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我们的机会主义
（使读者了解我们观点的一次新尝试）
（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三、十五、十七和二十三日
《统一报》第六十三、六十五、六十七和七十二号）
第一篇文章
彼得格勒有一家“自由”出版社。它在“人人政治丛书”的总标题下出版了一套小册子。这套丛书中占第二位的是一本题为《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论战概述》的小册子。出版社在这本小册子前面写了一篇筒短的序言，说出版社希望所有感兴趣的人能够更好地了解我同列宁的意见分歧，所以它请M·A·安东诺夫用通俗的形式叙述这些分歧。
安东诺夫接受了这个请求，遵照出版社的意图十分客观地叙述了“双方的思想，而不预先从有利于他们中间哪一个人的观点来决定问题”。因此，只要得到上面说的这本小册子（每册一律定价为四十戈比），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弄清楚我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同列宁发生意见分歧的。这个结论是从序言中得出来的。遗憾的是它没有根据。安东诺夫的确没有预先从对有利于我或者有利于列宁的观点来决定间题。如果这叫做客观态度，那么他是客观的。可是他的小册子毕竟没有满足自己的目的：它没有对“双方的思想”作必要的说明。为什么呢？原因简单，就是为了理解我和列宁之间存在的种种意见分歧，必须切实地了解社会主义理论。可是我们的作者没有这种了解。他说：“如果学院式地进行推论，作为社会思潮的社会主义是不变的。”这是安东诺夫的根本原理。这个原理是完全错误的。“作为社会思潮的社会主义”有其漫长的历史。凡是有历史的东西都不会是不变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不变的。它已经经历了一些发展阶段。要是安东诺夫知道这些阶段互相区别的特点何在，那么他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不可能同列宁达成协议了。
然而他不了解这些特点，因此无论对列宁观点的真实本性还是对我的观点的真实本性，他都理解得很糟。
我不认为，“学院式地进行推论”是很大的不幸：也许安东诺夫不理解的东西还有很多，这是他个人的事。可是他扮演了广大读者的教师的角色。因此他的不理解就不再是他个人的事了。既然他着手教育广大读者时从这些读者那里因袭了他们对于俄国各派社会主义思想的偏见，所以分析他的小册子同时也就是消除这些偏见的一种尝试。我认为作这种尝试是有益的。
在说明我和列宁的意见分歧时，安东诺夫采用的是比较的方法。首先他把我和列宁可以说是作了总的对比。在这里他并不是没有某种艺术野心的。他所作的总的对比使我想起屠格涅夫在一篇著名的随笔里对于霍尔和卡里内奇的性格特征所作的对比：
“霍尔是积极的实际的人，有办事的头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卡里内奇同他相反，是属于理想家、浪漫主义者、狂热而好幻想的人物之类的。霍尔能理解现实，所以他建房屋，积累钱财，跟主人和其他有权势的人和相处；卡里内奇则穿着草鞋，勉强度着艰苦的目子”等等
[1]。
“列宁是一个狂热分子、教条主义者，他宣传社会主义原则时不考虑当地的条件。普列汉诺夫是另一个极端，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机会主义者。列宁把社会主义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忘记社会主义应该在地上实现，而不是在云端实现。普列汉诺夫真诚地希望实现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心肠又软，所以决心对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列宁是直爽的、粗野的、严峻的、刚毅的人，他坚持自己的要求时是坚定不移的和铁面无情的，然而普列汉诺夫则是一位绅士，肯于让步、软弱、有女性的气质而且温柔。”
人们时常责备我辩论的方式尖锐，所以当我听到有人说我的特点是肯于让步、软弱、温柔甚至还有女性的气质的时候，那是最使我高兴不过了。我耽心的只是在分析安东诺夫的小册子时我不能保持他为我建立的崇高荣誉。有什么办法！真理高于一切。
安东诺夫想证明软弱使我产生机会主义，就是说使得我对资产阶级让步，他就引证了（例如）我给全俄铁路代表会议代表的公开信中的话：
“混乱现象会使我国刚刚诞生的自由毁灭。”
又如：
“当代俄国无产阶级最幸运的地方就在于：现在，在保卫新制度的斗争中，它的阶级利益和所有想要永远消灭旧制度残余的那些居民阶层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懂得这个道理，它今后就不应该提出会使得自己同这些阶层分离的政策，而要提出使两者团结起来的政策。它的政策不应当是充满宗派精神的一个或一些小集团的政策，而应当是一个对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有深刻而且广泛的认识的阶级的政策。”
[2]
巴枯宁曾经竭力谴责马克思有机会主义。他作这种谴责的根据恰恰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社会发展的某些时刻，无产阶级的某些极其重要的利益能够甚至必然要和资产阶级的某些极其重要的利益一致。巴枯宁坚决否认这种（请注意：暂时的）一致的必然性，并且因此自以为是激进派。同时广大的读者至今一直把他看成是具有比马克思更多得多的革命气质的活动家。然而实际上，他和马克思的区别根本不是决定于气质，而是决定于社会主义思维的方式。巴枯宁属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空想阶段，而马克思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
如果安东诺夫没有想过“社会主义是不变的”；如果他没有忘记社会主义有其漫长历史；如果他曾努力使自己弄清楚《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的作者所独具的激进主义的特征是什么，那么他就会立即看出，列宁的假革命策略是巴枯宁的假革命策略的亲生女儿。那时他就丝毫不需要拿列宁的粗野、严峻、直爽、坚定不移以及其他等等作借口了。他就不会向我们说明个性的特征，而是说明某种远为有价值的东西，即说明方法的特征。那时他也就不会把列宁归于“科学社会主义神殿”的祭司之类了。他就会懂得，列宁在其中举行宗教仪式的神殿坐落在乌托邦岛上。
值得注意的是被安东诺夫列入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的列宁忘记（用同一位作者的话来说）社会主义应该在地上实现，而不是在云端实现。 安东诺夫公民，别作孽了吧！这算什么科学社会主义呢？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作者进行比较时把我的观点和列宁的观点对立起来。现在我们又知道，列宁的社会主义的激进主义在于他希望在云端而不是在地上建立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我的机会主义在于我希望在地上而不是在云端建立社会主义。这个发现（我们完全应该把这个发现归功于我们这位作者的比较方法）就象说我“是一位绅士，肯于让步、软弱、有女性气质而且温柔”一样使我十分愉快。我只耽心安东诺夫公民这完全是过分地恭维我。
不过，危险并不象乍看起来可能设想的那么大。安东诺夫公民在用赞扬的毒药伤害我的时候并不吝惜用谴责的解毒剂。他硬说，我和列宁的残酷斗争达到了“过于自尊的（sic！[3]）庸夫们的疯狂”的程度，而“我们（即读者们——格·普·）有权从十分怀疑的观点出发来考察他们相互论战的诚意”。原来如此！你们看，尽管安东诺夫十分的温柔，但他没有犯批评的判词过分软弱的罪过。
不过，这是第十件事，象巴扎洛夫（是《父与子》里的巴扎洛夫，而不是《新生活报》里的巴扎洛夫）说过的那样。重要的是现在读者可以亲自断定安东诺夫关于我们的机会主义的看法有多少根据。下一篇文章将用安东诺夫本人的话说明：这种所谓机会主义怎样表现在我们对待国际、对待当前战争等问题的态度上。
第二篇文章
现在继续同安东诺夫谈话，因为他的一本不大的小册子里包含着许许多多在庸人们中间广泛传的关于俄国各派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偏见。
他硬要使人相信，“普列汉诺夫阵营中有：马斯洛夫、斯米尔诺夫、鲁巴诺维奇、切列万宁、阿克雪里罗得和德依奇等人”。他认为接近这个阵营的有：“谢德曼、休特古姆、海德曼（即海德门——格·普·）、王德威尔杰（即王德威尔德——格·普·）、盖德、考茨基、比索拉提、阿德勒（大概是维克多——格·普·）和萨克佐夫等人”。
被安东诺夫公民归入列宁阵营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有：季诺维也夫、别列宁、兹·李宾、齐姆林“等人”，“外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则有“马克林、李卜克内西、卡尔·楚利布姆（？）罗莎·卢森堡和布拉戈耶夫‘等人’”。
这里真是一团惊人的混乱。各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理论家、机会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西欧无产阶级应该感谢他们在自己的队伍里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海德门、盖德、考茨基），被不分皂白地同休特古姆和谢德曼之流的真正的机会主义者混为一谈，这些机会主义者属于早就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点进行“修改”的所谓修正主义者一类。安东诺夫先生在转而谈到列宁的国外阵营时用完全相同的糊涂观念款待读者。他把卡尔·李卜克内西同象楚利布姆这样一个毫无革命声誉的人物混为一谈。也许后者真的属于列宁分子的国外阵营，这一点我不了解。然而卡尔·李卜克内西始终属于以盖德、海德门和考茨基为其最出色的代表的那个社会主义思想派别，这是亳无疑问的。
我们的作者继续道：“这两个阵营在一般策略问题上有原则性的分歧，所以它们在如何消除战争所引起的种种事件的问题上是不可调和的敌人。”
这又不对。
休特古姆“在一般策略问题上”始终是同考茨基有分歧的。可是我们的作者却把他们两人算在同一个阵营里。同样，卡尔·李卜克内西按其策略观点说非常接近于本文作者，而铁面无情的安东诺夫先生却把我们划进了两个不可调和的、互相敌视的策略阵营。
这是什么？无知吗？当然是无知。但是有各式各样的无知。有一种无知对于观察者大有教益。我们的作者正是暴露了这种无知。
广大读者的这位启蒙者把读者自己中间流布极广的偏见奉献给他们。作为启蒙者他完全不适合。但是作为在策略、战争等类问题上流行的偏见的代表者，他却几乎是不可代替的。
“在一般策略问题上”他是一无所知的。但是他听说我国甚至有许多社会主义者把盖德、海德门和我当作休特古姆、谢德曼、维克多·阿德勒和萨克佐夫在策略上的同志。于是他就拿起笔来把他自己的偏见奉献给很少受教育的读者。他没有问问自己，这种偏见是从哪里来的。他甚至没有想到这是偏见。他认为偏见是完全正确的思想。但因此他也就使我们有义务说明偏见产生的过程。
当这次战争爆发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难忘的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会议上通过哈阿兹的嘴巴声明说，这次战争具有防御的性质，因此全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积极参加战争。反之，法国社会党由于认为战争对法国是防卫的，也作了同样的声明。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有谢德曼、休特古姆及其他机会主义者。属于法国社会党的则是盖德和他所有最亲密的同志。谢德曼站在自己党的右翼。反之，盖德派组成了法国社会主义的左翼，这是极其重要的区别。但是，当广大的读者听到盖德象谢德曼宣布自己决心手执武器捍卫德国一样声明自己决心保卫法国的消息时，他们就完全忽视了这个区别。他们把两种情况外在的相似性看成是它们内在的同一性。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他们这种由外及内的推论错误到了什么程度：
从列·托尔斯泰的观点看来，手执武器起来反对沙皇改的革命者应该和这个政府本身一样受到谴责。为什么呢？因为革命者和执政者都使用了武力。列·托尔斯泰没有问过自己，一些人向自己提出了什么目的，另一些人又是追求什么目的。他没有区别防御者和进攻者、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在他看来，凡是用暴力抗恶的人都属于同一阵营，即属于使用暴力者的阵营。一个革命者越是要坚决地走上起义的道路， 他在托尔斯泰心目中就越象一个驱使讨伐队逞凶肆虐的反动分子。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是暴徒。他为什么而斗争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斗争时采不采取暴力手段。
当这次国际冲突开始时，广大群众就完全是这样判断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他们没有问问自己，一些人希望什么，另一些人追求什么。他们根本没有产生过关于目的的问题。他们满足于关于手段的问题。无论盖德或谢德曼都“同意战争”。这就是说，他们两人都属于同一阵营。什么阵营呢？广大群众认为，激进的社会党人无论如何“不会同意”战争。因此他们断定，盖德和谢德曼一样是属于机会主义者阵营的。既然他们听说，在齐美尔瓦尔得开会的人是“不同意”战争的，所以他们断定，这些人才是激进社会主义的真正代表。实际上，齐美尔瓦尔得决议中体现了多美拉·纽文胡斯之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第二国际的几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那些思想。然而广大群众不熟悉国际的历史。他们受了齐美尔瓦尔得各项决议外表上的激进主义的欺骗，认为它们体现了不可调和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这完全不是说上述决议的假激进性质得到了群众的同倩。不，在大多数情况下群众是同情“机会主义者”的，因为他们本身也倾向于“同意战争”。可是他们由于无知，竟把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机会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的那些人（如盖德和海德门）同无疑属于机会主义者的人（如谢德曼和休特古姆）一起都算成了机会主义者。
实际上，盖德的情况同休特古姆和谢德曼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谢德曼支持帝国主义政策，从而背叛了国际。盖德起来反对这个政策， 从而遵循了国际工人协会的遗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位领袖起来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并且“同意战争”，这个情况完完全全是由于这个帝国主义已经手执武器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据说，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责任一般说来要由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来负，个别地说则由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负。这又是广大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偏见之一。毫无疑问，帝国主义战争归根到底是由已经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的。但是“归根到底”决定帝国主义战争的一般可能性是一回事，而使得一般可能性变为特定时刻痛苦的现实性的那些直接原因则是另一回事。这些直接原因总是一定国家或者一定的国家联盟的行为。因此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联盟的某些行为引起国际军事冲突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背定说，这次冲突的责任应当由这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来负。
还在这次战争的前夕，德国（以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报刊曾经一致承认，战争的责任主要应由德国和奥国的帝国主义者来负。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大多数机关报开始说起某种相反的话来了。它们着手证明，德国只是防御敌人的进攻，换言之，战争的罪过主要在协约国。而这种观点的转变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向德国帝国主义方面的转变同时发生的。以后不久，就在德国民主党内产生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反对派，持反对立场的少数派机关报又开始发表（不过不大胆，也不坚决）原先的主张了。连伯恩施坦这个德国修正主义者的创始人也开始说，法国社会党处在完全不同于德国社会党的地位。这等于承认法国在防御，而德国在进攻。从作为修正主义之父的伯恩施坦方面来说，这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往往有舆论一时糊涂的时候，这时不合逻辑的现象本身就会变成功绩。在所有公正的人看来，这种不合逻辑的现象永远是伯恩施坦的功绩。
无论如何，还在马克思的时代国际就把防御战争和侵略战争区别开来了。法国社会党也在自己的里摩月代表大会（一九〇六年）上坚决确认过完全符合国际精神的这种区别。
这次代表大会在关于战争的决议中曾经提醒“全世界工人阶级注意，任何一国政如果不犯反对其他民族的罪行，不犯反对这个民族的工人阶级的罪行，不犯反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罪行，就不能威胁这个民族的独立。”
同一个决议还说过，“一个国家的独立处在危急中，它的人民和工人阶级应该坚决保卫这种独立，并且有权期待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
当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再说一遍，在一九〇六年），任何一国的任何一家社会主义机关报都没有提出过丝毫异议。唯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古斯塔夫·爱尔威谴责它是机会主义的决议。但是这没有使任何人感到奇怪，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懂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赞成社会主义者对待战争的看法，而且也不能赞成这种看法。
当一九一四年盖德“同意战争”时，当他开始号召法国无产阶级全力保卫自己的国家时，他完全是按照里摩日决议的精神行事的。
这个人的思想方式越是激进，他的气质越是革命，他必然会更加坚决地奋起反对德国帝国主义者犯下的、可惜得到谢德曼一伙人的支持的罪行。只有认为维·伊·查苏利奇（她曾经因为特列波夫下令惨无人道地拷打波戈留波夫而向特列波夫开过抢）同特列波夫属于一个阵营的人，才会根据这一点把盖德和谢德曼算进一个阵营。
第三篇文章
安东诺夫先生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难怪他毫不犹疑地把不可调和的马克思主义者盖德和不可救药的修正主义者谢德曼混为一谈。只要他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有一点了解，即使是对它最近时期的历史有一点了解，他就会惊奇地问自己，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不仅法国的盖德，而且英国的海德门、西班牙的伊格列西亚斯、格鲁吉亚的尼·饶尔丹尼亚，最后还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这些原来在自己国家内都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这种革命的代数学的主要宣传家，这些一向同机会主义进行激烈战斗的人突然象商量好了似的都转入了机会主义阵营呢？柏拉图早就说过：“惊奇是哲学之母”。如果安东诺夫先生对于在他看来似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们都转入了机会主义者阵营的那种现象感到了惊奇，那他就会开始仔细思考这种现象（“寻根问底”），那时他对这种现象就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也许会想到，实际上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宣传家们根本没有转入机会主义阵营，而是他把情况表面上的相似性当作了本质上的同一性。我这样说并没有把握，而只是假定话气：“可能”、“也许”。可惜没有充分的根据使我有把握。就连一些才识远胜过安东诺夫先生的人也未能理所当然地对盖德、海德门、伊格列西亚斯等人向机会主义的所谓转变“感到惊奇”。这里的主要障碍是西欧各交战国内缔结了“国内和平”。
人们把各政党之间达成协议，以便在战争时期完全停止或者至少是大大减弱在正常条件下这些政党之间发生的相互斗争称为“国内和平”。机会主义者通常都表现了一种同其他政党达成协议的倾向。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了这种倾向。可是当目前的国际冲突爆发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例如盖德）也认为这种协议是必要的。大家知道，盖德甚至作过短时期的部长（不管部）。广大群众正是由此得出结论说，盖德及其在其他进行自卫的国家中的同道们接受了机会主义的策略。然而这是错误的结论，它只能使思想最肤浅的人感到满意。战争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条件，要把和平时期的形式逻辑应用到这些特殊条件上去是再也不可能的了。
人们把“国内和平”看成是等于停止阶级斗争。自从以血缘亲族为基础的原始共产主义瓦解和社会中产生了阶级那个时候起阶级斗争就开始了。只有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才会停止。各政党之间的协议是不足以削弱阶级斗争的。要长时期削弱阶级斗争就必须有下面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情况：或者在这个国家中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或者这个国家处于可以剥削其他国家的特殊地位。
如果德国在它对法国宣布的侵略战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么德国一定会向法国提出延缓法国经济发展进程的种种条件。延缓经济发展进程意味着延缓无产阶级形成为社会阶级的过程，也意味着延缓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这一切总合起来就会削弱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对抗中的地位。
不言而喻，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无论如何不会喜欢这种削弱法国无产阶级地位的远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必须防止德国战胜法国。本着这种宗旨，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了协议。协议向这些政党暗示，希望尽可能在战争时期取消会削弱法军战斗力从而会帮助德国帝国主义者实现计划的那些阶级斗争形式。
由此可见，缔结协议根本不是为了削弱阶级斗争，相反，而是为了取消将来一定会削弱阶级斗争的那些条件。这哪里是什么机会主义呢？一点机会主义的影子也没有，有的是某种同机会主义直接对立的东西：即每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力求从工人阶级的历史道路上，排除那种会使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变得软弱无力的东西。
当然，从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观点看来，甚至无产阶级代表同敌对社会阶级代表的临时协议都是不能接受的，无论这些协议将来会给无产阶级带来什么好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们一向都否定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们的所谓激进策略，因为这种策略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原则的纯粹教条式的理解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在自己的宣言里极其辛辣地嘲笑过“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这些人否定任何关于德国无产阶级支持当时正走上反专制主义斗争道路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用宣言作者的话说，“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对立起来，因循惯例地诅咒自由主义、代议制政体、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资产阶级的法律、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力鼓吹，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不仅一无所得，并且还有失掉一切的危险（同现在我国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一模一样！）。宣言补充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原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和与它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组织为前提的，即正是以当时德国尚待争取的那些社会条件为前提的。”[4]责备盖德忘记阶级斗争原则的那些轻率的批评家，本身很象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了解，正象我上面说过的那样，对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们来说，问题在于从法国的历史道路上消除德国帝国主义者企图制造的并且会长期大大延缓法国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进程的那些障碍。轻率地谴责盖德的那些人认为是机会主义的那种观点，实际上恰恰相反，是最周密、最彻底的社会主义激进主义的表现。
为什么在谴责盖德的策略的法国人当中我们看到象让·龙格这样一些同志呢？
这是因为这位同志尽管有一切无可争辩的长处，但他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始终属于机会主义者的阵营。
为什么在谴责海德门的策略的英国人当中我们看到象兰赛·麦克唐纳这样一些同志呢？（这个人从来不是阶级斗争的热烈拥护者，他之所以在英国出名，不是因为他发表了社会主义的演说，而是因为他星期天在教堂里讲了一些多少是有教益的基督教义问题。）这是因为他从来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从来只有最混乱的概念。
可是既然如此，另一位敏慧的读者会说，谢德曼和休特古姆的策略不是也没有任何机会主义的影子吗？
我可以回答说，您错了。您之所以错了，又是因为您把情况表面的相似性当成它们实际的同一性。
盖德策略的宗旨是从法国的历史道路上消除那些很可能延缓法国阶级斗争发展的障碍。
谢德曼之流的策略的目的是为德国夺取一定会削弱德国国内阶级斗争的那些经济发展条件。
你们可以看出，这是“两个大有差别的东西”。我还要说：现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彼此正相反的策略。
敏慧的读者继续问道：“可是从哪里可以看出谢德曼的策略会削弱德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呢？”
这可以从事情的真正实质中看出来。谢德曼之流正在支持德国帝国主义者的策略。如果实现了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德国无产阶级在剥削其他民族的事业中就会处于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帮凶的地位。为了保持这种有利的、然而可耻的地位，德国工人阶级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支持同统治阶级的联盟，即支持臭名远扬的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策略。谁参加对别人的剥削，谁就很难起来反对剥削者。简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前就会出现一种独特的情况：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会削弱这个国家里的阶级斗争。为了灌输机会主义精神而重新“修改”社会主义学说，会削弱德国国内的阶级斗争。这一切总合起来就意味着，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不是谢德曼、艾伯特和休特古姆而是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金格尔的那个旧日黄金时代比较起来，德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力量将远为软弱。
懂不懂这个道理呢，安东诺夫先生？我想是懂的，要知道这个道理象二二得四一样不能再简单了！
第四篇文章
我不是那种爱装出悲剧式的姿态，说空洞的革命大话的人。我记得恩格斯曾经警告过：在说革命的空话方面，无政府主义者早已打破了人类的纪录，因此我们在这方面绝不能同他们作任何竞争。如果我反驳关于我们的机会主义的广泛流行的见解，那完全不是因为我想在读者面前扮演极端激进派的角色。我追求的是根本不同的目的。我想说明，我们（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同我们的论敌（被认为是激进主义者）的区别，比气质上的不一致要深刻得无可比拟。我们的思想方法和他们的方法根本不同；我们的革命概念同他们的概念完全无法比较。如果硬要拿我们同他们作比较，那也不能在空间上比较，而只能在时间上比较。换言之：不能说我们中间谁“比较左”，谁“比较右”，而要说按照自己的观点谁属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比较早的时代，谁属于比较晚的时代。
安东诺夫先生本人就十分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地上，而是建立在云端，换句话说，它同现代社会主义根本没有任何共同点。但是，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称列宁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祭司”，认为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他是我的同时代人。他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此。且现在有许许多多的读者同他一起犯这种错误。
安东诺夫说：“普列汉诺夫从民族主义在合理的意义下可以同国际主义调和起来的原理出发，站在赞成战争的立场，即不反对延长战争。”
由此可以看出，安东诺夫先生丝毫不了解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理论著作决不是“在合理的意义下”把各式各样的思想例如民族思想和国际思想调和起来。“调和”的方法只适用于熬多多少少容易消化的折衷主义稀粥。我们不会为了满足我们的气质，使我们产生的那些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而致力于“调和”各种思想。我们的方法在于研究现实。我们只是把历史过程的客观逻辑必然决定它们会调和的那些思想互相调和起来。
民族思想本身是这一过程许许多多极不相同的精神产物中的一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请注意，一个非常长的时期）人类头脑里根本没有什么民族思想。生活在氏族生活方式的条件下的狩猎部落和游牧部落并不知道民族为何物。古代城郑的公民也还没有产生民族思想。 更确切些说，这种思想的微弱萌芽只存在于少数古代思想方式的最先进的代表们的头脑里。例如我们在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热那亚人热爱自己的热那亚，而且非常关心它的福利。可是离热那亚不远的比萨的福利对他们则毫不相干。相反，他们千方百计地力图损害比萨人，同他们进行残酷的战争。热那亚人根本没有想过：比萨人和他们一样也属于意大利民族。不用说，比萨人也没有过这种想法。祖国领土的观念不超出故乡城邦的观念。
这是有完全确定的经济原因的。我不准备在这里考察这些原因：因为那会使我离题太远。我只要指出下面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够了： 意大利的历史发展逐渐地把意大利民族统一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不言而喻，远不是全体意大利人都同时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起初它只引起意大利人中间最敏锐和最高尚的代表人物的注意：不妨回想一下玛志尼和他的许多的同志。
玛志尼出生于热那亚，但他已经不是从热那亚的观点而是从全意大利的观点来看意大利问题。现在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都是从全意大利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的。
这就是说，历史发展的进程扩大了意大利人的眼界。现在热那亚人不会说应该破坏比萨，比萨人也不会力求破坏热那亚人。他们都会觉得要破坏这种思想本身就是犯罪的。可是这是不是说，现在热那亚人不爱热那亚，比萨人不爱比萨了呢？不！一般说来，热那亚人很爱热那亚，比萨人也很爱比萨。那么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比较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对故乡城市的热爱的性质改变了。从前热那亚人只知道自己的热那亚，为了热那亚的利益他可以心安理得地牺牲意大利其他一切城市的利益。现在，热那亚人尊重意大利其他城市的合法利益；而且如果他真正达到了目前先进的意大利爱国主义的水平，那么只要自己的故乡城市企图破坏这些合法利益，他就会坚决地谴责它。一个现代的发达的比萨人、威尼斯人、米兰人等等也会这样作。
然而历史过程并没有因为人类头脑里产生了民族思想而且得到巩固就停止了。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进程导致了国际思想的产生和传播。
如果说曾经作为最有觉悟的社会阶级的资产阶级是民族思想的主要代表和传播者的话，那么在先进国家里已经成为社会进步最强大的动力的无产阶级则是国际思想的主要代表和传播者。
如果民族思想的忠实仆人为了本民族的福利可以轻视其他民族的利益（象过去热那亚人轻视比萨人的利益，比萨人轻视热那亚人的利益一样），那么国际思想的忠实仆人的理解和做法就完全不同。他会把本民族的合法利益同不合法的利益区分开来，即同如果得到满足就无异于剥削和压迫其他民族的那些利益区分开来。现在我们面前又发生了和我们在现代意大利的例子上研究过的现象同样的现象：在意大利，正象我说过的，每个个别地区的觉悟公民力图把本地区的合法利益和不合法利益区分开来。区别只在于，在这两种现象中间，一种发生在个别民族的范围内，另一种发生在世界范围内。国际思想比民族思想广泛得不能相提并论。然而完全和民族思想不妨碍一个充满这种思想的人热爱自己故乡的城市一样，国际思想也不妨害一个具有这种思想的人热爱自己的民族。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当前这个历史时期最伟大、最崇高的思想禁止一个具有这种思想人热爱自己的民族，如果这种思想完全没有给民族主义留下地位，那么它就应该叫做反民族思想，而根本不是国际思想，因为国际思想的前提是民族间一定关系的体系。
社会发展的逻辑本身告诉国际主义者，任何一个民族的合法利益同不合法的利益的区别何在，这种区别决定他对待战争的态度。
国际主义者会“同意”（即使是迫不得已）那种以捍卫本民族合法利益为宗旨的战争；他不会同意那种以破坏其他民族合法利益为目的的战争。
如此而已。这就是我们解决战争和国际（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问题的态度。我们用这种观点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丝毫没有为了自己的主观偏好任意地“调和”什么。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策略只是不自觉的历史过程的自觉表现罢了。它们的主要优点就在这里。它们取得实际成效的保证就在这里。
[1] 参看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10页。——译者注
[2] 参看本书第26、27页。——译者注
[3] 原文如此！——译者注
[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196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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