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三章 彼得改革对社会思想发展过程的直接影响



　　现在大家都知道，俄国人民不得不为彼得一世的改革付出重大的代价。下面我们还要谈谈人民群众对这位严厉的改革家所加于他们的新负担的反抗。但改革是由社会需要引起的，这种需要的成熟尽管慢，却是一往无前的。因此，人民不能只看到它的坏的方面。人民的某些代表，当然为数极少，却早就看出这种改革必将给俄国带来的利益，并对它采取同情的态度，有时是谨慎的同情，有时则发展到兴高采烈。现时只要指出波索什科夫和罗蒙诺索夫两人就够了，下面我们还须对很有意思的卡尔扎温一家人做些了解。

1. 伊·季·波索什科夫


　　伊凡·季洪诺维奇·波索什科夫最优秀的著作《论贫富》一书于1842年由М.П.波戈金出版。波戈金了解该书内容后，得出一个结论，说他有幸发现了一位俄国的自学成名的天才。“这位天才生于欧洲政治经济学形成前50年，然已洞察其规则”[1]，在某些方面是亚当·斯密的先行者[2]。

　　对于波索什科夫作为经济学家的这种观点，虽不完全，但已部分地为其他后学者如布里克纳尔所接受。此外，必须补充说，在上一世纪40年代，波索什科夫的某些实践计划是如此空前大胆，以致他的书只是由于尼古拉一世的批准，才获出版。后来才知道，他死于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堡垒的监狱中。完全有可能，他关押在那里就是由于他的书。因此，他不仅获得了一个伟大理论家，而且获得了一个勇敢的革新派的荣誉。甚至Н.П.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也这样称呼他，而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所有评论波索什科夫的作家中，要算是最善于深思熟虑的人。

　　然而事实上，波索什科夫是革新家，同时也是保守派。从理论的观点说，他的观点的价值，远远不如波戈金、布里克涅尔、米克拉舍夫斯基和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思想的那样巨大。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足以减少，而毋宁说是增加了他的著作活动在俄国社会思想史家眼目中的意义。

　　按照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的说法，同西方派彼得及其近臣们相反，波索什科夫是一个典型的莫斯科进步人士。[3]莫斯科进步人士一词应如何解释呢？试研究之。

　　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称波索什科夫的宇宙观为旧教会的宇宙观，还说：“这种宇宙观与极端的迷信有密切关系。”[4]他这话是完全正确的。任何读过他的《镜子、即对分裂教派想入非非的明显和共知的说明》（1708年写完）和《父亲的遗教》（1719年或1720年写完）的人，都会对此深信不疑。

　　著名的罗斯托夫主教德米特里，当时被公认为同分裂教派争论的权威，认为波索什科夫的《镜子》是对“分裂教派的最大揭发和羞辱”。按照他的观点，也许这是对的。然而波索什科夫的这一“畅销小册子”乃是在分裂教派宣传中表现出的同样狭隘眼光的产物，它是可以成为反对莫斯科旧秩序的最有力理由之一。波索什科夫不仅眼光短浅，而且出奇地偏执。他率直地说：“尼空总主教命令把腐败的教堂一把火烧掉，那他可做了一件好事。”[5]他警告统治教会的信徒：约安·兹拉陶斯特“从来不许可同正式的东正教徒的敌人产生友谊”，“如果还有人胆敢同他们一道进食，或发生任何其他交往，则照兹拉陶斯特的说法，便是远上帝而亲上帝的敌人。为了天主上帝，要厌弃所有宣扬邪门歪道和诽谤神明的人，并远远地逃避他们，因为他们是耶稣的敌人和反耶稣派的朋友：所有邪门歪道的宣扬者和诽谤者都来自魔鬼和反耶稣派的子孙”[6]。波索什科夫在《父亲的遗教》中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他在那里写道：“我儿对这一切不应怀疑，对于上帝的敌人和离经叛道的人，应置之于死地：天主命令将不结善果的树概予砍伐烧毁。”莫斯科的“进步人士”不仅主张烧死分裂派，而且表述这一野蛮主张的形式，也是最为恶劣的。“如果他们的骨头留下了（在异教徒被烧死后。——著者），那就将其粉碎再烧，化为灰尘，并将这种灰粉倒进粪池或深潭里，使他们的徒子徒孙不能把它收集起来供奉”[7]。

　　读者看到，波索什科夫同西方派塔季谢夫的宽容异教的倾向（最少在理论上），该有多么大的距离。但是在这里必须注意，波索什科夫在性格上并不是一个残酷的人。他训诫他的儿子不但对人，就是对牲畜，也应温和。他在《遗教》中写道：“我儿骑马，应注意不要挤着别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也不要在路上溅起污泥，……你不仅要爱人类，而且要宽待牲畜。路上的家禽也不要伤害，……因为它们也是上帝创造的生物”[8]。不仅这样，波索什科夫还劝他的儿子尽可能爱惜植物的生命。“我儿对树木也应如此。看到树木，如无必要，不要叫人砍伐，因为上帝植树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作践，更不是为了嬉戏。”在别的条件下，这个人可能发展到认识其自身与整个自然的一体，而且在这种自觉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行为准则，可是在莫斯科，他却成为……《镜子》和《遗教》的作者！

　　不难设想，波索什科夫是一个君主专制派：莫斯科国家是没有共和派的。但是难以想象的是，他的观点——不仅政治观点——怎样强烈地充满了世袭君主制的精神。按照他的说法，在外国，君主不像人民那样有权。“因此，他们的君主不能为所欲为，而他们的臣民，特别是商人则是为所欲为的。”俄国的情形与此不同。“我国拥有最完整权力是君主，而不是贵族，尤其不是民主派”。俄国国王可以为所欲为，“正如上帝统治着整个世界，沙皇握有一切权力。”[9]根据这一政治理论，立即作出了经济结论，认为沙皇可以任意决定货币的价值。从这里已可明显看出，那些认为波索什科夫是一个深刻的理论家，以为他预见西欧经济学家某些发现的学者，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思想的过程是同事物的过程相适应的。由于莫斯科国家在经济方面极为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所以它的“第一个经济学者”极为落后于西欧经济学者，便是很自然的了。

　　法国的社会政治在几百年内始终是向专制制度发展的，其政论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承认国王对人民生活各个不同方面有干预的权力。但在那里逐渐形成的君主专制制度，并不具有“世袭的性质”[10]，因此，那里的观点也获得了迥然不同于莫斯科理论家的观点的特征。我们已经了解波丹和博胥埃。至于经济学说本身，则应注意法国在十四世纪便已产生许多作家，他们对于货币的观点要比波索什科夫正确得多。布里丹，特别是尼古拉·奥列兹姆[11]都是这样的作家。布里丹证明，国王虽然有时不但可以，而且必须改变铸币的重量和名称，——例如，在用比以前更贵重的金属来铸造货币的时候——但他不能随意决定货币的价值。布里丹的学生——尼·奥列兹姆更坚决地反对国王在货币事务上为所欲为、按照他的学说，铸币虽有国王的肖像，但不是国王的私产。它属于全国，是国人的私产。任意改变它的重量，意味着损害国人的利益，因此就是犯罪行为。这种犯罪行为将给犯罪者带来损害，因为在国内出现劣币，便会迅速失去良币[12]。这样的见解，波索什科夫是想也不曾想到的。奥列兹姆反对国王损坏铸币的理由，在这里也是不无值得我们注意之处的。按照他的意见，“这种损坏可以颠覆国王的政权，因为异常高贵的法国国王从来不想实行暴政，而教皇权力限制派（原文如此——著者）的人民也不习惯于奴隶或服从，所以如果法王改变其美德，则毫无疑义，他将丧失他的王位。”……这样的见解也是波索什科夫从来不曾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原因是他不是出身、生活和思想在“教皇权力限制派”的王国，而是在世袭君主制的俄国。

　　他坚决谴责西方商人，据他说商人利用其对国家的影响，“用货币来计算商品，并在其上刻铸国王图像以代替证书，表明只有商品才是财富，而金银是用来换取商品的”。罗斯不是西方，“按照我们的单纯理解，货币不是由于国王的称号，而是由于商人的价格而发生效力，那是国王的不光荣，而不是他的光荣。”在这种单纯理解之下，要期望波索什科夫能在经济理论方面有所发现，那才奇怪呢。

　　加尼尔就已公正地说过，意大利经常是一个具有最劣等的铸币，同时却具有最优秀的货币著作的国家。如果在14世纪，它不曾产生像法国人奥列兹姆这样的经济问题作家，那么，在15世纪，意大利却出现了以第阿米得·卡拉法为代表的卓越财政学者。他的著作《De regis et boni principis officio》[13]（国王与福利之主要障碍）的根本思想是：国王的财富受制约于其臣民的财富：“Subditorum facultates Potentiae regiae fundamentum existimari oportet。”这恰好是波索什科夫在18世纪初期所发挥的那一思想。卡拉法还指出，为了国家的经济兴盛，须有公正的裁判：“Ubi aequum vigeat imperium，ibi florere urbes； Contra ubi vi agatur， ibi omnia in deterius ruere acceleriter evanescere。”波索什科夫在所著《论贫富》一书中，也坚持同一观点。但这书于1724年写完，而卡拉法则卒于1487年。

　　意大利在16世纪提供了优秀的经济学家加斯帕雷·斯卡鲁菲和贝尔纳多·达万察蒂。斯卡鲁菲伯爵的重要著作《Discorso sopra le monete e della vera proporzione fra l’oro e l’arqento》（《铸币与金银间比例讲话》）于1579年写成，1582年出版，为当时的文明世界（Zecca universale）所有各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铸币方案。17世纪初（1613年），安东尼奥·塞罗的优秀著作《各国金银流斥原因简说》（《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bondare i regni d’ora e d’argento》）一书出版。某些意大利作家称塞罗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14]这无疑是夸大其词。但无论如何，这位17世纪初期的意大利经济学者丝毫没有在理论上受教于波索什科夫，则是千真万确的。

　　最后，我们如果把《论贫富》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同英国作家威廉·佩蒂和德莱·诺尔斯的观点相比，那我们又可看到思想的过程是多么依赖于事物的过程。英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远远超过俄国，它在17世纪便有一些作家提出和正确解决了某些重要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却是波索什科夫没有，而且不可能意料的。在这些问题之中，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问题[15]。

　　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几乎以为波索什科夫阐明了真正的国家财富不在于国库的充实而在于人民的福利，看为波索什科夫的特殊功绩。但是，第一，这一思想远在波索什科夫以前已由克里扎尼奇提出过。第二，克里扎尼奇虽然提过这一思想，也不算是革新者，因为在他认为必须向莫斯科沙皇提出这一思想以前，这一思想在西欧经济著作中业已屡见不鲜。为了不回溯太远，我只说在15世纪，英国人约翰·福尔德斯叩和那不勒斯人第阿米德·卡拉法就已坚持这一思想。1613年法国人孟克列迪安在其献给年轻的路易十三世和皇太后的《简明政治经济学》（《Traicté d’Economie Politique》）一书中说：“您的臣民的财富就是您的财富”（“la richesse de vos Sujets est votre”）。贵族沃班写道：“皇帝之于国家，如首脑之于躯体，因而深切关怀，不使租税夺去人民生存必需的资料”[16]。布阿吉尔贝尔在所著《法国详情》（《Le Détail de la France》）（1695年）和《法国陈述书》（《Factum de la France》）（约1706年）等书中，也曾发表同样的见解。他断言：《臣民的财富是国王的财富的基础》（《La richesse des sujets est lunique base de la richesse des Princes》）[17]。

　　但布阿吉尔贝尔、沃班和他们的许多先行者虽然完全明白，国王关怀其臣民的福利，即所以保护国库的利益，但他们虽说出了这一真理，却无一人进一步指出国王之占有其国内劳动居民，一如中世纪封建主之占有其农奴。在他们的笔下，这一论点没有意义，因为它不符合法国的社会政治关系。的确，布阿吉尔贝尔在他的一篇著作中曾请求国王想想，“像在土耳其一样，一切土地都属于他，而所有的农民则不过是他的农场主”[18]。但是，这一请求全然不表示布阿吉尔贝尔曾想到法国在事实上很像土耳其，而只不过因为他需要某种明显的例子罢了。他知道，实际上法国国王并不占有本国居民，而只是从他们那里获取管理和保卫国家所必需的资料而已。这一点在沃班的著作里看得更为明显。他说国家若无其臣民的拥护，就不能生存（se soutenir），而臣民要拥护国家，便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财力。然而当波索什科夫寻求理由以支持其农民的财富也是国家的财富这一思想时，他却首先提到农民属于国王。

　　他说：“地主并不是农民的永恒占有者，因此，他们并不怎样怜惜农民。农民的直接占有者是全罗斯的国王，而地主的占有只是暂时的。因此，地主不应使他们破产。”[19]他提到这一点是很适当的，因为这符合莫斯科世袭君主制的社会制度。

　　波索什科夫还说：“必须用沙皇的敕令来保护农民，使他们成为直属的农民，而不是贫苦的农民。”[20]这又是完全符合莫斯科旧制度的精神的。

　　我们回忆一下我在第一卷中所引科托希欣的话：“在给大贵族和其他上列官员分发地产和世袭领地时，在特权证里写明：他们……应对其农民量力征税，农民能出多少便抽多少，而不要强迫，不要把庄稼汉从地产或世袭领地中驱赶出去，使他们陷于贫困。”使农民“陷于”贫困意味着破坏沙皇国库的利益。如果科托希欣的话是可信的，则“使农民破产”的领主的世袭领地和地产应被没收，并转赐给他们的亲属，“善良的人”[21]。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曾否时常发生；相反，应该认为是罕见的。但精通旧莫斯科生活的波索什科夫不能没有听说，就在彼得朝代，政府曾对农民表现某种关怀。他也不能不懂得，这种关怀实质上只是对国库利益的关怀。正因为如此，他虽向彼得建议限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夺，但丝毫没有改变其保守的思想形态。他的计划同旧莫斯科实际的精神并无矛盾。正以此故，他一方面提出这一计划，同时又赶忙指明：“农民的财富就是沙皇的财富。”

　　莫斯科政府只是在导致农民破产的领主过分明显地破坏了国库的利益时，才对他们加以处罚。这显然同经济理论是毫不相关的。

　　但旧莫斯科的实践，乃是官宦阶级的事情。由于“使农民破产的人们”往往就是那些为了国库的利益有时也采取一些办法防止农民破产的人们，所以这些办法之不坚决和不能达到目的，乃是毫不足怪的。波索什科夫不是“君主的奴隶”。就其出身而言，他是“君主的孤儿”，而按照阶级地位，他是一个“商人”[22]。因此，他能够要求一些更坚决的办法。在旧莫斯科的实践只是发出颇为模糊，而且往往不见执行的威胁的地方，他坚决主张应有一定的标准。

　　为了不使地主把国家劫掠一空，波索什科夫建议“发布敕令，规定地主可从农民获取代役租和其他物品，规定农民应每周为地主工作和从事其他业务的日数，务使他们能够勉强地向国王交税，向地主付款，同时自己也能免于匮乏地生活”[23]。

　　法庭应对这种规定农民赋税和义务范围的敕令的执行，进行监督。任何地主都无权“超过规定数额”向农民征收任何东西。但地主保有监视农民行为的权利，“务使其不致游手好闲，而尽力工作以维持生活”[24]。如果农民竟然怠惰，则“不仅地主或其管家，而且乡村警察也可对他们进行监视并加以严惩”[25]。

　　“加以严惩”啊！波索什科夫想要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可是他未必有一天也想到不妨碍保护农民的背脊免受鞭笞啊！甚至在他的那些对农民最为关怀的计划里，他也公然规定对农民实行残酷的体罚。例如，他指出农民深受抢劫的痛苦。强盗“毁坏了许多乡村，打死许多人民”。农民对强盗深为畏惧，不敢在同他们斗争中相互支援：“邻居耳闻目睹，却足不出户，不敢从强盗迫害中搭救邻人。”怎么办？必须规定邻居相互支援。如果不去支援，就予以鞭笞。“由于邻居不支援而被抢劫，则对邻居加倍惩治”[26]。

　　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农民和地主的关系问题，而且同这一问题有密切关联。波索什科夫一方面主张必须规定农民租税和义务的范围，同时又补充说：“农民对于地主征收的超额租税，必须报告，如果缄默（即不检举地主。——著者），则对这种农民应用笞刑，至于鞭笞的数目另订之。”[27]这又是完全符合旧莫斯科实践的精神的。

　　波索什科夫反对征收人头税（按字面为灵魂税。——译者），因灵魂是不可捉摸，不可理解，且无价值的。应该对他所说的“地上事物”征税[28]。既然在农村里，最大的“地上事物”为土地，所以地产应是课税的基础：“按照健全的理解，应对农户加以考察，……按其地产及在地产上播种的粮食征税。”[29]

　　为了对波索什科夫的这一建议作出评价，必须注意在我国，户税先于人头税，而户税曾造成我们的作者所明显描绘的弊端。在普查时，户数按门数计算。因此，地主便将若干农户并为一门。“大家都从一个门出入，其他的门则予关闭”[30]从这里便产生了波索什科夫所严厉指责的税赋不平衡。“普查人将农民的门算作户，尽管每个农舍为一户，但五六个甚至十个户也算作一个门。因此，这不合理，然而最不合理和完全错误的是给贫困和无力的农民造成委屈和破产”[31]。

　　波索什科夫因为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主张“按地产征税”。但如亚·拉波丹尼列夫斯基所正确指出的，按照经济资料——即首先按照耕地面积对各户征税，可能产生按户平均土地的倾向[32]。这一倾向在《论贫富》一书中仿佛也透露过。波索什科夫在书中写道：“根据我的意见，如农民为一整户，便应给以相当土地，使他能常年种4‘切特维尔契’[33]的大麦，8‘切特维尔契’的春麦，收割20垛干草。”[34]如果不实行重分土地——最少在整户，即在具有相当数量生产资料的农民之间实行土地重分，则实现这一主张是不可能的。如果波索什科夫所指的是这种土地重分，那他便是第一个提出这一实际要求的俄国作家，这种要求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中找到某种理论根据而作了重大发挥，它在19世纪许多俄国政论家的纲领中占有崇高地位。然而平均土地的思想在波索什科夫那里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显然，他是满足于彻底实行按照土地面积征税的原则的。他说：“如果某一农民分得了土地，而不在土地上播种规定‘切特维尔契’的大麦，则不应把它登记为一整户，而应登记为六分之一户等等。”[35]这只是平均税赋，而不是平均土地份额。

　　波索什科夫坚决主张实行土地普查，甚至想到要用地籍清册。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他很聪明，而且洞悉当时的俄国生活。这位聪明人由于洞悉俄国生活、不曾忘记旧莫斯科管理制度的某些对人民不利的方面；而由于他自己是一个“国王的孤儿”，却认为应保持和扩大这些方面。由于罗斯的农奴在波戈金时代比波索什科夫时代更为无权、所以毫不足怪，《论贫富》一书使19世纪40年代的许多“正派人”感到迷惑。但从这里尚不能断定波索什科夫是一个勇敢的革新派。但如果称他为进步人士，也应经常补充指出，他恰恰是一个莫斯科的进步人士；就是说，他虽然提出了某些真正对人民有利，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是进步的要求，但他不是朝着未来，而是朝着过去看的。我们知道，这种情形不仅见于波索什科夫一人，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我国当时社会政治关系的不发展。

　　波索什科夫浸透了多少旧莫斯科的精神，可从他教训自己儿子应在教堂中如何举动一事中窥见一斑。他对于天堂也是按照东方专制的形式来想象的。他劝导：“对各种神像不应平等尊敬。对不寻常的上帝神像，要献大蜡烛，对圣母神像要献同样大或略小的蜡烛；而对于侍奉神像，则献以比献给救世主和圣母者为小的蜡烛。至于对庆祝用的神像，通常不能用大于献给救世主的蜡烛。但为了庆祝，可用相等的蜡烛，但在上帝信徒的神像前，切不可奉献比献给救世主者更大的蜡烛。”[36]

　　鞠躬也应有不同。波索什科夫教训说：“在上帝神像前应表示更大的尊敬，而与在其他神像前不同。”

　　最后，不应同样地吻一切神像：“对救世主应吻其鼻，对其他神像则应吻其手，而不应吻其鼻。”[37]在普通人民中，许多人对上帝神像都弯腰鞠躬，而对尼古拉圣像则稽首及地。波索什科夫为了天堂上的世袭君主制原则，对此进行了猛烈的谴责：“他们自己做不可理解的事，自己并不知道做了什么：为了使奴隶比主人还要尊敬，他们的理智怎样？”[38]

　　波索什科夫的同代人马特韦耶夫伯爵特别满意地指出，那里子女“受善意而尖锐的言辞责备，实比受鞭笞处罚更能养成正直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39]。但马特韦耶夫伯爵在莫斯科就已经受到西欧的温和影响。而波索什科夫则是一个莫斯科的进步分子，他是按照旧方式来思想的。他断言说：“古代的圣徒为了使人类免于灭亡，劝人对自己的子女加以无情的殴打。”[40]也许，事情真是如此。在《耶稣之子西拉和夫的绝顶智慧》一书中写道：“宠爱子女，也会使你害怕；同他嬉戏，也会使你忧愁；为了不因他而伤心和事后咬牙切齿，就不要对他溺爱。在幼年时不要给他以自由，要对他严加管束；直到青年时期，他虽倔强，但不改对你的服从。”[41]

　　波索什科夫未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些“绝顶智慧的”教育规范，甚至增加了它的严厉程度。他以为，如果父亲溺爱他的子女，那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弱点。他说：“对子女的教育，不可疏忽大意，要使他们深感畏惧。第一，要使他们敬畏上帝；第二，要使他们害怕你，连你的眼色都怕。如果对上帝和对你的恐惧增加了，他们便可成为好人；而如果生长于溺爱和纵容之中，则不会走上好人的道路，或成醉汉，或成荡子，或成爱胡闹的人或甚至是真正的盗贼。”[42]他深信，在我们俄国，大部分人都是“由于幼年时失学，亦即由于纵容”而导致毁灭的。

　　如果他的货币学说表明他的经济概念的幼稚，则他企图用“纵容”（他认为这就是莫斯科父母对子女的态度）来解释犯罪，便证明他的社会学观点是同样幼稚的。固然，在波索什科夫时代，社会学本身完全不曾存在。然而在圣经里，却已有一些地方指出，犯罪的产生不仅由于“纵容”。值得指出，波索什科夫所极为蔑视的路德对于犯罪原因的观察，便要广泛得多[43]。至于托马斯·莫尔，就更不用说了。他在《乌托邦》一书中，对于犯罪的原因业已发表一般正确的观点。但波索什科夫主要地只是记住了圣经中那些符合他的旧莫斯科社会生活观点的地方，而且在这种观点里又过于重视“笞刑”、鞭子，甚至绞刑架，以为这是把人们保持在美德轨道上的手段。

　　如果我不提他对外国人的憎恨，那对波索什科夫的观点的说明，便不算全面。他在1701年由于纳尔瓦战败的印象而写给大贵族Ф.А.戈洛温的短简《论战事》中说道：

　　“阁下，我真是颇感奇怪和不理解的是：人们都说德国人聪明诚实，但他们教给我们的却尽是些谎言。……相信他们，那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对我们并非真诚关怀，因此，对于他们的教育，非常不该相信。我以为他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欺骗我们，把我们当作傻瓜”[44]。

　　在《父亲的遗教》中，我们看到对外国人的同样充满不信任的批评：“我们什么也不要指望德国人，他们欺骗我们，而且赚我们的钱，但从来不对我们说真话。”[45]

　　在《论贫富》一书里，波索什科夫也对外国人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换句话说，在他整个自觉的生命过程中，他没有放弃其对外国人的不信任和敌视态度。我们每人都读过，也许还谈论过彼得一世所开辟的《通向欧洲的窗户》一书。但在波索什科夫的著作里，我们却看到另一说法。在所写《论战事》短简中，他抱怨说：德国人“在我国各地开辟了窟窿”，这种窟窿使他们能够清晰地看见“我国整个国家事务和工业”[46]。他认为邮政……就是一个窟窿。“这个窟窿造成邮政，而这对国王有何利益却只有上帝知道，但由于这种邮政而在全国造成多少弊害，那是数不胜数的”[47]。波索什科夫想说服大贵族戈洛温，应该消灭邮政：“阁下，我以为最好是死死地堵塞这一窟窿，如果不能死死地堵塞，那就完全停止。我想，如果严格规定，外国函件如无官府证明不得输入，会是好事。”[48]

　　这很像是克里扎尼奇的《座右铭》。但《座右铭》不曾妨碍克里扎尼奇坚决主张改革。波索什科夫对外国人的不信任和敌视态度也不曾妨碍他拥护彼得。所以不曾妨碍，因为他能看出外国人优于俄国人的主要原因。

　　波索什科夫生于莫斯科附近的波克罗夫斯基村，这个村后来并入首都。由于邻近莫斯科，那里的许多农民完全不从事农业，其中部分人在郊区沙皇宫殿中谋生，部分人去莫斯科，也是在国王的宫殿里工作。1680—1681年波克罗夫斯基村改建为工艺馆。这一情况可能对波索什科夫的得天独厚的气质，不无影响。在他的童年时期，这些皇室的作坊在外国人指导之下改造和扩建、普罗列扎耶夫伯爵说，波索什科夫儿时伴随他的父亲到莫斯科皇宫工作，跑到这些作坊观看工艺。此语不无根据[49]。无论如何，他经常爱好这种工艺，——称之为艺术，——而且自己也知道几种手艺。在外国技术人员指导下的皇室作坊，确能将彼得前奥勃洛莫夫式生活中许多视为最新鲜的事物，教给机灵的青年。

　　在波索什科夫讨论世俗问题的著作里，对俄国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出完全自觉的巨大关怀，对技术工作也很尊重。这可能是他从皇家作坊中所得印象的结果。他对游手好闲有强烈的憎恨——也许，他的性格的这一特点也是在同一印象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因为西方人是善于珍惜时间的。但是怎样才能发展俄国的生产力，并教令其居民不去游手好闲呢？必须向外国人学习，这是无可避免的。所以波索什科夫虽然不信任外国人，而且憎恶他们，却写道，必须对从国外前来俄国的技师给予良好接待。他在《论贫富》一书中说：“外国技师来到俄国，只要他为人善良，且掌握我国前所未见的技术，就应给以住房。派十来个（或更多的）人向他学习，同他签订合同，要他尽力和无隐瞒地对这些学生施教。教授果能尽力，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便应给以合同规定的报酬，并对其尽力和无隐瞒地教授学生颁发奖状，然后送其光荣回国。所望其他技师源源而来，罗斯的技艺亦将日益增进。”[50]彼得正是想增进俄罗斯的技艺的。因此，我们的作家不能不同情他的创举。然而莫斯科国家的经济生活，在其居民之中既未发展其对技术知识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未提高其珍惜时间的倾向。莫斯科人是不情愿向外国人学习的。因此，彼得认为对这种人，应强迫其去学习。显然，根据他的那些观察，波索什科夫会作完全一样的主张。按照他的意见，不强迫是不行的。

　　但是，彼得是国王，而波索什科夫则是“国王的孤儿”。作为孤儿，他深知一个普通俄国人要去——更确切地说，被送去——向外国人学习科学，会遇到多少灾难。毫不奇怪，在《论贫富》一书中，在建议吸引外国技师前来俄国之后，他立即痛切地抱怨当局对俄国“艺人”的待遇，过于恶劣。为了国家的利益，应该给他们以“充足的饮食”，但他们忍受着极端的贫困。一位农民出身的作家说：“在我们俄国当局中，对这件事有一种极不健康的见解，因为他们瞧不起俄国人，所以不愿供养他们，使他们免于贫困。由于这种歧视，遂迫使他们盗窃、撒谎，而疏于技艺。”[51]

　　这一观察——即俄国当局一般地瞧不起俄国人，特别是瞧不起纳税等级，——可能在波索什科夫幼年参观“德国人领导下”的皇家作坊时，便已有了。不言自明，这种情况不可能促使他对外国人发生好感，何况外国人对于多少要依赖他们的“国王的孤儿”，又是毫不客气的呢！我在本书第1卷里业已提请读者注意，在莫斯科国家转向西方的时候，其居民的极大部分却加强了对外国人的憎恨。波索什科夫的范例是这一指示的最好明证。他懂得必须向外国人学习，但他又看到外国人对俄国人很少好感，而且用一切方法剥削俄国人。因此，他愈是重视他们的科学，也愈是更不喜爱他们，更不信任他们。我们在《论贫富》一书中读到：“德国人从来不教我们俭朴地生活，什么也不要白白地丢失”，他在谈论商业政策时说道：“而只夸耀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怎样发现的财物。他们不仅为自己，而且为他们的其他同胞用各式各样的办法发财致富，却使我们愈加趋于贫困。因此，我们必须理智地考虑他们的一切事务，商业、军事及艺术事务都一样：他们口若悬河，但所说并非实话；必须用透彻的眼光[52]去看他们所作所为，而不要听信他们的言辞。”[53]

　　黄金旧时代在莫斯科饱读经文的学者，特别猛烈地谴责西欧居民中的“拉丁异端”。但是当波索什科夫攻击“德国人”时，他提出的最高和最后论点，是他们信奉路德的学说。在他的眼光里，路德是“异端中的异端”。莫斯科的进步分子要他的儿子相信，“马丁·路德准许他的弟子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就是说，马丁·路德鼓吹不道德[54]。几乎没有一种罪恶，他不曾拿来“攻击这个万恶的被革去教衔的神甫马丁·路德”。由于出身军职阶级的“彼得小学生”，除了极少例外，大都比较愿意接近新教，而不愿意接近天主教，所以波索什科夫对路德派的这种凶恶攻击更具有特别意义。但是这些“小学生”较少受到波索什科夫经常关切的那种环境的折磨。“路德派”使俄国人——当然主要是普通的俄国人——成为他们经济剥削的对象。这使波索什科夫特别感到愤慨。“他们不以此为过错，而且欺骗我们，榨取财帛”。波索什科夫因此对他们极感愤怒，甚至以为“鞑靼人比他们好些”，尽管鞑靼人“信仰回教”。鞑靼人又怎样！“路德派”比牲畜还不如，“因为牲畜虽不会说话，却总记得它是受谁的饲养；而他们却像只狼：狼无论怎样饲养，也只是向往森林。”不言自明，天主教徒对于在经济上依附他们的俄国人的剥削意图并不亚于新教徒，然而新教徒却占着更有权势的地位，他们在彼得改革时代以及改革以前的时代涌进俄罗斯的外国人中，为数较多。因此，思想家波索什科夫正是对“路德派”大轰大擂，几乎忘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罗马人”。

　　对“路德派”的攻击还暴露出波索什科夫观点的另一非常值得指出的特点。在攻击外国人剥削俄国人的意图时，他几乎是经常站在商人的观点上，而不是站在“农民”的观点上立论的，尽管他一度自称为农民。这是因为他就阶级地位而言，完全不是一个种田的农民。他在不同时期从事各种不同的“艺术”（即手工业），有时还同时领导几个工商企业。他在彼得堡有一幢住宅，在诺夫戈罗德有两处宅院。不迟于1718年，他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了马特韦耶夫村和半个扎卡拉谢尼耶村，成为地主。1719年又将马林诺村和向贵族温斯基购买的几处荒地并入这一地产。读者看到，波索什科夫远非“穷困”（他自己的说法）。他虽曾建议彼得下令限制农民的租税和徭役，但我们却看不到他对农民有多大同情：他断言，农民主要是因为懒惰才贫困的。自然，“商人”是不能对农民有强烈的同情的，他们自己便又留了逃亡的农民。他的最完全和真诚的同情是在商人方面。他说：“国家因军队而扩张领域，因商人而增加光彩。”[55]因此，应该认定他不是农民的思想代表，而是工商阶级的思想代表。他抱怨外国人对俄国人的剥削，其主要根源在于外国人的工商业权势。这一点是很容易令人确信的。例如，波索什科夫在建议堵塞窟窿时说道（请别忘记是在《论战事》的短简里说的！）：“邮政之设置是为了外国人（他们是了解俄国市场的情况的。——著者）经商而侮弄人，俄国人则血尽筋枯。”在《论贫富》一书中，他愤恨外国商人“带着他们的不值钱的东西”来到俄国，抬高其价格（“加倍、而其他商品甚至高于两倍的价格”），而对于我国“原料”商品却定价过低。必须采取哪些办法来改变他们和外国商人之间的形成的关系，使其有利于俄国商人，这就是波索什科夫所致力解决的最主要问题。他向彼得最坚决提出的那些措施，都与这个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不仅这样，他对彼得改革的同情，实质上是他对一个善于重视商人利益的沙皇的同情。彼得前外国人来到我国都给大贵族带来礼品，即使为此用去成百卢布，却赚得了巨额利润。“大贵族不是将商人藏在蛋壳里；他们有时以极低的代价就将整个商界出卖了”。现在，那个悲惨的时代过去了，“那时我国国王对于商业事务不闻不问，而由大贵族管理”。彼得“对此是事必躬亲的”，所以现在外国商人已不能为了剥削俄国人民而“逢迎”大贵族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不胜枚举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国王的奴隶和国王的孤儿之间的对抗有利于中央政权；孤儿希望中央政权把那种被军职阶级的自私自利和玩忽职责所严重败坏的事态改正过来[56]。我们还看到推动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波索什科夫同情彼得改革的动机之一，尽管这一改革是同大多数莫斯科民族主义者的意向背道而驰的。其次，波索什科夫再次回到他的所谓俄国货币的价值应由沙皇的意志来决定的主张，并且补充说：“我国君主的意志是自由的，我们获有某部分自由也是由于君主的意志”（第123页）。纳税等级所以拥护沙皇意志的无限性，便是希望通过它，自己也在同军职等级的斗争中获得部分自由。然而波索什科夫同情彼得的动机，尚不止此。

　　波索什科夫比彼得年长约20岁。在彼得开始其改革活动时，他的世界观业已形成。对我们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尽管在他的观点里保守主义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他的观点却从各方面浸透了认为当时现存制度不良的意识。这一点可从他在1704年前写的《关于改正一切弊端的报告》中看出。

　　他在这份报告中写道：“任何人若明察东正教俄国的生活，行为和事业，都不会在任何一件事情里看到健康的东西。在教堂里没有使直接秩序仪式化，甚至学习和唱歌、民事、农事、军事、审判、商务和艺术等等方面，……无论在任何事业和事物里，都无不有错。我们从头到脚都不完整，所以我们受到四邻各国的嘲笑与侮辱。他们把我们当作莫尔多瓦人，然而他们并非完全不对，因为我国到处都糟，都无秩序。”

　　当一个人得出这样一种悲哀的信念，认为他的国家一切都糟，一切都无秩序的时候，那他的头脑里就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即事物的状态是否可以改变，或是完全没有希望呢？波索什科夫深信一切都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他断言：“由于上帝的帮助，一切毛病都可改正。所以只要我们坚定信仰，便能将罗斯改正过来。任何洪水都不能动摇她，更何况是谎言！这不是狼所能加害的。在宗教规章上，在军事、民事和农事上，现时一切不正之风都可改正，都可提倡真理。那时，大家都会感到惊奇。”[57]

　　外国人对俄国人的轻视，引起了波索什科夫对他们的强烈不信任和憎恶，但同时也在他的身上激发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这种自尊心是同野蛮人所特有的自负心理迥然不同的。他相信我国一切都糟和杂乱无章，而外国人同我们相比则生活得很好：这不能给这种自负心理以存在的余地，而只是有力地显示他尽快赶上业已超越我们的外国的愿望。“许多德国人在科学上比我们聪明，而由于上帝的恩德，我们的灵敏却并不亚于他们。他们辱骂我们是没有用的”。这些话是波索什科夫1701年写给戈洛温的《论战事》的节略中说的，还如我在前面所指出，抱怨德国通过邮政，挖开了通向欧洲的“窟窿”。他自己应该承认，没有这样那样的“窟窿”是不行的。

　　这一“莫斯科的进步人士”特别具有的彻底性，他并且用这种彻底性来观察其所愿望的改革。他认为首先应该实行一些能够把信仰建立起来的改革。同外国人交往的日益频繁，表明莫斯科人没有任何可能利用宗教工具来保卫东正教。波索什科夫是无条件地承认这一点的：“尽管儿童很少向我们问到信仰，但我们虽然年纪已这样大了，却不知道怎样回答；至于怎样揭开他们在信仰上的问题，我们想也不曾想过，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信了什么异教。”因此，必须学习是很显然的。但当问题涉及维护自己的信仰时，便必须学些能够有助于搞清楚宗教问题的东西。因此，在《父亲的遗教》的篇首，波索什科夫建议他的儿子：“在少年时代的初期，重于一切科学的是致力于书本学习，不但要学习斯拉夫文的书，而且希腊、拉丁乃至波兰文的书也要学习。因为有许多斯拉夫文所没有的书，都是用波兰文写的。用波兰文去研究科学比用其他语文更为方便。”彼得和他的“小学生们”都认为德文比波兰文和古代文字对我们更为需要。但他们是从世俗观点立论的，而波索什科夫对待科学，则是从希腊—拉丁—斯拉夫学派的纲领要求出发的：由他看来，最重要的是维护东正教。

　　然而外国人不仅在信仰对象的争论方面，显得优于俄国人。1700年11月，查理十二世在纳尔瓦战役中给俄国人以迎头痛击。前已指出，纳尔瓦战役的悲惨结局，给波索什科以强烈印象。他在《关于改正一切错误的报告》里，直接指出了军事上的紊乱。而在写于1701年，亦即写于纳尔瓦战役以后的《论战事》一文中，更痛心地抱怨我国军队在数量上超过敌人时仍然吃了败仗。“我真是……大惑不解，这难道是显示力量或值得赞扬：我国大量部队开赴战场，而敌人却以少胜多，并有俘获。这不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人数虽多，却抵挡不了少数敌人”[58]。由于对外国人的不信任，自然，波索什科夫会认为那些对俄国人进行军事教练的外国人是不真诚的。他提出关闭由德国人恶意开辟的“窟窿”的主张，便是和这一思想密切联系的。然而问题在于波索什科夫不只是提出这一反动的主张。他希望改革，相信俄国人能够胜利地同外国人斗争。“我们……俄国人的手同外国人是一样的，……外国人并不是从天上来的，他们仿佛和我们是一样的人：技能加良好的训练，一切的人便都会有的。”[59]

　　波索什科夫在谈到“技能”时指出俄国人不会瞄准射击，并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个重要见解。他说：“照我看来，排枪齐射只是好看，敌人对它并不害怕，而瞄准射击虽不好看，却能使敌人胆寒。”[60]150余年以后，我国一位军事学家对这一见解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作了如下说明：

　　“他不顾当时优秀战术家的意见，反对密集队形的盲目射击而主张士兵的单独发展。这个主张只是在不太久以前才不仅在我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开始实现”[61]。

　　篇幅的限制，使我不能在这里研究何种生活经验使“商人”波索什科夫能比当时的其他战术专家更正确地观察军事学的这一问题。由于不能不往下写去，我只好请读者注意射击需要枪支。而为了制造优良的枪支，必须有“艺术”的训练，这种“艺术”外国人知道的要比俄国人多得多。因此，很显然，波索什科夫无论对那通向欧洲的“窟窿”多么忧心忡忡，却还是不能不同意邀请外国“艺术家”来俄。他的思想过程在论大炮射击时说得最为明显。“在罗斯既无熟悉大炮射击的人，为使炮弹不致白白浪费，则虽以巨大代价亦须从外国获得这种人”[62]。

　　因此，没有外国人是不行的。但外国人能改正我们的一切错误吗？《论战事》一文业已表明，波索什科夫并不认为只要召请外国专家，便可万事大吉。

　　保卫俄国不受敌人侵犯，是君主的奴隶的责任，他们已组成了大批的骑兵。关于这种军队的缺点，某些贵族在17世纪便已明显看出。读者当能记忆，他们对莫斯科的“老弱残兵”曾作不好的批评。但贵族之鄙视其“同胞”的恶劣服役，是有许多理由的。波索什科夫没有这种理由，而他却不断坚持说贵族的军役是做得非常恶劣的。他们所关切的不是击毙敌人，而是更快地回家。他们在战场上亦远远没有表现出英雄气概；“在服役时，他们便注意何处可以作为作战时的躲避处所，他们整连整连地躲在树林中或山谷里，只要看到作战部队从战斗中回来，他们便装模作样，仿佛也是从战斗中返回营房”[63]。

　　在《论贫富》一书中有许多这种反对军职阶级的攻击。我们了解这些攻击后，便可看到波索什科夫虽然很坚持旧的莫斯科思想方式，但他不能不对彼得为取消贵族服兵役的旧方式而采取的措施，表示庆幸。

　　在军事上需要“技能和良好的训练”。良好的训练必须对贵族提出一些他们所不习惯尊重的要求。谁向他们提出呢？在莫斯科的社会政治秩序下，只有中央政权的代表才能提出。波索什科夫直截了当地发表了这种见解。为了改正这一切错误，“必须有伟大君主的意志和愿望”。彼得愈是坚决地表现出这种意志，我们这位“商人”便愈是同情他的各种措施。

　　贵族不仅保卫俄国，而且管理了俄国。波索什科夫相信，他们的保卫工作是做得非常坏的。他还看到，他们对俄国的管理也不很好。他们担任统治阶级的角色，表现得极为残暴专横。波索什科夫也身受其害。

　　他写道：“德米特里·米海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老爷有什么朝气和理性呢？我在过去的1719年，曾向他提出申请，请他准许我承包建造一所葡萄酒和白酒酿制厂。不知道他为什么命令将我拘禁起来。我被拘禁了整整一星期，寂寞无聊。我不知道何以拘禁这么久和为什么拘禁。”当然，怎能不寂寞呢！波索什科夫的被释放，也是由于同样任意处置。他请求一名警察向公爵说情。戈利岑听了警察的话，立即下令释放了他[64]。自然，这次释放不能免除他成为新的压迫的牺牲者。1721年，涅维尔斯基少尉查封了他的地产，并将他驱逐出屋。波索什科夫的妻子受到这样惊吓，因此“在别人的院子里流浪了两个多星期。”同年，波列茨基上校对他“恶言诟骂”，说他是贼，“扬言要用佩剑戳死他”。波索什科夫向法院控告了他，但上校不承认普通法院的管辖权，说“我只受军事法庭的审判”[65]。贵族对待“商人”如此，对所属农民的压迫尤属不能忍受。至于他们怎样对待僧侣，亦可从我们的作者的下述言论中窥见一斑：“贵族对农村僧侣极为蔑视，对待他们比对待奴隶还要坏。僧侣害怕他们，像奴隶般为他们做任何工作，比最低级的女奴还不如。”波索什科夫叙述贵族洪内科夫怎样打神甫的耳光，“从神甫的手中夺去十字架，将神甫从门口摔了出去，剥去僧衣，拖到污浊地方，打个半死不活”，骂道：“你还把我当作波索什科夫呢？”神甫的过错是他在复活节日到地主家前，先带着圣像到住在教堂较近的波索什科夫家里。这一被毒打的教堂神职人员不敢控告洪内科夫[66]。概括地说，所有不属于“国家奴隶”的人们都要受“国家奴隶”（即贵族）的虐待。当有纳税义务的罗斯略为振作起来，转向西方，推戴波索什科夫为其思想代表时，他要求“真理”，便毫不足怪了。他所制定的改革计划，完全不包含任何革命的或急进的主张。然而就是波索什科夫想出这种计划，以期对“国家奴隶”（贵族）的专横略加限制这一事实，已足使他们感到危险。波索什科夫自己也理解，他的计划不可能为军职阶级所喜爱。他的《论贫富》一书并不是什么预定公之于比较广泛公众的政论家著作，而是一份向沙皇提出的阐述国内各种“错误”的秘密报告。波索什科夫在送呈这份报告时，附函请求沙皇“不要将我的名字告诉那些仇视和妒忌我的人们，特别是那些诽谤者、嫉恨者和谎言爱好者，因为我不附和他们写作，却要使人相信我的孤陋之见，他们是不会让我再活多少时光，而会结束我的生命的”。结果确是如此。《论贫富》一书上写的日期是1724年2月24日，而在次年8月29日，他便被捕，仿佛是因为他“犯了重大刑事罪”。所谓“刑事罪”的内容俱见如下事实：秘密审讯处讯问一位涉嫌费奥多西大主教案件的书记希什金，问他是否藏有《论贫富》一书[67]。波索什科夫是在狱中死去的（1726年2月1日）[68]。

　　波索什科夫最同情商人。但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他对于那些“臣民专权，特别是商人专权”的西方国家制度，却是非难的。他希望国王的权力也像上帝的权力那样无限。他愤恨贵族的行为，甚至说，“沙皇，特别是地主应该爱惜农民”。但从这一思想的往后发展中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实质上也是很有限的。

　　波索什科夫距离法国资产阶级思想代表所提出的要求很远：法国资产阶级要求主宰一切。他说：“沙皇对商人和农民应像对贵族和军人一样一视同仁，加以爱护，不使任何人陷于贫困，而使大家都能各尽己力，富裕起来。”[69]爱护农民便是要用敕令来确定他们的赋税和义务。至于商人，波索什科夫曾提醒彼得注意，德国是如何爱惜人民——特别是商人，并且抱怨“我国法官完全不爱惜人民”[70]。这种对我国“法官”的不满，决定了他的纲领的极大部分的内容。他要求公正的裁判；按照他的宇宙观的观点，用宗教理由来强调这一要求：“上帝即真理，他爱真理。”但是怎样在法庭里求得真理呢？他解答说：“为了和睦的共同生活，我们的伟大君主应命令建立统一的法庭，无论农民或商人，贫或富，士兵或军官，团长或将军，都应受其裁判。应将法庭设立在近处，使任何低级的人都易于对军职人员，也像对普通人一样提出控告。”[71]我们假定，这一主张是由于看到居民受到驻在他们“居宅”的驻军的侮辱而提出的。但波索什科夫相信，平等的法庭不仅应适用于小市民同他们的驻军发生冲突时。波索什科夫认为还须从世袭君主制中找出理由来为这一要求辩解。“沙皇是法官，又俨如上帝。……因此，如像在上帝的法庭里一样，在君主的法庭里，任何人，无论贫富，无论强弱，都应受统一的法庭的制裁”[72]。非常值得指出，波索什科夫想到世界法庭的观念[73]。

　　新的、对一切人平等的法庭，必须有新的法律标准。波索什科夫证明，必须编制新的法典，因为所有法规都已陈腐，而且由于不公正的法官，都被歪曲。为了编制新法典，应召集由各级官吏选出的代表会议。他补充说：“我觉得，若能从农民中选出代表，亦非坏事。这种人在村长和乡村警察中都是有的。”为了证明这一主张的正确，他说：“我看到就在莫尔多瓦也有通情达理的人，那么，在农民中怎能没有通情达理的人呢？”[74]我们看到，塔季谢夫和坎捷米尔对“没有头脑的庄稼汉”是抱着轻视得多的观点的。

　　新法典将来写成后，应用“最响亮的声音向所有各族人民公告，……务使无论高门第的贵族或低门第的人们，无论穷人或富人，……以及农民，都不因这一法典而感到压抑或侮辱”[75]。

　　波索什科夫在写完这段话后，感到畏惧，遂附带声明说，不要以为他主张“人民会议”是要“减低”沙皇的权力。所以需要人民会议，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求得最真实的真理，而不是为了限制“皇帝陛下的专制权力”。很明显，他的这一声明是完全出于至诚的。这位“莫斯科进步人士”的人民会议主张，只不过是他对旧事，即对缙绅会议的追怀而已[76]。此外，“人民会议”完全不剥夺中央政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最后决定问题的权力。因此，布里克涅尔以为波索什科夫谈到人民会议，实即提出同后来在法国由孟德斯鸠及其他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主张相仿佛的政治要求，这是一个重大的荒诞的错误。波索什科夫在这里仍旧是一个“莫斯科的进步人士”；就是说，他在制订改革计划时，不是朝前，而是朝后看，朝着那些由于莫斯科世袭君主制的社会关系的逻辑而愈来愈加陈腐的过去看。

　　军职阶级出身的“统治者”以不堪负荷的压迫加在整个负担税务的罗斯身上，这是任何人，只要他不为这一阶级的利益和成见所蒙蔽，都易于看出的[77]。不幸的是，看到了恶，并不就是指出了除恶的手段。姑且假定，俄国政府将根据新法典恩赐一个“人民会议”。然而“统治者”却仍旧是从军职阶级中选出的，而这个阶级是同“不公正”结下不解之缘的。谁能有力量去阻止他们恢复过去的舞弊行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在莫斯科的旧实践中找得的。因此，波索什科夫的答案不能令人满意。首先，他主张法官应热诚地祷告上帝。其次，如像佩列斯韦托夫一样，他主张用严刑峻法。“直截了当地大刀阔斧。如果不能建立公正的法庭，便再杀一百个法官：因为在我们罗斯，不公正已是非常根深蒂固了”[78]。然而惩办不公正法官的还将是同一军职阶级，法官便是从他们当中指派的呀！他们愿意严厉地对待这些法官吗？波索什科夫对此是极为怀疑的。为了对这一弊端略加补救，他主张指派低门第的人，而不是高门第的人充任法官，因为高门第的法官有更多的关系，足以保障他们不受惩罚。

　　如所共知，我国的小官小吏并不以高门第出身为其特点。然而同样周知的是，虽然如此，他们总是善于“违法犯禁”的。莫斯科国家的“不公正”的基本原因是其居民的完全无权。然而正是这一原因，波索什科夫在其关于司法问题的探讨里，毫未涉及。在他提出他的改革计划时所遵循的传说中，没有任何类似小市民的较为确定的权利的概念，而只有祷告上帝和对不公正的法官实行严刑峻法的宣传。

　　波索什科夫希望原告和被告都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他极为敌视“雇佣讼师”，因为他们强词夺理，足以泯灭真相，而使法官发生误解。但是由于他要求实行口头诉讼，所以他认为法官有对“言辞笨拙”的诉讼者实行帮助的义务。

　　“统治者”所以能够压制劳动居民，还因为这种居民是不识字的。波索什科夫主张教农民子弟识字。这无疑地是一个进步措施。但那些以为波索什科夫要求对农民子弟实行普及教育的人们，显然是言过其实了。他说，“如果能使每一个小的村子有一个识字的人，那就不坏了”[79]。这句话的确切意思是说，甚至在一个小村子里，也应有一个识字的人。这还不是普及教育。的确，波索什科夫不是经常准确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的。此外，已故波戈金又认为必须改变他的正字法，因而给学者造成重大障碍，使他们无法认识波索什科夫的手稿。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东方专制国家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秩序，远远不是经常排除对劳动群众推行识字教育的关怀。

　　现在从识字问题转到另一问题，这个问题虽同识字教育无直接关系，但极为波索什科夫所重视，并促使他拟订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法律草案。

　　为了发展俄国的生产力，他主张发布命令，“拘捕流浪街头的穷人，教以纺织技艺，将他们交给公营工厂”。按照波索什科夫的意见，应授权私营企业家“收容男女流浪人，给予教育并在教好后永远领有他们，无论他们在被抓前是什么人”[80]。

　　这一愿望同西欧关于流浪人和穷人的决定很相像。英国根据1530年的法律，壮健的流浪人应受鞭笞，并迫使其宣誓愿意工作。1547年的法律规定，检举流浪汉的人可收流浪汉为奴。主人可迫使这种奴隶做最恶劣的工作。法国根据1777年敕令，凡无固定职业和生存资料的壮健男丁，都应判处苦役。查理五世为荷兰人制定的法条（1537年），荷兰各市和各州的第一份告示以及1649年6月25日合众省的身份证，其内容也都与此相仿佛[81]。

　　在这一点上，波索什科夫的愿望，是与西方相符合的。当然，这里同样谈不上什么建立西欧的立法思想，因为波索什科夫在18世纪初期所企求的东西，英国在16世纪就已经有了。有趣的是，波索什科夫在这里放弃了旧的莫斯科观点，根据这一观点，乞丐是“教堂的美人、基督的兄弟、和平的祈祷者”[82]，而且促使他放弃这一观点的是对发展生产力的关怀[83]。这种关怀是不能经常符合旧莫斯科概念的。

　　然而不应以为，这种关怀能使波索什科夫在批评古老的莫斯科宇宙观上走得很远。作为一个专心致力于实际图谋的人，他不冒冒失失地自作聪明，而是一心只想俄国的迫切经济需要。政府所掌握的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与17世纪各代沙皇所掌握者相同。波索什科夫认为，为了教育人民，国家必须在方法上干预人民的经济活动。在这方面，他是完全与西方的重商主义者相似的。但在他的方案里，国家干涉立即取得了旧莫斯科的特征。例如，在《论贫富》一书里，他建议政府应迫使商人按真实的价格出售商品。试问商人如不执行这一要求，又该怎样呢？他的答复表示了旧莫斯科习惯：“如获取超过真实价格的余额，则对每一超额戈比，处以10戈比或20戈比的罚款，并责以笞刑或鞭刑，以儆来兹”[84]。

　　对商人，由甲长、保长和警察进行监视。如果这些官员纵容商人不管怎样欺骗自己顾客，则对甲长处以10倍罚款，对保长处以50倍罚款，对警察处以100倍罚款，并施鞭刑[85]。

　　由于“欧洲居民”利用我国商人的不团结而无情地压迫他们，所以波索什科夫希望俄国人一律按照他们共同协商规定并经上级许可的价格，向外国人出售商品。这一主张的本身是非常实际的。奥尔金纳晓金在担任普斯科夫省长时，便想出这一主张并力予实行[86]。不过，波索什科夫在想到这一主张时，还想到鞭刑。“凡未经上级许可，敢于向前来的外国人虽以一卢布的差价出售任何商品者，亦处以百倍罚款，并施鞭刑”[87]。

　　波索什科夫将鞭笞看作政府教育俄国人民的最可靠助手，这一观点是同彼得及其出身于军职阶级的“小学生们”完全一致的。

　　他深信外国人也同我们是一样的人，但他们的“社会”比较好些。所以，他对俄国的较好“社会”制度，进行了思考。在他提出的措施中，有些是值得非常重视的。然而就是这些措施，也都像彼得的教育敕令一样，是充满了鞭笞的威胁的。甚至对于力图改革的人们，旧莫斯科始终给他们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波索什科夫在提出发展俄国生产力的任务时，深信我们可以不用外国商品，而外国人却不能坚持在十年之内不用我国的商品。他写道：“因此，我们应当统治他们，而他们则应奴颜婢膝地对待我们，在一切方面向我们低头，而不是骄傲自大。”[88]但是，他自己也很理解，事实上俄国人距离在经济上统治外国人还很远。因此，他在所写方案里，只是提出一些办法减弱我国对德国人的依赖。他知道德国人在科学上比我们先进。至于商业，他劝告乡亲们和睦相处，接受外国商品时要“慎重”，要根据共同协议，要得到上级的许可。此外，他主张完全禁止奢侈品的输入[89]。如果全部禁止为不可能，亦须规定只有高级人员才有权购买[90]。同样，不应向外国人购买“在俄国所能购得的商品，如盐、铁、针、玻璃器皿、松节油、儿童玩具等等。主要的事情是要制止德国人的妄想，不让他们从罗斯攫取财富。”在这一点上，波索什科夫也是同西欧的重商主义者相仿佛的，他们比他更早提出了同样的原则。但是为了使外国人不从某一国家攫取财富，这个国家必须尽可能自己制造从外国输入的商品，特别是注意生产那些在外国用本国原料制造的商品。波索什科夫完全自觉地保卫这一规则。他写道：“必须想方设法在罗斯开办亚麻及大麻制造业，用俄国原材料制造毛织品、绒布、细竹布、帆布等等，这都是非常必需的。此外，原料出产地应是原料制造地。”[91]波索什科夫再次想到夺取国外市场：“我希望，我们能为整个欧洲制造布匹，在他们现时价格之下，可以向他们更廉价出售。”[92]然而实际生活也再次提醒他，必须首先学会自立。他承认，“我们很难开办这些工厂”。既然很难，政府便应负责创办。波索什科夫说：“为了国家的富庶，必须在开办之初，由国库出资在地面广阔和麦产及食品价廉的城市建厂……向它们征税，使人们发财，国库增收”[93]。当然，不应不支持私人企业家。“对于资力单薄的企业家，应由市政机关或皇帝陛下指定的机关贷款，使任何事业都得到扩充”[94]。最后，必须尽最大努力去勘察俄国的天然富源。波索什科夫认为这种富源是很丰富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在我国不能找到；不过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外国，也没有看到或听到在这种地方找到了什么。而外国人即使知道，也不愿给我们公开”[95]。

　　简而言之，波索什科夫制定了整个经济政策纲领。这一纲领包含着适应当时俄国社会政治条件的一切主要重商主义要求。这个纲领由一位“商人”提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当时一切注意经济政策的人都是重商主义者。彼得本人便是坚定不移的重商主义者。但在彼得的辅臣中未必有谁能像波索什科夫提出这样严谨周密的经济纲领。布里克涅尔说，在彼得的“小学生”中，没有一人像波索什科夫那样可以称做经济学作家的[96]。这话是公允的。布里克涅尔的错误仅在于他将一些先进的观点强加给波索什科夫，而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他却断然不能想到这样的观点。波索什科夫在经济理论上没有任何发现。至于经济实践，即经济政策，他只提出了许多欧洲重商主义在他以前很早就已拟订的要求；不过，他使这些要求具备一种适合俄国世袭专制制度的社会政治条件的形式而已。布里克涅尔说，无论温尼乌斯、库尔巴托夫、亨宁、基里洛夫、塔季谢夫都不能写出《论贫富》这样的著作。他也是对的。但他之所以对，却完全不在于他所设想的意义上。

　　像塔季谢夫这样的人，如果愿意对经济概念作深刻思考，一定能比波索什科夫表现更多的才能。毫无疑义，他的思想力量超越了波索什科夫（至于所受教育，自然更不用说了）。但是关于“真理”，即关于《论贫富》一书以大量篇幅进行论述的国家管理和司法，则塔季谢夫的“贵族观点”可能会妨碍他看到“商人”波索什科夫所看出的许多问题。波索什科夫的著作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因本身的地位，不愿避而不看军职阶级加于罗斯劳动人民和商人的“不堪忍受的压迫”。由于从这种罗斯的观点看待我国当时的秩序，我们的莫斯科进步分子（即在主要方面的保守分子）所作的考察使他下狱，直到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时代止，还被我国的官僚指为危险思想。

　　我们知道，波索什科夫不曾动摇莫斯科国家的任何旧基础，而只是想巩固这种基础，从有利于劳动人民方面扩大它。但他不是“国王的奴隶”，而是“国王的孤儿”，这一事实既对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又对他的计划的命运，起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他的社会地位使他不能像彼得的“小学生”们一样在同样的规模上学到欧洲的知识。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旧莫斯科式的自学者。这种自学者在想到某种他以为可能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方策时，必须克服难以置信的大量障碍，才能使它达到当权者的耳目。波戈金提过一件波索什科夫口述的故事，说他不知费了多少心机，才得一见内阁秘书马卡罗夫。波索什科夫说：“我在1718年写了一篇关于新货币的报告，为了送达这篇报告，我去会见阿·瓦·马卡罗夫先生。由于门禁森严，未能向大人递交这一报告，后来他到矿泉疗养去了。报告遂仍留在我处。当时我注意到他的马车夫库里耶夫[97]，马卡罗夫是常到他家去的。我请他适时地将报告转交。至于他曾否将报告转交，则无从知悉”[98]。

　　关于这件事，已故历史学家感叹道：“马卡罗夫的马车夫竟然成为我国政治家属望的庇护人！”事实确是如此。这一事实证明，如不属于“贵族等级”，那些支持彼得改革的人们要对彼得有所帮助，该是多么困难。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就令彼得想使“门第”向“官”和“功绩”让路，但这一愿望的实际意义也只限于军职阶级范围，而对于其他阶级的人们，通向功绩的道路，几乎是完全关闭的。

　　彼得改革是由贵族的力量完成的。以波索什科夫为代表，我们论述了一个同情这一改革，却无法积极参加这一改革的人物。他对改革的努力不得不处于同情的旁观者，而不是积极参加者的地位，使他对改革的结果的判断，不陷于夸大。必须承认，他对改革的结果的评价，是有许许多多悲观论调的。

　　波索什科夫写道：“我们都看到，我们的伟大国王……是多么兢兢业业，但没有任何成就，因为合他的心意的帮手不多：他不过十来个人往上拉，而拖后腿的人却是以百万计。这样，他的事业怎能顺利呢？”[99]

　　必须指出，这段时常被人引用的评语，在波索什科夫的本意，是指彼得力图在俄国实行公正裁判而言。然而就是缩小到这一比较狭小的范围，这一评语也再一次表明，在“革新后的”俄国，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因此，这一评语实际上使波索什科夫有利地区别于那些无条件的讴歌派。可惜，甚至罗蒙诺索夫也是这种无条件讴歌派之一。

2. 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


　　俄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贵族国家，这一事实决定了我国的启蒙过程和各种不同阶级和启蒙运动的接近程度。贵族，——特别是他们当中“靠近皇帝”的代表人物，只要有可能，是比较易于满足其对知识的需要的。在18世纪的俄国，他们甚至有学习的义务，其未能尽到这一义务者，要受处分[100]。相反，负担赋役的罗斯，虽然处于彼得改革前的愚昧状态，却必须为贵族的教育供应资金。固然，政府曾被迫不只是吸收贵族子弟入学，因为有教育的贵族不敷国家的巨额需要。但是，甚至课堂座位，非贵族出身的子弟也不能与贵族同坐。当在莫斯科设立大学时，在那里开办了两所中学为大学准备学员：其一是为贵族开办的，另一是为非贵族出身的学生开办的。在彼得堡，科学院只附设一所中学，根据1750年发布的规章，“在中学就学的贵族和名门官吏的子弟，应坐在特定的书桌上，而非名门出身的子弟均应另行分开”[101]。根据这一切，可以看到贵族是很重视这些差别的。我们知道，开明的塔季谢夫便很关切使贵族等级在学习上“与下等人隔开”。

　　最后，必须记住，在那些好不容易才进入中学和大学的幸运儿中，无数奴隶的子弟是不在内的。

　　由此看来，涅克拉索夫在所写《学生》一诗中对我们祖国的情况，是说得过于乐观了：

　　那自然不是没有天才。
　　那边陲也尚未毁灭，
　　人民中涌现出来，
　　多少光荣的人，你也知道……


　　俄国的“自然”不是没有天才的，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可惜，来自俄国“人民”中的有天才的人们，却常常被剥夺了发挥其精神力量和成为“光荣的人”的可能。社会政治制度堵塞了俄国人民群众获得知识的道路。达到如此程度这是当然的，产生过一种传说，据说涅克拉索夫在同一诗中所提到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庄稼汉，只是由于使用欺骗的手法，才能进入学校”。

　　据说，罗蒙诺索夫为求进入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曾冒充神甫之子（据另一消息，则是冒充贵族子弟），因为这所学院只收录贵族和僧侣的子弟。后来，他怕由于谎言受罚，似曾向普罗科波维奇坦白其事。普罗科波维奇对他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就令要响起大钟宣布你是冒名，我也是你的辩护人。”

　　从事实方面说，这个掌故是可疑的。但是这假设即使不真，也想得巧妙（Se non è vero， e ben trovato）。它还是有其真理的。不错，普罗科波维奇是“学术侍从”中的一员，他们应比任何人都同情俄国教育事业的成就。但掌故忘记了一件事，即这位“学术侍从”也是完全没有摆脱等级偏见的。掌故完全正确地描述了那些向往光明，却不幸并非出身于比较有特权的等级的天才青年的极端困难地位。由于这种极端困难的地位，产生了一个问题：农民的出身未能妨碍青年的罗蒙诺索夫成为18世纪最优秀的俄国学者，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当然，这是由于“自然”赋予他巨大的才能。然而只有才能是不够的，还须争取把才能使用于事业的可能。这天才的农民青年又从何处获得这种可能呢？

　　这里首先应该提起罗蒙诺索夫自己后来不无自豪地谈到的那种“高贵的倔强精神”，这种精神实际上是他的最大特性。他在给И.И.舒瓦洛夫的信里，对他在斯帕斯克学校（即上述莫斯科学院）的生活，作如下叙述：

　　“我在斯巴斯克学校读书时，从所有各方面都有种种强大压力，阻止我学习科学。这种压力按我当时的年龄，几乎具有不可克服的力量。一方面，父亲除我之外没有子女，说我是独生子，却抛弃了他……另一方面，不可言喻的贫困：我每天只有3分铜币的薪饷，不够维持一天生活，为购买面包、汽水、纸笔、鞋袜等等用度。我这样生活了5年，但未放弃科学。一方面，人们来信，说当地的一些好人，很了解我的父亲，愿将他们的女儿嫁给我，并且当面向我提出，另一方面，学校的一些小孩大喊大叫，指手画脚地指着我说：‘请看，这糊涂虫20岁了，还来学拉丁文。’”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当时，年轻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庄稼汉”表现了许多“高贵的倔强精神”。但这是什么也解释不了的。仍旧不能理解的是：在农民群众的当时情况下，一个农民的儿子；哪怕是很有天才的，怎能进学校呢？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到罗蒙诺索夫出生于俄国北部，那里的农民生活老早与罗斯国家的其他各部分不尽相同。不能说，北部完全没有大地产：北部有不少庙宇领有土地，支配着那些服从他们的农民的劳动力。但这只是半个灾难。更苦恼的另一半灾难，则是北部所没有的：北部没有封地的土地占有制，这一事实对当地居民的性格和习惯，不能没有良好影响。此外，他们还从“大诺夫戈罗德王”时代便过着很流动的生活方式，比莫斯科各基本州的居民在性格上更具独立性，性格上的独立带来更高的文化。罗蒙诺索夫在家乡时便学会读书。他的母亲虽是一位东正教教堂助祭的女儿，但他没有向她学习，因为她死得太早了。他的父亲受继母的唆使，时常责备他在书本上浪费时间，然而同村的人却不都是这样轻视学习的。据说，农民舒布内曾教他识字，并劝他去莫斯科。他从同村另一农民赫里斯托福尔·杜金那里读到西米昂·波洛茨基的圣诗改编，斯莫特里茨基的文法和马格尼茨基的数学。莫斯科近郊的农民波索什科夫，梦想不使一个乡村没有识字的人。这一梦想在丹尼索夫卡已成现实。这一事实极大地便利了这位天才的农民儿童迈步走向知识的世界。

　　在学会读书以前，青年的罗蒙诺索夫便习惯于旅行并遭受了劳动人民旅行时所遭遇的痛苦。他的父亲从事海上渔业，在出海时，常常带着儿子。有些学者认为，北部自然界的宏伟景象首先在这位天才青年的精神里引起了后来他不时反复提到的上帝万能的思想。这当然是可能的，虽然我们往后便可看到，这一思想可能有其另一来源。但似乎无可争论的是：罗蒙诺索夫早年那些充满困难和惊险的旅行，锻炼了他的性格，使他具有那种“高贵的倔强精神”。我认为更可能的是，如果罗蒙诺索夫出生在俄国中部的某一地主村庄，他也许不能跟随他的父亲越出地主的庄园或地主耕地而到更远的地方去，那样，离家到莫斯科去的想法——就令罗蒙诺索夫这样想过，——也会使他感到过于困难，甚至不可能。最后，即使他毕竟去了，而禁止学校录取农奴子弟的规章，也许会成为他走向上等社会的最大障碍。

　　从此我们看到，这位阿尔汉格尔庄稼汉之所以聪明伟大，不只是由于他和上帝的意志。

　　对他非常有利的情况是：他是一个阿尔汗格尔斯克庄稼汉，一个没有带着农奴制锁链的滨海地区的庄稼汉。

　　现在从另一方面对问题加以考察。在没有军职阶级的地方，不可能发生同这个阶级的斗争，因此也不可能发生由于阶级斗争而产生的情绪。在混乱时代，当博洛特尼科夫发动农民和奴隶起来斗争时，滨海地区的居民不但没有闻风而起，追随他们；相反，却支持了瓦西里沙皇的莫斯科政府。而且后来他们的努力更促成被动乱所动摇的莫斯科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恢复。在鼓舞着他们的独立性里，没有任何反抗的因素，没有任何推动人们去“震撼”任何旧制度“基础”的东西。

　　在罗蒙诺索夫的观点里，也没有任何类似震撼旧制度基础的倾向。他在故乡度过的少年时代，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丰富的印象。但这些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大自然的景色和为生存而同大自然进行的斗争。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关系、即社会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来没有引起他像波索什科夫那样的注意。罗蒙诺索夫所特有的“高贵倔强精神”，使他在一些有学问的非贵族出身的知识界——不妨回忆可怜的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吧！——向各式各样“恩人”摇尾乞怜的时候，能够保持自己的尊严。诚然，罗蒙诺索夫也曾不得不寻求舒瓦洛夫政府的庇护：因为那时没有庇护人是不行的。但在寻求庇护时，他是善于保持自己的高贵的独立性的。当他怀疑这一舒瓦洛夫对他意存侮辱时，他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不但不愿在贵族大人席前或任何地方权贵面前做傻瓜；即使在上帝面前，我也不愿。上帝给我以理智，暂时还不致将这理智夺回。”[102]这段话所表现的“倔强精神”，难道能说不是“高贵的倔强精神”吗？然而罗蒙诺索夫的这种个人独立精神，却能与他的那种几乎完全——如果不说完完全全——漠视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的态度，泰然并存。布里奇指出，罗蒙诺索夫没有看到彼得改革的阴暗面。他还可以说得更重些：罗蒙诺索夫就连当时俄国社会制度的阴暗面也并没有看到。就这点说，这位非常有天才和博学多闻的滨海居民，远远不及莫斯科近郊的“商人”——自学学者波索什科夫，因为波索什科夫孜孜不倦地在社会关系方面寻求他所能理会的“真理”。

　　看来，学校禁止收录农奴子弟是应该引起罗蒙诺索夫的最坚决谴责的。因为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知道，负担沉重的罗斯子弟是多么难得进入学校的。他同样很知道，当时在西方已不存在教育事业方面的等级壁垒。他在分析1747年的学院章程时写道：“在其他西欧国家中充满了各种身份的学者，但无一人被禁止在大学学习，无论他是什么人。在大学里，学习最好的，便是最受尊敬的学生。至于他是何人子弟，那是不需要考虑的。而在俄国，学者很少。贵族没有勇气去打乱官阶，规定交纳人头税的人们禁止进入学院学习。也许，规章的作者以为国家为了养成一名有学问的俄罗斯人，每年要损失40阿尔盾（人头税。——著者）[103]，这对国家是一个巨大负担……”但罗蒙诺索夫在批评章程的作者时，没有说——而波索什科夫却一定会说——应该准许“按规定交纳人头税的人们”在他们所愿意的地方学习。他不曾想得这么远，他只想为人民中较富裕的阶层争得某些宽容。“那些交纳人头税，财力充足的人们想自费将其子弟送去学习，那有什么过错呢？为什么暗中将他们全部排斥，而不将城厢工商界的好人（原文如此。——著者）同地主的农奴加以区分呢？”

　　这是什么意思？是否罗蒙诺索夫不希望从当局方面争取到全胜，而只想略有所获呢？或者在这位高傲的滨海居民的心里，“城关工商业界的好人”要比地主的农奴更为亲切呢？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Г.苏霍普柳耶夫不久前写道，罗蒙诺索夫在其《论俄罗斯民族的繁殖和保存》一文中，“实质上是要求限制贵族对所属农奴的权力的”[104]。这个要求具有怎样的性质，可从文中论及农民逃亡的章节中看出：

　　边境地区的农奴逃往国外，因而就国家来说，他们已不存在，而变成罗蒙诺索夫所形象地表述的“活死人”。政府增加了边境的警戒。罗蒙诺索夫认为这一措施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仍然用他的形象说法——这样大的漏洞殊非强力所能堵塞。所以只有实行温和的办法。

　　罗蒙诺索夫说：“逃亡大都由于地主的压迫和募兵，因此，我觉得最好对于毗连波兰的居民，减少其租赋，取消募兵，将其分摊到全国。”[105]

　　在整篇文章中，这是作者谈到农奴境况的唯一地方。但是我们看到，他不是从实质方面论及这一问题，而是由于农民逃亡减少了国家的人口，所以顺便一提。值得注意的是罗蒙诺索夫并无意提出任何限制地主权利的方案，哪怕这种限制只限于边境地区。他只是主张在这种地区减轻租赋的压迫和募兵的负担。这是谨慎得无以复加的。的确，他曾约许在关于教育及关于改正人民习俗的文章里提出其他“办法”。但我们不曾看到这篇文章。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去假定，在这篇文章里，罗蒙诺索夫对于国家在农奴问题上的任务，发表过更广泛的观点。

　　《莫斯科人》杂志编辑部早在40年代初便于发表论罗斯民族之繁殖一文时，作了如下按语：“伟大的学者和文学家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国家及民族问题而不予以注意！他在一切问题上都用过心思，在一切问题上都有自己的主张和建议。”[106]这话很对！罗蒙诺索夫的思想兴趣的博大，是不能不令人惊叹的。他把论罗斯民族的繁殖一文送给舒瓦洛夫时，还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他还有许多“谋求增加公共利益”的文章，这些文章可以分为如下各部分：

　　1）论民族的繁殖等（即我们业已知道的那一篇）；
　　2）论消灭游手好闲现象；
　　3）论整顿道德风尚及大规模国民教育；
　　4）论改造农业；
　　5）论改进及发展手工业及技艺；
　　6）论商业的最大利益；
　　7）论改善国家经济；
　　8）论在长期和平时期如何保持军事技术。

　　他怎样有时间考虑所有这些问题呢？普希金称他为我国的第一所大学，是很中肯的。可是这个大学的各系并非都同样勤奋和同样成功地工作。罗蒙诺索夫的志向是自然科学。在这方面他是很深刻和有独到之处的。相反，在社会问题上，他却没有很好的探索，因此，他那“谋求增加公共利益”的思想既不深刻，也无创见。

　　凡是留心一读论民族繁殖一文的人，都会肯定地说，罗蒙诺索夫的这种文章，对于我国社会制度的基础，不可能提出批评的见解。我们已经看到，他曾多么表面地解决了俄国边境农奴的处境问题。现在再看他对另一更为重大问题的解决。

　　在他提出的农民问题解决方案里有下列一段话：“为了宗教的分裂，许多俄国农民逃往魏特卡，可否在现时战争情况下使逃亡者回来呢？”[107]

　　似乎罗蒙诺索夫曾建议政府利用战争状态强迫居留在魏特卡的俄国农民回来。必须认清，这“实质上”并不是一个取缔分裂教派的逃亡者的很聪明办法。罗蒙诺索夫应能提出别的办法。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他对这种问题是理解得非常差的[108]。

　　苏霍普柳耶夫在对罗蒙诺索夫文中的观点作出评价时，指出该文作者是似乎由赫里斯季安·沃尔夫首先创导的幸福哲学的坚定信徒。苏霍普柳耶夫解释说：“协助达到公共幸福，以自然法则为名义使用警察措施给所有人以福利，乃是国家政权的职责和权利，这就是沃尔夫的信念。像沃尔夫一样，罗蒙诺索夫也是企求达到公共幸福的，他深信自然法则的意旨是不可动摇的，对政府活动的万能，寄予过分的希望。”[109]

　　根据苏霍普柳耶夫这段言论，可以想到，幸福哲学如果变成制度，必然会保持警察国家的观点。这是一个极大的，甚至非常可笑的误解[110]。不错，沃尔夫是警察国家的拥护者，而且在这方面一如许多其他方面，罗蒙诺索夫是与他亦步亦趋的。否则，我们的伟大学者就不会建议使用军事力量去强迫逃亡的分裂派教徒回国。如果他的社会观点越出了警察国家的范围，他也不致仅仅从国家利益的观点看待农民的处境。

　　由开明的专制君主领导的警察国家，既是沃尔夫，也是罗蒙诺索夫的理想。在罗蒙诺索夫为谋民族的保存和繁殖而提出的那些措施方案中，可以看出他对关怀民族的开明当局的坚定不移的信任。罗蒙诺索夫并用前不久的彼得一世朝代为例，强调了这一信任。

　　他承认在改正他所指出的缺点的道路上，确有许多障碍，但不应因此感到为难。这些障碍不比“强制剃胡须，穿着德国式服装，有礼貌地同异教信徒交往，取消贵族制，总主教制以及特种正规军，而代之以具有最高政府权力的参政院，最神圣的东正教最高会议，新的常备军等更为危险；也不比将首都迁到荒僻地区，将新年改到另一月份等更为危险。俄罗斯人是善于随机应变的”[111]。

　　他据以表示其对俄国人民善于随机应变的信心的最称心的理由，也是很有意思的。罗蒙诺索夫认为我国的斋戒及随之而来的开斋，给人民的健康带来了很大伤害。“肠胃消化不良，长期习进营养缺乏的食物，如突然将油荤生冷食物进入业已紧缩和弱化的肠道，则由于缺乏必要的急需汁液，未煮熟的食物浸入血管，凝结起来，血液循环阻断，灵魂遂从狭窄的躯体飘然飞逝”。他引用教堂记载作为证明，他说根据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一年中哪个时光，教士用以煮蜜粥的蜂蜜最多[112]。斋戒的习俗产生于热带，这种气候使一定程度的停食对健康无所伤害。我国的气候却是完全不同的。此外，我们应该记住，上帝宁愿“我们有纯洁的良心，而不是要我们把坏鱼装进肚子。一个欺凌亲友的恶人，哪怕他不仅实行普通的斋戒，而是在7周之中吃些木片、砖石、韧皮、白土和木炭，而且在此期间大都以首倒立，而不是跪地礼拜，他也得不到上帝的宽恕”[113]。对于这一见解，所有的启蒙思想家亦必同声赞许。

　　罗蒙诺索夫在文章的其余部分，也表现为启蒙学者。例如，他反对在冬天把婴孩放在冷水中受洗礼的习俗。他主张“由当局强迫经常用夏天的温水进行洗礼，以求温度的均衡”。他还不满意我国人民不懂助产技术和儿科疾病的治疗。此外，他认为“强迫的”和“不对等的婚姻”是民族繁殖的巨大障碍。他所谓“不对等的婚姻”是指结婚者年龄相差太大。他以为未婚妻的年龄不应大过未婚夫2岁，而未婚夫亦不应大过未婚妻15岁。“强迫的”结婚是违反男女一方或双方意志的婚姻。罗蒙诺索夫说：“无爱情则无多子女。”[114]

　　还须指出，他反对男女青年削发出家。他主张“男子在50岁前，妇女在45岁前不得戴僧帽”。

　　最后，他希望政府设立育婴堂，收容私生子。

　　所有这些——从某一点看来是非常合理的——方案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谋求国家的利益，居民本身的利益则未为罗蒙诺索夫所顾及。而且就是对国家利益的关怀，也只是使他提出一些丝毫不能改变罗斯业已建立的社会关系的措施。

　　罗蒙诺索夫关于斋戒问题的自由见解和对胡须的嘲笑，可能使僧侣们感到不满，但在社会意义上，他始终是一个完全的、当然也是一个十分真诚的保守主义者。

　　沃尔夫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虽然新教正统派和虔信派都仇恨他。然而我们如果以为我们这位天才的滨海居民的保守主义是由于受了沃尔夫的影响，那我们就错了。他身上有许多独立因素，使他不能不加批评地屈从于任何影响。但如假定，罗蒙诺索夫所以因袭沃尔夫的保守世界观，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任何批判我国当时社会制度的意向，则是较有根据的。

　　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不同，德国的启蒙思想家是充满了妥协精神的。沃尔夫的观点，应视为经过全面周到的考虑，想从启蒙哲学中排除一切足以与德国实际生活发生任何比较严重冲突的成分的企图。但是为求避免这一冲突，解放哲学必须宣扬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和平；莱布尼茨宣扬过这种和平，他为了从理论上证明这种和平的正确，在这件没有希望的事情上耗费了许许多多精力。沃尔夫也许比莱布尼茨更热情地表示支持这种和平。他坚称《新旧约全书》中的逸事，是全然不违背理性的。他在神学中长篇大论地从物理神学观点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在所有这一切方面，罗蒙诺索夫坚决地同他的老师亦步迹趋。在所写《晨起默念上帝》一诗结束时，他向上帝说：

　　“创世主啊，
　　请用你的智慧的光辉
　　驱除笼罩着我的黑暗吧！
　　无论在你面前出现什么情况，
　　你始终在教导着创造。
　　我看到你所创造的生灵，
　　赞美你，不朽的皇帝。”


　　我们假定，伏尔泰本人也乐于从物理神学的观点证明上帝的存在，而且常常赞美创造主，指出他所创造的“生灵”。伏尔泰是一个自然神论者。然而这位瓦尔涅的长老却毕生都在企求“消灭无耻之徒”（“écraser l’infame”），但罗蒙诺索夫却像沃尔夫一样，从来不曾致力于这一目标。他关于斋戒的合理见解，可能不为僧侣所乐闻，但实际上这种见解并不包含任何有害于教会的东西。

　　罗蒙诺索夫对教会的态度，不是一个无条件的保守派，这只是因为他的理想开明君主——彼得第一本人不是这样的人。彼得毫不客气地用他的铁腕来对付俄国僧侣。但他虽然完全使教会服从中央的权力，却不容许对教会的教条作任何攻击。罗蒙诺索夫对于这些教条，也是从来不曾攻击，从来不曾怀疑的。

　　在这里，他也是不愿动摇任何基础的。他表示坚决相信，科学真理和宗教信仰“是一对同胞姊妹，是同一至尊至上父母的两个女儿”，两者永远不致发生分裂，谁也不能因为某种虚荣和为了显示才智而挑起两者之间的仇恨。他是否需要在幼年时代看到北方自然界的宏伟景象，才能在成年时形成这种信念呢？否。这一信念当时已为德国启蒙思想家所赞同，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北方。为了形成这一信念，只要不存在当时法国使科学与宗教时常发生强烈争吵的那种反对派情绪就够了。罗蒙诺索夫正好没有这种情绪。

　　他的诗作《晨起默念上帝》浸透了诚挚的感情。这是可用诗的精神来证明的，这种精神不可争辩地包含在默念之中。罗蒙诺索夫在他的这种创作里所表现的诗人灵感，要比在所作各篇颂歌中，多得不可计量。然而只是在他不从这样那样神话的观点，而从他所熟知的当代自然科学的观点看待宇宙的时候，他才成为一位无可怀疑的诗人，一位理解深刻的诗人。他放声高叫：

　　“当一个普通人能够如此高高地飞翔，
　　使我们的肉眼能够近而观察太阳，
　　那时所有的国家都将向永恒的温暖海洋开放。
　　那里热浪奔流，
　　无边无岸；
　　那里旋风翻滚，
　　战斗了无数世纪的时光；
　　那里的石头像水一般沸腾，
　　那里的热雨淅沥喧嚷。”


　　这里的文字不用说是很艰涩的，就像那时最佳诗作的文字，也往往都很艰涩一样。但在这里，宇宙诗的气息，却像在“薄暮默念上帝”一诗中一样，可以使人感受得到。“薄暮默念上帝”一诗写道：

　　“白天藏起了它的脸；
　　大地上覆盖着昏暗的夜，
　　山上升起了黑影；
　　亮光离开了我们，
　　展现出布满星群的深渊。
　　星群数不清，
　　渊深不可测。
　　…………
　　智者向我们开口说：
　　那里有许多不同的光明，
　　那里有无数的太阳在燃烧，
　　那里的人民历史悠久，等等。”


　　奇怪的是，普希金虽具有极为精湛的批评能力，而且总的说，对罗蒙诺索夫的诗创作曾作非常正确的评论，但对他的诗创作的这一方面，却没有注意。如果像他自己所说，灵感是心灵对最生动的印象的感染，那就应该承认，正是关于宇宙的科学概念，使罗蒙诺索夫的心灵感染了他从自然界景象中得到的最生动印象。

　　罗蒙诺索夫是启蒙运动的热烈拥护者，他对于那种“注意推行必要的事业，以期各种知识得以传播于国内，精通高深科学的人才和艺术家和工艺家得以日益增加”的君主，自不能不倍加崇敬[115]。只是他对于第一位俄国皇帝的颂扬失于过分夸大，使现时的读者感到不快。例如，“如果要找出一个像我们所理解的上帝那样的人，则除彼得一世以外，是再也找不到了”[116]。似乎，这已是赞扬到无以复加了，然而罗蒙诺索夫的意思还不只于此。

　　我们在同一颂词中读道：“由于对祖国的伟大功绩，彼得被称为国父。”然而对于他，这一尊称还嫌不够。“请问，对于他生育出我国最为仁慈的女皇，这女皇英勇地登上王位，征服强敌，绥靖欧洲，嘉惠本国臣民，又应当给他什么尊称呢？”[117]

　　“国父”这一尊称对彼得还嫌不够，因为他“生育了”伊丽莎白女皇！这甚至从罗蒙诺索夫本人的修辞观点看，也已过火，因为按照他的修辞观点，“颂词的风格，特别在结尾时，应优雅而堂皇，含蓄而悦意”[118]。应该直截了当地说，罗蒙诺索夫的颂词的风格，是不能使人感到“悦意”的。它不但使我们想起小普里尼献给特拉扬（Траян）的颂词，我国一些学者指出这就是罗蒙诺索夫所选择的典型；而且使我们想起5世纪罗马崩溃时代的演说家献给当时罗马领主的那些颂词。当你不期然然地想起这种不利于对这个“阿尔汉格尔斯庄稼汉”的比较时，你是会感到不快的。当然，伊丽莎白朝代使若干人能在饱尝比龙的暴政以后松一口气。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我国的一般情况就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也很少得到改善。这一点是许多善于观察的同代人都明显看到的[119]。难道最能观察入微的罗蒙诺索夫就看不见？如果看见了，他的喜悦又从何处产生呢？他又怎能歌颂他的时代的幸福呢？也许可以说，愿意向当权者献颂歌的，不只他一人。但这不是答案。罗蒙诺索夫以其罕见的才识，站得比他的环境高得多，是能够略为离开这个环境的旧习俗的。他不是以当时其他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与“恩人”接谈时所不习用的言辞同舒瓦洛夫谈话吗？谜底在于舒瓦洛夫是一回事，而彼得和他的“女儿”又是一回事。为了写出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致舒瓦洛夫书，只要具备个人独立性的精神和“高贵的倔强精神”就够了。而为了看出彼得改革和伊丽莎白朝代的黑暗面，则需要具有对重大的社会现象进行思考的意愿；然而这种意愿却是罗蒙诺索夫所从来没有过的。他是一个博学的自然科学家，在政治方面仍旧保持着天真的稚气[120]。

　　罗蒙诺索夫提出一种见解，认为思想家能够在俄国找到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安全的庇护所。为了证实这一见解，他申述俄国由于“女皇的高瞻远瞩”，似乎享有特殊的安定，又指出俄国幅员辽阔，因而地理特点亦属多种多样。例如，“太阳的运行，整整一半都是在女皇陛下的广阔国土上完成的，这里可以在同一刹那之间看到每一星球的升起和降落，”——罗蒙诺索夫问道：“研究天文地理，难道还有比这更方便的地方吗？”[121]毋须证明，从文化史的观点看，这种论点是软弱无力的[12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几乎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以为俄国的位置使他具有逐渐超过西欧国家的特殊优点。这一思想后来时常被人提及。梦想实行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政治改革的我国革新家们对这种思想尤为重视，尽管这种思想并不是他们的特殊所有物。罗蒙诺索夫全然不想对这一思想作任何哲学—历史的论证。但是我们往后即将看到，方-维津却利用一些甚至在19世纪也为一切唯心史观的拥护者所信服的理由来维护它。

　　凡读过《论贫富》一书的人，都会感到波索什科夫对负担沉重的罗斯的苦难，是多么痛心疾首。这种心情是在罗蒙诺索夫的任何著作中都看不到的。他爱俄国和俄国人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童年印象，却与波索什科夫有所不同。他不是想通过改正重大的社会“错误”，而是想通过教育的普及来服务俄国的。他的思想在这个方向上作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他对彼得的女儿的过分颂扬，也最少是部分地为了尽可能使她对教育事业多些照顾。在1747年11月26日女皇即位周年大典时，罗蒙诺索夫的颂词把她捧到天上，同时却提出了一个广泛的启蒙活动纲领。

　　他说：“我们不仅满意女皇陛下的恩赐，而且在发现自然界的秘密和在研究绝顶智慧的造物主的奇迹中，享受安宁；在向学生传授教言时，欣然感到我们劳动的成果。不仅学生得到陛下的巨大援助，毋须为自己的需要操心，而只要努力学业，则公共福利，亦皆齐备。在彼得所教育的俄国，没有一处使科学得不到成果，没有一人不能享受科学的利益。”[123]

　　在这样一般的形式上，——即通过普及科学以谋取祖国的福利，——就是所有各国的启蒙思想家为自己提出的纲领。但在每一个别国家之内，由于社会政治情况的影响，其具体措施，互有差异。我国18世纪上半期的启蒙思想家，在社会改革方面没有对纲领提出任何愿望。在这方面，罗蒙诺索夫用他自己的话说，时常由于出身农民而受人奚落，但也许是他们当中的最典型代表。他热情地教育了本国的居民，但从来不敢教育女皇的政府。同这位彼得堡的启蒙思想家相比，莫斯科的进步分子波索什科夫要求改正错误并因此瘐死狱中，真可算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了。然而，就是罗蒙诺索夫亦曾引起当局的不满。

　　俄国只是在不久以前才走上西欧教育的道路。政府邀请了一些外国学者来到俄国。但是请来的学者并不都是无私地爱好科学，而且也并不都是真正的学者。他们鄙视俄国人，力图使俄国人屈从他们，把教育变成他们的垄断事业。像波索什科夫一样，罗蒙诺索夫看到了外国商人的这种剥削意图；而且也像波索什科夫一样，力图使俄国人摆脱对外国的屈服。这种意图在他思想发展那种过程中，不能对其世界观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应，但却给他许多烦恼。他虽然心情平静地看待地主所加于农奴的压迫，但发自内心地证明外国人对俄国的教育事业是抱有野心，又无善意。由于激动和不能自制，他有时以为他为教育事业而进行的斗争的结局，将是“体刑”，甚至“死罪”。假如这两种刑罚他都逃躲过了，唯一的原因便是因为他是“饱学”之士。

　　在前面引录的献给伊丽莎白的颂词中，他用女皇的名义号召“俄罗斯青年”为俄国的利益而学习：

　　“我愿见俄罗斯学院由俄罗斯的子弟组成；尽快在科学上臻于完善吧！这是祖国的利益与光荣，这是我们父母的意愿，这是我的意愿的要求。”

　　然后，他又用同一女皇的名义向俄国青年学生指出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任务。

　　“我们祖先的事业尚无记述，彼得的伟大光荣尚无应有的歌颂。努力丰富你们的智能，美化俄罗斯的语言吧”。这是未来的历史家和文学家的课题。至于未来的技术家亦有其迫切的业务，“在我的广阔大国中，蕴藏着不可估价的宝藏，它们是自然的赐予，但迄未开发，只是等待着技术人才。你们应该以极大的努力去认识自然的事物，你们应竭尽全力以报答我的恩典”[124]。

　　俄国人应该学会自力更生，在科学和技术上成为独立的工作人员——这个思想，罗蒙诺索夫是念念不忘的。在1747年献给伊丽莎白的颂歌里，有著名的一段：

　　啊，您，
　　祖国从内心期待着您，
　　愿望看到
　　外国怎样称道您的幸福岁月！
　　勇敢些吧，
　　今天受到鼓舞的人们，
　　用满腔的热情向您表明：
　　俄罗斯的大地能够产生自己的柏拉图，
　　也能够产生才思敏捷的牛顿。


　　在这同一颂诗里，重弹了罗蒙诺索夫所同样重视，而且无疑地为波索什科夫所热烈赞同的思想：即俄国人学好科学知识，应该促进俄国生产力的发展：

　　这科学艺术的女神，
　　献出了里菲山巅的矿场。
　　你代代继承，
　　在这里寻找金银。
　　深位矿压碎在山岩的裂罅里，
　　俄国人随手便可获得。
　　贵重金属从山中采出，
　　自然将它们藏在那里，
　　白天的星体使它们闪闪发光，
　　强烈地阻挡人们的目光观望。……


　　罗蒙诺索夫在患着致命的病症的时候，还对派遣俄国大学毕业生出国，极表关怀。总之，必须看到他对科学和教育问题的重视，远远超过“学术侍从”。坎捷米尔以为执行公务比从事文学活动更为重要。而在罗蒙诺索夫看来，执行公务便是要为俄国科学和俄国教育孜孜不倦地工作。读者当能同意，这位“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汉”的观点的这一特点，是值得大加赞扬的。

　　我的计划不包括对罗蒙诺索夫的文学著作作出评价。虽然如此，我却不得不指出他喜欢写“宇宙诗”的倾向[125]。现在让我想到别林斯基的评语。他指出罗蒙诺索夫的诗，在当时是非常好的；在他的同代人中，谁也没有写过这样好的诗。别林斯基又说：杰尔扎温只是在这位伟大先驱者之后前进了很小的一步，而这也只是就他的最佳作品而言；至于他的较差作品，则远不及罗蒙诺索夫[126]。但是，我们知道，文学从来不是罗蒙诺索夫的主要志趣。

　　史学从来不仅不是罗蒙诺索夫的主要志向，而且一般说来，也不是他认真从事的一门学问，虽然他认为俄国学者必须记述伊丽莎白的祖先，特别是彼得一世的事业。当伊丽莎白亲自向他表示“愿意看到一部用他的笔调写成的俄国史”时，他按照他平素的习惯、努力研究了各种资料。但是他研究资料的结果，却未产生任何优秀的东西。他的思想并未对现在或过去的社会生活，有何深切了解。他不了解史学家的任务；索洛维约夫说，他是从纯粹文学的观点去研究历史的，因而在俄国历史科学中造成一种文学流派，这个流派在他以后长期支配了俄国历史科学[127]。罗蒙诺索夫认为他应该“揭开”俄罗斯民族的“古代”和我国历代君主的光荣事业。因此，他所著《俄国古代史》便成为一种新的颂词。不过，按照索洛维约夫的说法，在这部史书里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斯拉夫人历史的个别问题的正确的，甚至精彩的意见[128]。

　　罗蒙诺索夫在致力于历史研究时，对于有学识的外国人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的高傲的、使他痛心的看法，不曾一刻或忘。他想好好地粉饰我国历史、希望“任何人都能从俄罗斯的古代传说中看到可与希腊及罗马媲美的事业与英雄，而再无理由使我们在他们面前相形见绌”。我想，波索什科夫在这里也会完全理解和完全同意罗蒙诺索夫的。罗蒙诺索夫将俄国与罗马史作了比较，他发觉两者之间，用他自己的话说，有着确乎不大的“相似之处”。罗马王时代（“领地”）相当于最早的俄罗斯大公割据专制时代。共和国时期（“共和制”）类似“我国之划分为不同的大公国和自由市，在某种形式上构成一种共和政权”。最后，帝国时期，罗蒙诺索夫认为“相当于莫斯科君主的专制制度”。唯一的差别在于罗马国家由于共和制而兴盛起来，但由于君主专制而趋于衰落；而俄国则相反，各种意义不同的自由使它濒于极度的破坏，但君主专制却使它昌盛，巩固和获得光荣。读者看到，在这种历史比较里，有许多幼稚的东西，而很少有启发性的东西。索洛维约夫很正当地称之为奇谈怪论。

　　按照罗蒙诺索夫的说法，彼得把俄国提高到光荣的顶峰。在这种观点之下，他自然要把以后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俄国君主的开明活动。罗蒙诺索夫同“学术侍从”一样，认为在我国，进步活动的倡导只能属于政府。许多俄国进步人士，都在他以后长期地这样设想。

　　再说一次：罗蒙诺索夫的主要志趣是自然科学，就在女皇要求他用适当的“笔调”编写俄国历史时，他也不愿放弃这方面的研究。在19世纪我国自然科学家都把许多极端重要的发明归功于罗蒙诺索夫。例如，他们说罗蒙诺索夫是对煤的形成和琥珀的产生提出正确观点的第一人。柳比莫夫教授断言，罗蒙诺索夫在研究大气电时所构成的理论，也许超过了所有同代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但是在他的所有物理理论中，最重要的是他否认热素论，而将热当作一种特殊运动形态的学说。如果专家们能够对罗蒙诺索夫的自然科学功绩重新作出批评的估计，那将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就在现在也很明显，罗蒙诺索夫确乎是一位异常卓越的自然科学家。他的同代人之一、著名科学家艾勒写道：“罗蒙诺索夫关于物理及化学的一切记述，不但好，而且极好，因为他对最奇异的、完全未曾研究过的，且为最伟大的天才所不能解释的问题，作了极为认真严肃的记述，所以我完全相信他的解释的正确。”

　　不过，罗蒙诺索夫的自然科学贡献问题，应由俄国自然科学史家来研究。在俄国社会思想史和我们祖国欧化史中，当以研究罗蒙诺索夫的学术著作所遭遇的骤然看来不完全可以理解的命运问题，更为合适。

　　布利奇提过这一问题，他忧郁地指出：这些著作对我国科学发展过程，没有发生影响，它们只是在1865年（即罗蒙诺索夫死后百年）举行罗蒙诺索夫纪念时，才引起俄国自然科学家的注意。布利奇问道：“为什么现代欧洲科学没有利用他的天才发明呢？为什么同罗蒙诺索夫走着同一道路的俄国学者不会注意他的著作呢？研究这些著作岂不可以一下子就给他们提供正确的科学概念，而避免对欧洲的拙劣旧调重弹进行艰巨和不必要的研究吗？”[129]

　　在探讨这个问题以前，不妨先说几点一般性意见。

　　试想有两个国家，其文化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落后的国家向先进的国家学习，逐渐在各种不同的科学和文学领域里涌现出自己的人物。某些人物可能具有特殊的才能。但是一般说来，落后国家在若干时期之内还将必然成就不大，因而先进国家的知识界对之完全没有，或者很少有兴趣。例如，德国在十三年战争以后，远远落后于其他西欧国家，故在整个18世纪，特别是在该世纪上半期，必须向这些国家学习许多东西。因此，德国的哲学和文学虽已获得巨大成就，却仍为这些国家的知识界所不甚知悉。另一例子是，当俄国文学中已有第一流天才从事写作时，西欧（包括德国）的读者却完全不知道俄国文学。不仅如此。落后国家的优秀人物如未在先进国家中得到承认，亦不能在本国得到承认，他们的同胞会对“土生土长的”力量抱着相当大的不信任（《我们哪能比得上啊！》）。不能否认，俄国人只是在西欧对俄国文学表示折服以后，才重视其文学的巨大意义的[130]。我不问这是好还是坏？我只是说：过去如此，将来也会是如此。由于非常明白的社会心理原因，过去如此，将来也会是如此。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原因，我们便会明白，为什么（如布利奇所设问）罗蒙诺索夫的学术活动不曾对西方科学的发展过程发生影响？为什么这种活动甚至很少引起与他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俄国学者的注意？他是第一个俄国人，既不曾在国外，也不曾在国内取得理应属于他这样一个具有罕见的才能的人的影响。然而论其遭遇，如俄国古话所说，他“在其同类中，并非最后一人”。

　　像书籍一样，卓越的思想家也是有其命运的。不能说，他们的命运是他们“自作自受”的。他们的命运是由他们的祖国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决定的。

　　然而这还不是一切。罗蒙诺索夫的自然科学著作是很出色的；但他远远没有能够为自然科学尽其力之所能。他的生活环境迫使他分散了自己的精力。他必须在那些预定的喜庆场合，在各种极为隆重的集会上发表散文和诗；还有各种颂歌、祝词以及“题词”，都占用了他的不少时间，更不用说；他的一些重要职务，也都妨碍他全力以赴地从事他认为重于一切的事业。但他不仅是学者，他同时是教育家。他曾写信给舒瓦洛夫说：“我的唯一愿望就是要使大学成为我们所热望的潮流，从这里能够产生无数罗蒙诺索夫。”

　　尽人皆知，他为莫斯科大学的建立尽力奔走，并为整顿该校的教学工作，作了许多贡献。其后不久，罗蒙诺索夫又要求对彼得堡大学进行根本改造，这个大学当时附属于科学院，苟延残喘，很难维持下去。他主张这所大学应脱离科学院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他的这一主张，直到亚历山大一世时才得到实现。但是教育机关必须有教科书和教材。于是，罗蒙诺索夫着手编订。他写了《修辞学简明教程》（1744年）、《雄辩学简明教程》（1748年）、《俄语语法》（1755年）、《论宗教书在俄文中的用处》[131]。这一切不足以概括他的教育活动，但任何人都能理解，这一切需要很多的时间，而在其他条件下，这些时间是可以用于自然科学的。在罗蒙诺索夫的身上，教育家与学者发生矛盾，从而妨碍他充分发挥他的天才的科学智能。然而罗蒙诺索夫不能放弃他的教育家的活动。他对祖国的热爱不允许他放弃。

　　我国社会思想史中的主要人物是启蒙思想家。其中某些人物具有巨大的理论力量。但是实在说，启蒙活动差不多经常使他们脱离“纯科学”的研究。他们自己也很知道这点。在俄国启蒙思想家中居有极为光荣地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先进俄国人到底应该怎样为祖国服务问题，提出以下值得注意的观点。

　　他在《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代概论》中写道：“德、法、英等国的许多伟大人物所致力的目标，虽与其祖国的福利无直接关系，却享有自己的荣誉。例如，……许多伟大学者、诗人、艺术家所注意的只是服务于纯科学或纯艺术，而不是某种特殊的祖国需要。”这种情形在俄国是不可能的。“将来在我国，也如在其他国家，会有专门为科学与艺术的利益而工作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但在我们还未能在学识上与最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时候，我们每人都有另一更急切的事情要办，这就是尽其力之所及，促进彼得一世所开创的事业的继续发展[132]。这一事业迄今仍在要求，而且可能将长期要求祖国的所有最有禀赋的思想和道德力量去全力以赴。”[133]

　　这一见解不但对罗蒙诺索夫的命运，而且对许多俄国其他启蒙思想家，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命运，在很多方面作出了解释。每当怀疑某一特别有天才的俄国人何以没有在“纯”科学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时，想起这些见解是可大有教益的：时常会发现，这是因为他除了从事“纯”理论的研究外，还须承担其比这种研究更为迫切的任务。

3. 农民的控诉——农民及哥萨克的骚动


　　在施特林写的罗蒙诺索夫颂大纲里，关于罗蒙诺索夫的“性格”提出了以下意见：“生活方式与平民相同，热爱科学，力求发明”；“粗暴，对下级和家人甚严，求显达，鄙视同侪”[134]。

　　这只是在大纲里写出的一些简括意见，还没有发挥成文。假如施特林写成了他的罗蒙诺索夫颂，则这些简括的意见可能会得到相应的发挥，我们也就可以更加明白这一天才的滨海居民到底怎样鄙视“同侪”，又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欲求显达。罗蒙诺索夫的同事们，在官阶上与他相等，在才能上却是与他不相等的。他们不了解他，并时常妨碍他为俄国启蒙事业而工作。他怎能不鄙视他们呢？至于求显达，即在官阶上求升迁，这对于一个力求服务祖国，而由于出身卑贱，没有达官显贵的支持便不能实现这种高贵意图的人，乃是很自然的事情。他迁升得愈高，便可愈加不需要这种庇护。由此观之，求显达的愿望也可能是出自最理想的动机。当然，这种愿望的根子也可能部分地在于虚荣心。环境的影响总是很强的，罗蒙诺索夫生活的环境是习于按官阶的高下来评论人的。尽管他的“生活方式与平民相同”，尽管他的性格“粗暴”，但他还是变成官宦阶级的一员了。罗蒙诺索夫服务于“学术”机关，死时却是一名五等文官，甚至是一名地主：伊丽莎白为了酬劳他的一篇颂词，把科罗瓦多庄园赏赐给他。他同人民的关系割断了。在他以后很久，有学问的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而人民也不以为他们同真正的“老爷”有何差别。后来，有学识的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和附和着他们的“悔悟贵族”开始痛感其自身脱离人民，而渴求找到与人民接近的道路。但在罗蒙诺索夫时代，任何人对此都没有何设想。有学问的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比较热情地在不同部门服务。贵族毫无悔悟之意。至于劳动群众，则无人予以关心，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彼得改革所造成的对他们说来的新环境。的确，“在俄罗斯的深处”，几乎还是一切照旧。但是改革给人民增加了新的负担，而前此只是勒紧农奴制的绳索。因此，人民比在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朝代时，更频繁、更响亮地发出了愤怨之声。在触目惊心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司令部档案里，保存着许多有趣的人事文件，明白显示出当时的人民情绪。例如，我们在档案里看到农民有如下怨言：“自从上帝派他（彼得。——著者）来到王国，我们就看不到光明的日子；给村社增加负担，交纳卢布，出大车，使我们农民弟兄得不到休息。”没有丈夫在身边的活寡妇，士兵的妻子也跟着说：“他算什么沙皇！他使农民家业衰败，把我们的丈夫抓去当兵，使我们和孩子们孤苦伶仃，永世悲啼。”奴隶在这方面也不亚于农民。其中一人说：“假如他（彼得）长此活着，我们就会被他消灭。我奇怪，他为什么还不退位。他迟早会众叛亲离，孤家寡人……他算什么沙皇？他是村社的敌人；不管他在莫斯科怎样手舞足蹈，他终将会人头落地。”[135]

　　人民的不满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我在前面一章里摘录的拉林·多库金的那一篇“令人愤懑的信”，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

　　“我们到处需用的木材被禁止使用，许多渔业、商业和作坊被夺走，遍地都是灾祸，严刑拷打逼交巨额不堪负担的租税，……许多人因此枉死，家业荡然无存，神圣的教堂长年失修，木石结构腐朽倒塌，……对从异教民族来的人，像亲人一般慷慨接待，对他们大事赏赐；而对穷苦的基督教徒，则严刑追偿租税，使其饥饿而死。大家彻底破产”[136]。

　　索洛维约夫公正地指出，在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朝代，人民爱护沙皇，将一切过错推在大贵族身上，但现在，人民对于沙皇却已开始作出非常不尊敬的评论了。然而必须看到这种对沙皇态度的改变，丝毫不意味着人民的政治概念的变革。在许多人民群众代表的心目中，彼得并不是真正的沙皇，就是说，不是莫斯科国家中央政权的主要代表所应表现的那种沙皇。对于彼得这样的沙皇可以大发怨言，而对沙皇制度则丝毫不丧失尊敬。另一种假定，以为彼得并非沙皇出身，则这种怨言，更是可以容许的了。根据同一普列奥布任斯基司令部的材料，村妇们洗衣时议论：

　　“他是什么沙皇！他是德国女人的私生子，是换来的。纳塔利娅·基里洛夫娜皇后临死时对他说过：你不是我的儿子，你是换来的。”

　　有时，关于“调换”沙皇的事情，在民间有另外一种说法。人们虽承认彼得是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的亲生儿子，但又说彼得在旅居外国时已经死去，代替他回到俄国的是一个德国鬼子。无论对这件事情在民间是怎样说法，但结果总是认定统治俄国的是一个“换来的”沙皇，一个冒名顶替的沙皇。只要在旁边没有沙皇的暗探，人们是可以信口雌黄的。

　　顿河一带的人们时常想起双重政权时代。据说，伊凡·阿列克谢维奇沙皇仍然健在，现住耶路撒冷，“因此，大贵族肆行盗窃”。“他爱老百姓”，而彼得则爱大贵族。由此可见，这里群众的想象是将一个沙皇同另一个沙皇对立起来的；但这里群众的思想也未涉及沙皇制度本身。

　　如果“调换”之说可以解释彼得之倾向于德国人，即可以解释彼得何以坚决实行这种加重人民负担的转向西方，那它当然不能解除与这一转向有关的新的压迫。农民的骚乱遍及各地。彼得看到了这种骚乱的原因何在。他用其惯常的残酷手段去镇压农民，同时采取了某些措施，以减轻农民的悲惨遭遇。1719年他下令各省省长：

　　“由于有些无用的人将他们自己的乡村弄到衰败不堪的地步，他们酗酒、生活反常，不但不顾及乡村的需要，或对乡村加以保护，而且实行破坏，将各种不堪的负担加于农民，殴打他们，折磨他们，致使他们相率逃亡，十室九空，而对国家税赋，积欠日增。为此，特责成省长和地方官员严加监督，不使这种破坏现象发生。”

　　这一命令是同莫斯科旧规章的精神相适合的，科托希欣提过这种规章，波索什科夫也因此写了他的限制农民对地主的义务的立法草案。这个规章过去是没有认真执行的。也许，彼得要用他的铁的毅力求其准确实施吧！但结果却非如此。彼得规定将那些破坏农村的地主交给他们的近亲和亲戚去改造；这些近亲和亲戚负责管理这些乡村，直到这些破坏农村的地主改造好为止。可以肯定说，这种办法是谁也改造不了的。无论如何，这种办法不能提高农民群众的普遍极低的福利水平。农奴的处境每况愈下。彼得自己在一次上谕中说：“俄国过去有一种习俗，现在也还有：小贵族零卖农民和家仆，愿购者像购买牲畜一般购买。这是举世所无的事情。特别是地主出卖他人子女，使其背离父母，号啕痛哭。”热情的改革家有什么办法来停止这种号啕痛哭呢？他命令“停止这种人口买卖”[137]。

　　但他自己并不相信这种买卖可能停止：他的改革便是以较前更重的农民群众的被奴役为基础的。所以，在发布关于停止买卖人口的命令以后，立即作了如下补充：“如果此事不能完全停止，也应按照需要整族或整家出卖，而不得零卖。”[138]尽人皆知，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前，农奴仍是像牲畜一般零卖的。

　　农奴制的逻辑，比彼得的钢铁意志更有力量。然而农奴制的沉重锁链，不仅在地主和庙宇的土地上压迫农民。国家也已习惯于将农民看为自己的活财产，当然，彼得也不能放弃这一习惯。他认为他是统治着一切纳税群众的全权主人，因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支配他们的劳动力。如果他在这里承认任何人的任何权利，那也不过是地主的权利。下述命令明确地表明这点：

　　“德米特里·舒列伊尼科夫因所属农民伊凡·伏明及妻儿被带到城市做铁工，应发给他35卢布”[139]。地主因获得金钱而感到满意；但对他的农民，却不问其是否愿意去城市做铁工。当然，这个农民不是例外。当时，有成批奴隶被“驱逐”到城市工作或到皇室经营的事业中做任何工作。由于他们在这种奴隶劳动中生活得极为恶劣，所以，他们自然要不断发出怨言，并且按照他们的旧习惯，从逃亡中寻求解救。许多农民逃到波兰，但更多的人逃到东南部的“美好荒原”，在那里，莫斯科国家纳税人口中的一切不满分子，获得了广阔的天地。

　　农民之外，还有工商业者。他们也都不得不负担各式各样“不堪的压迫”，如捐税及强迫义务等。他们必须交纳人头税、店铺税、旅馆税、工作地点及其他代役地点税、浴室使用费、过桥税、营业性澡堂税，等等。不仅这样。他们除经常性劳役外，还有特别劳役，除当地义务外，还有“外出”义务。1727年彼得堡的商人请求豁免所有这些义务，因为这使他们陷于极度贫困。在莫斯科，由于这种义务而陷于破产者不仅有许多商店，而且有整个市镇。同样的控诉也发自其他地区。这些控诉受到了重视[140]。当然，商人善于逃亡并不亚于农民。逃亡的商人也选择了东南方向。在彼得朝代，那里积聚了不少“燃料”，最初在阿斯特拉罕（1705年），后来在顿河（1708年）爆发成燎原大火。

　　我们知道那些被认定为阿斯特拉罕起义“主谋者”的姓名和出身。他们当中有两个西伯利亚人，一个雅罗斯拉夫尔人，一个莫斯科人，三个下戈罗德人，两个巴甫洛夫人和若干阿斯特拉罕居民。换言之，参加起义的不仅是当地的居民，而且是从整个伏尔加河一带汇集起来的人们。参加起义队伍的，还有许多特种常备军的弓箭手和士兵。弓箭手没有忘记彼得怎样对付他们。他们抱怨说：“由于在莫斯科的国王是换来的，所以他们遭到毁灭，他们的服装改换了，且须负担村社义务。”对瑞典的战争使他们希望这“换来的”沙皇不能再摧残他们。他们当中的某些煽动家散布谣言，说莫斯科已为四个中坚大贵族所控制，他们想将莫斯科国家分裂为四个部分。这种谣言所以能够产生，表明就在心怀不满的纳税群众中，也坚信国家统一的必要。按照这种群众的意见，只有他们所仇恨的大贵族，才会想分裂国家。但是他们极为重视其统一的这个国家，却对他们吸尽最后的一滴血，因而驱使他们逃亡、起义甚至与外国人——如巴什基尔人——联合，而这些外国人则是宁愿破坏他们的国家统一，而不愿保持其统一的。阿斯特拉罕的居民和居留在阿斯特拉罕的下属军职人员，曾将勒热夫斯基省长及其他长官所加于他们的凌辱，编写为表册，这个表册是很长、很长的。

　　“勒热夫斯基缴去特种兵弓箭手的武器，而粮饷则扣压不发。澡堂须纳税1卢布15戈比，冰窖纳税10戈比，住户每间房纳税20戈比，利斧纳税4戈比，快刀纳税2戈比，造纸每磅征税4戈比，酿酒和用马力酿酒征税15戈比；士兵和步兵弓箭手纳税10戈比，幼年出征瑞典者的寡妇或妻儿无力付税，则将他们禁闭，并拷打追索，许多小院被出卖，儿女被抵押；官府向军职人员和市区居民查问不动产买契，其因瘟疫或火灾遗失此项买契者，征税两三倍；渔场、盐场或其他手工场由包税人每船计征1卢布，2卢布至3、5卢布不等，小船减征半卢布。勒热夫斯基在承包税捐方面，同官吏是同伙。……他派人……走冰雪道路去砍木柴，许多军职人员因寒冻而死和随木筏漂浮沉没以及被俘……他命令书吏主管农奴事务，超过规定横征暴敛，并将超征金钱收进私囊。有关这种征税情况，他们（具禀人）向莫斯科和喀山呈报，但未获指示。他们想就上述各种凌辱从阿斯特拉罕送出呈文，亦未获放行……”[141]

　　这远远不能包括一切，但已抄得太长了，我宁愿止于此处。凡属知道各省省长怎样在所属地区作威作福的人，都不难相信可怜的阿斯特拉罕人民怎样受勒热夫斯基的鱼肉，虽然他们可能对勒热夫斯基的恶行，有时不免过于渲染。如果他们拒绝服从自己的顶头省长，其唯一原因便是因为任何忍耐有时都有限度。看来，他们应该说：“我们所以起义，是因为我们已经受了许许多多折磨，只要我们的处境得到改善，我们就乐于服从合法的当局。”但是关于阿斯特拉罕人身受其省长的凌辱的长篇叙述，却开头便说：“内乱是由剃须和穿德国服装引起的，”而其近因则由于谣传阿斯特拉罕人将在7年之内禁止结婚，他们的女儿和姊妹将嫁给德国人为妻。在他们致喀山人的文书中说，他们“将拥护旧俗”，我们在阿斯特拉罕已开始拥护基督教和剃须（即实际上反对剃须。——著者），并且主张穿德式服装和吸烟。在文书中写道，省长和长官都膜拜木制神像，“而且强迫我们膜拜”。起义者称这种神像为“木工雕作的木质面孔，外国和俄国官长在面孔上装饰假发，不使皱裂”[142]。这里不能不提出来反对勒热夫斯基及其左右的事实，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显然，无论是这一凶恶的行政长官或其他同样凶恶的官吏都不曾膜拜这种“神”，而且不曾要求别人去膜拜。然而为什么阿尔汉格尔斯克起义的真实原因——而且确乎是充分的原因，竟然在其领导人的叙述（也可能在他们的想象）里部分地同可笑的乌有之事，部分地同一些不可能对居民有何危害之事（如剃须及德式服装），混为一谈呢？[143]

　　至于德式服装问题，由于当时的边区寻求自由的英俊善良青年，都是愿穿什么就穿什么，所以更加值得注意。顿河的哥萨克说，他们当中“有些人爱穿契尔克斯式或加尔梅克式的长袍和靴子，另一些人习惯穿俄国老式长袍，喜欢什么，便穿什么，他们哥萨克之间在这件事上是没有纠纷，也不相互耻笑的。”这好极了！爱穿什么，便穿什么！难道阿斯特拉罕人另有看法？如果没有，如果他们也不特别拥护某种“习惯”的服装，那么，他们为什么对于德式服装会感到那样愤慨呢？

　　第一，由于爱好便穿一种服装是一回事，而由于命令便穿一种服装则是另一回事。顿河的哥萨克说，他们任何人都可自由地接受他所喜爱的“习惯”。他们骄傲地宣称：“他们比其他民族受到国王的重视（原文如此！），到现在还未接到关于胡须和服装的命令。”第二，阿斯特拉罕的省长勒热夫斯基虽然不曾膜拜木雕神像，但很尊敬黄金。他善于利用沙皇关于德式服装的命令，捞取一笔收入，这时他行动敏捷有力，正是莫斯科国家官吏在这种场合里所经常具备的特点。

　　阿斯特拉罕斯克的居民写道：“省长由于贪财，对于德式服装事，不曾给以时限，在许多节日和星期天派出上尉格拉祖诺夫和阿斯特拉罕人叶夫列伊诺夫到教堂和大街上撕毁男人和妇女所穿俄国服装，将他们仿佛赤裸裸地暴露于大庭广众面前。大小胡须都被连肉拔除。”在这种条件下，人们自不得不起来“支持剃胡须和穿德式服装”，即如在前面所指出，对两者都反对了。

　　当然，对于勒热夫斯基所采取的凶猛手段（连肉拔除大小胡须）和德国人的剃胡须的习惯，是必须加以区分的。但阿斯特拉罕人没有实行严格的逻辑思维的习惯，而且德国人（剃胡须便是仿效他们）对俄国人的态度，也增加了他们的愤恨。据阿斯特拉罕人说，派来治理当地居民的外国人对他们的压迫，比原来的俄国官吏更为沉重。“季维格涅伊（德文尼）上校同外国官吏一道强力抢走官宦的家人去做勤务兵，迫使他们做最肮脏的工作，用棍子打他们的面颊，有人求情，便将这人也打成残废。他们命令这些人和他们的妻儿过早地制作德式服装，致使他们出卖住房，将圣像拿去抵押，他们的胡须也被剃去和用力揪掉”[144]。

　　勒热夫斯基认为不需要保护阿斯特拉罕的居民，使其不受外国人的压迫。顺便一提：他曾指派外国人充当这些居民的长官，而这些外国人是最能效法他的教育方法的。[145]波索什科夫抱怨说：我国的统治者视俄国人如草芥，使他们饱受外国人的侮辱。读者可以看出，他的话是正确的。所以正确，因为官吏轻视俄国人，使他们受到外国人的侮辱，加剧了民族主义的反感，这种反感乃是俄国转向西方的后果之一。这种民族主义的反感还使俄国纳税人民对同胞穿着契尔克斯式或加尔梅克式服装安之若素，而对于他们穿着德式长衣则认为是一种罪过。在普通俄国人的头脑里，德式服装的概念是同他们陷于对德国人的相当艰苦的依赖时所身受的困苦、烦恼和侮辱等概念相交织的。而由于在莫斯科国家，宗教不仅对社会制度，而且对一切习俗都有制裁作用，所以毫不奇怪，这两种概念的交织，又在其居民中产生另一种概念的交织：即德国习俗的概念与罪恶的概念的交织。这后一概念的交织一经产生，便在一切反正都反对彼得新政的俄国人的思想中把违背教规问题——即把笃信宗教的论点，放到首要地位。阿斯特拉罕人由于力求取得其他城市的支援，也把它放在首要的地位，他们说：“我们已开始拥护基督教信仰，主张剃胡须，主张穿德式服装。”

　　在一定条件下，上述各种概念的交织是完全无可避免的。我们在研究旧仪派的分裂时，即已对此深信不疑。那时，我们还深信，莫斯科人由于心理上的错误竟以接受西方习俗为违犯教规，这种错误对往后的社会思想发展过程，是非常不利的。怀疑外国人膜拜偶像，并不等于阐明了他们在有关工商业的一切方面优于俄国人的原因；同样，揭发军职阶级爱好德式服装，也完全不等于理解了俄国社会生活中大量“不公正”的原因所在。

　　这种偏差的不利，在阿斯特拉罕骚乱时也已暴露出来。阿斯特拉罕人在反对勒热夫斯基和其他长官对他们的侮辱时，赶忙宣布他们是为“拥护”剃须和为“拥护”德式服装而斗争。能够支援他们的主要是顿河哥萨克。但是顿河哥萨克并未接到关于穿德式服装和剃须的“上谕”。他们直率地说，他们在此事上得到国王的优待，认为他们不必仿效“其他民族”（参阅前文）。因此，他们没有理由把阿斯特拉罕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当然，国家政权并不曾放过他们。顿河的哥萨克是有理由对沙皇的命令和官吏的暴行提出控诉的。然而阿斯特拉罕人的宣言对于有关顿河哥萨克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却一字不提。这样，笃信宗教的论点在这里便不曾促进具有反对派情绪的居民力量的团结，而是分裂了这个力量。

　　在伏尔加河一带，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情形。阿斯特拉罕人派遣伊凡·多罗费耶夫带领军队前往该处。多罗费耶夫到达察里津后号召该地居民起义“拥护剃须”等等。但居民答道：

　　“你们来信，要我们同你们联合；但我们不愿同你们联合。你们在阿斯特拉罕同谁一起想的，你们就自己干吧……你们还给我们来信说，仿佛你们是拥护东正教的基督信仰的；而我们，感谢上帝，在察里津市都是基督教徒，我们没有任何分裂，也不膜拜木雕偶像。”木雕偶像问题遮盖了对政府不满的真正原因。此外，顿河人的榜样对察里津的居民发生影响。他们写信给多罗费耶夫说：“顿河的哥萨克从各路来到我们这里，他们不愿参加你们的团体，他们拒绝了你们。”[146]

　　捷尔斯克和格列宾斯克的哥萨克很注意笃信宗教的论点，但他们都无多大力量。他们抱歉说，他们不能援助阿斯特拉罕人：“我们向真正的上帝发誓，我们不可能给你们派出军队。你们知道，我们人数不多，且同蒙古汗国不和，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因汗国的入侵而使妻女蒙受损失。”[147]

　　如果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能镇压“吉列夫叛乱”，那么，他的儿子领有欧式训练的军队，就更能轻而易举地敉平他们。陆军元帅舍列梅捷夫不费多大气力就结束了阿斯特拉罕人的起义。对于起义者，照例给予残酷的镇压。但是残酷的镇压没有解除人民不满的原因。两年以后，彼得不得不去平定顿河起义人民，他们曾认为不必“参加阿斯特拉罕人的团体”。

　　顿河的哥萨克没有接到关于剃胡须和德式服装的“上谕”。他们为此表示感激。但是对于彼得禁止他们接纳成批涌到顿河的逃亡者，他们是深为不满的。对于这一老问题，不可能有中间的解决办法。必须求得一种或者有利于俄国国家，或者有利于顿河军队地区的解决。任何解决只能依靠力量。这里顿河军队地区的利益是与不能安居在俄国国家范围内的所有大批纳税人民的代表的利益相符合的。

　　一贯采取严刑峻法的彼得用苦役和死刑来威胁藏匿逃亡者的顿河人民。但威胁不曾，也不可能达到目的。哥萨克继续收容逃亡者。为使逃亡者重回原籍，彼得在1707年派遣多尔戈鲁基公爵带领军队前往。这便成为起义的信号。哥萨克部队长官孔德拉季·布拉温夜袭多尔戈鲁基，杀了他，歼灭了他的整支部队。

　　布拉温向哥萨克谈到他自己：“我是刚直的拉津，不是那无头脑、把自己的脑袋丢掉了的拉津，我将领导你们。”他同其他地区的哥萨克，包括查波罗什的哥萨克在内，取得了联络。像对于一个哥萨克一样，对于他最重要的是旧的哥萨克的自由。他在历次文告里命令“无条件地收容所有从罗斯逃来的人”。可是，他所以想起拉津，却非偶然。斯捷潘·季莫费伊奇·拉津的经验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俄国的纳税居民都会欣然支持反对“莫斯科”的哥萨克。布拉温请求所有老百姓团结一致并保证他不会给他们造成任何凌辱，因为他“同他们无仇无怨”，而只是要对公爵、大贵族、高利贷者和德国人，报仇雪恨。这一思想在另一哥萨克“领袖”戈拉戈的一封“动人的信里”说得更为强烈。“我们同老百姓无仇无恨，我们只是要对大贵族和为非作恶的人，报仇雪恨。至于你们，穷哥儿们，请大家从各城各市联袂而来吧！骑马步行，赤脚露体都无不可。来吧，不要害怕！你们会得到马匹、武器、衣服和薪饷。”毫无疑问，这一号召对老百姓造成印象。当唐波夫的省长由于害怕业已出现在所辖县区的哥萨克的袭击而部署防务，号召郊区人民进入市区（城堡）时，他们说：“我们在城里干什么！这不关我们的事！”就在这个唐波夫县里，有些乡村的居民“倾向盗贼”，也就是建立了哥萨克制度。这一情况，在科兹洛夫县，也照样发生。布拉温的事业，在顿河进行得更为顺利。猎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他的麾下，哥萨克市镇一个又一个地归附他。1708年5月他占领了车尔卡斯克。在伏尔加河一带，布拉温所部攻克了察里津。卡梅申的居民将军官、团部书吏和盐官投入水中，纷纷投效。总之，在拉津时代发生的事情，又开始重演。这使哥萨克和老百姓兴高采烈，而政府则坐卧不安。彼得在给缅希科夫的信中说：“布拉温的盗行与时俱增。”他在派遣В.В.多尔戈鲁基公爵——即被布拉温击毙的Ю.В.多尔戈鲁基公爵的兄弟——去进攻起义者的时候，劝他读些旧“书”，了解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的政府当年怎样平定拉津的起义。然而他过于夸大了危险，说斗争双方的力量，是过于悬殊。

　　В.В.多尔戈鲁基在给彼得的一封信里，用下列语句抱怨高级军职人员怠于职守：“奉令同我一道前来的朝廷官员，不仅不向我报到，并且他们的名册也没有送来。而他们都是年轻和富有的人，因此才能服务军中；可是他们却擅离职守。……陛下，他们是对付这批盗匪所必需的。您知道顿河哥萨克的情况，他们不是正规部队，朝廷的官员是很能对付他们的。朝廷的官员同瑞典人作战无能，但对付这种人，则是很能胜任的。”[148]

　　他的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一方面政府力量和另一方面起义者力量的对比。甚至不能用于对瑞典作战的部队，也能保卫俄罗斯国家的现存制度，使不受顿河“非正规部队”和逃往顿河的纳税人的侵袭。布拉温是被战败了，他不愿活着被彼得俘获而用枪自杀了。起义的人们被平定了，一些倔强的哥萨克在涅克拉索夫的率领下逃往库班。哥萨克终于安静下来了。

　　拉津对信仰问题是不甚了解的，为了吸引不满分子，他把自己说成是尼空大主教的信徒。布拉温却显然深知许多不满分子极端珍惜“往昔的安宁”。他宣称自己是这种安宁的保卫者，尽管他自己也许并不珍惜它，而且看来并不了解旧信仰的真正要求。他在文告中约许对“用自己的旗帜和美妙的奇迹去引导人们接受叶林的信仰，并引诱其抛弃真正基督教信仰”的人们，进行斗争。笃信宗教的论点，未必对信仰旧宗教的人们造成了充分确定的印象。

　　布拉温信徒的社会政治要求，也没有产生确定的印象。在他的一封“动人的信”里，包含着如下的纲领：“好长官、工商业者和一切老百姓，相互不应造成仇恨，不要无故打人，不许抢劫和破坏，其胆敢无故侮辱或打人者，处以死刑。”[149]波索什科夫对于犯了这种过错的人，会以为加以严厉的体罚就够了，而哥萨克却表现得更为坚决。但纲领的要求只是不准任何人无故打人、抢劫和破坏，这不过是一系列良好的愿望而已。至于当时需要和可能建立怎样的制度才能保护负担沉重的罗斯免于“无故的”破坏、抢劫和殴打呢，这一点波索什科夫不知道，整个苦难深重的罗斯也仍旧不了解。在布拉温或戈拉戈看来，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解决：即在俄国实行哥萨克制度。我们已经看到，乡村和城郊的纳税居民奋起反对沙皇安置的长官时，不反对参加哥萨克。但是吸收了哥萨克制度，只不过暂时消除俄国那些驱使老百姓起义的社会“弊端”而已；在一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劳动分工，仍将再使劳动群众受奴役。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因被奴役而承担的某些最繁重、最有侮辱性的后果，也许要消失，这当然对他们有好处。然而这也不过是梦想而已。社会力量的对比，事先便已决定任何破坏罗斯已建立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企图，必将归于失败。“非正规的哥萨克”部队是经不起同政府军队的较为严重的冲突的。至于俄罗斯国家的“老百姓”，布拉温和戈拉戈虽力图号召他们起义，也很难期待他们给予重大军事支援。身受残酷压迫的人民，对彼得极为不满，而且很高兴地听说彼得不是真沙皇。这种情况，我们前此业已看到。但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布拉温及其战友也没有决心反对沙皇政权。他们虽然击毙了Ю.В.多尔戈鲁基，但又辩解说，他的行为“没有违反国王的命令”。在布里温的一篇文告里更直率地说，他愿意维护基督教信仰，“拥护笃信上帝的沙皇”。罗斯的纳税人民的绝大多数无论身受怎样的考验，对自己的命运无论怎样不满，但都不愿意支持沙皇的敌人。像拉津在他以前和普加乔夫在他以后都重视这种情绪一样，布拉温对它也是重视的。

　　纳税群众的防备自己——这里在人间——不受殴打、抢劫和破产的完全自然愿望，转化（当然，不是完全地）为维护旧信仰的幻想。他们的这种自然愿望愈是不能实现，则他们的幻想便愈是牢不可破。分裂派在彼得统治时期便获得了许多新的信徒[150]。分裂派重复了当时的一种常见的怨言，说彼得“不爱人民而爱德国人”[151]。他们解释说，这是由于彼得是“换来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宣称彼得是反基督徒。“抄书吏”格里戈里·塔利茨基呼吁东正教徒不要服从反基督的国王，不给他纳税。不要纳税，不要服从国王！这听起来是很激烈的。但这没有必要，因为国王是反基督徒，他的末日已经到来。这就是说，在通常的时候，如果不出现反基督徒这种可怕的事情，则应心甘情愿地服从国王并向他纳税。人民群众甚至在作出极端的结论时，也表明他们完全未能放弃在莫斯科国家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和巩固起来的社会政治观念。这一值得注意的社会心理现象，为民粹派的理论家所完全忽视，我在论分裂运动的产生及其一般特点的一章里，已作详细探讨。我在那一章里就已指明，分裂派在反对反基督徒时，主要是用业经人民尝试的旧办法：即自中央地区逃往边境地区，逃往“美好的荒原”。然而在这里，人民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却是受到极端的阻滞的。我不愿意重复，在这里只提出几个新的例子[152]，以证明我在那一章里所说之不谬，这些例子都是彼得时代的事情。

　　分裂派教师库兹马·安德烈耶夫曾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司令部受到残酷的公爵Ф.Ю.罗莫达诺夫斯基的审讯。他供述，自幼即与他的父亲（一个寺院的农民）和兄弟数人住在莫斯科。最初，他贫苦无靠，靠乞讨度日。后来，他找到某些职业：夏季为人修补铜锡用具，冬季在莫斯科河经营“各种雪橇”。但他们并不经常住在城里，“他们去克尔任斯克的森林，住在荒野里去挽救自己的灵魂，因为在莫斯科信仰改换了，已开始按照新版经书不正确地举行仪式；弥撒用5个圣饼，而根据旧版圣礼记，则应用7个圣饼，是减少了等等。”[153]

　　同一案件的另一分裂派分子尼基塔·尼基福罗夫亦供述如下：

　　他是舒伊市的商人，由于注意到圣书中关于荒野居民的记载而逃到克尔任斯克森林的巴拉汗斯克县，以挽救自己的灵魂。“他识字，在森林里建造了一间房，与逃来的一位老人费阿多尔·安德烈耶夫住在一道”[154]。

　　伊凡·安德烈耶夫由于另一分裂派案件而被审讯，供述如下：

　　“以前，他是布拉戈维辛斯克郊区大主教领地的家仆。在下诺夫戈罗德，这一孤独贫农的儿子与其父同住，研读圣书。父死，伊凡年甫20岁便离开这一郊区，在各处城市和乡村流浪，而居住在下诺伏戈罗德城外的荒地克尔任斯克，……”[155]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但它们大都彼此相似，故不必浪费篇幅和时间。我们最好看看文件，它们使我们能够判断这些不满意其周围的现实而寻求“新城市”的人们的思想趋向。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司令部将从克尔任斯克荒地居民那里抄没的手稿，编成书目如下：

　　（1）《圣僧传略》，（2）隐居的圣僧传记，（3）论宗教信仰笔记2册，（4）淫僧记，（5）信条抄本一册，（6）撤莫沙尔主教叶夫谢维，笔记3册，（7）12月18日阿朋多克（？）的讲话，（8）圣徒阿列克谢的生平，（9）论可怕的基督审判，（10）向俗人布道，（1）齐赫文斯克的圣母节，（12）隐僧忏悔录，（13）神甫向一切昏睡中人说教，（14）3月24日演辞，勿简单地宽恕罪恶，（15）圣母的教规，复活节和圣母节的祭祷歌，附白天及午夜赞美歌，（16）论忏悔和布道……

　　书目远不止此，但我所列举的这一部分，已可使我们充分了解这些“荒地”的逃亡者在寻求“新城市”中所找到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了。他们在那里所能阅读的只是一些讨论宗教信仰及祭神仪式的资料；“耶路撒冷的天堂”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而且就从这方面说，分裂派教师们的眼界也是极端狭隘的。阿弗拉姆·伊凡诺夫神甫参加分裂派时，同意按照“分裂派的信仰”作弥撒，但被迫按下列誓词宣誓：“第一，所有反对全球7大教堂的异教徒，都应受诅咒。第二，所有的异教徒都应受诅咒，既否定他们和他们的戒律，也否定同他们一道的人们，并按照异教徒的传说，剃胡须并穿戴异教的服装”[156]。在这样的道路上是不能前进的，只有原地踏步。

　　旧仪派的分裂运动，是对莫斯科国家转向西方的一种反抗。但在彼得朝代，我国产生另外一种与彼得改革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分裂。我所指的是总主教职地方视导斯特凡·亚沃尔斯基终其一生顽强，然而并不英勇地反对到底的“新哲学家”。他们的最显赫的人是德米特里·叶夫多基莫维奇·特韦里季诺夫。

　　在17世纪90年代初，特韦尔斯克的“普通城郊居民”特韦里季诺夫带着几个亲属来到莫斯科。那时，他穷困不堪。为了寻求工作，他求助于在莫斯科住满了整个德侨村的外国人。结果，他终于在第一家莫斯科的私人药房里找到了一个职位。他聪明而好学，“开始向医师和药剂师探求科学知识”。但是，当时的实用医学不能满足他的精神要求。同时，由于很大一部分莫斯科居民对于居留在德侨村的外国人的宗教观点，都抱着敌视的态度，所以他对新教很感兴趣，并愿求得理解。在这件事上，立陶宛罗斯的宗教文献给他以部分帮助。1562年他在涅斯维日获得一本白俄罗斯文的《路德教义问答，即为普通人写的俄文远古基督教圣书》。此外，他还获得了1628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的《路德教义》及《祈祷文》。这两本书对于他都有很大影响。关于白俄罗斯文的书，他说其中所写是“任何人都应理解”的真理，而路德的祈祷文则为他所“极为赞誉，并加以亲吻”。他开始按照新教的习俗，努力读圣经，而且作了许多摘要[157]。现在很难说，他曾否变为一个完全真诚的路德派的信徒。然而无可争议的是，他的宗教概念是同东正教教会的理论完全分歧的。他反对崇拜圣像和斋戒，否认教会的传说，认为教会的教阶制度没有必要。所有这些新的观点，对他说来都是深刻的信念。人们说他自称为圣徒、为真理的说教者。而值得指出的是，这位圣徒的说教，获得莫斯科先进居民中某些人的同情。在他的信徒之中，人们历历称道的有鞋匠米哈伊尔·车帕鲁，钟表匠亚科夫·伊万诺夫，蔬菜商安德烈·亚历山大罗夫，理发师福穆·伊万诺夫，锅炉村服役人尼基图·马尔丁诺夫，以及该村前服役人米哈伊尔·安德烈耶夫·科索伊。

　　米哈伊尔·科索伊曾参加1682年特种常备兵弓箭手的起义，因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0年后，他回到莫斯科，行迹秘密，由于害怕被察觉，遂周旋于外国人中。外国人的影响，使他能够接受特韦里季诺夫的新宗教观点。一位学识渊博的“博士”给他以强烈的印象。关于特韦里季诺夫，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总主教呢！”

　　请读者恕我说几句离题的话。当1908年发现木星的第八个卫星时，发觉在它的运动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这卫星距离自己的星球太远了，所以自己的星球对它的吸引力仅略大于太阳的吸引力。因此，太阳在这卫星的运动中所造成的摄动很大，而卫星绕木星运行的轨道则经常改变。结果，每一新的周转都有新的轨道和新的周期。

　　当我们想起米哈伊尔·科索伊的精神发展过程时，这一从天体力学观点看来很有意义的现象，便会不期然而然的进入脑际。他在1682年与弓箭兵一同起义，那时莫斯科的旧事物曾对他和绝大部分弓箭兵有吸引力。为了将他变为“古代宗教”的拥护者，使他决心“为其牺牲”，也许不大费事。但是环境——他自西伯利亚秘密逃回后在莫斯科的秘密逗留——使他脱离旧影响而接受了新影响。于是，他便反对旧概念而赞扬特韦里季诺夫的宗教自由思想。然而他的思想运动的新轨道是完全不确定的。他欣赏特韦里季诺夫否定教会的教阶制等思想，这使他得出一个意外的结论，认为应当使这位教会教阶制的敌人，成为总主教。显然，他的思想时常再度陷进旧影响的范围。然而米哈伊尔·科索伊大约不止一人。我们有一切理由设想，由于某种情况而在那一过渡时代受到西方影响的小部分劳动人民中，个别人对新宇宙观不甚了解，时而对这一文化，时而又对另一文化的吸引力，轮流地俯首听命者，绝非例外。

　　“旧信仰”的拥护者，把彼得看为一个面目行为都很可怕可憎的人，而特韦里季诺夫却热烈同情彼得的改革。Н.С.吉洪拉沃夫说：“像列温、塔列茨基、多库金和一系列类似他们的旧信仰者在圣书中寻章摘句，揭发新流派的污点，证明彼得为反基督徒一样，特韦里季诺夫亦在他的笔记里自圣经中摘录了所有他觉得足以证明俄国社会，特别是宗教界必须实行新的根本改造的语句。”[158]他认为彼得曾给他的臣民以信仰自由。他说：“感谢上帝，现在在莫斯科，谁愿信仰什么，便可信仰什么。”他自己与旧仪派相反，是坚决拥护信仰自由的。他说，可以在一切信仰中得救，而对于旧仪派则责备说：“只有你们才有理性——你们是用火和鞭笞来进行威胁的。”

　　特韦里季诺夫的友人说他是一个“颇通政治的人”。也许，他们所以对他有这种评价，是指他待人接物的“政治”态度。人们都说他在这方面是很高明的。至于本义上的政治，他显然并无任何兴趣。他的批评思想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未超出宗教范围。但在这一范围以内，他却是想得非常勇敢的（就他的时代和环境而言）。再加上他欢喜宣传说教，所以不能不引起宗教界对他的愤恨。况且在当时，要被人指为可怕的异教徒，是毋须接受很多新思潮的。亚沃尔斯基说他“Contra ordiem ecclesiasticum ejusque potestatem et decorum”（“反对礼仪礼节排场”）。这已经很够了。但特韦里季诺夫所证明的一件主要事情，是“僧侣们必须自食其力，好似保罗创造”。这样，他便重新提出了关于教会财产的老问题，并对此作了否定的解决。宗教界由于以彼得为代表的世俗政权业已非常粗暴地对待教会财产，所以对他必然更加怨恨。特韦里季诺夫马上被指责为罪恶多端的异教徒了。

　　彼得在1702年的诏书中说：“我们受命于最高权力，不愿强制规定人们的信仰，而乐于让每个基督徒负责关心其自身灵魂的解救。”然而事实上，分裂派在他的统治下，特别是在其统治的后期，遭受残酷的迫害。不仅那些称他为反基督徒的人们认为给他纳税和对他服从是太不应当。特韦里季诺夫是竭尽心力同情他的改革的，也因其宗教自由思想而备受痛苦。如果不是亚沃尔斯基同财政机关的冲突，他的遭遇就会完全不堪设想。在特韦里季诺夫的“反神伙友”[159]中有一名财政监督，由于他的努力和职务联系，彼得命令将案件移送参政院处理。在参政员中，有些人不很愿意支持亚沃尔斯基的要求，因为亚沃尔斯基强调“世俗权力是一回事，而宗教权力则是另一回事”。他们没有放弃让亚沃尔斯基感到他的要求的完全没有根据的机会，而彼得则在这件事上欣然给他们以支持。在沙皇的盛怒之下，这位大主教教职地方视导一方面请求沙皇的宽恕，同时却不曾停止对其牺牲者的迫害。特韦里季诺夫的案件使他备受折磨，拖延很久。他于1713年被捕并被亚沃尔斯基革除教籍，历时5年，才被释放，直到1723年才争得“宽大”并“允许恢复教籍”，而这也主要是因为倔强的亚沃尔斯基大主教职地方视导在这时业已身故。应该补充说：就在这时，如果他不放弃他的新宗教观点，他还是不会得到“宽大和恢复教籍”的。

　　彼得坚决支持他的财政监督和亚沃尔斯基发生冲突。他很巧妙地使亚沃尔斯基记取一句谚语：“人人都要安分守己。”[160]但信仰自由本身，在他看来并无价值，即使有，也是非常之小。他认为，为了信仰自由是不需要激怒亚沃尔斯基及其信徒的。特韦里季诺夫对彼得是没有正确的认识的。



[1] 他生于1652年或1653年，死于1726年2月。

[2] 波戈金为《波索什科夫文集》第1卷所写序言。莫斯科1842年版，第VIII页。参阅同一史学家在《莫斯科人》（《Москвитянин》）杂志上的论文，1842年，第3辑，第101页。

[3] Н.П.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文集》第2卷，第61页。《伊凡·季洪诺维奇·波索什科夫》一文。

[4] Н.П.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文集》第2卷，第51页。

[5] 《波索什科夫文集》第2卷，第223页，莫斯科1863年版。引文写法，全部抄用印稿，出版者在波索什科夫手稿上所作修改，概由他们负责。

[6] 同上书，第236页。

[7] 《父亲的遗教》，Е.М.普里列扎耶夫编辑并作序。圣彼得堡1893年版，第280、194—195，295等页。

[8] 《父亲的遗教》，第13页。

[9] 《文集》第1卷，第231和254页。在同集另一章（《论贫富》）里，他写道：“沙皇对自己人被法庭起诉，并不查核，但只要犯罪，便可将其全部财产没收。”（《文集》，第73—74页）法国君主制的坚决拥护者博胥埃对此无论如何不会同意，波丹对此也不会同意。

[10] 这里，我再次请读者回忆一下波丹的用语。

[11] 或奥列姆，法文作oresme。他生于1320年或1325年，卒于1381年。他的经济著作的拉丁文原稿的名称为：《De origine natura， jure et mutationibus monetarum》（《货币的起源、性质、法律和演变》），他自己把它译为法文，名称为《Tractie de la invention des monnoies》（《货币的发明》）。

[12] 业已公正地指出：奥列兹姆的这一思想，后来在著名的格里沙姆法则（恶币驱逐良币说）里表述出来了。

[13] 关于卡拉法的生平，请参阅扎·里卡-沙列里奥所写《意大利财政学说史》（《Storia delle doctrine Finanziarie in Italia》）一书，巴勒摩1896年版，第47—56页。书中所说卡拉法的拉丁文著作，即后来佚失的意大利文著作的译本。这一著作是根据那不勒斯的公主埃莱奥诺里（Eleonori）的命令而写作和出版的。

[14] 参阅朱塞佩·佩基奥：《意大利公共经济史》（Storia della Economia Publi ca in Italia di Giuseppe Pecchio），都灵1852年版，第52页。

[15] 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一如米克拉舍夫斯基，断言波索什科夫的书就其文字和思想而言都比德国重商主义者的著作更为丰富。但当时的德国经济著作极为落后，所以最好将它抛在一边，而只提法、意和英国的著作。

[16] 沃班的书《第十王朝》（《La dixième royale》）印行于1707年，但写作不晚于1699年。

[17] 《18世纪的经济—财政》（《Economistes-Financiers du XVIII Siècles》）巴黎，1843年（Guillaumin版），第272页。

[18] 同上书，第243页。

[19] 《文集》第1卷，第183页。

[20] 同上。

[21] 同上书，第1卷，第237页。

[22] 在一个官方文件里，这样称呼他。

[23] 《文集》第7卷，第183页。

[24] 同上书，第7卷，第185页。

[25] 同上。

[26] 同上书，第174页。

[27] 同上书，第188页。

[28] 同上书，第185页。

[29] 同上书，第186—187页。

[30] 同上书，第186页。

[31] 同上书，第186页。

[32] 《莫斯科国家的直接课税的组织》，第260页。

[33] Четвертъ为旧俄土地面积单位，等于40俄丈长×30俄丈宽。——译者

[34] 《莫斯科国家的直接课税的组织》，第187页。

[35] 《莫斯科国家的直接课税的组织》，第187页。

[36] 《父亲的遗教》，第89页。

[37] 同上书，第90页（参阅第95页）。

[38] 同上书，第95页。

[39] 《同时代人》，1858年，第LVII辑，第25页。

[40] 《父亲的遗教》，第44页。

[41] 《耶稣之子西拉和夫的绝顶智慧》第30章，第8—12页。

[42] 同上书，第43页。

[43] 他说：“如果一个人生活舒适，那他不怕上帝，……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生活恶劣……。”引自卡恩：《犯罪的经济原因》（У. Ф.Кан：《Les causes économiques de criminalité》），巴黎—里昂1913年版，第28、38页。这几乎是重复卡恩刚刚引录和指出的所罗门寓言的一些段落。

[44] 《文集》第1卷，第272—273页。

[45] 《父亲的遗教》，第47页。

[46] 《文集》第1卷，第273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47] 同上书，第233页。

[48] 同上书，第274页。

[49] 《父亲的遗教》，序言，第XXXV—XXXVI页。

[50] 《文集》第1卷，第145页。

[51] 同上书，第1卷，第145页。

[52] 在另一抄本里，作“尖刻的眼光”。

[53] 《文集》第1卷，第126—127页，第212页。

[54] 《父亲的遗教》，第124页。

[55] 《文集》第1卷，第112页。

[56] 同上书，第1卷，第122页。

[57] 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翻印波索什科夫的《报告》，载《文集》，第2卷，第77—79页。

[58] 《文集》第1卷，第278页。

[59] 《同上书，第1卷，第282页。

[60] 同上书，第267页。

[61] 《军事论文集》，1859年，第4辑，第365页（引自普里列扎耶夫为《父亲的遗教》所作绪论，第XLV页）。

[62] 《文集》第1卷，第269页。

[63] 同上书，第287页。

[64] 同上书，第1卷，第48—49页。

[65] 同上书，第34—35页。

[66] 《父亲的遗教》，第283—284页。

[67] 普里列扎耶夫：见书前，第LXII页。

[68] 很奇怪，А.А.基哲维突尔认为波索什科夫的被捕是彼得的过错。事实上，彼得殁于1725年1月28日，即在波索什科夫被捕前七个月。这个俄国纳税人的思想家，是在出身军职阶级的“彼得小学生”们的手下牺牲的。

[69] 《文集》第1卷，第189页。

[70] 同上书，第71页。

[71] 同上书，第1卷，第42页。

[72] 同上书，第257页。

[73] 《父亲的遗教》，第184—185页。

[74] 《文集》第1卷，第76页。

[75] 同上。

[76] 关于当选代表参加1648年法典编制事，请参阅В.Н.拉特金：《古代罗斯的缙绅会议》，圣彼得堡1885年版，第4章。

[77] 在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秩序，极大地阻碍了俄国的经济发展，这不仅为波索什科夫一人所察觉。基勒布格尔写过：俄国人没有利用其国家的有利地位和其本身对商业的爱好，从可能获得的利益中获得十分之一的好处。他还将俄国人的商业活动比作被人的手紧紧握着的困鸟，“如果握得太紧，则鸟必死；但若松手，则鸟必将飞去，而给鸟的主人造成损失”。但他说，“俄国人从来没有获得过大的自由，他们经常受到压迫。”（《Kurzer unterricht》，见《Büching’s Magazin für die neue Historie und Geographie》， dritter Theil， Hamburg， 1769， 5.249）（《简明教程》，见《比欣新史地文库》第3卷，汉堡1769年版，第249页。）

[78] 《文集》第1卷，第85—86页。

[79] 同上书，第1卷，第175—176页。

[80] 同上书，，第151页。

[8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О.Н.波波娃版，第693—694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03—805页）。

[82] 参阅И.普雷绍夫：《神圣罗斯的乞丐》，莫斯科1869年版，第58页。

[83] 在《父亲的遗教》里，波索什科夫对于贫困，发表了一种旧莫斯科观点（第169页）。“谁是上帝，他便领有天国和人间，一切归于上帝。而在人间，伟大的居留者则是贫困”等等。

[84] 《文集》第1卷，第117—118页。

[85] 同上书，第118页。

[86]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II卷，第449—450页。

[87] 《文集》第1卷，第119页。

[88] 同上书，第1卷，第122页。

[89] “我们不需要用锦缎来装饰自己，我们需要的是良好的法律，学校教育和基督的真理”。《文集》第1卷，第127页。

[90] 波索什科夫主张，任何官级都应有自己的规格。他甚至在每一等级之内，——例如，在商人等级之内，——都划分出各种特殊的“官级”，这些“官级”应按照自己的富有程度而享受或高或低的奢侈生活方式。

[91] 《文集》第1卷，第148—149页。

[92] 同上。

[93] 《文集》，第150—151页。

[94] 同上书，第1卷，第152—153页。

[95] 同上。

[96] 《伊凡·波索什科夫》，第1篇，《经济学家波索什科夫》，圣彼得堡1876年版，第67页。

[97] 据出版人的推测，库里耶夫（Курiев）应是库尔耶夫（Куръев）。

[98] 《文集》第1卷，第251页。

[99] 同上书，第1卷，第95页。

[100]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得以接近皇帝的人，不仅有使自己受教育，而且有“指挥”教育事业的可能。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年方18岁，便被任为科学院院长。

[101] В.Н.卡拉什：《学校和教育史论文集》，莫斯科1902年版，第96页。

[102] 比利亚尔斯基院士收集的《罗蒙诺索夫传记资料》，第487页。

[103] 阿尔盾（Алтынь）为俄国旧铜币3戈比。——译者

[104] 《罗蒙诺索夫关于人口政策的观点》，载《罗蒙诺索夫文选》，1911年版，第193页。

[105] 见《在莫斯科大学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谈话》，第85—86页，莫斯科1871年版。

[106] 《莫斯科人》，1842年，第1辑，《俄国文学史料》，第126页，注释。此处刊印的罗蒙诺索夫文章有删节。

[107] 《谈话》第3辑，第85页。文章的写作日期为1761年11月1日，即七年战争时期。

[108] 《莫斯科论文集》，第209页。

[109] 罗蒙诺索夫暗示我国行政当局所使用过的手段。1733—1734年，政府曾利用我国军队驻在波兰领土，强迫逃往波兰的俄国农民回国，这些军队驻在波兰是为了支持奥古斯特三世为候选人，而不顾大量合法选民所明白表示的意愿。关于改善边境农民的命运的主张，也是在罗蒙诺索夫想到以前，早就有人提过的。1735年，斯摩棱斯克省省长A.布图尔林即向女皇政府提出这一主张，并使它具有一种真正可笑的形式（索洛维耶夫：《俄国史》第4卷，第1435页）。

[110] 必须再补充一点：即沃尔夫并不是苏霍普柳耶夫所想象的那种幸福哲学的绝对拥护者。

[111] 《论罗斯民族之繁殖》一文，第81页。

[112] 按当时习俗，蜜粥是在葬礼后用以招待宾客。——译者

[113] 《论罗斯民族之繁殖》，第81页。

[114] 同上书，第84页。

[115] 《罗蒙诺索夫文集》，科学院版，第4卷，第368页。

[116] 同上书，第368页（献给彼得的颂词）。

[117] 《文集》第4卷，第390页。我到处保持了原文的正字法。

[118] 同上书，第3卷，第70页。

[119] 荷兰公使于1757年写道：“俄国社会呈现出一幅衰败和混乱的景象，公民社会的一切联系陷于崩溃。女皇只是看到舒瓦洛夫一人（这里所指的显然是И.И.舒瓦洛夫。——著者），也只听他一人的话，对什么都不关心，而且继续保持其习惯的生活方式。她简直是听任她的国家毁灭。”见《百年前的俄国宫廷》，第70页。

[120] 罗蒙诺索夫在歌颂伊丽莎白前，还曾歌颂其他前朝皇帝，如在攻克霍亭颂歌中歌颂了安娜女皇和其他一些人。在1741年11月政变后，他却完全心安理得地忘记了这件事，这就非常天真幼稚了。

[121] 《文集》第4卷，第268页。

[122] 罗蒙诺索夫所提出的地理论点，使人想起果戈理对俄国的赞词（见《死魂灵》第一篇）：“你本身既是无边无垠，在这里你怎能不产生无限的思想？既然有英雄用武之地，这里怎能没有英雄？”

[123] 《文集》第4卷，第266页。

[124] 同上书，第269页。

[125] 焦尔丹诺·布鲁诺极喜欢写宇宙诗。但与罗蒙诺索夫不同，他是一个泛神论者，这使他的宇宙灵感具有一种特殊的形式。

[126] 参阅《别林斯基文集》第7篇论术尔扎温的著作一文，莫斯科1883年版，第87页。

[127] 《索洛维约夫文集》，第1391页。另参阅П.Н.米柳科夫：《主要流派》，第24页。

[128] 同上书，第1355页。

[129] С.А.文格罗夫出版的论文集《俄国诗》中的论文《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圣彼得堡1893年版，第94页。

[130] 我们不久前才确信，多亏凯尔文勋爵，我国的列别杰夫才成为物理学的伟人。

[131] 他对于俄文的意见如何，下面一段话里表现出来：“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常说：西班牙文宜用来同上帝接谈，法文宜用来同朋友接谈，德文宜用来与敌人接谈，意大利文宜用来与女性接谈。但他如知道俄文的精巧，他当然会补充说，用所有这些语文来谈话都是不适当的，因为他会发现在俄文里有西班牙文的华丽，法文的生动，德文的严谨，意大利文的温柔，此外，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丰富和在表达上的简洁。这一切的详尽论证，需要在别的地方和其他场合去做，我对俄文的长期琢磨，使我对此深信不疑。西塞罗的雄辩，维琪尔的华丽，奥维德的口才，都不会在俄文里丧失其优点。最精微的哲学想象和判断，宇宙结构及人类交往中的多种多样的自然特性和变迁，都在俄文中有适当表达词汇。如果对某事未能准确表达，则其责任不在于俄国文字，而在于对俄文没有掌握充分的技巧”。《文集》第4卷，第10页，见献给保罗·彼得罗维奇大公的《语法》一书。这段话很像屠格涅夫对俄文的热情评语。罗蒙诺索夫不像屠格涅夫说得那样简洁，但却是同样真诚。

[132] 即在俄国传播西欧科学及哲学的丰硕成就的启蒙思想家的活动。

[133] 《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第2卷，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120—122页。

[134] 见《吉洪拉沃夫文集》第3卷，第2部分，关于罗蒙诺索夫的第2篇论文。第30—31页。

[135] 引自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1368—1369页。

[136] 这封信载叶西波夫所著《十八世纪的分裂派事件》，1861年版，第182—184页。文字仍照叶西波夫书中原样。

[137]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4卷，第172页。

[138] 同上。

[139]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4卷，第172页。

[140] А.А.基哲维突尔：《18世纪的俄国关厢公社》，莫斯科1903年版，第174—175页。

[141]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1384—1385页。

[142] 同上书，第3卷，第1383页。

[143] 阿斯特拉罕起义的积极参加者之一曾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司令部供认，他与其他起义者决定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后，将一切德国人，无分男女全部打死，同时找到国王，叩头请求保持旧信仰，不穿德式服装，不剃胡须。但是国王没有命令停止穿德式服装，也没有命令停止剃胡须，却将他打得要死。”（叶西波夫：《分裂派事件》第1卷，第130页。）的确，这位被告后来宣称这一切都是捏造，但其他证人的供词却使人相信这里的捏造成分是很少的。

[144]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1385—1386页。

[145] 当然，阿斯特拉罕人对外国人加于他们的侮辱的怨言，也许同样不免夸大。但在这些怨言里，是有许多非常明显的实话的。大贵族戈洛温在莫斯科研究了阿斯特拉罕人的控诉，极感震动，因而决定请求沙皇无条件地宽大参加起义的人们（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1386页）。

[146]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1382页。

[147] 同上书，第1381页。

[148] 同上书，第3卷，第1459—1464页。

[149] 同上书，第3卷，第1454页。

[150] 1718年，分裂派的叛徒皮季里姆报告彼得说，“分裂派在各城市达20余万人，其人数正在日益增多：在巴拉汗斯克，尤里耶夫斯克和波沃尔斯克等县，超过2万人。”（叶西波夫：《分裂派事件》，第2卷，第219页）实际上，根据皮季里姆的报告，他们的数目比这还要多（同上书，第200页）。

[151] 分裂派说：“我们的国王，其状如兽，戴着像狗毛一般的假发。”

[152] 叶西波夫：《分裂派事件》第1卷，第60页。

[153] 同上书，第594页。

[154] 同上书，第603页。

[155] 同上书，第2卷，第61页。

[156] 同上书，第619—620页。

[157] 他不仅读了圣经的斯拉夫语文译本，而且读了拉丁文本，他的拉丁文是靠自学和“不正确的教学”学得的。

[158] 参阅《吉洪拉沃夫文集》第2卷，第161页论文：《18世纪初期的莫斯科自由思想家和斯特凡·亚沃尔斯基》。所有关于特韦里季诺夫的资料都引自这篇论文。

[159] 亚沃尔斯基这样称呼特韦里季诺夫及其信徒。

[160] 关于这点，参阅《告洪拉沃夫文集》第1卷，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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