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历史的证据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一日《统一报》第八十六号）
我国的报刊早就不大喜欢列宁先生。自从他的“国际主义”显现出它的全部的确诱人的美色以来，可以说，这位臭名远扬的“提纲”的作者就把我国的报刊骚扰得无法安静。我当然不会有替他辩护的念头，因为这个人给俄国造成的慘重的、也许是根本无法补救的损失太多了。但是我要说，人们在谴责列宁时，远不总是好好地了解他的。就连我国那些似乎应该把各派社会主义思想好好弄清楚的定期出版物，也往往对他的观点作出完全没有根据的评论。例子不远。
在人民社会党的机关报上（七月五日《人民言论报》），亚历山大·西加尔公民力求说明“布尔什维克要夺取政权的几乎病态的企图”是社会民主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对他们所产生的有害影响。他把这个概念同关于人民政权的学说对立起来，断言社会主义制度不顾多数人的愿望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
对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指出，并不是全体布尔什维克都赞成列宁目前的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正在同他进行顽强的斗争。这一点读者公众是很少知道的，但实际情况确是如此，而且忘记这一点就会不公平了。
不过主要问题在于：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雇佣工人构成居民的多数时才是可能的和合乎愿望的。由是观之，亚·西加尔公民把关于人民政权的概念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对立起来是经不起批判的。
总的说来，凡是企图利用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这些或那些特点来说明列宁分子的行为的人，很有犯理论错误的巨大危险。
在社会民主主义学说中（我说的是学说），至今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占有最主要最光荣的地位。试问，列宁的策略和这些观点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没有，根本没有！列宁在某些方面是从布朗基那里来的，此外他同巴枯宁多少也有亲密的血缘关系。
请回忆一下巴枯宁过去怎样坚决地谴责马克思有爱国主义：他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拿马克思同俾斯麦等量齐观。还请回忆一下他过去怎样尖刻地提出臆造的指摘，说马克思想在资产阶级中间获得崇拜者和促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急进派勾结起来”[1]。
现在请把巴枯宁对马克思所加的这些责难，跟列宁因为当今我国某些《资本论》作者的信徒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不断对他们所加的谴责，以及因为同一些信徒的所谓对人民自由党的偏袒而不断对他们所加的那些咒骂比较一下。作过这一番比较，您就一定会同意，如果这位著名的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从坟墓里走出来，并且埋名隐姓地开始宣传自己的策略观点，那么列宁就会立即把他革出教门，并且把他算作《统一报》的拥护者，即算作“资产者”，因为《统一报》的拥护者和资产者是同一个东西：这一点象二二得四一样由《真理报》证明了。可怜的马克思死了，而没有活到蒙受这种耻辱的时候，该是多么好啊！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如果当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列宁曾经进行过活动，那么马克思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他是自己在策略方面的学生。马克思会毫不犹豫地宣布他是布朗基主义者。的确会那样做。这一点，马克思的朋友和始终不渝的同志恩格斯对布朗基所作的下列评语就可以说明。
记得我已经两次向俄国读者介绍过这一段光辉的评语。但因为这已经是很久的事了[2]，而且因为从事政论这项事业难免不重复，所以我要在这篇文章里完整地再引用这一段话。
恩格斯对于布朗基曾经写过：“他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其实是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好的、力求在适当的时机号召起义的少数人，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且能够用这种办法实现革命……由于布朗基把任何革命都看成是少数革命家的事业，自然也就会产生胜利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发动了起义并且事先已经组织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独裁者权力下的少数人的专政。”[3]
亚历山大·西加尔公民现在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要夺取政权的几乎病态的企图”，同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是完全没有因果联系的。这种专政正是已成为多数人的整个革命阶级的专政。这种专政和列宁分子所追求的东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列宁的夺取政权乃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前那个“美好的旧时代”的策略手段。
列宁认为，夺取政权可以是、也应该是少数革命英雄好汉们的事业，他们的任务是率领暂时还没有觉悟的人民群众。所以他很久以来就力求成为这类英雄好汉中的一个独裁者。所有熟悉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九〇三年党内开始的分裂，由于列宁渴望在党内——当时它被迫处于秘密团体状态——取得独裁者的权力而得到了支持和加深。他曾把这种权力称为指挥棒。他心目中的党组织，使人想起亚列克赛·托尔斯泰在《关于满大人[4]的叙事诗》中所描绘的景象：
“汉人褚氏者，
坐于华盖下，
语诸满大人：
吾为汝君也”！
在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认为布朗基主义者是这样的人：他们力求“超过革命的发展过程，在其中引起人为的危机，当革命所必需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就制造革命……他们是革命的炼丹术士，他们的特点是，象旧时代的炼丹术士一样具有同样混乱的概念和同样狭隘的观点”。
可见必须承认我国的列宁分子也是这样的革命的炼丹术士。他们希望人为地加速历史进程，当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在俄国造成这种革命。他们的行动使俄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此必须尽量迅速地同他们划清界线。当他们说：“不要摧残自己的朋友，我们一起工作吧”[5]的时候，革命民主派的多数派一定要坚决回答他们说：同你们一起工作只能造成俄国政府和俄国革命的灭亡。
但是列宁的策略是从布朗基的策略直接继承下来的，所以它同后者的区别主要就在于这样一些方面。
布朗基对自己国家的命运完全不是漠不关心的，象列宁所固有的那种态度一样。当德国军队进攻革命的法国的时候，他出版了报纸：《祖国在危险中！》他懂得，法国越是遭到更严重的失败，法国反动势力将有更多获得胜利的机会。列宁根本不可能理解：俄国的失败将是俄国的自由的失败。
这并不是全部区别。尽管布朗基的策略手段是落后的，但他从来不是蛊惑家。列宁是彻头彻尾的蛊惑家。在这一方面他更接近于巴枯宁，而不是接近于布朗基。
在巴枯宁的策略中有相当多的蛊惑成分。在自己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页上，例如他说，必须“把无所顾忌的干粗活的群氓组织起来”。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他把“粗野的、挨饿的无产阶级”说成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者。这当然是蛊惑宣传。但是在巴枯宁那里还是萌芽的东西，在列宁这里却产生了丰富的果实。在把“无所顾忌的干粗活的群氓”纠集在自己的旗帜下这一方面来说，列宁是无与伦比的大师；他把自己的全部假革命的计划都建立在“粗野的、挨饿的无产阶级”的落后性的基础上。
最后，不论是愿意或不愿意，不论是自觉或不自觉，他都在为德国帝国主义服务。这一点，我们既不能责备巴枯宁，也不能（完全不能）责备布朗基。就这方面来说，也许得把列宁算作某个别的什么人的亲属。不过这个问题以后另找时间来谈，因为这超出了我这篇历史证据的范围。
[1]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国际工人协会内两党的斗争》。——《巴枯宁全集》，依·巴拉舍夫出版，第132—133和222页。——著者注
[2] 最后一次我是在一九〇六年的《右倾在哪里，正统思想在哪里？》一文中谈到这一段评语的〔中译文见《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第66—76页。——译者注〕，这篇文章最近几天将出新版。——著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580—581页。——译者注
[4] 满大人（Мандарин）：过去葡萄牙人对清朝大员的称呼，后因以泛称中国封建朝代的高级官吏，或指专制、顽固、无知、守旧的人。——译者注
[5] 这话是列宁分子诺根在七月九日道利达宫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的。——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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