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国会的第一天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统一报》第一六〇号）
我不知道预备国会今天的会议会给我们准备些什么，但是我认为星期六的第一天会议未能使那些认真对待当前这个国难时期种种引起祸患的问题的公民感到满意。
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当选为我国“朝廷”的议长（其实这个“朝廷”就其法律基础说，倒很象童话里建立在鸡足上的小木房）。他曾是巴黎《号召报》编辑部成员之一，坚持过我国野蛮的政治行话中所谓护国派的观点。但是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回到俄国以后就专心致力于党内各小集团的外交工作，结果他变得面目全非了。因此，我们完全不能把选举他担任主席的职务看成是鸡足小木房里护国情绪的保证。之所以不能把这次选举看成是这样的保证，是因为恰恰相反，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在开始履行自己的责任时所发表的这篇演说，证明了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对他的强烈影响。
这位苏维埃主席竟然发现必须在自己的演说中，大谈其自由俄国谋求和平的愿望。好象那些遭到强盗攻击的人们、政党或民族，首要的是关心于维持自己对和平的热爱，用这个来求得任何一个结果，只要不是更多的拳打脚踢和欺凌侮辱就行！如果把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的话同法国革命者们自豪的话比较一下，那对他是极其不利的。这些法国革命者坚决地宣布：
“我们不会同蹂躏我国土地的敌人举行和平谈判”。我想，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小集团的外交要求他“谨慎”。他清楚地知道，不可能有任何事情比刚刚对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那个争取和平的战争之神讲了大量的空话就来谈论国防更需要谨慎了。
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也十分清楚，对“争取和平的战争”之神讲空话，就会腐蚀俄国士兵的灵魂和降低我国军队的战斗力。毫无疑问，他这个“护国派分子”不止一次地因为战斗力下降而痛心疾首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不能不考虑小集团外交的要求。小集团外交命令要谨慎。所以他才谨慎到居然说起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的语言来了。可怜的议长。可怜的鸡足小木房。
至于亚·费·克伦斯基，那么他在预备国会开幕式上发表的演说，也象他所有其他的演说一样，使人想起萨拉·柏尔纳尔[1]的表演。这位女演员具有一副听来神经十分激动因而相当强烈地感动过她的听众的嗓子。但是正象伊·谢·屠格涅夫完全正确地指出过的，著名的萨拉的全部才能就在于嗓音的激动，因为她的表演中没有真正的艺术性。亚·费·克伦斯基也是这样。在他的嗓音中有时可以听到打击他的听众的神经的腔调；在他的演说中有时可以遇到使听众激动的空谈。但是对于那种激动的心情和那种公民应有的激昂态度，我要说：激动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在亚·费·克伦斯基的演说中并没有经过全面分析和严整地加以论述的政治纲领的迹象。使他的听众激动的那些空谈，不过是每当必须用确定的算术数量代替抽象的代数符号的时候就会造成一系列意外情况的一些代数公式罢了。
亚·费·克伦斯基在莫斯科会议的闭幕词中咒骂过现在开始谈论和平的人。这曾经大大地感动过他的许多听众。然而后来，我们这位总理还没有穿坏他曾经穿着去莫斯科旅行的那双鞋子，就签署了，也许甚至还起草了改组后的政府的声明，大声宣布说，必须进行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的“争取和平的战争”。这大大地感动了他的许多听众。不过已经完全不是公民们听到莫斯科发出的咒骂不适时的、因此也是有害的爱好和平的那些话时所曾经受到感动的那个意义了。
在我刚才指出的这种场合下，亚·费·克伦斯基——用莫里哀的话说——从白的转到黑的那里去了，他今天早上谴责昨天晚上说过的主张。这可能吗？很可能，因为可以看得出来，他没有弄清楚自己的抽象公式。
他在演说时经常自相矛盾。您想要证据吗？不必远求。例如亚·费·克伦斯基在鸡足小木房开幕时所发表的演说中就有很多证据。亚·费·克伦斯基在表扬“同超过他们十倍的敌人的力量作斗争时”牺性的波罗的海海员们的英勇行为时曾经指出：
“对于陆军我可不能这样说。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利隐瞒真理。我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隐瞒过真理。我应该在这里说，缺少本来可能有的那种抵抗力量”。
这是对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国军队抵抗力量减弱了，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这位最高统帅以十分令人满意的明白语言答复了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他说：“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那些在伟大考验的时刻忘记祖国和想到自己的人身上。要对耻辱和我们所经历的种种不幸负责的是：旧政权遗留给我们的极端的无知和在广大最愚昧的军人中间进行的那种急躁的、忘记对祖国的责任的鼓动和宣传”。
要反驳亚·费·克伦斯基演说中的这个地方是根本不可能的。的确，正是那些忘记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责任，开始进行了他所指出的宣传和鼓动的人，才应该对一切耻辱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幸承担责任。可是这些人究竟是从哪里接受把他们抛入无知的境地的“口号”的呢？从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这是亚·费·克伦斯基一定知道的，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试问：
亚·费·克伦斯基怎么能够在政府最近的声明中大声宣布说，他同他所有在新内阁里的同志都会转到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分子的阵营中去呢？难道他不爱祖国，从而不愿意利用祖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的无知而不力求使祖国摆脱耻辱和不幸吗？这唯地是因为他不仅没有弄清楚具体的现实现象，甚至也没有弄清楚抽象的公式。
应当承认这位内阁总理的演说中有一个地方是十分天真的，他在那里谈到临时政府代表团的出国使他产生的种种希望。
他声称：“我们深信，在最近的将来，临时政府出国代表团同参加该代表团的俄国民主派代表
[2]一起很好地、清楚地和明确地规定我们在战争的这个艰难的决定性时刻的立场。”
对于俄国代表团即将在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无政府工团主义旗帜下所作的这次旅行，如此天真地感到高兴的同一位亚·费·克伦斯基，在自己的演说中坚决地重申：
“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是必须完全恢复俄国军队的战斗力”。
对！必须恢复。但是我也要同样坚决地重申，如果不停止会破坏军队战斗力以及俄国外交代表团在亚·费·克伦斯基的赞赏下将去西方进行鼓吹的那个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式的“争取和平的战争”，就不可能恢复军队的战斗力。
这位总理演说的结语没有解决演说中所包含的许多矛盾。当然，这本来也是不可能指望的，因为矛盾不可能解决。然而你越是清楚地看到矛盾不可能解决，亚·费·克伦斯基的演说和面目大改的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的演说，就会产生更加沉痛的印象。这两个演说对于“怎么办？”的问题都没有多少确切的回答。而俄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这个可怕的问题作出十分确切的回答。
如果政府不能制定行动纲领；如果它象钟摆一样在国防和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所谓“争取和平的战争”的高谈阔论之间摆来摆去，那么舆论就应当庄严地要求它走上正确的道路。
要知道，凡是不愿意恢复旧制度的所有思想健全的公民，都有责任密切注视着，不让我们的执政官们给共和国造成损害……
[1] 萨拉·柏尔纳尔（Sarah Bernard，1844—1923）法国女演员，她的艺术以绝妙的外部投巧为基础，具有资产阶级现代主义的特征。——译者注
[2] 马·伊·斯柯别列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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