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论物种转变问题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日《统一报》第一一二号）
我预先承认，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很奇怪。
《论物种转变问题》？！读者会问：为什么要在政治性的日报上提出这个问题呢？尽可以在专门的生物学讲堂上分析它。假使您一定要在《统一报》上谈论，那就给它写一篇、甚至两三篇小品文吧。小品文可以天南地北，从芭蕾舞到天文学，什么都谈。在社论中瞎谈物种转变是怎样实现的问题，这（随您的便吧！）无异于没有任何现实感。
读者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现时我国的现实如此可悲，以致某一天心里希望脱离这种现实而走进“纯”科学领域，那么怎么办呢？当然，对我说来最好是带着我的物种转变问题躲在小品文里。但是习惯是第二天性，我一拿起笔就要写社论。同时，正象读者会看到的那样，我探讨自己的生物学题目是从它与某些社会心理学问题相关的那个方面着眼的。于是就不知不觉地从纯粹科学的领域转到实用知识的领域去了。
经过这一番不可避免的附带说明之后，我就要本着值得惋惜的顽强精神（真理总归是真理！），着手探讨自己的问题。
物种是怎样转变的？是通过缓慢的不知不觉的变化转变的。达尔文这样回答。在生物学中，人们长期地坚持了他的这个观点。在这个领域的自然科学家中间普遍盛行着一种促使这个观点更加巩固的信念，即相信世界过程的一切变化都只是逐渐发生的，自然界不发生飞跃。这个原理不仅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在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中都是发展学说的根本原理之一。
但是，在达尔文的几部主要著作问世以前很久，这个关于发展的学说就碰到了黑格尔这个强有力的反对者。黑格尔认为它是片面的。他断言，不论在自然界或是在历史中，逐渐的变化完全不排斥飞跃。他在自己的“大”逻辑中写道：“存在的变化不仅通过一种量转变为另一种量来实现，而且也通过质的差别转变为量的差别，以及相反，通过使逐渐性中断和使一种现象代替另一种现象的转变来实现”[1]。凡是渐进性中断的地方都会发生飞跃。黑格尔曾经举了一些令人信服的例子证明，无论自然界发展过程或者历史发展过程没有飞跃都是不可思议的。我现在就不在这里引用这些例子了。我只要指出，现在可以举出一种能量转变为另一种能量，比方热能转变为电能，作为这些例子的补充。这样的转变也只有通过飞跃来实现。不过我禁不住考虑要引用黑格尔关于否定飞跃的进化学说的主要逻辑过错的天才见解。
这位伟大的德国思想家说过：“关于逐渐性的学说的基础是这样一个概念，即产生着的东西已经存在于现实中，它只是由于自己太小才觉察不出来罢了。同样，人们在说到逐渐消灭时也认为，好象特定现象的不存在本来就是如此，或者应该取代这个现象的地位的那个新现象本来就存在着，不过暂时还觉察不出来……但是这样一来，任何关于产生和消失的概念就消灭了……用变化的渐进性来说明产生或消灭，无异于……在既成的形态上设想产生或消灭”[2]。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纪里，只把发展过程仅仅看作逐渐变化的学说，甚至在生物学中也开始失去了威信。我且指出胡果·德—弗里斯提出的突变论。这个理论除了叫作物种飞跃式的转变的理论以外，不能有别的称呼。
请看德—弗里斯先生本人是怎样用不多的几句话叙述这个理论的：“一般和整个说来，生命王国中的过程是飞跃式的。几千年来一切事物始终是静止的。现在我们祖国的植物区系的野生植物，同日尔曼人时代的那些野生植物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但是自然界有时也力求创造某种新的和更好的东西。现在它形成一个物种，另一次则形成另一个物种。创造力在苏醒，新形式在旧的、前此一直未变的树干上产生。然而创造活动不会从属于起控制作用的生活条件。这种活动只是为了形成某种新东西而进行创造，它消灭丰富多样的形式，不过让这些形式本身在现存的条件中确定方向。命运对一种形式是有利的，对另一种形式则否。这就决定什么东西终归会继续生存下去，以及什么东西将被选出来作为系谱树的继续”[3]。
胡果·德—弗里斯采取这样的说法，好象他希望使自然界人格化。这是他的叙述的严重缺点。但是不应当根据这个缺点就忘记德—弗里斯发表的理论见解和他作出的科学发现的巨大意义。这些本身极其重要的见解和发现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可以十分成功地利用它们来研究社会心理学的某些问题。
研究蝴蝶的遗传和杂交的施坦得福斯，曾经把他在那里所看到的飞跃式的变化，称为突然实现的变化，或者（为了更确切地传达他的思想）通过爆发的变化。德—弗里斯希望使这些以爆发方式发生的变化成为植物学中科学观察的对象。他怀着这个目的做了许多工作，而且他的期望由于对专家们称之为 Oenothera Lamar-ckiana （大花的月见草）的那种植物所进行的研究得到了光辉的证实。他确信这种植物会产生大量的新种。其中某些新种是很孱弱的和没有繁殖力的，或者是如此罕见，以致继续栽培它们都不可能。然而另一些新种却具有相当大的能力。无论如何，大花的月见草是很有趣的科学研究对象。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和生物学中大花的月见草同样有收获的研究对象，就是有充分根据可以命名为 Zimmervaldianus vulgaris（普通的齐美尔瓦尔得分子）的那个种。这个种之所以使人发生兴趣尤其是因为它是在比较不久以前产生的，即是在当前的战争开始以后很快就产生的。因此，它的整个不长的生命都是在我们眼前度过的，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在这个种中看出很大的和极有教益的通过爆发的变化，这些变化为新的种和变种奠定了基础。
例如，大家知道，普通的齐美尔瓦尔得分子（ Zimmervaldianus vulgaris）对于他怀疑有“社会爱国主义”的那些人是充满着不可调和的仇恨的；“社会爱国者”这个称呼，在他看来是最使人不愉快的称呼之一。这种现象继续了将近三年。后来，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社会心理学上的种突然进入了通过爆发的变化的时期；于是属于这个种的政论家们就开始这样写道：“我们的心灵从来还没有为祖国这样徬徨不安地跳动过，象在这些混乱的日子里那样。我们对祖国的那种深藏的亲密的爱情、那种避免表露于外、避免用大吹大擂的空话来表现的深刻而且纯洁的爱情，从来还没有这样专一过和强烈过”[4]。
关于仿佛是庸俗的齐美尔瓦尔得分子的爱国主义所固有的纯洁性的空谈表明，对于他们过去把“社会爱国者”的称号看成是最侮辱人的称号之一的那个时期的回忆，还没有在我们这位政论家的思想中完全消失。这种空谈也证明了“退化的蜕变”的可能性，即证明这种形态的政论家们可能或多或少完全返回到以前的观点上去。但是当这种返回没有实现的时候，必须承认，庸俗的齐美尔瓦尔得分子本人就变成了爱国者，只是他不愿意承认这种转变在他身上是飞跃式地发生的罢了。由于某些理由（这些理由说明退化的蜕变可能发生），他宁愿把事情说成这样，好象他一贯是爱国者，只是由于附带的情况（参见黑格尔），他的这种品质才没有显露出来。但是这些小的机智和这些伤感的保留，片刻也不会使一个有经验的研究者误入歧途；他立即就会看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典型的通过爆发变化的情况；齐美尔瓦尔得分子（ Zimmervaldianus vulgaris）这个种对于社会学家是如此重要，就象大花的月见草对于生物学家一样。
我愿意指出，我要在这篇文章里坚持极可贵的科学规则；不哭不笑，而是理解。对我说来，是否应当做一个“社会爱国者”，以及严肃的政治家应当怎样对待庸俗的齐美尔瓦尔得分子心灵中实现的这些飞跃式的转变的问题，在这里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一切都是政治问题，而我在这里是背对着实践的，我在这里只重视纯粹的科学。从纯粹科学的观点来看，我觉得重要的只是：物种转变的理论在摆脱自己以前的片面性，它不再对飞跃式发展的种种现象闭起眼睛了。
为了补充所有已经说过的话，我请读者再注意一点。我在谈到庸俗的齐美尔瓦尔得分子的时候，举了一个从他们的社会革命党变种的政论家们的著作中引用来的例子。然而本来可以从他们的社会民主党变种的书面和口头声明中引证许多完全类似的例子。只要举出现在从纯粹社会爱国者的眼光来看民族自卫事业的伊·格·策烈铁里和尼·谢·齐赫泽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又遇到通过爆发的转变的情况。
对于上述同志说来，指出他们所经历的这种爆发可能是不愉快的。
请原谅。不过我是为了纯粹科学的利益才引证这些转变的。我承认（在这里我也终于要动感情），我很愉快地使自己和别人相信，老黑格尔是最正确不过的。反复地说我不能容忍德国人，这其实是白费气力的。如果谢德曼不合我的心意，那么李卜克内西却很使我喜欢。在老人们中问，正象读者所看到的，我对黑格尔评价很高，我对歌德以及德国思想界和诗坛的其他许多代表也是重视的。不过这是题外的话。主要的是：物种转变是通过飞跃方式实现的，同时庸俗的齐美尔瓦尔得分子提供了和大花的月见草同样多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
[1] 参看黑格尔《逻辑学》上册一九七四年中译本第404页。——译者注
[2] 参看同上书第404—405页。——译者注
[3] 阿姆斯特丹植物学教授胡果·德—弗里斯《突变和物种起源的突变期》。彼得堡，一九一二年第27页。——著者注
[4] 《人民事业报》第一一二号。——著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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