要性的时候，那他还不是真正的贵族。立陶宛的“地主—拉达”将其“自由”建立在经过长期斗争而获得的政治权利的基础上。在立陶宛，——如同在波兰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政治权利概念的形成，完全不决定于某一贵族家庭同国王氏族的血缘关系的远近。因此，在立陶宛以及西欧国家，没有莫斯科的门第制度。
佩平认为必须替库尔布斯基维护出国的权利和建议的权利辩解，库尔布斯基受到人们指责[14]。前已指出，库尔布斯基本来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也没有坚持明确的政治概念。但在他看来，出国并不是伊凡眼中的那样坏事，这却是很显然的。伊凡认为出国是背叛。他在写给库尔布斯基的一封信中说，这是“背叛”。但库尔布斯基显然明确地记得，就在不久以前，出国的权利还为自己的莫斯科君主们所承认[15]。同时，立陶宛大公国的很大一部分领土，虽是受信天主教的国王的管辖，却仍然是罗斯。库尔布斯基在对伊凡第二封信的回答中说：“沙皇佩列科普斯基派遣王子像我们一样祈祷，他们来到这部分俄罗斯领土，虽然这些领土属于你的管辖。”[16]信中最后一句表明，在库尔布斯基的概念里，俄国的疆界是完全同莫斯科国的疆界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库尔布斯基不顾他的新国王、即波兰皇帝和立陶宛公爵的命令，拒绝同“佩列科普斯基沙皇”一道去反对莫斯科人[17]。然而如果他在立陶宛的旗帜之下同莫斯科国“作战”，那也只是由于立陶宛罗斯很早以来习于反对莫斯科罗斯，正如莫斯科罗斯很早以来习于进攻立陶宛罗斯一样。
库尔布斯基关于出国权利的观点，在他对伊凡第二封信的复信里，谈得很完整：“我早就对你的大吹大擂的来信做了回复，但未能寄出。把那些按照本国习惯不受称赞的人们关闭在俄国之内，像在地狱的要塞里一样被夺去人的天然自由，谁要是离开你的国家而根据先知者的指示去到别的国家，据伊苏斯·西拉霍夫说：你便称他为叛逆；如果越出边界，你便用各种方法加以杀戮（如同这里像你一样的酷吏所做的一样）。”[18]显然，库尔布斯基认为，破坏出国的权利乃是莫斯科沙皇的暴君喜好的一种表现。
在从出国问题转而研究建议问题时，必须指出库尔布斯基在给伊凡的各次通信里并未涉及后一问题，但在所著《莫斯科大公史》一书中却提过。他在书中写道：“至于沙皇，在国内虽然受到尊敬，但他并未从上帝那里取得才能。他必须不仅从顾问那里，而且必须从全体人民那里求取善良和有益的建议：因为精神的禀赋不是来自外表上的富有和国家的力量，而是来自心灵的公正；因为上帝所看到的不是权势和骄傲，而是心灵的公正；他是将才智给予那些尽可能包藏善良意愿的人们的。”[19]我们在这里又看不到关于国家制度部分的明确要求，但是又看到关于国家管理的非常明确的指示。由于库尔布斯基从历史上引述伊凡三世，说他由于“从谏如流”，而且有一种“未得大量深刻谏言、绝不轻举妄动”的习惯，遂使自己的国家从鞑靼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提高了国家的地位，扩充了国家的疆界等等[20]，这一指示的分量就更重大了。但是伊凡三世——顺便说一句，也是相当专横的——只是同大贵族杜马商量，而同“全体人民”却并不商量的。因此，库尔布斯基把问题提得更广泛一些，而且用伊凡雷帝的祖先的实践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一方面承认“全体人民”是沙皇的最好顾问，同时又要人们记起《另一传述》主张由沙皇召集“全国会议”。的确，他说得不完全明确。而且他所说的“全体人民”，也许可以解释为召集“全国缙绅会议”；如果说得更狭隘些，就是吸收个别的优秀人民代表参加沙皇的“拉达”。但库尔布斯基毕竟不仅如佩平所说，希望“诚实和有经验的人们参加国家管理”。他还希望沙皇同参加国家管理的诚实和有经验的人们协商。而这却不是一码事。
如果库尔布斯基的观点使我们想起《另一传述》，则伊凡雷帝的各次复信便屡次使我们想到《瓦拉穆术士的谈话》了。伊凡雷帝在给库尔布斯基的第一封复信中说：“或者我们谈谈是这样接受圣徒的教训吗？那很好！拯救自己的灵魂是一回事，而关怀许多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另一回事：因为个人实行严格斋戒是一回事，而在共同生活中共同斋戒又是另一回事，神权是一回事，而沙皇的统治又是另一回事。”[21]我们知道，《瓦拉穆术士的谈话》的作者同样广泛地证明了沙皇的统治是一回事，而神权又是另一回事[22]。这不妨碍伊凡四世的论点同佩列斯韦托夫的论点极相类似。像佩列斯韦托夫一样，他也引述君士坦丁堡的衰落，是沙皇听命于他的顾问而造成的悲惨结局的一个鲜明例证。他写道：“请你看看和想想，建立在不同的原则和权力之上的统治，会成为什么样的统治，因为在那里，沙皇听命于教区，这造成了多么可怕的毁灭呀！你是否劝我走向这样的毁灭呢？是否为了笃信宗教而不去建设国家，不惩办恶人而遭受异族的摧残呢？”[23]由此看来，伊凡雷帝的论点，似乎是贵族等级的思想代表用以反对“达官显贵”统治的论点同大贵族的思想代表用以反对僧侣干涉的论点的综合。这是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最高当局是善于利用各种不同社会力量的相互斗争来谋取自己的利益的。
在我国出版物中颇为流行一种观点，以为伊凡雷帝是一位天才的政论家，特别是一个善辩者。但是哪怕只要耐心读过他给库尔布斯基的第一封回信，便不难承认失宠的大贵族对这位“莫斯科大公大量书简”的嘲笑的正确。库尔布斯基对于他的敌人博引《圣经》的恶毒评语，有根有据，是写得非常出色的。“尤其是你博引《圣经》词句，而狂暴残忍，都在字里行间，仿佛学术精湛，信手拈来，寥寥数语而以丰富智慧结束。然而引用书目浩繁，格言满纸，信简成堆！”[24]事实上，伊凡雷帝在对待引文上，是笨拙愚钝到可笑地步的。库尔布斯基毒辣地指出伊凡引用圣书是妄诞谎言，不是缺乏根据的。“时而谈到床具和女人的棉背心，时而实在是一些数不清的狂乱村妇的无稽之谈。”[25]最后，库尔布斯基对于伊凡的信笺的总评语，虽然尖刻，但很正确。他说，书简写得“非常野蛮，不但学者和文学家，就是普通人和孺子也会感到可笑和惊奇的；特别是流传到外国，那里有些人不但在文法与修辞，而且在辩证法和哲学学说上是能人。”[26]
虽然如此，这种笨拙的书简却不只是引起了惊奇和嘲笑。它在有些地方还能用那些胡乱塞进去的惊人的虚伪言辞使人感到震动。这一横行霸道，“人面兽心”，以浑身沾满其臣民的鲜血为乐的人物，却说什么库尔布斯基由于怕死而逃避他是徒劳无益的：“由于亚当的罪孽而死，这是全人类都希望尽到的责任。”[27]他保证说，无罪而死，那不是死，而是收获。含冤受屈的伊乌杜什卡（犹大的小名）继续说：“如果我真是正确的和信仰上帝的，那么，固执的大主教，为什么要我受罪，要我结束生命呢？但如果是为了一时的光荣，为了贪得财富，为了现世的快乐，便践踏整个精神上的基督信仰和法律，那就有如种子落在石头上，毫无所得。”[28]这里除了口是心非，还有缺乏逻辑，因为伊凡正是把应该证明的事情作为已被证明的前提，即把公职人员从一个君主那里投奔另一君主当作死罪的。
不过，伊凡也感觉到，把死当作“全人类都希望尽到的责任”，是他的一个拙劣的辩解。他理解，对于他残酷地屠杀他的臣民这一共知的事实，是不能蒙混过去的。他对于库尔布斯基说这种鲜血使神明震怒，感到不安。所以他开始使人相信，作乱的大贵族也使他流血，使穷人流血，使受他们压迫的国王流血。按照他的说法，大贵族使他流血比国王使大贵族流血为罪更大。他感叹地说：“特别是我们为你们而流的血，你们自己使人流的血，更使神明震怒啊！”[29]但那是什么血呢？大贵族是在什么时候使人流血呢？请您听着！“不是因为受伤，甚至不是一滴滴的血，而是许多受到你们重压的牛马的血汗和劳动！由于你们的凶残和压迫，他们不是流血，而是泪流如注，从心里呻吟哭诉；我为此腰痛病（иречреслие）都发作了。”[30]这时，读者的惊吓恐怖心情，要再次为惊奇和笑声所代替了！鳄鱼的眼泪是任何人也感动不了的。何况非常明显，这种“腰痛病”是可从这一狂暴任性的暴君的某些习惯中得到充分解释的。
至于伊凡指责库尔布斯基及其同伙杀害阿娜斯塔西皇后，但提不出任何证据，那就更不用说了。读者只好设想，这位掌握最高权力的善辩者，又一次重弹了“狂若村妇的无稽之谈”，或者这是出于他的捏造而已[31]。
我们知道，库尔布斯基在他写给沙皇的信里，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相反，伊凡在写给库尔布斯基的回信里却极为坚决地维护了完全明确的政治观点。他表现为君主专制政权（在这个词组的东方意义上）的彻底理论家。他要求他的臣民对他完全和绝对服从。在他眼光里，臣民是奴隶，而且只是奴隶。他认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们实行杀戮或给以赏赐”[32]。关于他对他们的态度，他认为他只对上帝负责。他质问库尔布斯基：“谁能审判我？或者你能在末日审判那一天为我的灵魂答辩？”[33]他忘记了或者不愿了解罗斯公爵政权的历史，以为君主专制政体创始于圣弗拉基米尔。“君主专制政体按照上帝的意旨，创始于弗拉基米尔大公，他用神的洗礼教化了整个俄国。伟大沙皇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从希腊人那里为教父取得了无上光荣，勇敢的伟大国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战胜了不信神的德国人，值得称颂的伟大国王德米特里在顿河那边赢得了对阿拉伯人的伟大胜利，然后到了我的仇恨谎言的祖父伟大国王伊凡以及我的业已仙逝的父亲伟大国王华西里，再就到了我这谦虚的俄国王权掌握者。”[34]伊凡以君主专制权力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极端轻视受到限制的君主。按照他的意见，所有这种君主“并未统领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工作人员怎样指使，他们便怎样统治”。[35]甚至波丹的“皇帝专制制度”，也当然引起他的轻视。他深信他的大贵族们吃的都是他的“面包”[36]。根据他的坚定信念，国家和国内个别居民所有的一切，都是国王的私产。如果波丹阅读了他的书简，定将以他为他的“世袭君主制”的最好说明了。
伊凡雷帝的历史意义在于他凭借其近卫军，完成了莫斯科国家向东方式的君主制度的转变。而他写给库尔布斯基的书简的意义则在于这些信件包含着“世袭君主制”的思想。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伊凡在其与库尔布斯基的争论里表现为革新者，而他的失宠的敌人则是一个守旧派，这是完全正确的。整个问题在于，伊凡四世到底对于莫斯科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有些什么新的贡献？对于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他所实行的新政，意味着使一切足以阻碍莫斯科国居民无论在人身或财产方面都彻底转变为国王的完全无权的奴隶的东西，全部归于消灭。这就是为什么库尔布斯基虽然无疑地是一个保守派，却在他所写的书简里表现为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从而引起读者对他的同情的缘故。他断然不能提出关于政治权利（哪怕只是国内最高阶级的政治权利，而不是全体居民的政治权利）的比较严密的理论，而与伊凡关于沙皇权力无限的彻底理论相对立。这样的理论是不可能在当时莫斯科社会关系的贫乏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但他没有奴隶情绪。以他为代表，莫斯科的大贵族不肯将其人类尊严投掷于国王的脚下。
因此，他的保守主义比伊凡四世的维新更能讨人欢喜。
[1] 《库尔布斯基公爵逸闻》（以下简称《逸闻》），第10页。
[2] 同上书，第162页。
[3] B.A.克尔图亚拉认为神甫西尔韦斯特尔是商工阶级的居民、“商业区居民”的代表，其根据是：他很富有，并与俄国及外国商人保持活跃的商业往来（《教程》，第2卷，第1篇，第626页）。但富有的神职人员虽进行巨额商品交易，却并不经常都是站在商工阶级的观点上的，尽管他当然不会忽视这个阶级的利益。不过，就令克尔图亚拉的观点是正确的，这种观点也只能是对我的意见的一个新的论证：我认为“重臣拉达”并不是一个纯粹处于大贵族影响之下的机关；按照克尔图亚拉的意见，大主教马卡里是在“重臣拉达”里代表僧侣等级的。
[4] 他对前来控告他们的军政长官屠龙泰公爵的那些控诉人的接待，是尽人皆知的。他狂怒地向他们“发火”，然后开始无缘无故的折磨他们。库尔布斯基说，伊凡“是开始使哑人流血的第一人，将他们抛下悬崖，……他在十五岁时便开始撞打人，将一对对少年儿童集合在自己周围，同他们骑马走街串巷，殴打抢劫所有的男女，使他们到处逃跑（《逸闻》，第6页）。开导这样的勇士，使其走上正轨，对于全国所有居民，无分职位或贫富，都是要事”。
[5] 《逸闻》，第165页。
[6] 同上书，第164页。
[7] 《逸闻》，第132页。
[8] 同上。
[9] 《逸闻》，第85页。
[10] 同上书，第192页。
[11] 同上。
[12] 对伊凡的第二封信的复信里，库尔布斯基用愤慨的语言说：“这就是您的好久以来残忍嗜血的氏族。”（《逸闻》，第203页）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宁可说是发源于一个共同根系的两个世袭贵族旁支的冲突，而不是贵族同最高当局的冲突。
[13] 莫斯科的名门世袭大贵族相互间为“门第”而争论时，都引证“家谱”，而“家谱”又使他们想起同皇室的氏族联系。
[14] 《俄国文学史》，第2卷，第171页。
[15] 这是为公爵们所正式承认的军职人员的少数权利之一。这一权利最后一次在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同其胞弟尤里·伊凡诺维奇所签订的1531年条约里也得到承认（季亚科诺夫：《古代罗斯的社会和国家制度概论》，第255页）。然而不幸的是，这一权利是在公爵之间的条约里，而不是在国王同军职人员之间的条约里得到承认的。莫斯科的官宦等级尚不够签订这样的条约。因此，在莫斯科一些国王的实践里，早已对那些使用过这一权利，后来又重新落到他们手中的军职人员，加以惩罚。（出国的权利，是指离开本国到外国任职的权利。——译者）
[16] 《逸闻》，第202页。
[17] 同上。
[18] 同上书，第204页。
[19] 《逸闻》，第39—40页。
[20] 同上书，第40页。
[21] 《逸闻》，第153页。
[22] 我在前面说过：“神权是一回事，而世俗的权力又是另一回事”这一公式，是极端有伸缩性的。专横独断的伊凡引用这一公式，可为最好证明：他把他的世俗权力扩展到了极度，残酷地惩办了哪怕只是略为表现独立倾向的神职人员。
[23] 《逸闻》，第153页。
[24] 《逸闻》，第191页。
[25] 同上。
[26] 同上。
[27] 同上书，第180—181页。
[28] 《逸闻》，第139页。
[29] 同上书，第185页。
[30] 同上书，第185—186页。
[31] 库尔布斯基对于这种指责，既然涉及他个人，就提出异议说：“如果我有许多罪恶并且不体面，那么这二者都产生于贵族双亲，产生于斯摩棱斯克大公费多尔·罗斯季斯拉维奇家族，由俄罗斯编年史家而来的，仿佛你的皇家尊贵高位，世袭贵族对那一女俘不习惯于把自己儿女身体和自己弟兄的鲜血受酷刑，而某些人很久以来就有种习惯，仿佛尤里伊·莫斯科夫斯基第一个，而以后还有其他人胆敢到神圣大公米海·特韦尔斯基帐落，还有记忆犹新的，乌格利兹和雅罗斯拉维奇和其他同一血统所干的事，他们的全族是怎样被赦罪和耗损的……听来真是沉重，可怕！……从母亲乳头上摘下来，关闭到阴暗的监狱里，许多年折磨而死，而他的怡然自得的孙子，永远受上帝赏识！你的那个皇后，对我，残废的人，是亲近的女亲属，因为你认为证件上所写的亲属就是国内的亲属。”（《库尔布斯基逸闻》，第202—203页）库尔布斯基再度断言，自己的出身于皇家同根是为何最亲近的人。
[32] “我可以自由地赏赐我的奴隶，也可以自由地杀戮他们。”第156页。
[33] 同上书，第147页。
[34] 《逸闻》，第136—137页。另参阅第141页。
[35] 同上书，第141页。
[36] 同上书，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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