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初期的西方派与启蒙思想家（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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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初期的西方派与启蒙思想家（续完）

5. 瓦·瓦·戈利岑

I

　　奥尔金-纳晓金、赫沃罗斯季宁、科托希欣都没有在他们周围的环境里为他们的丰富精神力量找到用武之地。因此，他们每人对当时的莫斯科，反正都感到“憎恶”。瓦·瓦戈利岑公爵的命运却不同。他无疑的是一位坚决的西方派。但是他的环境却使他能够最低限度试图改变他周围的丑恶现实。因此，“憎恶”便很难说是他的情绪的主导特点。作为一位改革家，他必须同大量的实际阻碍进行顽强的斗争。大家都知道，斗争对于坚强的性格只能是一种锻炼。但戈利岑公爵未必具有很坚强的性格。此外，莫斯科国的政治制度也使这位名门大贵族只能采取一种斗争形式：即利用宫廷阴谋进行斗争。宫廷阴谋使他在好些年里获得了几乎全部权力，但也为他预备了一个很悲惨的下场。我国有人当时说过，他在这方面，并不是落后一人。在他以后，还在俄罗斯出现过采用同样武器的改革家，然而他们的结局都不比戈利岑好多少。每一种情况都有其客观的逻辑。

　　戈利岑博览群书，勤奋学习。他垮台后，彼得一世的政府在按照莫斯科的旧习惯，把失宠被黜官员财产“没收上交国王”时，在他们藏书里发现下列一些书籍：修士司祭安东尼·鲁萨科夫斯基编写的虔诚国王颂、印制本——向国王陛下称谢书、手抄本——对研究院的委托、手抄本——论公民生活和有关一般人民的一切事务的整顿（当然，这本书引起了改革家的注意——著者）^[1]。遗嘱，或希腊皇帝华西里给他的儿子列夫·菲洛索夫的遗训。奥龙达皇后如何接近其亲族，而他们的婆母和她的公主如何杀害她。刊印的文法书：用波兰文写的。罗弗·路多尔夫著作的手抄本——总主教米列奇助祭著作的译本、阿尔科兰·马赫麦托夫波兰文书简刊印本的译本、马吉隆女皇史一书中的波兰文书简、论出使各国的使臣、四部德文书、四卷手抄本——论喜剧、各年历书八卷、手抄本——论法或尚武的荷兰典章、德语歌词、波兰语和拉丁语文法、波兰文字史、马医概述、德文本鱼类及兽类概述、法律大全、家谱、枪操操法、尤里·谢尔宾手抄本、基辅编年史、索洛韦的呈文、论军事制度、德文土地测量学^[2]。

　　戈利岑的藏书使人想起波兰影响在莫斯科国同“德国”影响进行较量，而且胜过“德国”影响的过渡时期。人人知道，波兰影响的到来，先于西俄影响。戈利岑欣然赞助了基辅的学者。当关于圣餐转化的时间问题爆发争论时，他——这时已是索苏娅女皇的宠臣——坚决站在西俄神学方面而反对希腊神学^[3]。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位坚决的西方派同当时的希腊人是毫无通融余地的。波兰的影响促使他研究波兰文和拉丁文。我们在他的藏书里便看到这两种文字的文法书和一些波兰文书籍。他对拉丁文也很精通，曾用拉丁文同外国使臣进行谈判。但是他的藏书的书目尚不足以表示他的思想兴趣的渊博。德-拉-内维尔说，戈利岑曾用拉丁文谈论欧洲发生的一切事情，“特别是关于英国革命”（et surtout de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4]。不是偶然的，在这位开明公爵的藏书里，收藏了《论公民生活和有关一般人民的一切事务的整顿》一书的手抄本。

　　德-拉-内维尔在描写戈利岑公爵给他的接待时说，可以想象，仿佛是置身于某一意大利国王的宫廷中。据他说，戈利岑的宅邸，是欧洲最华丽的宅邸之一。“它遍处饰以黄铜，装了极为富丽的帷幕和极为有趣的绘画”^[5]。索洛维约夫引述在政府没收戈利岑的财产时关于这一宅邸描写和关于藏书的描写。“在宅邸的大厅，顶板上画满了油画，正中画着一轮烫金的太阳，光芒四射；太阳周围，天空上飘着黄色彩带，画着灿烂的群星。三根铁杆从太阳处吊下五只白色骨质大吊灯，每只吊灯上各有八只小灯。每只吊灯价值一百卢布。太阳的另一方面是一轮银光闪闪的月亮。顶板周围，画着二十座雕刻涂金的男女先知者的神像^[6]。四边挂着四张德国板画，每张价值5卢布。”此外，戈利岑的大厅还装饰了好些镜子和基辅大公弗拉季米尔、伊凡雷帝、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伊凡和彼得·阿列克谢维奇等亲王和沙皇的画像。还有四张不认识的皇室人员的画像。但最好还是让沙皇的司书来说吧：“在这个大厅里，有46扇玻璃窗，玻璃都镶了金属边框。在卧室里，在木质涂金的框架里，装有德文土地测量图，贴在麻布上；还有四面镜子；两座阿拉伯人面石像；一张德式胡桃木床，玲珑透剔地雕刻了人、鸟花草图像。在胡桃木床上面，正中装有一面圆镜，价值150卢布。九张包着金色皮革的靠椅，沙发均用丝绒包装。”总之，在戈利岑公爵的宅邸里，幼稚的莫斯科人员会感到惊奇的。例如，除以上各节外，他们还在记录里描写了“德国妇人骑在马上，而钟表却装在马内”，或“在3个胡桃木制的德国人像正中，装着玻璃管，管上铜色标记，刻着德文，管下玻璃器皿内装有水银（是否晴雨计？——著者）”^[7]。

II

　　戈利岑居室的豪华陈设，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欧洲嗜好。但陈设是一种外表。且看这位开明公爵的改造计划如何罢！

　　在费多尔·阿列克谢维奇朝代，他便“受命”主管军事，改善沙皇军队的体制和管理。同他一道经办这件事情的，有选任御前大臣，宫廷事务总管、大贵族、居民、城市贵族和大贵族子弟，还有骑兵和步兵部队的将军和上校。这个索洛维约夫用现代名词称为委员会的工作，于1682年1月废除了按门第规定官阶的制度。可以设想，军事委员会活动获得这一成果，不是没有戈利岑的影响的；戈利岑对于莫斯科军队的改造想得很多，自然懂得这种按门第规定官阶的制度对军事的危害甚大。

　　所有的事实表明，他倾注全部精力以谋取权力，甚至不惜为此而违背良心。但是他没有旧式大贵族显贵的野心。如果相信德-拉-内维尔的话，他“很鄙视‘有权势的人'（les grands），因为他们无能”，而只是为有才干的人行方便，因此莫斯科的贵族门第（familles patriciennes）对他都很仇恨。他向贵族家庭证明，必须教育他们的子弟，为此应将他们送进波兰学校，或延聘波兰家庭教师。德-拉-内维尔在说明戈利岑的广泛计划时，说他想“使荒原人烟稠密，使低级野蛮人发财致富，使他们成为人；想将懦夫变为勇士，使牧人的茅舍变为石筑的殿堂”。这一切确乎许诺甚多，可惜太不明确。

　　德-拉-内维尔在谈到这位西方派公爵的“解放农民”的意愿时^[8]，（affranchir les paysans）他的大吹大擂的词令的不明确性，尤为令人遗憾。关于这一意愿，克柳切夫斯基很正确地说过：解决农民问题的主张，只是在戈利岑死后一个半世纪才回到俄国当局的头脑中来^[9]。波克罗夫斯基认为，戈利岑只是想更明确地规定农民的义务，而不是想解放他们。现在很难确定，事实上当时究竟怎样。德-拉-内维尔说：

　　“由于这位公爵的意愿是想使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并驾齐驱，所以他命令向他提供关于所有欧洲国家及其政府的叙述。首先，他想解放农民，将他们为沙皇耕种的土地发给他们支配。为此，他们将逐年交纳赋税；按照他的计算，这种赋税将增加这些国王（即当时在位的彼得和伊凡——著者）的收入一半以上。”^[10]

　　克柳切夫斯基以为，由于按照戈利岑的计划，贵族仍须服军役，所以农民为了他们的土地而交纳的赋税，应增加贵族的货币薪给，并“成为地主因土地归农民而损失的收入的补偿”。对谁的土地的补偿呢？德-拉-内维尔所说的不是地主的土地，而是“农民为国王耕作的”土地。很奇怪，克柳切夫斯基没有注意及此。根据德-拉-内维尔的话的准确含义，可以假定，戈利岑所要解放的，——也可以说，所要规定和转算为货币义务的，——是皇室所属地区的农民。如果同意这一假定，则十七世纪末的最先进莫斯科西方派之一，在掌握权力以后，其所梦想实现的改革，是多少同法国在1315年根据国王路易十世指示所实行的改革相类似的。我们知道，这位国王曾阐述他所实行的措施的理由是：“根据自然法则，凡人应生而自由”。（Selon le droit de nature chacun doit naitre franc）。根据德-拉-内维尔的札记，看不出这位读过“关于公民生活”的书和关怀英国革命的莫斯科西方派公爵，是否想到这一理由。然而事实是，他的意愿没有实现。由于经济条件的差别，法国在十四世纪初便已顺利实行的那种措施的思想，对于十七世纪末的莫斯科，却是为时尚早。

III

　　假定戈利岑所设想的农民改革只适用于皇室所属地区——也许还适用于耕种国有土地的农民——那也还要考虑到德-拉-内维尔的如下论述：

　　“他还想使贵族能够旅游，使他们去别的国家学习军事：因为他想把农民大军转变为良好的士兵，而农民参加战争，则其土地便会荒芜。他不想实行这种于国无益的兵役^[11]，所以打算对农民征课不重的货币人头税。”（au lieu de ce service inutile à l'Etat，imposer sur chaque tête une somme raisonnable）

　　这些话的颠倒错乱，达到极点。将无数有服兵役义务的应募兵员变为良好的士兵，便是要使他们得到良好的军事训练。而用不重的货币人头税来代替于国无益的兵役，便是要免除他们服役。两者相互矛盾。根据德-拉-内维尔的其他解释和克柳切夫斯基的想法，则戈利岑的打算是完全取消用负有纳税义务的新兵和奴隶来补充莫斯科部队的，所以对于所谓将农民大军“转变”为良好士兵，应理解为用贵族部队来代替这种农民大军。从免除兵役的农民那里获得的货币租税，应该用来供养贵族部队。不能不承认，戈利岑的这种计谋是行不通的，它同当时莫斯科的军事需要是背道而驰的。

　　德-拉-内维尔在谈到戈利岑想用货币税来代替强迫农民耕种沙皇土地时，仍然照常自相矛盾地补充说：“他还想实行酒及其他消费品的买卖（et autres vertes et denrèes），引起这些人民的致富希望，从而使他们成为爱好劳动的和灵敏的人（industrieux）。”^[12]如果想到当时的酒是由沙皇垄断的（“царев кабак”），则这些不明确的言辞就会变得略为明白一些。德-拉-内维尔大概是想说，戈利岑打算给莫斯科国的臣民以工业活动的自由，借此引起他们的经济进取心。索菲娅女皇的这位优秀宠臣，一般很注重莫斯科国的工业发展及其同西欧和东方各国增进商业往来。他敷设了公路，建立了莫斯科和托波尔斯克之间的正规驿站^[13]。他还向中国派出专使，调整莫斯科人同这一遥远国家的贸易。

　　就令局部地使莫斯科人的商工业活动解脱其国家所特有的“残酷占有制”所加于他们的无数严厉束缚，那也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戈利岑明确地看出了大俄罗斯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祸害。然而即使不说他本人地位的特点，就是这种国民经济生活的“特殊性”也足以使他的计划不能实现。由于这种“特殊性”，便不得不牺牲长远，然而同样重要的需要，以满足当前的国家需要。“军事财政需要”促使莫斯科的统治者在同西方接近的精神上进行改革。政府开始注意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为了取得这种发展，政府——主要以彼得为代表——却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归根到底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措施，尽管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本是为了加快生产力发展的。例如，彼得为了刺激商人的进取精神，极度地压制了农民的工商业活动。其实，——如本书《绪论》所述，——莫斯科罗斯的城乡分工，远远没有达到先进西欧各国业已达到的水平。迁徙自由的完全缺乏，妨碍了俄国城市的发展，却是造成了农村手工业的巨大发展。彼得为了商人的利益所采行，且为其继位者所支持的那些措施，不能不非常不利地影响于这种手工业的命运：这些措施把这种手工业维持在长期保持的原始不发达状态，这种原始不发达状态就在今天，也还局部地保持未变。这当然极大地妨碍了大俄罗斯族的经济发展过程^[14]。

　　如果戈利岑能够略为减轻“残酷占有制”的束缚，那他就会大大便利了莫斯科人的经济活动。但是可以设想，他对于莫斯科改革家由于他们的落后国家的社会政治“特殊性”而必然陷入的那种处境的矛盾性，是多少有些模糊的感受的。他希望莫斯科的国家经济，完全采取货币性质。这需要很多钱。为了筹得必须的钱，他打算对俄国毛皮商品行销国外，实行国家垄断^[15]。同时，我们看到，他本人也懂得，国家垄断并不能促进私人进取心的发展；所以毋怪乎他想实行酒类及其他消费品的自由买卖了。像在他以后的彼得一样，他不得不在自己的改造计划里考虑特定的经济现实。

IV

　　克柳切夫斯基说：“戈利岑公爵的私人关系甚至使他不能对他的改造意图进行实际的筹划；他把自己的命运同索菲娅女皇连在一道，同她一道垮台，而不曾参加彼得的改革活动，虽然他是他的最接近的先行者，可能成为他的一位即令不是最好的助手，也是一位好助手。他的计划，在立法中反映得很弱。”^[16]

　　已故教授还可说得更重一些。戈利岑掌权时期的立法，部分地是同他的改造意图背道而驰的。据德-拉-内维尔证明，他想给莫斯科人以信仰自由，然而在他那时，分裂教派却遭受了残酷迫害。同样，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来改善农奴制农民的命运。克柳切夫斯基对此作了再好不过地解释说：“女皇政府在还未能用特种常备部队和哥萨克来吓唬贵族的时候，是用贵族来吓唬骄狂的特种常备部队的，所以不能为农奴做任何事情。”^[17]至于斯拉夫派所谓罗斯没有过阶级斗争，这种意见就是最起码的批评也经不住的。然而无可争论的是，莫斯科国由于它的那种“特殊性”，因而甚至作为进步源泉的阶级斗争，也常常成为停滞的根源。

　　如果说索菲娅女皇由于不得不依靠贵族来反对特种常备部队，又不得不依靠特种常备部队来反对贵族，其处境确乎是困难的，那么，她的开明的情人为了自保不得不将其很大一部分智力和注意力用于各种宫廷阴谋，其处境就更困难了。显然，甚至他同索菲娅的爱情关系，一方面使他取得了国家的巨大权力，同时也给他造成不少的困难。女皇热爱他^[18]。而他，据德-拉-内维尔说，所以同她要好，则只是由于想提高自己的地位。（il n'aimait que par rapport à sa fortune）索菲娅深受同他这种非法的，但尽人皆知的关系的痛苦，想嫁给他。为此，他必须事先使他的妻子去当修女；而他，据德-拉-内维尔说，又不愿这样做。但他终于让步了，征得了他的妻子的同意进修道院。这一件家庭闹剧，已足使这位“皇帝大印和国家外交大事的监护人”——现在对戈利岑的称呼——付出很高的代价。但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场使他受到致命伤害的同彼得一派的斗争。索菲娅坚决相信她的事业的胜利，但戈利岑却是怀疑的；他在那时不能不看到，事情的结局迫在眉睫。他能不能保持严肃的改造活动所必须的那种精神的平静吗？

　　彼得的胜利，使他身感失宠被黜的莫斯科公职人员的可怕屈辱地位。这位按照欧洲方式教养起来的公爵，不得不用沙皇奴隶的卑鄙语言来说话了。他在流放途中写给出身雅罗斯拉夫尔世系的沙皇的呈文中说：“费吉尔·沙克洛维特伊从来不是我华斯卡^[19]的好友。”这次旅途中，他从雅伦斯克再次写信给国王说：“我们这些不幸的人（即他和他一家——著者）受尽苦难，接近末日；但是对于您国王陛下，没有怨言。车子将我们，您的奴隶，送到托特马，未到市内，就在苏洪河畔，我的妻儿和家仆所乘的车子坠入水中；妻子和我们的几个小孩勉强被从河里拖了出来，久久失去知觉。”他从普斯托塞尔斯克又一次写信给国王：“我们在途中受尽折磨，像讨饭一样的漂泊无依；一切必需品都没有了，什么都吃光用尽了。”^[20]

　　不用说，对于一位多年居住在欧洲最华丽的宫室之一的人来说，落到这种极度贫困地步，是很艰苦的。但是当你读他的呈文时，对于伟大的戈利岑——德-拉-内维尔曾这样称呼他——未能沉默无言地忍受落到他身上的这一切巨大苦难，从而未能避免一再把自己称为沙皇的奴隶瓦斯卡的屈辱必要，你是会感到惋惜的。

V

　　索菲娅的宠臣是这样一些俄国西方派的鼻祖，他们为了实现其改革计划，都力图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对最高当局发生个人的影响。他们的努力很少产生良好的结果。这些人往往是在没有结果，但按照他们的处境却在无法避免的阴谋上耗尽很大一部分精力之后垮台的。一些企图从下而上实现社会改革的西方派，有时对于从上而下改造俄国的希望，抱着严厉谴责的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为M.科尔弗男爵所著《斯佩兰斯基生平》一书的出版而写的论文《俄国改革家》（1861年）中，对于斯佩兰斯基怎么能如此长期坚信其事业的成功可能，亦即怎么能如此长期坚持改革，表示惊奇。“我们说，像他这样绝顶聪明的人竟然这样愚蠢地欺骗自己，这是令人感到惊奇的。然而这种惊奇应该不仅指自斯佩兰斯基回国到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逝世的那些希望空抛的年代。在他以前担任国务秘书时，他便应同样明显地看到他的希望的毫无根据。那时只要将他的意图的性质和规模同他想使用的手段的素质一道进行考虑，他便会承认他是一个梦想家。显然，他在这方面生来就是特别健忘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斯佩兰斯基的健忘，是由于他的急于求成。他将他比作一个急于想发财的人，虽然知道买彩票是一种倾家荡产的赌博，却还是买了好些彩票。按照他的意见，斯佩兰斯基像是一个多情种子，甚至看不见所爱妇女的显著缺陷。他还说：“所有这种人都是可笑的，他们自欺事小，但如果在大事上自欺，那他们就可能危及社会。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兴奋地奔忙，仿佛取得了某种成就，因而使许多人受到迷惑，从这种虚构的成就中产生走这条错误道路的思想。就这方面说，斯佩兰斯基的活动，可以说是有害的。”^[21]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种政论家的观点。根据史学家的观点，对于斯佩兰斯基这种人的活动的看法，却不是经常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先进的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的思想家相同的。史学家不能不问问自己，在斯佩兰斯基的那个时代，是否真有“许多人”会在其他条件下受到他的“兴奋的奔忙”的迷惑呢？他的失败是否促成十二月党人产生必须使用完全不同的改革方式的思想的一种历史条件呢？至于戈利岑公爵，在他那时的莫斯科，他是不能使任何人迷失正确道路的。此外，他的广泛改革方案虽然完全没有实行，但他掌权的那些年代，即索菲娅统治的年代，毕竟对于莫斯科国不是没有好处的。克柳切夫斯基便指出彼得的追随者库拉金对于那些年代的非常好的评价：

　　“索菲娅女皇统治开始，励精图治，审判公正，人民满意，所以在俄罗斯国家，从来没有过这样英明的统治。在她统治的七年之中，全国大为富裕繁荣，商业及各种工艺都增多了，科学开始恢复拉丁文和希腊文，……那时人民富裕，欢欣鼓舞。”克柳切夫斯基将库拉金的证词同德-拉-内维尔的报道作了对照。据内维尔报道，莫斯科在戈利岑统治期间建造了三千多幢石头房屋^[22]。由此可见，这位西方派公爵的努力，并不是完全没有结果的。

　　德-拉-内维尔说：“由于戈利岑的垮台，莫斯科失去了一切。”在戈利岑垮台的时候，他必然是这样看的^[23]。现在我们知道，结果并不是这样。在戈利岑的改造意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彼得的果断改造行动。但是克柳切夫斯基所指出的事实仍可成立：即以戈利岑为代表，沙皇改革家向远方放逐了一位可能在改革方面成为他的最得力助手的人物。人们不禁在心里闪现一种思想：如果他们两人能够言归于好，那岂不要好得多吗？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下行动的，在这种条件下，宫廷阴谋起了巨大作用；阴谋的结果便是索菲娅派同彼得派的斗争。每一种情况都有其自己的客观逻辑^[24]。

^[1] 这是波兰人安·弗·莫得德列乌斯（莫德日夫斯基）（1503—1589）的著作《De emandanda republica》的俄文译本，其一部分于1551年在克拉科夫出版，全书于1554年在巴塞尔出版。这一著作当时在许多方面都很出色。作者主张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坚决反对教权扩张。关于他，请参阅古姆普洛维奇著《Geschichte der Staacstheorien》（《国家理论史》），因斯布鲁克，1903，第163—174页。俄译本可能于1678年出版，请参阅乌·阿·索博列夫斯基著《莫斯科俄罗斯的翻译出版物》，圣彼得堡，1903，第160页。

^[2]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1051—1052页。

^[3]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1048—1050页。同时请参阅A.K.博罗兹金教授在《俄国宗教争论》论文集（1907年）中关于西尔维斯特尔·梅德韦忒夫一文。波罗兹丁教授所指出的，实质上是梅德韦杰夫对索菲娅的态度，而支持索菲娅的却是戈利岑。外国人甚至认为戈利岑是耶稣会派的拥护者，有些外国人甚至说他想改信天主教。

^[4] 德-拉-内维尔：《莫斯科的奇妙关系和新闻》（De la Neuvillo：《Relation curieuse et nouvelle de Moscovie》），海牙，1699，第14—16页。

^[5] 同上书，第177—178页。

^[6] 可能，德-拉-内维尔称为戈利岑居宅的“非常有趣的图画”装饰的，便是这些先知者的神像。莫斯科的司书所看到的只是人像，而不是艺术作品。不过，那时不只戈利岑一人用艺术作品来装饰自己的住宅。扎别林说：“画、板画、地图及其他物品，不仅为宫廷所有，而且进入了（尽管罕见）大贵族宅邸。然而著名的马特韦耶夫……以及同样著名的戈利岑，在这方面，并不算是唯一的特殊例外。除某些人外，在他们的同代人中，我们还可指出尼·伊·罗曼诺夫：他爱好音乐，穿德国服装，至少是穿着这种服装去打猎的。总的说，在十七世纪，大贵族的生活已开始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以往状态。早期大贵族的先例，对后代是不无影响的。”甚至尼空也有“二百七十印张的法国书，一大张印制的挂图，一大张宇宙分图和一大张宇宙全图”。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阿凡纳西·兹韦列夫为国王雕刻了各种法国雕刻。（《十六和十七世纪俄国沙皇的家庭生活》，第1卷，莫斯科，1872年，第177和180页）

^[7]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1050—1051页。

^[8] 可以认为戈利岑的改善农民处境的思想，是受了高贵的莫德日夫斯基的影响而产生的。莫德日夫斯基在前述著作里，严厉抨击地主，说“他们像对待奴隶一般对待农民，使他们处于不自由的处境。”（古姆普洛维奇：见前书，第169—172页。）

^[9] 《俄国史教程》，第3卷，460页。

^[10] 德-拉-内维尔：见前书，第215页。

^[11] 戈利岑说，当时的所谓“负有纳税义务”的农民和奴隶，都是些劣等的军人。

^[12] 《俄国史教程》，第215页。

^[13] 同上书，第221—223页。德-拉-内维尔认为莫斯科国公路上的里程标杆，是戈利岑命令树立的，这也不无意义。

^[14] 地主军队的建立，其本身便对城市的命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我在本书《绪论》里引述克柳切夫斯基的见解时，业已指出这一点。现在再引索洛维约夫的以下非常有意义的意见：“古代城市居民有重要意义的，即是他们派出自己的部队参加作战，在王公混战时代，战争的结局在很多方面取决于这种部队。甚至在伊凡三世统治公国之初，莫斯科部队由特殊的长官率领出发，参加作战。但是后来大量地主部队的建立，使政府可以不再需要城市的部队；城市居民不再参加部队，而变成一个完全无武装的等级，变成老粗，同完全的人们，即同武装的汉子相比，只能是半个人；因为按照当时的理解，只有有武装的人，只有军人，才是完全的人，才是享有完全权利的人。”（《俄国史》，第3卷，第657页）

^[15] 《俄国史》，第3卷，第218页。

^[16] 同上。

^[17] 《俄国史》，第3卷，第218页。

^[18] 她在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时给他的信中写道：“你给我的信都全部完整地收到。从彼列科比发来的公文于11日星期五到达。我从沃兹德维日斯基徒步去取的。刚刚走近谢尔格伊修道院大门，就收到战报。我记不得是怎样走进去的，边走边读，真不知怎样感谢主和圣母的这一恩德和仁慈的圣徒谢尔格伊！我亲爱的爷，你函示送往修道院事，均已照办：我自己曾沿整个修道院徒步徘徊。”（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1022—1023页）这里的真挚情感，是不能有所怀疑的。

^[19] 华斯卡（Васька）为戈利岑本名华西里（Василий）的卑称，习称家畜猫、狗、牛、羊为华斯卡。——译者

^[20]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1079—1080页。

^[21]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318—319页。

^[22]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461—462页。

^[23] 德-拉-内维尔是在彼得派击败戈利岑和索菲娅以前不久，以波兰国王使臣的身份到达莫斯科的。

^[24] 阿·兰博在《俄国史》（Histoire de la Russie ）（第5版，第350页）称索菲娅为“一个拜占庭人”，并把她同企图“成为一个欧洲人”的彼得相对立。但是像索菲娅一样，彼得也是出生、受教育和活动于“拜占庭”环境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