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十二章 尼·伊·诺维科夫的活动



I


　　我国大多数神秘主义者都属于统治等级[1]。

　　就这方面说，他们同我国“伏尔泰主义者”完全相似[2]。由于社会地位的相同，这两个派别虽然在对宗教的态度上极为分歧，而无论在教育上，或在其成员的习惯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

　　神秘主义者也好，伏尔泰主义者也好，都精通外文，特别是法文。精通语文，当时仿佛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俄国贵族的特点。这一情况对当时公立学校的教育大纲，发生影响。试举一例。莫斯科大学在开办之初，便附设了两所中学：即贵族中学和普通中学。贵族中学里除古文外，还学习德、法、意等国语文；而在普通中学里，则只学习古文。贵族中学由于课程较多而极大地优于普通中学。只要一看贵族中学的教学大纲，便可看到，这个大纲的制订者力图把该校学生教育成为能够在上流社会不受冷落的人们。在这个学校里，除各种新语文外，还学习击剑，跳舞，音乐和绘画。对于普通中学的学生，上级认为没有必要让他们学习这些“艺术”[3]。

　　因此，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公立学校里不能读到西欧作家著作的原本。他们当中的那些想补充所受教育不足的人们，不得不用自己的力量去获得外文知识，或者只有满足于翻译的版本。至于那些除此之外还想促进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的教育的人们，只有自己从事外文翻译，并且——由于我国出版事业的不发达自己出版自己的译件。

　　在颇为长期的过程中，在我国用俄文出版的书籍，只有比较有教育的非贵族知识分子和未受过适当教育的“县贵族”才去阅读[4]。

　　对于这种情况，当时的俄国作家曾表示不满。诺维科夫可能在所出版的讽刺刊物中表示的不满，更有甚于所有其他的人。在出身上，他是贵族和地主，但在教育上，他是一个真正的非贵族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在学习方面并不怎样幸运的知识分子。他虽然进过莫斯科大学的附属中学（贵族中学），但在1760年“因懒惰和缺课”而被开除。现在不能确定，他事实上是否懒惰。但我们知道，诺维科夫在被开除后参军（1762年），努力弥补本身教育的缺陷，并帮助他人自学。1766年他——当时是伊斯梅洛夫团的一名上士——便出版了波波夫从法文翻译的书：《两篇小说：阿里斯托诺耶夫奇遇和普罗米费耶夫人们的出生》[5]。译者在这本书里附录了《给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诺维科夫的信》，“称赞他崇德笃学，给人类赢得了坚固不拔的光荣”。此外，我们还了解到，波波夫的“思想产品不佳”，是他同诺维科夫结识的原因。波波夫约许将他的一切作品和外文译件都告诉诺维科夫。信的结尾写道：“我往后将对我们应该经常尽其力所能及为之效劳的社会，作出任何重要贡献。”波波夫的那些与这里所表述的观点相同的高贵思想，便是在同伊斯梅洛夫团的青年上士谈话的影响下产生的。由此可见，诺维科夫早年便扮演了一个热情宣传家的角色。不过，不管波波夫怎样说，舍勉尼可夫所引用的资料是毫无可疑之处的，他认为诺维科夫在那时就制订了出版计划。

　　但只是经过若干年后，他才能够着手实行这些计划。他为了等待有利于出版事业的条件，一度根据政府的任命担任法典委员会的文书工作，编写法典委员会“中层人士”科的《日志》，同时编辑《代表大会会刊》。诺维科夫传记的作家认为，他在法典委员会的职务，对于他往后的发展，给了巨大推动。当然，这是完全可能的。我还可以补充说，编写“中层人士”科的日志，应使他能对他本人——即令不是按照出身，也是由于教育和同情——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获得广泛的了解。当他在1769年开始出版《雄蜂》杂志时，他已明白看出了他的启蒙活动的方向。吉洪拉沃夫就指出，他承担了在中等阶级中进行讲解，也就是进行教育的困难任务。同一学者称他为我国“小市民文学的创始人[6]”。的确，诺维科夫给“小市民”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很重视他们的关注。不过，必须附以重大保留，才能说他所创作的作品是市民的。我们马上就可看到，何以如此。

II


　　“小市民”即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教育的条件而接近诺维科夫，毫无疑问，是他以作家和出版家身份所服务的中等阶级的读者。他热烈同情非贵族出身的知识界；当他看到他们在一切地方和一切事情上都被迫向贵族，特别是向富有和显赫的贵族让步时，他是极为愤慨的。在他出版的《雄蜂》杂志里，刊载了一篇故事，说有三个人争取同一职位，这个职位“需要一个聪明、有学问和勤奋的人”。竞争者之一是贵族，天生愚钝，无知，而且道德堕落。他的全部优点在于他有两千名灵魂（农奴）（故事的作者挖苦地说：“但他自己却无灵魂。”），还有许多显贵的亲戚。第二个求职者是一个不富裕的贵族，他虽无多大智慧，却受过教育，而且品行端正。第三个求职者，“按照某些愚蠢的贵族的说法”，是一个卑贱的人，亦即小市民。他具有很大的天赋才智，长期在俄国和外国学习。他的道德品质是毫无缺点的。他是“真理的卫士，扶贫济困，疾恶如仇，憎恨奢侈，诚实端庄，爱人类，爱科学，爱祖国；而且是一个通情达理的父亲，和睦的邻居，明察无私的法官”。此外，他以前还有过许多职务上的功绩。故事的作者在罗列了这位候选人的大量优点之后，向读者提出了一意义深长的问题：“得奖的是与大贵族有亲姻关系的蠢汉，还是德行优异的有功绩者呢？”[7]作者本人显然毫不怀疑实际生活怎样回答他的问题：愚蠢，但却富有，而且有显贵亲戚的贵族，既击败了不富裕，但多少有点学问的地主，也击败了很有学问的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

　　毫不足怪，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都争相阅读诺维科夫的出版物。除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外，他在商界中也有读者。诺维科夫表现为贵族等级恣意横暴——每每是极端野蛮的横暴——的敌人，其他所有的居民都多少受到这种横暴的折磨，商人等级在法典委员会的代表亦对于这种横暴提出控诉。在可能范围内，《雄蜂》及《绘画》的出版人热烈维护商人，而反对贵族的胡作非为。例如，在《雄蜂》杂志，第1部分，第4印张上，刊登了一篇有意思的报道，说一个穿着阔绰的妇人在商场上偷了两件贵重的网袋，被偷的商人不愿当着其他顾客使她丢脸，决定到她家里去向她说明，却遭到残酷的折磨：“这个贵族妇人不但揪掉他的头发，打伤他的眼睛，而且用鞭子打得他皮开肉绽。”这个报道的作者对于这件事情，大声疾呼地说道：

　　“合该倒霉的可怜商人！你是一个诚实健康的人，怎么胆敢向一个高贵的女贼去讨回你的网袋呢？你应感谢这位女贵族，她不要你赔偿名誉。事实上，她对商人难道不是极为宽大吗？”

　　诺维科夫不只一次谴责“显贵的老爷”盲目地爱好外国的一切，盲目地宁用外国的工业品而不用俄国的工业品。他证明某些俄国工业品——例如呢绒，——已不比外国的坏。他很少从事经济问题的研究，也许，他对这种问题完全没有兴趣[8]。但是，对于工商等级的活动，他却赋予重大意义，因为他坚信这种活动能够使国家富裕起来[9]。他对于当时这种活动的性质，不曾抱有多大幻想。在《绘画》杂志（第2部分，第18印张）里，我们看到，他指出——不过，是顺便提到的——我国大多数商人不懂得“商业的基本规章”。似乎，他——一个拥护彼得改革的人——对于这个无知的大多数的仪表，也不很喜欢[10]。但是，在商人等级中有少数人，诺维科夫认为他们有进步的愿望，他愿意给他们以帮助。这一点，可以说是无可怀疑的。

　　不过要记住，这个少数只是一个很微薄的阶层。我们手头极少资料，足以确定在诺维科夫各种刊物的订户总数中，商人占多大的比例。我们知道，例如，他在1773年创办“印书业促进会”和开始出版杜加尔东的《中国概况》时，在外省完全没有订户，而在首都，很大一部分订户是宫廷官吏[11]。此外，我们知道，诺维科夫在1773年初出版的《俄国古代维夫利奥费卡》，只有几个商人和霍尔姆戈尔斯克县的一个农民订阅[12]。据涅泽列诺夫统计，这类订户不到9人，而其他订户则为贵族（“贵族”、“高级贵族”以及“大人”）或僧侣[13]。在《曙光》出版的第一年，有52名商人订户，而当时订户总数达800人。次年，《曙光》有49名属于商业等级的订户，而订户总数则为620人[14]。这些数目不大的数字，不足以证明商界对诺维科夫的出版物有何广泛兴趣。当然，他的别的出版物可能在商人中有更多的订户。可能，他的讽刺杂志在这些人中可能比《俄国古代维夫利奥费卡》一类的专门刊物，或《曙光》杂志一类的宗教宣传刊物，更有销路。但一般地说，不能不承认，最少在70年代，诺维科夫的出版物传播得并不广。他自己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1775年3月从莫斯科写给科吉茨基的信中说：

　　“我没有任何本地新闻可以告诉你，不过，宫廷的迁离对我的业务造成了种种混乱，使我无法知道，怎样在本年出完《维夫利奥费卡》，因为订户不惟未见增加，而且其他的书，也几乎完全无人购买。”[15]

　　由此可见，不仅《维夫利奥费卡》以及类似的专门书籍销路不好，其他的书也是如此。此外，叶卡捷琳娜的宫廷虽非由俄国史专家组成，但却购买了诺维科夫的专门出版物。这很能说明问题。能够说明问题的，还有一个事实，即诺维科夫在1777年决定出版《圣彼得堡学术通报》时，是把这一出版物献给卡卢加省贵族的。当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为什么这时注意的是卡卢加省的贵族，而不是任何其他省份的贵族。但是，对于我们，只要知道这位同情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商人的出版家不能没有贵族乃至宫廷官吏的支持就行了。这一极有意义的事实，当然是由于我国当时的落后，在诺维科夫的社会观点上，留下了非常显著的烙印。

III


　　我们在《钱袋》杂志第4和第5印张的一封很有意义的信中读到：“小市民在学习，贵族在游手好闲，商人在经营商业增加国富。”这封信很可能是出自诺维科夫的手笔。根据这些警句，应该说，我们的作者也像法国第三等级的思想家一样，对于贵族是抱着否定态度的。如所周知，法国第三等级的思想家认为，第三等级包括特权等级以外的全部法国人民（toute la nation moins les privilégiés）。但如对诺维科夫的讽刺刊物更仔细的研究，你就确信，他对于贵族的整个阶层，并不是一视同仁。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同一职位的三个竞争者中，《雄蜂》只是将富有的地主描绘为懒汉，而不富裕的竞争者则是一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尽管他所受的教育没有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那样精深。因此，按照诺维科夫的意见，不富裕的地主比富有的、显贵的地主更能接受教育。

　　对于他的这点意见，似乎可用我在上面所说过的一个事实来反驳：即在1775年，当组成宫廷的“达官显贵”离开莫斯科时，诺维科夫的书几乎停止出售。但就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不是实际情况怎样，而是我们的作者不顾上述事实对于这种情况的想法。而他的想法却正是我所说的那样。非常明显，他对不富有的地主的同情，无可比拟地大大超过他对富户和显贵的同情。他挖苦外省贵族中的落后守旧分子[16]，但对他们当中的进步分子，则寄予巨大希望。他认为，在思想上他们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接近，这两个阶层的共同力量能够抵制“达官显贵”对俄国社会生活的有害影响。在《雄蜂》第八印张上刊登的一封署名齐斯托谢尔多夫给出版人的信，对于达官显贵和普通贵族之间的对抗。作了很有意义的指示。据齐斯托谢尔多夫说，一名宫廷官吏曾当他的面责备诺维科夫出版活动的粗鲁无礼，说什么“显贵的老爷毕竟不同于普通贵族，怎么能对他们像对普通贵族那样要求呢？”这样，在显贵老爷和普通贵族及普通人民之间便有了重大的对立。齐斯托谢尔多夫认为这种对立是完全自然的，他讥讽地建议出版人“继续刊登我们现在在《雄蜂》上所读到的那些剧本，不过当心，别将大贵族及其夫人的面孔照入你的镜子！写些讽刺贵族，讽刺小市民（原文如此！），讽刺衙门小官，讽刺出卖良心的法官，讽刺一切有过罪恶的人们的作品罢！嘲笑城乡居民的恶习罢！铲除那些根深蒂固的成见，压制弱点和罪恶罢，只不过不要触动达官显贵。”

　　在《雄蜂》的下一印张（第9印张），发现齐斯托谢尔多夫本人就是一个“小市民”。自然，这个小市民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这点完全不重要。相反，对于俄国社会思想史，重要的是诺维科夫在其第一个讽刺刊物里，便代表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用任何其他社会阶层代表的名义，将显赫的大贵族同所有其他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按照诺维科夫的意见，人民反对显赫大贵族的事业，其发动和领导，应属于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

　　法国社会生活发展的历史过程，将整个“国民”同整个特权等级对立。法国先进作家所认识到的这一矛盾，自然地使他们提出废除一切等级特权的要求。与法国先进作家不同，诺维科夫和他的同志们将普通贵族列入“国民”以内，心里只是将“显赫的大贵族”同国民对立起来，自不能在原则上否定这些特权。他们自身的思想的逻辑发展，必然会使他们同贵族特权妥协，促使他们只是极为单纯的要求显贵的老爷不要滥用他们的高贵地位。在《雄蜂》第I卷第32印张上，我们看到一位署名“我”（显然就是诺维科夫本人）的人向显贵老爷所提要求的一个有趣味的清单：

　　“我”希望，显贵的老爷们既然“身居高位，与众不同，也应该在德行上出类拔萃”；他们在升官晋爵时，“不要忘记与他们有别的贫困人们仍然处于贫困；不要忘记这些人要求他们的帮助，正如他们处于贫困时也会要求帮助一样；希望他们对于贫困者的请求不要听而不闻，无论他们多么苦闷，他们还是能做些好事的；希望他们更多地致力于国家的幸福，而不是致力于自身的幸福；希望他们不要将现在能够做到的事情推到明天，因为需要紧迫，时不我待”。

　　在这一希望的清单里，看不到对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任何暗示，哪怕是不着边际的暗示。“我”丝毫不反对现存的秩序，而且深知在这种秩序之下，不能没有“显贵的老爷”。“我”的全部希望，就是想使显贵的老爷参加慈善事业。您会同意，比这更温和的纲领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为了使读者相信自己的希望的充分现实性、诺维科夫指出，在俄国的现实生活里，是有许多德行完善的显贵老爷的。他甚至写出了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如O…，Π…，H…，C…，B…，Ш…，Б…，B…[17]，这在当时是显得鲁莽些。直到现在，也还有人以为确是鲁莽。在19世纪末，E.舒米戈尔斯基先生还对《雄蜂》的鲁莽，表示极不赞同：

　　舒米洛夫斯基写道：“将一部分达官显贵称为慈善家，而毫无证据地怀疑其他达官显贵，诺维科夫的行为当然是不慎重的。”[18]

　　我在前面说过，诺维科夫——在出刊讽刺刊物时期——是俄国最先进人物之一[19]。现在我们又一次看到，当时我国先进人物该是多么谦和谨慎。

　　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同当时在法国发生的情况相反，特权阶层和非特权阶层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在一切存在着特权等级的地方，概莫能外，——尚不曾成为我国社会政治进步的动力。有见识的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阶层，尚未成长到在原则上否定贵族特权。这个阶层几乎完全没有越出对“大权贵”采取无害的反对派的态度，并在这种反对派立场上，认为自己是同所有其他贵族团结一致的。这种贵族无论对于“大权贵”的贪婪暴虐行为时常多么不满，当然不能违反自己而去提出废除农奴制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非贵族出身的有学识的俄国知识分子，对于农奴制很少采取否定态度的原故。

　　商人对于农奴制，也不曾表示原则反对。索洛维约夫说，他们自己就希望获得奴隶；他们所不满意的只是在我国，占有农奴，完全成为贵族的特权。在关于制法委员会的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当时我国商人的特点，在社会方面，是保守的，甚至部分地具有反动情绪。在政治方面，他们对警察的横暴表示不满。然而这种不满也不曾促使他们图谋广泛的改革。当他们看到叶卡捷琳娜欣然迎合了许多贵族欲望时，他们遂热衷于对彼得时代的理想化。但是把这个时代理想化，意味着朝后看，而不是朝前看。我们在关于制法委员会的一章里还看到，我国商人当时显得不很能接受他们的代表所乐于引述——时常是不恰当地引述——的西方进步影响。我国商人的这种情绪不能不影响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在他们当中出现一些人，对杂志和书籍完全漠不关心。他们当中的个别人也曾摇摇笔杆，但这样的人不多，而且就是这不多的人，也都没有思想勇气。

　　诺维科夫比他的读者多少勇敢一些。然而不过是多少而已。在他出版其讽刺杂志的时候，普加乔夫起义的威胁，部分地正在发动，部分地已经临近[20]。但在他的这些讽刺刊物里，对于被奴役的农民的首创精神，毫无我们在拉季谢夫那里所看到的那种信心，哪怕是有条件的信心。诺维科夫很同情在坏地主统治下的农民。但这位拥护启蒙运动的人，却难得想到教育农民。不仅如此。可以认为他对于教育农民并未感到重大需要。我在前面提到，巴尔斯科夫先生说，诺维科夫在他的庄园里进行农业经济试验，完全不以这些试验建立在农奴劳动的基础上而感到难受[21]。巴尔斯科夫所指的试验，是诺维科夫在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进行的。涅泽列诺夫就这样说过，可以说这时的诺维科夫，已经不像诺维科夫本人了。请看从过去的诺维科夫的刊物里抄录的一些例子罢！

　　在《绘画》杂志的第一卷第19印张里，刊登了一封信，嘲笑轻信的人们竟求助于算命占卦。信的作者说，这伙占卦算命的老太婆，是一批坏蛋；他对于不仅在普通人中相信这种老太婆，感到愤慨。他说：

　　“普通人除了从事极端愚蠢和荒诞的迷信之外不会做出更好的事情。但是，我的先生，您能相信许多贵胄之士和中层人物，也都丢尽了脸，他们在这种场合里的表现同愚蠢无知的人们也都一模一样吗？对于这些人，最少应该希望他们有健康人的头脑，而他们却是这样单纯，以致受了这种女人的欺骗！这是很令人难受的！高贵的人物愈是混同于无知的群众，便愈是受到公正聪明的人们的嘲笑……。”

　　这种对“无知群众”的极为鄙薄的评语，在诺维科夫的杂志里，编辑部都不加任何反驳和保留地刊登出来了。

　　在《雄蜂》刊登了一些讽刺性的“特写”。这些“特写”所以值得注意，不是由于才华显著——这些“特写”是连才华的影子也没有的，而是由于其内容，最少其中一篇的内容。它嘲笑一个名叫胡多斯梅斯尔的人，这人毫无统率部下的能力。“任何一个奴仆都敢于同他顶嘴，劝告他，甚至要他听从他们的吩咐，只不过不鞭打他，而他也不敢鞭打他们。人们为此时而称他为主人，时而称他父亲，人们在他那里像生活在天堂里一样！……只是胡多斯梅斯尔在部下中，却如服苦役。”

　　对于这点意见，编辑部也不作任何批评。相反，《雄蜂》的编者在刊登这些“特写”时，向“青年作者”说了如下鼓励的话：“您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我希望更多地收到这样的文章，可惜不常收到。如果往后您送来像这样的文章，我将非常感激。”[22]

　　在关于讽刺杂志的一章里，我曾假定，诺维科夫在心灵深处，对农奴制是采取否定态度的。但我在那里已经补充说明，即令他对农奴制是抱着这个态度。但在他的出版物里，这一态度却并未表现出来。我们在这些出版物里所看到的，不是对地主权力本身的攻击，而只是对这个权力的滥用的攻击。我刚刚引述的事例，使我们有根据断定，诺维科夫的出版物甚至在反对权力滥用时，也未能摆脱那些把农奴制看为一种自然的、不容批评的制度的居民阶层的意识。

　　当我谈到诺维科夫不关心人民群众的教育时，我并不想说，他认为不需要对人民进行任何训导。在关于讽刺杂志的一章里，我叙述了登载在《钱袋》杂志，标题为“民间娱乐”的喜剧的内容。诺维科夫为这一喜剧而写的序言，主张“为人民写喜剧”，这种喜剧应包含道德教育，应“表演适于人民模仿的范例”。读者根据其所了解的“民间娱乐”剧本的内容，会同意我的见解：即这一剧本所包含的道德教育就是一条陈腐的规章，认为地主应善待自己的农奴（但不避免感化性的体罚），农奴应爱善良的地主。就令是最顽固的地主，只要他不是站在斯科季平和普罗斯塔科夫之流的水平上，也断然不会反对对农奴主提出这样的建议和对农奴提出这样的训导的[23]。

　　在本著第1卷的历史导言里，我曾指出，法国国王在同封建主斗争时，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而莫斯科大公和沙皇，由于我在那里所指出的历史条件，在同重臣大贵族斗争时，却只能从官宦的某些阶层中找到支持。我那时就补充说明，这一情况对于我国历史过程的整个未来发展，曾有重大影响。现在，我们看到，在彼得改革影响下产生的著作，也有类似的情况。

IV


　　有些学者断言，诺维科夫是小市民文学的出版家，他的出版物是以“中间等级”为读者对象的[24]。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事实上，诺维科夫通过他的出版物所接触的“中间等级”，其很大一部分——如果不是最大部分，是由贵族构成的。就在诺维科夫以后很久，——包括赫尔岑以前的时代在内，——我国反对派的文学不得不主要寄希望于贵族等级的某些人士。

　　在本书往后各卷里，我们将看到，这一情况怎样影响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至于诺维科夫的时代，我们业已看到，他一方面扮演了反对“名门显贵”的反对派文学领导人的角色，同时又未能（即令他愿意）捍卫必须进行严肃认真的社会改造的主张。这种主张也不符合我们所说的“中间等级”的其余两种成分，即商人和官宦的情绪，他们当时还都很保守。

　　诺维科夫的出版物所反对的“名门显贵”，当时曾很受法国影响。这一事实已足以引起那些对“名门显贵”抱着反对派情绪（尽管这种情绪极端谦和）的居民阶层对这种影响的不信任。但是还有另一原因加强了“县贵族”，商人和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对法国人的恶感：这一“中间等级”由于自己的保守主义不能够同情法国先进作家的改革要求，害怕他们的大胆结论。中间等级对于“伏尔泰主义”，比领略过法国先进作家的禁果的洛普欣和其他“显赫”贵族即令不是更为害怕，也可能是更为无知。诺维科夫在这方面也是我国“中间等级”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对“名门显贵”的恶感，其来源之一在于他相信精通法文的人们过于迅速和轻易地接受不正直的作家的论点，这些作家“根据物理学，证明太阳、月亮、地球和一般宇宙结构，能够不经过神而取得其存在”。他以为“其他的人”，显然是指那些不懂法文，或懂得不多的人们，能够对旧的宇宙观保持更稳定的传统依恋心情，因而更能够对大胆的法国思想家的“幻想的反神证明”，采取蔑视的态度。最少，在一封署名P……的人的信里，就是这样说的。这封信包含着关于作者的一次笃信宗教的梦境的极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发表在诺维科夫的最好的讽刺杂志《绘画》上。信的作者补充说，对于无神论“传染病，除了时常提醒青年注意，凡是忘记上帝的人定将引起上帝的正当震怒之外，别无他法可以防止”[25]。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很合当时的“小市民”读者的胃口的。

　　诺维科夫虽然由于勤奋读书，填补了他在学识上的大量缺陷，但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的造诣永远不足以使他理解法国哲学。在关于方-维津的一章里，我已说到，法国哲学理论以奇怪的方式在诺维科夫的思想里同“卷发科学”的规则交织在一起。理论思维显然为他所不能理解。在狄德罗到达彼得格勒时，诺维科夫说：“他是一个聪明的法国人，但他是不信神的，对他不能信任。”对于这种说法，毋需再补充什么了。

　　如果我们想对诺维科夫这时的观点加以总结，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忘记他的自述，说他直到70年代上半期，还一直站在“伏尔泰主义”和宗教的歧途上[26]。实际上，就是他在世的这一阶段，我们的作者接近宗教，远远超过于接近“伏尔泰主义”。对于他关于自己的证词，必须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即他并不觉得当时应对法国新哲学家的一切意图，都予以坚决驳斥。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当时的一些出版物中，意外地看到一些关于最“优秀”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作家的赞语。

　　诺维科夫作为受了西方影响，已认识到学习必要的社会阶层的文坛代表，对于凡是可以促进这些阶层见识的事情，都予以热烈的同情。他虽然不喜欢法国人，但他看到法国在文化方面远远超过俄国，因而对法国人不无羡慕之感。但他却用一些历史的理由来宽慰自己：

　　我们在《钱袋》杂志上读到：“俄国人在科学和艺术探讨上的敏锐、智能和洞察力并不亚于法国人，他们有更多的坚定性、耐性和勤奋（原文如此！）。法国人和俄国人在科学探讨上的差别，整个地在于这一人从事科学比另一人迟得多。”

　　在谈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事业震惊了整个世界，她在俄国传播科学和艺术的热情与路易九世在法国并无二致，并对她倍加恭维以后，作者继续写道：

　　“如果看看俄国在科学艺术探讨上所取得的迅速成就，那就应该作出结论，认定俄国的科学和艺术，将比法国在更短的期间，达到完善。”[27]

　　但是，如果仅就宫廷官吏的狭隘范围说，俄国教育从来没有重大成就。这个思想是诺维科夫所欣赏的思想之一。就在他越来越热衷于神秘主义，烧毁了许多他以前所崇拜的东西的时候，他也继续保持了这一思想。在他的《莫斯科月报》里，发表过一篇在许多方面都很出色的论文：《论艺术和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论文的作者坚持，教育必须把根子扎到人民的土壤中去。他写道：“人民是科学成果的第一手收集者。这种成果到达‘显贵’的人们（又是‘显贵’！——著者），是很晚的。不要以为这种成果是突然在某种人民中繁荣起来的，或以为只要从其他国家来了一些学者，就能得到成果。这种学者能够粉饰沙皇的宫廷；要说他们能够使整个国家都有学识，那是极为罕见的。”

　　文章引述了一些历史事例，以为证明：

　　“普托洛梅·菲拉德尔夫、康斯坦丁·波尔菲罗盖尼特、查理大帝和阿尔弗雷德虽然都曾从各地邀来了大批学者，但在他们那里，科学并未建立，就令在皇帝的庇荫下有所繁荣，也只是在国王加意培育的时候；而一旦失去了这种培育，便会遭受另外气候的严峻压力；剩下的东西都会同所有在其庇护者短期培养下结成的果实，一道凋谢。”[28]

V


　　在19世纪40年代，A.C.霍米亚科夫曾竭力证明“脱离生活的知识的无用”[29]。实质上，这就是《论艺术和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文作者所发挥的同一思想。就其本身说，这一思想并未包含任何特别斯拉夫派的东西。在罗蒙诺索夫的著作里，也可找到这种思想，——不过，如德国人所说，他是“在另一联系上”提到这一思想的。这一思想亦曾为雷纳尔所提出和详细阐述。[30]

　　诺维科夫以及方-维津、洛普欣同斯拉夫派的亲近，是由于对西方先进思想的恐惧。由于法国是这种思想的主要策源地，所以，像方-维津一样，他坚决地认为德国人比法国人好。在《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对话》里，德国人在我们面前表现为“光明正直”的典型，而法国人则被描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按照当时俄国作家的习惯，给了这法国人一个明显表示其道德特征的名字：舍瓦列 ·德 ·曼松日[31]。对法国先进思想的恐惧，无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的特点，但不能把这种恐惧看为斯拉夫派所独有的特征。此外，在前面的一章里已经指出，诺维科夫是彼得改革的崇拜者[32]。

　　最后，——这一点最为重要——诺维科夫并不曾从俄国的旧生活里找到足以与西方先进社会思想运动相抗衡，又能使他从这种抗衡中得到持久的满足。对于这一点，必须加以说明。

　　在一段时期里，诺维科夫极度热衷于把过去黄金时代——彼得时代，甚至彼得前时代——的俄国道德风尚，加以理想化。他在出版《钱袋》时，显然处于这种理想化的高潮。“光明正直”的德国人在这本杂志里向虚伪的法国人咆哮道：

　　“啊！当人力能够促进俄国人的教育，恢复他们的由于使用钱财而被毁坏了的过去道德风尚时，那时，就可将他们摆在人类楷模的地位上了。”

　　接着，我们的作者又让他的善良德国人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见解，说明为什么莫斯科罗斯的几个国王都不急于教育其人民。

　　善良的德国人说：“我觉得英明的俄国古代国王仿佛预感到，由于给俄国引进艺术和科学，俄国的最珍贵宝物——道德风尚，便会遭到无可挽回的毁坏；因此，他们宁愿其臣民对某些科学部门茫然无知，但具有优良道德的人，是忠于上帝、国王和祖国的。”

　　这一见解使我们想起波尔京对于莫斯科国家不愿派遣其臣民出国的解释，而诺维科夫补充提出的理由，则仿佛是从《解毒剂》中抄来的：“不要反驳我，说俄国人在古代亦有缺陷。我答复你，所有的民族在任何时期都有其特殊的缺陷：请注意读读本国历史，你就可看到，那里的野蛮愚昧更有甚于俄国。”[33]波尔京和叶卡捷琳娜就是这样考虑的。

　　如果其他国家更为愚昧野蛮，显而易见，俄国应是最文明的国家了，不应是俄国向其他民族学习，而应是其他民族向俄国学习了。可是，诺维科夫在真正接近于这一结论时害怕起来。他怀疑起来了。

　　《钱袋》的下一期，没有把善良的德国人同万恶的法国人的对话登完，却刊登了一篇有意义的给出版人的信。信内对古代俄国德行的理想化，提出了尖刻的抗议，断言出版人爱好这种德行，是一种道地的狂妄行为。

　　信的作者写道：“您一定出生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是说，那时俄国的沙皇在新婚的第一日用蜂蜜沾发，而在第二天便与皇后一道洗蒸汽浴，并在那里共进午餐；那时全部科学就是一部教堂日历；那时用长柄勺饮酒和吃蜂蜜；那时没有亲眼看到未婚妻就结婚；那时一切德行都掩盖在密密的长胡须里；那时由于各种不同的标志……架起木材实行火刑，或者根据特殊宗教信条将活人埋入土中。”

　　信的作者“搜寻”了《钱袋》出版人所捍卫的那些俄国古老德行，指出出版人的方法完全不能成立。出版人听信了老年人的口头传述，他们固执地说：在古时生活得好些，在古时人们更富有，也更聪明，在古时庄稼长得好些等等等等。然而，“不是所有的口头传说，都值得相信”；最好是读些书。而最值得信赖的书，是法国书。“法国人民最爱钻研科学，特别是语文科学；就是我国历史，他们也在我们之前进行了研究（原文如此！），给我们提供理解，开化我们的愚昧无知。”根据法国资料，作者断言，谈不上什么古代罗斯德行。他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就是在彼得前的罗斯业已变得强大时（例如，在沙皇伊凡·华西里耶维奇时代），俄国也还是受着君主独裁制的折磨，愚昧无知依然保持着以前的力量，因为道德风尚是不能用“鞭笞、压制和剑来改正的”。可惜，信中谈到彼得改革的地方，有很多删节，这当然是由于害怕检察机关的原故。关于彼得改革，我们知道的一点是：“他”不曾从这方面进行对俄国人民的教育，因为他所求教的不是唯一能教育我们的法国人，而是德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

　　接着，在信里谈到旅行巴黎，学会法国上流社会习俗的好处。显然，诺维科夫（这封信很可能是他自己写的）想按照他的习惯，将推崇法国而否定俄国古代德行的人，描写为轻浮的，甚至可笑的人。可是，他未能作到这一点：读者看到，信里提出的论断，都有其颇为严肃的根据。诺维科夫许诺给信的作者回信，“要他勿自命不凡，以为他的反对意见都是正确的，都是不能反驳的”。《钱袋》的出版人不曾履行诺言。显然，他对俄国古代德行的怀疑，比他最初感到的更为深刻，他已无法收拾。因此，即令他接近于吉洪拉沃夫称之为“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特种斯拉夫派”[34]思潮，但他在这方面的坚定性却不算突出。他对俄国古代德行的推崇，已为对这种德行的怀疑所代替。这对他的观点的往后发展过程有强烈影响。

VI


　　佩平断言，在诺维科夫的发展里，既无突然的间断，也无方向的改变[35]。这对，也不完全对。我们在下文将看到，这在什么意义上对；现在只是指出，佩平的这一论断需要作哪些修正。

　　当一个18世纪的俄国人由于对无神的“伏尔泰主义”感到恐惧而变为神秘主义者时，他是不怎样自相矛盾的。神秘主义只是这人以前就保持过的方向的最后一步而已。但是只要没有走到这一步，这个对“伏尔泰主义”心怀恐惧的人，还是在逻辑上和心理上，有可能对那些从彻底神秘主义者观点看来毫无意义的社会任务，发生兴趣的。对于这种任务的丧失兴趣，可以称之为“伏尔泰主义”思想敌人的发展过程的间断。而这种间断，在诺维科夫那里也可看到。

　　他虽然在出版其讽刺刊物的时代是法国先进学说的敌人，但在这些学说的间接影响下，他毕竟还对改善当时存在于俄国的事物秩序，有过某种——尽管极为微弱——意愿：试一回忆他对“名门显贵”的反对态度，他对残酷地主的抨击，他对我国当时“司法”的嘲笑等等。但在他热衷于神秘主义时，他却认为人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如果同人对神的态度问题相比，那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他以前的视线尽管由于成见而显得非常模糊，可是贯注于人间，而现在却转向天上了。死后存在的思想成为诺维科夫的主导思想。如果他还像往常一样谈论教育，如果他在什瓦尔兹的热情支持下，利用其与富有的神秘主义者的联系，以在当时俄国前所未见的规模扩大其出版活动，那也不应忘记，他现在是以真正“坟墓”精神（用波米亚洛夫斯基的话说）来教育人民的。诺维科夫的第一个神秘主义刊物——前面提过的《曙光》杂志，便充满了这种精神。

　　在这个刊物里，宣传人是为幸福而创造的，而幸福则在人自身。如果他有德行，他虽身受桎梏，也是幸福的：灵魂是禁锢不了的。有德行的人，无论其人间灾难有多么巨大，但死亡将结束这种灾难；而在死后的生命里，等待着他的，将是永恒的幸福。因此，在呻吟痛苦中饱受折磨的善良人，可比拟于在明天就要成为皇帝的囚徒：这样的囚徒，没有人说他不幸。所以，死比生好，黑暗使灵魂脱离人间浮华，迫使灵魂专心致力于自身，也比光明好。生与死的对立，不过是躯体与灵魂的对立。灵魂一旦摆脱了躯壳，它将洞察真理，生活在自身以内。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应孜孜以求的幸福，而道德就是要帮助别人得到这种幸福的。在《曙光》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发挥一种思想，认为人间的绝顶才智给艺术和科学带来许多好处，但艺术和科学在我们死后，却使我们仍旧非常低贱；因此，对于艺术和科学，不应重视[36]。在另一篇文章里，宣传“愚昧无知和极深奥的科学，在法律的考虑上，都是有害的”，我们应该“盲目地信神”。有趣的是，《曙光》曾预见到“克莱采奏鸣曲”[37]的哲学。它宣称不同性别的恋爱是恶，因为在恋爱里暴露着“人与兽的共同性”。看来，很难在“坟墓精神”方面比这走得更远了。然而《曙光》却走得更远：它说，“笑难道不是罪行”。

　　如果，笑一般地“难道不是罪行”，那就很明显，讽刺作家的嘲笑一定不符合我国神秘主义者的胃口了。诺维科夫一度拥护“指名道姓”的讽刺，现在却认为只能对“一般的恶习”进行讽刺，就是说，只能进行不伤害人的讽刺，而这正好是《万有》，与《雄蜂》相反，一度维护过的那种讽刺思想啊！的确，就在成为神秘主义者后，诺维科夫有时也感到打击恶习的需要。《莫斯科月刊》谈道：“刺伤恶人到心灵深处，用他的觉醒的良心去折磨他，”这是仁爱的责任，这种“德行的复仇”，是上帝容许的。为了进行这样的“复仇”，必须有“指名道姓”的讽刺，更需要对制度的讽刺。然而指名道姓的讽刺和对制度的讽刺，是同神秘主义的情绪不相协调的。因此，现在诺维科夫只是在极罕见的时候提到它。不仅这样，他现在愿意比当年的《万有》更严厉地谴责它。在《长眠的热爱劳动者》[38]里，刊登了一篇给出版人的信（又是“信”！），说的是信的作者如何梦游帕尔纳斯克公路的故事。他在公路上，在各种不同文学部门的代表中，遇到一些讽刺作家和批评家。他看到，他们的形象很不美观。他们的眼睛像闪电般发光，言谈毫无顾忌，经常发出“谩骂和丑恶言辞”，他们像强盗般攻击别人。大量讽刺杂志的发行人，需要经历多少沧桑，才能对讽刺作家形成这样的理解哟！

　　诺维科夫以前也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现在，他的政治冷淡态度，获得了思想根据。如果德行能将一个最不幸的人变得形同奴隶，而这奴隶在明天（即在死后）便会成为皇帝，那就不需要搞政治了。《莫斯科月刊》宣扬说，只有恶人才不自由，而有德行的人则在任何国家里都享受平等的自由。读者看到，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自由：是通过逃避人间关系的罪恶世界而获得的自由啊！

　　然而诺维科夫就在逃出我们的罪恶世界以后，仍然对法国解放哲学保持着厌恶态度。在他的所有神秘主义刊物里，仍然继续实行反对百科全书派的斗争。在《曙光》里就发表了《善士旅行记》，其中一章的标题为《卑鄙的人们》。这章里的卑鄙人有斯威夫特，拉洛希福可，贝利，《拉美特利》和爱尔维修。

　　A.涅泽列诺夫指出：“不要以为《曙光》同百科全书派的斗争，在于对这些作家进行谴责。在一篇文章里把他们称为‘卑鄙的人们’，这只是个别的事实，也可说是偶然的事实。杂志进行了另一种争论：它反对新哲学学说的实质。在这里，所有的证明都归结为一个目的，——证明灵魂的不朽。”[39]

　　当然，在一篇文章中把这些或那些作者称为卑鄙的人，这是一种个别的事实。然而这种个别事实在这里却完全不是偶然的。诺维科夫在所出版的讽刺刊物里不只一次说过：使人成为卑鄙的，不是出身，而是不道德。于是在这些刊物里，百科全书派被描绘为不道德的宣传家。而在他变为神秘主义者后，他更加相信他们是不道德的。7月份的《曙光》把新哲学家称为卑鄙的人，而在12月份的《曙光》里，又证明有德行的人，都相信灵魂的不朽。诺维科夫认为反对这种不朽的应该是哪些人呢？显然应该是那些没有德行，不道德的人，也就是“卑鄙的人”。不过，事实上，并非所有解放哲学的宣传者都反对灵魂的不朽。从这里应该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诺维科夫由于对解放哲学的各种类型都较为了解，所以不曾将其所有代表人物都归于卑鄙人的范畴。但很明显，就是这样，他也仍然要将拉美特里和爱尔维修以及所有彻底唯物主义者，都归入这一范畴的。

　　A.涅泽列诺夫在他的著作里摘录了刊登在《晚霞》的一篇讽刺诗《致伊济斯科耶夫》。诗里提出问题：“什么动物最不像人？”答复是：“哲学家。”[40]这比《“卑鄙人”》一点也不好些。刊登在这一杂志并为涅泽列诺夫教授所引录的一些只为宗教法庭所应有的意见，都可与这首俏皮讽刺诗相提并论。例如，在同一杂志里刊登的索伦《谈谈自由思想者》一文中提出，根据列维特的书，对于不信神的人，应该用石头砸死[41]。涅泽列诺夫对此作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认为诺维科夫没有看出在他的杂志里“扔进了”一些内容与他的观点的一般特点相矛盾的作品[42]。然而不幸的是，这里任何矛盾也没有。

　　这一“扔进了”以哲学家为最低级动物并主张用石头把哲学家砸死的《晚霞》，是诺维科夫在什瓦尔兹密切参加下出版的（1782—1783年间）。有些学者说，什瓦尔兹是这个刊物的主要领导者[43]。我们已经知道，什瓦尔兹是一个多么顽固和彻底的蒙昧主义者。涅泽列诺夫教授完全错误地断定在诺维科夫刊物中发表的那些认真的著作，在批驳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学说的时候，通常都未提出必须取缔发表这种学说的著作[44]。当诺维科夫还在出版讽刺刊物时，他就以为怎样也不能没有书报检查。他说：“国家的共同安宁，特别是每一公民的安全都要求禁止出版充满反对神圣法律的书籍，国王和祖国都憎恶这种刻毒而富于诱惑性的作品，它们能够危害青年人的心灵，或导致无辜的人作恶。这种作品的作者不配称为作家，而应认为是社会的败类。”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指出对书刊进行宗教和政治检查的必要：前者主要检查能够动摇宗教信仰的作品，后者主要检查有关道德风尚的作品[45]。毫不足怪，我们的作者在耽溺于神秘主义之后，更坚决地相信书报检查在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中所能带来的好处，更牢固地吸收了把不信神的哲学家看为“败类”的观点。在他的第一个神秘主义刊物《曙光》里，《善士旅行记》的作者呼吁国王“歼灭通过出版自由而流传的不信神”[46]。在同一方向的最后刊物里（在《长眠的热爱劳动者》中），谈到“所有诽谤神的书籍，反对神明的谩骂，破坏社会幸福的学说和意见，敌视政府的议论，辱骂性的作品等等，都应予以烧毁”[47]。涅泽列诺夫补充说，这篇内容毫无自由主义的文章的作者，要求对渎神的作家进行刑事预审[48]。但这毫无补益。一般说来，法庭审判当然比行政审查好些。但在法庭是根据野蛮的刑法作出裁判的条件下，被告的利益还是要受到损坏的。《自然体系》的作者难道会由于这一著作是根据议会的裁决，而不是根据某一行政官吏的命令被烧毁，而感到许多的宽慰？一个作家要求烧毁他所不喜欢的流派的书籍，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蒙昧主义者。

　　涅泽列诺夫以为诺维科夫不是用“共济会的妄诞想法，而是用哲学思想来对抗18世纪的解放哲学”[49]，这也不对。当然，在诺维科夫尚未成为共济会员时，他自己不能依靠“共济会的妄诞想法”同这一哲学斗争。但是，他那时的哲学思想的内容，不过是一些关于“不信神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创世智慧和关于“不信神的”人们的不道德等等陈腔滥调。而在他参加共济会后，特别是在他由于什瓦尔兹的影响一变而为“蔷薇十字会”会员时，否定哲学和科学思维的最主要方法，便成为他的“哲学”的主要特征了。

VII


　　涅泽列诺夫力图证明，仿佛诺维科夫与真正的共济会员——更确切些，与“蔷薇十字会”会员——相反，不曾相信“神秘的科学”。事实上，在他的神秘主义杂志里，有些论文嘲笑过这种科学。然而在这些杂志里刊登这种论文，并不足以证明涅泽列诺夫意见的正确。诺维科夫的思想方式从来不以严格的彻底性见长。因此，在他的讽刺杂志里，除对解放哲学进行猛烈攻击之外，又完全意外地看到一些对这一哲学的最优秀代表的赞扬。同样，他的神秘主义杂志在宣扬最愚昧的“坟墓精神”的同时，有时又发表一些清醒的思想，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宫廷官吏受到教育，不能算是开明的国家，或如他认为君主专制的政制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以及认为对于“神秘科学”应予嘲笑等等。但这些例外的情况，丝毫不能动摇一般的通则；它们只能证明，法国解放哲学的启蒙影响，就在那些认为这个哲学极端危险，认为同这个哲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道德上责无旁贷的人们当中，也部分地在流传。洛普欣和其他出身名门贵族的俄国神秘主义者，也都未能逃避这种影响。诺维科夫和他所呼吁的那些多少有些学识的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尤其不能防止这种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足以说明洛普欣的宇宙观的性质。它也不曾决定诺维科夫的世界观。

　　至于特别是关于他对“神秘科学”的态度，则根据他在受审讯时所作供词，可以构成正确了解。他在一次供述中说：

　　“关于在查抄的文件中所说的炼金术和寻求点金石[50]以及其他化学的实际工作处方，尽管那里有，但是由于我们当中还没有人知道这种工作的实际发现，所以对于这一切，迄未进行。在库图佐夫离开柏林之前，谈到（关于这一点，我不记得在我的供词的什么地方提及）库图佐夫将从事实际化学工作的学习。但是这一诺言曾否实行，我不知道。我只是听到特鲁别茨基公爵说，库图佐夫写信告诉他，说他已学习实际工作。”[51]

　　可见诺维科夫全然不否定炼金和制造点金石等等的可能，而只是由于一个完全充分的理由，即还未得到其“实际发现”所必需的东西，而没有从事这一工作。

　　召灵工作，显然经常受到诺维科夫的嘲笑。他在给A.A.勒热夫斯基的信中写道：“召灵不过是瓦阿洛夫的一种秽亵行为，或在《圣经》的许多地方受到咒骂的所谓某种魔术。”[52]当然，对某种魔术的这种态度，使我们对诺维科夫的健全理性，表示欣赏。但是，第一，否认某种魔术，不过对魔术的各种形态之一——“坏”魔术，缺乏信仰。谁否认“坏”魔术（某种魔术），他便是相信好的，真正的魔术。这种信仰已足以在非常确定的意义上说明一个人的宇宙观的本质。第二，没有什么比相信“某种魔术”为“真正共济会”主要特征的想法更错误。“英国系统”距离这种信仰很远，但这不妨碍它成为共济会的系统。就是在“蔷薇十字会”会员中，也并不普遍承认召灵的可能。洛普欣有时也表示反对“某种魔术”。我们是否说，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共济会员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封给勒热夫斯基的信里，诺维科夫虽坚决反对“某种魔术”，而对“蔷薇十字会”会员的智慧，却倍加赞扬，认为莫斯科共济会员能有这种智慧是什瓦尔兹努力的结果。他说，“由于他们（即莫斯科共济会员。——著者）所不应有的幸运，他们获得了共济会的拥抱和祝福的最大和过度奖赏（句义不明——著者）；他们闻到了天国的纯洁的和振奋人性的共济会气息，使他们能够从广阔无边的宇宙开天辟地以来不断涌现的源泉中，解除认识上的饥渴”[53]。

　　只有学会了“蔷薇十字会”会员思想方式的“真正共济会员”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诺维科夫一方面否认召灵的可能，同时却完全站在神秘主义的立场上。他给卡拉姆津写的一封著名的信表明，由于这一原因，他对科学采取什么态度。他在信里阐明了他对真正哲学的任务的看法。他说：“我不喜欢冷酷的哲学，我觉得真正的哲学应是火热的，因为它来源于天国。”这种哲学通过直接的途径引向真正上帝的认识。在他所提出的根本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以下问题：“自然界只有一个，还是更多？我们所看到的可见、可感觉的世界是否为上帝所创造，或者不是？何谓天？天是否只有一个，还是更多？神的三分性是否印在所有的生物上？我们对此应该怎样理解？”诺维科夫认为同样重要的问题还有：“为什么摩西说上帝创造亚当做丈夫，又创造了妻子？而尽人皆知，按照他的说法，亚当存在时，还没有夏娃，当亚当需要睡眠时，夏娃就从亚当的肋骨里创造出来了。”诺维科夫在这里不知不觉地接触到在研究闪族人民的神话时产生的一个最有趣味的问题。不言而喻，他不曾从科学——应该指出，科学在当时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从神秘的发现中寻求它。他像自认为掌握了最高知识的一切神秘主义者一样，从上而下地看待科学。他说，“在我国的尊敬天文学家的允许下”，科学发现7个以上的行星，这是“梦呓”：“不可能更多或更少，就是7个行星；因为上帝只是创造了7个，并使每一个行星具有相当力量。”这样的见解是毋需评说的。

　　使诺维科夫感到不快的是，“现在物理学家”不满足于4大原素，而接受为数更多的原素。“化学家将以前的一切都抛弃了，而给我们一些什么气体，也就是给我们一些毫无意义和力量的空洞词汇”。诺维科夫拒绝列举学者们的一切“梦呓”，责备他们说：“尊敬的古代哲学家和元老都不是这样理解哲学的。”[54]

　　这样的观点，他不仅在写给卡拉姆津的信中说过。在给X.A.切博塔廖夫的一封信里，他很惋惜“现今的开明世纪摒弃一切奇迹；新哲学家称这为迷信。我祝愿有这样一个语法学家，能用“迷信”一词的词源来向他们证明：迷信的不是那些相信奇迹的人，而是那些不相信奇迹的人”[55]。

　　更能说明诺维科夫的思想方式的是他写给同一切博塔廖夫和M.O.穆德罗夫的信（1813年6月17日）。我们从这封信中了解到，在与他的齐赫文斯克庄园邻近的村庄里，死了“一个年轻的糊里糊涂的妇人”，但是她在一昼夜后复活了，叙述了她在死后所不得不进行的9次谈话。一个坐在宝座上的金光灿烂的人对她说，他们将放她回到人间，不过要她向人们传达各种训诫。

　　这位金光灿烂的人吩咐说：“向你的公爵夫人说，她命令在新教堂圣洁化后举行几对夫妇的结婚仪式，而同时却命令在旧教堂里举行青年人的葬礼，这事她做得很蠢。如果她命令在新教堂里举行安魂祈祷，而在旧教堂里举行婚礼，那她就做得更好了。”接着又训示说，闻闻鼻烟和吃土豆不是罪过，而憎恶自己的亲属，嫉妒他，想他做坏事等等，才是罪过，等等。可怜的诺维科夫竟然相信“年轻的糊里糊涂的妇人”的这些胡言乱语。他用教导的口气说，“这些奇遇是值得注意的”。

　　涅泽列诺夫教授显然以为，真正共济会的主要特征，是承认利用“某种魔术”召唤灵魂的可能这类迷信。这是可笑的。然而姑且假定这是对的。那时就会发生一个问题：诺维科夫对于那个妇人的不可听信的胡说的天真信任态度，同这种迷信有何区别呢？

　　涅泽列诺夫教授自己看到，有许多事实确证诺维科夫是一个“真正的共济会员”，但他却断言这些事实都发生在诺维科夫业已停止发行他的杂志以后。

　　在我所引证的涅泽列诺夫的著作里多次说：“诺维科夫终于成为真正的共济会员，但他成为真正共济会员，是在《长眠的爱好劳动者》停刊以后，也就是在他业已发表了那些足以使他在我国文学和学术史上取得崇高地位的观点以后。”为什么教授对于使诺维科夫堕落成为共济会员的“沉沦”——这种“沉沦”是紧接着他的最后一本杂志的停刊发生的，而这最后的杂志又特别明显和有力地表达了这种观点，——感到奇怪呢？然而根据涅泽列诺夫教授自己的言论，事情的经过完全不是如此。

　　我们的学者将导致诺维科夫“沉沦”的过程，规定在1784年和1785年时期。他说：“正是在这些年代里在著名的活动家的心灵里，开始完成变革，这种变革，部分地说，是同后来击倒果戈里的变革相仿佛的。”[56]可是，《长眠的爱好劳动者》就是在这些年代出刊的。因此，诺维科夫正好是在他的沉沦过程完成的时候，特别明显和有力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的。这确实是奇怪的。当果戈里开始遭受那“击倒”他的变革时，他已无力从事文学活动了。涅泽列诺夫的年代学知识能说是优良吗？

　　不优良！我在上面引录的诺维科夫写给A.A.勒热夫斯基的信，表达了他对莫斯科共济会员“由于不应有的幸运”，能够“闻到天国的，纯洁的，振奋人性的共济会气息”的喜悦。这封信便是在1783年写的，也就是在《长眠的爱好劳动者》出版以前写的。只是这一点，已足以使涅泽列诺夫教授的人造结构，像纸架的玩具小房子一样解体了。

VIII


　　非常可能，当佩平谈到诺维科夫的思想发展过程，缺少飞跃和变革时，他所指的就是这种幻想的结构。如果这样，那他是对的。在《长眠的爱好劳动者》停刊以后，在诺维科夫的心灵里，并未发生任何变革：他仍旧是神秘主义者，他在开始出版《曙光》以前就是这样一个神秘主义者。

　　Г.图卡列夫斯基没有重犯涅泽列诺夫教授的错误，后者对于诺维科夫精神境界的年代考证，了解得太坏。但是图卡列夫斯基却犯了另一不小、如果不是更大的错误。他错误地解释了诺维科夫的神秘主义观点，毫无根据地将他的神秘主义观点同其他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的观点对立起来。请看他关于这点是怎样说的：

　　“如果神的王国就在我们自身之内，那就很明显，应该按照爱人类，救助亲属的理想和其他基督的美德来建立生活；那时，躯体和人间生活才是合法的和必要的。”[57]

　　“但如果神的王国在天上，如果人间生活只是通向未来的过渡，那就应使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神目光倾向天上，而让‘躯体的生命’死去。谁都明白，必须‘模仿基督’。但是怎样模仿呢？应该像阿伦特[58]所宣传的那样，模仿基督救苦救难？还是应该像福马·克姆皮斯基所号召的那样，模仿基督受苦受难呢？”[59]

　　图卡列夫斯基以为，什瓦尔兹以其“深刻的智慧”（！），也许对于这个问题找到了一切人所满意的答案。但是，什瓦尔兹死了，问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于是，共济会分裂了：诺维科夫走上了阿伦特所号召的方向；而洛普欣，科洛科尔尼科夫，涅夫佐罗夫和其他的人，则追随了福马·克姆皮斯基；最后，特鲁别茨基，库图佐夫和彼德罗夫“走进了炼金术”[60]。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人造的结构。

　　当然，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是有各式各样的。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无可避免的。但这只不过是同一宇宙观的不同式样而已。这里是任何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间的分裂，都谈不上的。如果有过这种分裂，那么，为什么诺维科夫在他的所有信简里，对此连暗示也没有呢？为什么洛普欣在他的“札记”里对此一字未写，而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在他们的通讯里提也不曾提呢？

　　图卡列夫斯基对于“神的王国就在我们自身之内”这一原理的内在逻辑的完全错误理解，使他犯了错误。

　　实际上，这一逻辑同图卡列夫斯基对于上述原理的错误理解是直接对立的。

　　如果神的王国就在我们自身之内，则一切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相互关系问题也包括在内——都无多大意义了，都不值得有德行的人注意了。当然，应该按照理想去建立生活，但理想全然不是要去建立正确的社会制度。前面已经指出，诺维科夫的第一个神秘主义刊物《曙光》就坚决断定：有德行的人就在不自由时，也是自由的。

　　不仅如此。如果神的王国就在我们自身之内，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应在于对神保持应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可以根据永恒的观点，作更好的理解的。诺维科夫在成为共济会员之后，掌握了永恒的观点。而一旦掌握了它，则人间生活便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在他的眼光里丧失了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早在《曙光》杂志里便出现了那种“坟墓精神”，以为死高于生，也胜于生。这种“坟墓精神”的无数变种之一，便是我们前已了解的洛普欣的意见，以为一个真正的共济会员对于所属人们的关系，应该主要是关心他们的未来生命。就这方面说，在洛普欣和《曙光》出版人之间，是没有任何分歧的，因为这一方面比任何其他方面都更重要。

　　如果人们的尘世关系是一种暂时的关系，在提高到永恒观点的神秘主义者的眼光里，没有价值，那么，他不给道德概念增加任何社会内容，便是完全忠于自己的理想了。这种神秘主义者对于人们的行为，只是采用个人道德的标准进行衡量，他重视个人道德，因为它决定人对神的关系。我们在诺维科夫的神秘主义杂志里，就看到完全相同的道德观。诺维科夫想per enumerationen simplicem（通过反省）简单修身法来改善人。同现时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一样，他侈谈什么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善良的德行，那该多好啊！“因此，如果可能使人们了解到他们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应该首先尊敬高贵的品质和德行作为模范，那时，我们将看到每人都乐于承认自己是这个中心的重要的适当的部分。”[61]诺维科夫在这里用以叙述他的思想的假定形式（如果可能，等等），不应使我们发生误会，因为他是坚决相信他的理想完全可以实现的。他说：“就是一个最不端正的人，如果能用温和的方式给他证明他的错误，他也不会长期抗拒。”[62]

　　通过德行较高的人对德行较差的人施加影响，使人们的个人道德趋于完善，——这就是诺维科夫在变为神秘主义者后所制定的纲领。然而所有“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的纲领，也都完全是这样啊！唯一的差别是：诺维科夫比其他人更为积极地实施了这个纲领而已。这一差别极为值得注意。它完全不是由于对“神的王国就在我们自身之内”这一原理的理解的分歧。在诺维科夫和他的亲密战友的活动里，可以感到我国“中间等级”——实质上，就是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方兴未艾的毅力[63]。

　　这使我们回到前一章末尾所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神秘主义者比“伏尔泰主义者”更热心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按照他们的理解）呢 ？

　　我说过，研究诺维科夫的活动，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这一活动，可用下述方式作出所求的答案：

　　如果神秘主义者比“伏尔泰主义者”在上述事业上作了更多努力，那么，这是因为在他们当中有“小市民”，“小市民”中的最积极分子是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而诺维科夫便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最优秀思想代表 。

IX


　　这一答案使我们面临着一个新问题：

　　怎样解释这样一个初看来奇怪的事实，即神秘主义的宣传不仅在保守的“名门显贵”的某些阶层，而且在“小市民”阶层中也有成就呢 ？

　　为了解答这一新问题，必须回忆一下我们关于我国特殊“中间等级”的情绪所业已了解的各种情况。

　　组成这个等级的人们感到需要自学，需要为教育而工作。他们的这一需要是西方影响的果实，是法国第三等级的斗争的反应。但是，我国的社会关系还如此不发达，所以果实过于干枯，反应极为微弱。我国的“小市民”阶层怎样也掌握不了法国第三等级的意识形态。他们重视教育，但又希望尽力使教育清除法国的自由思想。“伏尔泰主义”是他们所知道的这一自由思想的唯一表现形式，他们对它感到恐惧和愤懑。在俄国“小市民”的心灵里，对“名门显贵”的不满，同“根据物理学”证明旧信仰不能成立的法国作家给予他们的恐惧，牢固地交织在一起[64]。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间等级”同神秘主义接近，因为神秘主义者同样对于“罪恶的伏尔泰主义者”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然而这还不是一切。

　　“中间等级”虽力求自学和从事教育活动，但却过于贫穷，不能在他们当中为此筹得必要经费。

　　我们已经知道，当1772年春，宫廷离开莫斯科时，诺维科夫的出版事业陷于极大混乱。他恳托科济茨基请女皇给予帮助。他写道：“没有这种帮助，我将被迫抛弃我的事业，半途而废。当我为祖国服务的热忱受到我的同胞的这样不良对待时，怎么办呢？”女皇暂时支持了他——尽管主要是在他着手出版某些专刊的时候。没有必要重复，她是多么不喜欢他的讽刺作品。此外，她还不能忍受他的企业是由别人创议开办的。当然，叶卡捷琳娜的宫廷都模仿她，而这个宫廷又是那个传染了“伏尔泰主义”的“名门显贵”的集中地，诺维科夫在他的出版物里曾对他们的法国渎神观点和非俄罗斯习惯，进行攻击。他的这些攻击引起了宫廷界的不满。因此，很明显，依靠宫廷支持的打算，是没有根据的。必须在其他方面寻求支持。这种支持，诺维科夫在那部分害怕法国自由思想，倾向于神秘主义的“名门显贵”中找到了。屠格涅夫关于诺维科夫对洛普欣及其同志的态度，发表一种有趣的观点：“诺维科夫时常是他们的工具，同时又把他们当作工具来使用。”[65]由于这句话说得很简括，很难完全准确地了解它的意思。但是，必须承认，它包含了许多真理：“富有的名门贵族所以是诺维科夫的工具，因为他们为他的广泛出版事业和慈善活动，提供了经费。”

　　1781年塔季谢夫出钱帮助“友谊协会”。继他之后，向“协会”提供大量资金的有两位特鲁别茨基公爵，有切尔卡斯基公爵、丘尔科夫、屠格涅夫和其他的一些人。

　　1784年“友谊协会”会员建立“印刷公司”，其资本来源为：洛普欣兄弟——10000卢布；两位特鲁别茨基公爵——6000卢布；切尔卡斯基公爵，屠格涅夫，丘尔科夫和拉德仁斯基——每人5000卢布，施雷德尔男爵——3500卢布；库图佐夫——3000卢布，等等[66]。

　　1787年饥荒时期，诺维科夫从波霍佳申那里得到了一大笔钱。以波霍佳申为代表，我国“中间等级”（在这个字的真正意义上）对饥民进行了救济。波霍佳申是一个富有商人和厂主的儿子。

　　所有这一切，后来给叶卡捷琳娜以借口，最初是怀疑，后来却正式责备诺维科夫出于贪婪的目的，力图将富有和有权势的人物“罗致”到他的“协会”中去。读者明白，诺维科夫和他的同道们吸收这些人物参加他们的事业，是同自私自利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伏尔泰的女弟子，由于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却对此毫不理解。但事实明摆着：具有神秘主义情绪的“名门显贵”阶层，曾以资金支持诺维科夫。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诺维科夫成为神秘主义者以后的事情。但在这以前，由于从“名门显贵”获致物质支持的必要，亦使他同这一社会阶层的某些人接近，因为这些人出于自己的笃信宗教的情绪，毕竟比同样“显贵”、然而毫不信神的伏尔泰主义者，对他更为同情。

　　当然，同神秘主义者的某种接近，并不等于信奉神秘主义。因此，我刚刚指出的情况还不足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18世纪俄国“市民阶层”的最著名，最积极，最富于牺牲精神的代表却满脑子神秘主义。然而这一意义深长的重要事实，是迫切需要解释的。

　　必须指出，卡拉姆津在他写给拉法捷尔的信里，部分地对这一事实有所解释。

　　在这封信里，根据诺维科夫本人的口述，谈到外部条件迫使这位最佳讽刺刊物的前出版家致力寻求“服务祖国的其他途径”[67]。

　　图卡列夫斯基在评述卡拉姆津的信时，对诺维科夫的心理过程，作如下描写：

　　“诺维科夫理解到他的讽刺杂志的失败，是由于当局的横暴，理解到他想用讽刺作品使其走上新生活的人们，虽然怀着好奇心阅读他的刊物，但并不显示道德上有所改正。”他寄予希望的新组织——共济会支部，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意图，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自己不知道怎样达成自己的意图。所以，诺维科夫才着手进行一种艰难、缓慢，但却可靠的工作——通过书籍来教育俄国人民[68]。

　　图卡列夫斯基在这里又搞错了。诺维科夫在担任伊兹道洛夫团上士时，就已经提出了通过书籍来教育俄国人民的任务。在他看来，出版讽刺杂志就是达成这一目的手段之一。如果上述杂志的被取缔，可能使他有了某种新的想法，那么，这也不可能是他早已熟知的想法，以为书应成为教育俄国人民的手段。至于对他在1775年参加的共济会支部，他在某一时期，确曾感到不满，但这完全不是由于这些支部不了解用什么方式去教育俄国人民，而是因为它们的观点在当时一般地并不明确。此外，他还怀疑它们热衷于政治。当时在俄国，瑞典的共济会系统占优势。柏林朗德斯洛格的代表列赫尔男爵到达俄国，曾劝他反对这一系统。在受审时，诺维科夫令人感动地叙述他“流着眼泪”，请求列赫尔指示他，按照什么特征才能不失误地区别真共济会和假共济会。列赫尔也“流着眼泪”答复他说：“任何具有政治形式的共济会，都是假的。如果你看出哪怕是政治形式及与政治联系的影子和关于平等自由等字眼的谈论，你就认定它是假的”。从此，诺维科夫，据他自己说，对瑞典系统的共济会，就抱着更慎重的态度[69]。

　　这个系统的共济会并不崇拜平等和自由。但是，他们对于政治阴谋却不外行，而诺维科夫由于精神的单纯，把政治阴谋混同于政治。由于诺维科夫对“政治”毫无兴趣，由于刚刚通过自身的经验认识到在他服务祖国的道路上（尽管只是对弥漫着祖国的社会谎言，进行最微弱的暴露），遍地都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所以他想用向同胞们指出达到笃信宗教的最好途径的方法，为他们做些好事。既然不可能维护他们的人间利益，他便从这样一种思想中得到宽慰，以为人间利益是暂时的，若与准备死后生活问题相比，乃是微不足道的。换言之，他已变为一个神秘主义者了。

　　他参加共济会的动机，同迫使年轻的奥尔丁纳晓金出亡国外和杜克斯·赫沃罗斯季宁削发为僧的动机，是一个样的：他不能同他周围社会的邪恶妥协，又未能在人间找到克服这种邪恶的手段。由于感到自己在人间生活中是多余的，他便眼巴巴地望着天上。

　　无论是坎捷米尔，无论是塔季谢夫，无论是18世纪上半期的其他欧化俄国人，都不曾有奥尔丁-纳晓金、赫沃罗斯季宁和诺维科夫那样的遭遇。“彼得巢窝中的小雏们”和紧接着彼得改革时代的活动家，都相信掌握在无限制权力手中的“摩西权杖”，将开化俄国。无论奥尔丁纳晓金或赫沃罗斯季宁，都还不曾有这种信心，显然在诺维科夫那里，这种信心也业已消失；但是诺维科夫放弃它，不是没有巨大困难的，就在他的《绘画》杂志里，他还对喜剧《啊！时间！》的作者，致以整篇颂词呢！

　　当我说诺维科夫不曾在人间找到克服社会罪恶的手段时，我指的不仅是他丧失了对“摩西权杖”的希望，而且指的是他对古代俄国德行的失望。如果他对这些德行保持了信心，那也是因为他由于“不由自主的情况”被迫放弃讽刺和政论，“终于醉心于对旧事物的理想化，想要找出一些能够教育俄国人恢复其过去道德的手段”[70]。当然，所有这种手段都会具有完全乌托邦的性质，但是这些手段会继续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同胞的人间生活条件上来；也许，还会防止他走上涅泽列诺夫教授正确地称之为“沉沦”的那一步。但在刊行那篇未完之作《德国人和法国人对话》以后，诺维科夫陷于对俄国旧德行的不可克服的怀疑。因此，在《钱袋》停刊以后，他感到一无是处，于是他“消沉了”，走进了神秘主义。

　　涅泽列诺夫教授相当恰当地将诺维科夫的“沉沦”同果戈里后来所经受的变革进行了比较。果戈里也消沉过。但是当他的沉沦完成的时候，他的作品的先进读者，没有模仿他；笼罩着他们的各种情感，在别林斯基写给《友人通讯集》作者的著名信笺里，获得了光辉的表现。可是诺维科夫消沉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就我们所知，他的沉沦没有在“小市民阶层”中引起不快的惊讶，他们不久以前还满意地读过诺维科夫的讽刺杂志。相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信任地在他们的引路人所选择的新道路上，追随着他。在校青年热烈地参加他的新的——神秘主义的——出版物的工作，年龄较长的“小市民”开始阅读从他的印刷所印出的拯救灵魂的著作。

　　这是一个完整悲剧。诺维科夫既然在神秘主义里找到道德的安宁，便将其全部少见的精力投入“哲学”宣传，这种哲学认为死高于生，从而否定在人间进行任何积极活动的意义。这位富于牺牲精神的人，在俄罗斯成为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代表，这种知识分子尽管当时还是保守的，但已不能安于自己的地位；而他却开始传播一些观点，从根本上破坏对社会制度问题的任何兴趣。关于诺维科夫在当时的“启蒙”活动，只好用海涅的话说：

　　Er sang das alte Entsagungslied，
　　Das Eiapoppeia vom Himmel，
　　Womit man einlullt，wenn es greint，
　　Das Volk，den grossen Lümmel…

　　（他唱几曲驯服忍受的老调，
　　那天堂里摇篮旁的催眠歌声，
　　每当老百姓发出了怨言牢骚，
　　便催得愚民乡巴佬入梦……）


　　他激昂地高唱低沉忧郁的歌，比较有知识的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高兴地听着，用坟场的重唱词与之亲切地合唱。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悲剧不是某些个别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阶层的悲剧。笼罩着诺维科夫的情绪，是同很大一部分欧化“小市民阶层”的情绪相符合的。现在，我国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在对18世纪先进思想的精神反动的旗帜之下出现于社会活动的舞台的。新酒装进了旧皮囊。

　　这一情况的本身，即已值得注意。但是由于那时我国当局连“第三等级”的这种举动都不容许，所以这一情况就更加值得注意了。莫斯科的“蔷薇十字会”会员受到迫害。伏尔泰的女弟子对于她的臣民的独立创举——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从来不予宽恕。何况在这里还有一种情况使她特别担心。

　　根据彼得一世颁布的法律，俄国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裁定，指定继位人。但是18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市民不很了解“女皇的真正意愿”，相当强烈地倾向于一种信念，以为俄国皇位的继承权不属于叶卡捷琳娜，而属于彼得三世的皇太子——保罗。叶卡捷琳娜知道这一情况，因而对自己的皇太子极为猜忌。一次，保罗·彼得洛维奇亲王逗留巴黎时，——如所周知，他在1782年5月用谢韦尔内伯爵的化名去过巴黎，——曾与路易十六世进行谈话。路易十六世顺便问他，是否在他的随行人员中没有一个他可以依靠的人？保罗生动活泼地答道：“Ah bien，je serais bien fuehé，qu’il y eût auprès de moi le moindre Caniche fidèle à ma personne dans ma suite；ma mère l’aurait fait jeter à l’eau avant que nous ayons quitté Paris.”（“如果在我的随员中有一只哪怕是极小的忠实于我的小狗，那也将使我感到极大的悲哀：我的母亲会设法在我离开巴黎之前，将它抛进水里”）[71]。

　　这使我们对于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现在请想想，对于亲王表示忠实的不是一只小狗，而是整个一个具有钱财和社会联系的组织。显然，叶卡捷琳娜一定会要把它“淹死”。这种组织便是莫斯科“蔷薇十字会”。

　　Г.舒米戈尔斯基不怀疑，当时的俄国皇位继承人曾从A.Б.库拉金公爵那里获悉共济会的机密，并在他的影响下，成为自由的共济会会员。这位学者认为，在这件事上，C.И.普列谢耶夫是库拉金的助手。根据另外的报道，保罗曾由И.И.耶拉根吸收参加共济会[72]。无论如何，亲王曾对共济会发生兴趣，而共济会则认为将亲王吸收到他们一边，是有重大好处的。像彼得堡的共济会一样，莫斯科共济会亦曾力图与亲王发生关系，而且他们做到了。我们看到，他们一方面力图逃避“政治”，同时却不免玩些“政客手腕”。当然，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警察一般地曾注意侦察俄国共济会，特别是注意侦察莫斯科“蔷薇十字会”的活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通讯受到检查。整个问题在于，在“蔷薇十字会”会员同保罗的关系中，警察到底发现了什么，是否根据当时我国的法律，有什么犯罪行为？舒米戈尔斯基抄录了下面一首歌，据他假定，这首歌是洛普欣写的，刊登在1784年《自由共济会刊》第I卷第I篇里。歌词说：

　　我们把你，保罗，
　　看做是天国的爱的保证，
　　对你的美好的一对，
　　像仙人形象一般尊敬。
　　你头戴王冠，
　　将是我们的父亲！
　　由于命运的赏赐，
　　彼得使王朝更增鼎盛，
　　给你以果实，
　　又嘉惠于所有我们。
　　你头戴王冠，
　　将是我们的父亲！
　　幸福、真理、和平
　　同你一道降临，
　　在王座前，
　　穷人和孤儿不怕不惊。
　　你头戴王冠，
　　将是我们的父亲！
　　你已明显看到，
　　进入神殿的不朽者的大门，
　　是既危险又艰辛。
　　你有科学艺术之神的母亲，
　　定将完成这一历程！
　　彼得的血无上珍贵，
　　俄国女神的后裔，——
　　啊，热望之子，
　　像伟人般前进罢，
　　幸福的永恒世界，
　　这将是你的前程！


　　舒米戈尔斯基在这首歌词里听到某种可怕的暗示。他说：“叶卡捷琳娜不用去猜测人们的心意，便可从反复重唱‘头戴王冠，你将是我们的父亲！’中，估计出这首诗的用意。”[73]可是，当命运的过程将给他戴上王冠时，如果责备忠诚的臣民希望王位继承人成为他们的父亲，那就奇怪了。必须“猜测人们的心意”，才能在这种希望的刊物表现里，发现积极干预命运的自然过程的愿望，企盼继位人成为皇帝的时刻的到来。叶卡捷琳娜可能怀疑“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准备支持保罗，如果他企图夺去她的权力。经过对“蔷薇十字会”的多年侦察和各式各样的刁难，这位伏尔泰的女弟子认为必须“消灭这个受到尊敬的团体，使不符合正教的书籍，不得出版”。1792年4月30日，她签署了逮捕诺维科夫的命令。

　　当然，这个案件的侦察，是完全同叶卡捷琳娜在制定她的《敕令》时所剽窃的先进作家的法律原则相矛盾的。被告的利益一贯受到侦审人员的破坏。尽管这样，当局未能在“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的行动里，发现任何犯罪事实[74]。将他们交付刑事法庭，已不合适。然而由于女皇无论如何要消灭诺维科夫，她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的，因而也是一个危险的狂徒，所以不得不使用“摩西权杖”。根据叶卡捷琳娜的命令，诺维科夫被关押在什利谢尔堡，为期15年（对于这样的命令，贝卡里亚会怎么说呢？！）他的财产被查封：所有由“印刷公司”出版的书籍，予以没收。受到这个案件株连的洛普欣说：“检查继续了几年，许多书被烧毁，几乎所有的书都不见了。许多参加过去的“印刷公司”的人，都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我受到的损失更大。”[75]

　　关于所有这一切怎样粗暴地破坏了最起码的司法要求，是完全不用谈了。但也不妨指出一点，即对于抱怨蒙受破产损失的洛普欣，毕竟还算比较便宜。他不仅未被拘押下狱，甚至未被逐出莫斯科：由于他的年迈的父亲患病，准许他留在那里。

　　用叶卡捷琳娜的话说，其他“同谋犯”，都受到不同的惩罚。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和И.П.屠格涅夫被放逐到他们的庄园。恩加雷切夫公爵，丘尔科夫、波兹杰耶夫、赫拉斯科夫和许多其他的人，他们纵然焦急惶恐，都未受到折磨[76]。波霍佳申未受影响。但科洛科尔尼科夫和涅夫佐罗夫却吃了许多苦头，他们在回国途中在里加被捕[77]。科洛科尔尼科夫在拘押中很快死去，而涅夫佐罗夫则长期患精神失常。保存下来的他的申请书，请求将他移住另一房间，因为在他的监狱隔离室下面，据他说：“保存了许多燃料，我想，那里有许多死人。”[78]这是很明显的昏话。显然，涅夫佐罗一度在外国害过的毛病又复发了。不了解秘密审讯处是否很快就终止了对这位病犯的折磨，也不知道是否很快就将他送进病院，但他只是在1798年4月才被释放的[79]。

　　波戈柳波夫认为，涅夫佐罗夫的长期监禁不算什么惩罚[80]。就算这样罢。但是请问，侦审以及侦审过程中舍什科夫斯基威胁要将他打死，是否促使涅夫佐罗夫生病呢？如果是的，那也许比惩办更坏。

　　涅夫佐罗夫是僧侣出身，出国前领取“友谊协会”大学生奖学金[81]，在大学念书。他是诺维科夫—神秘主义者学派的一个典型的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他的观点虽然完全反动，但他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教育”其亲人的倾向。后来他抱着这一目的，甚至实行了他那种“到民间去”。据别索诺夫说，常常看见他在广场上，挤在人群之中，热烈兴奋地高谈阔论[82]。

　　巴格良斯基医生同诺维科夫一道关进什利谢尔堡监狱。大部分学者继隆吉诺夫之后，都断定巴格良斯基是根据他本人的申请关进去的，因为他想照料诺维科夫。但是，涅泽列诺夫教授引录一名秘密审讯处官员的报告，——这个官员于1784年奉派到什利谢尔堡“视察在押的秘密人犯和他们的生活状况”，——说巴格良斯基医生是“因为翻译淫书”而被关押的[83]。我们没有根据忽视这一报道。

　　对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比对“名门贵族”处分得更严厉[84]。这同当时情况的内部逻辑毫不矛盾：在学校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挨打时要“光着屁股”，而少爷们挨打，则是穿着衣服的。

　　诺维科夫的一名农奴也同他一道关在监狱，罪名不详（据马卡罗夫的报告）。然而非常明显，他的下狱，就因为他是农奴：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东西，他必须跟随他的主人。

　　诺维科夫曾向叶卡捷琳娜请求宽恕。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他如果不做这件事情，那就更好。在拉季谢夫以及后来的十二月党人的行为里，我们也看到某些从现在的观点看来值得惋惜的特点。但是为了正确地判断当时的现象，必须对于他们那些时代的精神状态，加以注意。

　　在什利谢尔堡，巴格良斯基，诺维科夫和他的农奴，都被关押到保罗即位时，也就是关了4年。巴格良斯基获准剃胡须和放风散步。诺维科夫却未能享受这些优待。至于他的“不知为什么”关进监牢的奴隶是否放风吸吸新鲜空气，这未查明。

　　我们已经看到，诺维科夫直到死前（1818年7月31日）还是一个极为顽固的“蔷薇十字会”会员。然而就是什利谢尔堡也未能扼杀他对“教育”和慈善事业的爱好。他同他的朋友加马列雅一道，积极勤恳地为浩大的著作准备材料：“出版一部书，收进一些关于炼金术、神秘主义、魔术以及其他的书；出版金色“蔷薇十字会”会员和其他真正共济会员以及古代系统的著作；编辑俄文译本，便利人们认识上帝、自然和人的本身，从许多荒谬途径中向他们指明唯一认识这一切的唯一真正途径。”[85]

　　1812年在距离他庄园不远的地方，出现了法国部队。诺维科夫安然留在家里。在拿破仑开始撤退的时候，他对于敌军抛下的士兵，力予救济，因而引起当局对他的新怀疑[86]。时间没有消灭这位卓越人物心中的高贵感情。回想起他所遭受的折磨，回想起他的思想发展过程自身所完成的那些极度不利条件，以及这些条件驱使他进入神秘主义、魔术和其他“知识”的死胡同，真是令人伤感！实在说，诺维科夫的遭遇应该是好得多的。



[1] Г.皮克萨诺夫说，他们都属于有爵位的贵族和世袭旧贵族的高级官吏。他用他们的高贵社会地位来解释——最少是部分地解释——他们对共济会的向往。按照他的说法，他们在其他范围的统治习惯，使他们感到统治教会当局纪律森严的压力，而统治教会的统治集团又每每是依附于他们的。他机智地指出：“小教会，”即共济会的教会，如果仔细的研究，都是高级教会，即贵族教会。（见《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1卷，第246页，前引论文。）在这篇论文的另一处（第255页），他称俄国的共济会教会为“老爷教会”。我认为这后一名称更为恰当。不过，所谓“老爷”，我认为是指一般贵族，而不只是指世袭贵族和有爵位贵族的代表。官吏等级和僧侣等级之间的对抗，在伊凡三世时代就已暴露，而在16世纪，更在非常有教育意义的《瓦拉穆奇迹创造者的谈话》中，得到表现（见该书第I卷，第2篇，第3章）。很自然，这一冲突在18世纪取得了新的形式。但是，如果以为在这一世纪里，只有贵族的最高阶层才用敌对的眼光看待僧侣等级，那是没有根据的。

[2] 我们知道，一些暂时爱好过“伏尔泰主义”的人们，每每变为神秘主义者，因此，这一情况就更易于理解了。

[3] 参阅《И.С.吉洪拉沃夫文集》，第3卷，第1篇，第397页及注释，第63页。

[4] 当时能够拿起笔杆的俄国贵族，每每写法文。例如，在保罗亲王的居住地加特奇纳市，时常上演Г.И.切尔内绍夫伯爵所写的剧本。但所有这些剧本都是用法文写的。后来出版也是用法文书名《Théâtre de l’arsenal de Gatschina 》（科别科：《保罗·彼得罗维奇皇太子》，圣彼得堡，1887年，第302—303页）。我们从波罗申的笔记中了解，亲王在少年时代便对俄国剧本抱有成见。

[5] 提醒读者，我保持着原件的写法。

[6] 《吉洪拉沃夫全集》，第3卷，第1篇，第131—145页。

[7] 《雄蜂》，第1部分，第4印张。

[8] 他以《莫斯科通报》附刊的形式创办的《经济杂志》（波洛托夫曾在这里工作），同经济理论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9] 在他的国民财富观点里，可以看到许多重商主义的成分。

[10] 《雄蜂》杂志（第1卷，第37页）登过一篇揭发性的故事，说一个商人邀请“法官”在一家饭店吃饭，饭前举行了谈判，同饭店老板谈判的有两人：一人穿着一般城市商人穿的衣服，另一人则穿着“整洁”。这“整洁”在这里是含有深意的。

[11] 见В.谢缅尼科夫的论文：《诺维科夫早期创办的出版社》，《俄国藏书家》，1912年9月，第41页。

[12] 列为农民的，实际上可能是商人。

[13] 《诺维科夫》，第204页。

[14] 同上书，第226、270、272等页。

[15] 《诺维科夫早期创办的出版社》，《俄国藏书家》，1912年9月，第47页。

[16] 参阅《绘画》杂志第I卷（第15和第23印张）刊登的“县贵族”特里丰·普利克拉季耶维奇、他的妻子和兄弟给他们的儿子和外甥法拉列伊的很有才华的信件。

[17] 这些字母所表示的人名是：O—Орлов（奥尔洛夫伯爵），П—Панин（帕宁），H—Нарышкин（纳雷什金），C—Салтыков（萨尔蒂科夫）；B—Вяземский（维亚泽姆斯基），Ш—Шувалов（舒瓦洛夫），Б—Бецкий（别茨基），B—Всеволожский（弗谢沃洛日斯基）。这里所说的论文，见标题为《对话，我与雄蜂》。慈善的达官大贵的第一个字母，原是《雄蜂》提出的。“我”认为所提完全正确。

[18] 见他的论文：《女皇政论家》，《俄国档案》，1890年，第I卷，第41页。

[19] 《西方社会思想的影响》，书见前，第15卷。

[20] 《雄蜂》，第I卷出版于1769年，第2卷出版于1770年；《绘画》出版于1772年；最后，《钱袋》出版于1774年。

[21] 的确，有些资料可以反驳巴尔斯科夫的意见。诺维科夫在1798年3月27日写给A.Ф.拉布金的信中说：他的村庄是他和他的兄弟共有的，他的兄弟惯于当家做主，所以他们的共同产业，都是由兄弟支配的。诺维科夫说：“我一切都听从他，也许，我们的性格不同，特别是他过于固执己见，因此，我的主张都没有用。由于每每不按我的规章办事，我只好顺从，看着使我痛苦的事情发生。可以说，我几乎是像一个外人一般生活着。”（《俄国藏书家》，1913年，第3期）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自述。但是诺维科夫为了什么而痛苦呢？是为了他的农场建立在农奴劳动的基础上，还是为了他的兄弟在使用农奴劳动时实行了过分严厉的规章呢？对于这一重要问题，诺维科夫的信没有答复。但在他给拉布金的另一封信里，——巴尔斯科夫所指的很可能就是这封信，这封信是在1802年写的，——诺维科夫谈到他所经营的一个小呢绒厂，这个厂完全不是什么“别人的”厂了，——他的兄弟已于1799年逝世——他认为在工厂生产中使用农奴劳动，是完全自然的。（同上，第27页）我已经指出，诺维科夫经营的极端紊乱，是一个足以减轻他的责任的情况。

[22] 《雄蜂》，第2卷，第XIII印张。

[23] 诺维科夫在1773年5月写给科济茨基的信中说：贵族“不过是受国王的委托对若干与他们在一切方面相同的人们进行监督的人。”（引自涅泽列诺夫的《诺维科夫》一书，第206页）。涅泽列诺夫在这里也愿看到对农奴制的原则否定。事实上，诺维科夫在这里所表示的观点，实质上，不过是复述了从彼得前罗斯流传下来的波索什科夫观点。的确，诺维科夫在复述这一观点时，提到农民是在一切方面都与其主人相同的人。可是，完全不曾在原则上否认奴隶制的谢涅卡，不是也曾向罗马的奴隶主提到这一点吗？波索什科夫说：“地主不是农民的永恒主人”，而他自己却领有农奴。他的范例，部分地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诺维科夫的心理。

[24] 这是H.C.吉洪拉沃夫的说法，见《全集》，第3卷，第1篇。

[25] 见《绘画》杂志第2卷，第21印张。

[26] 洛吉诺夫：《诺维科夫和莫斯科的马丁教派》，第99页。

[27] 《钱袋》，第3印张。

[28] 《莫斯科月报》，1781年，第1辑，第282、283页。

[29] 见《外国人论俄国》和《俄国艺术学派的可能性》及其他论文。

[30] 见前面关于俄国对西方的态度一章。

[31] 《钱袋》，第2印张。

[32] 的确，19世纪的斯拉夫派并不都反对彼得改革。波戈金便决心拥护这一包括剃胡须在内的改革。

[33] 《钱袋》，第3印张。

[34] 《全集》，第3卷，第1篇，第260页。

[35] 《俄国共济会》，第173页。

[36] 加马列雅坚决支持了这一理论。当维特堡向他介绍他的莫斯科大教堂建造方案时，他向这位天才的建筑家指出了热衷艺术的危险性。

[37] 克莱采·罗多尔夫（1710—1831）法国卓越提琴家、教育家和作曲家，贝多芬的第47号提琴和钢琴奏鸣曲克莱采奏鸣曲就是献给克莱采的。——校者

[38] 这个刊物是诺维科夫在1781—1785年间出版的。

[39] 《杂志出版家诺维科夫》，第250页。关于在诺维科夫出版的神秘主义杂志中所表达的观点的阐述，我都是以这一著作为依据的。

[40] 《诺维科夫》，第323页。

[41] 同上书，第322、323页。

[42] 同上书，第323页。

[43] 例如，B.H.图卡列夫斯基就是这样说的（见《18世纪俄国哲学流派史》——《教育部部刊》，1911年5月，第36页）按照图卡列夫斯基的意见，“诺维科夫过分忙于出版业务；因此，材料的选择大部分由什瓦尔兹主持。”见他的论文《诺维科夫与什瓦尔兹》。（《俄国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1卷，第209页。）

[44] 《诺维科夫》，第322页。

[45] 《绘画》，第2卷，第20印张。

[46] 《诺维科夫》，第243页。

[47] 同上书，第400页。

[48] 同上书，同页。

[49]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348页。在《杂志出版家诺维科夫》一书的许多地方，反复提到这一意见。

[50]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камень点金石，中世纪炼金术士，认为可以点石成金祛除百病的石头。——校者

[51] 隆吉诺夫：《诺维科夫与莫斯科的马丁教派》，附录1105页。

[52] 1783年2月14日信。（见Я.Л.巴尔斯科夫：《莫斯科共济会员通讯集》，第243页。）

[53] 巴尔斯科夫：《莫斯科共济会员通讯集》，第243页。

[54] 我手头没有加马列雅的《通讯集》，它的第2卷刊登了诺维科夫写给卡拉姆津的信。我的摘录是以佩平所著《俄国共济会》一书（第257页）为根据的。米柳科夫在所著《俄国文化史》中说，在18世纪，科学本身所走的道路，似乎是朝着自然哲学所致力的同一方向：“当时震惊社会的学术新事，是化学的一些最新发现。事物看来简单，……却很复杂。有希望发现更多的基本元素，人们期待在这些元素里找到一切基础的基础，找到将一些事物转化为另外一些事物的钥匙。”尊敬的史学家的这一猜想，为晚近研究诺维科夫的一位学者Г.К.博戈柳博夫所复述（《诺维科夫和他的时代》，莫斯科1916年版，第149页）。但是，我们看到，18世纪的化学发现亦曾使诺维科夫产生一些思想，而这些思想同米柳科夫和博戈柳博夫向神秘主义者提出的那些思想，却毫无相似之处。然而，神秘主义者却在帕拉采尔斯时代就已致力于发现“一切基础的基础”了。

[55] Б.Л.莫德扎列夫斯基：《诺维科夫传》，《俄国藏书家》，1913年4月，第34页。

[56] 《杂志出版家诺维科夫》，第429—430页。

[57] 《共济会的过去和现在》，第I卷，第219页。

[58] 约翰·阿伦特（1555—1621），德国新教神学家。——校者

[59] 《共济会的过去和现在》，第I卷，第219页。

[60] 《共济会的过去和现在》，第I卷，第220页。

[61] 《曙光》杂志的预告，第12页。

[62] 这也可解释诺维科夫—神秘主义者对“指名道姓”讽刺的否定态度；在这种讽刺里缺乏应有的“温和”。

[63] 前章已经说过，什瓦尔兹对于吸收在校青年参加他的事业，极为关心。诺维科夫竭力仿效他的榜样。在他所出版的神秘主义杂志里，经常有许多大学生参加工作。C.Г.斯瓦季科夫把《长眠的爱好劳动者》称为俄国的第一个学生杂志，因为那里有十一名大学生充任职员。而很大一部分大学生是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根据斯瓦季科夫的意见，在18世纪的俄国大学里，无疑地，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占优势。（见他的论文：《1775年到1915年间的大学生出版物》，单行本，第2页；《俄国大学生的过去与现在》，单行本，第3页。）

[64] 诺维科夫从施里西尔堡释放出来后，一度希望罗斯托普钦伯爵能够“成为上帝仁慈的真正伟大工具，真正造福我们的祖国”，或者，说得简单些，希望“这一名门显贵”能够有益于共济会。但是，当诺维科夫有机会结识罗斯托普钦时，他首先问：“他是否哲学家，即是否自由思想者（现在这是同义语），他是否认为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是愚蠢和智力不足，或只不过是愚弄愚人？”（波戈柳波夫：《诺维科夫和他的时代》，第471页。）顺便说，罗斯托普钦虽曾表示，他认为：“结识诺维科夫，使他感到荣幸，但在1812年，却指责诺维科夫交结拿破仑！”

[65] 见Б.Л.莫德扎列夫斯基对诺维科夫写给М.Я.穆德罗夫的一封信的注释（《诺维科夫传》——《俄国藏书家》，1913年4月，第41页）。屠格涅夫的这一卓越评语的一部分，我在前面已经引述（论《自由》印刷所）。

[66] 波戈柳波夫：《诺维科夫和他的时代》，第329、330、332页。

[67] 着重点是我加的。

[68] 《共济会的过去和现在》，第1卷，第189—190页。

[69] 隆吉诺夫：《诺维科夫和莫斯科的马丁教派》，附录，第76页。

[70] 《钱袋》，第3印张，善良的德国人和罪恶的法国人对话的续篇。

[71] 科别科：《保罗·彼得罗维奇皇太子》，第237页。

[72] 舒米戈尔斯基：《保罗皇帝与共济会》——《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2卷，第139—142页。

[73] 《保罗皇帝与共济会》，第145页。

[74] 关于这个案件，请查阅波戈柳波夫前引著作，第432页及其后各页。

[75] 《札记》，第63页。——引自被抄没的诺维科夫藏书。1964卷被送交宗教学院，5194卷被送交大学，18656卷被烧毁。

[76] M.隆吉诺夫：《诺维科夫和莫斯科马丁教派》，第353页。

[77] 罪名是：他们在外国学医是由洛普欣供给的。

[78] 《诺维科夫案的新文件》（波波夫编），见《俄国皇家历史学会论文集》，第2卷，第143页。

[79] H.库尔曼的论文：《米海尔·伊凡诺维契·涅夫佐罗夫》。（《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2卷，第211页。）

[80] 同上书，第444页。

[81] 他仿佛是这个协会的第一个领取大学生奖学金的人。见波戈柳波夫：见前书，第329页；库尔曼：文见前。（《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2卷，第205页。）

[82] 文见前。《俄国丛谈》，1856年，第3卷，第126页，——涅弗佐罗夫死于1827年10月。这里所说的“到民间去”是他晚年的事情。

[83]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382页。

[84] 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加马列雅只是受到警察的传讯了事。然而这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完全无害，是一望而知的。

[85] 波戈柳波夫，见前书，第467页。

[86] 同上书，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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