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超越工联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雷蒙·威廉斯 ->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1989）

五超越工联主义

· 英国左派
· 各种思想与劳工运动
· 另一种政治
· 未来阶段的种种问题
· 社会主义者和联合政府主义者

英国左派

1965

　　要分析英国左派的状况，首先必须分析工党的性质，工党是一个成员众多的政党，是建立在基本没有分化的工会运动基础上的。至少在过去二十年内，该党一直是个潜在的政府，而且在左派看来，它是一个在经济繁荣时期能够独立执政的党。从根基上来说，它是一个左派组织的联合体，左派的基本政治斗争都是在这个党的内部进行的。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与工党合并之前，独立劳工党是一个别样的政治组织：这给当时的联合体又增加了一个困难。从20年代初开始，共产党就一直是劳工运动中很有战斗意志的一翼：经常参与当地反对工党的斗争，在有些工会中颇具影响，但从来没有会成为一个大党的迹象。维护一个有斗争精神的共产党少数派，实际上一直是工党政府正常的政治目的。
　　—个能在短期内贏得决定性议会权力的群众性政党主宰着左派力量，于是这种主宰的优势和劣势就成了现实分析的主要术语。它的劣势比较明显。由于工党是一个联合体，所以它在理论方面明显匮乏：任何超越普通定义的企图都会立即使这个复杂的联合体陷入困境。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为了获得议会权力，往往就放弃了必要的争论，在议会和选区的任期中，优先考虑的往往不是政治原则，而是政党的需要。在这样的宪政条件下，可能掌权的前景导致党内重量级人物的地位得到加强，他们从广义上接受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想取代保守党成员担任内阁大臣，只希望搞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当这种机会主义或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时，就会出现少数人的离心运动，很多人认为工党的结构本身就是英国左派的主要弱点。在左派知识分子中，这样的运动尤为普遍。但是这个特别组织的力量不断被低估，在过去三十年中，由于种种原因，工党多次出现可能解体的迹象：其内部的深刻矛盾与紧张关系使它很难维系。党内和党外的右派提出要从阶级认同方面与工会脱钩，而且不要正式做出社会主义的承诺。党内和党外的左派则提出要有战斗精神，要与那些无原则、无组织、往往态度折中的组织脱钩，建立一个有原则的社会主义政党，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连续不断的危机并没有使工党的主要力量受到多大损伤。右派力量没能驱散这支有组织的力量，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鼓舞。这里既有一些深层的力量，也有明显的弱点。同样，左派也没有能让工人阶级背离対工党的忠诚，这是英国社会总体上的实际状况。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忠诚对于有战斗精神的社会主义来说是一个障碍，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在没有民事冲突和暴力的情况下，它又使社会主义提上政治议事日程成为可能。优势和劣势处于平衡，这就是我们的实际政治状况。
　　工党的存在及其耐力往往使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局限在议会范畴。这显然是不够的，不过即便如此，关于选举力量的许多错误说法仍然有必要予以纠正，最常见的说法就是战后工人阶级的相对富裕导致了工党的削弱。这种说法被广泛地用来解释保守党在1951年、1955年和1959年大选的胜利，相对而言的全员就业和相对较高的实际工资所产生的影响确实比较复杂，但就选举力量而言，相对于战前大规模失业和贫困时期而言，在战后的相对富裕阶段，工党的力量无疑是增强了。在1945年的大选中，工党大获全胜，获得1200万张选票。战前工党获得的选票从来没有超过850万张。1945年之后的形势被说成是因“富裕”而造成得票率下降，但具体得票为：1950年，超过1300万张：1951年，将近1400万张；1955年，超过1200万张：1959年，仍然超过1200万张；1964年，再次超过1200万张，由于保守党得票下降，这就足以使工党重新执政。20世纪50年代得票相对下降，工党失去了执政权，但与战前的形势相比，这仍然是个绝对的重大进展。事实上，1945年工党在执行自己的纲领时，获得了工人阶级的一些支持，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舆论的反对。1951年工党下台的时候，由于选举体制的奇妙特点，它获得的选票仍然比保守党的多-50年代英国在物质方面的明显改善使保守党人在大众选票上占了一些便宜，使得保守党执政长达十五年。1964年，工党取得了微弱的优势，得以再次组阁。此外，在这段时期内，工党明显获得了大多数男性的支持；使他们出局的是妇女中大多数反对工党的人，在一些大的城镇以及工业地区，最近还包括一些最繁华的工业地区，即使在保守党执政时期，工党也一直处于强势。
　　尽管战后发生了许多变化，工党依然是个群众性大党，而且一直是个潜在的政府，其主要基石就是工人阶级中最高效的那一部分力量。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力量，工党为什么一直没有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工具呢？这里我们必须走出议会政治的有限舞台，研究其他各种复杂的社会批评和反对力量在知识和结构方面的传统。
　　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兴起于1780年至1835年，它在当时就表现出政治激进主义与处于守势的工业组织的复杂结合，（爱德华·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极好的描述，）19世纪40年代，宪章运动的主要挑战虽然失败，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它却使统治阶级中产生了一系列改良主义态度和方法，而且开始时显然都是为避免革命而付出的代价。在这些改革中，先前那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那部分人——手工工匠和熟练工人——相对适应了日益富裕、选举权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社会。到19世纪80年代经济再度低迷，工会组织开始复活，但是它产生的政治后果令人困惑，那些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工会领导人认为没有建立新政党的必要。要求政治上采取主动行动的是那些新成立的工会的领导人。工会对于工人阶级采取政治主动行动的矛盾态度早已非常明显。实际上，那些新领导人胜利了,但是这样的矛盾心态依然在继续，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尽管工党被看成工会的政治工具，但是在关于它应该具有什么政治作用的问题上，工会领导人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一方面，工党被看成是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工具：有一些工会在章程中就規定其目标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大多数工会领导人都认为，在现行体制下，工党主要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所以在工党执政时，它只要进行一些有限的保护性与福利性的立法就行了。这些意见随着劳资冲突的性质而产生波动，1926年的大罢工是工人阶级对当时政权的一次重大挑战，但重要的是，它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而是由于工会领导人之间的最终妥协，这次失败之后，适应资本主义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在许多最有影响力的工会组织中，官僚体制和集权化控制进一步发展。这些因素现在仍然很明显。工会领导层中有相当数量的人虽然正式支持工党，但是却对工会与政治承诺脱钩表示欢迎，让它们仅仅作为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组织而存在。在这个方面美国的影响特别厉害。
　　与此同时，许多大工会自身的不民主就是一种不稳定的根源。近期最明显的表现是，具有一百多万会员的运输工人总工会的总书记卡曾斯的位置（在经过一个短暂的真空期之后）被迪肯取代。在迪肯的领导下，该工会成了右翼领导人的主要支持者，而在卡曾斯主持工作期间，该工会则是一系列国内外事务的左派政策最主要的支持者。一百万张选票可以像这样从权力斗争的一边完全转向另一边，这一明显的事实说明官僚化已经走了多远。然而，它也同时表明，一个貌似强大、铁板一块的正统的东西也会受到如此严重的干扰，即使这种干扰是暂时的。
　　对近年来工党内部政治的最佳解释是：毫无民主可言的群体间的一系列斗争。在党的年度大会上，工会的集体选票占了优势。选区中的工党组织一般只代表党员中富有战斗性的少数人。议会中的工党在遇到政策冲突问题的时候，宣称它实际上独立于任何其他群体，而从它在议会体制中的介入程度来看,它总是不断被卷入当前资本主义政治的种种正统观念之中。在这种继续偏袒现政权的复杂形势下，产生了工党政策的总趋势。于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党就面临一个矛盾：正式承诺要搞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却继承了正在进行改革的自由党的衣钵（劳工运动中的前辈们后来都与自由党合作过）。与此同时，对社会主义的承诺，无论是不是一种形式，一直都是选举中的弱点，一直被右派所利用，而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继续忠于工党，从而阻止了左派采取重大的主动行动。
　　这种情形由于所继承的思想体系的性质而得到了强化。这里再次出现了优势与劣势的复杂混合。英国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主要意识形态元素是一种道德批判元素。即使在强烈的政治激进主义阶段，这种道德批判仍然一再表现为起决定性的主流，与自私的个人主义相比，这种兄弟情谊和合作思想的影响总是超越那些关于政权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有了发展，强调了阶级的力量，虽然这一点有时候限定了它所选定的方向，但却从未改变过这个方向，因此，看来英国工人阶级更感兴趣的是建立自己的兄弟般的合作体制，而不是总体上夺取政权，这就导致了许多薄弱环节，由于明显的理论方面的原因，这一兄弟般的合作体制不得不在个人主义的经济体制中运作，而其运作空间往往确实很有限。马克思主义者一再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是毫无希望的：在压力之下,它往往总是在维护其自身的体制，而不是从总体上改变这个社会。在许多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弱点，但是外部的观察家往往忽视了它的力量。因为正是由于这个因素，才维系了这个人数众多、有能力夺取议会权力的大党，使其基本没有分裂。此外，许多右翼思想家悲哀地承认，正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这种内向的忠诚，才使它在经济和政治失败的压力下保持着令人惊讶的韧性和弹性。
　　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或者其中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会受外来机会主义的左右（哪怕是暂时的），否则就确实很难想象了。这一运动经常遭到背叛，而且往往是来自其内部的背叛：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经常性的背叛对它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影响竟然微不足道。这不仅是一个有组织、无分裂的运动的韧性问题。这也是某些前政治的价值观的韧性问题，在经受政治起落和种种背叛时，这种韧性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且不说全国的右派，仅仅工党的右派，就在短期内贏得了几乎持续不断的胜利，结果却发现它依然面对着同样的道德上的压力和要求，就好像这些胜利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即使在这里，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社会特征的弱点往往也十分明显。这种弱点经常被民族主义所限制，甚至破坏，就像它经常遭到帝国主义的野蛮破坏一样。前政治的价值观往往在政治上并不重要，这恰恰是种种挫折和失败的原因。然而由于这种自发产生的传统顽强地存在，所以不仅会有现在的组织，而且会有对未来的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英国出现社会主义，（在一个岛国，其实就是在一个岛上）这种狭隘性必然会超越自身而发展。在英国，从政治上来说，这种变革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不过，最近大多数攻击狭隘性的言论怎么会来自右派，这确实很有意思。有一个非常犀利的右派论点，目的是要让英国工人阶级脱离其自身的传统，人们认为这个论点对双方都不利，并不只是因为它的来源。事实上，如果英国工人阶级运动能摆脱它自身那种并不张扬的、前政治的自我依赖，那就将为新资本主义在英国的胜利开辟道路，使英国“现代化”，使它不那么“与世隔绝”的运动，是以非常普通的形式出现的，是特别针对英国工人阶级力量的运动。
　　对工业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其主要作用是让英国工人阶级运动了解更多的情况，而自始至终与这个批判并行的，是一种同样重要的文学传统。在地方组织层面上，工人阶级运动一直受到清教传统的重大影响。清教教义要求人们要克制，认为人的要求要有节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教义一直起着令人沮丧的消极作用。清教教义还要求自立，要求忍耐，而这又相应地增强了人们的斗志。但是，非清教思想和情感的重要传统也一直存在着，而且我认为这样的传统是深深扎根在道德意识之中的，以柯贝特、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这三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为例，他们表达的清教徒意识并没有超越狄更斯的小说，这个传统所强调的是对生活的诉求，是反对工业资本主义通过优先权和纪律来扭曲人性。在这个重要传统方面，人们看好最近出现的作家D. H.劳伦斯。如果我们实际看一看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而不是去看那些专供政治分析和对外宣传的老一套，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强调一次次地凸现，而且是前政治的。这个传统往往是无政府主义的，是以其直接的形式出现的，但它坚持要让人产生满足感与兴奋感，这是一种道德的挑战，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清教教义。真正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人，谁也不会认为用“清教徒式的”这个词就能概括他们的生活。近年来，随着经济上的苦难逐渐减少，这种能量，虽然还比较原始，但却已经开了花，实际已成了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在挑战那个基于工业资产阶级满足感的社会的常规和权威。这里，一个异化社会中令人讨厌的常规受到了非常强劲的挑战，即使这种挑战还处于前政治的水平，而使统治阶级倍感惊慌的，不是公开的政治挑战，而是人们如何利用闲暇时间的方式。对那些接受这些常规的人们来说，英国年轻人的声音非常可怕，这声音既深沉又活跃，更重要的是，它一旦成为一种政治声音，就不是要支持或者反对议会政治中某个特定群体，而是要反对整个社会结构了。
　　遗憾的是，这正是工党最薄弱的地方。虽然工党不时地为参与这样的生活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它的整个官僚式组织结构却阻碍了它这样做。阻碍它这样做的，还有它所承袭的两个思想体系，从本质上说它们还是19世纪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柯贝特、狄更斯、拉斯金、莫里斯、劳伦斯：他们一生中都在反对实用主义，除了拉斯金之外，他们都反对道德父权主义，这是另一项重要的改革内容。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他们认为人是有创造性、有独立性的，是要绝对优先考虑的。这种创造性和独立性产生了合作和良好的社会。设定其他的优先项——政治责任、经济纪律、暂缓并排除满足——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孕育竞争和不人道的生活。但是，正在被工业资本主义强化的恰恰是这些优先项——责任、纪律、劳动分工及生活分化。相对于工业资本主义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而言，注重效率的实用主义标准往往还是进步的，但是到了后期，它把所有社会问题都归到这种单调有限的范畴。它把生活归结为简单的互惠生产与消费的过程，这就使它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完美意识形态。道德父权主义是唯一站得住的理由，生产和消费体制无法满足的所有需要都被归入一个特殊的领域：艺术和苦难、教育和快乐——该体制的这些副产品或附带过程将在确保这种经济体制绝对优先的范围内，通过慈善事业、专家管理的方式加以解决。人们不应当为自己谋求什么，而且他们自己什么也不是。直接经济体制之外的任何满足，都将由一些仁慈的少数人提供给那些“值得帮助的穷人”。
　　在英国，实用主义是以最原始的形态保留下来的。道德父权主义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出现在国家机关：教育和社会服务基本上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进行管理的。这两种思想在现代工党中占据着支配地位。比较陈旧的工业资本主义道德批判被附加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其主要代理人就是费边主义者，而且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看待生活的，这里还有一个复杂问题。当处于少数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劳工意识形态创造者的身份向费边主义者发起挑战的时候，他们的那些弱点倒是值得称道的。无论他们是背离了还是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统，他们也谈到了这个经济体制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以及它必然要控制其他人类活动和要求的问题，他们往往本能地反对费边主义精神，但他们的做法却是一样的：把人民看成力量的源泉，并推出自己的革命干部来取代费边社的专家干部。这两者都从经济优先传统及严格的中央集权方面肯定了工党。无论在哪个层次上，这都是在直接否认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道德传统主流，否认它所强调的地方性民主、参与以及人比经济标准重要的思想。于是，不仅这样的道德传统没有达到全面的政治成熟，而且其主要政治工具也被它坚决反对的那种意识形态所主宰，随后产生的混乱非常之大，其表现往往是愤世嫉俗地退出政治。
　　这样，我们在观察当代英国左派的时候，就发现了多处来源的诸多悖论。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在短期内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最有可能进行英国经济政策必要的深层次改革-这样，对任何短期纲领来说，工党都是左派的唯一选择。但是它的国际政策根本含混不清、非常危险：它自身就有相当严重的局限性，人们没有忘记，上届工党政府虽然执行了行之有效的国内计划，最终还是在国际政治和冷战的压力之下被腐蚀了。而且主宰它的精神可能会是处于改革中的中产阶级的精神，接受当前社会的主要目标和组织形式，关注如何使这个社会更有效率。“效率低下”的深层次原因是它所无法接触的，它的现代化概念仅仅是向未来眨眨眼睛，没有多少真正的人性内容。它提出不仅要改变社会关系，而且要使之合理化，在经济的正统思想和人类需要之间，比如在领取养老金的问题上，它选择了正统思想，仿佛这就是需要，同样它提出对军用飞机生产或者盟国的指挥结构进行合理化，但却基本上不想改变，甚至不想讨论这些东西所服务的外交政策，它甚至表现出一种危险的小沙文主义，大谈海军在处理“突发性军事冲突”时的传统——这是一个左派政府对它对第三世界革命所采取的政策的非常奇特的描述。那些使用“苏伊士以东”这种吉卜林帝国主义的陈词滥调的人，似乎除了 “现代化”之外，就不知道还能用其他什么词汇用来修饰未来了。在这些方面，工党政府不仅不能满足现代政治深层次的人性化要求，而且甚至可能直接与之作对。如果工党政府只能这样，那就有必要反对它。
　　不过工党的真正力量来自不同的人群，而且对工党的忠诚，是为了确保真正的进步源自这一运动内部的发展，而不可能从外部获取。因此，当工党政府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与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主流发生似乎无法避免的矛盾时，我们发展壮大的下一个决定性阶段也许就到来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宣称要保持战斗姿态的共产党之外，工党党外的两个运动现在也显得非常重要。近年来的核裁军运动一直是英国政治领域中长期道德传统的主要支持者,它与官方工党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议的。由于这种性质，所以它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反对工党政府，但它会支持或者反对这样或那样的实际政策。由于它不属于左派正式联合体，它就可以采取工党现行组织结构经常要防范的主动行动。在重要性依然不减的核政策问题上，核裁军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人们所熟知的左派的忠诚问题使它深感困惑，因为它的许多成员都是工党的积极支持者。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是，所以核裁军运动或者它所代表的那些群体将继续在辩论和示威游行的层面上进行挑战，这是毋庸置疑的。要记住，这是近期英国政治生活中唯一能调动积极的持不同政见者走上街头的运动。
　　另一个相关的运动是新左派运动。不管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中一些人的初衷如何，它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群体。它的成员中有一部分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企图，但在大多数人的忠诚和英国政治的中央集权模式面前碰了壁。但在我看来，这从来就不是它真正的重要性和作用之所在。它能做的，而且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只有它才能做的，就是挑战劳工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它与实用主义和父权主义的联系，新左派是由作家和政治思想家组成的群体，主要基于对工业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的传统，一个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来说非常重要的传统。从这个立场出发，它可以批判被工党官方接受的费边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参加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教条主义的一般性批判。但是早已有迹象表明，它对工党的某些思想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过高地估计这种影响的程度是错误的，同样必须强调的是，新左派在表明并发展自己的立场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它成功地界定了文化危机——这也许是发达资本主义最具体的特征——从而开拓了一个新的政治视野。它还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新国际环境，指出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中存在的不同道路以及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但是它没有能令人信服地说明意识形态的变化给英国左派的结构带来的必然后果。这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问题非常复杂，要进行预测实际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说，当前英国社会的结构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内外压力，所以我们很可能不是纸上谈兵地就这些变化进行辩论，而是不得不经历这些变化。这个重要时期从10月份工党贏得微弱多数的胜利开始，因为这个胜利足以打破过去十三年的僵局。我们现在似乎面临着政治上的极端不稳定，它反映了社会本身存在着深刻的、被延缓的紧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左派的发展再次显得开放和活跃起来。

各种思想与劳工运动

1981

　　一个糟糕的政府会坏了很多事情——甚至能伤害对手的理性。一个政府要是太烂了，似乎只有让它下台，其他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这种话说得好听，但是太不聪明。即使处于封闭式的暴政之下，对手也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推翻一个政权，如何防止它卷土重来。在比较开放的情况下，虽然过程有所不同，但是问题却大同小异：怎样把一个糟糕的政府造成的消极力量转化为让它下台的积极力量，并改变它得以建立或卷土重来的环境。同样，对于上一届糟糕政府造成的消极力量的聚集，任何新政府都无能为力：使新政府立足和垮台的中心活动，是一个把消极力量充分转化为进行实际建设的积极力量的艰难过程。
　　这是经典的观点——然而在实践中它们往往被忘记，或者遭到无情的蹂躏。在现代选举政治中，这样做要面临极大的压力，不仅因为有一个正式的政府，而且还有一个正式的反对派。这个重要理论就是通过大选来改变。在消极力量聚集的时候，关于新环境和新政策的连续思维就被一个现成的选择所打断，有一种稍感无奈、带着嘲弄口吻的公众舆论认为：“这帮家伙不行，我们最好让那帮人来试试。”但是形形色色的政党机器就比较积极：“打起精神来，托利党要回来了。”“把撒切尔赶下台，让工党重新执政，”在屏幕上、广告牌上、汽车上的标语成倍增长，其中的主要内容总是一样的：“信任我们，依靠我们。”不是他们，是我们。在选举体制内，政党不得不在这一水平上竞选。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他们仅仅用这些术语来界定自己，他们将遭到淘汰。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主要政党在选举中得到的积极支持在持续下降：基于原则、利益或习惯的固定模式遭到了猛烈的干扰与拒绝。政党是“代表”既定群体的简单形式，虽然它作为其成员和组织的基础继续存在，但是在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断变化并保持独立的情况下，选举竞争就不只是由政党来决定的了。这些情况虽然不利于把挫折和反对转化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但对于由一个政党取代另一个政党来执政却非常理想。一些重要的环境依然存在，所以这些过程仍会再度出现。现在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就连那些在政府中干过几年、如今又要面临大选的政党领导者们也看到了这一点。这些人是现行政治的主要受益者，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来保持这个占主导地位的定义不受影响，不是他们，是我们，执政时对于忠诚的要求是“既然你们选择了我们，现在就要支持我们”——而成了反对党时，这个要求也表述得极具说服力：“不要摇晃这条船，团结起来把这帮人赶下台。”
　　在这两种同是误导的情形下，团结和同志情谊这类强烈的、极为必要的情感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宣传把选举和执政纳入自己的范畴；政治智慧也把它们收入囊中，但它必须关注更为广泛的力量。有时候，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一个糟糕的政府却要我们忘记这一点，或者喋喋不休地劝导我们承认这一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比较简单、更能从情感上得到满足的事情，也就是相互间谈论利害与前景问题。不管是哪一种，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力量都被引向或推向了后台。而且，这种做法还以美德的面目出现。“要行动不要空谈”（虽然这主要是空谈）似乎非常急切与实际，然而在记录上这两者都没有。这是一种体系上的习惯，有必要加以改变。劳工运动可以改变它。所以这个运动很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几乎完全取决于它是一场运动，而不只是取决于一套制度，以便使它们在现行社会秩序中“发挥作用”。
　　我们的发起者们把他们的行动称为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如今使用这个词往往只是一种习惯性的重复。我们在谈论这场运动或者劳工行动的劳工派别以及政治派别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政治行动是在议会和各种委员会所采取的行动，而劳工行动则是为了改变社会状况在工作地点所采取的行动。但是这个术语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委婉语，用来表示各种形式的罢工或怠工，不管人们认为它是否与某个运动的目标有联系。与此同时，这场运动的政治机构对于没有经过它们协调的任何改变社会状况的行动都感到不安。由于这些简化定义的使用，运动的思想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正统机构的思想，由这些机构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政治运作或劳资谈判——甚至被那些在节假日依然动情地大谈“这场运动”的人所取代。然而，这场运动不得不改变，部分原因是它自身的成功发展，它的机构成了不能小视的主要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这一改善了劳动人民状况的重要历史性成就，明显使得某些人产生了要在部分改变的社会秩序中稳定这些机构的思想，进而发展为这场运动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系这些组织的力量的思想。
　　这种思想引起了一个至今依然很普遍的看法，认为工党有一个稳定的内在特点：靠它的名称和它的存在，它就能代表所有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家庭，与之并行的还有一种看法，虽然界定范围不十分清楚，但却认为既然工会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及其家庭的利益，那么工党和工会的共同利益就不言自明了。在这个惯常的理论中，这些看法都得到了保留，即使在选举中不断有证据表明，许多劳动群众不但认为工党不能代表他们，而且投了它的反对票；工党政府反复经历的事实也证明，工会与执政党之间的共同利益和政策远远做不到不言自明——实际上最多是在进行艰苦谈判的时候才有所体现，最糟糕的时候往往表现为公开的冲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弱化了“运动”的思想，强化了适应现行社会秩序的“机构”的思想。据说，工党必须执政，但是执政的过程并不总是代表人民实际希望做的，所以整个“代表”的思想很快就被抽象化了。它最多也就意味着人们习惯上的想法：名称就是利益的保证。与此同时，以更加直接和局部化的方式代表其成员利益的工会组织，把共同利益及其代表性的问题和盘托出，不仅针对由政府提出的种种政策——政府被降格为讨价还价的派别——而且针对关于共同利益是什么或者可能是什么的统一定义问题。
　　建立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真实社会的复杂环境中，其中一些问题，无论采用了什么样的定义，都会顽强地表现出来。但是这不应当用我们经常听到的粗俗不堪的语言来加以夸大，其中“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成了所有事情的挡箭牌。在劳工运动开始改变历史的几个世纪中，“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一直是剥削者、操纵者、实用政治的说教者以及变节者们的格言。同样糟糕的是，“现实主义”——实际上是适应现有环境的代名词——往往把真正的现实主义作为知识或者学术推测搁置一边——面对深刻、重要的历史和实际的变化，进行深刻的思考，而不是用现成的、熟悉的术语对它们做出特别的反应。
　　这就使我们进入了现代劳工运动主要问题的核心部分，一直比较普遍的对“知识分子”不信任或者公开表示鄙视的情况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保守党人也不信任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认为他们是一些令人不安、不切实际的人，认为他们硬要通过分析、历史比较、推测和警告来打乱令人非常满意的种种安排。保守党出于自身利益，要求保持事物的原样，坚持认为各种安排（包括其他尝试并且失败了的各种安排）总体上都是成熟经验的结果，或者在事情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时，还伪称它们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是，如果劳工运动内部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令人非常惊讶，或者应当令人非常惊讶了。实际上，其中有些感觉来自相对保守的思维习惯，几代人在整个劳动生涯中建立了各种机构，对它们不可能没有依恋之情，所以提出急剧变革的建议很容易被看成是不忠诚，是在制造麻烦。即使是劳工运动内部，人们也在谈“颠覆分子”和“左翼分子”，而这些词语以前只有统治阶级才使用。
　　但是还有一些更重要的理由。即使教育方面现在已发生了很多变化，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来自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或者很快就与这些阶级站在一起——所有成功的作家、思想家或评论家都告诉劳动阶级，说他们的条件和工资是基本经济规律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实际上他们现在还经常这么说。此外，他们有许多人在生活方式上，在言语和习惯上都明显表现得很古怪，与众不同，不像显贵们那样喜爱运动，也不像雇主们那样讲究实际。有一项活动他们好像很喜欢，那就是靠咬文嚼字或者统计数字来困扰你或者欺骗你，虽然从劳工运动一开始，工人阶级组织与历史学家、科学家、社会理论家、重要的经济学家之间就不断有合作，但是这种观点却一直存在着。这些人在自己的职业群体中总是少数派，但是他们在与政府打交道的实际行动中所宣扬和所接受的，也成为他成长过程中的必要部分。另外，建立教育和文化组织也是这场运动中曾经得到认可的活动的一部分，是工人群众的愿望中的必要成分。
　　人们认为，从成人学习班到戏剧演出组，从劳工学院到劳工报纸、劳工杂志和劳工读书俱乐部等都与这个运动的成功密不可分，有些至今依然存在，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但是可以公平地说，从现在这样一个更强大的运动与其资源的比例关系来看，1945年以来对这些事情的忽视是难以置信的，现在我们有必要直言不讳地谈一谈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
　　第一个理由（或者借口）是，公共教育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扩大使这些东西变得没有必要了。据说，聪明好学的男女工人以前并没有发挥自己潜能的真正机会。现在（这里深深地吸了口气，就有必要继续改进的问题说了几句比较谨慎的话）他们有了这个机会，特别是在劳工文化教育组织被边缘化了的时候。但是说现在每个人都有机会是不真实的；教育仍然被阶级和特权的影响大大地扭曲了，这不仅在于它选择谁来充分享受这个机会，而且在于从根本上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如今，一个优秀、睿智的学者仍然有一条捷径，可以很快地接触到那些思想习惯、那些偏见和辩解、那些有选择的解释以及某些知识与某些无知之间的那种平衡——这些构成了当前教育的大量内容。确实，作为圈子里的人，从我本人的真实世界出发，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工运动对知识分子和教育者的不信任程度还不够。从历史的角度看，教育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依然是一个新的思想，这被看成是成功地学会了正在教你的东西（即使在初级水平上也未必是真的，在高级水平上很可能就不是真的）。或者，在对此做出反应的时候（工人家庭认为自己的子女不仅仅在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上，而且在他们所相信和从事的事情上都与他们渐行渐远），这种习惯上的不信任得到了强化，就像平民百姓的口头禅所说的，“你饱受阶级意识之痛吗？到牛津大学来治一下吧。”除此以外，其真实原因往往恰恰相反：我们当前最可恶的敌人是一些工人阶级子弟，他们不仅受到了教育，不仅要求特权，而且要求等级制度，因为他们已经表明，如果你真的很好，就能得到应得的回报——如果你还不行，你也将得到你有权得到的东西。
　　于是，随着公众教育的改普，劳工运动需要有两种机构。首先它需要一些地方，以便根据它自身的价值观和愿望进行认真的研究与教学。认为现行社会秩序会提供这些东西，那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其次，它需要一批由致力于这场运动的人组成的职业群体，这些人将主动充实自己的知识，发展自己的学科，而且与这场更广泛的运动中的各种政治组织及工业组织有真正的接触。在过去十五年中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在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医生、律师、建筑师、哲学家、作家、文化分析家中，出现了这样的职业群体。目前这些群体正力图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者协会中合作，这种努力可能会以新的方式对当前的运动做出贡献，就像当年费边社和规模较小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对这场运动的贡献一样。看一看公众対这些知识分子的开放和非派系的努力有何反应是很有趣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职业群体必将是有利的，但这些群体所具有的高度发展的知识和研究形式能否在更大范围的运动中自由流动才是真正的考验。不过，根据定义，如果认为这场运动代表着实际的、稳定的大多数劳动人民，认为选举和组织的继续进步仅仅取决于克服固有的恐惧和偏见，那么这场运动的教育和文化创新就只能是“带来信息”或者传播真理，那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就广泛得多了，如果这种说法仍然适用，那么工党和工会——尤其是工党——就做得太少了。
　　不过这就涉及第二个理由（或者借口）了。人们仍然广泛认为，即使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对于这场运动的特点和目标其实也没有兴趣；确实有时候，这场运动也怀疑，对于那些只想干自己事情的群体来说，这种事情太容易了。于是有人说，这场运动来之不易的资源必须用于主要目的和实际目的；至于宣传，现有的组织自己就可以进行，必要的时候就让技术娴熟的交流机构，如广告公司和电视名人去进行，就是对形势很糟糕的错误解读，使得就此进行耐心的讨论都很困难。事实上，这种“信息”——其想定的形式很简单——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听它，反而被它所激怒，认为它不过是政客们或者工会头头们的另一种说教而已。如果对这种情绪的唯一反应是更响亮地重复这一信息，或者雇佣更多的广告公司或者树立新的人格和形象，那么进一步的失败则是不可避免的。
　　这场运动的机构是在前现代的文化中形成的，不是现代化这样简单的东西就能改变的。过去三十年的文化变革非常深刻，不是单靠传统的政治和工业组织就能改变的，也不是靠偶尔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后期的市场研究、民意测验及广告技术就能改变的。通过这场运动中的历次斗争，工人阶级在其传统目标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但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取得的。信息、舆论和劝说的分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处于其核心部位的是一整套无处不在、基于大规模的国家和资本公司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这样，一个由阶级、宗教、性别、种族所分割的复杂社会就被集合成“公众舆论”，其内部派系就像市场各指定的区域。政治舆论和政治的种种定义就像货物和服务一样，是对外出售的，民众被定义为“消费者”——工党政府的大臣们说这个词的时候张口就来，就像当初资本家和投机商以这种被动和从属的方式来定义民众一样。认为民众是以拥有和消费为主的个体群的说法得到广泛的传播，所以大多数政治争论都不得不从这一点开始，而选举中的较量往往是一个竞争过程。由于工人阶级几代人的贫困，加之新的贫困阶段不断出现，所以这样的说法禁锢了许多人的思想，决定了许多选票的去向也就不奇怪了。
　　与此同时，一些被挑选的人不断被作为领导人和名人来宣扬，确实，“民众是拥有者与消费者”的说法排除了许多人类的利益，但在被分配的文化水平上，这些利益则是通过关注那些被挑选的名人的生活来表达的：皇族成员、娱乐界人士、体育界人士、犯罪分子和政治家。受到吸引的人总是仰着头向上看，不过怨恨和流言的锋芒能够控制一个经常扭伤脖子的人的自然不满。这样那样的领导人和名人都在要求我们在适当的水平上拥有和消费，拥有和消费的很平常的喜悦把我们——或者想把我们——禁锢在对社会本质的深刻感觉之中。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许许多多人中间，在他们自己的地方、组织和家庭中进行的，这些可能经常被讽刺时事的活报剧所忽略，但是如果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与这个浮华的正统世界相矛盾或者对它构成威胁的事情，同样的分配力量和分配技术就会立即转而对付这种干扰，其出击力度足以表明这个浮华世界的温文尔雅有多么虚伪。在其他人眼里，或者在他们自己眼里，罢工的工人、“非官方的”或者“极端主义的”领导人或发言人都被丑化为这个拥有、消费、空想的国度中的魔鬼或肇事者。当然，这一切对每个人来说也不尽相同，这场运动大大地低估了对曾经普遍存在的工人阶级觉悟所造成的深深伤害，但是它在继续依靠一些少数派组织中依然存在的这种觉悟，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仍然可以动员和复活这种觉悟。
　　我们都在谈媒体的歪曲报道，但是如果这场运动在整体上严肃对待这种事情，我们怎么可能让最后一份劳工报纸消失或者被卖掉呢？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工人阶级家庭把订阅《每日先驱报》看成是一种义务，而且在它的所有权和特色发生变化之后依然在订阅。这家报纸先是变成卡德利普的《太阳报》，现在成了默多克的《太阳报》^[1]，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然而这场拥有自身资源的现代运动却从来没有提供或者设法提供一个真正的其他选择，《镜报》曾经辉煌过，但后来也失去了光彩。《卫报》使用的是另外一套词汇。劳工运动正在期待,它相信由于自己的名称和传承，它依然从根本上代表着，甚至拥有它自己的群众。这实际上是一个遗产不断减少的浪子在进步，而它那浪子形象一直是围绕西敏寺和唐宁街的高水平都市政治。
　　或者，换一种方法来看这个问题：那些倡导者们当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的头脑里还不像现在这样充斥了常常使他们感到乏味的政治见解和经济空谈。如今的信息和见解，虽然有些蹩脚，但水平之高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场运动似乎是在唯一可行的水平上介入进来的。但是最多也只能有暂时的优势。只要对深层次的假设不予深究，那么这些信息和见解就是合理的。提供激进的新信息，改变信仰而不是改变见解，从一开始就是另外一种活动了。这就是为什么这场运动现在不仅需要政治和工业这两个翅膀，而且需要在教育和文化组织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崭新的规模。
　　前景是看好的。自1945年以来，参与过这场运动的人们的儿女中，进入知识与文化行列的人数已经大大增加了。在从理论到戏剧的各个方面，现在的左翼文化的活跃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有些工作是以前的运动中闻所未闻的；有些则是由于其自身的孤立而遭到挫折，变得不受欢迎，变得纷乱不堪。但是对于整个运动来说，这样的活跃非常重要，而且可能变得很流行，现在如果这场运动的其他部分能够看清它的重要性，那它就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向资本主义文化发动挑战。在某些方面，它将与这场运动所承袭的某些惯例和虔诚格格不入，但是有必要真正检验一下它的承诺，这倒不是因为这样它就能够学习与成长。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已开始出现，1979年冬，可怕的压力使许多有影响力的工会活动家感到震惊，工党内部发生的变化催生了更多想弄清网题、思想开放的人，在一些选区，负责政治教育的官员再次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力图超越正统文化与都市文化，进行更广泛的联系并采取更主动的行动，这些都是很有希望的开端，但还只是开端。真正的任务将是非常浩大的。
　　我用最后一个例证来说明我的整个论点。当前的失业水平——由这个极端无能的政府所造成的可怕的破坏——导致了来自传统运动的强烈反应：政党和工会的游行示威，人民的大示威，这就形成了民众的反对，而且肯定会继续下去，但是接着就出现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曾经一再失败。反对撒切尔主义的负面力量大大增强。但是他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吗？从大多数讲演来判断，你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看法。“让工党执政，恢复全面就业。”当然工党政府会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不仅仅是人们对于上届工党政府造成的高失业率依然记忆犹新，问题是，在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深层次危机中，在英国经济极易受到威胁的状况下，一届政府能不能靠一届议会就恢复全员就业，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因为它有助于在下一届大选中的政府更迭？还是因为工党有什么复苏英国工业的真正的高招？这些原因貌似正统有理，但这并不是一场真正运动的理由。
　　经济复活计划取决于非常困难的重组以及对投资的控制和重新定向。面对资本主义强大的反对力量，这一计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高度的大众支持，尤其是他们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包括承认长期经济危机的不愉快的事实，承认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再实现过去那种全面工业就业的前景。通过改变几句口号或者通过把现存负面影响加以戏剧化的宣传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理解的，不管怎么说，真正的力量只有在实际的政策运行过程中才会出现。一场真正的运动难道不应当从—开始就面对这些问题，组织尽可能广泛的真正信息采集和讨论，具体说明并估计实际选择要付出的代价，承认，尤其是要共享那些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这大大超过政府或者领导的更迭）？
　　我没有低估在工党内部和工会内部已经完成的工作。但是这些过程必将大大超过工党和工会的活动。那些负面的力量未必一定会或根本不可能带来选举的胜利，但是却会成为一场广泛、活跃、理性、严格的教育和讨论过程中的积极部分。没有大众这种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这些非常复杂的选择办法是不会成功的。要集聚这样的理解与支持，就需要一种新的扩大的政治：虽然它会改变这些形式，但不是取代旧的形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认真对待由信息、教育和文化构成的现代政治的现实。
　　虚假的、半虚假的或者让人空欢喜的承诺最终都会被人们看破，也许在还有机会兑现真正的承诺之前就被看破。在日益增多的危险中，这不是我们可以去冒的风险。我们也无须去冒这个风险。我们具备了一场新的潜在运动的各种资源：努力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法，把这作为实际改变世界的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仍然是一个漫长的革命——的一部分。

另一种政治

1981

　　必须接受这样的挑战，至少有两个理由^[2]。首先，现在工党已不得不进行变革，不过其程度与方向尚未可知。其次，我们这些人致力于劳工运动，批评过被人们准确地称为工联主义的东西，尽管我们仍然主张要对这些过程所特别回避的理论与想定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有责任在通常决定实际政策的水平上参与进来。
　　当然，很可能还是不会出现垄断的工党政府。对于工党内部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与自由主义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合作，已经成为生活的现实，而且可能成为更加正式的约束。意味深长的是，这些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面投票的种种变量，如果我们不相信有很多人会投票反对撒切尔主义，进行推测就没有意义了。然而大量纯消极的、反对政府的投票有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在这些政治力量的演变中，它的决定性作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力量不经意中就得到了好处。只要把这场真正的危机与现政府挂起钩来，它的强烈程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而更换政府就是解决这场危机的一个办法。可是把这场危机与工党政府挂钩还是前所未闻的，所以负面的投票可能造成一些新的混乱形式。
　　然而，英国社会主义者唯一可能的回应，就是为进行真正的变革认真集聚积极力量并制订计划。被称为领导层中的那些人的现行立场——“不要摇晃这条船，让我们团结起来把撒切尔赶下台”——是机会主义的消极主义；他们还为自己的设想沾沾自喜，认为他们肯定会成为受益者，如果真是如此，（除了继续处于领导地位）他们就知道怎样去做。另一方面，一个认真的选择不仅是个计划问题；它更是一个为了积极的变革而建立合理充沛的社会政治力量的问题（因为它们不是从一系列否定中继承来的）。
　　在早先的一篇论文中^[3],我对政府在可能或企图推行真正左的政策之前所需要的规划和主动性进行过论述。我同意当时提出的实现工党民主化、承认独立左派的建议和运动，但是我主要强调的是，要在研究和教育方面加大投入，至少要超过前两代人，现在这篇文章是那篇论文观点和重点的继续，主要关注政府在扩大和支持这种投入方面能做些什么。
　　这是为了有意识地避免罗列某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当然，这些政策都是至关重要的，其中一些最好的政策——英国的核裁军：对银行、保险公司的控制以及对把退休基金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控制；为使英国工业复苏而进行的外汇和进口控制——都是特别提出来的，好像有了议会中的大多数之后它们就可以得到贯彻了。即使在左派方面，这也是工联主义的观点，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因为这些政策将极大地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同时也将改变它的正式结盟以及它与当今国际资本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要贯彻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持续不变的普遍理解与支持，这与选举中传承的、有些消极的大多数的理解与支持不可同日而语。
　　左派不仅仅被历届工党政府所欺骗，它还经常遭到挫败，如果它的政策与认真、有组织的大多数或潜在大多数的意见相去较远，它可能再次遭到失败。在这些主动行动中——从国内外的机构和公司，到广泛分布在各地、旨在影响公众舆论的组织，到它的潜在支持者中间的混乱、不确定及信息缺乏——它必然会遇到非常强劲的力量，而且不是那种可以从议会的中心就可以打败的力量。这样，不论这些政策就其自身而言有多紧迫，为了这些政策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发生，而且所有的力量都会参与进来。也就是说，所谓“另一种策略”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智力游戏，除非它是另一种政治，而且确实是要优先考虑的政治。

　　我们可以假定，一届执行左派政策的工党政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有大约四年时间能在议会中占大多数议席。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所发生的事情（1）是不是在稳步完成这个计划，或者（2）是不是向着那个被意味深长地称为“危机管理”的早期过渡，或者（3）是不是（1）和（2）极不成比例的混合。
　　令人非常惊讶的是，几乎总是发生（2）这样的事情，而且它对于最终（3）的混合起着决定性作用。实际上这只是说明，无论在哪个国家，特别是在英国这样一个接触并进入一个更广阔舞台的国家，宣言与政府之间的现实差距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越南问题、罗得西亚问题、乌尔斯特问题^[4],至少都与从1964年到1970年的两届工党政府的现实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些纲领和政策都是它预见到的，或者是它自己制定的，正是这种有规律的体验导致了右翼机会主义，甚至导致了对有计划的公共政策的公开冷嘲热讽，因为现在大多数有实际执政经验的政客的通病就是提出政策。大多数政客还在继续提出各种政策，好像不曾有过什么公开嘲讽的事情，但是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无论如何都会降低公众对有计划的合理政策的信任程度。当前对“政客们”的鄙视不管有多少理由，对于整个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一个主要障碍。与此同时，有些人逐步认为政府就是要搞危机管理，很明显，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候选人，实际上，他们使有计划的激进变革的希望化成了泡影，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这条现实的鸿沟。然而，这是以公共关系为掩护的、世人厌倦的所谓适应性，它远远超出了当代政治领导人的历史与职业特征。对那些比较好的人或者更值得帮助的人来说，这也是对漫长危机的复杂性问题唾手可得的回答。如果真想致力于变革，那么换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表述，确实会使人耳目一新，但这本身并不是一种选择。不仅现实的鸿沟不断被忽视或者否认，其原因好像是唯心主义的：而且从定义来看，现实的鸿沟也不可能通过一些提案来弥合,无论这些提案内部如何协调一致或者多么令人信服。颇有几分英雄气概的所谓危机管理的实际情况是，这些危机仅仅触及现有的种种实际关系，而大部分计划都是根据明显不同的假定的、有限的关系制订的，而且所谓的管理从来就不是基本中性的局部反应和谈判过程，但这也从实际上揭示了现存的种种力量和利益。在真正的压力之下，不仅公共关系宣言，就连真正前后一致的计划也没有多少成功的机会。如果这些压力很大，它们就会成为其他人动用一切可用的力量来管理的危机。
　　我们可以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我强烈支持的三个主要政策中列举例子来进行说明。英国核裁军的每个阶段都会面临与那个军事一政治联盟（无论是北约还是这个联盟中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各种力量的冲突。对基于英国的生产性投资的金融机构重新定向，不仅会涉及与它们的利润有关的巨大直接利益，涉及它们在政府财政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报复能力，而且如果其他方面不变，还会涉及那些在其中投资和存款的人们的法人利益。对外汇与进口的控制不仅会涉及现有贸易和金融关系的巨大利益，涉及强大的跨国公司的直接利益，而且会由于它们对消费造成的影响以及肯定会对价格与实用性造成的影响，而触及我国大多数人现有的各种习惯。
　　这些观点没有一条是反对这些政策的。然而每一条都应当决定它们的实际政治。除了由议会大多数（他们觉得是有希望的）发表宣言，除了让一个政党来负责这样的宣言——这两个强大的运动现在驾驭着大部分能量，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也是衡量左派成功与失败的依据——关键是要有一个真正普遍的大多数或者潜在的大多数，以便进行在这几种情况下随时可能发生的异乎寻常的斗争。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大多数就是实际选举中的大多数，因为这当中还特别包括不太具体的否定选票和不定选票，不管怎么说，这些选票都是投向一大堆政策问题的，而且还不是大选能够加以区分的政策问题。确实，许多支持票都会像以前一样，希望就业机会多一些、物价低一些、纳税少一些，而且都是通常那种理想的组合，这些希望都不会形成足够具体的力量，无法支持我们必须预想到的那种规模的斗争取得成功。但是我们仍然在问：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在现有的政党和议会结构框架内（至少还有一届议会的说法是合理的）还能做什么。
　　任何成功的左派政治决策中心都是真正大众控制的基本扩大。它不得不以多种形式出现。其中有些形式取决于靠政府和议会来实现的制度方面的变革：另外有一些则是只有靠议会才能解决的立法方面的变革。最后，还有一些是比较广泛的文化上的变革，可以由左翼政党在执政前与执政后的大力提倡来实现。
　　所有这些变革有一个根本目的，那就是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内部及其外部建立起普遍的大多数——以便进行局部的和总体的斗争。这是在尝试摆脱最仁慈或最坚定的代表制政府的政治。如果这个代表制政府在与当今各种实际力量的激烈角逐中有任何胜出的机会，那这就是一种实际需要，而且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这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变革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向。
　　那么，首先考虑一下制度上的变革。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工联主义的薄弱部分，也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对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实行了国有化，而且还提出要对更多的部门实行国有化，但却没有使这些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内部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发生任何重大改变，也没有使它们和总的经济与社会的外部关系发生任何重大改变。所以工党政府在初期应优先考虑的是：指导每一个国有化的工业和服务业，根据在其中工作的所有员工的观点，准备并提出建议，这样至少可以对名义上已经为公众拥有和控制的机构实行民主化，甚至进行社会化。
　　这只是必要变革的一个方面，改变对生产性机构的现行金融指令，改变对服务性机构的现行金融限制，都是比较规范的政策界定内的事情。但是有必要对此进行补充，使之更加合理，方法是采用新的横向协调安排，开始的时候还要考虑不同政府部门的现行纵向安排。无论是生产部门还是服务部门，都可以通过在相关机构中进行直接独立的选举产生全国性的计划委员会，在有重要“公有”部门的现代国家中，有一个典型的弊端，那就是有一个凌驾于议会选举程序之上的垄断任命体制，为的是控制公共机构，实际上就是企图确保垂直机构、权力集中以及独立性。显然，对公共财政和投资的要求必然会涉及如何对一个当选政府负责的问题。但是其他类似的、较少垄断、较为独立的公共责任形式会有实质性的优势，在决定公共政策的时候，根据来自不同公共组织的选举而采取的协调过程会产生不同的情况和声音。例如，这些委员会和许多大臣都有关系，所以可以直接上通到议会。现在那些所谓的消费者咨询机构，都是通过不透明的、非直接的方式专门任命或招募的，在这张关系网中就可以进一步推行改革。无论是通过普遍直选还是从实际用户的选区中直选，都有可能使公共责任成为一种现实，并使之与修改后的供应商章程中增加的公有制现实相协调。
　　这些变革也许会提高实际效率，因为在公有部门的协调曾经彻底失败过，最明显的是在能源政策方面，用户的反馈受到官僚体制和责任分工的严重阻碍，这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这些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如果不承认许多国有化机构不受欢迎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反动的偏见，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沿着必要的公有制道路发展。在受到影响的资本主义秩序中，敌人已经够多了，用真正民主化和直接公共责任制的手段来改变多数人关于现行及未来公有制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有进一步实行公有制的政治基础。
　　完成这样的变革需要时间，因此就应当尽早在议会中启动。在优先权问题上会出现激烈的竞争，最明显的竞争来自就业和财政方面的总危机。在公开的政治水平上，在社会主义纲领与即将成为翻版的危机管理之间进行重要抉择的事立刻就会发生。在初期阶段，外汇控制和某种形式的进口控制未必会遭到强烈的公开反对，但是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予以优先考虑。新一届工党政府执政后可能出现的种种经济形态的迹象表明，重新制定政策的余地是极其狭小的。无论是工党的左翼还是右翼，似乎都认为它可以把保守党的种种限制一笔勾销，重新开始相对随意的扩张。它很快就会发现不是这回事，经过最初的冲动，它很快就会被迫退回消极的政策，特别是消极的工资控制政策上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公共控制机构在如何使用专项积累的公共资金——保险金、养老金及银行存款——的问题上不得不进行政治定向。控制的形式将是多样的，而且无疑将从英国立法所要求的公众授权投资的最低水平开始。但是在保险金和养老金这种特别敏感的领域，有必要超越这一点，所以制定政策从一开始就应当考虑到挫败肯定会出现的、针对所谓国家强取豪夺的强大宣传攻势，这是至关重要的。和其他领域一样（例如纳税，尤其是国家的保险政策），不仅资金来源，而且资金去向都应当一目了然，因为这是公共讨论中一个持久不变的话题，所以这在政治上也十分重要，把这类资金交由一视同仁且守口如瓶的财政部或者某些部门指定的委员会来掌管将引起非常强烈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反对意见。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共投资的所有获得必须分阶段，必须有明显的、公众认可的投资计划。这种政治上的要求比明显的经济要求更为重要。
　　有一些先例可以借鉴，比如国家企业委员会最初的一些设想。但是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整个计划过程。单一的计划，无论是出自政府部门，还是出自某个部门指定的企业委员会，都应当逐步由比较复杂、比较公开的经济计划程序所取代，那种认为流向现行的或略有改进的英国工业结构的公共资金一般都会更新的看法，是一种残存的错觉，在实际中很快就会由于深刻的经济危机而烟消云散。现在必须尽早引入各种不同的原则，因为它们会涉及经济形态的许多剧烈变化，从一开始就是个政治问题。
　　没有人能够事先描述所有这些变化。反对党和反对派组织可能会提出种种机会主义的建议，他们所说的“投资”指的是各种各样的投资。必须在一个现在已经大大缩小的范围内，对真正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进行最严密的调查。由于这样的决策肯定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不可能小，因为不作决定或者交由国际市场力量决定，显然会产生更加令人不安的影响），所以必须以新的方式使公共计划问题带上政治色彩，必须重新开始制订一个国家计划，这要比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或者进行当前市场的各种决策更重要。为此，有必要积极恢复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工业和部门工作小组，因为它们有一些非常现实的准备工作要做。但是，最需要的还是引入一些新的原则。
　　任何全国性的计划最终都必须由当选的政府来落实，但是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不应当是垄断的、内部的，否则就是典型的因循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初期阶段，工党政府就应当至少指定两个合格的计划小组并予以资金支持，每个小组都应当能接触所有可利用的公开信息和工业信息，每个小组都有责任分阶段地向议会报告，并进行一般性的报告。之所以至少要有两个合格的小组，是因为这样可以使理性的选择过程比较明显，也比较可行。对各种优先考虑的组合或混合的公共听证会将是一个扩大实际选择和支持的过程，与之平行的关于实际投资资源——让金融机构接受舆论监督——的听证会对于逐步建立真正的公众利益将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
　　当然我们必须通过实践来学习，而且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但是我的判断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会把对我们的工作和资源的主要控制权继续交给由临时选举的政府所支持的垄断官僚机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政府部门可能会有较大的短期影响，但是在某些层次上，它们现在可能会被一系列自发的社会行动有效地挫败，这些行动包括从罢工与抗议活动到广泛存在的各种不合作与找借口活动：虽然它们往往是必要的，但几乎都是负面的。随着这些活动以不同形式在发展，它们最终将把起决定作用的否定票都集结在一起。所以计划过程将会是公开、透明的，从这些意义上来说还是多元的，否则，除了在制订短期计划时，这个过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此外，随着它的衰弱，它将像以前一样被资本主义力量及其富有经验的市场力量所淹没。
　　我想附带说一说我自己对于在这样的计划中起主导作用的普通优先权的认识。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要改变不加区别地强调出口的做法。在高技术领域和其他一些优势领域，我们显然具有重要的、可持续的出口能力。但是我认为，应当优先考虑进口取代^[5]，主要是在边际差额不是太不合理的领域。这也包括食品，即使从中期来说，目前很多左派人士对欧洲式农业所持的偏见都是很荒唐的。从世界市场的实际发展来看，重新建立过去那种简单化的工业产品出口和廉价食品进口模式都将是不可能的，如果工党政府想重新建立这种残余的帝国模式，就可能会浪费我们许多真正的资源。（顺便说一下，这也决定了我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态度。如果有一个像这样描述的国家计划，那就必须把加入欧共体作为优先考虑项，但是有迹象表明，有一种国家计划，尤其是在它与世界货币体制以及跨国公司的关系方面，如果要取得最佳的或者最强的效果，就应当和其他欧洲经济体进行协调，只要有这样的机会，制度性的联系就可以保持。）
　　对于国际政策上采取主动行动的政治特性问题几乎无需多加强调，但是任何激进的主动行动——首当其冲的是核裁军——都是尤为敏感的，而且政治上也容易受到攻击。这里我也想强调欧洲合作的长期政策。与简单的单边主义相比，建立没有核武器的东欧与西欧的政策具有可持续的政治基础，虽然单方面拒绝继续摘军备竞赛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启动甚至推动更多的一般性谈判的方式，如果要拒绝，就必须提出由欧洲各大国直接参与的裁军会议建议，应当坚决反对或者抵制派代表团到美国和苏联去参加欧洲裁军谈判，与此同时，为了在英国国内展开防务问题大辩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工党政府可以立即授权让现役武装部队的成员直接对议会或者公众发表见解，谈一谈最近正在内部进行辩论的非常复杂的技术性选择问题，同时，武装部队成员应当像在欧洲其他国家那样，享有工会式的权利或者民主的权利，废止不准军人和老百姓进行直接讨论的法律。一个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的政府，从它公开发表的许多声明中的任何一项来看，政治上会变得非常软弱，以至无法存在下去，或者很快又会回到现行的政策上来。就激进的主动行动而言，大张旗鼓地提倡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现实进行公众讨论，是唯一可持续的政治进程。
　　这些论点中的共同思路就是积极建立一个更加活跃、信息更加灵通的民主进程。除了上面提到的具体政策领域，工党政府在这方面还有许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工作要做，自由信息法案是应当尽早优先考虑的问题。实际上所有其他进程都取决于它。我认为，在新兴电子传媒系统方面进行重大投资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因为电子技术在速度、交互作用、可用性以及信息的回放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只有通过这些技术，上面谈到的各种公开讨论才能最完美地进行，目前对这些技术的开发大多数都是为了市场营销或者非主流娱乐，不过它们在公共信息、讨论和决策方面的潜能已经在示范项目中得到了展示，但还没有能吸引到必要的公共资金。
　　在老式传媒技术范围内，尤其是在广播方面，应当有一些新的非商业化、去中央集权的政策，由专业公司出租公有资源，并对选举产生的地区和地方委员会负责。像艺术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也应当过渡到由选举产生的各种委员会。在教育方面，应当撤销当前由被任命的各级政府部门形成的体系，由从相关社区和直接用户中选举的机构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在工党政府的必要支持下,劳工运动应当把发展自己的研究、教育及更普及的宣传作为当务之急，这是我在早先的论文中已经谈到过的。
　　在更多地区、更广泛的领域内采取早期行动，包括研究与扩大英格兰地方自治有关的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政策问题。在这些不同的地区内，必须优先考虑的仍然是这些普及的过程和制度。把由郡所建的住房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给住户选举的房客协会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这些只表明了总的政策走向。有理由反对这样的说法：要把它们全部付诸实施，四年时间是不够的。但我的观点历来是，最重要的政策是营造积极的民主，因为它是所有比较具体的社会主义计划成败的关键。我们应当感到害怕的是：因消极投票而当选的工党政府可能会以集权和官僚主义的方法推行激进的权力转换，这不仅很有可能以失败告终，甚至会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抹黑，并随着英国危机的继续深化，打开通向右翼极权主义的道路，使现在的撒切尔政府相比之下显得很开明。
　　我认为，无论是从经济原因还是从社会原因来看，在这个每况愈下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前那种温和与中立的政策选择似乎已经消失，或者正在快速消失。从中期来看，这也许意味着下一届工党政府（如果我们还能走到这一步）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许多必要的政策提案正纷纷出笼，而且确实成了被书面采纳的东西。工党内部的斗争正在使它的决策过程逐步公开化。但是这些问题还必须在更大的舞台上进行较量，正因为如此，这场斗争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党，而且是为了民众，为了一个有知识、有组织、有决心的大多数，只要依靠他们就能实行真正的变革。

未来阶段的种种问题

1983

　　“未来阶段的种种问题”^[6]是他们给我这个讲座确定的题目！六个星期之前，这个题目确定下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未来阶段是从现在起到新千年前后的二十来年时间：“千年”达个术语我们现在仍然要用，因为我们指的是西方基督纪元2000年，但它也是对未来过渡阶段颇具讽刺意味的回应。从现在起到2000年这段时间，无论怎样计算，无论使用怎样的数字系统，都恰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危机时期之一。所以这个阶段的前景似乎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
　　然而，从那以后，未来阶段就被定义为下一次大选前的四个星期。不再考虑到2000年为止那么长一段时间，只谈未来四个星期，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那是不对的，即使仅仅因为未来四周内将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还有到时候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也要想出一个衡量这些问题和挑战的办法。尽管在英国和其他国家有人进行过这样的尝试，但是这些却是左派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和挑战，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可以辨别、尊重（即使在我们无法尊重的地方）、忽略这种在大选中屡见不鲜的机会主义和短视观点，我们也完全有时间透过并超越它们，看清这些潜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是：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战后所谓自由和社会民主的舆论中，在英国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右翼政府，又有谁在什么时候预测到这样的情况了？这个政府对英国经济进行大规模去工业化及大规模失业负有直接责任；它十二个月前介入了一场荒唐的军事冒险行动；它抱着恶劣的冷战态度不放；它对所有在裁军和核武器问题上的主动行动都持僵硬的反对态度；这样一个政府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怎么可能仅仅是为了挫败左派的挑战（我们已经习惯于处于少数地位），而不是针对英国社会中所有这些看上去团结一致的阵容呢——我们认为我们最好进行这样的分析：工党中的自由派、社会民主派和右翼之间的一致？它怎么可能战胜这两者呢？
　　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仅有些想入非非，而且认为这不可能是客观事实，这就没有道理了。我们可以设想，在某些时候，在形势不稳且多变的时候，就会再次出现大规模意想不到的舆论变化，从而使这种明显的可能变成人们所希望的实实在在的不可能，但是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认为运用我们所接受的思想、我们所接受的各种分析方法，就可以从精神上或者政治上预期到这种变化，那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谁也不能排除这种宠化，但是它要到达必要的规模才行。如果我们在1960年、1968年或者1974年的时候预测说，听着，1983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家就会说我们是离经叛道，而不只是犯了一点错误（我们有时候有点左，说别人离经叛道，其实我们指的是犯错误）。这种情况在当时来看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需要分析，而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准备把英国的情况纳入更广阔的背景下去考虑。不仅地理上更广阔，而且实际前景也更广阔，要超过我们曾经达到的水平，尽管我们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因为我们必须尽量弄明白这样的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因为这种意识不仅与我们格格不入，而且对于具有这种意识的人似乎也有巨大的摧毁力。
　　所以我认为未来这个阶段不只是未来四个星期的问题，而是未来二十年左右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也许需要一点意识，我们要说的话不仅在6月9日要站得住脚，而且在6月10日也要站得住脚。关于这次大选将直接涉及的具体问题，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具体地说了。任何可能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会像我这样谈这些问题，甚至会比我谈得好。目前的日程、目前的问题，都已经定下来了。我想说的是，理解总体形势的关键是这个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英国意识与形形色色的英国人、英国社会真实情况之间的巨大鸿沟。当前大多数政治观点的主要特点就是，根本做不到看清形势并做出反应，其原因或原因之一就是这段距离，我把这个说成是距离或者鸿沟，目的是要相对乐观一些。如果是一道鸿沟，那就必须架一座桥梁。即使这是昏昏然的错误认识，它最终还是会被认识到的。
　　因此，我不同意我有些朋友所做的分析（但是我看到了他们的分析力度）。他们分析认为，撒切尔毕竟管住了这样的社会弊端：一种特别强硬、专制独裁式的、敌视知识分子的种族主义意识。这种东西原本是潜藏的，现在由撒切尔变成了现实。好心人是这样看问题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还有具体的证据。但是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假如四个星期之后撒切尔在现有水平上，或者在选票增加或减少的情况下获胜，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大多数英国人在意识方面都可以被定义为支持撒切尔的。我的意思是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初步分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比当前的情况更糟糕，那也还是因为我们这个与众不同的选举体制，这种绝对权力才得以继续。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在被问及是否会选一个保守党政府的时候，将近一半的英国选民表示支持撒切尔的政策。从这样的数字，45%左右，你必须推导出另一个数字。虽然很难进行准确量化，但是如果保守党是由普赖尔、皮姆、吉尔默、希思或者别的什么个人来领导，该党的得票率会大大超过30%，也许还会更高一些。
　　换句话说，保守党的核心选票暂时是由撒切尔和她的朋友们所控制的。所以说，过快地识别社会上某些非常危险的倾向，成为大多数，甚至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倾向，有可能严重麻痹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看不清真正的形势和种种可能性。如果这个比例在10%—15%的水平，不论实际上怎么样，都是非常严峻的，如果得票增加，那同样也是很严峻的。但是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我几分钟前所说的那种错误和糊涂认识的情景之中，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它就可能为我们发展全新的社会主义辩论方向提供一个基础。而如果我们认为这部分观点——人们在谈到这部分观点时经常用病毒或瘟疫来比喻（反正是病理学方面的比喻）——预示着整个文化正变成撒切尔式的，那就真的只能有一种极端的防御反应：像有些人所说的，把舱门关好，准备度过艰苦时刻，集中维护好我们的组织等等。
　　我认为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相反，虽然这样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如果左派在做出解释的时候（不妨这样说）责怪大多数英国人不接受社会主义者的分析，那么左派的默认至少也是同样危险的。如果变成对大多数人的责备和鄙视，那就成了随时会被人利用的潜在因素。在不利情况下，社会主义者特别容易产生消极情绪，这种消极情绪可能取代这类分析，进而取代这类活动，而对形势的不同解读可能就会支持这类活动。我说的意思是，之所以存在这种混乱和错误认识，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特定形势，如果它还能被称为一个国家的话，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对自己社会身份、对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已经失去了信心；因此，它就更容易受到对实际情况虚伪甚至错误的、非常狭隘的描述的伤害（这是一种悖论）。
　　我们先花点时间谈谈这个问题。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采取荒唐的武力外交，并不是因为英国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或者过于自信，而是因为原有的真正民族自我认同和自信心都已荡然无存，所以才可以注入某种虚伪、狂热、“来自上面的”民族形象。我所听到的对福克兰群岛之战最严厉的评论来自我的一位德国朋友。这位老学者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谈了很长时间，如果这一仗是和我们打，不知道英国人的情绪会不会有什么不同。”这在我看来似乎是绝对正确的反应。因为如果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而且是和德国打，或者和苏联打，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情绪。这种令人错愕的消费主义的好战态度——所有的大炮都在八千英里之外轰鸣，因此，除了那些被派到那里去的倒霉的人，对其他所有人来说，战争被简化成电视图像、辞令、旗帜等等——与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要说与国家认同了。正是因为战争不是近在眼前而是远在天边，所以国家这种虚假肤浅的形象才会生成并被暂时采用。
　　用同样的方式考虑一下现在这种令人如此担心的感觉：至少失业的部分原因是完全可以进行合理解释的，也是可以改变的，可是很多失业的人，包括一些长期失业的人，却认同撒切尔政府历来使用的一种主要宣传说词，说失业是必然的，说什么这一切都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世界性的经济低迷等等。但这也是某种程度上实际承认，无论是在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力量的。面对那些受到重视的力量，这种没有力量变成了无可奈何的感觉，因为那些力量肯定了这种必然性，拿出了它们的冷峻逻辑：金钱。这是统治阶级的惯用手法。但是，通常的那种弹性现在到哪里去了呢？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同样很糟糕，但是我觉得，那些比现在还活跃的群体不就有很大的弹性吗？以前人们真的相信（不同于宣传上的相信）还有其他办法，认为团结在一场有意义的政治运动周围就会有办法，现在这样的信念又到哪里去了呢？面对往往令人绝望、有时是悲剧性的而且在未来仍将持续很长时间的困难局面时，对这种局面的两种不同解释之间存在着一种困难的关系。这再度使人感到这是一种必然，是一种剧烈的错位，感到不能与这些运动发生联系，虽然他们相信这些运动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他们的处境。
　　换句话说，我的论点是：许多负面的迹象——那种武力外交，那种默许，那种对故意降低（有时是破坏）人们生活、整个社区生活的情况所表现出的俯首帖耳——本来应当令人惊讶；应当把这些看成是由错位引起的，而不是由另一种解读引起的，看成是那些由撒切尔精选的人的某些本质方面的证明。至少如果有人这样解读——这是我的论点——如果我们能学会新的表达方式，那就可以开始考虑这些可以识别与联系的因素了。
　　那些主要因素也许不用我来提醒你了，它们正在决定这个小小的、被不断边缘化的社会的局势。它们远远超出了英国人的普通教育和自我形象所允许的范围。这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二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多年来在一个军事联盟中一直是个自觉的小伙伴，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没有采取认真、独立的主动行动的机会，除非经过一定规模的变化，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陈旧的观念，这种变化又是它不愿意考虑的。但是，对这个真正较宽的局面的感觉受到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认识和错误认识的制约。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主要因素是什么，因为它们决定着这个看似独立与自治的社会。
　　首先，这个社会在对外贸易方面历来具有优势，但现在的处境却非常危险；它正面临着全球经济的异乎寻常的动荡和错位，虽然它曾经是全球经济的主要成员，而且现在仍然是某些领域的重要成员，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体，它已经弱不禁风，难以自保，尤其经不起其他地方风吹草动的冲击。同时,它也常常受到历史遗留问题的干扰，例如残留的殖民地问题、过去的政治承诺和联系问题就是证明：而在这种情况下，还受到帝国主义和后帝国主义世界强烈的政治动荡的冲击。英国人的视角使他们无法去理解或者参与现在出现的一系列冲突。要从1919年开始的帝国主义世界——或者说从一个自信、强大、难以匹敌（除了在国内）的世界秩序——中走出来，就会有许多复杂的行动和反行动。如果用长远的观点来评估，谁又能说走出1914年那个世界的过渡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多？
　　但是，如果这么说，那么第三个总体上的考虑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在非常复杂、持续的政治斗争和动荡中，一直处于错位和崩溃的极度危险之中的、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混乱——恰恰就在这时候，其结果不仅是经济上的以及旧术语所说的政治上的，而且运用了军事手段——核武器系统——说得轻一点儿，会使得任何对未来（甚至到下一个千年）的普通预测都成了问题，而这个处境不妙的社会正在受到这种考虑的左右，但却没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社会主义者经常强调斗争的长期性，强调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在各种力量的较量中，产生一个新世界秩序的长期性。不过这场斗争现在已经展开，在所有的所谓局部地区，使用的是具有毁灭性威力的先进武器，即使从局部来看，这些武器的摧毁力也非常惊人，而支持它的则是先进的技术中心有意识的武器出口，其持续性和规模确实是别有用心，此外，在某些重要节点上，还存在着这些冲突的危险，所涉及的武器系统至少能摧毁城市文明，也许能摧毁这个星球上全部或大部分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这不是什么比喻的说法，而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这些动荡的规模是很难认识的，对于任何个人、任何社会的任何群体来说都是这样，对于英国人尤其是这样。长期以来，英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主要大国，主宰着种种事务，经济上非常发达。你依然可以听到统治阶级的记者们、政客们及其学舌者们看着地图，以这样的方式讨论应当如何处理发生在世界某些地方的事情。这花了他们大量的时间，仿佛他们仍然是命运的仲裁者，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时过境迁，或者仅仅认识到一点皮毛，这种令人失望的假威严感使他们成了特别的受害者。
　　现在，除了这三个主要的决定性条件，如果再增加第四条，即我们正进入一场深刻的生态危机——与资源及危险技术有关的危机；与资源短缺程度以及争夺稀缺资源有关的危机，从而加剧了以前的种种冲突——另外，可以说工业生产模式本身就会对人类以及环境造成种种破坏，可是当这个体制在成功运转的时候，这些问题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人们再次陷入这种奇怪的混乱和错误认识中。这在所谓“去工业化”的讨论中非常明显：一方面人们对英国的传统工业（老的重工业、机械制造业等）的崩溃感到遗憾；另一方面人们也逐步意识到，与这些工作一起消失的是一些最危险的行当，其中有些行业在英国工业的早期发展中对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造成了破坏和损害，留下了老工业区、老城区、码头区以及现在明显成了社会危机中心地区等各种可怕的问题，换句话说，在失落感和遗弃感之间有一种非常奇妙的联系，而唯一可能做出的反应就是恢复那些行当和那种环境，也许是以人们所希望的比较清洁、比较轻型的形式出现。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些奇怪的是，南威尔士一些为数不多的矿工（我支持他们）竟然为了保留在那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的那份极端危险的工作而斗争，他们这样的斗争完全是从实际出发，因为如果不能保留那样的工作，那些曾经为生活所迫拥进山的人们都不会再有其他任何谋生的手段。在码头区、造船区、老城区也是这种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开始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生态危机，因为它比环境保护或环保所说的危机要深刻得多。像保护濒危野生物种或保护未遭破坏的乡村环境等，都是正当的事业，而且工党也出人意料地做出了禁止带狗狩猎的决定。虽然这些温和的自由主义事业不会给这个体制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往往却掩盖了真正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说在工业发展过程的这个阶段，人们从成功和失败中认识到造成破坏和压力的各种因素。然而，对这种失败的唯一反应似乎就是希望再来一次。复原它的各种条件。因为此外究竟还有什么是可以认识的呢？
　　现在我要说的是，由于这些都是真正的世界秩序总危机中的决定性条件，也是实际上决定英国生活，特别是英国政治生活内容的条件，所以我们必须继续解读英国的政治生活，但不是根据它本身提供的术语，而是要根据它对这类真正危机的充分认识，否则只会重新制造错误认识和混乱。我这么说吧：令人惊讶的是，在英国社会中相对较新的各种极端活跃、成功的运动与相应的——如果是相应的，但至少是偶然巧合——衰落、衰弱、有时似乎毫不相干的正统政治运动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我是说，任何关注英国过去二十五年历史的人，都会立刻把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第三世界某些斗争的运动以及至今仍具有很大弹性的另类文化都看成重要、激进的政治活动，因为这些都是近年来各种真正的活动形式和方向之所在。
　　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把它们统称为单主题运动。当时我们说，和平问题是单一的，妇女问题是单一的，生态问题也是单一的，好像在某个地方有全部问题的大汇总。这种说法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大错特错的。奇怪的是，这些运动都在发展，而且真的不是少数人的运动。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如果对巡航导弹和三叉戟导弹问题进行公共舆论调查，或者就更加激进的核裁军问题进行调查，你会发现，与比较陈旧、比较熟悉的左派和激进派的政治观点相比，支持这些意见的人数显然更多——它们被说成是不同于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正统观点的，是极端的边缘。在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上，有时候他们会得到持某种意见的大多数人的支持。至于各种妇女运动问题（我之所以使用“各种”这个词，是因为人们对妇女运动最强烈的反应是：它强调的东西太多），它们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是基本没有疑问的，有意识地正面抵制它们，或企图阻止它们的做法将被公众压力挫败。再说一说生态运动：这些运动花样繁多，但最受公众青睐的是那些规模小得可怜而且没有系统形式的；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从抵制某些破坏性规划之类的简单事情到关于核武器和公共交通政策等真正令人关切的问题，它们的公众介入程度、公众兴趣以及公众支持水平都非常之高，从来不容小视。
　　如果懂得如何做政治算术，把参与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生态运动、激进的另类文化活动（甚至意识到你常常对同一个人进行两次甚至三次统计）的人数相加，得到的结果是非常可观的。你甚至可以说，这里有一个固定的大多数。这也是为什么打开报纸后发现支持各个政党的舆论实际分布历来如此惊人的原因，在这些非常活跃的吋刻与一般的政治局势之间，情况是全然不同的。我这种年龄的人具有的唯一优势是，我可以把这些运动的现状和其他时期的运动情况进行比较，因为那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亲眼看见过的，而且我认为它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大。而且我认为它们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令人难忘的睿智，在社会中的实际分布也没有达到现在这样。它们不只是清楚地反映了几个有活动能力的群体的形象。
　　如果是这样，那你就要解释一下，在实际选票的增长与通常（有时很怪）被看成左派政治观点的减弱之间为什么不吻合的问题：打算投工党一票，必须这样看：因为你必须承认，在撒切尔的45%或者现在所估计的得票比例中，你已经扣除了30%多（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保守党的票），你还必须承认工党的35%左右的得票中也必须扣除一个不小的比例数，因为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这些人看成社会主义者，他们甚至连有觉悟的左派也算不上。其余的传统得票也在下降，但仍然很有分量。这可能是意外，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关于投票原因的随机采访中，我们经常听到这种熟悉的回答：“我们一直就是工党派，我父亲就是工党的。”
　　这种政治观点是一种传承，而不是党派的选择。这些活跃的运动不只是少数（无论对它们进行怎样的量化评估），但它们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左派所处的最弱的政治形势也不吻合，这要看你对左派进行评估是在总体形势下，还是根据对工党的明显支持率或者根据上届工党政府的某些表现。但是我说的是，在这些新的观点、新的事业以及左派（无论是工党的还是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概念之间，都缺乏吻合，因为左派政治已经被界定并固定下来，即使它正式吸纳了一些新的事业，也还是如此。
　　当然，工党确实吸收了和平运动的一些重要观点，这是值得我们赞扬的。他们也吸收了妇女运动的一些重要观点。不是很多，但还是有几条。他们还采纳了生态运动一些温和的观点。他们甚至（虽然不是很强烈）捡起另类文化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些元素。当你从所谓单一问题向所谓组合问题转变的时候，总的政治聚集就是一场能改变社会的运动，不过占主导地位的定义并没有提供这样的逻辑关系，这是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的。
　　让我来简单小结一下，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区分觉悟领域和不同的实际压力，前者真正准备承认实际情况（这样才有真正进行选择的可能性），而处于压力下，人们真正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到了决定性的关头：在很短的时间内以绝对明显的方式降临在他们头上了。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解释缺乏吻合，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秩序有其自身的规章制度，用以对人们进行控制——而且在现阶段越来越厉害——不是因为人们积极拥护，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直接选择。
　　我认为，现在的新情况是：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深陷于过去所说的“债务”、现在被称为“贷款”的麻烦之中，这会对我们下个月做什么和想什么产生种种短期压力（任何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例如，现在的工人在决定是否罢工的时候，就必须想一想:“我得考虑到我的抵押贷款。我要还房贷，等等。”不仅如此，在目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就业的规章制度就成了巨大而明显的压力，这种有意选择的武器会威胁到就业的安全。在这种压力下，要想顶住压力，就必须仔细掂量，也许头脑中还要留出点地方，准备接纳不同的思想意识。在这些方面有相对特权的人，他们既不害怕这种债务，也不担心就业问题，抑或是他们具备内在防护功能或本领（例如机动性较大的人等等），所以我丝毫不感到惊讶；他们的头脑中留有较大的余地，可以对某些问题形成另外的思想意识，对此我也不感到惊讶。
　　说这些问题是中产阶级的问题，而其他问题是工人阶级的问题，我认为是很愚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所有阶级共同面临的问题。大多数都带有普遍性。但是在某些阶段，资本主义能在近距离、短时期内施加很大的压力，显然现在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而且很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内还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同一个人可能既有这种令人遗憾或令人不齿的屈从立场（这是在债务、就业、日常社会秩序中学来的），但头脑中又能对人们所说的妇女解放、和平、反对核武器等问题做出相当自由的反应。
　　事实上，他们在生活中就留有这样的余地。但这个余地必须与艰难的短期决定共存。有人对这种论点提出鲜明的驳斥，认为以前就有压力比现在更大、压制手段比选择更强硬的情况（在未来四周内，如果我们的情绪进入自怜状态，那么从中解脱的灵丹妙药之一就是讲一点历史，看一看在不同时期处于类似情况下的人必须面对什么），在那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反应与现在不同，而且比现在强烈。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认为，是因为有人最近专门提出了有效身份认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提出之后就得到了广泛认可，我说的不是英国式的沙文主义：这种说法是严格用于足球比赛或者类似赛事的。我认为，有效身份认证的说法比较新，非常强势，但却是矛盾的。由于它是一种相对比较新的情况，我一时不能为它找到一个普通的术语，所以就用了“动态私有化”这个非常拙劣的短语。我不知道还能管它叫什么。它是这样的：真正提供给我们身份认证的是一种新型的自由，它存在于我们在比较宽泛的决定与约束内部保留的那部分生活领域中。它是不公开的。它的直接定义涉及大量的明显消费。它的大量内容都围绕着家这个居住场所。这类术语中，它的大量内容涉及人们最富有成效、最富有想象力的许多冲动与活动——与正统政治那种矛盾要求相比，它非常理智，因为你以这种方式着力提出的东西，通常都能与之共存并拥有它的价值。
　　同时，它并不是一种倒退的私有化，不是被剥夺的那种，因为它特意带来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动性。你可以生活在这样一个外壳中，你和你的亲人、你的爱人、你的朋友、你的孩子——这个小型的单元实体是唯一真正重要的社会实体，这不是孤立的生活，也不是生活在一个不能动弹的外壳里。这是一个你可以随身携带的外壳，你可以带着它飞往前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你可以在这个社会中随时机动，选择你要去的地方。你带着这个外壳一起走，你得到这样的感觉，觉得这是一种重要的身份认证，是你的真实生活。大多数人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是他们的真实生活，而那些大的事件，无论以什么政治色彩出现，都被看成泛泛的空谈，是抽象概念而己，说得好听一些，是对他们真实生活的无聊干扰，说得不好听，就是对他们真实生活的破坏性干预。
　　我为什么认为它是矛盾的呢？因为它给了人们真正的选择自由与机动自由，这是他们的先辈会不遗余力去争取的。但是，这个自由空间的代价却从来没有人计算过。这个空间是以它的存在条件的恶化为代价的。我的意思是，这一切都取决于那些被人们看成永远不会改变的条件，这种看法是他们形成这个意识之后产生的。他们认为这种生活必须具备的所有条件都是充分的、永恒不变的。在他们内心形成的这种意识是敌对性的，敌视来自外部、对这种自由选择的机动和消费的所有干扰，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敌对性是可以理解的。
　　右派选择了这种社会意义上的解释，认为（无论有多虚伪）它符合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价值体系。他们只是以某些边缘化和表面化的方式向人民提供过一些实际机会；但是他们却不遗余力地对此大肆宣传，从总体上看，左派一直在谈其他问题。谈论其他问题也是必要的，比如信贷更紧了，工作机会更少了，教育流动性更难了，不过这样的意识仍然保留着，而被看成是对它进行扰乱的力量，几乎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为敌对的力量：错误的识别，错误的认识。
　　我现在有这样的感觉：每当我们这些左派在谈到公共服务、集体供应或者共同需要的必要性时，很少有人有胆量理气壮地来正面回答我们，但是很多人有另一种习惯，他们会把这个问题置之脑后，不想再予以关心或者回答，这种做法的可怕之处在于：如果只是根据对其他人行为的观察中看到的情况，就肯定我们对他们的真实意图产生的印象（这在当今这个社会中非常明显，我们彼此间的成见就越来越深），以至于在我们看到这种破坏性行为的时候，我们逐渐会不假思索地对他们和他们的行为模式加以诋毁。我们非常愿意相信那些社会与文化分析，说大众行为是愚蠢、自私、贪婪、欺骗、咄咄逼人的。
　　有些东西以前只有从右派方面才能听到，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以某种形式）从左派方面听到了。在这种情况下，真实行为的各种元素融入了我们对别人的看法，然后融入那个非常普通的结论：如果我们都能宽容一点，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每个人都有那样的表现，那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我们真的学会互相关心或者具有一种共同的责任感，那也没有问题了，但是，这种积极的立场，如果只是宣布一下，在面临真正压力的时候还是相对无力的，大多数情况都是如此，无论有多恐惧，无论有什么压力，你仍然可以过上这种属于个人的、移动型的生活；即使你的邻居中越来越多的人已不属于这个名单之列，而是成了失业的统计对象。
　　换句话说，我认为，社会主义者现在必须承认，未来这个时期的中心问题是，要真正认识到社会是什么、应该是什么，而不是承袭过去的认识。没有一个社会能使个人的安全、自由和成就达到大体上的平衡，而这三者偏偏又是人们不会轻易放弃的，除非迫不得已，没有一个社会能使活跃、动态的生活达到平衡，尽管左派过去经常说要达到这样的平衡。相反，对社会的认识确实需要出自一些不同的根源。我必须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只是这样的考虑，如果你在社会主义一直处于强势的地方学习（不管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还是仅仅在工党选举中的说法），你都会发现它存在于人口密集的社区以及城市中人口最最密集的地方。所以说，如果社会主义只出自那些人口密集的社区，那么你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分析：社会主义正呈现走下坡的趋势：确切地说，它将被淘汰出局。因为如果有什么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像那样的社区将变成例外，被边缘化。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走势的全面分析吗？那些传统上有战斗性的地区给我印象很深，那里的人们并没有被迫根据某个单一的方面来界定他们自己。的确，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雇员或者工人（人们一直是这么说的）。但他们也是有家庭内在联系的邻居，而且坚持要做这样的邻居。他们常住在某一特定地区，往往具有很强的地方意识。在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者之间没有矛盾的关系，在热爱本土与渗透着这种情结的家庭关系之间也没有矛盾的关系。这些情况都出自这些社区，出自那些无法再造或复制的特殊环境之中。
　　在我们必须重新界定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它们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种启示。严格地说，这不是一种单凭客观经济地位就来定义政治身份或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但是看一看那些现在麻烦最多的领域：地方政府是个什么定义：在少数民族或者在英国社会的所谓少数族群中，是个什么样子。识别这些问题不是根据大的民族单位分类，而是根据比较普通的实际社会关系。这里有一种不同的关系——它来自“动态私有化”，是另一种不同意识的基础——它可以稳步确立自己的地位，逐步取得主导地位，成为另外一个运动的基础。我不是说这些都将在未来二十年内发生，更不是说在未来四个星期内发生。我是说，我们真正的努力应当建立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现在看起来极度绝望的东西，实际上是矛盾压力和错误认识的产物，极不稳定，也极不确定，人们必须自己去寻找出路。不会有人领着他们走出来，但是引入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语言可能成为这项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社会主义者和联合政府主义者

1984

　　自1983年大选以来，英国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党的士气得到恢复；保守党遇到一系列倒霉事。与此同时，基本政治现实的变化相对较小。情绪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可能产生误导，在某些方面可能是危险的。去年6月大选失败所带来的非常尖锐的问题现在可以有所缓解或者被放过去，理由是要有必要的弹性，或者仅仅是愚蠢的乐观，而且这两种情况都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逐步强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不得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其朴实清晰的风格所界定的这些问题。对于他提出的或暗示的答案，我不能苟同，但是我发现自己与另外一些人之间的距离更大，因为他们认为就靠自以为是的反对“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个比骂人更厉害的词〉的叫喊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确实，长期以来，右派和中间派评论家们的目标，就是把作为一支重要、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工党赶走。这也是联盟党^[7]的明显用心。实际上，三十多年来一直有人在不懈地努力，想建立一个保守党左派或左翼群体，将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保持在最低限度或者完全排除。不应当忘记的是，企图这样做的人来自工党内部，有时候还包括其领导层的人。目前这场讨论被这个长期而又危险的运动完全吸收，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这太简单了。目前的问题主要不在这场运动本身，而在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这场运动只是对这种政治局势的回应。事实是，我们有一个得票率只有43%、非常危险的右翼政府。然而，在这个基础上对它的合法性提出的申诉却根本无法阻止它对国家权力的实际垄断。另一个事实是，从近期和目前的所有证据来看，获得至少20%选票的党和党的群体至少有三个。工党和联盟党都认为它们可以让另一个党退出，而且有迹象表明，这两个党的思想家都优先考虑把保守党左翼对手赶走，而不是去对付主要的敌人。他们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击败保守党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把可能反对保守党的选票争取过来。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问：既然真正要削弱的是对保守党的支持，像这样改变重点的做法对真正的政治舆论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理由问：不管进行这样的努力要花多大的精力，如果最后出现了三党体制或四党体制，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和“工党选票”降至28%这个令人震惊的重要事实有关：这样的低谷仅仅在与现在类似的三党角逐的时候才出现过。这就使人把低得票率显然与三党鼎立有关这一事实和优先挫败或者削弱第三方的策略联系起来了。但是这对工党来说是特别危险的，因为这样做模糊或者阻滞了真正需要解答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是一个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党，还是唯一的讲究实际的保守党左派联合体（它是在自由党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下演变过来的）？
　　实际上，多年来我们一直与工党内部并——很轻松地——与其外部的某种形式的联合政治共存。霍布斯鲍姆提出的真正问题是：这样的联合——工党这座“大教堂”及其教友——能不能成功地延续或者复活，现在有没有组成某种新的联合，因为现在出现了第三个群体。显然，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霍布斯鲍姆都会很高兴，当然出现第一种他会更高兴。尤其是在这一点上，整个论点的依据需要扩大。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关于有限选举期限的争论似乎不可能产生什么有用的定论。
　　任何实际政治的真正内容历来是总的社会经济形势，由此而出现的政党的倾向性以及大众选票的占有率不过是第二位的。近期关于选举的分析，就像1959年工党败选后的那些分析一样，有一个明显的弱点：认为目前选票的分布似乎就是什么重要数据，从中就可以推断出社会经济形势，或者至少可以推断出对这种形势的主要反应。以“工党票”或者“工党选民”的形式制造社会实体是一个与之相关的陋习。长期以来确实有相当数量的人一直把选票投给某个政党或另一个政党，而且这个数量的相对增加或减少也确实非常重要。但是这些群体的人数加在一起，与选民总数依然相差很多。这种投票呈多项变动的格局——甚至有时候，在选票总布局相对不变的情况下似乎产生了相互抵消的作用——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政治的特点，而且近年来有明显的增长趋势，甚至从1983年6月的大选以来，这些多项变动的情况就已经比较明显了。
　　此外，虽然经常有人就这些变动提出推测性的理由，但是人们对变动的原因却知之甚少，有些看上去是社会从属关系固有的变动；有些几乎可以肯定是短期的冲动。在实际中，根据这些变动，或者根据比较稳定的群体的相对变化，不可能推测出真正的社会形势或者政治实践的种种要求。如果在选举中出现两个以上举足轻重的政党，就更是这种情况了。发人深省的是，如果按照这些说法，那么以前的“工党选票”以及近期的“联盟党选票”一直都是特别“不稳定的”。这仅仅是我们不应根据“选票占有率”，而应根据更重要、更客观、更直观的总体形势来进行政治分析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孤立地看英国，还是在严峻的、不规则的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背景下来看“英国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其实应该这样来看），总体形势的不稳定性和爆炸性都超过了任何一种选举模式。为未来（比如说未来十年）劳工运动制定比较现实的政策，就不应当依据当前形势，甚至当前危机的简单表现，迄今为止，英国依然是一个自治的经济体，但在目前这种严峻持久的世界危机中，它却是一个弱势的、易受伤害的成员。只要它还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体，它就是一个军事联盟体系中的低级成员，而且在建立西欧共同体（该共同体自身也处于危机中）的努力中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伙伴。
　　这些涉及面很广的投票动向表明持续的、危险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依然存在，其中对英国选举政治中会发生什么的评估可能会不断变化。左派的正统观点认为，现行的社会秩序会发生平稳缓慢的锐化：继续一蹶不振的经济、持续的大规模失业、大打折扣的福利国家、优势不断增强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右派的正统观点虽然也涉及经济恢复与振兴，但却认为要阻止这些破坏性的变化，要重建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要只把它局限于英国，而是要通过英国在世界各地的资本来加以扩大。持续的大规模失业、缩了水的福利费用、被削弱的工会、遭到失败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组织，这些都是重建的天赐条件。推行侵略性的武力外交政策，在进行工业化、但缺乏独立性的贫穷世界争夺对关键地区控制权的角逐中，也是这样。
　　左派还有一个正统观点，认为保守党当前的政策是一种强硬的、（用它自己的术语）也是合理的纲领，这超越了他们通常那种“保守党错误管理”的说法。这种观点接着提出，将来反对保守党的政治力量最终必然会集结起来，反对它不可避免的巨额费用，这将使左派重新掌权。这种观点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过去的观点认为，仅仅“错误管理”就足以引起强烈的反对。从工党近期执政的记录看，它在这方面并没有处于强势的角逐地位，也许它还不够强大，因为还有第三种可能的假设，它的表述既不同于死硬的右派，也不同于正统的左派。左派解释说这是一种慢性蜕变的过程，右派则解释说这是赢利的资本主义的重建过程，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这是强加在整个社会秩序之上的压力，它将大大地改变英国政治的状况。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少数派认为，这终将导致经典意义上的某种革命前的形势。但是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有进一步向右滑的危险，将出现更加厉害的极权主义控制来缓解资本主义重建过程中必然不断上升的压力。
　　这种看法并不经常直接出现在当前支持左派联合政府或者类似安排的争论中，但是我认为，现在这样的反应——实际上是民众阵线观点的更新——来自某些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偶然的。无论从怎样的历史角度看，也不应当仅仅给这样的思想貼上标签就算完事。在英国和西欧其他地方,无疑存在着可以把组织民众阵线作为首选的条件。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意大利和30年代初的德国，左派遭到挫败的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必须认真从中汲取教训。但是任何这样的提议都必须根据当前的条件来评估。必须把历史的记忆和未来的展望与我们现在的实际联系起来。在关于未来十年的本质特征的问题上，我们采取哪一种看法仍然十分重要，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从投票动向的回顾性解释中走出来，进入真正的政治分析领域。

　　要检验关于选举政策和安排的论点，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把它们置于实际的或者可能的政治环境之中。比如说，我们假设反对保守党现政府的57%的选票没有被荒唐的选举体制所歪曲，而是产生了一个非保守党代表的多数派，那么他们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政治纲领呢？我认为答案会使当前争论中的两大派感到难堪，但是最难堪的还是那些不相信整个讨论、大喊大叫反对“联合政府”的人。因为只要有如下几项主要政策，几乎就肯定可以组成一届政府：首先，扩大公共借贷需求，使之达到工党或者联盟党提出的数字，有意识地刺激经济再膨胀；其次，取消对福利服务、教育、交通运输及基础设施的经费削减政策；再次，拒绝——至少是推迟——巡航导弹的部署，把北极星导弹纳入普通裁军谈判。显然在其他方面——工资政策、工会立法、选举制度本身——达成一些简单的协议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是起重要主导作用的，尽管还会有其他分歧，实际上几乎没有人会拒绝实现这三项的机会。此外，这样的政策无疑会使我们当前的境况有明显的改善。只要把它们与保守党当前的政策加以比较，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联合政府主义者——无论是明确的还是不明确的——都在尽力阐述自己的论点，因为他们是从上述结论出发的，他们知道其他办法只会延续目前保守党的政策，只会使非保守党选票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当然这种联合政府只不过是一种假设。霍布斯鲍姆公平地指出，在真正实现联合的过程中会有大量主观和客观的障碍。选举制度本身就是其中之一，而对这个制度，潜在的合作者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即使像1983年大选时那样，靠大量战术选票对选举制度进行了修改（应当指出，这种做法本身就歪曲了选票占有率的原始数据），除了在选举前进行谈判，还是没有办法进行实际政策的联合。这样的讨价还价不断对各政党的宏图大志形成挑战，因而遭到愤然拒绝。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要求摆平某些新安排的政治优势——积极的优势，有那三项主要政策；消极的优势，至少保守党会出局——其背景可以看成是残留的、守旧的政党政治。从选择性来看，更被看中的是这些可能的得益，尽管在未来四年中，工党和联盟党这两个潜在合作者中，有一个可能彻底击败或削弱其反保守党的对手，自己获得大多数支持，既能执行那几项主要政策，又能兑现它的其他具体承诺。如果是这样，那么诱惑力似乎还是比较大的。
　　难道这有什么不对的吗？答案不在于选举预测而在于政治。在目前的选举体制中，事实上这些安排都必须事先进行，引起主要反对意见的正是这一事实。即使我们都能认识到这些安排的政治优势远远超过那些反对意见，其实际作用是使当前的政策立场相对难以实行：问题不仅是要就主要政策达成一致意见，因为这在当前情况下其实还不困难，而且还要在其他政策方面取得一致意见，虽然这些政策可以独立保留，但是为了不对已经提出的合理协议构成威胁，对它们的宣传会相对较少。这样，在做出切合实际的选举安排之前，至少在政策方面还能有一些松散的联合。
　　当然，可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至少是形成主要政策的一种方法。也可以说，这种事先协议的理想程度要大大超过选举后在无多数党议会中形成的联合，因为在这种联合中有可能形成宽泛的类似政策——但不是在党与党之间公开进行的，而是在领导之间关起门来进行的。实际上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在下次选举中，在与这个争论相关的两种选举结果中，哪一种可能性更大：由得票减少、处于少数的保守党继续组阁，或者不可避免地从无多数党议会中产生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也许现在把这样的论点公开的目的之一，就是迫使我们不仅要考虑选举前不大可能产生的协议，而且还要考虑选举后更有可能产生的问题，如果工党没有贏得多数，就会陷入这些问题的麻烦之中。
　　一切最终都必须回到实际政治上来，这里有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观点。我们不得不问：可以被称为大联合政府的提议和只能被称为小联合政府的提议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呢？前者是由工党和联盟党以各种可能的形式组成的联合政府；后者是工党提出的版本，它汲取了明确的联合政府主义者们提出的类似论点——力主在某些主要的政策问题上实行选举中的团结，并把其他分歧摊到桌面上来——作为维系一个包含多种倾向的实际联合政府的方法，工党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做的，这两种联合政府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如果工党保持和扩大它于近期改善了的民主结构，政策决策就可以公开讨论和争论，党内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隐性联合将继续保持活跃的态势，这与不同领导集团之间人为操控的联合政府协议有明显的不同。与此同时，我们都可以想象这样的情景：强调呼吁选举中要团结，忽视了这种活跃姿态，大联合政府主义者陆续提出一些类似论点：有必要充分利用反对真正敌手的选票，有争议的政策决策要服从选举组织的统一号令。
　　这些论点中有一种说法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在初期。工党和左派的历次失败，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我们不仅进行了观察与分析，而且决心在它们真正造成伤害的地方，在我们自己人的生活中，不要再次被击败，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有了这样的决心，就能真正开始一种新的政治。但是还有一种说法似乎也出于这些论点，但它会把我们直接引向过去的失败政治。这两种说法的区别主要不是和选举有关，而是和实际政策有关，这里要明确指出的是，如果工党的主要政策从广义上来说与联盟党的大同小异，那么不去寻求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选举安排就是非常愚蠢的了。（显然，实际上，中间派或左中派的数量不是多多益善：在目前的选举体制中，即使两个也嫌多了。〉当然，双方阵营都严正否认有这样的派别区分。一些微不足道、可以忽略的区别被肆意夸大，被说成是理智地反对保守党选票竞争者唯一的真正条件。如果这个理智的理由就是眼下多数派的公众舆论，那么在两三个党派争着要代表这个舆论的情况下，合理的方法就只有两个：让竞争对手出局，或者与他们达成一致，霍布斯鲍姆假定有这样一个理由，虽然他肯定是希望工党使联盟党出局，他还是比较现实地面对这些巨大的难题，并希望看到另一种选择。
　　但是如果只有这两种有限的办法可供选择，这将是左派现在可能面临的最大失败。其原因是政治性的。只要再看一看那几项主要政策，我们就很清楚了，因为它们可能成为反对保守党的联合时达成一致的政策，或者成为工党为独立执政在竞选中不遗余力强调的政策。这些都不是明确的社会主义政策。像通常所说的刺激经济再膨胀的办法只不过是凯恩斯主义的继续。恢复福利国家符合宽泛的自由与社会民主一致的传统，而且工党政府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现的。有限裁军的办法也没有超出宽泛的国际主义与寻求和平相一致的传统。这些特征并不能证明这些政策有什么错误或不足。虽然这个最基本的特征被控制在实用水平上，但却使广义上坚持这一特征的各党派选票的分流和分裂显得愚不可及。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看，错就错在这些政策的定义适用于任何持续的恢复和发展，加上工党一些比较明确的政策，如反对共同市场、反对现行收入政策、废除反工会的立法等，也不够。这些都没有使政策的基本主体变得更现实或者更一致，如果我们要使工党的主张成为现实，不仅能取代保守党的政策，而且能取代联盟党内因选举而出现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的共识，那么这些主要政策本身就应当有重大的、令人信服的社会主义的变化。
　　有些人认为只要大胆地承诺信奉社会主义，就可以带来这样的变化，但是多年来，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恰恰是问题之所在。从广义上看，名义上承诺信奉社会主义与自由党/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是共存的，这不仅引起了党内的思想混乱，而且证明了对它前后不一、难以服人的批评是正确的，根据最开放、信息最灵通的当代社会主义分析，今后四年中真正有必要大刀阔斧地改变政策的主要方向。
　　所以，就经济的大方向而言，有必要从各方面超越“一国凯恩斯主义”。从法国社会主义政府的经验来看，像英国或者法国这样规模的经济，单靠自己是无法摆脱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的。因此，与其他左派政府达成协调或者统一的政策是取得持续成功的条件，至少在总的框架方面，有必要事先进行仔细的讨论与磋商。在欧共体内就有这样一条明显的途径；这可能意味着改变残留的协议退出选择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欧洲经济群体的建设步伐，从而进行欧共体的改革。但是，简单的凯恩斯主义也必须加以改变。在简单的刺激经济再膨胀的过程中，信贷和货币供应的集中管理只能是比较发达的民主经济计划和控制过程（包括对投资、物价、税收和收入的严格的选择性政策）的一个部分。
　　与此相关的是超越简单的福利国家的必要性。在目前就业危机和人口危机的情况下，如果不提一下总的经济走向和优先考虑的问题，仅仅根据其自身的规定，是不可能把服务与利益单独划为一个领域的（给提前退休者的养老金和补偿金不过是最明显的例子罢了）。在这一领域的机会主义已经在政治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有必要重新评估这一体制的原则和成本，使之成为投资、纳税、就业和利益的总政策的一部分。
　　在关于和平与裁军的第三个主要政策中，必须超越目前所强调的有限拥有（核武器）先发制人的政策，重新制定一项具有连贯性的、可持续的国际政策。这必须兼顾英国国家安全的要求以及核军事联盟或者非核军事联盟的种种问题之间的现实关系。它还必须包括与第三世界——一个被大大忽略了的地区——重建经济、政治关系的政策。尤其是在这里，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总体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与改变英国金融资本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作用的政策相互关联，成为政治斗争。
　　这些都是简单的例子，只涉及前面所界定的三大主要问题。还必须制定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一整套其他社会政策。可以无须夸张地说，即使要让工党中的大多数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临时性的一致意见，也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政治任务，因为要成功地制定这些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使之超越会议的书面决议，成为真正实际可行的纲领计划。要根据各种研究资源以及整个劳工运动的实践经验，进行专业的、细致的、不断的更新工作。
　　不过即便如此也还不够，这个新的政治方向的整个问题在于，在当今世界的严酷现实中通过相互告知和相互教育，努力推动尽可能广泛的公共进程，重新考虑并且（在必要的地方）改变公众的想法、习惯和态度。实际上，这种新政治的中心将是一场改变公众根基的运动，因为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这些根基上遭到挫败的：不要去适应它，也不要绕着它转，而是要跳出来，力图改变它。这恰恰也是最好的竞选运动，要组织一台真正靠不断扩大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信念驱动的选举机器。否则，就会重蹈覆辙，争论由谁去开车、使用什么地图甚至怎样调试这台机器最好。即使这样，倒霉的燃料还是不够。

　　对基础研究和政治教育的长期忽视造成了不成熟的政策与没有说服力的抗议明显失衡的混乱状态。很多非常根本、非常细致的工作正在工党之外或者它的边缘——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生态组织中——完成，而且所有这些都与工党的未来政治有关，所以它现在就必须走出严重失败的阴影，重新确立自己的方向。在工党内部有人做了一些大有希望的工作，工会内部及其研究部门中也有极大的潜力，正在研究就业和投资这样一些核心问题——在这一领域中所有令人信服的政策都必须非常具体。通过这些不同的渠道，通过社会主义者协会、费边社以及选区政治教育官员的努力，这些必要的工作都是可以完成的。劳工运动真正的智力资源的丰富多样是前所未有的，使它们进入一般的公开辩论，而不是进入内部的争论是一个政治问题。
　　这场运动肯定不只是“传播信息”或者“贏得这场智力争论”（当然这也是必要的）。在一个又一个相关领域中，我们真正必须找到的——而且尽可能达成一致的——就是这场智力争论究竟是什么，这是一场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完全当代的智力争论。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反对组建联合政府的原因。无论是大联合政府还是小联合政府的倡导者，实际上都放弃了转变人们的信念和观点的斗争。他们说，在寒冷的气候中，许多现在零散存在的正直的、有理智的见解应当聚拢起来抵御寒冷，把它们现有的抵抗保守党风暴的资源聚集起来。我看有这样的感觉很容易，顶着风暴充满希望地说几句勇敢的话也很容易，我知道我所描述的这种重振雄风的运动以前就曾有人提出过，但却从来没有完整地发生过。难道这些话顶多也只是放放空炮而已？
　　这是我们许多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如果这种新的政治对我们来说过于艰难，如果时间实在太短，或者如果我们早就认为这些比较激进的办法肯定会失败，那么答案仍然是有的——而且现在确实已经是很普通的答案。把这种新政治排除在外，或者仅仅说几句空话，不要实际的变化，为其他政治活动留出充分的余地：我们可以维持小联合政府，不必为政策问题伤脑筋，或者力争搞大联合政府，但是为了适应它，在达成正式协议之前，必须对那些有创意的、人所共知的与之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政策进行修剪或裁剪。为了社会主义者和联合政府主义者双方的利益，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这样我们就能明白自己究竟在哪里，我们必须改变的是什么。

^[1] 卡德利普，威尔士著名报人；默多克，著名报业大亨。——译注

^[2] 这篇论文是为了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如果一届工党政府被选上台后，根据我们对它过去的表现的了解，你希望这个政府干什么？——编注

^[3] 这里指的是本书的上一篇论文《各种思想与劳工运动》，该文最早发表在1981年11/12月《新社会主义者》第2期上。——编注

^[4] 即北爱尔兰问题。——译注

^[5] 进口取代（import substitution）是指由本国生产过去全部依赖进口的商品，使该商品在进口商品中的比例下降的做法。——译注

^[6] 这是1983年5月11日在伦敦社会主义协会的一次讲演。当年大选的日期定在6月9日。——编注

^[7] 联盟党的全称是北爱尔兰联盟党。——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