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论国际
（一九一七年七月四日《统一报》第八十号）
国际的思想由于当前的战争而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军事行动一开始，国外的某些政论家就反复不断地这样说。在俄国，人们也不止一次地——有时痛苦地、有时高兴地说到这一点。几天以前，别洛鲁索夫先生在他的文章《选择吧》中（六月三十日《俄罗斯新闻》）毫不犹豫地重弹了这种论调。
他不但重弹，而且还企图加以证明。
他说：“国际的思想之所以在一九一四年遭到了破产，不是因为它不能防止战争，而是因为无产阶级国际的那些思想家们一听到军号的声音就从国际那里逃跑了，并且站到自己民族的战斗旗帜下去了。”
《俄罗斯新闻》的这位政论家由此推论说，不应该口头上保卫那种实际上不能始终以忠实态度对待的思想。所以他觉得奇怪的是，尽管过去的教训在他看来十分令人信服，毕竟还有人决心保卫国际的思想。
的确，别洛鲁索夫先生本人并不是同国际主义完全格格不入的。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坦率地声明了这点。但是他的国际“概念”同成为现代社会主义学说一个组成部分的那种概念是大有区别的。他所指的国际的发展不过是各个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和政府方面的关系和义务的增长和巩固。
我们是最同情那个势不可挡的和卓有成效的文化运动的。这个运动无情地破坏着不仅过去、而且可惜是直到现在仍然把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分隔开来的整个万里长城。我们社会党人的希望同这个文化运动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但是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应该把整个国际“概念”都归结为这个文化运动的概念，我们就会回答说：请原凉，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不能受这个“概念”的限制。它一定要用无产阶级的国际的思想来补充这个概念。
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社会的先进的无产阶级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而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将是世界性的（“国际的”），否则这种组织就根本不会存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著名的号召就是认识了这条无可争辩的真理而提出来的。
也许别洛鲁索夫先生以为，当前的战争也消灭了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的思想。但这是一个错误。
当前的战争对社会党人的某些看法的确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究竟是对哪些看法呢？是对现代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们从这个或那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变种那里继承下来的那些看法。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的思想算作空想主义的残余。这个思想没有受到过战争的任何打击，根本没有受到过任何打击。完全相反！战争巩固了这个思想，再一次暴露了（不过自然是通过它那粗野的杀人的方式来暴露的）社会生产过程采取自觉的、有计划的方向具有伟大的重要意义。而如果说，我们没有丝毫的理由可以把我们的“最终目的”算作空想社会主义的残余，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放弃我们原来的无产阶级国际思想。
当别洛鲁索夫先生说，战争一开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家们就彼此散伙，并且站到“自己民族的战斗旗帜下”去了的时候，他只是重复着格里姆、拉狄克、巴拉巴诺娃、列宁、马尔托夫以及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学说的其他创始人提出来反对这些思想家的种种责难。其实他本想推翻这个学说，使它变成胡说八道。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形：希望同齐美尔瓦尔得主义者们战斗的别洛鲁索夫先生却重弹他们的调子，使用他们的论据和传播他们的“概念”呢？
很简单！《俄罗斯新闻》的这位政论家也象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分子一样，对各国无产者在当前战争中的作用理解得十分肤浅。他对这种作用的观念只是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对这种作用所制定的观念的反面。
他以为，如果盖德认为必须保卫法国，而哈阿兹（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目的会议上）公开宣布，他认为保卫德国是自己的义务，那么这里的全部问题都是出于民族感情。然而盖德所扮演的角色表面上虽说问哈阿兹扮演的角色毫无不同，实际上却是直接对立的。
盖德保卫的是受到攻击的国家，而哈阿兹却在每一个民族都有生存权利的伪善的借口下帮助自己的政府进攻其他民族，以达到政治上统治它们或经济上剥削它们的目的。一个人是帮助防御者的战争，而另一个人则是帮助征服者的战争。这两种战争之间的区别，在工人国际的成员看来永远是根本性的[1]。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盖德始终忠实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思想，而哈阿兹则背叛了它。别洛鲁索夫先生（完全同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分子一样）却得出结论说，两者都叛变了。这意味着满足于肤浅地考察现象。
当然，可以反驳我说，就算盖德没有背叛过国际，那么哈阿兹的背叛也完全足以给国际主义思想带来致命的创伤。这种反驳初看起来也似乎是相当令人信服的。但是只要我们对它作一番比较深刻的分析，它也就失去了它的说服力了。
最近二十五年以来，德国工业取得了这样巨大的进步，以致它的领导者（即它的舰长，象某些德国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产生了一种为自己的国家取得对整个地球，或者几乎对整个地球的经济统治权的诱人的思想。工业舰长们深深地懂得，他们力求实现这种思想时，应该支持帝国政府和容克政党的征服政策。而他们是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征服的。他们自己越来越充满了好战的精神。因此，欧洲的和平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一九一四年夏天，局势已经尖锐到战争的炮火声音已经响到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的大门口了。但是，假如德国无产阶级亳不犹豫地起来保卫和平，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遗憾的是，它也受到了德国在经济上可以统治其他民族这种思想的诱惑。为了帮助实现这种思想，它决定背叛国际的遗训。
很难设想有什么事情比这种背叛更令人悲痛的了。但是决不能武断说，无产阶级国际关于上述思想的“概念”已经被粉碎。
这个概念过去和现在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如果一个人变成剥削者，那么，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他的天性比被剥削者坏，而是简单地因为他所处的环境预先就使他要进行剥削。
假使我们希望阻止某一部分人变成剥削者，我们一定要消除这种环境。在着手消除这种环境时，我们应该同那些使剥削成为通常的生活来源的人进行斗争。同时，只要我们希望中止人剥削人的现象，我们就必须克服他们的反抗。
这也就是德国无产者目前的情况。按照他们的天性来说，他们既不比其他各国的无产者坏，也不比这些无产者好。可是最近二十五年以来德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进程使得他们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下：在这种环境下他们那里已经可能出现剥削其他民族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的确在他们身上出现了。哈阿兹已经放弃、但谢德曼却继续坚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政策”的全部秘密就在这里。为了同上述倾向进行斗争，首先应当阻止“八月四日政策”取得胜利，因为这种胜利恰恰会大大加强和长期巩固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德国无产者产生了剥削其他民族的倾向。然而这种倾向鼓舞了德国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征服战争。因此为了这种倾向进行斗争，必须同样积极地参加防御战争。盖德、海德门和本文作者的政策的全部秘密就在这里。盖德等人这样或那样地参加防御战争，不仅没有背叛国际，恰恰相反，而是继续为它服务。而且他们越是坚决地这样为它服务，他们就越会有助于消灭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德国无产者曾经打算变成自己的外国兄弟的剥削者。现在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哈阿兹放弃了八月四日政策，就连谢德曼也在开始采取行动，使得这个政策也许将有可能得到改正……，只要协约国继续坚决进攻的话。
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分子不理解盖德和他的外国同志们的政策。其实本来，他们根本什么也不理解。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而奇怪的倒是别洛鲁索夫先生认为他们是国际思想的体现者。
可以看得出来，别洛鲁索夫先生根本不知道，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分子由于他们现在所宣传的那种国际主义，他们就彻底离开了第二国际历届代表大会：他们居然挽着“国际主义者”的白手臂，并且客客气气地领他出去。对国际的历史亳无知识的别洛鲁索夫先生认为这不可信；但这是正确的。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分子的国际主义是从出席过一八九一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一八九三年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多美拉·纽文胡斯那里直接继承来的。但在一八九六年伦敦代表大会以后，作出了不准无政府主义者出席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当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大会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被赶走了。
别洛鲁索夫先生与之进行战斗的那个假国际主义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想埋葬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思想，但是这种思想现在活着，将来也会活着，尽管一些人犯了错误，而另一些人也不怀好意。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粉碎这种思想。
[1] 例如参看耶克的《国际》一书，在该书俄译本第154—157页上（见耶克《第一国际史》一九六四年三联书店中译本第128—131页。——译者），可以清楚看出第一国际伦敦总委员会对待防御战争和征服战争之的区别、以及对待当时“德国的征服政策对欧洲的危险性”的观点。大家都知道，第一国际卡尔·马克思建立的，它的总委员会的几乎所有在原则方面有指导意义的文件，都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著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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