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这个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还是这个问题

（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日《统一报》第一一一号）

　　以前，当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没有采取“八月四日政策”时，在它的各种定期刊物上时常可以遇到对威廉二世的相当辛辣的嘲笑。例如有一次，我不记得到底是哪家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就指出过德意志帝国当今元首作为演说家的下列特点：普通的、不带王冠的演说家起初修改自己的演说稿，然后才把它登出来，而威廉二世却是先将它付印，只是到后来才修改。这种嘲笑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这位德国皇帝实际上常常是在自己的演说稿刊登出来，引起了读者公众的不满以后，才对它进行修正。我读完报纸上出现的关于列布申斯基先生的第二篇演说的消息以后，就想起了德国皇帝的这个可笑的习惯，因为列布申斯基先生的第二篇演说无疑是他的第一篇演说的修正。于是我对自己说：假使列布申斯基先生只发表一篇演说，起先修改它，然后拿到工商业代表大会上去讲，最后再付印，那他就会做得好一些。
　　不过人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列布申斯基先生宁愿不作应有的修改就发表他的第一篇演说，而为了冲淡它所产生的不愉快的印象，他又发了一次言。这是他的事情。问题只在于列布申斯基先生的第二篇演说对第一篇演说作了多少修改。我不知道读者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他的第二篇演说并没有达到他给自己提出的那个目的。
　　的确，他在这篇演说里对极左派说过：“一起走吧”。不能不同意这一句话。但是假使一个人打算同什么人一起走，又把整整一大堆不客气的话当作旅行备用品奉献给自己未来的旅伴，这种做法是完全不适当的。一家彼得格勒的机关报认为列布申斯基先生做得对，因为他必须说到底。然而说到底是一回事，而破口大骂则是另一回事。奇怪，这家彼得格勒的机关报怎么能够设想这是同一回事。
　　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必须说到底，这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列布申斯基先生在他的第二篇演说中是不是说到底了呢？这值得怀疑。说值得怀疑，因为在我国这位工商业阶级思想家的头脑中，关于当前任务的概念大概不会限于对“一起走”的必要性的认识。在开始共同旅行之先，应该商量好共同旅行的种种条件。而列布申斯基先生很少表现出这样做的兴趣。
　　的确，他要求我国民主派不排挤工商业阶级，不剥夺它对我国社会生活进程的影响。在这里他是对的。我国有些民主派一方面公开承认俄国现在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则用一切力量使资产阶级的影响实际上失去作用，这些民主派是不彻底的。我国民主派所犯过的几乎全部十分重要的策略错误，就是由这种不彻底性产生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制度、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思议的。我国工商业阶级的代表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要求人们不束缚它的手脚。
　　但是，说俄国现在正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还完全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可以不考虑工人阶级的要求。
　　当我们说“俄国现在正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我国还没有到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同时，凡是稍微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很愿意补充说，如果我国工人阶级想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它就会因此使整个国家以及它自己的利益遭到严重的损失。可是在每一个特定的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和现在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实现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由以实现的那个历史环境的特点，首先是无产阶级具有相当水平的政治主动性。我很清楚，有一些人不喜欢这种情况。可是我不能设想谁敢否定这一点。无产阶级登上了俄国历史舞台，而且不管怎样它终于作为一个越来越成熟到正确理解自己利益的阶级而仍然留在这个舞台上。我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只要他们愿意注意这一点，他们立刻就会懂得，他们必须尽可能迅速地、大声地、坚决地宣布自己准备接受工人阶级的正当要求。我觉得列布申斯基先生只有在他的任何一篇演说中详细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才算是说“到底”了。然而可惜，他没有涉及过这一点。
　　法国人说：延了期的事情，还没有失去机会。我们希望，在莫斯科国事会议上，我指出的这个重要问题会受到列布申斯基先生本人或者工商业阶级其他任何一位代表的注意。
　　我们现在正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只有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只有失去任何理论思维和任何实践嗅觉的人，才敢断言，俄国目前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而在还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地方，就必须或多或少充分地实现社会主义者称之为自己的最低纲领的那个东西。这个纲领也正是预定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步实现的。而且俄国的那些能够提高到理解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最重要的社会政治任务的工商业阶级思想家，一定会自然而然想起这个纲领。
　　过去有个时期，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认为资本家向雇佣工人作任何让步都会使资本家受到损失。当时人们都把工作日长和工资低看成是保证资本家得到高额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先进的资本主义各国的经验逐渐推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家和实践家们的这种谬见。“廉价的”劳动力其实比“昂贵的”劳动力更加昂贵。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好的雇佣工人原来比过着半饥半饱的贫困生活的可怜的佣仆具有更高的生产率（甚至从纯粹的资本主义观点来看）。现在人们都认为这是经济科学的一条起码真理。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有充分的权利问工商业阶级的思想家们：他们是不是知道这条起码的真理呢？如果知道，那么他们是不是打算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中考虑它呢？
　　莫斯科会议可以做出很多使俄国国内安定的工作，如果它对这些“棘手的”问题也作出详尽的——而且在这种场合下自然是肯定的——回答的话。只有这样的回答才能打下雇佣工人和企业主之间、革命民主党和工商业阶级之间达成政治协议的稳固基础。
　　而且应该尽可能迅速地打下这个基础。任何延误在这里都是极端危险的，因为它会激起工人阶级觉悟分子的正当不满，也会预先促使工人阶级中不大党悟的分子接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空想主义口号。
　　不要对我们说，在许多企业中工人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由于过分空想而完全不能实现的要求。我不准备谈这些过分空想的要求，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俄国工人以前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条件来说明的问题，我要指出的只有一点：通过革命民主派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之间全面考虑的协议而拟定的、广泛的社会改革的制度，乃是同俄国无产阶级中传播空想主义口号进行斗争的最好手段。
　　换句话说：为了对付空想主义，我们正在经历的资产阶级革命应该让社会主义者的“最低纲领”占一个合法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