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反革命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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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反革命作斗争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五日《统一报》第九十号）

　　我国社会主义的报刊上继续在谈论必须同反革命作斗争。不言而喻，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民主派都不会断言，似乎反革命的危险性不存在了。整个问题在于怎样同它进行斗争。
　　人们往往在巴·尼·米留可夫的钱袋里找反革命。那里是找不到反革命的。虽然立宪民主党人号召自己的党员退出联合内阁是犯了一次对反革命有利的错误，但是把他们算作力求恢复旧制度的社会力量是完全不正确的。只有被党派仇恨完全迷住了眼睛，才会认为，例如利彼茨克发生的流血的骚乱是立宪民主党唆使的结果。利彼茨克发动的唆使者和组织者完全不同情人民自由党的纲领，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同时他们这些利彼茨克、耶列茨基等地的骚乱唆使者和组织者乃是最热衷于扮演反革命角色的人。当然，他们的利彼茨克和耶列茨基发动只是唆使无知的群众反对革命思想的代表者的最初尝试罢了。在这些最初的尝试以后接着就会有另一些尝试。不必是预言家都可以预言这一点。也不必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都会懂得，同那些醉心于这类尝试的人进行斗争时，任何软弱和犹豫的态度是多么有害。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革命应该无情地对待那些企图把它从它所占领的阵地上驱逐出去的人。
　　维尔霍夫斯基将军在制服利彼茨克和耶列茨基反革命暴动分子时并不害怕实际使用大炮。他是对的。在极端的情况下难免不采取最极端的手段。
　　反革命分子正在干他们的黑暗勾当，力图利用对他们有利的示威群众的情绪。当群众不再相信革命政权的力量时，他们将受到鼓舞。而当革命政权让任何一个组织完备的社会都不能容忍的那些行为（夺取别人的财富、对人身使用暴力、等等，等等）逍遥法外时，群众自然就会对这种力量失去信任。这些行为必然会引起的私刑证明，示威群众已经不指望得到革命政府的帮助了。而当群众不指望得到政府的帮助时，反革命分子的暗示就多少容易被他们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者”长期无阻碍地居留在杜尔诺沃别墅，以及“共产党人”长期无阻碍地居留在克舍辛斯卡亚私邸，给彼得格勒的反革命活动帮过不少忙。这一点可惜是很难怀疑的。
　　为什么我国革命政府让具有一切犯罪特征的行为逍遥法外呢？因为它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信心。为什么它对力量没有信心呢？因为每当它试图捍卫遭到“无政府主义者”或“共产党人”破坏的私人权利时，就会出现一片毫无道理的叫喊，说它侵犯了我们刚刚夺得的政治自由。政府知道，这种叫喊对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是有影响的，而没有这个部队的支持，在同“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发生随便什么严重的冲突事情时，它就对付不了。政府担心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也怀疑它在侵犯我们的政治自由，并且会拒绝服从它，于是它动摇了，在本来必须毫不动摇地立即采取行动的时候慢吞吞地说空话。
　　可是，谁迫使政府用言语代替实际行动呢？谁妨碍了它采取坚决的行动反对破坏别人权利的人呢？当然，首先恰恰就是破坏过这些权利的那些人。要知道他们不是无缘无故穿上这种或那种式样的革命服装的。不过除了他们以外也还有另外一些人。有些真诚的、正直的人，他们决不希望破坏别人的权利，他们对革命无限忠诚，但是他们同时又天真地以为，政府在同“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时如果使用暴力，那就是破坏自由。这些人甚至没有注意到，大家的自由是一回事，而个人的专横则是另一回事，所以在凡是有责任保卫自由的政府不能够用暴力镇压犯罪的专横行为的地方，都没有自由。
　　由此可见，对革命无限忠诚、并且准备为它服务到最后一口气的人本身就助长了——因为他们使革命政府失掉了活动能力——示威群众的那种对反革命分子如此有利的情绪。必须消灭这种现象。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懂得，革命政府在同无政府状态进行单独决战时决不应该受到限制，或者换句话说，革命政府应该得到全部充分的权力，那就太可悲了。这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将是最有效的手段，因为——正如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的——假使革命不粉碎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就会吃掉革命，象约瑟的梦景中干瘦的母牛吃掉了肥壮的母牛一样^[1]，从而为旧制度的复辟开辟道路。所以，无政府状态更加有必要同国外敌人串通一气，而国外敌人则更必须支持无政府状态。怜惜无政府状态，意味着替国外敌人效劳。

^[1] 参看《新旧约全书》《创世纪》第四十一章。——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