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是揭示商品和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无计划、无组织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平衡规律的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揭示其衰落的规律的科学。商品经济的对立面，在历史上要取代它的对立面，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如果说在经济生活方面，在计划经济中，产品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是对立的，劳动时间的测量同价值是对立的，计划经济的簿记同作为价值规律表现场所的市场是对立的，剩余产品同剩余价值是对立的，那末，在科学领域，政治经济学就要让位给社会工艺学，即让位给关于社会组织生产的科学。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他是以此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直接任务不是分析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是分析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它们在商品和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中如何形成的）。政治经济学也不是社会工艺学。它研究的只是自发的无组织的经济形式的生产关系以及只是这种形式才具有的那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在价值规律的作用的基础上的表现形式。规律性在这里是这样表现的：规律的作用的结果完全同生产经理人的目标、计划、愿望、预计不相符合，因为他们只是在十分有限的经济范围内进行估计，由于整个制度的实质，任何时候都不能预见到他们的分散的活动、他们的分散的意向、他们的不谐调的计划在整个经济中的有限的客观影响方面会导致什么结果。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规律，对于理解在某种条件下的生产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商品经济生产关系存在和起作用的地方，消除物对人的统治。假定当前世界经济的一切资本家和商人十分深入的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末，他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可能就会更好地进行估计，可能就会少做一些蠢事，但是不可能克服由于器物组织性、自发性，由于缺乏对各种后果的预先估计和生产力的计划分配而产生的经济影响。存在要胜于意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嘲笑了杜林企图在“未来社会”的分配方面保存价值规律的作法，他写道：“‘劳动和劳动根据平等估价的原则相交换’，这句话如果有意义的话，那末就是说，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互相交换，就是说，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在目前的社会中，它以经济规律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唯一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那种方式，即作为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不以生产愿望或努力为转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1]
现在试问，在社会向完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生产过渡的条件下，在这方面有什么变化呢？这里人们的活动是不是服从必然比这里是不是在社会关系方面也存在着规律性？当然是的。如果不这么认为，那就意味着推翻整个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以建立在恢复即使不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自由意志的哲学的基础上的世界现来取而代之。如果认为，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那末，在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方面，规律性在这里就仍然继续占统治地位，只不过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而已。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在计划经济下与在无组织的商品经济下有所不同。但是，规律性在这里仍然存在，尽管由于这种形式的不同，“规律”一词被认为需要用其他的词来代替。既然规律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方式不同，那末，掌握这种规律性的方法也在改变。由于研究的材料的改变，方法就有所不同，在转到研究这种改变了的材料的时候，一种社会科学明为另一种所代替。
我们更具体地来看一看，研究的材料有什么变化，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应当让位给其他科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看到一个经典的说法，这个说法恩格斯和马克思都不止一次地在其他地方重复过，这个说法的大部分往往被做了简单化的解释，甚至可以说是庸俗化的解释。我指的是关于“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那段著名的话。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队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是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
关于这个问题，再回忆一下，马克思是如何谈经济领域的自由和必然性的，也会有所教益。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3]
读者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都没有说消灭人们“社会行为的规律”，尽管具体历史的价值规律，即在无组织的商品社会中决定生产经理人行为的规律，会终止本身以及整个这一类型的生产的存在。马克思除此以外还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看法，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恰恰是需要的增加会加速必然性的增加，在这种场合就是加速满足需要的经济必然性的增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规律便为人们所运用，所利用，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是控制了规律。但是，能够控制的只是存在的事物：控制了蒸汽的力量，控制了一般自然的规律的自发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了这些规律。这只不过是意味首把它们的作用纳入所希望的轨道。但是，不言而喻，控制“自己社会行为的规律”，同时也就是极大地改变这些规律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社会经济规律性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决定论在这里也占统治地位，但是，制约性的形式，因果性的形式则不同。我们举一个最简单而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不同，由此而产生的规律性的形式上的不同，在这个例子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假定在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皮鞋生产与市场上当时对这一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比，产品不足。第一，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是Post factum，事后，当需求增长了的时候，才发现的。在没有统一组织生产，没有统计生产数量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数量的条件下，情况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的。固然，资本主义社会搞出一些统计未来需求的治标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只是缓和不可避免的危机性波动，而不能消除这种波动，因为生产力分配制度仍然是商品生产制度。[4]增长了的需求引起皮鞋价格的上涨，因而出现未能预料的、带来一些人感到愉快而另—些人感到不愉快的意外情况的、同供求平衡的条件下不同的国民收入分配。接着，现有的皮革工业企业的生产便会扩大，新的资本便会投入，也许还要建设新厂。既然增加的需求量无人知道，就象市场预告之前生产不足的情况无入知道的完全一样，那末，增加的生产可能超过，而且大多是超过增加的需求的界限，生产不足的时期为生产过剩的时期所代替，接着便价格下跌，国民收入和资本在各部门自发地进行重新分配，直到下一次比例失调为止。供求相符是偶然的情况，而比例向这方面失调或者向那方面失调则是常规。在生产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达到平衡的必然性，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在生产领域小的人们社会行为的规律是同生产的经理人相对立的，它们是异己的、盲目的、不受控制的自然力量。为了在这种制度下，在现实生活中达到平衡，就需要只有该制度才具有的调节者。同样地，为了理解整个这一机制以及只有它才固有的规律性表现形式，就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计划经济下，在这类场合规律性将是如何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假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生了鞋子消费增加的情况。社会主义生产的统计依靠在这种生产形式下制定的日常消费统计法，基本上事先就已估计到这种情况。在这里由于人口增加以及其他估计到的因素所引起的消费增加，将在制定制鞋工业生产计划，同时照顾到由此而产生的对其他部门的各种影响的时候，会被考虑到。但是，皮鞋消费增加的情况本身（既然这个事实不会通过社会本身对一种型式的鞋为另一种型式所替代的情况自觉地施加影响的途径而有变化或者生产本身不会自觉地引起新的消费）是个客观的搞况。经济生活的调节中心可以适应这个客观情况，但是不能消灭它，消除它。由于生产在一个部门适应需求，便会产生一系列的在协作部门，其中包括象皮革原料生产这样的部门中分配劳动力的必要措施，而皮革生产因为涉及畜产原料，所以比其他部门更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困难可以依靠利用分配的保险储备而部分地加以克服，这种储备在计划经济下始终会起巨大作用。但是，在这种场合，在其他场合以及第三种场合，规律性都作为外部强制因素而存在下来，而以完全不同于商品经济下的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规律性不是通过市场为自己开辟道路，不是Post factum[5]知道自己的利润，而是事先，ante factum，开辟社会调节经济机关知道情况的道路。不是生产后的市场价格，而是生产前的社会主义簿记的数字表会敲起警钟，强制中央计划机关知道情况：它们告诉中央经济领导机关关于新需求的增长情况，从而告诉他们关于应当适应的经济必然性。这种规律性的预测，正是新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特点，正是使它不同于过去的生产的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生产机制各个部分的相互依赖性也不是通过自发的途径，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计划所拟定的均衡比例中让人家知道自己的情况。社会对生产力的统治是通过预见到拟定的措施、它们的影响以及为此所需要的前提而达到的。在这样适应经济必然性的情况下，达到新目标的方法和可能性增多起来。甚至在这里劳动力和物资资源与资本主义下相同，经济调配的可能险也会大大增加，单是经济结构本质的改变，就有可能增加达到的结果的数量。
既然经济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有组织的社会对这种必然性起反作用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变化，那末，在认识领域和科学领域中，研究这种必然性的方法和对这种必然性的适应，也都要发生变化。随着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的消灭，旧的政治经济学也会消灭。现在，新的科学，关于预见有组织的经济的必然性和在生产及其他方面达到最理想的必须的成就的科学，正在占居它的地位。这完全是另一种科学，这是社会工艺学，是研究有组织的生产、有组织的劳动的科学，是研究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体系的科学，在这里，经济生活的规律性有新的表现形式，人的关系已没有物化，商品拜物教随着商品的消灭而消灭，对于经济措施的结果的预见、对于将要发生的事物的研究所占的位置，其重要性不亚于对其客观后果的估计，不亚于对发生了的事物及其发生的原因的研究，甚至还要超过。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科学不同于政治经济学，就象商品经济市场将不同于社会主义调节机关办公室及其极为复杂的分布全身的社会预见和计划领导的神经系统一样。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下同）第3卷第35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3]《资本论》第3卷第926——927页。
[4]垄断资本主义标志着资本主义基础上生产和交换的组织性的增强。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生产的统计以及某些有支付能力的虚怯的统计自然要比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搞得好一些。
[5]事后。——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