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十三章 亚·尼·拉季谢夫（1749—1802）
I
黑格尔在他所著的《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历史哲学》）中写完古代东方史述评后，转而研究西方时说：“在希腊，我感到像在我的家乡。”现在，当我离开神秘主义者转而研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谢夫时，我想起了他的这一番话。
拉季谢夫的宇宙观，虽然同我们时代先进人物的宇宙观不尽相同，——由于非常明显的原因，在这里要尽同，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却由于种种近亲的纽带而彼此联系。他所学习的思想，就是18世纪末卓著成效的社会改革所据以完成的那些思想。这些思想，一部分迄今仍具有意义，一部分则成为制定我们现时各种概念的理论材料。
如果我们继黑格尔之后，也把18世纪的解放运动称为光辉的日出，那我们就应该说，与神秘主义者相反，拉季谢夫是高度评价和真诚崇拜这一值得纪念的现象的不多俄国人之一。可以进一步说：他是这些人中最优秀的一个。
我们已经看到，诺维科夫的情况对于他的思想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相反，拉季谢夫的处境，却甚有利于他掌握当时最进步的理论。那时不懂法文是不能成为有学问的人的，而他在十来岁时就掌握了它。不过，在父母家里，教他法文的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原来他是一个逃兵。不久，这个流亡者马尔斯的小学生被送到莫斯科，住在母系亲戚M.Ф.阿尔加马科夫的家里。他在这里的法文教员，是一个比较有学问的人。此外，除了这位教师，拉季谢夫还有几位别的教师：几位大学教授给他上课，他的监护人则是阿尔加马科夫。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时，阿尔加马科夫设法把他的小亲戚入选为王后的少年侍从，因此，他被带往彼得堡。1765年叶卡捷琳娜命令派12名青年进莱比锡大学留学。拉季谢夫便是这12人中的一个[1]。
一个叫博库姆少校的人，被派担任这批青年人的督学。这个“皇室侍从长”盗窃在他监管下的学生，——把拨给他们的费用，大部分塞进自己的腰包。此外，他对这些学生的态度也极为粗暴。由于要求他们绝对服从，他命令建造一间特别的笼式小房，禁闭犯错误的学生。这一切当然为他的受害者所不乐意。他们当中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开始发生“事故”。
后来拉季谢夫说：“我们考虑学习的时间不及考虑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方法的时间多。像在社会里一样，苦恼超过了忍受的限度，便产生绝望的挣扎；在我们的团体里，也开始了群众性集会和频繁的密商，进行着在搞密谋时所常见的一切。人们约许相互支援，言谈激烈。勇敢是值得称赞的，胆怯的声音听不到了，思想也很快就统一起来了。”约言之，发生了我们现时所说的学生闹事。一位同学根据大家的决定，打了博库姆一记耳光，而博库姆则像对待刑事犯一般，猛击了不服帖的青年。
他们的处境变得非常困难，以致想逃亡美国。幸而俄国驻萨克森的公使A.M.别洛谢尔斯基公爵搭救了他们，他极大地克制了他们的贪财和易怒的督学的教育努力[2]。
“事故”妨碍学生去“考虑学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事故”引起抗议的精神，有时驱使学生考虑一些在其他比较顺利条件下完全不会注意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同博库姆的冲突不仅未能剥夺莱比锡俄国留学生对正式学习大纲规定的必修科目的兴趣，而且未能剥夺他们对许多其他学科的兴趣。
例如，根据叶卡捷琳娜亲自写的训令，他们必须学习拉丁文、德文、学习道德哲学和罗马法，“特别是自然法和民法”。但是，拉季谢夫按照自己的意愿，除这些科目外，还努力学习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和医学。
像在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哪怕是极少数青年努力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便会经常出现的情形一样，在我国留学莱比锡的学生中，也有一个对自己的伙伴起着领导作用的人物。这便是费多尔·华西里耶维契·乌沙科夫。
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都使我们有根据认定，他曾以突出的思考能力，没有止境的求知欲和性格的刚强，而出类拔萃。当叶卡捷琳娜决定派遣拉季谢夫等人出国留学时，他已在政府机关任职，但他力争出国，而且获得批准。他不像他的伙伴们那样年轻，比他们更有能力听大学里用德文讲授的课程，也更有能力认真读书。他们在自修方面选择书籍和科目时，也接受他的指导。乌沙科夫没有读完大学便死在莱比锡，终年23岁。然而多么奇怪，他的早死竟成为我国某些学者责备18世纪解放哲学的理由。
事情是这样：据《乌沙科夫传记》的作者拉季谢夫说，乌沙科夫死于一种疾病，这种疾病是“肉欲过度和漫无节制的必然结果”。
拉季谢夫断言，乌沙科夫“在贵族社会”中的周旋，使他养成了纵欲的习惯。对于拉季谢夫的这个见解，涅泽列诺夫教授曾以教训的语气作了补充。他说：
“当时与时髦的唯物主义哲学相适应的欧洲社会道德，不仅使乌沙科夫，而且使拉季谢夫羡慕不置。拉季谢夫在记述亡友的生平时，也对爱情和青春表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同乌沙科夫的观点一样，充满肉欲”
[3]。
不能不同意，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俄国，“贵族社会”的道德，确能养成青年人寻求“过度肉体享乐”的习惯。我们的宫廷习惯和妻奴、妾奴风俗可以成为“纵情声色”的典型范例。然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唯物主义者对健康人的机体需要的态度，早已被解释为色情宣传，那就很难理解，这同唯物主义哲学有何关系。禁欲主义的道德观，把这种需要看为使人沦为“禽兽”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诺维科夫的《曙光》杂志在谈到性爱时，就发表过这种意见。各式各样的唯物主义者都坚决反对这种观点，而认为对人体正常需要的满足，断然不包含任何值得责备的东西。但这距离宣扬过度肉体享乐是非常遥远的。如果“贵族社会”的代表，在某一历史时代，——例如，在复辟时代的英国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俄国，——有时引述唯物主义哲学而为他们的某些“享乐”无度辩解，则这里的问题当然不在于哲学，而只在于贵族社会的道德和产生这种道德的社会条件。至于乌沙科夫本人，不难看到，他的爱情观，是完全没有道貌岸然的涅泽列诺夫教授想强加给他的那种色情特点的。
II
对此，应予补充说明：乌沙科夫就其根本哲学观点说，并不是什么唯物主义者。不过，毫无疑问，他虽然不是唯物主义者，但他对于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却几乎是完全理解的。他在性爱和一般“情欲”问题的观点上，也表现为唯物主义者。
他在所写短文《论爱》中说：“道学先生反对情欲，他们按照在他们想象中创造的人来谈论一般的人，或者加深其抽象的形而上学，用响亮的词句证明，凡不符合尽善尽美（对此毫无解释）和事物本质秩序（对此并无了解）的行为，都是反德行，都是罪恶。”
乌沙科夫驳斥了这种“反德行”概念：按照他的意见，“凡能促进全体人（如这不可能，最少也应当促进许多人）的幸福与快乐”的行为，都应称为德行。因此，他认为，凡危害人类幸福与快乐的行为，都是“反德行”。他觉得只有根据这种观点，才能对性爱问题进行考察。
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就其本身而言，对于德行既无积极关系，也无消极关系。这种满足只有当人们由于某种心理感受的影响而作出这样或那样对亲人有利或有害的行为时，才会成为善或恶的来源。性爱在自然状态上，也就是在社会产生以前，纯然是一种生理行为。但自社会产生，事情就在这样的意义上发生了变化，即男女之间，除生理的欲求之外，还有一些感情，能够驱使人们对社会作有益、或有害的行为。因此，从这时起，对爱情问题从德行观点进行考察，就成为适当的了。
乌沙科夫说，男人总是想变得能够取悦于女人，而不是相反，即不是女人想变为男人所中意的样子。因此，在社会里的爱，由于它的基础不只是肉体感受，而是数以千计的感受，这种爱决定于成见、习惯和境遇，它根据女人所受教育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而变为善或恶。然而女人的教育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古代社会，它使女人鼓励男人进行有益于社会的事业：“母亲因儿子未能戴着桂冠归来而流泪；少女将自己的心献给光荣的人。”而现在却不是这样。现在，女人学的是游戏和娱乐，“她的整个智慧都局限于表面的荣华”，她的道德感情经常受到装腔作势和虚伪造作的歪曲。她“由于无知而中伤别人，由于未获应有尊重而沽名钓誉，由于经常生活于被迫状态和从事细微末节而变得奸诈狡猾。”她力图驾驭她的爱慕者。乌沙科夫坚决劝告男人不要受女性的有害社会的影响。他问道：“难道值得作她的牺牲品？难道值得为了取悦于她而使自己的头脑塞满了种种费解的细微末节？难道值得为了使她高兴而放弃爱真理，将一逝不返的光阴贡献给她？”接着，我们的青年作家颇为详细地列举了男人由于取悦于卖弄风情的美妇人而遭受的危害，最后并呼吁读者发出国民应有的情感。按照乌沙科夫的说法，只有“力求认识人的真谛的人，只有用有益的好知识充实自己的智慧的人，只有力图反对这种肉欲的人，只有以服务祖国和扬名世界为最大快乐的人”，才能逃脱女性设置的天罗地网。
在萧伯纳的剧本《坎第得》里，莫列尔牧师的助手米勒向女速记员赫尔内特说：“啊！女人，如果你能够驾轻就熟地掌握男人的长处，就像你掌握他的弱点那样，那时任何妇女问题也就没有了。”[4]
请看，米勒的话，同莱比锡的俄国留学生乌沙科夫在他很早以前所说的话，完全一样。
妇女利用男人的弱点，对男人发生有害的影响，所以妇女问题就在于使男人摆脱妇女的有害影响。米勒没有说完他的意思：我们没有听他说及如何使妇女不去掌握男人的弱点，而去掌握他的长处。可以假定，按照他的意见，这个任务应通过教育来解决。至于乌沙科夫，那我们就不仅可以假定，而是可以肯定地说，他认为，只有教育，才是使妇女摆脱她在“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缺陷和毛病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才是解决妇女问题的锁钥。但是，极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教育观点是很广泛的，这种广泛性是他研究当时唯物主义者的结果。乌沙科夫所谓教育，是指社会环境对个人影响的总和。他乐于给他同代的妇女灌输他所说的古代母亲和“少女”所表现的那种国民应有的感情，而且认为要作到这一点，除了按照古代方式改造我们的社会外，别无他途。而由于这种改造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事情，由于要作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需要先进国民的努力，所以，乌沙科夫劝告先进的国民先不要接受妇女的诱惑。关于这一劝告，也许可以大加评论。但是有一点却不能说，即不能认为它是由于肉欲的驱使。
我所叙述的乌沙科夫《论爱》一文的内容，使我们了解，莱比锡的俄国青年留学生领导人所注意的是在理论上多么严肃和在实践上多么重要的问题。他的讨论权力与惩罚目的问题的另一论文。也证明他的理论探索的深刻。
关于这种权力的“探讨”，共分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乌沙科夫考察了这一权力的基础；在第二部分，考察了这一权力归谁所有；在第三部分，他谈了死刑问题。
乌沙科夫坚持契约论，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惩罚权起源于社会成员的协议：他们不能不保护自己的权利以反对恶意分子的损害，“有其目的，就有其手段”。对于第二个问题，他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解决的，即惩罚权属于单独的或集体的国王。最后，对于死刑，乌沙科夫谴责它是一种不符合其本身目的的措施。
读者自己看到，在这种“探索”里，俄国留学生是以先进的西方启蒙思想家为榜样的。乌沙科夫在一个地方直接引述了“《犯罪与惩罚》一书的作者”的言论。但在没有直接引述的地方，也可完全明显看出，他竭力研究了贝卡里亚在当时的新著作[5]。除贝卡里亚的影响外，还可看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6]。
犯罪调查学者认为社会惩办罪犯，是通过以恶报恶的办法来恢复正义，乌沙科夫在考虑这一意见时，提出了一些论点，这些论点就在现在，也对分析臭名远扬的不以暴抗恶的理论，具有价值。
他说，一个不幸折断一支腿的人，如果为了以恶报恶，要将另一支腿也给折断，那将是一种毫无理性的行为。社会的情况是同个人的情况相仿的。社会是一个法人，其一切行为都应以求得社会幸福为旨趣，而“以恶报恶则等于促成无可挽回的恶。自己去作反对社会生灵的恶，这种行为需要丧失理智，而丧失理智不是权力”。这些话完全包括了在我们的时代里曾经哄传一时的托尔斯泰学说所特有的真理：如果社会在对罪犯的态度上是以以恶报恶为目的，则这个社会无疑地只能增加在其内部所作的恶的总数。但乌沙科夫不满足于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他也没有说社会不应使用暴力来保卫自己的利益。按照他的意见，社会应该剥夺罪犯危害其亲近人们的可能。但它同时应该设法对他进行道德感化。它必须使用这两种手段，以期减少在它的内部发生的恶的总数。不能不承认，乌沙科夫虽然在这里没有完全解决怎样使恶本身——在这里是说对社会犯罪分子的暴力——成为善的来源，但他的“探索”过程要比托尔斯泰伯爵的思考过程正确得多。
不过，应该指出，在研究用什么方法才能感化罪犯时，乌沙科夫发表了一些现在看来不仅幼稚，而且幼稚中兼带残酷的主张：他将他的感化希望寄托于单独监禁。“关进监狱的罪犯，看到自己满身耻辱，受到一切人的蔑视，如果单独一人，就会比人们所想象的更有力的忏悔。”
先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更广泛地提出了犯罪意向的感化问题。他们说，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是犯罪的来源。为了消除这一矛盾，——同时也消除犯罪的意向，——必须这样组织社会，使其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符合[7]。的确，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只有不多的人以为可以达到这两类利益的完全适合。但是他们都证明，最少要用一切力量来谋取这种适合，因而使他们的理论具有改革的性质。不知为什么这方面的理论，在乌沙科夫关于惩罚权的探讨里没有得到反映。同先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相比，——例如，同爱尔维修相比，——他在这里显得是一个思想方式颇为温和的人。
他说：“所有各时代的经验和现时的国家状况，都证明财产平等的不可能。而财产的不平等则一方面造成贫困；另一方面造成奢侈。”爱尔维修也说过同样的话。
但是，爱尔维修一方面承认财产平等的不可能，同时又认为立法者必须努力减少财产的不平等。而关于这一点，乌沙科夫却一字未提。也许，他的缄默是因为经济关系不属于他所从事的法律研究的范围。然而如果他常常想到经济，那么，在法律研究里，他也会对于经济有所表示（哪怕只是顺便一提）。由于他自己就曾看出，极度的贫困经常接近于犯罪，所以这样做，就更恰当了。因为很明显，既然极度贫困促使犯罪增加，那么，为了同犯罪进行斗争，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就是必要的了。可是，乌沙科夫没有作出这一结论，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值得注意的法律研究使我们有根据去设想，经济问题并未引起他的注意。
这一优秀人物，尽管害着重病，却孜孜不倦地力求深造，他像所有18世纪先进法国启蒙思想家一样，极为倾慕普卢塔赫英雄的私德，但他不仅与财产不平等妥协，而且由于这种不平等，对他的惩罚理论作了重要修改。他写道：
“一个有才智的人或过着舒适生活的人，对于刑罚的感受，要比一个无知的人或身强力壮又习于贫苦的人，更为敏锐；所以对于这两种人，如果实行同样的罪行同样的惩罚，则对于一种人会比对于另一种人更为残酷，精神痛苦将不能与罪恶相配称。”这就是说，对于有才智、或过着舒适生活的罪犯，立法者应予以更轻的惩罚。对于这种观点，18世纪的先进法国人是很难同意的。如果在这里完全不谈监狱能否促进犯人的道德改造问题、可以同意过着舒适生活的人比从童年起就习于穷苦的穷人，更难忍受监狱中的物质艰难。至于道德的痛苦，怎样也不能说穷人比领有丰富物质财富的人，更易于忍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愈是堕落的犯人，要比堕落情况不及他的犯人，更少感到监狱中的道德痛苦，那会是更为公允的。但道德堕落的程度既不决定于物质幸福的程度，也不决定于“才智”。我们已经知道[8]，18世纪的先进法国人深信，特权等级人们的道德水平低于人民的道德水平。如果乌沙科夫保持了他的先进的同时代人的这一观点，他一定会认为，对于穷人的惩罚，应比对于“过着舒服生活的富有者”的惩罚为轻。可是就令他同意这一观点[9]，他在“关于惩罚权的探讨”里，也一字未提。因此，他所得出的结论，很少符合第三等级思想家的学说，而更多地符合贵族等级的陈腐偏见，这个等级的代表在19世纪还常常说，我国庄稼汉不怕坐牢，因为就是在监牢里，他也比在家里吃得好些。
III
研究乌沙科夫的著作也许是多余的。但事实上，这种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那些比任何其他人更倾向于法国解放哲学的18世纪俄国人。乌沙科夫是莱比锡俄国留学生中的中心人物。他的观点，对于那些决定他的许多同学的日后活动的概念，具有重大影响。拉季谢夫写过乌沙科夫“生平”，而且保存了乌沙科夫的上述论文，他在许多方面，纵然不在一切方面，都是同意乌沙科夫的。我们分析乌沙科夫的观点，同时也就了解了拉季谢夫的见解。
拉季谢夫的见解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同法国先进思想家理论的或多或少的接近。因此，我们必须注意指出我们在拉季谢夫本人的见解和他的学长乌沙科夫观点中所看到的种种偏离这种理论的地方。
我们看到，乌沙科夫在其关于惩罚权力的论文里，是以法国启蒙思想家为榜样的。此外，我们又看到，他一方面追随启蒙思想家，同时对于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又不经常确切地站在与他们相同的立场上。例如，同爱尔维修一样，他承认财产不均的不可避免性，但比爱尔维修更易于与这种不均相妥协。他表示应减轻对富有阶级罪犯的惩罚，从而他所暴露的情绪，也不是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情绪。质言之，他落后于同时代的先进法国人。不难了解，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法国，日益接近的社会变革的风暴，比在遥远的俄国，甚至比在叶卡捷琳娜派出俄国学生留学的德国，都要明显得多。因此，先进法国思想家所走上的“极端”，——用我国许多善意的学者的话说，——使德国教授和他们的德国和俄国学生感到恐惧。[10]
试举一例：一位显贵的俄国旅行家[11]在途经莱比锡时，向俄国留学生推荐爱尔维修的著作《精神论》（De l’Esprit ），按照拉季谢夫的说法，这位显贵旅行家“只是对这本书有偏好，对这本书的尊重超过其他的书”（“也许其他的书，他根本不知道”。——拉季谢夫挖苦说）。乌沙科夫和他的所有俄国朋友，遵照这位显贵旅行家的建议，相继“读了这本书，而且用心地读，学会了照那本书思考”。但是，他们虽然学会了按照爱尔维修的著作思考，虽然完全领会了这部书的绝大多数次要的理论原则，却不曾接受构成这些原则的基础的唯物主义感觉论。乌沙科夫甚至感到必须批驳爱尔维修。他留下了他批判《精神论》最初几章的5封信。这些批判并无任何创见。乌沙科夫反驳爱尔维修的论点，是从各式各样德国哲学家那里抄袭来的，而这些德国哲学家的特点，又在于他们比法国哲学家更强烈地倾向于同旧世界观妥协。但对俄国社会思想史具有不小意义的一种情况是：乌沙科夫对爱尔维修的完全没有创见的批判，在拉季谢夫的思想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特别是在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里，在他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活中，感到需要宗教的安慰时，他强烈地想到这些批判，咒骂这位法国思想家。而他在青年时代却是按照他的书来学习思考的[12]。
在他那时所写的著作《论人及其死亡和不死》里，他几乎重复了乌沙科夫在莱比锡用以反对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感觉论的全部哲学观点。我们往后在研究拉季谢夫生平的这一时期时，将对此摘要进行考察。但我们的叙述还离这一时期很远。
1771年11月，拉季谢夫回到俄国。他带着为祖国贡献其全部力量的热烈愿望，回到了祖国。在他所写《乌沙科夫生平》一书中，他在谈到他的朋友，未来的神秘主义者库图佐夫时，说道：“回忆我们多么焦急地想看到自己重新回到我们的出生地，回忆我们在看到将俄国和库尔良德分开的分界线时，是多么兴高采烈！如果有谁，冷淡无情，在这种兴奋情绪中，除了看到放肆，有时甚至胡闹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那我是毋须为此玷污纸笔的；但如果有谁虽懂得什么是激动若狂，却说我们没有这种情绪，我们不能牺牲生命来谋求祖国的利益，那么，对于这种人，我说，他是不了解人心的”。祖国没有为他的青年活力找到使用的地方，没有找到需要使用他的巨大的英勇奋发精神的地方。
同库图佐夫和其他在外国留学的伙伴一道，他被派到参政院工作，职务是记录员。他的儿子尼古拉说，这一职务没有给拉季谢夫带来多大喜悦。“不通俄文，同小官小吏为伍，高级官僚对待他们这批人的态度同对待其他小职小官的态度毫无差别，这一切都使他对这一职务感到厌恶。”因此，先是库图佐夫，后来是拉季谢夫，都转任军职。他被任命为大尉，派在当时彼得堡军区总司令布留斯伯爵的总司令部任军法官。据他的儿子说，担任这个新职，是拉季谢夫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这是可能的。但事实是，拉季谢夫在彼得堡总司令部只服务了三四年便辞职了。
1776年他再次任职。现在他担任商务委员会的委员。当然，这个职务本身，是没有什么英雄特色的。不过，俗话说得好：事在人为。
这个前莱比锡留学生一经参加商务委员会的业务，便挺身为正义而斗争。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斗争，是因被控失职的《大麻织品检查员》案引起的。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以及拉季谢夫的其他同事，都认为检查员有罪。他一人——当时是委员会的最年轻的委员，——却对这一案件写了相反的意见，而且毫不耽误地将其发表出来。这引起了一场混乱。惊惶失措的委员会副主席长时间地劝说拉季谢夫别说出来，以免引起委员会主席沃龙佐夫伯爵的震怒。但拉季谢夫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于是，事情发展到由他自己向委员会主席陈述。出乎这批惊惶失措的官员们的意外，委员会主席认为拉季谢夫的理由有说服力，因而被控的检查员得到昭雪。从那时起，沃龙佐夫伯爵对他的这位聪明勇敢的属员，倍加注意，后来，在他遭受迫害的艰难岁月里，曾给他以异常重大的支持[13]。一般说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拉季谢夫任职期间活动的一切，都向我们说明他是一个聪明、积极和完全大公无私的官吏。事情不能不是这样。他从国外带回祖国的理想，完全不是一般只关心自己升官发财的老官吏所需要的理想。当然，就是努力无私的公职人员，也很少能符合这种理想。拉季谢夫曾努力从事写作，在回国以后不久，就着手翻译一部当时很出名的马布利的著作《Observa tions sur l’hestorie de la Grèce》。他的译本于1773年出版，书名为《希腊史概论，或关于希腊人幸福和灾难原因的考察。马布利神甫著》。译本是由诺维科夫在1773年建立的“印书业促进会”出版的[14]。马布利是这样的法国作家之一，他们的著作在莱比锡曾为乌沙科夫的俄国留学生小组争相阅读。这个小组从法国作家著作中吸收了哪些观点，可从乌沙科夫对“君主专制”一词的注释中窥见一斑，这个词是他用来翻译法文“君主独裁制”一词的。“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权利和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分给法律，那是为了利用它来谋求我们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我们同社会是订立了默契的。如果这个默契遭到破坏，那我们就解除了所负担的责任。君主的不公正使人民——他的法官——得以对他行使同审判罪犯一样，乃至更多的权力。君主是人民社会的第一个公民。”
我们的作家在译书的同时还写诗。但在马布利著作俄文本出版后不久，拉季谢夫便长期中断了他的写作活动。
H.П.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认为这种中断的原因是由于拉季谢夫的青年人理想和丑恶现实的冲突。他指出，拉季谢夫在所著《乌沙科夫生平》中，一方面回忆了留学莱比锡的俄国学生在回到祖国时兴高采烈的情景，同时又忧郁地说：“我承认，我的亲爱朋友（他这里所指的是库图佐夫。——著者），你也会承认，回国以后，我们的热情，是大为减弱了。”接着，拉季谢夫对有产者的政权，作了激烈的指责。“啊，你们，劳心的支配者，由于你们眼光短浅，你们放弃了从事公益的机会，熄灭了笼罩着青年心灵的火焰！对青年一次镇压，你便每每使他永远成为残废！”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说得对，他认为这些自述和指责，是撰写我们作家的传记的重要精神文件。但他错误地以为他所指的青年人理想和严酷现实的冲突，暂时制止了拉季谢夫的“唯心主义意图”，似乎这种意图只是从1785年才开始苏醒过来，又以新的力量控制了他[15]。事实上，在前莱比锡留学生的心灵里，这种意图从来不曾停息，而且即令停息过，其苏醒也无论如何早于1785年。这一点可从拉季谢夫的小册子《致托波尔斯克友人书》中很明显地看出。
这本小册子注明写于1782年8月8日。它所讨论的问题在很长的时期内，都与俄国先进人物的“唯心主义意图”有最密切的联系。在谈到在彼得堡建立彼得纪念碑时，拉季谢夫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称这位君主为大帝？只有为祖国作过贡献的君主，才配享受这种称呼。彼得一世给俄国作过什么贡献呢？拉季谢夫说，这位国王的“优异之处虽然不在于他为人民利益而建立的各种制度，虽然他不是查理二世的胜利者，但他却给一个辽阔无边的庞然大物以第一个意图，而这个庞然大物虽然巨大无比，但过去却是毫无作为的”。他在作出这一答案时，是有意识地同对彼得改革抱着否定态度的卢梭（《日内瓦公民》）表示分歧，而同意伏尔泰的意见，因为伏尔泰认为我们的改革家是一个创造者，是对一个无定形的死板的俄国庞然大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的创造者[16]。
下面的意见是有价值的：拉季谢夫在这里与年轻的卡拉姆津不同[17]，他完全没有忘记彼得活动的阴暗方面。他承认“所以我说，如果彼得确立了个人的自由，那他就可能更光荣，就可能更提高自己，也提高他的祖国”。但拉季谢夫深信，一般说来，不可能希望君主自愿地确立自由。
“如果我们有些这样的例子：国王放弃王位，以便安宁地生活。但这不是由于国王的豁达慷慨，而是由于他在王位上坐腻了。就是到了世界的尽头，也不会，而且不可能有这样的例子：即国王在坐在王位上时，会自愿放弃他的任何权力。”这一关于国王在精神上不可能自愿放弃权力的意见，表明拉季谢夫在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称之为“唯心主义意图”消沉时期，抱着怎样的政治情绪。可以说，拉季谢夫那时的思想方式，最少在政治方面，要比他的著名《旅行记》出版那年急进一些。事实上，他的《致托波尔斯克友人书》写于1782年，直到1790年才出版。所以，拉季谢夫在说到国王从来不曾自愿地向自由让步，也永远不会作出这种让步的地方，写了如下的注释：“如果这些话是写在1790年，则路易十六世的例子会给作者以别的想法。”
[18]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不是说，在1782年，拉季谢夫的“唯心主义意图”很微弱，而是说——而且只是说——拉季谢夫由于猜想路易十六世仿佛是诚心想满足法国人民的政治要求，遂对有产者政权的善意，抱着比以前更信任的态度。我们即将看到，这后一情况对《旅行记》中某些似乎同他对“君主专制”的一般态度不很协调的地方，提供了解释。此外，他同开始受到神秘主义情绪控制的库图佐夫的通信，也都是在这些，按照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的意见，以拉季谢夫的“唯心主义意图”消沉为特点的年代写的。
我们作家的儿子说，这两位老友的通信，可以编成一整部书。非常可惜的是，这些信没有保存下来。但拉季谢夫不仅没有接受那种控制着库图佐夫的坟场情绪，而是相反，坚决保持了他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因袭来的进步宇宙观，我们根据所知有关他本人和有关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对他的态度的全部材料应对此深信不疑[19]。然而，谁坚持进步理想，则其被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称之为唯心主义[20]的那些意图，就不会停息。
俄国作家，——特别是这里所说的18世纪作家，——其缄默，每每不是由于他的“唯心主义”意图的消沉。这种缄默每每是由于“不由自主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的恼人影响能够驱使诺维科夫钻进神秘主义，那它们也就能够使拉季谢夫产生一种信念，认为任何在刊物上反对丑恶现实的企图，都是没有希望的。这一信念完全足够使他保持缄默，即令不是永久，也要保持一定时期。拉季谢夫的暂时缄默，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一信念。
但是人也想到现实。拉季谢夫经常关切西欧著作界的先进思潮，无论如何不能不感到法国革命风暴的到来。所以很自然，他在感到这种风暴正在到来后，也就产生了从事著作活动的强烈愿望。这就是为什么他重新拿起了他那枝早已搁置不用的笔杆的缘故。
我已一再提过的他那本《乌沙科夫生平》1789年出版了。这本书包含了他的传记的许多珍贵资料。如果根据这部著作来判断，则他当时的主要兴趣是政治兴趣。他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我国贵族道德的本质，认为它们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他说：“君主独断专横，除自己的意志和苛求外，不知有法依循；在他看来，其他规章也都低于自己的意愿。这就促使每一个长官认为他所使用的部分权力是无限的，认为他这个局部的统治者同总的统治者没有两样，从而以为把抵触长官权力的规章看为对最高权力的侮辱，是理所当然的。”
拉季谢夫说，这一“不幸的思想”危害着成千热爱祖国的公民，压制着他们的灵魂和理智。但他认为，在当前条件下，这种思想是完全无可避免的。他断然说：“怎样也不可能，因为人都是倾向于独断专横的；这一意见，爱尔维修也经常说过。”[21]
怎么办？难道能够同掌权人物的独断专横习惯妥协吗？或者，难道能够用幻想来安慰自己，以为有德行的人，就令戴上镣铐也是自由的吗？不能，都不能。必须斗争。必须学会抵制身居高位的暴君。公民服务国家，而不是听命于长官。关于这一点，拉季谢夫制定了许多规章，他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遵守了这些规章，并在自己的著作中作了叙述。我们已经知道，他在担任公职时，怎样在对长官的态度上保持了独立精神。现在，我们看看他怎样把这种独立的精神灌输给他的读者。
在他所著的《旅行记》中，他提到在“克列斯特兹”车站遇见的一名贵族。这个贵族是送他的几个孩子去上任的；在同他们分别时，他给他们讲授了实用智慧。这就是那个同“糊涂人的庸俗经验”毫无共同之处的智慧：
父亲说：“努力吧！特别是要首先使你们的行为受到你们自己的尊敬；以期在单独一人反躬自省时，不仅对所作所为没有后悔，而且为自己感到荣幸。”
这是通则。而这个通则的应用情况之一是：
“进入上流社会，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社会上有一种在节日的早晨拜会达官显贵的习俗。这是一个小气的习俗，毫无意义，它表示拜访者胆小如鼠，被拜访者傲慢骄横和缺少理性。”
我们看到，拉季谢夫在这里提出的那个贵族，要他的孩子们提防涅克拉索夫后来在他所写的《在正门入口处的沉思》第一部分所抨击的那种奴性。节日拜访达官显贵的目的，是为了博得他们的好感。而这却为有自尊心的官吏所不应该做的。“不要让你的脚跨进那分隔着阿谀逢迎和执行职务的界限，”——贵族继续说，——“除非由于你的职务的需要，不要走进任何显赫大贵族的正门。那时，你虽在卑鄙的人群之中，虽然他们要用奴颜婢膝的目光看望你，你心灵虽然愤慨，但你毕竟与他们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拉季谢夫一方面向他的读者灌输独立感，教导他们怎样对待显赫大贵族，同时对于在60年代先进青年中受到无情抨击的讲究服饰行为，也表示了谴责。
“一贯地讲究服饰，经常表示一种被压抑的理性，”——同一贵族在他的著作中说，——“如果说，尤利·克萨里尔是一个讲究服饰的人，那他的讲究是有其目的的。青年时期追求女性，是他讲究服饰的动机。如果穿着又脏又臭的破衣能够达到他的愿望，他会立即脱下楚楚衣冠而把这种破衣穿上。”
人所尽知，衣冠楚楚可有助于达成高贵的目的。就是19世纪先进青年中最极端的代表，对此也是同意。例如，我国所谓地下工作者，在华丽的衣冠有助于达成他们的革命目的时，就穿得非常华丽。总而言之，在读到这位克列斯特兹贵族给他孩子们的训诫时，不禁想起杜勃罗留波夫的某些论文，这些论文向青年读者讲授如何生活，特别是如何抵制任性胡闹的规则。拉季谢夫在我国生活导师的队伍中，是一个首屈一指的人物；后来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在这种人物中占着同样的地位。拉季谢夫的实用规则同这两人所制定的规则近似，尤为值得注意，因为他在理论上时常依靠的前提，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哲学前提，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他虽然不肯在最后的结论上追随法国唯物主义者，但毕竟他的人性发展学说是完全从他们那里抄袭得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也都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坚决信徒，而费尔巴哈则很受益于法国唯物主义者，虽然他对此并不经常明了。属于两个极不相同的历史时期的作家，他们的相同或差不多相同的出发点，造成了相同或差不多相同的结论，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克列斯特兹的贵族警告他的孩子们说：“不要以为，我会想从你的嘴里听到你感激我对你们的关怀，或赞扬（哪怕是略为赞扬）我为你们所作所为。在自身利益的推动下谋求你的利益，总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你们什么也不亏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小说《怎么办》的主角，对于他们的各种利他行为也表示完全相同的观点——只不过说得好得多。他们每人都说，指导他们的，是纯然利己的动机（用克列斯特兹贵族的话说：自身利益的推动），其根据是每人在打算作些利他的举动时，都希望从这种举动里获得巨大的满足。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我国19世纪60年代伟大启蒙思想家所大事抨击的利己主义宣传，所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者和俄国启蒙思想家的唯一不无根据的指责，是他们用语的不明确。某人愈是富于牺牲精神，便能愈是快乐地为他所亲近的人们服务。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不应因此就说，指导他的行为的是“本身利益的推动”。
问题决定于这人所说的利益是指什么：如果是指他人的幸福，那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说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因为利己主义者的利益是与他人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如果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里，犯了克列斯特兹贵族在拉季谢夫的《旅行记》里早就犯过的同一用语错误，那也完全不意味着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拉季谢夫是利用他们的主角来宣扬利己主义。相反，他们的宣传是最高的利他主义宣传。诽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们从来不肯费点气力去查明，洛普霍夫为了不妨碍他的妻子的幸福而决定退出，他的利己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们更不明白，为什么拉赫梅托夫由于决心为祖国服务而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我们都应说他是利己主义者。拉赫梅托夫似乎是70年代俄国革命家的典型。但是，在总和上构成这一革命家理想的特点，在18世纪下半期即已在俄国先进知识分子中开始产生。这一点，我们在拉季谢夫本人和他的克列斯特兹贵族的范例上看得最为明显。
根据这位克列斯特兹贵族的说法，共同生活的规则是与遵守人民的道德风尚，遵守法律，以及符合德行的行为有关系的。
“如果在社会里，道德风尚不违反法律，如果法律不给德行的传播设置障碍，则执行共同生活的规则，便是轻而易举的了。”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在一切地方，道德每每与法律抵触；更坏的是，道德风尚和法律又每每与德行矛盾。因此，很难同时履行人和公民的责任：“两者每每完全对立。”
拉季谢夫理解的人的责任，显然是对待应当是什么，也就是对待理想的责任。而所谓公民的责任，则是指对现实，换言之，对事物的现有秩序的责任。在现实与理想发生矛盾的时候，在现实的要求与德行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时候，从而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德行便是最高的法律。“不要管道德风尚，”——还是这位克列斯迪兹贵族说，——“不要管民法和宗教法，不要管这些社会上多么神圣的东西。执行它们将使你离开德行”。
这些话表明，拉季谢夫虽然以官吏的身份仍旧严格遵守法律，但他一点也不愿使进步的利益成为法律的牺牲品。官吏心甘情愿地向公民让步。然而为了进步的要求而违反法律的要求，意味着给自己招来迫害。拉季谢夫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想使先进的俄国人在致力于“德行”时，预先学会不畏艰险。“如果法律或国王、或人间任何权力要你撒谎或违反德行，你应对此毫不动摇。要不怕嘲笑，不怕折磨，不怕疾病，不怕坐牢，甚至不怕死。要精神坚定，有如中流砥柱。”这已是毫不模棱两可地宣传用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同社会不正义作斗争了。拉季谢夫明确了解，在俄国，忠于进步将会陷于怎样的绝境。他指出，自杀是人们由于德行而遭受迫害的最后避难所。克列斯特兹的贵族给他孩子指出了卡顿的范例：“如果沉重的不幸使你成为众矢之的，如果你的德行不能在人间获得避难的处所，如果你被逼到绝境，无处可以逃避压迫；那时，你应记住，你是人，应记住你的尊严，戴上极乐的桂冠，用它来解除你的不幸，——你就死罢！”
叶卡捷琳娜看到，《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传布法国的传染病。从她的观点说，她是完全对的。毫无疑义，拉季谢夫表现为法国革命家的信徒。这不仅在《旅行记》里是如此。现在业已确凿查明，拉季谢夫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就已在刊物里颇为完全和彻底地发表了他的革命观点。
佩平早就（在1868年）发表了一种意见，认为拉季谢夫曾积极参加克雷洛夫的《灵魂通讯》杂志的工作。他认为所有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以讽刺内容的严肃性为特征的书简，都出自拉季谢夫的手笔。他认为，首先，西尔弗·达尔诺维德的信便是其中的一篇。他的这种意见，在不久以前还为某些最严肃认真的学者所同意。毫无疑问，确乎有些有力的论点，足以支持这种意见。但谢戈廖夫提出了更有力的证据以反驳这些论点[22]。现在，对于拉季谢夫参加《灵魂通讯》杂志工作之说，不得不予否认。但谢戈廖夫在提出图奇科夫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时，确认了我们的作家……。[23]
[1] 据他的儿子尼古拉说，拉季谢夫的同学有：亚诺夫、切利谢夫、库图佐夫、鲁巴诺夫斯基、涅斯维茨基公爵、Ф.乌沙科夫、M.乌沙科夫、纳萨金、特鲁别茨基公爵、奥尔苏费耶夫。后来，又派了科佐达列夫和沃尔科夫来代替死去的涅斯维茨基公爵和特鲁别茨基公爵。
[2] C.Г.斯瓦季科夫似乎认为，俄国国外留学生同他们的政府监护人的这一冲突，是我国最早的学生运动。这不完全准确。1763年，寡妇斯特凡宁科娃向基辅神学院长控告4名学生，似乎他们偷了她的木材、院长作了严厉处分：他命令对两名被控告的学生用树条抽打，对其余两名则剥夺其“资格”。受害者向基辅的主教提出了申诉，要求对他们所受的侮辱和殴打予以“昭雪”。哲学班的个别学生声援了他们，在同称他们为暴徒的院长激烈争辩后，以集体离院作为威胁。（见М.В.多夫纳尔扎波尔斯基的论文《谢明·伊凡诺维奇·加马列雅》——《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2卷，第28页。加马列雅也是那一刚强的院长的受害者。）这些学生运动的结果如何，不了解；但很可能，它们也都不是最早的学生“闹事”。
[3]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323—324页。
[4] 第1幕，第3场。
[5] 学术著作《犯罪与惩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 ），1764年版。
[6] 贝卡里亚本人就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因袭了许多东西。
[7] 康尔多塞写道：“Le perfeetionnement des lois,des institutions publiques,suite des progres de ces sciences,n’a-t-il point pour effet de rapprocher,d’intensifier l’intérêt commun de chaque homme avec l’intérêt commun de tous？Le but de l’art social n’est-il pas de détruire cette opposition apparente？Et le pays,dant la constitution et les lois se conformeront le plus exactement au voeu de la raison,et de la nature,n’est-il pas celui ou la vertu sera plus facile,ou les tentations de s’en écarter seront les plus rares et les plus faibles？Quelle est l’habitiude vicieuse,l’usaqe contraire à la bonne foi,quel est même le crime dont on ne puisse montrer l’origine,la cause première,dans la législation,dans les institutions,dans les préjugés du pays ou l’on observe cet usage,cette habitude,ou ce crime s’est commis？”（《Esquisse d’un,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Dixième époque.Des progrés futurs de l’esprit humain》.）
（随着这些科学的进展而出现的法律及公共制度的完善化，对每个人的一般利益与全体人的一般利益的彼此接近和同时提高会没有效果吗？社会学科的目标难道不是要打破这种表面上的对立吗？而那种宪法和法律同理性的意愿和自然的意愿最密切符合的国家，不正是那种美德最通行无阻、引诱人离弃美德的力量最少见而最薄弱的国家吗？有哪种恶习惯，有哪种违反正直诚实的风俗，甚至有哪种犯罪，我们不能从见得到这种风俗、这种习惯或这种犯罪的国家的立法、制度、偏见中指出它的根源、它的基本原因呢？）
（《人类精神进展的一幅历史图画素描——第十期。人类精神的未来进展》）
[8] 《……人类精神的未来进展》，第7章。
[9] 这里一提他对贵族妇女教育的评语。他把上流社会中卖弄风情的妇女，描写为堕落到了极点的人。但他无法否认，在劳动农民环境中教养的妇女，在道德方面要比那种妇女高尚得多。
[10] 虽然，乌沙科夫对妇女问题的观点，要开阔得多。值得指出，19世纪先进的俄国知识分子总是开阔地看待这个问题。
[11] B.B.卡拉什假定，这位显贵旅行家是奥尔洛夫伯爵。
[12] 在写给沃龙佐夫伯爵的信里（伊尔库斯克，1791年11月26日），提到《Helvetius de memoire maudite 》（《回忆可诅咒的爱尔维修》）。
[13] 沃龙佐夫伯爵在拉季谢夫流放西伯利亚时，曾与他通信。流放中的拉季谢夫在写给伯爵的一封信里，便写了前面提到的对爱尔维修的咒骂。
[14] B.谢缅尼科夫发现，除这部马布利著作的译本外，“促进会”还将拉季谢夫的另一译本《军官操典》送请科学院出版。但这个译本仍然是由诺维科夫出版，直到1777年才发行的。（见谢缅尼科夫的论文《诺维科夫早期创办的出版社》——《俄国藏书家》，1912年，第5期，第10页。）
[15] 见前关于俄国对西方态度问题的一章。
[16] 见同章。
[17] 见同章。
[18] 《拉季谢夫全集》，1907年版，第4卷，第5页。
[19] 关于这种态度，见前面第十一章。——在《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里，拉季谢夫表示了对于神秘主义“哲学”的看法。他叙述了在波德别列兹耶车站，有一个到彼得堡学习科学的学生，遇见了他。在这个好学的学生遗失的小笔记本里，有这样的一些话：“发展最新的神秘创造罢，以按时出席烦琐哲学争论而自负罢，人类理性关切的是成语，而不想想这种成语有无意义。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要由学者去解决真理问题，而是提出在针尖上能够容纳多少灵魂问题。”拉季谢夫很了解，18世纪的神秘主义是为了中世纪的概念而反对法国新哲学的。
[20] 在道德的意义上使用这一形容词，有时为了语言的简括，是必要的。为了简括，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在他所写的传记里使用了它，而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是没有反对唯物主义的庸人成见的。但是不要忘记，在这种情形之下通用的术语，曾引起巨大的概念混乱。恩格斯在他的卓越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说：“认为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么，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接着，恩格斯嘲笑了庸人反对唯物主义的成见：“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乐，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物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平时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引自我所译的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国外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21卷，第324—325页。）
[21] 《全集》，第1卷，第18—19页。在附注里，拉季谢夫力图对这种“不幸思想”的起源作更详细的说明，并且模仿爱尔维修的榜样，从社会关系中找出了解社会心理的钥匙。他写道：“这种要求绝对服从的规章的根源，可能从军法中，从文官和武官的混合中找到。”我国文官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担任军职时开始其对祖国的服务的。他们由于习惯了对下属发号施令，而军事服从又是不容许违抗命令的，所以他们在担任文职时，都带着过去养成的军事思想。他们觉得到处都是队伍，在法庭上也可高喊：“举枪致敬！”，他们的决定每每是用鞭笞来签署的。
[22] 见他的论文：《拉季谢夫的杂志活动概述》，载1908年12月份《已逝的岁月》。
[23] 本卷正文到此结束。显然，这是普列汉诺夫的未完之作。——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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