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十一章 对西方影响的民族主义反动



I


　　1655年沃洛戈德的僧侣们向主教提出一个问题：可否认白俄罗斯人进教堂和可否到他们那里去举行宗教仪式？主教感到他无力解答这一重大问题，就向总主教求教。总主教尼空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有人未真诚受过洗礼，未真正洗透，这种人要重受洗礼，但死者要重新安葬。”[1]

　　这一事实使我们对于莫斯科人的意识在其东方生活影响下所达到的那种惊人局限性，有了一种测量的尺度。如果这些僧侣所问的是：一个东正教的大俄罗斯神父能否安葬一个东正教的白俄罗斯人，应否只是根据这位白俄罗斯人也许在受洗礼时只是浇了水，而不曾浸入水中，便认为他不是耶稣信徒，那就是再往前走——或更正确地说：再往后退，都没有余地了。[2]大俄罗斯人不但用中国的长城来隔绝德国人和波兰人，甚至用它来隔绝自己的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同胞，从而大大妨碍了他们的国王自莫斯科地位提高以来所提出的目标——俄国国家统一的实现。像使西罗斯人畏惧的“残酷占有制”一样，宗教上的排他性也是同这一目标极相矛盾的。较有远见的莫斯科国统治者懂得这种排他性的危害，力图部分地加以削弱。我们已经知道，国家的迫切需要迫使这些统治者招聘西方的手工业者，技师和医生前来莫斯科。莫斯科的僧侣等级是不欢喜这种事情的。当鲍利斯·戈东诺夫想要建立学校，由外国人给俄国青年教授各国外文时，僧侣们认为这对宗教有害。他们说：“他们的辽阔国家在道德风尚、宗教和语言方面是统一的，如果语言多了，国内就会发生混乱。”[3]不过，僧侣等级的抵制，在莫斯科国从来未能具有重大意义。在鲍利斯·戈东诺夫的朝代里，在莫斯科本地已经开始模仿外国的习俗。有些莫斯科人，不顾莫斯科的僧侣在丹尼尔主教时（1522—1539年）便将一条虚构的圣徒规则写进《主要法典》中，说什么“如有人剃了胡须死去，就不要安葬它，并将他算做异教徒”等等，而仍然穿上外国服装，剃去胡须。阿弗拉米·帕利岑甚至在他所写的传说里相信，鲍利斯“纵容亚美尼亚和拉丁异教徒的追随者，而且喜欢像妇女般剃光胡须：由于他的爱好，所以老小男子都学样”[4]。僧侣们怨声载道，但他们牢记着“明哲保身”的谚语，不想同最高当局坚决论争。旧事物的拥护者求助于总主教（约夫），对他说：“神甫呵！你看到了这一切，为何沉默不言呢？”但约夫不想破除缄默：“在看到耶稣的葡萄园里种了坏种子而无能为力的时候，那就只有望着唯一的主、上帝，用眼泪来浇灌这块坏地。”[5]总之，莫斯科人的思想迟钝，善于让步，虽然让得很慢，而且是出于明显的实际需要：在实际需要的压力下，他们克服了同外国人接近的畏惧心理。他们甚至常常向西方人——这当然完全出乎这些人的意外——宣读教令，说信仰是一码事，而实际交往是另一码事。伊凡四世的大贵族对开明的英国女皇伊丽莎白的使臣说：“信仰不妨碍友谊，贵国女皇同我们国王的信仰不一样，然而我们的国王愿与贵国女皇越过其他国王而相亲相爱。”[6]不幸的是，同西欧人的交往并不经常对莫斯科人有利。莫斯科人由于落后而成为更为先进国家居民的剥削对象。因此，对“拉丁人，对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不信任，由于同宗教仿佛毫不相干的原因，而得到支持和加强。

II


　　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在十六世纪的古籍中还可读到。读者已经知道的《瓦拉穆术士的谈话》，便这样写道：

　　“沙皇和亲王在修道院和所有各处用温和的（原文如此！）威胁规定，不得剃须，不得对他们的尊严有任何危害，要在脸上划完整的十字，要是所有各处对所有人整年地举行忏悔和斋戒祈祷，要使十二岁以上的男女向主和神父忏悔。”[7]

　　由于《谈话》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位俗人，所以他对于外表和心内的虔诚的关怀，包括画十字和剃胡须等等在内，可能显得过分。但是就在这《谈话》里，我们已可看到一种明确的证据，说明这种关怀是由于作者——也许作者并不知道——的纯粹俗人出身。

　　我们在那里读道：“基督教徒真不幸，他们迷恋异教徒的港口和冠戴（шлыки）[8]并使用这种冠戴，相信异教徒的美妙并把这种美妙移植到本国，向他们寻求帮助，想靠他们和他们的勇敢精神来捍卫以色列的[9]的城市和地区[10]。这样的人不是奴隶，而应称为敌人，因为抛弃上帝的帮助而希望从异教徒得到支援，后来必然要受他们的凌辱和为他们做奴隶，而自己的城市亦将为他们所占领。”[11]

　　莫斯科的大公们早就欢喜录用个别从外国来的人担任公职。这些外国来人，是莫斯科公职人员的竞争者。因此莫斯科官宦阶级某一阶层的思想代表，便预断那些想利用“异教徒”来捍卫自己的基督徒，必将遭到不幸。这种思想代表预言，基督徒将受外国人的“凌辱和奴役”。由于思想的自然结合，对于阻塞其仕途的外国人的不满，遂在莫斯科公职人员中产生了对外国“港口”、“冠戴”等等的憎恨[12]。

　　商业使各种部落和民族接近。他们一方面相互交换产品，同时也交换思想。根据马克思的正确指示：商品高于任何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但如在交换过程中，一方对另一方具有巨大优势，则其暂时的后果便可能在弱者一方出现宗教和民族局限性的强化。我们在莫斯科商业阶层的范例中就看到了这种情况。

　　莫斯科国在十六世纪时就不能没有西欧的商品。由于需要这种商品，莫斯科当局给外国商人以重大的优惠待遇。例如，在鲍利斯·戈东诺夫时，就有一些在伊凡雷帝时迁来莫斯科的黎巴嫩商人，从沙皇的国库里借得300卢布和400卢布无限期的无息贷款。对于其中两人，鲍利斯颁发给莫斯科最佳商人称号的奖状；他们不同莫斯科商人一道担负任何徭役，他们被豁免了任何捐税和义务[13]。不难理解，莫斯科商人对此不会高兴，因为他们必须负担很多徭役和赋税。英国的商业公司在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时取得一些特殊权利，这也使莫斯科国的商工业居民不高兴[14]。据科斯托马罗夫说，像同东北方外国人的贸易有利于俄国人一样，十六世纪同俄国人的贸易亦有利于英国人。“英国人占据了通商路线，任意提高其产品的价格，而降低俄国产品的价格，他们对俄国人民采取轻视态度，从而引起了对他们的不满。”[15]在这种不满的基础上，自然要发展各种反对外国“没有良心的人”的成见。

　　混乱时代以后，这一不满并没有消失；因为引起不满的原因没有消除。在米哈伊尔沙皇时，外国商人又想获得各种特权。当时，英国人想获得通过伏尔加河进入波斯的权利。由于需要金钱，莫斯科政府本想同意他们的这一请求；但它觉得必须同一些莫斯科的客人进行磋商。沙皇和总主教询问他们：“如果给英国客人一条通往波斯的道路，这是否会给莫斯科的客人和商人造成妨碍和损失呢？”莫斯科的商人和客人一方面感谢伟大国王的仁慈，并预先请求原谅他们将坦率地陈述他们的见解，同时大致表示：“如果向英国人征收关税，则国库获利必巨，但商人的事业将瘫痪，因为他们竞争不过英国人。”[16]每当莫斯科人获得可能公开发表他们对西欧（不只是英国）商人在俄国经商的意见时，都提到这种“竞争不过”。莫斯科商人担心会陷于对他们的可怕竞争者的依附地位。当荷兰公使范-克伦在费多尔·阿列克谢维奇朝代的初期请求准许荷兰人在俄国同波斯人做生意，并准许波斯人经由俄国将生丝运到荷兰时，莫斯科的商人又表示害怕外国人将把他们全部“逐出商业”，并控制各行各业。他们还提出东印度为例，说荷兰人在那里“占有了金矿和银矿，以及其他一切行业，因此现在获得了巨大财富，而那里的居民却陷于贫困”[17]。

　　莫斯科商人对于荷兰人的殖民地政策给东印度土著人民带来的后果，是估计得完全正确的。因此，莫斯科居民的极端局限性，并未妨碍他们在涉及其已意识到的切身利益问题上，具有远见。但由此也可看到，莫斯科的“商业资本主义”在同西方的商业资本主义发生冲突时，感到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

III


　　由于不能“束紧腰带”同西欧人作经济斗争，莫斯科商人对西欧人抱着憎恶的情感，这种憎恶很自然地扩展到所有西欧人的风俗、习惯，乃至外表[18]。科斯托马罗夫说：“俄国商人以及一般俄国人，同有学识的人类仍然没有联系，这便造成他们性格的孤僻，无知和对所有外人的敌视。”[19]我们看到，——部分地由于这位史学家的指点，——对所有外人敌视的根源，在于莫斯科国的经济落后，这种敌视便是被剥削者对于剥削者的憎恶情感。但是无论如何，随着莫斯科国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这种对所有外人的敌视，在若干时期内是必然会加强的。正如在彼得以前和彼得以后很久，俄国商人也都暴露出保守的情绪而不接受欧化，尽管实际上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归根到底必将破坏莫斯科旧生活的基础。这种保守情绪，直到现在还在为现代资本主义胜利引起信教式的恐惧的外省城市很大一部分小市民的“黑帮”观点中暴露出来。

　　莫斯科国劳动群众的“无知”，更有甚于上层阶级。然而就在这里，反对外国人的成见，也远远不仅是由于“无知”[20]。人民群众预感到，转向西方将使其业已无法忍受的重担更为增加。此外，在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大量涌现的供职的外人，他们瞧不起莫斯科人，当然最鄙视的是劳动群众，而劳动群众的代表——如“负有纳税义务”的劳动人民和奴隶——却受他们的统辖。因此，劳动群众厌恶外国人，是毫不足怪的。普斯科夫的变民（гилеьщиuки）在给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呈文中表示：“在以前历代君王时，在伊凡，华西里耶维奇时，外国人没有当什么官。”在同一呈文里，他们对那些赞扬“德国信仰”的人提出指责。在普斯科夫和诺夫戈罗德，由于两地发展的历史条件，其反对“德国信仰”的成见，要比在莫斯科弱得不可计量。这两个城市共和国在十四及十五世纪中产生的异教，同“德国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答复普斯科夫人说：“一些沙皇、皇后和马格努斯王，以及许多外国人，都为沙皇伊凡·华西里维奇和我的父亲服务。”[21]这是事实。民族主义的反动不能消除十七世纪莫斯科罗斯招聘供职的外人的需要，这也是完全无可怀疑的。然而这种需要愈是显著，民族主义的反动也暴露得愈加强烈。既然莫斯科人所特有的局限性，如前所述，业已发展到使他们怀疑应否将信仰东正教的白俄罗斯人也算做“异教徒”的地步，则民族主义的反动分子对于学者们从西部罗斯，甚至从希腊来到莫斯科，自不能不表示愤慨。1650年对若干民族主义反动代表的审讯摘录，是保存下来了。据克柳切夫斯基说，这些代表都是莫斯科的青年学生。他们共四人：卢奇卡·戈洛索夫（后来任职到相当地位），斯捷潘·阿利亚比耶夫、伊凡·扎谢茨基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大教堂的低级职员科斯特卡（康士坦丁·伊凡诺夫）。他们愤恨著名的沙皇侍臣勒季谢夫在距莫斯科不远的地方建造了一座修道院，住进了30名小俄罗斯僧侣，他们必须向愿学者讲授斯拉夫和希腊文法、修辞学和哲学。勒季谢夫本人同这批小俄罗斯学者整夜长谈。但是莫斯科的“青年学生”抱怨说：“请看，他们向基辅人学希腊文，而在那种文字里便有异教。”根据斯捷潘·阿利亚比耶夫的供词，可以看出，他开始向长老阿先尼·格列克学拉丁文，但在这位长老被流放到苏洛夫基后，便停止了学习，连识字课本都撕毁了。因为他的亲人以及戈洛索夫和扎谢茨基都对他说：“不要再学拉丁文了，这不好——但什么不好，他们没有说。”勒季谢夫要求戈洛索夫本人向基辅僧侣学拉丁文，但遭拒绝。他向前述布拉戈维申斯克大教堂的低级职员君士坦丁·伊凡诺夫说：“请告诉你的大司祭，我不愿向基辅的长老学习，他们这些长老不善良，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德行。现在我因为害怕勒季谢夫，所以迷惑他，但往后怎样也不想学了，谁要是学会拉丁文，他便走入歧途。”这一被迫学习的青年学生，对于比较有学识的莫斯科人前往基辅完成学业，也是反对的。同一戈洛索夫对他的朋友君士坦丁·伊凡诺夫说：“又请提醒大司祭[22]佩尔菲利·泽尔卡尔尼科夫和伊凡·奥泽罗夫都到基辅学习了，通行证书是勒季谢夫搞到的。他们去向基辅的长老学完拉丁文课程，学完后就回国，那时他们将会有大麻烦。”这个教堂低级职员科斯特克（君士坦丁·伊凡诺夫）也是不赞成这种旅行的。他答复自己的朋友说：“福马教士对我说：你看，怎么办？我的忏悔者伊凡·奥泽罗夫和佩尔菲利·泽尔卡尔尼科夫都在请求去基辅学习了。我（即君士坦丁·伊凡诺夫。——著者）对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让他们去罢！上帝会怪你的。但福马说，我是乐于把他们留下不走的，但他们哭哭啼啼地要求，不听我的话，怎样也阻挡不住。”

　　福马教士的这后一答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更令人欣喜的特点，以说明当时“莫斯科青年学生”的情况。虽说在他们当中，有像斯捷潘·阿里亚比耶夫和卢奇卡·戈洛索夫这样的人——而且这种人很可能占大多数——由于害怕陷于异教而不愿学习，但是在他们当中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断地哭哭啼啼”要求让他们到基辅完成其在莫斯科业已开始的学业，这对于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是值得庆幸的。这后一类人，是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哭着请求准许他们去基辅的。他们毫不敬重他们的虔诚的莫斯科教师，说“他们都在胡扯，他们言之无物，听起来对自己毫无好处。他们只是在教，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教什么”[23]。这些急于求知的青年人同样在母亲莫斯科感到“憎恶”；像奥尔丁金-纳晓金一样，他们力图脱离她。可惜这样的人暂时还极少。

IV


　　由于转向西方而产生的民族主义反动，随着西方影响的滋长而不断增加。可以设想，克里扎尼奇在宣传他的“逐客”主张时，是局部地受了当时在莫斯科广泛传播的情绪的影响。我所以说“局部地”，是因为克里扎尼奇在抵达莫斯科前，便已对“德国人”相当憎恶。在莫斯科，克里扎尼奇听到各方面对“德国人”横行霸道（现在我国民族主义也会这样说的）的怨言，只能更加巩固他对“德国人”的憎恨，因而终于倾向于“逐客”。民族主义的反动还表现于教派分裂运动。我想就此多说几句。旧仪派的分裂运动，是十七世纪莫斯科生活中最鲜明的民族主义的反动表现。分裂运动的著名领袖阿瓦库姆大司祭叹道：“啊！可怜的俄罗斯，你为什么想要拉丁习俗和德国式举止啊！”另一分裂派领袖拉扎尔神父向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发出呼吁：“高贵的沙皇呀！你体验体验这是什么时代：你有聪明的哲学家，他们议论天上的神和地上的人物，用俄尺来测量星宿的尾长。上帝说这种人是伪君子，因为他们没有料到时代。国王呀！你养活了各式各样的人，这难道有什么值得欣赏的吗？……古法是上帝赐予的楷模：坚守祖法，便可得到上帝赐予的一切幸福；乱了祖法，便要受到一切恶报。沙皇你应告诫自己的高贵子女，要他们永远坚守祖法呀！”旧信仰的第三个辩护人，东正教助祭费多尔曾为旧罗斯的末日而哭泣。他说：“已经没有别的退路，最后的罗斯尽于此矣！……”[24]就是尼空总主教，尽管在分裂派的眼光里，他是一个危险的革新派，但他也没有摆脱民族主义反动的影响。据阿列普的主教保罗说，在莫斯科的一些画家开始采用西方艺术家的作画方法时，莫斯科的达官显贵向他们购买新式圣像。尼空没收了这些圣像，并发布命令说，以后凡画这种圣像者，将受最严厉惩办。根据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指示，这种圣像均被收集起来，埋入土中；而按照新画派的精神画了这种圣像的人们，则被革出教门[25]。在反对西方的事业中所表现的这种热情，便是最倔强的分裂派领袖，也是望尘莫及的[26]。

　　后来在分裂运动中表现的情绪，在尼空还不过是诺夫戈罗德的主教、对俄国教会的命运尚无影响时，便已几乎完全形成。那时便已在教徒之间传播着种种论文集，谈论反基督徒和计算反基督徒出现的时间。在尼空的前任——约瑟夫总主教时期印行的《论信仰》一书，说到“自上帝的儿子的化身出现一千年后，罗马脱离了东方的教会。595年时，成千的小俄罗斯居民接近罗马天主教教堂。这是基督教徒第二次脱离教会。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写明：希望在1666年到来时，我们不再受以往那些罪恶的折磨”[27]。大家知道，1666年在莫斯科举行了俄国僧侣会议；会议通过了尼空的革新办法，采取了严厉措施来惩办不知悔改的分裂派（大司祭阿瓦库姆、神甫拉扎尔、助祭费多尔）。这似乎是证实了刚刚所说的预言，因此以这个预言为内容的书，当然在拥护旧信仰的人们的眼光里，具有很大的威信。

　　再说一次：革新派的敌人，在十七世纪不仅有分裂派。1690年2月，即在彼得实际上掌握了政权的时候，应邀出席为庆祝皇太子阿列克谢·彼得洛维奇诞生而举行的宴会的总主教约基姆，要求不要请外国人赴宴，而且这个要求获得成功。他在死前写了一篇遗嘱，对万恶的外国异教徒发表了一整套愤慨议论：

　　这个高级僧侣天真地问道：“他们能对东正教的军队有什么帮助呢？他们只能引起神的压抑。在东正教徒祈祷的时候，异教徒在睡觉；基督徒向圣母和所有圣徒请求帮助，而异教徒却嘲笑所有这一切；基督徒实行斋戒，而异教徒却从来不这样做。狼在指挥着羔羊啦！由于上帝的恩赐，在虔诚人们的俄国，有许多精于军事的人才。我再次提醒：不准异教徒在任何地方建造罗马的教堂和德国路德教的教堂，不准鞑靼人在任何地方建造清真寺，不要实行拉丁人和外国人的风俗习惯，不要按照外国方式改变服装。”[28]等等。

　　然而尽管如此，反对转向西方的民族主义反动，表现得最明显的仍是分裂派，这是毫无疑义的。



[1]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737页。

[2] 这是对E.戈卢宾斯基先生所说的俄国人——更确切说，大俄罗斯人——在蒙古入侵以后，“开始把自己看为仿佛是欧洲的中国”（《俄国教会史》，第1卷上半册，莫斯科，1901年，第461页）的无数可能说明之一。以下还有两个说明：“我国的亲王和沙皇在正式接待外国使臣之后，通常都要洗洗在接待时同使臣握过的手，认为经过这样的接触，手已弄脏。……在掌舵人中有这样一条规则：如果船舰上挂上一艘拉丁人的轻便渔船，那就得嘲弄一番，并做祷告……等等。”（A.察列夫斯基：《波索什科夫及其著作》，莫斯科，1883年，第144页）

[3]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724页。正是僧侣的这种抵制，促使鲍利斯把一批青年送到国外——送到律贝克、法国、奥国、英国。这批青年再也没有回国。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政府尽管为混乱时代而深感焦虑，却未忘记这批“孩子”。1617年7月，它在派遣使臣去英国时，命令他们“坚决要求，并采取一切办法，使英国政府将在戈东诺夫时代送去留学的孩子们找到并交出。”的确，它叮咛使臣：“对于这些交出的孩子，必须收到自己身边，予以最大的爱护，不使他们感到任何的困难和匮乏，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疏远他们，要在一切方面安慰他们。”（索洛维约夫：《俄国史》，同上卷，第1178—1179页）当然，将他们带回莫斯科后，对他们是可以施行笞刑的。英国政府没有交出俄国孩子，宣称它在国内不使任何人失去自由。

[4] 《俄国历史丛书》，第13卷，第487—488页。马克西姆·格列克也反对剃胡须，尽管他信宗教不完全是信宗教仪式。他在写给伊凡·华西里维奇的论剃胡须的信里说，“髭和须是上帝好心想出的一种最聪明的小玩意儿，它不仅可使男子有别于女性，而且使我们的面目端庄美观。”他说，“有人”剪了山羊的胡须，“山羊受不了这种苦恼……便拼命以头触地自杀。”马克西姆据此教训说：“我们都了解，一个不会说话的动物，对于须饰尚且敬重和爱护呵！”（B.日马金：《丹尼尔主教及其著作》，莫斯科，1881年，附录，第83—84页）

[5] 《约夫总主教传》，手抄本，录自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726页。

[6]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298—299页。

[7] 《古籍委员会研究年鉴》，第10辑，第24页。

[8] 在另一抄本上为сиртыки。

[9] 在另一抄本为基督教的。

[10] 在其他多数抄本上为国家。

[11] 《古籍委员会研究年鉴》，第10辑，第22—23页。

[12] 别尔森便对马克西姆·格列克说过：“凡改变其习俗的国家，必不能久存。”

[13]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720页。

[14] 有趣的是，伊凡四世也与英国商人打交道，赞扬他们是商业上的好汉。这一事实鲜明地说明了他对莫斯科“商业资本主义”的态度。

[15] 科斯托马罗夫：《历史专题著作和研究》，第20卷，《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商业概述》，第22页。

[16]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1175—1176页。

[17] 《俄国史》，第3卷，第886页。

[18] 莫斯科商人1646年，向沙皇控诉“英籍德国人”。在控诉书里除其他许多理由外，写了下述可笑的意见：“他们的证书写明，证书是根据他们向卡洛斯王提出的呈文发给的。但他们、英国人、商人都对卡洛斯王不驯服，脱离了他，同他斗争了四年。”（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1507—1508页）这种从君主专制制度方面找出的理由，后来在俄罗斯商人的申请书里，亦常常出现。

[19] 同上书，第180页。

[20] “无知”本身，在这种事情上是什么也解释不了的。无论所谓野蛮人有多么无知，他们只是在外国人压迫他们时，才对外国人开始发生敌意的。

[21]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1544页。

[22] 当时，布拉戈维申斯克大教堂的大司祭，是沙皇的神父斯特凡·韦尼法捷耶夫。

[23]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365页。参阅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1525—1526页。

[24] 《A.П.夏波夫文集》，第1卷，1906年，第219—220页。

[25] 《A.П.夏波夫文集》，第1卷，第204页，注解。

[26] 卡普捷列夫教授说：尼空像他的敌人分裂派领袖一样，也是对西方科学抱着敌视态度的。李加里德有一次在同他谈话时引证了物理学。尼空愤然反驳他说：“你不用上帝的圣书来作答，圣徒和圣父是命令我们用这种书来进行训诫和作出解答的。但你用来作解答的却是物理学，胡桃叶以及其他可笑的谎言。”按照卡普捷列夫教授的说法，总而言之，尼空“对于各种现象的理解，他的判断的方法和性格，都同他的敌人——旧仪派极为相似，所以常常几乎不能把他的见解同反对他的改革的敌人的见解加以区分”。（《尼空总主教和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第2卷，第358页。）

[27] 《夏波夫文集》，第210—211页。

[28]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10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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