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天晓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真是天晓得！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八日《统一报》第九十二号）

　　我国报刊上流传一则消息，说跟瑞典社会民主党首领布兰亭和荷兰社会民主党首领弗利根相反，现在国外旅行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团发表了反对把当前战争的原因问题列入下届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的日程的言论。据说代表团认为代表会议如果着手讨论这个问题，就会妨碍解决实际任务，并且会给明白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造成困难。
　　如果真是这样（也许真象是这样），那么我们又要在这里同已经给我国革命造成了许多损害的那个偏见打交道。不过现在，旧的偏见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发表的，这个环境值得谈一谈。
　　在德国，谢德曼—埃伯尔特—休特古姆的党也要求不在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提出当前战争的原因问题。反之，哈阿兹—考茨基—伯恩施坦的党则认为对这个问题作一番考察是有益的。我不知道，这个党是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正式的要求。不过，象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伯恩施坦和哈阿兹不止一次地在刊物上表示过自己的信念，相信社会主义者如果拒绝考察使世界可能发生一切灾难的那种军事冲突究竟要由谁来负责的问题，那就犯了错误。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
　　满足于目前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这个论点，无异于故意地或无意地停留在表面现象上。
　　世界上先进的（就这个词的经济意义说）国家正在经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时代。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但是，只有根本不懂科学思维规则的人，才能从这里做出结论说，在每一个特定场合下，战争的责任都同等地落在所有参战国家身上。
　　阿·日·凯特列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指出过，在特定社会制度下社会中注定会有特定数量特定种类的罪行。他的这个思想成了犯罪学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这些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现在则说，目前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基础，它的属性归根到底决定着现代犯罪人的“罪恶意志”。而且我们是对的。尽管如此，当发生某种罪行的时候，我们并不限于指出社会经济和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而要问一问：罪行是谁犯的，而且是在什么情况下犯的？如果有人杀死了彼得的亲人，即便他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忠实的拥护者，他也决不会同意说，杀人的责任应该同样由他和凶手来担负。假如有人企图使他相信这种说法，那他就会认为，说服者不是自己参加过犯罪行为，便是急性癫狂症在发作。
　　在战争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谁说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谁就只是断定，经济原因是战争的基础。但是从经济原因是战争的基础这一点上说，绝对不能得出结论说，受到进攻的国家和实行进攻的国家是同样有过错的。如果有人发表这种武断的言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他要么是同进攻方面取得胜利有某种利害关系，要么是……毫无思维经验。

　　“战争是万物之父”。——“为和平操心，对于德国人民说来，意味着毒害他们的心灵”。——“按照我的意见，我们如果不拔剑出鞘，就不能履行我们的民族义务”。——“既然战争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我们就无论如何应该斗争到底”。——“我们不应该让英国要求接近的企图弄昏头脑。我们只能在我们没有确定的机会可以使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取得成功的结局以前，利用这些企图”^[1]。

　　著名的德国将军伯恩哈尔第早在世界大战开始以前两年就这样说过。另一名德国帝国主义者、也颇有相当名气的保尔·罗尔巴赫当弗兰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以后曾经写道：

　　“我们不害怕战争，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我们说来，事情就在于战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充其量只可能延期。但是，德国和它的敌人的力量对比，现在变得对我们较有利的那个时刻大概不会再次到来”^[2]。

　　伯恩哈尔第和罗尔巴赫在德意志帝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决不是少见的人。保守派分子和民族自由派分子，即容克贵族的政党和大工业家的政党渗透了好战的帝国主义精神。在德国居民的其他阶层中，帝国主义也有许多崇拜者。德国的参谋总部自然是非常了解这一点的，因此它完全有理由深信大多数德国居民群众会以同情的态度响应军号的声音。它没有任何理由推延向俄国和法国发动进攻。于是它急急忙忙地宣战了。
　　这一切都亳无疑问。爱德华·伯恩施坦在他的著作《工人国际和战争》中引用了许多材料，可以证明直到战争开始时为止德国社会民主党毫不犹豫地把战争的责任加在奥地利和德国身上。但是当军事风暴爆发时，这个党就犯了致命的错误：它考虑到德国的胜利可能给德国无产阶级带来的那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好处，竟然决定去支持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一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犯了这个极端可悲的错误以后，他们就不愿意提到战争的祸首问题了，因为追究祸首一定要暴露他们自己的罪责。甚至很早就参加了自己党的左翼的累德堡，也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大会上宣布过，既然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那么弄清楚谁发动了战争是没有益处的。
　　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已经逐渐开始认识到“八月四日政策”是极端错误的。起初这种认识使得党内产生了一个反对派，反对受到修正主义者有害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可耻的政治勾结。后来事情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在德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民主党。
　　随着这个党的产生，战争的责任问题就进入了新的阶段。为了替自己退出旧党辩护，伯恩施坦、哈阿兹和他们的拥护者就需要揭露“八月四日政策”的错误性。如果依据象社会主义者“不能同意战争”，“不能接受资本主义”等等这类抽象的原则，他们便不能这样做。这样一些完全符合过去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现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观点的抽象原则，在过去没有白上过马克思的学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是得不到任何信任的。甚至伯恩施坦之流的那些背弃《资本论》的作者的德国修正主义者，也还是从他的科学方法中掌握了一点东西。他们懂得，社会政治问题一定要从它们的具体环境中来考察，因为否则除了空谈以外是得不出什么结果的。而在当前战争的具体环境中考察这次战争的问题，也就意味着解决谁该负战争的责任问题。所以伯恩施坦说，社会主义者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谢德曼硬说完全不必要这样做。他之所以作这样的武断，唯一的原因是他希望掩盖自己反对国际的滔天罪行的痕迹。看起来我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团本应该出来反对谢德曼和支持伯恩施坦。它却反其道而行。而且这还是假借着明确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的名义。真是天晓得。
　　再说一遍：我并不完全相信，报纸上的消息正确地传达了俄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团的意见。我很希望设想，意见传达得完全不正确。但是假如这里没有任何错误，那就不能不耸耸肩膀，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团的难以置信的逻辑表示惊讶。

^[1] 我自己的藏书不在手头，伯恩哈尔第的这些格言是根据勃·伊什汉年一本十分有趣的书：《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德国的发展》（彼得格勒，一九一七年，第35页）引证的。——著者注

^[2] 同上书第346页。——著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