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九章 初期的西方派与启蒙思想家（续）
3. 格·卡·科托希欣
I
在沃因·阿·纳晓金以后数年，即1644年底，外交事务衙门的秘书格·卡·科托希欣逃亡外国。我在前面谈到米哈伊尔获选即位，发表限制君权的诏书和莫斯科政府对农奴的某种关怀时，曾提过他。如果说科托希欣的出走，完全是由于理想的动机，那是未免过于牵强的。1663年7月，有一位名叫艾伯尔斯的人，受瑞典政府的派遣来到莫斯科，从科托希欣那里获得某些保密的外交情报，为此给了他一笔报酬（40卢布）。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无可争辩的叛国事实。在十九世纪，莫斯科的斯拉夫派严厉地谴责了科托希欣的这一行为。当然，西方派怎样也不能同意他的背叛。虽然根据某些学者的正确意见，莫斯科的官僚阶层一般在道德上都是可疑的，都是乐于出卖受贿的；然而不应忘记，艾伯尔斯在其送给瑞典王的报告里说科托希欣虽出生在俄国，而他在情感上却是一个善良的瑞典人。这仿佛是说，艾伯尔斯并没有单纯地把他看作一个只是贪图财富的间谍。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更早以前，科托希欣与一名伊凡戈罗德（纳尔瓦）商人库·奥夫钦尼科夫相识，这商人是瑞典人。后来，在逃到国外后，据科托希欣自己说，他看到奥夫钦尼科夫“刚毅勇敢，忠心耿耿服务于他的国王陛下”。没有理由去假设，奥夫钦尼科夫对瑞典的忠心耿耿是在科托希欣逃亡以后才产生的。很可能，这种忠诚在这位瑞典籍的俄罗斯人同莫斯科的秘书初次见面时，便已存在。由于奥夫钦尼科夫没有任何必要将他对瑞典的同情掩盖起来，所以，也许他的影响曾促使科托希欣自己产生为瑞典服务的意愿。科托希欣是在瑞典外交官的直接影响下产生这种“意愿”，当然也是可能的，因为他从1659年起便同这些外交官发生接触。最后，还可回忆一下，就在他同瑞典人发生外交接触时，他遇到一次不幸事件，无论当时莫斯科人多么能够忍辱负重，这件事仍使他深感痛楚：由于他无意写错了国王的尊号，因而受到笞刑。在向西方的转变（尽管只是胆小和迟缓的转变）业已开始的时候，笞刑是可能在某些莫斯科人的头脑里引起批判的思想的。不巧得很，不幸的秘书在饱尝莫斯科笞杖之后的同一1660年，两度奉派携带外交文件前往雷瓦尔瑞典外交代表团。科托希欣目睹瑞典人的比较柔和的道德风尚，而他的脊背对于莫斯科笞杖的冷酷无情则记忆犹新，他是可能得出一些不利于祖国的结论的。次年中期，他参加卡尔季斯和约的签订，再次与瑞典人来往。回到莫斯科后，他又遭受了一次新的不幸。在他出国期间，他的房屋及全部家私均被没收。他在自传[1]里写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处分我的父亲的过错。他是莫斯科一处修道院的会计，杜马贵族议员普罗科菲·叶利扎罗夫迫害他，造谣诽谤说他仿佛滥用了交他保管的修道院公款。但此事未经证实，因为搜查以后，发现我的父亲只缺少了五枚铜币。……尽管如此，无论我从卡尔季斯回来后怎样请求，却未发还我的财产。”这样的事故也是能够造成不利于莫斯科制度的思想的。此事以后不久，科托希欣又被派为信使，也是到瑞典。瑞典人很好地接待了他，并赠给他两个银质大酒杯，价值三百零四个达勒尔。天知道，这算什么贵重的赠品！但是尽人皆知，宁住小屋，勿害大病。在瑞典，科托希欣得到两只大银杯的赠品，虽然并不怎么贵重；而在莫斯科却受了笞刑，遭到破产。后来他自己说，为瑞典服务的意向，便是在这次斯德哥尔摩之行时产生的。既然他有了这种意愿，则他将国家机密出卖给艾伯尔斯，便事实上是他对瑞典的真正同情的反映了。重说一遍，背叛终究是背叛；但我所指出的情况说明了造成背叛意向的条件。
在科托希欣逃出俄国以前发生的一个情况，也是值得深切注意的。人都知道，那时（1664年）俄国与波兰作战。科托希欣必须参军，受沙皇军政长官的指挥。按照莫斯科的旧习惯，军政长官们无不相互激烈争吵，并向莫斯科密告进行相互攻讦的。尤利·多尔戈鲁基公爵劝诱科托希欣支持他对切尔卡斯基公爵的密告。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科托希欣拒绝他的劝诱，因而当然引起了多尔戈鲁基公爵的不满。这时他离开祖国的意愿，终于形成。关于这个问题，他说：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可惜我没有同切尔卡斯基公爵一道回到莫斯科，尤其使我痛心的是我为沙皇服务的失败：我的忠诚和努力所得到的报酬是在我的父亲无辜受辱之下失去了房子和我的全部财产。考虑到我如果回到多尔戈鲁基那里去参军，完全可能，我所得到的将是仇恨、折磨和拷打。由于我没有执行他陷害切尔卡斯基的愿望，我决定离开我的祖国，我在祖国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2]
科托希欣经过波兰、抵达瑞典，在这里被接纳担任公职。瑞典人是能够重视他的卓越才能的。但是在瑞典，他也不走运。1667年8月，他不幸与醉后嫉妒他同其妻子要好的房东发生斗殴。科托希欣用短剑致命地刺伤了他的对手，因而被判处死刑。为他作传的瑞典人巴尔克古津坚决地说，他的罪行不是预谋的。他称科托希欣是无比聪明的大丈夫[3]。
出于对叛徒的蔑视，斯拉夫派忘记了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位“无比聪明的大丈夫”在莫斯科住不下去呢？为什么莫斯科不能为他的丰富才能找到用武之地呢？
II
科托希欣所写关于俄国的著作，包含着许多足以说明十七世纪莫斯科国情况的重要资料。从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观点看，他的著作很重要，它是一部人事文件，说明彼得前莫斯科对于一个多少了解西欧社会生活，且不属于社会上层的有才干的俄国人所造成的印象。
伊凡·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指责莫斯科人缺乏诚实。科托希欣则谴责他们“本性”粗鲁，并且解释这是由于他们“不畏神”。他报道政府在莫斯科沙皇殡葬日从监狱释放罪犯一事时慨叹道：
“参加那次殡葬的人们真不幸，因为殡葬在夜间举行，参加的是大批莫斯科人和从城市和县区来的人。然而莫斯科人生性就不畏神，抢劫街头男女衣服，把人打死。那天的一些暗探，像通常在沙皇殡葬时那样，打死打伤了一百多人。”
[4]
科托希欣对于那些“不是由于才智，而是由于出身大家族”而获得高贵称号的大贵族的著名评价，更是惟妙惟肖。这种大贵族在国王的杜马开会时，“摸摸自己的大胡子”，不发一言，“因为他们丝毫不通世事，而且每每是目不识丁”[5]。
科托希欣对于莫斯科人不学习，是碍难苟同的。他希望不仅男人，就是女人，也要读书。他在谈到莫斯科接待波兰王的使臣时指出，这些使臣未被引见女皇，借口是她有病。实则她当时健康如常。对此，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办呢？答复是：
“莫斯科国的女性未学文化，没有这种习惯，而且头脑简单，辞令既不利落，态度也很腼腆。”
[6]莫斯科女性的不伶俐和不适当的“腼腆”，迫使我们的作家考虑：这些不逗人喜爱的特质，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解释说，这是由于莫斯科上流社会妇女的深闺禁闭。“由于她们自幼年到出嫁，都在父亲那里生活于隐秘安静之中，除最亲近者外，外人见不到她们，她们也见不到外人。因此，可以想见，她们怎能成为更聪明、更勇敢的人呢！就在出嫁以后，她们也很少见人。”因此，皇后不便接待波兰的使节，便毫不足怪了：“如果那时沙皇命令波兰使臣去外交使团晋见他的皇后，而皇后在听了使团的话后不能作出任何回答，那岂不要使沙皇本人难堪吗！”
[7]
为科托希欣的书第一版而作的序言，把他的前述见解说成是罪恶。序言写道：“彼得大帝以前，皇室妇女不参加宫廷和其他公众典礼，其原因不是教育的缺乏，而是自古以来的崇高习惯使然。”作为证明，序言的作者提出索菲娅·阿列克谢耶夫娜皇后，“她的聪明才智，不仅受到俄国人，而且受到外国人的特殊赞扬”[8]。但是，第一，科托希欣所说的不是莫斯科妇女的聪明，而主要是她们的教育。第二，谁都知道，索菲娅皇后乃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而且就是这个例外，也是在科托希欣出国以后才出现的。
这位天才的秘书在参加外交使团的时候，看到莫斯科使臣的愚蠢行为，定会不只一次感到难堪和遗憾。他写道，在同外国的代表会谈时，他们是按照莫斯科给他们的指令说话的。他们的这些言辞，都由秘书记录下来。但除事实上说过的话外，也记了许多别的话，暴露出“使臣的欺骗才能”，其目的就是为了“向沙皇骗取荣誉和俸禄”。于是，科托希欣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办呢？”他的答案仍是：他们是由于没有学识，才这样办的。
“俄罗斯国的人以自己的门第而高傲自大，没有做任何事情的习惯，因为他们在本国未受良好教育，而且除了傲慢、无耻、仇恨和谎言之外，什么也学不会。他们由于无知说了许多相反的话，或由于草率而反复多变，后来又在一些言辞里时常颠倒错乱，把意思弄反了，这时便将过错推诿给翻译人员，仿佛是翻译的失误。”
[9]
科托希欣是为了使外国人了解俄国而写他的书的。他常常害怕他所写的关于莫斯科生活缺点的报道不能取信于西方的读者。于是他便向读者保证他所写的正确。例如，他在谈了莫斯科外交使臣的无知后，附带作了如下说明：
“聪明的读者！请在读本书时不要感到惊奇。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国家不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外国学习科学和习俗，害怕他们在知道外国的信仰、习俗和良好的自由以后，会废弃自己的信仰，接受别的信仰，再也不想回到自己的家园和亲人那里去了。”
[10]
III
鲍利斯·戈东诺夫派到外国学习科学的青年，都永远留住在外国。科托希欣想必听到这一情况。此外，他根据自身的经验也知道，在对西方的“自由”有了某种理解之后，多么难于忍受莫斯科的笞杖。库尔布斯基责备莫斯科的沙皇，说他剥夺了他的臣民自由出国的权利。科托希欣对于缺乏这一权利，也是不高兴的。他写道：
“关于莫斯科人出国问题，除奉沙皇的命令和接洽商务者外，其他的人无论为了什么事情，都不准派出。至于商人虽可到外国经商，但他们必须提出贵族的保证书，严格担保他们的商品和人员将不留在国外，而全部回国。无论何人，不管是公爵或大贵族或别的人，其本人或其子嗣兄弟，未经叩请国王允准，无论为了什么事情出国，均以叛国论罪，其世袭领地或封地庄园及人员，均没收归沙皇所有，如系本人出国，则遗留的亲属将受拷打，查询他们是否知道出国亲属的想法。如果有人送他的儿子，兄弟或侄辈出国，则家主将受拷打，查问他为什么送他们出国，是否带动军人反对莫斯科国，想要控制国家，或学习其他某种盗贼主意
[11]。”
叛国归叛国，而事实却是科托希欣提出了一付完全正确的——尽管自然是很凄凉的——莫斯科生活的景象。我想，斯拉夫派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特别愤怒地批评了科托希欣。在斯拉夫派感到极为亲切的莫斯科国里，是连一点“自由”的迹象也没有的。应该假定，如果由科托希欣写出莫斯科国所需要的改革，那他一定会将比较完全的迁徙自由，摆在首要地位。这一要求也许是他的政治自由思想的极限。严格地说，在政治方面，他的批判思想——同赫沃罗斯季宁的思想一样——是很迟钝无力的，是几乎完全保持了莫斯科的呆板笨拙的。当然，他不赞同伊凡四世的残暴，不称他为雷帝，而称他为傲帝。按照他的说法，伊凡傲帝是在“愤怒和仇恨的心情之下用暴君的习惯”来统治国家的[12]。但是丝毫不反对东方“世袭”君主专制的许多莫斯科人，也都谴责伊凡“傲帝”的暴政的。科托希欣论米哈伊尔的限制权力“诏书”的命运一文，完全不足以证明他的政治思维的明确性。他只满足于以下的说法，在阿列克谢即位时，由于性格“沉默”，遂未恢复限制权力的“诏书”。他没有问问自己，这位权力无限的统治者的沉默性格，是否对被统治者提供了充分的保证。此外，他不觉得应该阐明，从国家元首及其臣民之间的相互政治义务的观点说，限制沙皇统治的权力意味着什么。他珍惜“良好的自由”。但他还不懂得，这种自由必须用一定的政治制度来保障。
最后，他的政治思维的呆板性，还有一种表现。为了解释为什么阿列克谢沙皇称为专制君主，他说这是因为不曾从他那里拿到限制权力的诏书。但他自己又说，米哈伊尔沙皇虽然颁发了限制权力的诏书，却仍署名为专制君主。看来，他不难看到，既然如此，则“诏书”同这种尊号并无任何关系。但他对于这类问题是很少注意的。
他虽然不很懂得一定政治规范的意义，但他却深刻看到莫斯科的不自由极大地阻碍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在这方面是一位真正的西方派。他写道：“莫斯科国不出产金银。虽然根据史书所记，俄国产金银，然而不能勘探，即使勘探了，也为数不多。此外，莫斯科人不搞实业。但在外国，出产金银地方的人们，都会从事勘探。人们不愿参加这种事业，因为为此必须开办工厂，花费很多钱。他们就会显示出自己的理想，但后来无论如何也不开办这种企业和工厂，便把事情丢开了。”[13]
情况就是如此。当莫斯科政府认为将某一市民的财产“抄没归沙皇”为好事时，市民是不能从法律上保护这种财产的。这就自然既不能促进莫斯科居民进取精神的发展，也无助于吸收外国资本向本国投资。
阿·尼·佩平正确指出，如果将科托希欣说成是组织严密的莫斯科制度的唯一的恶意否定者，那是错误的。就对这一制度的否定态度而言，这位天才的秘书是有其先行者的。在前一章里，读者已经熟知科托希欣的两位先行者了。
4. 尤里·克里扎尼奇
I
赫沃罗斯季宁、纳晓金和科托希欣是当时在莫斯科刚刚产生的俄国社会思想西方派的代表。尤里·克里扎尼奇则是当时同样新出现的一个斯拉夫派——更正确地说，泛斯拉夫主义派。但是，不要以为克里扎尼奇的泛斯拉夫主义同我国晚近的泛斯拉夫主义或斯拉夫派有很多共同之处。
克里扎尼奇不是莫斯科国的宫廷居民[14]。用他的话说，他是在热爱斯拉夫民族的俄皇的仁慈庇荫下，前来定居的。他愿意定居在所有大斯拉夫部属中唯一未受外国人影响的人民之中：他认为波兰人已完全屈从于外国影响。他打算在莫斯科编写斯拉夫语语法和词汇，写一部俄国史。最后，他显然希望进入宫廷，而且由于他的渊博知识，希望成为一名沙皇的顾问。他写了很多东西；但在这里，重要的是他在讨论政治的未完成之作（《政治杜马》）[15]。
很难说，克里扎尼奇在抵莫斯科前对俄国生活是怎样看法的。但是我们明显看到，他对莫斯科的印象并不算好。
作为斯拉夫主义的顽强辩护士和“德国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辛辣地谴责外国旅行家关于莫斯科人民写了种种“可耻的谎言”。下面就是他所举的一个可恶的例子，可惜这样的例子到现在仍未过时：“鲍利斯，就算你走遍全世界，你也不能在任何地方找到像这里、即罗斯所看到的那种极为令人厌恶的、卑鄙和可怕的酗酒行为。”[16]莫斯科人的“笨拙”、“不可靠”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疑，也使克里扎尼奇深为不快[17]。总之，他看到莫斯科人有非常多的“缺陷”。但是我们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引以自慰的是，他以为他们所看到的莫斯科人民的重大缺点，并非与生俱来，亦非来自信仰，而是由于“恶劣的法律”。人们说，“俄罗斯人”除非受到鞭笞便什么好事也做不成。“德国人”说，这是俄罗斯人的牲畜本性[18]。克里扎尼奇对此愤然怒斥，说“这是一纸谎言”！如果许多俄国人的行为良好，不是由于诚心向善，而是由于害怕惩罚，则这种情况的原因，乃在于莫斯科的“残酷占有制”：由于这种占有制，俄国人才感到生活本身令人感到“坏透”了。如果德国人或任何其他民族也陷入这种条件，他们也会产生相似的、或更坏的缺点。按照克里扎尼奇的意见，莫斯科国一切恶的主要根源，就是“残酷的占有制”。在较为温和的制度之下，这个国家的人口会比当时要多一倍。“残酷的占有制”比自然灾害更能妨碍人口的繁殖[19]。克里扎尼奇关于“残酷占有制”的后果的这些见解，同孟德斯鸠的一句名言很相类似：“一个国家并不是由于土地肥沃，而是由于自由，才被认为是文明的。”克里扎尼奇大概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同意《法的精神》作者的，尽管在自由这一概念的含义上，他显然与孟德斯鸠不能保持一致。
莫斯科没有公正的法庭，这也使克里扎尼奇深感不快。他认为这是因为官吏的报酬太少。但他虽然理解这一祸害的原因，却仍不能容忍按照他的说法，当时的情形是：负有保护私有财产之责的一些机关的代表，仿佛都在对盗贼说：“弟兄们，随便偷罢，抢罢，分给我一部分，你们便可得到宽恕！”因此，使克里扎尼奇感到奇怪的，不是莫斯科有许多盗贼，而是“正直的人们”还能在那里生活。
由于相信“俄国人”的最大不幸在于他们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殊酷的占有制”和“恶劣的法律”，克里扎尼奇拟订了一整套改革方案。
克柳切夫斯基说，在读他所拟订的改革方案时，你会不禁慨叹：“这就是彼得大帝的方案啊！甚至缺点和矛盾也都相同。”[20]的确，相同，也很不相同。事实上，克里扎尼奇的方案在许多方面是同彼得的方案相仿佛的。像彼得一样，他认为发展国家的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他说，在贫穷的国家里，国王也是穷的。不仅如此，他还希望政府能关切人民的最底层。“在平民众多而富裕的地方，国王和统治者，乃至显贵也会是富有和强盛的。”这位克罗地亚的学者的这一意见，与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所说的“农民穷，则王国穷；王国穷，则国王亦穷”，是很相似的。这个思想，我们在彼得的同时代人、农民波索什科夫所著《论贫富》一书中，亦曾读到。波索什科夫书中的这一思想，给我国某些作家以所谓根据，夸耀说西欧经济科学的一个最伟大发现是先在俄国作出的。只有完全不了解政治经济学史和西欧国家的经济政策，才会说出这种毫无价值的空话。“在劳动居民穷的国家，其国王亦穷”——这一发现，是远在斯拉夫作家有所理解以前，已由“外国人”作出的。而且无可怀疑，外国的理论家，也是在实践家、即在那些以充实国库为职责和利益的人们有了这一发现以后，才知道这一发现的。克里扎尼奇本人对于政府为什么要关心劳动群众的福利解释如下：“皇帝[21]、统治者和显贵所以关心平民，是为了以后能够永远掠夺他们。”这里说得很明显，他也认为问题主要不是为了平民，而是为了能够“掠夺”[22]。后来，“劳动人民的贫困造成国家的贫困”这个定理，已不再符合经济的实际情况了。社会主义者说得正确，劳动群众的物质情况，恰恰是在富有的国家最为恶劣。我们看到，克里扎尼奇本人便不得不在他的著作里指出这一似乎反常的现象。但是在他的时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刚巧已开始通过其自身的过程，推翻上述定理。因此，欧洲的许多理论家和实践家才不断承认它和复述它。“塞尔维亚人尤里·伊凡尼奇”——莫斯科人当时是这样称呼克里扎尼奇的——便是从他们那里抄袭了这一定理的。但是无论如何，他坚决主张发展莫斯科的生产力，在这方面，他同彼得确乎是一致的。关于怎样的国家才能说是富国的问题，他解答说，凡是金银多，矿产多的国家，便是富国；其衣着材料和食物充沛者更富；而“手工制品”发达、海上贸易繁荣者，则富强甲于天下。我们“在英国和布拉班”（即尼德兰——著者）就看到这种情况。就这点说，留学荷兰的彼得，也会完全与他同意的。
II
但是越是往后，重要的差别便开始出现了。彼得喜欢“外国人”，并吸收他们来到他的国家；而克里扎尼奇则对他们感到不能忍受，他主张“下逐客令”，并“封锁边境”。他说，俄国人民需要一种“非常善良的法律”，禁止莫斯科国王的臣民在外国流浪，取缔“任何外国人”前来俄国“东探西望”。这样的法律对俄国人民是有利的。他极为重视这种“封锁”，认为这是莫斯科罗斯的“根本支柱和基础”，可同东正教信仰、君主制度、国家完整和民族独立，相提并论。克里扎尼奇在这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科托希欣，而且落后于库尔布斯基；读者记得，库尔布斯基曾为“封锁边境”而责备伊凡四世。克里扎尼奇的这种“封锁边境”的主张，是同他对发展俄国生产力的关怀直接发生尖锐的矛盾；因为他曾建议，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惜支付巨额工资从外国招聘优良手工业者来俄国训练俄国人的。同样，克里扎尼奇把大规模贸易看为发展国家财富的必要条件的观点，也同他的另一观点不一致，按照这种观点，商人乃“游手好闲和浪费粮食之辈”，因此政府对于他们，可以比对其他任何阶级的居民，更不客气。这样的矛盾出现在像他这样一个有学识的人的身上，是很奇怪的。也许，这部分地是由于我们所看到的他的主要著作，尚未完全定稿。如果克里扎尼奇对于他的著作作了最后修订，也许他能够使他的叙述不致使我们感到相互不一致、或至少很难一致。[23]然而即使如此，他的“封锁边境”的主张和他对商人的尖刻评论，也无论如何使他的方案和彼得的计划很难完全一致。此外，还应考虑到——这当然是最主要的——克里扎尼奇对于莫斯科社会生活的最主要特点的态度，是同彼得完全不同的。
他写道，皇帝是上帝的全权代理人和“活的法律”；他的权力是无限的，他的行为不受人间法庭的裁判；最后，国内所有的一切，都为皇帝所有。读者在看到他的这种观点时，会以为就是伊凡雷帝，也丝毫不会反对他的政治学说的。可是，读者很快就会相信，在克里扎尼奇看来，雷帝的君主制度乃是最凶恶的暴政，而他这位君主制度的坚决拥护者则是暴政的不可调和敌人。对于莫斯科人鲍利斯提出的“何谓暴君”问题，西斯拉夫人赫尔沃伊在一次对话中激动地答道：“暴君是人民的盗贼，既不害怕法庭，也不害怕犯罪。他是无法无天的刽子手。他这种人是人的否定，是衣冠楚楚的魔鬼。他可以好话说尽……却并非出自心愿。用我们的话说，暴君就是杀人魔王。”暴君是狼，而皇帝则应该是牧人。皇帝的光荣高于天下一切光荣，而暴君则是“对皇帝的最大羞辱”。克里扎尼奇指伊凡雷帝的最残酷的“杀人魔王”。他的行为引起上苍的“恶报”[24]。我们的“塞尔维亚人”深信，吕里克王朝的灭亡，乃是上帝对伊凡·华西里维奇沙皇“杀人魔王”的惩罚。当然，对于伊凡四世的残暴的这种坚决谴责，并无任何新颖之处。我们已经看到，莫斯科想从国王手中获取限制权力诏书的一切企图，都是由于他们希望预防这种残酷暴行的重演。然而克里扎尼奇却不仅是仇恨“杀人的暴政”。他对于君权无限的见解，是同在莫斯科国居民中流行的见解，大不相同的。无怪乎他说，善良的沙皇即使在“凶恶的法律之下，也不会是贪求无厌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君主专制的坚决拥护者一方面断言，甚至他所仇恨的“杀人魔王”也比“庶民统治”要好一些[25]，同时又认为必须对皇帝的权力规定一定的界限。他说，无限的权力是违反上帝和自然的规律的。上帝授予权力是为了创造，而不是为了破坏。自然“告诉”我们，“不是皇帝设定帝国，而是帝国设定皇帝”，——“这句话我们不妨反复多说几次，因为皇帝必须在思想上多多想到它”。
根据这位塞尔维亚人克里扎尼奇的学说，皇帝的权力有三种来源。它可能来自继承，来自征服、或授自人民[26]。由于征服者显然只能在被征服者还不及他强大时进行统治，所以实质上，只有两种合法的权力来源。但就继承说，谁也不能传授超过他本人所有的东西。因此，皇帝的权力不能合法地超出其“选民”所规定的界限。“选民”也不能给皇帝以随心所欲作好作坏的权利：诸如“出卖、割让、劫掠、破坏”等等。尽管国王一经选出便不受人间法庭的裁判，但他如违反其臣民的自然权利，那还是对神、对自然有罪的。这同波丹所说的“世袭君主专制”和欧洲君主专制之间的差别，很相类似；我想读者对此是很了解的。
固然，每人对于神和自然的意志，见仁见智，解释互有不同，因此，在提到这种意志时，对于那种恰恰需要明确的东西，却并不都有明确指示。但是克里扎尼奇的思想，通过他的推理过程，得到了适当的补充。
他引述以色列的先知者萨穆伊尔的言论（在引述时使用了他自造的斯拉夫语文）：“你的儿子想作皇帝：他建立骑兵，弓箭兵，指派了军政长官；他想占有你的庄稼地和葡萄园，发给他的臣仆；他想占有你的男女奴隶和牲畜，由他使用；他想以什一税的名目实行征税，发给他的臣仆。你也将成为他的奴隶。”这些话很容易被解释为赞成独夫专制的言论。但是，在我们作家那里，这些话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他说：“以色列人当时由于不满意萨穆伊尔的审判和预言，由于不满意上帝派来的这一神职人员，遂请求上帝指派一个皇帝。上帝因此震怒，便将皇帝加于他们的负担告诉他们。”萨穆伊尔所列举的一些未来皇帝的可能举动，如掠夺臣民所属的庄稼地、葡萄园、牲畜等等，就克里扎尼奇看来，都是显然错误的。他提到阿哈夫，据圣经说，这阿哈夫曾想方设法要购买纳伏迪的葡萄园。如果以色列的皇帝有权夺去其臣民的财产，那他在纳伏迪拒绝自愿让出他的葡萄园后，必然要用强力夺去他所喜欢的这座葡萄园了。但是阿哈夫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没有这种权利”，他只好按照他的妻子的主张，提出伪证，同纳伏迪打官司。
在叙述了阿哈夫的做法后，克里扎尼奇用外交辞令说，他不知道，当今的皇帝在这种情形之下，会怎样办的。当然，他不能不知道，莫斯科的国王是不同他的奴隶和孤儿进行诉讼的，只要他觉得有用或喜欢，他会毫不客气地将他们的财产据为己有。关于这点，他认为最好是不去提及。不过，对于土耳其的苏丹或波斯的沙赫，——简言之，对于东方的专制君主——他是无须客气的。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掠夺自己的臣民。而且他们不仅掠夺臣民，还要杀害其子女，“仿佛这是依法办理”，命令人们承认其正确。克里扎尼奇说，我们不应仿效他们。
这一切都写得很明确。这一切表明我们的作家愿望莫斯科国欧化，想迫使它放弃东方专制制度所特有的习俗，尤其重要的是，放弃东方专制制度所特有的制度。
III
毫无疑义，克里扎尼奇的理想是法兰西王国。他率直地说，最光荣和幸福的，是不仅工商业发达，而且“法律良好的国家，我们在法兰西王国所见，就是如此”[27]。由于他对法国政治制度的这种偏好，所以他对于神和自然规律的解释，同波丹在他以前所作的解释，旨意完全相同。彼得大帝是不承认这种解释的。他用了全部精神力量来维护“世袭君主制度”，或在这里用克里扎尼奇的话说，就是维护“残酷的占有制”[28]。
克里扎尼奇的改革方案，写在他的一篇假想的莫斯科沙皇告全国居民书里。首先，沙皇声明他的国家迄今还没有“良好的法律”，他愿意弥补这一缺陷。他说：“我们愿意给各地各级人民以适当自由，使所有的人各得其所，各安其命运。”
沙皇说，他审阅了各国——希腊、法国、西班牙、德国、波兰——的法律，从那里挑选了各种适合的法律，决定将其“慷慨地赐予”本国臣民。在谈及这些适合的法律的内容之前，请先注意考察一下克里扎尼奇的立法空想的形式方面。
大家都知道，1649年初，法典编制工作结束。莫斯科政府在制定这部法典时研究了各国的法律。除莫斯科钦定法律汇编之外，它还参考了主导法典[29]的第2卷，那里收进了希腊历代皇帝的法典和法律；以及1588年的立陶宛条例。由此可见，按照他的空想，克里扎尼奇是想使沙皇在立法工作上大体上采取莫斯科政府那样的行动。克里扎尼奇甚至没有忘记希腊的法律。然而事实上，他所向往的不是希腊的法律，特别不是波兰的法律，也不是德国的政治制度。前已谈过，克里扎尼奇所最倾心的是法国的君主制度。因此，毫不奇怪，在他的著作中引证的，主要是法国人，也许还有西班牙人，因为这些国家的最高等级具有“适当的自由”[30]。
我们的作家所草拟的“自由”方案，主要地涉及最高阶级。
僧侣将免除受官厅和人间法庭的管辖。此外，他们免除“工作和捐税等负担”。官宦等级分为三等。第一等的高贵人士，称为公爵。他们每人统治一个设防的城市和一座碉堡。沙皇“看来”，这种公爵只要十二名就够了。第二等的公职人员，称为大贵族，第三等人，“不够”称为大贵族儿女者，称为大贵族侄儿。所有这三等人，统称为忠实的臣仆、大贵族人士或侄辈，但不得称为奴隶[31]。对属于以上各等公职人员，不得用简称，如“波尔科”、“弗拉得科”，而要用全称，如“波尔科”应称为鲍利斯，“弗拉得科”应称为弗拉季米尔。对于他们，沙皇应禁止其叩头及地，“只能对唯一的上帝和圣像行这种礼，而对人则不可行。”公职人员既不再是奴隶，便永远免除了“鞭刑、笞刑和侮辱性的惩罚如刺面、割鼻、割耳、断手等”。对他们的惩罚将是：监禁、革职和流放等等。沙皇允许免除他们负担任何奴隶劳动和义务。
按照克里扎尼奇的意见，所有这些“自由”不仅无损于皇帝的权力，而且对它有利。在制度良好的西方国家，无论人民或军队都不许可自己受辱。在这些国家里，最高政权要比土耳其巩固些，因为土耳其没有自由，国王受制于“简单的特种常备步兵的愚蠢无礼行为”。在克里扎尼奇草拟他的改革方案时，在所有莫斯科人的头脑里，“变乱时代”所造成的印象，记忆犹新。因此，他说他所设计的“自由”方案，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对人民起义的保证。
沙皇仿照西方国家的先例，规定保持公爵和统治者的财产的完整：“你们的世袭领地和封地，不得分割。”[32]
在克里扎尼奇的方案里，城市获有一定的自治权。手工业者组织行会，免除为国家作强迫的工作[33]。但是，——这一点必须指出，——给予工商业阶级的权利，要比给予公职人员的权利少得多。我们的作家认为不能永远地（in perpetuum）给商人以自由，在给商人以自由时，“要用临时赏赐的名义，这种自由随时都可取消”。由于认为商人是“耗费粮食和游手好闲之辈”，克里扎尼奇自然认为对于他们没有讲客气的必要。在他的方案里，沙皇说：“这种人的家财都是从商业中赚来的。这种利益（无论它是多么巨大），我们业已宣布、现在再次宣布，应该属于我们。”[34]这同克里扎尼奇谴责阿哈夫对待纳伏迪的行为，仿佛是极端矛盾的。但是，在皇帝宣布商业利益应该“属于我们”的时候，他只不过想说皇帝保有将获利最大的商业部门收为他的垄断的权利而已。我们已听波克罗夫斯基说过，在十七世纪的莫斯科国，沙皇已广泛使用了这一权利。克里扎尼奇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他说商业是件好事，如果经商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那更是一件光荣的事业，甚至是一件“直接由皇帝经营的”事业。由此可见，在他的眼光里，沙皇对商业的垄断，是满足人民需要——实质上即满足国家需要的一种手段。但是他认为所以必须采取这种满足国家需要的手段，是同莫斯科国的经济不发达有因果关系的。他说，如果国王的臣民有充分的力量用自己的资金来举办大规模的商业企业，这些国王是不经营商业的。但是这些国王对商业的利益，却是很关心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及其臣民的商业活动，法国皇帝仍然经常在察列格勒派出高级使臣，英国亦派出公使。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皇帝，则为了保护其臣民的商业活动，更派出军队巡逻海上，护送商船。”[35]
IV
这些关于法、英、西、葡各国国王关怀其臣民商业利益的引述，表明克里扎尼奇虽对商人作过上述尖刻的批评（“耗费粮食的游手好闲之辈”），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理解商业在文明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大意义。虽然如此，他在所拟方案里分给商人的自由，却无可争议地比他给予公职人员的，要少得多。他的方案给予农民的自由更少。克里扎尼奇说，“无知的平民是不能给予自由的”。他们必须准备“按照皇帝的一切命令和需要，交纳贡赋，承担重负”。读者看到，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遭遇。然而克里扎尼奇却说：所有欧洲国家最低阶级的情况，都是这样。当他谈到这一情况时，他对理论史做了非常重要的观察，实际上与他自己提出的，且亦为读者所熟知的一条通则：即“在平民众多富有的地方，其国王和统治者以至大贵族，也都富有强盛”，是大相径庭的。现在我们从他那里获悉，尽管富有的人们在富有的国家里生活得优裕些和富足些，但农民及从事手工业的城市贫民的情况，却并不比在贫穷的莫斯科国好多少。根据克里扎尼奇解释，这是由于在某些西方国家——例如在瑞士，多石的土壤对农民劳动的报酬要坏得多；这还由于在富有各国，大部分居民并不是为自己播种粮食，因此，“他们的生活很苦”。他说，在外国的某些地方，人们所吃的粮食，更像泥土，而不像是真正的粮食。但在罗斯，最穷的居民，也能吃到好粮食、鱼和肉，即令喝不到啤酒，至少也能喝到用果汁制成的清凉饮料克瓦斯。这种有利于莫斯科罗斯的评语，可能是出于克里扎尼奇讨好莫斯科当局的愿望，因为克里扎尼奇的著作，本来就是为当权者写的。不能不承认，克里扎尼奇对于大俄罗斯人民的经济状况，是粉饰过头了。但在他所描绘的情景里，也还是有其真实之处的。在自然经济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里，其居民是比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里，更易于取得粮食、肉类等重要生活必需品的[36]。我们现在知道，西欧的社会劳动分工带来了劳动群众的穷困化。因此，我重复说，上述以莫斯科罗斯与西方相对立，是有其无可争辩的真理的。克里扎尼奇按时间说，是在书本上提出这一对立的第一位作家，虽然他的书是预定给少数俄国人看的。这种对立为一个问题的提出提供了充分的逻辑根据，这个问题就是：那些关心俄国生产力发展的人们是否犯了反人民的错误呢？在克里扎尼奇本人那里，没有发生这个问题，而且无论根据那个时代的条件、无论根据他本人的情绪的特点，都不可能发生这个问题：克里扎尼奇是一个狂热的大斯拉夫主义者和专制制度的坚决拥护者，他并不怎样爱人民。然而十分重视劳动群众利益的十九世纪俄国知识界，却不得不几乎用尽他们的最大部分智力来解决这一“可憎的问题”。
克里扎尼奇还说：“在某些附近的国家里”，大贵族和军人可以不受处罚地欺侮农民。这似乎是暗示波兰。无论这一暗示本身有多么正确，但不可能假设，克里扎尼奇不知道莫斯科国的农民由于最高等级的暴行而遭受了多么惨重的苦难。因此，他在这里又写了一种照例明确的事情。
受到“自由”赏赐的莫斯科沙皇臣民，向沙皇宣誓效忠。克里扎尼奇慎重地为他们写了长篇誓词。皇帝也宣誓遵守其臣民的权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将一定在即皇帝位前宣誓保持我们赐予你们——我们的忠诚臣民——的一切自由不变。”[37]。
这第二篇誓词是完全不符合莫斯科世袭君主制的精神的。当1654年1月波格丹·梅利赫尼茨基带着誓词加入莫斯科国籍的时候，他请求沙皇的使臣——大贵族布士尔林代表沙皇宣誓将不侵犯小俄罗斯人民的自由，但从他那里得到的答复是：“在莫斯科国，国王的臣民曾向以前的伟大国王宣誓，他们亦曾向伟大的国王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宣誓尽忠、正直并做好事；至于代表国王宣誓，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将来也不会有的。你，盖特曼，不应谈起这种事情，因为任何臣民都必须向自己的国王宣誓。”
V
П别索诺夫责备克里扎尼奇想把基本民族基础的稳定性看作因循守旧、发展障碍，想要克服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并对这些基础本身进行改造[38]。的确，他“想要”！读者已经看到，克里扎尼奇所拟订的改革计划就是为了将莫斯科国从一个东方的君主专制国家转变为一个西欧（法国）式的无限制的君主专制国家。现在已可指出，克里扎尼奇维护正教，但他指的是罗马天主教，而不是希腊—俄国的宗教；在他看来，这种宗教不过是一个“教派”。同样，克里扎尼奇关于俄国民族的概念，也同十九世纪莫斯科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斯拉夫派的概念不同。这些斯拉夫派谈到民族，便是指大俄罗斯族及其主要在俄国历史的莫斯科时期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生活特点和社会政治观点。而克里扎尼奇则时常把这些特点看为“不伦不类”，贬低俄国民族并从根本上破坏俄国民族的幸福。他很高兴地向莫斯科国的人指出，应该以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为仿效的榜样。这表明，他的俄国民族观，要比俄国晚近的斯拉夫派和我国现时的乌克兰派的观点宽阔得多。
晚近的斯拉夫派在读到克里扎尼奇的下面一段话时，是只会向他鼓掌称快的：“任何民族和国家的最大危害，莫过于人们轻视或完全抛弃其祖国的美德、法律、制度和语言，而接受外国的道德、别人的语言，想把自己变为外国人。”他们对于他的“下逐客令”的倾向，当然也很赞赏。然而非常明显的是，如果莫斯科罗斯实现了我们反复研究过的这位十七世纪的克罗地亚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改革方案，则那些使十九世纪莫斯科斯拉夫派深为珍惜的根本“基础”，便在俄国所剩无几了。就其对莫斯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态度而言，克里扎尼奇是一个西化派，而彼得一世——他的改革为西化派所极度称颂，亦为斯拉夫派所极端反对——按照斯拉夫派一词在十九世纪所包涵的意义而言，则是一个纯种的斯拉夫派了。
使克里扎尼奇与彼得接近的，除前述对发展生产力的关怀之外，还有对“游手好闲之辈”的憎恨。这种接近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克里扎尼奇不管多么坚决主张按照法国的形式改造莫斯科国的政治制度，却仍在所拟方案里保存了这个国家的奴役性质。在他的改革方案里，最高阶级应负担强迫公职。这个通则的例外是准许公爵于服完公职若干年后退休。克里扎尼奇方案中的这一规定，部分地预示了在下一世纪一切俄国贵族逐步为自己争得的“自由”。
克柳切夫斯基说，“科托希欣的著作，在上一世纪（即十九世纪——著者）四十年代被一位俄国教授在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发现以前，在俄国谁也不曾读过。克里扎尼奇的著作仅流传于‘上层'，于宫廷之中，于阿列克谢和费多尔等沙皇之间；其抄本亦保存在索菲娅女皇的权臣梅德韦杰夫及戈利岑公爵手中。似乎在费多尔沙皇时，还打算将它付印”[39]。不过，只是打算，却并未印出。类似的事实决定了那些无疑是俄国知识界鼻祖的人们在当时莫斯科可能发挥的影响的范围。这种范围是极为狭小的[40]。当时俄国“知识界”的鼻祖，不可能设想会对社会生活有何直接影响：他们没有听众，而这却是发挥这种影响的必须条件。所能设想的只是间接影响。间接影响的最有效形式，是通过最高当局。权力无限的君主，只要他愿意，是能够根据理性的指示来改造其人民的生活的。这就是对于社会发展的真正原因没有认识的人们的想法。因此，他们以为，问题只不过在于某一权力无限的君主是否愿意扮演改造者的角色。最早的莫斯科西方派觉得这是极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既然在国内感到不可克服的“厌恶”，便逃往国外、或打算逃往国外，而不想在修道院之外求得逃出这种一团糟的现实的补救办法。但是克里扎尼奇相信可能自上而下实行根本改革，所以他勇敢地向莫斯科的国王发出呼吁：“啊，沙皇！你手中握有神奇的权标（Чудотворный Мойсеев Прут 即 Жезл），你可以用它来创造奇迹。”莫斯科的国王可以借助权标“轻易地改正错误，镇压邪恶，找出人民事业中的污泥浊水”。
在本书的往后叙述里，我们将看到，俄国知识界对于“权标”的希望有时消失了，有时又以新的力量重新复活。我们在赫尔岑的某些国外著作里和在尼·孔·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某些公开论文里，也看到这种对权标的希望，这并不奇怪。
前面说过，克里扎尼奇相当长期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爱作历史比拟的读者，也许要指出，从这方面说，坚决相信“权标”的“塞尔维亚人克里扎尼奇”的命运，是大量俄国“知识界”的未来命运的典型。
但这只是顺便一提。我想最好是做另一种比拟。
别林斯基在他所著《俄国文学的思想与札记》一文中写道，俄国文学“为各种等级的内部接近奠定基础，形成舆论的范畴，在社会上造成某种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与普通的中间等级不同，在于它的构成不仅有商人和小市民，并且有通过教育——这种教育在我国完全集中在对文学的爱好上——而相互接近的所有等级的人们”[41]。
按照别林斯基的说法，文学“在社会上造成的特殊阶级”，便是以十七世纪在我们面前表现为其鼻祖的伊·安·赫沃罗斯季宁、沃因·阿·奥尔金-纳晓金，乃至克里扎尼奇一类人们的俄国知识界，虽然克里扎尼奇本来不是俄国人。实际上，知识界在我国从来不曾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阶级，而且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构成这样的阶级。他们只不过是一个薄薄社会阶层；但是这个薄薄的阶层却在俄国教育史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别林斯基说，通过教育而相互接近的所有等级的人们，都属于这个阶层，这话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思想却被他叙述在一个不正确的观点里：按照他的说法，俄国文学所造成的“阶级”，其构成不仅有商人和小市民，还有……等等。这样说，则商人和小市民便仿佛是这个“阶级”的核心了。然而在十七世纪，我们在知识界的鼻祖当中，却完全没有看到有人出身于商人和小市民。在其后的两个世纪里，商人和小市民虽曾有代表置身于知识界的行列，但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非贵族出身的知识界时止，他们在知识界中只占少数[42]。这就是俄国知识界同法国知识界的差别：别林斯基称为中间等级，而法国则称为第三等级的那个等级的人们，早就占了多数。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已经知道，法国君主政权在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中主要就是依靠第三等级。两种历史过程的这一相对差别，不仅解释了我所指出的俄国和法国知识界在成分上的差别。我们往下便可看到，这一为俄国历史过程的相对特殊性所制约的俄国知识界社会成分的相对特殊性，怎样影响了俄国社会思想的往后发展过程。
[1]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84年，第3版，第18—19页。
[2]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84年，第3版，第20—21页。请注意，他没有提到笞刑。他可能觉得向瑞典承认他受过这种处分是可耻的。
[3]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84年，第3版，第25页。
[4]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84年，第3版，第23页。
[5] 同上书，第26—27页。
[6]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84年，第3版，第63页。
[7]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第63页。
[8] 同上书，第35页。
[9]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84年，第3版，第58页。
[10] 同上。
[11]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84年，第3版，第58—59页。
[12] 同上书，第1页。
[13]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的俄国》，圣彼得堡，1844年，第3版，第111页。
[14] 他于1617年生于克罗地亚；就学于维也纳天主教神学进修院；1646—1650年居于莫斯科国，1660年再次来此；次年被流放到托波尔斯克，在这里住到1676年；死于1680年以后。
[15] 这一著作由别索诺夫发现，并经略加删节，刊登在1859年度《俄国谈话》杂志的若干期的附录里。
[16] 克里扎尼奇在这一著作的一些地方，用鲍利斯——一个不懂科学的莫斯科居民和知识丰富、表达作者观点的赫尔沃伊两人对话的形式来叙述他的观点。
[17] “我们的智力迟钝，手足笨拙。”不过，他的这点意见是指整个斯拉夫人的。俄国人、波兰人和整个斯拉夫人无论在海上或陆地都不作“远程贸易”。“我们的商人不学算术，因此外国商人可以随时无情地玩弄和欺骗我们。”（克里扎尼奇用自己臆造的方言写文章，这种方言是各种不同的斯拉夫语言的奇特的、有时很难理解的混合体。）
[18] 克里扎尼奇无疑是指奥列阿里下述数语：“同样，由于俄国人本性残酷无情，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做奴隶，所以对于他们，必须经常加以残酷严峻的压迫和强制，采取刑拷和殴打的办法，经常强迫他们工作”（《游记》，第149—195页）。
[19] “瘟疫、灾荒和战争不能造成长期的荒芜，经过不多年的时间，这种土地上又住满了居民。”
[20]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325—326页。
[21] 克里扎尼奇随处都称国王为皇帝，他认为这个称号比沙皇要崇高得多。
[22] 1726年秋，缅希科夫，奥斯特曼、马卡罗夫和沃尔科夫在回答给最高机密会议议员所提的问题时，提出一份报告，在其他意见中，我们在这里读到下述意见：“因为军队是极为需要的，没有军队国家就不能保持其存在，所以对于农民，必须给予关怀，因为士兵与农民血肉相连，没有农民，便没有军队。”（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4卷，第887页。）由此可以再明显不过地看出，为什么官僚们对于“平民”，要表示关切——而且真正是表示关切的。
[23] 我所以用这种可能性来解决克里扎尼奇的上述矛盾，是因为我假定他的用语并不都能准确地符合他的思想。例如，“封锁边境”可能归根到底只是表示他的一个表达得极端不准确的信念，以为必须实行保护关税，以利民族工业的发展。他是确实有过这一信念的。作为例证，我可以指出《论手工业》一书第二篇。（见《俄国谈话》，1859年第1期附录，第34页），克里扎尼奇在那里提出的见解，与后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见者相同。
[24] 他是“整个残酷占有制的祸首”。
[25] 就是说，一个人的暴政总比人民的暴政要好一些。
[26] 关于召请大公的历史传说，克里扎尼奇认为是一种愚蠢的神话。他的见解是：所以召请大公，似乎是由于人民饱受内乱之苦。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什么所召请的不是一个大公，而是整整三个大公呢？斯拉夫人不会做出这种蠢事。
[27] 前述年度《俄国谈话》，第1期，第7页，着重点是著者加的。
[28] “伊凡雷帝的理论根据，如果撇开他本人的和暂时的影响不说，在于俄国历史的久远传说。东北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在伊凡以前已在许多条件的影响之下形成，这些条件在更早以前就已成立，在彼得改革以后没有全部失效，就在我们的时代也未完全消失。”（《塔季谢夫及其时代》，波波夫著，莫斯科，第67页）1861年，当波波夫这一著作出版时，这种议论便需修正，这不仅是因为在雷帝以前，东北罗斯的政治生活还只倾向于采取那种在他以后毫无重大改变地存在到“我们时代”的形式。
[29] 原名номокайн的拜占庭法律汇编，包括有关宗教的一切法规和一般的法律，自13世纪末叶起在罗斯宗教法庭采用，并加以补充。——校者
[30] 他在另一地方对臣民说，（这次是用拉丁文）：“Quas autem et Quales uobis dabimus libertates? Nempe liberalissimas. Dabimus einim nobis omnes pene illas libertates, quibus gaudent quicunque Europae Populi: quantum cas non reseire Potuimus, et quantum expedit Saluti ac felici statui huius regni et totius populi。”（然而我要给你们什么自由和怎样的自由呢？当然，是最宽大的自由。要知道，我要给你们欧洲任何一个民族所享有的几乎所有那些自由，只要我能以知道它们，只要这有助于这个王国的幸福和繁荣。）
[31] 读者记得：波丹说过，在“世袭君主专制”国家，军职人员是国王的奴隶，而在欧洲的君主国家里，却无此事。
[32] 不过，在莫斯科国，对于封地，也是只有在政府同意下，才能分割的。
[33] “对于手工业者，任何人都不得加以侮辱，任何人都不得驱使他们从事强迫的工作。”克里扎尼奇主张对于那些学习某种精巧技艺的奴隶子弟，给予自由。
[34] 《俄国谈话》，第1期，第65页。
[35] 《俄国谈话》，第1期，第10—11页。
[36] 阿弗拉米·帕利岑说，在混乱时代，“收集了无数抢夺来的各种粮食，而当地居民并未因此陷于穷困。农地上谷垛林立，谷场上堆满了麦秸、草垛，和全俄骚动十四年来的干草垛。他们吃的是旧时劳动的产品。早先收获和播种的东西被揉碎了，被铲除了”。（《俄国历史丛书》，第13卷，第481页。）当然，在先进的西方各国，情况与此完全不同。固然，莫斯科国的商品经济，在十七世纪亦曾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一切都是相对的。同西方相比，莫斯科罗斯那时仍然是一个落后的自然经济国家，这是无可争议的。
[37] 着重点是原文就有的。《十七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国》，1859年度《俄国言论》，第4辑，附录。
[38] 《克里扎尼奇文集序》，前述年度《俄国谈话》，第1期，附录，第24页。
[39]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328—329页。
[40] 1648年，由基辅米哈伊洛夫修道院院长纳法奈尔编辑，由沙皇的神父斯特凡·沃尼法季耶夫出版的论文集《论信仰》，在最初两月中便发行了八百册，（B.A.克尔图亚拉：《俄国文学史教程》，第1部分，第2册，第814页。）可见，莫斯科并不拒绝阅读其所能得到的出版物。
[41] 《文集》，第12卷，莫斯科，1882年，第243页。
[42] 尽人皆知，商人代表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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