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十二章 作为社会思想表现之一的分裂运动
分裂运动的正式发生，是对莫斯科罗斯的特点的最好说明。人所共知，它的发生是由于宗教仪式和某些祈祷仪式书籍的修订。创议进行这种修订的是尼空总主教。尼空认为，莫斯科所规定的宗教仪式与东方教会的旧仪式不相符合。他错了。莫斯科的仪式，比尼空用来否定它的那种仪式，和十七世纪东正教希腊人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那种仪式，历史更为悠久。最初，基督徒是用一个手指画十字的，后来在东方用“两指”代替“一指”；这两指仪式又从东方传到罗斯。但是往后希腊人画十字已不用两指，而用三指；而莫斯科人却仍沿用“两指”。根据一切事实可以看出，这些历史事实是尼空所不知道的。这也毫不足怪，因为尼空不懂希腊文，而且一般没有作这种历史考证的学识。但是应该指出，几位希腊的总主教，虽然主持了1667年的莫斯科宗教会议，并同意处分那些接受俄国旧仪式的人们，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本国的教会史。不过也可能，他们知道这一历史，但想尽力忘掉它。正如卡普捷列夫教授所说，他们“过分醉心于先入的偏见，一心想谴责无知的俄国人企图在教会生活中摆脱当时希腊人的监护和对希腊人的服从；一心想通过谴责和贬低俄国离开希腊教会生活而独立自主的整个时期，以提高这些总主教公开夸耀的‘极端典雅的希腊人'的地位，在俄国舆论中恢复‘希腊人美丽堂皇'的印象，同时增加俄国政府送给东方总主教讲坛的赏赐”[1]。
把保持俄国仪式的人们革出教门，势必在那些由于对事物的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在非实质性问题上发生分歧的地方，造成分裂运动。这便使卡普捷列夫的下述意见更为可信：“我国旧仪派分裂运动的正式发生，完全是由于两位东方总主教在宗教会议上的影响，而不应归咎于俄国的主教，俄国的主教在1667年宗教会议上讨论俄国仪式时，只是消极服从两位世界总主教和其他希腊人的影响，认为这些人在解决教会问题上，比他们更有权威和更有学问。”[2]当然，如果在莫斯科的教会里没有“残酷的占有制”，则希腊的主教们也不能给俄国带来那么多的危害，而这种“残酷占有制”的产生，却不能归咎于希腊人。但无论如何，希腊人的过错，无疑的是很大的。
卡普捷列夫教授认为，俄国教会正式分裂的主要罪人，（除两位东方总主教派西·亚历山大里斯基和马卡里·安季奥希斯基外）是潘西·李加里德和雅典的伊维尔修士大司祭季奥尼西[3]。我在前面的一章里，已谈到李加里德的非常可疑的品德。现在我不得不补充指出，可惜在东正教的希腊人中，品德非常可疑的，其实不仅他一人。卡普捷列夫教授以为，莫斯科人虽然承认具有科学知识的希腊人在教会问题上是权威，可是同时对于他们的品德缺点，也是了解得相当明确的。他写道：“俄国人不能不看到，希腊人来到莫斯科，首先和主要地是为了个人发财，获得莫斯科政府和一般所有俄国人的施舍。俄国人看到，希腊人为了发财，不择手段，甚至不排除使用最为可疑的手段，他们只要获得好报酬，不惜干出任何勾当。”[4]两位东方总主教本人在莫斯科的行为就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他们竟然出卖免罪符，每张卖一卢布，按现时货币计算，约为20卢布。价格可说还可以，但莫斯科人抱怨起来了。保存下来的一个不知名人士在上国王的呈文中说：“巴勒斯坦的总主教来到你的国家，他们在这里、在莫斯科国出售免去过去罪恶的证书，往后犯罪也不算罪；这种免罪证书，花一卢布就可购得。他们有什么真话和真理呢？他们之中没有完美的人，而是无赖透顶。难道他们一百人中有一人打扮成穷人吗？”[5]的确，他们是无赖。然而我们的僧侣还是承认了这些无赖汉的权威，由此可见，一度极端自负的莫斯科国官方神学，在当时条件下，是多么感到自己的软弱无能！至于世俗统治者，他们无疑地有自己的打算。我在前面[6]说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同尼空冲突时，向东方总主教求助。我还指出：这位最沉默的沙皇的希望没有落空：什么勾当都干得出来的希腊人，热烈地支持了他，……当然，不是没有报酬的。
II
卡普捷列夫教授断言，在两位东方总主教领导下的1667年宗教会议，对俄国旧仪式所作坚决谴责，是“完全”出于误会[7]。这看来完全正确。但不能同意这位天才和勇敢的学者所说我国旧仪派的分裂，“就其本身实质而言，没有比较巩固和长期存在的任何真正基础。”既然它存在了数百年，而且直到现在还是足够“巩固”地存在着，怎能说它“没有”存在的真正基础呢？卡普捷列夫教授以为，“整个分裂运动存在的真正基础，是斗争双方的误会和缺乏了解”[8]。当然，在莫斯科总是有许多各式各样的缺乏了解和误会的！但是为什么这种误会和这种缺乏了解，竟然如此深刻地动摇了莫斯科国的社会生活呢？我们的作家解答说：“尼空的改革愈是坚决地指出俄国教会旧事物在某些方面站不住脚，必须根据当代希腊的——全世界的方式加以改变，则改革的敌人便愈是坚决和强硬地抓住旧事物不放，便愈是果敢地在他们之间确立起一种信念，认为对俄国旧事物采取任何批判的态度，无论于教会或于国家，都是一种致命的严重罪行。”然而问题却在于莫斯科人为什么这样坚固地抓住旧事物不放呢？卡普捷列夫教授引用名言说：“坚持至死，仿佛愉快；不要预设永久界限；给我们立下规矩；垂之久远。”他就此申述道：“这就是东正教大司祭阿瓦库姆所提出，并为其全体追随者所信守的根本原则。”接着在下文里，他重申：“尼空敌人对群众的吸引力和魅力，在于他们是维护遭到尼空践踏的祖国神圣旧事物的战士和捍卫者，是拥护现在称为俄国特殊性的战士，而这种特殊性却受到外国新事物的致命入侵的威胁。”[9]这仍然是什么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人民群众这样需要“俄国的特殊性”呢？为什么在他们的眼光里，旧事物变成“神圣的”呢？
我在前一章里，指出莫斯科罗斯转向西方在其居民中引起巨大民族主义反动的一般历史条件。现在对这些条件加以更仔细的研究。
最初的分裂派领袖，都是来自莫斯科的僧侣等级。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反对尼空革新呢？
夏波夫说：分裂运动是从对严峻的尼空的民主反对派中产生的，低级的僧侣都称尼空为第二教皇。夏波夫认为，对尼空总主教的敌视，是早期分裂运动的基本原则。他说：“僧侣教权和宗教民主，这就是分裂运动何以从低级僧侣中产生的第一个最初的直接原因。”[10]我们往下便可看到，这种说法需要某些修正，但它比纯然理性地指出误会和无知云云，毕竟是具体得多的。
其次，为什么劳动群众对于莫斯科低级僧侣发动的分裂派说教，如此欣然响应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夏波夫从一位过去的书吏、旧仪派分子多库金所写的“令人愤恨的信”里抄了很长一段话。的确，这封信所说的是彼得时代，但这丝毫不能减少其作为人事证件，对阐明人民群众分裂运动的心理的意义。下面便是信中一段：
“请看罢！我们……这些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东正教基督徒，怎样被剥夺了自由生活，从一处房屋被驱逐到另一处，从一个地方被驱逐到另一地方，从一个城市被驱逐到另一个城市，我们受侮辱、欺凌；我们的房屋、商业、农业，以及手工业和以前所有的作业，……我们的一切生活需用财物，无论在城市和乡村，虽有法律规定，却均被剥夺。”
这一段话令人信服地证明，劳动群众的分裂倾向，是由他们的困苦处境引起的。然而不仅如此。往下我们还可看到更明确的说明：
“我们事业中到处都最需要的木材被禁用，渔业、商业和作坊有许多被没收，灾难遍地，由于赋税繁重而负债累累、饥饿使人瘦弱，许多人因此死亡，房屋和低级教区都荒废了，神圣的教堂倒塌了，木工和石匠被驱逐出去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系列非常明确的怨言。每一种怨言都可引用彼得的相应压制人民的命令来解释。因此完全可以看出，构成人民中分裂运动的基础的，不仅是误会，也不仅是无知。这一运动无疑地是以人民对其不断恶化的处境的不满为基础的[11]。这一无可争辩的情况给为数颇多的学者和政论家提供理由，把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史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分裂运动，加以理想化。
III
夏波夫说：“崇奉旧信仰的人们，同多库金一道，在彼得时大声疾呼，反对剥夺自由生活，许多人因此跑去参加分裂运动。……在老早以前，全国的人，包括关厢客商人和农民，都享有完全的日常生活自由权，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而生活。……后来出现了对意志的最初限制，把居住地点及对国家的赋役加以固定；农民被固定于农村地区，商人被固定于商业地区，——全国的人经常逃避赋役，力图生活于优待和自由之中，而不愿负担赋役；强者对国王的指令也不服从，……自动地迁往有优待和自由的商工业市镇……。而到了十七世纪下半期和彼得朝代，由于人民普遍被奴役和负担着对国家的义务，就连自由的商工业市镇也变为国王的市镇和公家的市镇了，自由流浪阶级被消灭了，这自然要引起所有这些游荡的人们和自由市镇的反抗。”[12]受政府迫害的流浪人们逃进森林和草原，迁居边境地区，在那里建立新的市镇。然而这些市镇已是分裂派的市镇了。劳动群众在维护其旧时自由的时候，遇到了力求在教会制度上实行民主的来自僧侣等级的最初分裂派领袖，心甘情愿地请他们在反对莫斯科中央集权派的农奴制实践的社会抗议中，充任思想家的角色。
夏波夫的这些议论是一个大纲，所有其他“把分裂运动理想化的人们”[13]都根据这个大纲作了或多或少的热心和天才的发挥。现在很容易看出，这个大纲并不充实。
在西欧的先进国家中，“宗教民主”表现于一定的政治倾向，成为积极思想工作的推动力。对于北俄“民主”中产生的宗教运动，也差不多可以这样说。科斯托马罗夫曾请他的读者注意，所谓“斯特利果尔尼克派”[14]的宗教抗议运动，不仅触及信仰的字句，而且触及信仰的实质。他们的宗教思想没有停留在一个地方。如同一位史学家所说，他们甚至发展到纯粹的自然神论，不仅否定了教会的传说，而且否定了圣徒的传说[15]。犹太化的异端也表现出很大的自由思想和强烈的前进倾向。科斯托马罗夫以为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达到了唯物主义[16]。一般地说，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们的特点是很有学识，而不仅注意圣经著作。约瑟夫·沃洛茨基攻击他们致力于“许多神话创作”，并非偶然[17]。戈卢宾斯基认为“斯特利果尔尼克派”的异端，同我国现在的分裂派——反教仪派[18]非常相似。然而即令有无可争辩的相似之处，也还是有实质性的差别的：反教仪派在过去和现在死啃字句，并不亚于教仪派，然而“斯特利果尔尼克派”及其后的犹太化异端，却是很不重视字句的。
同时，普斯科夫和诺夫戈罗德的异教徒都不害怕与西方接近，而且相反地，愿意同西方接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宗教观点是在西方的明显及强烈影响之下产生的。
最后，就在莫斯科，我们也看到（在马特维·巴什金和费奥多西·科索伊的著作里）批判思想的辛勤著作，这种著作同呆板地信赖旧教仪和旧字句，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对于旧仪派，——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对于尼空本人也一样，——怎样画圣像问题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而费奥多西·科索伊，在他们出现以前一百年，便断言圣像也是偶像：“给它们画了眼、鼻、唇、手、足，但它们什么也不能做，不能动。”他否认一切基督教会的制度，认为耶稣也是“常人”[19]。根据这位卓越人物的学说，基督教不是要人遵守仪式，而是要实行耶稣关于对人仁爱的戒律。但如将他的观点同旧仪派的观点加以对照，则最足惊人的是在他的观点里完全没有民族的排他性。他说，在上帝那里，所有的人都一样：“鞑靼人也好，德国人也好，以及说其他语言的人也好”[20]，都是一样。
为什么在十七世纪的莫斯科罗斯，宗教的激情和人民的不满只是表现为对死板字句的盲目依从呢？莫斯科的僧侣在维护旧仪式的时候，大声疾呼：“规矩前定，永世不变。”当他们为“神圣”的旧事物而死的时候，他们便表明他们的“宗教民主”不但与思想停滞共处得极好，而且加强了这种停滞。莫斯科的宗教民主的这一特点，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夏波夫和其他“把分裂运动理想化的人们”是很少去研究的。而即令他们研究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也是从唯理论的精神出发的。例如：
最热衷于“把分裂运动理想化的人们”之一——说得更正确些，他们当中最热衷的一人——И.尤佐夫写道：“我国渴求精神生活的人们，可惜只有一条出路：分裂运动。……任何感到‘精神饥荒'的农民，除了用分裂运动来消除折磨他的精神饥荒之外，别无其他出路。所有其他道路，对他说来，都是不通的。”[21]
这话归根到底就是说，由于人民完全没有其他的知识来源，才胡乱抓住了分裂运动。这同我在上面引录的卡普捷列夫教授的意见，以为分裂运动的根源在于误会和无知，是很相仿佛的。
尤佐夫在另一处从一份用参加同一信仰[22]的分裂派名义写的呈文里，抄了一些很长的引文。其中有一段对我们很有意义。这一段所说的是对分裂派实行革出教门处分问题。
使我们在这里感到兴趣的这段呈文摘录里说：“这一处分是违反教会本身、即违反人民、违反教会的主体和宗教捍卫者，而由俄国教会的大法师一人作出的。由于大法师一人并不就是本义上的教会。所以，这种处分不仅不是圣徒的教会作出的，甚至也不是俄国教会作出的。因此，这个处分由于不是教会的处分，所以是无效的。”[23]我不打算去分析呈文作者关于俄国旧仪式拥护者是根据谁的创议而受到诅咒的见解，不打算分析这一见解有多少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上述卡普捷列夫教授的意见，可以说是把问题说透彻了。但是必须指出，事实上，某些分裂派分子即令不是经常都尊重教会的民主，但在写呈文这一时代，却是尊重的[24]。在他们的眼光里，人民是笃信宗教的保护者教会的主体。当他们更进一步发挥他们的观点时写道：“在俄国教会里，由谁来讨论教义及信仰问题呢？根据圣徒的先例，应该共同讨论。但在全俄罗斯的教会里，有些什么会议呢？东正教最高会议在军官指挥下，只能研究外表上的事务，”等等时[25]，对于他们的这种观点，是不能不表示同意的。
呈文的作者随后写道：圣徒的教会“从来不以为仪式应该是教条式的一成不变和全世界都应一模一样；每一局部的教会，均应按其独立的程度，适应时间、地点和人民精神，规定其职称和章程，习惯和仪式”[26]。尤佐夫没有声明，这段话的着重点是谁加的。我以为是他加的。但无论是谁对“适应时间、地点和人民精神”一语加了着重点，对这句话是值得加以研究的。
为什么用两指画十字，顺着太阳的方向从东到西行走，对上帝的加重赞美，称极世主为耶稣等等，在莫斯科符合“时间、地点和人民精神”呢？关于这个问题，无论呈文的作者或尤佐夫本人，都未谈到。如果有人认真地向他提出这一问题，他一定会重说一遍：“我国的分裂运动是渴求精神生活的人们的唯一出路。”然而这个答复完全不算什么答复。一种分裂运动与另一种分裂运动不同；一种异教也与另一种异教有别。我们知道，“异教徒”认为北俄的民主是宗教学说的灵魂，而他们在莫斯科国却愿为字句而死。科学的任务便是要指出制约着社会意识的这些实质差别的社会生活特性。
IV
在解决这一任务以前，我们且对旧仪派的心理作一仔细研究。毫无疑问，最初的分裂派领袖，对于尼空的专横独断，是极为愤恨的。大司祭阿瓦库姆在其上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呈文里就说过：“教会中分裂运动的发生，就是由于争权。”但阿瓦库姆对尼空活动最为不满的是什么呢？是尼空的仪式革新。他关于他本人及其友人——同他一样出名的分裂派领袖、喀山的大司祭涅罗诺夫——写道：“我们思考过，彼此聚在一起，现在看到仿佛冬日将临，心已僵冻，两脚开始颤抖起来了。涅罗诺夫将教堂交我照管，他自己却一人藏到丘多沃去了，在帐篷里祈祷了一星期，在那里倾听圣像的声音。”这种可怕的道德震动，就是由尼空的下述命令引起的：“根据圣徒和圣父的遗教，不必在教堂里下跪，只要弯腰鞠躬，再就是用三个手指画十字就行了。”涅罗诺夫在丘多夫听到圣像的声音宣布：“苦难的时刻就要到来了，你们要毫不松懈地接受苦难。”像阿瓦库姆和他的朋友这样的人，是不怕受苦受难的。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了。“我们和丹尼尔[27]从圣经里作了关于用手指画十字和下跪的一些摘录，送给国王。我们写了很多。”[28]这是实话。但是“关于下跪，用手指画十字以及其他仪式”写了很多，而关于“宗教民主”，在分裂派领袖的著作里虽曾出现，却是出现得很少的。
在大司祭阿瓦库姆那里，有一名忏悔者——少女安娜。狡猾的恶魔有一次对她恶作剧，让她笔直地站着，打盹，然后在昏睡中倒在木床上。她睡了三天，在第四天神智清醒过来，大哭一阵之后，向她的神甫说：
“当我瞌睡躺下的时候，有两位天使向我走来，她们扶起我，亲切地带领我向前走去，在左边，听到啜泣和号啕的哭声，还有令人感动的教堂乐曲声；后来，她们把我带到一个敞亮的地方——红光十分夺目，并且给我指点了多处红色住室和厅堂。一处最红的大厅有说不出的美丽，比其余的所有大厅更红、也更大，他们把我带了进去，……又扶住我再从大厅走出来，对我说：‘你知道这是谁的厅堂吗？'我说：‘不知道，请让我进去罢。'她们回答说：‘这是大司祭阿瓦库姆神甫的厅堂。你要听他的话，好好生活，听他指点你在祈祷时怎样用手指画十字，怎样鞠躬。不要在任何事情上反对他，你将同他住在这里。”
[29]
我们看到，两位天使自己虽然认为怎样用手指画十字和鞠躬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却完全忘记了“教权主义和宗教民主”。这就是说，就令僧侣界的分裂运动以“低层教会的宗教民主”为其出发点，然而在其行动纲领里，分裂运动却除了同任何民主都无任何共同之处的旧仪式外，几乎没有找到余地。
此外，夏波夫过分夸大了反对尼空的低层僧侣的民主主义。伊凡·涅罗诺夫、阿瓦库姆、丹尼尔、洛金以及整个早期分裂派领袖的小团体，尽管就其本身的见解而言是非常卓越的，但完全不曾反对在尼空就任总主教以前时期统治着莫斯科教会的那种制度，而这种制度也是没有民主的。他们只是反对祈祷仪式中的某些混乱。在尼空就任总主教一职以前，参加这一小团体的宗教热心家可以顺当地向教会当局请求改正各种教会混乱状况，甚至可将这种混乱状况报告国王。严峻的尼空则严格地约束住他的属下，所以这种自由很快就完全消失了。阿瓦库姆说他“在就任总主教后，连朋友也不能向十字架一吐这种毒物”。[30]根据这些话，不难确定“毒物”的化学成分。主要的不幸不在于莫科科的总主教对教会有了巨大的权力，“人民”没有参加教会的管理，而在于统治教会的巨大权力掌握在认为无须同“朋友们”共同商议的严峻尼空的手中[31]。教权主义反对派使人想起在军职人员中，特别是在大贵族之间不时出现的反对派。军职人员丝毫不反对莫斯科国的制度，但是他们有时不满意某些个别固执和“虚伪”的国王所实行的国家管理体制。当然，对于像伊凡四世这样暴君的行为感到伤心的军职人员，毕竟是比反对暴虐的总主教的僧侣们，更能讲求实际的。他们争得了限制国王权力的诏书，诏书的内容不是关于同国王来往的礼仪方面，而是涉及密切关联我们尘世痛苦的国王可能的行为：如不经过法庭审判的处决，财产被没收等等。但是，尽管军职人员比较实际得多，然而他们的要求并未立即表现出比较成熟的政治思想。我们在低级僧侣的要求里，也未看到这种思想。
V
初期分裂派领袖的民主主义是多么使人怀疑，可从阿瓦库姆的下述议论中证明：“你知道吗？尼空是非常恶劣的。教会所受灾难，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但愿有一个善良的沙皇，像很久以前安曼的阿尔塔克谢尔克斯愿意毁灭马尔多赫和犹太人那样，将他吊死在高高的树上。亲爱的沙皇伊凡·华西列维奇会很快就对这条狗发出命令的。否则就不堪设想啊！仁爱的人，现在的人，由于同他亲近而被剥夺了智慧。”[32]
阿瓦库姆愤然斥责对分裂派的迫害。他慷慨激昂地说：“真奇怪！他们怎么不愿了解：怎能用火、鞭笞和绞刑架来建立信仰呢！哪一位圣徒这样教导过？我不知道。我的耶稣没有教导我们的圣徒用火、鞭笞和绞刑架去推行信仰。”[33]这些话说得既正确、又很有才气。但是“我的耶稣”未必同意伊凡·华西列维奇下这样的“命令”，而我们的大司祭却很盼望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不要仿效这位“亲爱的沙皇”的榜样。他天真地写信给最沉默的国王说：“请你不要再这样折磨我们吧！拘捕那些毁灭你的灵魂的异教徒，烧死他们这些恶狗，拉丁人和犹太人，释放我们这些自己人吧！那就好了。”[34]那是再好没有了！当然，“我的耶稣”不曾命令用火、鞭笞和绞刑架来实行迫害。但是虔诚的大司祭一定以为，只有对旧仪派施用火刑、笞刑和绞刑，才是坏事，而对于“拉丁人和犹太人，”这却是容许的，甚至是必要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足以说明早期分裂领袖的“民主”的新特点。
当阿瓦库姆深信沙皇阿列克谢不会完全否定尼空所实行的教会改革时，他便对这位沙皇非常不尊重了。他写道：“兽有两角。两种权力标志着：其一是胜利者……尼空，另一是帮凶阿列克谢……，他虽仁慈，但用双角触及教会，并擦掉了教会的章程，”等等。又写道：“许多经常遭到不幸的人们，却在一生中搞出些古古怪怪的勾当，像山羊一般，满山蹦跳，追风逐云，俨若权力的标志，寻找圣徒所在，想把他们吞没，带进地狱。”
在对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失望以后，阿瓦库姆开始寄希望于他的皇位继承人。他对一度向他所爱戴的米哈伊洛维奇写道：“你的儿子在你以后将依靠耶稣，在即将召开的第六次宗教会议上，开释所有受折磨的信徒。君士坦丁·布拉达特伊就诅咒过他的父亲的折磨者异教徒，并按照耶稣的教旨赐给所有受折磨的信徒以生命。”阿瓦库姆愿意将“亲爱的沙皇”伊凡·华西列维奇所享受的全部权力交给君士坦丁·布拉达特伊。
阿瓦库姆由于对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不满，坚信这有罪的沙皇将在地狱受苦难：“你为什么在这里背叛了耶稣、将无比纯洁的圣母圣像从供桌上拆除了，亲切地维护其他的异端，而火烧笃信宗教的信徒呢？你自己将受上帝的火燎，而那些由于信仰而受过火燎的人们，则将在那里活着。”[35]
库尔布斯基公爵在他那时也只能用上天的审判来吓唬沙皇。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约瑟夫·沃洛茨基是拥护莫斯科国王的无限权力的最彻底思想家，……因为这些沙皇同意不侵犯教会的财产；在他的学生中，前面顺便提到的丹尼尔主教便居于最突出的地位。丹尼尔在所写大量著作中，不断引述沃洛茨基的观点。所以这位保守到极点的作家，受到旧仪派的最大尊敬。他们将他的著作同圣父的著作等量齐观。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正确的。
В.日马金说：“旧仪派对于丹尼尔主教个人和著作的长期向往，不仅是由于他们对于在他的著作里得到肯定的某些个别观点和宗教仪式特点的同情，而是由于在分裂派和当时一般以丹尼尔主教为引导人和战士的所有派别之间，在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一致性和密切联系。”[36]
VI
我说过：异教与异教不同，分裂与分别有别。这对旧仪派的分裂而言，也是正确的。“教仪派”是一码事，“反教仪派”是另一码事。“反教仪派”在同官方教会的斗争中比“教仪派”要坚决得多。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反教仪派”中能够产生像“逃亡派”这样的极端宗派。按照年代顺序，这个宗派远远超出本章的范围。但我有可能时还是要在这里提到它，因为正是由于它的极端倾向，它比所有其他“反教仪派”的宗派，更能表明旧仪派的思想境界的极端狭隘。另一方面，旧仪派极少前进，所以它的思想代表在随后的一百年中，仍旧在实质上保持着他们在十七世纪所保持的那些观点。
反教仪派对尼空提出了以下的指责：
“1. 给耶稣之名附加调子，理解为神灵，也理解为人类……
2. 完成了（代替开始了）叶凡赫尔圣诗分段。——保罗·萨莫萨特和拉丁异教。
3. 教导了救世主用洒水行洗礼——路德异教。
4. 像马尼赫伊、叶尔林、拉丁和奥里根那样，教导关于仁爱的孕育。
5. 在阿利路亚（赞美上帝）歌中加上第三个阿拉赫。——拉丁异教。
6. 在描写叶弗夫罗伊姆生平的歌中，加上异于上帝的崇拜偶像的东西。
7. 对以前神圣的大祭实行祈祷，在三一节下跪。——拉丁和斯拉钦异教。
8. 把耶稣受难像画在两部分十字架上。——路德和拉丁异教。”
这样的指责达24条。引用其余各条是枯燥而无益的。只要说的是所有各条就其内部性质说就像上面刚刚引证过的。正像刚刚引证的各条，其余任何指责都对无论什么样的民主也没有丝毫关系。
但是我据以引述这些指责的资料，却不仅是反对尼空。资料里还有其他一百条指责，说明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在这一总主教以后的情况。在这一百条对官方东正教的指责中，只有一条如果加以适当解释，可能获得社会意义。这一条指责说：
“驱逐和杀死不接受新办法的人，——以下就是对这类的指责：
“在《权标》一书中，将耶稣解释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和两个自然。
“剃须和对圣季米特里及格奥尔吉的诽谤。
“祈祷时用四块圣饼。
“在三角板上用拉丁文写‘上帝'这个词。
“不保持斋戒制，准许自己——即僧侣食鱼、俗人食肉。
“在唱阿利路亚[37]时不鞠躬”，等等等等。
这些指责的思想所重视的是字面，而不是精神。这是很明白的。但除这些表明只是注重字面的指责外，还有一些指责表明，像教仪派一样，反教仪派也是因为莫斯科转向西方而引起的民族主义反动的结果之一。兹就这种指责略举数例：
“饮酒进餐时奏乐、跳舞和鼓掌。
“进教堂，甚至登祭坛时，油头粉面。
“（按照马尼教的学说）编写日历。
“将主的年代缩短8年（拉丁），在1月1日庆祝新年。
“学天文学，按照卑鄙的书籍和习俗去相信星宿的运转。
“在喜剧里，男扮女装，女扮男装。”[38]
无论你想怎样把分裂运动理想化，在这些指责里也不可能找出任何进步的东西。
某些反教仪的宗派拒绝为沙皇做祈祷，这同政治反对派仿佛有所类似。这一拒绝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使夏波夫对十七世纪莫斯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产生如下想法：
“由此观之，在1613年缙绅会议上表示全民同意之后，竟然在莫斯科和所有地区发生了十七世纪俄国人所说的那种‘巨大反复'；这是令人吃惊，百思不解和意义重大的。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根据全国的同意选出了沙皇，而自十七世纪九十年代起便产生了全国人民群众到处反对这一同意，开始不承认沙皇，否定沙皇了，……古代俄罗斯便这样完结了。”
[39]
这位史学家的结论，在这里无限度地超越了可能充作结论根据的历史事实。“反教仪派”的同意，虽然拒绝为俄国最高权力的元首做祈祷，但并不曾“否定”沙皇这个制度，而只是“否定”了“不虔诚的”沙皇：这种沙皇迫害正当的信仰，因此为他做祈祷，在祈祷里称他为“虔诚的”沙皇，便是犯罪。甚至像逃亡派（又称云游派）这样一个极端的宗派，也完全信守了这种主张。但是就令他们有了这种主张，也完全不能使我们相信，由于他们，“古代俄罗斯便完结了。”
逃亡派（云游派）奥西普·谢苗诺夫在审讯时说：“自从抛弃信仰的尼空总主教以来，便开始了反基督的统治，这种统治的代表者便是你们的皇帝老爷。……如果想承认国王的权力，那便是对上帝的欺骗。”[40]这话听来是极端急进的。但谢苗诺夫接着又说：“我在年代纪一书中读过，圣父们都曾命令向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皇帝纳贡，只要他不压迫他们，否则不承认他的权力。我也将向你们的国王纳贡，只要他不禁止我们宣扬真正的信仰。”[41]另一云游派多美季安·费奥凡诺夫在1848年3月12日审讯时说：
“我不认为
大俄罗斯教会的书是圣经。我只相信在虔诚的沙皇统治时期所印行的书。我相信宗教会议和由7个全国宗教会议建立的圣徒教堂。
我认为沙皇的权力是必要的，这只是因为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没有沙皇。至于命令将云游派和基督徒关进监狱的沙皇，
我不认为是沙皇，
而认为是折磨者。圣经证明，谁抛弃了信仰和思想模糊，他便是
反基督徒；而自尼空时期以来，所有信仰他的学说的人，都是东正教的背教者。”
[42]
费奥凡诺夫相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没有沙皇而生活。这是他的观点的政治方面。但沙皇背弃了真正的信仰，他成为反基督徒。因此，他不再是沙皇。这样，在费奥凡诺夫的头脑里，莫斯科罗斯遗传下来的政治保守主义，由于种种因宗教理由而引起的对当时当地沙皇的否定态度，是变得更加复杂了。结果得出了一种综合的见解，这种见解，同我们在大司祭阿瓦库姆著作中所看到的，是极相仿佛的。但是无论阿瓦库姆的宗教宣传，无论刚刚引述的云游派费奥凡诺夫的观点，都不曾宣布古代俄罗斯的终结。
VII
逃亡派这一前已说到的极端派的创始人。叶夫菲米，称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为一光辉虔诚和维护耶稣戒律的好沙皇”。他认为应该为这样的沙皇祈祷。按照他的意见，如果为彼得及其继位者祈祷，那是犯罪。对他们不应服从；服从他们就是听命于恶魔。然而所以不应服从他们，只是由于他们的渎神行为，而不是出于任何政治动机。[43]
很奇怪，夏波夫一方面认为十七世纪的那些极端分裂宗派否定了沙皇，同时却忘记了他在同一著作中不过几页以前所写的下列一段话：
“所以，正如在十七世纪的群众民主很容易被摆弄为自封沙皇的游戏，同样弗拉基米尔省、穆罗姆县、斯塔罗杜布乡的一个普通农民伊凡·季莫菲伊奇·苏斯洛夫也成为一名宗教的自封人物。他根据神人同形说的观点，自封为耶稣-上帝。从那时起，便有了好几个自封的耶稣了。”
[44]
自封的沙皇所以在罗斯出现，不是因为俄国人民“否定了”沙皇，而相反地是因为他们像费奥凡诺夫一样，认为任何国家都需要沙皇的权力。这种观点是任何民主主义的象征意义也没有的。完全一样，自封耶稣在俄国存在这一事实，也无任何民主主义的迹象。这种自封的耶稣只不过是对自封的沙皇的一种臆想的补充而已。无论是自封的沙皇，或是自封的耶稣，他们所以能够出现，这本身便证明古代罗斯不是终结了，而是生命持久。不过，自封的耶稣都是在那些已与本义上的旧仪派不同的旧教派中产生的。
旧信仰——教仪派和反教仪派——不只是在字面上反对当权者。这是可从叶夫菲米的下述见解中明显看出的：
“第一次全国普查时，第一个
皇帝清查了所有的人们，并将他们划分为各种不同的级别，……这个内容难道不是明显反基督的吗？……他们将土地、森林、水域分段划界，甚至我也成为他们的遗产，从这些地方要求垂死的人们纳贡，……尤其是
向荒原派出那个自己统治的
招致灭亡的人们，寻找那些默默地工作着的人们，他们过去信仰沙皇，尊敬沙皇，向沙皇交纳所需要的东西，接受沙皇的祝福，现在却对他们实行
掠夺，折磨，置他们于死地。”
[45]
叶夫菲米不仅不满意彼得将人民分为各种不同的级别。使他感到气愤的是将土地、森林、水域分段划界。在反对这种划分时，叶夫菲米甚至作出了一些共产主义的结论。他说：“我的所有乃来自魔鬼；一切由上帝创造的，都应属于你们。”他认为私有制（“我的地产”）的建立，是由于道德败坏：“为此而开始了欺骗，不公正的测量，狂乱的衡量制度，在任何东西里都掺假；而产生了指天发誓、贪财、仇恨、妒忌、敌意、斗殴、兽性的相互攻讦，演成掠夺性的欺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的查封和划分。皇帝对某人多分些，某人少分些，某人什么也不分。只有手工制品才有自由。”[46]
这些结论和见解，证明他是一位禀赋敦厚的人物[47]。这些结论和见解又证明大俄罗斯族在天然禀赋上完全不亚于其他族，在有利的条件之下，同样能够从事我们在西欧所看到的那种勇敢的思想活动。但是社会条件不曾在莫斯科国为社会意识的发展留下任何余地。因此，每当形势要求莫斯科人讨论他们本身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时候，他们总是表现得极端无能为力。黑格尔在说明中国的法律和道德概念时说，中国人以为道德要求，不是发自自己的良心，而是得自外来的命令。他解释这是由于在中国专制制度所特有的社会政治条件之下，个性不能发展。但是，像在专制制度的中国一样，在莫斯科的“世袭君主制”之下，个性也在同样的程度上完全没有发展的可能。外国旅行家——在这里也可将对俄国人非常抱有好感的斯拉夫人克里扎尼奇算在内，——对于莫斯科人的道德的描写，是同黑格尔在所著历史哲学中同样根据外国旅行家的议论对于中国道德的描写，一模一样的。都知道，在文化发展的长期过程中，道德甚至法律，都是由于宗教而受到尊崇的。当然，莫斯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莫斯科人以为道德的要求不是发自自己的良心，而是得自外来的命令，则使这种要求受到尊崇的宗教自然也在他们的观念里成为一些死板的——即未经个别思想家的著作赋予灵感的——教条和仪式了。因此，莫斯科人在用道德和宗教的名义起来反对什么的时候，必然要依靠死板的教条，最多——即当他们抗议达到极点的时候——也只是“为字义而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用两指画十字，顺着太阳的方向由东向西行走，用深沉的“阿利路亚”歌赞美上帝，以及其他旧约的细微末节，在莫斯科国都是“适合时间、地点及人民精神”的了。[48]
由于莫斯科国转向西方而引起的民族主义反动，必然使那些不满意这一转向的莫斯科人更加加强其对各种陈腐仪式的不可思议的拥护。
在大部分“彼得堡时期”，俄国的劳动居民仍旧处于他们在彼得改革前所处的同样条件。唯一的差别就是这些条件变得更艰难，更不利于个性的发展。因此，人民群众的心理状态在实质上毫无改变。这一情况使我得以在研究十七世纪旧仪派的心理时，引证十八及十九世纪旧仪派的观点。这也使我在往后的叙述中只是对于旧仪派，作为人民情绪的一种表现，约略一提。
VIII
反教仪派的极端代表也受了民族主义反动的影响。旧的莫斯科罗斯仍然继续生活在他们当中。甚至像叶夫菲米这样无疑地很有天才的人，一方面反对社会不平等和彼得一世加于俄国人民的不堪负荷的重担，同时却在他的正确和勇敢的结论里堆积了大量拙劣的废物，使这些结论丧失了实际的意义。按照他的意见，彼得的罪过不仅在于他使劳动群众陷于极端艰难的处境。这位第一皇帝的不可饶恕的罪过在于他“决心确立叶林和拉丁以及其他异教的法律，诸如：剃胡须、穿德式服装、留发及结发辫、打花结、戴领带、头上及发辫上扑粉、用鼻孔吸烟和用嘴唇吸烟，和狗用同一器皿吃东西，”等等。因为彼得彻底消灭了虔诚的习俗，所以发生了“谚语”所说的“将发生大饥荒。”[49]最后的这些话，明显地表明叶夫菲米虽然是从现实的事实出发，却立即陷入民族主义反动的阴暗范围。他听说，彼得时人民情况很艰苦：“曾发生大饥荒”。必须找出这一现象的原因。神学的思想方法，加上反动的民族主义，立即提醒他，大饥荒的原因在于剃胡须、穿德国式服装、用鼻孔吸烟和嘴唇吸烟等等等等。然而由于用了这种解释，叶夫菲米便完全不可能同他完全正确叙明的社会罪恶，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
科斯托马罗夫说，分裂运动虽然既不完善，也不正确，但却是一种特殊的人民自我教育机关[50]。这一定义，如果将其构成部分重加编排，也许可以接受。我以为应该说：分裂运动虽然是一种特殊的人民自我教育机关，但却是既不完善、也不正确。当然，“不正确”和“不完善”等词，可能引起误会。但在这里，应该怎样去理解它们，却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前进活动，引起社会意识的向前发展；而且不仅引起这种发展，它自身以后的发展过程亦将由其引起。为了社会存在的进步，最重要的是使这种“人民自我教育机关”臻于“完善”和“正确”。而任何这种机关愈是符合于目的，也就是说人民愈是能通过它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的因果联系，那它也就愈加正确和完善。无须说明，为什么如此：为了同社会祸害进行斗争，必须正确理解祸害的原因。我们刚才看到，旧仪派的意识形态，不仅不曾便利人民去理解其艰难处境的真正原因，而且直接妨碍人民去理解它。因此，就令分裂运动也算是一个人民自我教育的机关，然而这个机关的极端不正确和不完善，却使它同时成为人民停滞，而完全不是成为科斯托马罗夫所说的那种人民进步的机关。
科斯托马罗夫还说：
“我们不同意早在我国流传，并且成为所谓老生常谈的意见，似乎分裂运动就是旧罗斯。否。分裂运动是一种新现象，是同旧罗斯格格不入的。”
他对这一思想曾加解释说：在分裂运动里，人民群众破天荒第一次表现了一种独特的活动。然而在旧仪派之前，罗斯便有过斯特里戈尔尼克派[51]和犹太派等宗派。这两个宗派都是比旧仪派的分裂运动正确得多和完善得多的人民思想进步机关。的确，它们虽然也是产生在俄国，但是在莫斯科国的境界之外。也可以说，它们主要是一些西北罗斯共和国的最高阶级的思想成果。但是就在莫斯科，费阿多西·科索伊的异教，在思想内容方面甚至比反教仪派的旧仪派，有价值得多。十八世纪的逃兵叶夫菲米亚远远赶不上十六世纪的逃亡奴隶费阿多西，科索伊。莫斯科“世袭君主制”的基础愈是扩大和巩固，则社会条件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活动愈是不利。所以在大部分人民群众相当广泛和极为热烈地参加维护旧信仰的斗争时，他们立即暴露出受到莫斯科国社会政治关系制约的社会自觉性的惊人软弱。因此，不能像科斯托马罗夫那样，认为分裂运动是一种同旧罗斯格格不入的现象。正是旧莫斯科罗斯，在这一现象里比在任何其他现象里，更完善，更突出，更鲜明地表现了它的精神本质。
IX
当夏波夫断言，在国家压迫下的农民和商人曾竭尽全力来“解脱重压”，求得“自由生活”时，他说出了一句纯粹的真理。当他写道，农民和商人的这种企求时常使他们“不听从国王的命令”，这也一点不错。但是这种对自由的企求，在什么地方才能实现呢？夏波夫对这个问题，作了解答。
我们在他的著作里看到他指出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教师”名册里，常常在宗教学校学生的名字上面写着“经常逃亡”（Semper fugitiosus）等字。这几个字可以用来很好地说明俄国人民中的全部反抗分子。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一种特殊的逃亡者。我们的作者又说：“任何级别的人们，特别是纳税的农奴和服役人员，都不断在世界上奔跑。这些逃亡者结成各种团体、宗派和帮伙”[5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极端旧仪派获得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云游派或逃亡派的称呼。
我遁踪于阴暗的森林，
与野兽结伴为伍。
我将生息在这里；
这里空气纯净喜人，
又可听到吱吱鸟语；
这里和风习习，
流水淙淙。[53] |
在被奴役中住不下去的俄国劳动群众的精力充沛的代表人物，就是这样歌颂阴暗的森林的。他们还创作了许多动人的诗篇献给“美丽的荒原”。
由于忧愤和悲伤，
我徘徊在美丽的荒原上。
你美丽的荒原呵！
是我的第二个慈母。
请收养我吧，荒原，
我罪过累累，
热泪奔流！……[54] |
逃亡者在“荒原”里觉得很自在，因为那里没有大贵族、贡税、义务、官吏，没有莫斯科的笞杖和彼得堡的长鞭。当然，他们在那里必须忍受许多物质上的匮乏。荒原——慈母预先就告诉了逃亡者：
我这里是一片荒原，
没有甜蜜的食物；
我这里是一片荒原，
没有蜜酿的琼浆王液！…… |
但这不是什么巨大的不幸，何况美丽的荒原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天然资源。正如这同一慈母所说，不幸在于：
我这里是一片荒原，
你没有和谁可以交谈，
这里没有人语声。 |
谈到这里，“荒原”所指的实质上就是来到这里的“青年”，将无人一同“纵情玩乐”。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说，问题比这严重得多。在荒原里不仅无人可共玩乐，而且无人可与之交流思想，这就促使逃亡者的思想停止了发展。伟大的社会政治思想不是在荒原里，而是在大的文化中心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文化中心里产生的社会矛盾，乃是思想进步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尤佐夫写道：“我国的旧信仰派所以群起维护旧事物，并非由于它是旧事物，而是由于它仿佛比新实行的制度更符合人民的需要。”[55]这当然如此，但是试问什么人只是因为旧事物（或新事物）是旧的（或新的）而去维护它呢？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们所以重视旧事物（或新事物），都只是因为他们承认这种事物比新事物（或旧事物）更符合他们的需要。在莫斯科国也是一样。正如论述民族主义反动一章所阐明，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民，在分裂运动出现以前便是反对由于转向西方而引起的新条件的。我们还知道，分裂运动本身便是民族主义反动的一种表现。最后，我们知道，这种反动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是由于转向西方所造成的新的生活条件这样或那样地破坏了人民中各种不同阶级的比较重大的利益。不幸的是，这种利益迫使莫斯科国的反对派思想不去向前看，而是朝后看。
这种思想以不满于莫斯科君权无限扩张和供职外人出现于罗斯的大贵族为代表，而向后看；这种思想以反对尼空独断专横的低级僧侣们为代表，而向后看；这种思想以受到外国商人竞争排挤的商界人士为代表，而向后看；[56]最后，这种思想以本义上的劳动群众为代表，而向后看。反对派思想经常朝后看，而不向前看，乃是由于社会关系的不发达，使反对派的代表不可能为自己的国家拟订出一条前进的——而不是倒退的——运动的道路。
X
但是社会关系的不发达还有一种后果，即莫斯科国社会思想的反对派对于国内往后的思想发展，仍旧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把分裂运动理想化的人们”说：“对新事物抱着批评态度的守旧派，不能不对自己的旧观点采取同样的批评方法，——从这里便有了继续发展的可能。”[57]这种见解只能说服那些保持唯心史观的学者。如果人们从来不是仅仅由于旧事物（或新事物）是旧的（或新的）而维护旧事物（或新事物），则他们同样永远不会仅只因为批评就是批评而对旧事物或新事物（在这种场合里都是一样）进行批评。如果莫斯科国的劳动群众对新事物采取了批评态度，那也完全不能从此断言，他们一定会由于尝到甜头，便对旧事物也采取批评的态度。人们在思想方面“继续发展的可能”，总是有的。然而只有在有了必要的社会条件的时候，这种可能才能转化为现实。可是随着莫斯科国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成，这种条件是越来越少了。因此，宗教反对派虽然在十六世纪就突出了科索伊，而在下一世纪却只能提出大司祭阿瓦库姆及其他与他相似的热衷于“古代信仰”的人物了。
在先进的西方各国，不满意的分子集中于城市，而在莫斯科国，他们却是去荒原里拯救自己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旧事物在莫斯科国无论在社会关系方面或在思想方面都比西方先进国家无比活跃的秘密[58]。
先进西方各国的不满分子由于集中在文化的中心，除了比较彻底地改造社会政治制度之外，别无其他改善他们的命运的手段。社会发展的客观力量，驱使他们同社会政治制度作斗争，也就迫使他们的思想对这种制度进行批判。社会斗争愈是尖锐，不满分子的批判思想便愈是深刻地看清了旧制度的基础。莫斯科国情况却不是这样。劳动群众的境况愈是艰难，其精力最充沛的分子便愈是受到逃往“美丽荒原”的诱惑。他们在那里是集结为哥萨克集团，还是建立起分裂派的隐修院，——这就要由情况来决定了。然而无论如何，他们既然奔向边疆，便没有理由考虑改善那种压迫他们的社会制度的手段。他们只要相信这个制度在压迫着他们就够了。既然压迫，那就应该“分散开了”——这就是人民思想在那种历史和地理条件下所得出的极端结论。这个结论是不包含任何进步东西的。
劳动人民既然有了“分散开”的愿望，他们当然非常愿意听从那些向他们证明在旧的地方不能希望发生任何好事的人们的意见。有时是勇敢善良的青年作出这样的证明，邀请受尽捐税折磨的从事商工业的人们在哥萨克的队伍里遨游无际草原和河流的广阔天地。有时，是一些号召东正教徒为“古代信仰”而斗争的长老，坚决主张离开那些住惯了的地方。这些长老除了指出反基督徒业已即位并已罗织东正教的基督徒之外，再也提不出其他更动听的理由。反基督徒既已即位，则“分散开”便不仅是为了他们的物质利益，而且为拯救灵魂所必需。
由此可见，除了前面所述各点外，这便是使首次从低级僧侣中分化出来的分裂派领袖的宣传易于为人民意识所接受的那些社会存在条件。
哈尔拉莫夫在八十年代就写过：“云游派对于反基督的形象深感震惊，并用这种形象来恐吓群众。他们在指出这一特殊的灾祸并说明这是魔鬼——反基督徒造成的时候，搅乱群众的思想，把群众的思想从现实的范围推入幻想的范围；他们离开群众齐心协力摆脱生活重压的企图，而使人民的思想进入另一范围——即个人德行的范围，他们把个性突出到首要地位，遮盖了社会及社会思想问题。”[59]
Mufatis mutandis（加以相应程度的改变）——除了少数例外，这些话也可适用于基督教的所有宗派：他们的一切宣传往往是把人的思想从现实范围推入幻想范围，因而阻碍人的思想的发展。然而主张其信徒“为字面而死”和逃向荒原的那种说教，比所有其他说教更能阻碍人的思想发展。这种宣传愈是成功，便愈是有助于保持旧制度原封不动[60]。
在迁移到“荒原”之后，不可能满足于“空气纯净喜人”和“莺歌鸟语”。必须生活。为了争取生存的斗争，逃亡者联合起来，逐渐形成相当大的村落。在若干时期之内，国家是不能对这些村落严加打击的。但是村落居民的相互关系的形成，归根到底还是采取了在旧住处按照主导的生产方式而制定的那种模式。差别只在于“荒原”的天然财富和国家压迫的鞭长莫及，有助于移民在“新地方”达到高得多的繁荣程度而已。当然，这好得很。然而在西方各国——包括西罗斯在内——的条件下，更高度的繁荣，带来了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矛盾的更迅速发展，而这种社会矛盾又加速了社会思想的运动。可是在美丽的慈母——荒原里，情况却非如此。的确，在移民之间产生了财产不平等，出现了穷人和富人。守旧派的企业家几乎是像通过同“外人”（换言之，同尼空派的人们）进行商业和工业往还那样，通过对自己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们的剥削，赚得了有时是很大的资本[61]。然而贫苦人却愿意追随他们，认为他们是虔诚地“爱耶稣”者。所以，从这方面说，分裂运动倒也是一个思想进步“未完成”的机关。它阻碍了思想进步，而不是促进了这一进步。
社会存在不曾给那些有时——尽管极其少见——在反教仪派中产生的进步思想因素以任何有成效发展的可能。云游派创始人的共产主义观点，一直处于萌芽状态。这些观点实质上是非常不明确的，甚至“把分裂运动理想化”的最狂热分子也不想承认其为完全共产主义的观点。尤佐夫认为，在叶夫菲米的学说里，共产主义只适用于不动产[62]。果真如此，——而这是非常可能的——则叶夫菲米只对事实上存在于“荒原”的情况，给予宗教的批准，因为在那里，土地，森林及其他能够进行经营的地方，都不是任何人的私产。
无论如何，云游派是不能不尊重实际的经济关系的。他们当中也有许多商人和实业家，是完全不愿咒骂“我的，你的”等词汇的。这些商人和实业家在云游派里构成一个“俗人”或“居民”，逃亡派的特殊阶层。按照夏波夫的说法，对于他们，逃往荒原只是一种表面文章。他们的真正任务是窝藏，即为真正的逃亡派建立秘密的避难所。这些真正的逃亡派是不能没有这种秘密的避难所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同他们的富有同道们做交易。然而这种无法避免的交易乃是对“反基督徒”精神的一种非常重大让步。此外，必须指出，最少在十九世纪，云游派普遍出现于大俄罗斯的工业省份，在这些地方，资本的力量比俄国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强大，这里虽有很多的森林，但“美丽的荒原”很快就失去了它的旧时的性质了。
XI
但是不要离题太远了，我们还是重新回到莫斯科罗斯罢。
夏波夫断言，分裂派体现了斯捷潘·拉辛的精神[63]。但这是不确切的。拉津如果要说他的思想方式，他对于阿瓦库姆、伊凡·涅罗诺夫、尼基塔·普斯托斯维亚特及其他热衷于旧信仰的人们所热切关怀的仪式问题，是并不重视的。当他占领阿斯特拉汗时，当地居民以他为榜样，在斋戒日吃牛肉，喝牛奶，而且殴打那些反对这样做的人们[64]。在切尔卡斯克的教堂被烧毁时，拉辛拒绝对教堂的重建作任何捐助。他问道：“要教堂干什么？要神甫干什么？要举行结婚礼，还是怎样呵？难道双双站在树旁，围着它跳舞不是一样吗？这就是结婚仪式了！”关于这个问题，科斯托马罗夫说：“拉辛已成为宗教本身的敌人，因为宗教是不保护造反和杀人行为的。”[65]要说这位著名的哥萨克领袖在任何时候，出于任何动机是一位自觉的宗教敌人，那是很可怀疑的。如果事实上他否定了神甫和教堂的需要，主张在结婚时只要围着“树丛”跳舞就行了，则在这里应该看到的主要不是对“宗教的仇视”，而是那种“鲁莽的”好汉精神的表现，由于这种精神，甚至对于好汉自己在灵魂深处仍旧尊重的东西，也是毫不吝惜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能够表现这种勇敢行为的善良好汉，不可能信奉分裂运动，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拉辛和他的亲近追随者对于莫斯科饱读经卷之士所热切关怀的问题毫无兴趣，是可从他们所犯的重大策略错误中看出的；当然，如果他们更了解莫斯科国内的情况，他们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这就是他们曾想将尼空总主教吸收到他们一边。尽管尼空正如所应预料，“不曾受这种盗贼的诱惑”，然而他们却散布谣言，说尼空同他们坐在一条船上。尼空前此不久在同世俗当局的斗争中遭到惨重失败。由于他已成为世俗当局的牺牲者，所以哥萨克觉得他是在人民中进行鼓动的一个适当的工具。但是他们忽视了劳动群众中的反对派分子更倾向于反对尼空，而不愿支持他。斐尔索夫教授早就指出，拉辛对宗教的漠不关心，是他这一重大错误的根源[66]。哥萨克们对宗教仪式问题的不关心，还可从下述事实中得到更好的证明：这就是他们在伏尔加河冒充尼空派时，许诺索洛韦茨的长老们在反对尼空新制的斗争中，给予支持。他们对这些长老说：“兄弟们，要维护真正的信仰，不要用三指画十字，这是反基督的标记呀！”当时的人们便已懂得，“拉辛的工作人员”说这些话是不真诚的。果然，这些工作人员在参加索洛韦茨修道院时，“解除了一些僧人和逃亡者的职务，把自己的弟兄法德杰伊克·科热夫尼科夫和伊瓦什科·萨拉法诺夫推选为院长，教导不仅不要服从教会，而且不认为沙皇是国王。”[67]一百年后，普加乔夫和普加乔夫派的人们，在宣传鼓动方面却显示出他们能够无比地更重视分裂运动，认为它是人民不满的表现之一。
劳动群众由于信从“造反”情绪而追随拉辛的“助手”。在莫斯科国，农村居民——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样——是比城市居民更为消极的。因此，在城市里，“造反”情绪在1648—1650年和1662年就已表现出来；而在农村，只是在1670—1671年才表现出来[68]。在农村里，这种情绪比城市更不可靠。当时不具备条件，足以为新社会制度的确立创造客观可能，从而保证反对旧社会政治关系的人民运动取得胜利。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哥萨克不得不重视追随他们的群众的君主制信念。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事例之外，现在补叙同一拉辛虽然不怕对僧侣和教堂的圣礼仪式实行嘲笑，却于逗留阿斯特拉汗时，在皇太子费多尔的命名日，拜访了主教。人民群众把拉辛视为他们所仇恨的一切恶人的征服者，在莫斯科国的所有地区都准备用面包和盐来欢迎他们自己的这位“父亲”，对于他的希望超过了对于他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哥萨克出现的地方精神振奋，勃然兴起，而在哥萨克不得不让他们自力谋求生路的时候，则引领承受旧时压制的缘故[69]。然而领导不满意的人民的哥萨克，其本身便是旧事物对新事物的反抗，而不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反抗。按照这种情况，当时已经有了一些受过欧式训练的兵团的沙皇部队，在军事上比毕生戎马的哥萨克要精练得多。但是，尽管如此，拉辛的造反，是一种比旧仪式派分裂运动具有无可比拟地更丰富的生命力的社会现象。这种造反的参加者所坚持的是人间的——尽管当然是业已过时的——理想，而分裂运动所企求的却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俄国人民运动的心理，尚未经过充分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说，人民群众倾向于分裂运动，是同他们对于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战胜占统治地位的罪恶的信念成反比例的；因此，分裂运动是在人民遭到巨大失败以后传播得特别顺利的，那也未必错误罢！很可能，这里发生了我们迄今仍在我国知识界中看到的那种社会心理过程，我国知识界正是在反动派胜利和社会力量衰落的黑暗时代，最热衷于“宗教的探求”。
[1] 卡普捷列夫：《尼空总主教和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第2卷，第528页。
[2] 《尼空总主教和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第2卷，第527页。
[3] 同上书，第531页。
[4] 《尼空总主教和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第2卷，第541页。
[5] 同上书，第541—542页，注解。
[6] 请参阅《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的斗争》一章。
[7] 《尼空总主教和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第2卷，第529页。
[8] 同上书，第532页。
[9] 《尼空总主教和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第2卷，第533页。
[10] 全集，第1卷，第217页。
[11] 这就是为什么П.斯米尔诺夫先生犯了严重错误的缘故，他断言，似乎文献表明，构成分裂运动的基础的，只是宗教的意图，似乎任何一种文献也“没有一句反对国家生活的语句，没有一点反对社会制度压迫的暗示，没有一声关于经济制度的慨叹”。（《十七世纪分裂运动的内部问题，根据新发现的手抄本和刊印本古代文献对分裂运动初期史的研究》，圣彼得堡，1898年，第128—129页）。在这种文献中，是有“暗示”和“慨叹”的。夏波夫关于分裂运动的观点，要比斯米尔诺夫这样的学者正确得多。但夏波夫从相反的方向犯了错误：他把“慨叹”和“暗示”看作自觉的民主主义抗议的表现，然而在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抗议。
[12] 《地方自治和分裂运动》，载《夏波夫文集》，第1卷，第485—487页。
[13] 这是И.哈尔拉莫夫的用语。见《事业》杂志，1881年8—9月份刊登的他的论文《把分裂运动理想化的人们》。
[14] 十四世纪在俄国发生的一种宗教形式的反封建压迫运动。——译者
[15] 《历史专题著作与研究》，第8卷，第422—425页。
[16] 《北俄的民主》，第426页。
[17] 参阅戈卢宾斯基：《俄国教会史》，第2卷，上册，第579页注解。另参阅博齐亚诺夫斯基：《十四—十五世纪的俄国自由思想家》——见《新言论》，1896年第3辑，第168页。
[18] 反教仪派（Беспоповщина）为分裂派的一个支派，它与教仪派（Поповщина）这个旧仪派的支派相反，不承议司祭、神甫、教士及教堂仪式。——译者
[19] 见僧人季诺维伊著：《关于新学说答客问》，喀山，1863年，第358及430、510等页。
[20] 戈卢宾斯基，书见前，莫斯科，1900年，第2卷，上册，第828页；另参阅826—827，329—330页。
[21] 《俄国脱离国教的人们——旧教派和精神的基督徒》，圣彼得堡，1881年，第110页。
[22] 东正教中保存一切旧仪式的教派——译者
[23] 《俄国脱离国教的人们—旧教派和精神的基督徒》，第54页。
[24] 谁都知道，“皈一教”的成立日期为1800年底。
[25] 尤佐夫：同上书，第55页。
[26] 同上书，第54页。
[27] 科斯特罗马的大司祭。
[28] 《大司祭阿瓦库姆自传》，第2版，圣彼得堡，1904年，第7页。
[29] 同上书，第26页。
[30] 《大司祭阿瓦库姆自传》，第2版，圣彼得堡，1904年，第7页。
[31] 尼空的前任是比较“单纯一些”。但是对于这位前任，阿瓦库姆，涅罗诺夫和他们的朋友，却扮演了不很尊重旧宗教仪式的维新派的角色。历史的讽刺就是这样。
[32] 卡普捷列夫，见前书，第I卷，第381—382页。
[33] 《大司祭阿瓦库姆的生平》，第22页。
[34] 卡普捷列夫：见前书，第I卷，第382页。
[35] 卡普捷列夫：见前书，第360页。
[36] 《丹尼尔主教》，第761，762页。
[37] 阿里路亚（Аллилуия）为对上帝的赞美词。——译者
[38] 见《反东正教论文集》，摘自1853年9月从萨伏瓦提·彼特罗夫的菲力普教派教师处没收的书中。《关于分裂派的政府通报汇编》，编者：ф.克尔西也夫，第4辑，伦敦，1862年，第191—197页。
[39] 《文集》，第1卷，第470页。
[40] 克尔西耶夫：见前书，第285页。
[41] 同上书，同页。这些供词是由官员写成，而由谢苗诺夫签名的。也许可以怀疑，这些供词由于是在那种条件下作出的，是否完全可信。但是我们看到，被审问的人是不害怕慷慨陈词的。至于官员，他们通常都是倾向于夸大，而不是减轻受审人观点的急进精神的。用加重点印出的语句，想必是出于官员之手，而不是由于谢苗诺夫的强调。
[42] 同上书，第287页。
[43] 见叶夫菲米1787年给莫斯科长老的信的摘录，载《克尔谢耶夫文集》，第4卷，第252—256页。在这里必须同意斯米尔诺夫先生的意见。他说，拒绝为沙皇做祈祷，在逻辑上是从相信反基督的朝代业已到来的信念中产生的：“事实上，可以为不信教的沙皇祈祷，而且按照圣徒的指示祈祷，但不能为反基督徒或为其不寻常的器皿祈祷，因为这甚至是犯罪的。”（《分裂运动的内部问题》，第105页）
[44] 《文集》，第1卷，第464页。
[45] “给莫斯科长老的信”，见《克尔谢耶夫文集》，第4卷，第260—261页。
[46] 《克尔谢耶夫文集》，第4卷，第262页。
[47] 这位逃兵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48] 见前面摘录的皈一教呈文。
[49] 克尔谢耶夫：同前书，第265页。——很难决定是谁在这里给“用鼻孔吸烟”和“将发生大饥荒”加了重点。
[50] 《分裂派的分裂史》，——《欧洲通报》，1871年4月，第500页。
[51] 斯特里戈尔尼克派（Стригольничество）为十四世纪古代罗斯主要发生在新城和普斯科夫商人中的一种宗派运动。它否定教会的教阶制度，要求教会改革。——译者
[52] 《夏波夫文集》，第1卷，第532页。
[53] 同上书，第550—551页。
[54] 《夏波夫文集》，第1卷，第532页。
[55] 《俄国脱离国教的人们》，第50页，并参阅第22页。
[56] 甚至竭力把分裂运动理想化的夏波夫，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他说：“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几乎完全浸透了旧事物的精神，不是朝前，而是朝后看的，朝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传说看的。”（《文集》，第1卷，第221页）
[57] 尤佐夫：同前书，同上页。
[58] 旧仪式的宣扬者宣称：“活着的人在城市里不能拯救灵魂。”（П.斯米尔诺夫：《十七世纪分裂运动的内部问题》，第101页。）斯拉夫派也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十九世纪！）强调了同样的意思，——例如И.С.阿克萨科夫便喜欢将“乡村”同城市对立起来，民粹派便认为城市的工人，在文化的意义上，是“俄国‘不正确的'经济发展”的甚为有害，而不是有利的产物。
[59] 《云游派·分裂运动史纲》，载《俄国思想》，1884年，第5期，第127页。
[60] 已故И.哈尔拉莫夫当时最明确地指出了地理环境对我国人民思想发展的不良影响。他写道：“当我国辽阔的平原到达绝望的时候，当对于整整一千年来经常积累的不满打开了可供使用的空地的门户时，我国人口的增长和密集过程，进行得非常慢，非常不明显，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人民的意识和思想里，除了悄然离去垦殖之外，不可能产生任何其他反对社会灾祸的斗争。而且就是对于使人们悄然逃避的灾祸，也只是有所感觉。人们所以逃避苦难，只是因为知道那里很艰难。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艰难，以及这种艰难和不便主要是从哪里产生的，——对此几乎不去思考”（文见前载《俄国思想》，1884年，第2期，第197页）。可惜，哈尔拉莫夫不懂唯物史观，因此他所提出的深刻、正确思想，在他的著作里不曾获得适当的发挥；而在同“把分裂运动理想化的人们”进行论争时，他自己也终于倾向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如果将Г.И.乌斯片斯基对俄国人民的“整个生活”的埋怨之词同他论述地理条件在俄国社会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意义的见解作一比较，那会是很有意义的。
[61] “分裂派的富人，特别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掌握了许多商业和工业部门，控制了地方工业产品的贸易，并由此而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当地居民。贫苦的农民处于对商业分裂派分子的这种无可避免的依附地位，有时被迫参加分裂运动，以免失去小康的生存资料。他们或受雇为富有分裂派分子的工人，或向他们出售自己的产品，以求在这两种场合里，同分裂派分子一样享受优待，……因而同意分裂运动”（《夏波夫文集》，第1卷，第319页）。“阉割派教徒一经站稳脚跟（至于富户更不用说），便使用雇佣劳动”（《奥列克明斯克的阉割派教徒——历史生活概述》，圣彼得堡1895年，第28页）。“的确，对于雇佣工人，阉割派教徒比城里人和农民给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饭食，但是从他们身上榨取了所有膏脂”（同上书，第21页）。
[62] “Г.罗佐夫说：在云游派创始人叶夫菲米的基本思想里，有共产主义思想。但对此是碍难同意的。逃亡派对于他们的领袖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不是这样解释的。根据大多数云游派的意见，这些言论只不过涉及地产、渔业、制盐业等”（《俄国脱离国教的人们》，第116页）。
[63] 《夏波夫文集》，第1卷，第170页。
[64] 科斯托马罗夫：《历史专题论文》，第2卷，第303页。
[65] 科斯托马罗夫：《历史专题论文》，第2卷，第284页。
[66] 《拉辛起义是人民生活中的社会心理现象》，沃尔夫出版社，第41—42页。
[67] 科斯托马罗夫：见前书，第337页。
[68] 科斯托马罗夫说：“整个十七世纪下半期，都是对拉辛时代的准备。”（见前书，第212页）
[69] 这也就解释了长期存在于人民群众的一种奇谈，认为拉辛不是被杀，而是躲起来了，他“会回来，一定会回来”（参阅科斯托马罗夫：见前书，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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