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新社会运动的挑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雷蒙·威廉斯 ->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1989）

六新社会运动的挑战

核裁军政治

1980

　　1979年秋以来，反对核军备竞赛的运动再度活跃，其直接起因是北约组织决定在西欧部署巡航导弹，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拒不履行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二）的协议。使这场运动进一步活跃的，是随后一场复杂的国际危机，包括伊朗的穆斯林革命、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和波斯湾沿岸产油诸国日益加剧的紧张态势等。虽然这些事态的发展都是明显的原因，但现在看来，这些反对核武器的运动表现出的新的权威性、独立性与力度也是原因。原有的和新的运动组织形式都引来了许多新成员；集会和示威游行再次成功地进行，还涌现出一大批新的作品和分析文章。这一切太重要了，面对这场再次引起世人关注的运动，应该举双手赞成。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再度仔细审视核裁军政治问题。
　　这不只是因为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曾发生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核裁军运动，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受到了遏制，最终不了了之。说实在的，如今这场东山再起的运动产生的最积极的影响是：那些认为核裁军运动已一蹶不振的沾沾自喜的结论遭到了有力的质疑，因为战略武器的研制与开发的规模更大了,但一句简单的政治结论“我们已经有过核裁军运动”却对成千上万人封锁了这一事实，使任何仔细阅读过新武器研发情况的人深感震惊的是，这种“核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嘴上说说的）作为静态的可怕实体在文化中令人深感无奈、悲观或绝望。现实情况是，新的、更加危险的武器系统的研发一直在进行。此外，尤其是在左派政治中，“核弹”问题大部分已被推向比较容易对付的关于政治战略和策略争论的边缘。如果我们全神贯注地去阅读那些对骇人的新军事装置和军事战略所作的极度冷静的描述，也许会有一种如梦初醒之感，当然实际上也未必如此。我们在其他必要的工作上已经投入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也许现在应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了。
　　这是现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核军备竞赛再次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政治，或者说，究竟还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政治？现在，许多同志和朋友雄辩地提出，要把反对核军备竞赛这个特定的、自发的、联合的运动置于绝对优先考虑的地位^[1]。近期这些事件的冲击波正推动无数人的思想朝这个方向转变。正因为如此，作为同志和朋友，尽管有可能被误解，我们还是必须提出，并坚持要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并针对它们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首先，是几个相对比较简单的问题，可以归纳如下：应当优先考虑哪个反对军备竞赛的运动？拿英国来说，同样得到支持的运动至少有三个。再度兴起的核裁军运动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涉及面很宽，但主要是要求英国单方面核裁军，这还是它原先的主张。与它的主旨相关但不完全一致的，是它组织的抗议在英国部署巡航导弹的紧急行动。其次，还有新兴的、非常重要的欧洲核裁军运动，它有必要厘清它与过去单边主义之间的关系。它的关注重点是“让从波兰到葡萄牙的整个欧洲都没有核武器、空军基地和潜艇基地”^[2]。第三个是世界裁军运动，重点关注1978年召开，1982年将再次召开的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的综合提案。尽管这三个运动关注的重点不同，在有些问题上的分歧还比较严重，但它们都面临着与强大对手的实际较量，所以可以而且有时候必须搁置这些分歧。不仅某些政治和军事机构早就在利用这些分歧，而且由不同的关注重点产生的论点变得很混乱，就连思想很专一的人也难以自拔。结果，真正的政策差异及其相关问题倒无人关注，反而让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占了上风：既然大家都反对军备竞赛，那就都知道该如何阻止军备竞赛。
　　这种具有破坏性、令人难忘的情绪在1980年的工党大会上已有所体现，当时来自三种立场的动议都获得了通过，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无休止的混乱和空谈，此外，在那次工党大会上还有一件非常明显的事也很重要：就在有必要对这些不同的强调重点进行商讨的几个节骨眼上，有人重弹——当然是振振有词了——核战争如何恐怖这样简单的老调。其实这才是开始，不能作为争论的结论。没有谁会比那些军备竞赛的辩护士或者直接执行者更迫不及待地承认核战争的可怕后果，他们随即推演出自己的威慑模式，使许多舆论转而支持他们，如果绝对优先支持反对核武器运动的说法还停留在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一点上，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在我看来，还有三个一般性的问题。第一，核武器的发展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发展，是否已极大地改变了由其他因素决定的社会秩序的性质，因此我们如今所面临的就是爱德华·汤普森曾着力指出的那种事实上的新社会状态：灭绝主义？第二，在另一种情况下，目前一般讨论中经常使用的像“威慑”、“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3]等主要术语的真正意思是什么？第三，也是当今至关重要的问题（当然它取决于我们如何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对于反对核军备竞赛的活动，无论它是独立的，还是广泛联合运动的一部分，具体的社会主义式的贡献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

核武器与社会秩序

“核弹”与技术决定论
　　“‘如果说手工作坊给我们带来了封建领主的社会，汽力工场给我们带来了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那么，如今不停运转、生产人类灭绝武器的魔鬼工厂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4]这是一个亟需回答的相关问题。当然，在它背后还有另一个问题：是谁“给了我们”手工作坊、汽力工场、导弹制造厂？技术与生产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实际还有生产模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是很难通过简单的因果分析就能够厘清的。这句话是把马克思和爱德华·汤普森的话结合而成的，如果认真想一想，其中暗示的技术决定论其实就是对社会进程复杂性的一种理性归纳形式。为了突出其原因与结果的精选物化形象，完全排除人类行为、兴趣和意图，它不仅把历史系统地向后推，而且对其他原因一概只字不提。这种严重现象比比皆是，但就核武器而言，则尤为有害，即使实际上作为一种貌似有理的简略表达方式，它的目的也是让我们不要去追根求源，不要继续探究，而且让人产生一种无助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武器系统支持的思想方式如出一辙），因为面对巨大的、非人为的不可控力，人已变得无能为力，只能做出受控状态下的消极反应或抗议，变得玩世不恭或预言世界末日将至^[5]。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看，在两组反应中，后者都比前者积极，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有一点非常明显，那就是，最初对处于绝对优势的强悍系统的看法会严重影响一场运动的基调，这样的基调一直与活跃的组织很不协调，并影响持有不同初衷的追随者。
　　就核武器而言，当初对它的探求与研制就是有意识的，随后的探求与研制也是如此，这是非常明显的，确实，就像在现代技术革新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它的许多基础研究都是出于其他原因，并没有预见到这样的特定结果。同样，像许多类似的例子一样，把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发明，再把技术发明转化为系统技术的过程，全都取决于现行社会秩序为了可知的和可预知的目的而进行的有意识的选择和投资。原子弹的研制就是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进行的，交战国都面临着敌人也许正在研制原子弹的威胁，而且双方早就在对城市和平民实施饱和轰炸和火焰炸弹轰炸，原子弹将赋予他们巨大的摧毁力，使他们能把同样的轰炸完成得更彻底，更恐怖，产生更持久的效果（因为辐射将对遗传基因产生新的影响），虽然大屠杀的手段其实并非20世纪的发明，但这种手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19世纪烈性炸药的发展与20世纪轰炸机的发展，使大屠杀第一次被工业化，而20世纪后期出现的自动控制导弹系统实际上又使它自动化了。尽管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核武器，但其实绝不仅仅是核武器。当今与导弹技术相结合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发展，也可以使大屠杀的规模和实用性大大升级。
　　军事技术往往（也许永远）是社会秩序构成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它也直接影响着阶级之间的斗争。如果有朝一日这种特别的有效武器能掌握在工人和农民的手中并为他们所用，最终阶级力量的平衡就会发生变化，不同于掌握有效武器取决于对大工厂或尖端科研进行控制的时期。关于所有核武器及相关武器，我们真正要提的问题是：它们给不断变化但始终十分重要的军事技术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什么具体的变化？有两种变化显而易见：国际的和国内的。

核武器与国际秩序
　　原子弹刚发明的时候，人们常说现在有能力发动大战的国家只有两三个。确实，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詹姆斯·伯纳姆有关，它成了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那本小说中那些预测的基础。奥威尔在书中预言，三个超级国家对本国人民进行高压与宣传控制，相互之间处于不断变化的联盟与反联盟之中，实际处于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现在正在被复活的基本上就是这种奥威尔式的噩梦（《一九八四》中称之为“灭绝主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噩梦复活并没有影响它的真相，但把预言与历史作一番比较还是值得的。超级大国的出现就被他正确地言中了，事实上，起主要作用的并非原子弹，甚至也不是氢弹，尽管它们确实带来了直接的、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是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这种新技术的发展有几个特定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最关键的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核武器与先进的导弹技术的结合：其结合程度持续加强，使美国和苏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超级大国的地位，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获得了核武器，但不是效率不高，就是投放方式有缺陷，所有其他计划问题就更多了。已经有一批中等国家直接与超级大国结成了十分强大而危险的联盟。从核武器及相关军事战略的规模来看,这些联盟确实已经呈现出某种超级国家的特点，当然，在其他的层面上，这个联盟的发展还不完备，还得服从其他一些往往更重要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进程。
　　在同样这段重要而危险的历史中，世界其他地方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不过为了方便起见，奥威尔把它们合并了，其实是忽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防止核扩散条约的主要反对者（主要是中国）有一个观点就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具有明显的危险性：対政治独立的迫切愿望，加上某些地区性的对抗，事实上使核武器库成倍扩大。在寻求与导弹-核武器及相关技术有关的全球战略基地的时候，超级大国采用了直接军事手段，它们一直在施加压力，企图把独立国或前附庸国变成超级大国军事争夺的对象。虽然这种做法很多是出于军事技术上的需要，虽然由于技术的变化，从军事上来说这种做法已无必要，但它却仍在盲目地继续；这是一种不顾一切的竞争，其核心原因主要不是军事与技术上的，从最普通的意义上说，是政治上的。这种竞争的重要政治特性又反过来改变着直接军事竞争。超级大国不仅需要像往常那样假装关注，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真的要去关注源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更广泛的利益。于是，单纯的军事霸权主义一般不会过问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继续以强有力的方式出现，而且，许多根本不掌握核武器能力的国家也贏得了虽然不甚彻底但却实实在在的解放。与此同时，不仅仅超级大国，就连许多中等国家也在无所顾忌地出售主要竞争条款规定之外的其他类型的武器，由此导致了2500万人（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在战争中丧生。而在这一时期，任何一方都没有使用原本被看成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核武器。这种观点并没有说超级大国及其铁杆盟友之间直接发生核战争的主要危险会降低。但是在对核威慑理论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再次看到，由技术决定的实现过程充其量也是不完整的，而且由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复杂多变，它在许多重大的事件中都行不通。

核武器与国内控制
　　奥威尔式的预测的另一面也必须认真看待，首先是冷战时期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竞争，其次是在持续不断的技术开发过程中，在像我们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监视与控制、间谍与反间谍的级别都大大提升。比较值得怀疑的是，那些在苏联控制下的社会是否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尤其在苏联，早在核武器出现之前，从事这类活动的机构就已经很庞大了。不可否认的是，总体而言，这些与核武器同步的发展不仅是为了直接镇压与控制，而且是为了在备战、保密、仇外与不信任方面展开日益强劲的宣传。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最主要竞争不仅是军事技术上的，从广义上看也是政治上的，所以如果以为它们只与核武器有关，那就低估了其危险性。相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现在有一股非常危险的苗头，那就是力图在外在（军事）威胁——直接认定为苏联——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内在威胁——主要来自国内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与主张——之间造成某种呼应，而且已取得显著成效。假如监视与保密仅仅针对真正潜在的苏联特工，或者为了国家的军事安全，那我们现在的处境应当好得多。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这些借助重大技术手段的监控同样被用来对付本国工人阶级及相关政治组织。有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是外部敌人与内部敌人相互呼应，一旦这种说法在政治上得到完全认可，我们就会陷入真正的极端危险之中。
　　与此同时，虽然不能把这个中央集权的安全保密的国家归因于核武器及其系统，但是，在一个特定的而且很重要的方面，对民主所构成的威胁的确是由技术决定的。问题不是拥有核武器，而是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结合。做出有效军事决策的时间已大大缩短。在当今这个微处理器吋代，由于新制导系统的精确度大大提高，战略打击目标由城市转向军事力量，这个时间就被再次缩短^[6]，不仅在核联盟内的中等国家交出了最终政治决策权，而且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这种权力的交割与集中本身也是合乎逻辑的。虽然在通过比较正常的政治方式解决危机方面也许还有很多工作可做，但如今的事实依然是，赞同导弹一核武器技术就等于赞同最终失去决策自主权，进而等于赞同在更广泛的政治领域逐渐失去自主性、独立性与公开性。这就是东欧与西欧各国人民目前面临的危险现实。由于中程导弹的部署受到同样几个国外中心的操控，又处于（欧洲）“战区”或“有限”核战争的发展战略之中，这就迫使我们在为时不晚的时候进行意义最为深远的政治斗争。

威慑、多边主义或单边主义？

威慑，既是战略也是思想
　　威慑既是一种战略也是一种思想，如果我们不承认威慑战略有一定的正确性，那就错了。由于目前还没有有效的常规防御手段来对付核武器，严格地说是对付核导弹，在敌方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只要不搞和平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也获得并保持同样的核威慑能力，这种观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已拥有原子弹，而苏联还没有，有人提出利用手中垄断的武器及时摧毁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苏联，这种提议在极大的范围内得到众多的支持。只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中的国际政治形势，就不难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这类可怕的武器无论由哪一方垄断，都是无比危险的。
　　于是有人提出（如1974年伯纳姆在《为世界而战》一书中），一旦两个敌对的国家同时拥有原子武器，核战争立刻就会爆发。此后，这类预言——即拥有核武器就意味着必定会使用它——不断出现，尽管预言中的几个关键性阶段已经过去，那些人做出预言时的自信（更确切地说是绝望）却毫不动摇。到目前为止，军事威慑已经证明上述预言是错误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人们对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强烈憎恶，加上核武器本身的特点以及放射性沾染的无法预料的后果（这是衡量侵略行为的新的定性因素，在某些方面则是限制性因素），这些都是强有力的、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因素。可是，从使用威慑手段的有限、直接的背景来看，它也不是没有效果的。确实，当我们把所谓“双方均有把握消灭对方”的情况——任何持久的政策都不会建立在如此疯狂的基础上——放到1945年以来真实的世界政治关系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在美苏直接关系中，威慑力一直在发挥作用，所以它就被逐步以危险的方式伪装成真正的战略概念，并进而变成了威慑思想，尽管“威慑”这个词没有变，但它的含义却令人困惑。
　　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在争取公众认可或支持的过程中，在直接军事打击的威慑力与共产主义本身的威慑力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分界线。前者仍然获得广泛的支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实际上这种战略与这个思想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而在公开的争论层次上，这两者却被难以容忍地，常常是故意地混淆起来，如果在某个亚洲或非洲国家发生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那就证明是苏联的侵略，那么针对直接军事攻击的威慑也就根本算不了什么了。所有的民族都希望不要受到直接的打击，这种愿望十分自然，完全合理，我们这些反对核武器和军备竞赛的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否定甚至怀疑这种愿望，可是有人一直在利用这种愿望去达到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任何有效的运动都要明确战略与思想之间的差异，这样才能孤立那些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战争贩子的人。只有在西欧和北美政治中的势力强大、有组织的右派，才会把这种思想变成一种战略：消灭各地的共产主义。不过，实际利用人们对安全与独立的自然愿望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对这伙人来说是很容易的事。而且，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地从这样的愿望出发，让人们看到我们的愿望与核武器和军备竞赛最终（如果不是立即）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帮助那些人轻而易举地达到他们的目的。
　　我们能够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只要我们能证明近期这个非常危险的战略之所以出笼，是因为核威慑在制止直接核打击方面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显然，正是在超越美苏直接关系而发生重大政治和经济变化的时期，现在依然被称为威慑性核武器的研发得到了强化。在民族解放斗争——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古巴和70年代的安奇拉——风起云涌的时期更是如此。在这些节点上，战略与思想之间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在伊朗和阿富汗局势发生复杂变化的时期，这种区分再次出现，不过有点混乱。有一点很清楚，到50年代中晚期，直接威慑奏效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做出一些（也许是很大的）让步，以便国内在这个水平上和这样的战略框架内提升这些武器系统，使之现代化。这样，人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超级杀伤力的大规模发展，而且当前的势头有增无减，严格地说就属于思想范畴，不能硬说这是国家安全事务，而应当说这是一种既公开又隐藏的世界政治斗争。而且，正因为美苏直接相互威慑取得了那点有限的成就，欧洲才面临特别的、前所未有的危险。由于双方对峙的事实，人们才说欧洲正成为另一出“战争剧”的“战场”，人们认为作为全球角逐中的受控部分，在这里可能打一场规模有限的核战争（这从军事上看很不理性）。可以肯定，对于西欧各国人民来说——尤其是近几年，正在积极部署为打这场战争所需的核武器——这里可以看出，战略与思想是不一样的。尽管没有道理，我们依然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威慑的主体，但是我们已经变成了威慑思想中的客体，而决定这种思想的是超越我们个体利益的国家或民族的利益，但是作为现今统治阶级的利益，它并没有超越我们的边界。不管这场战争剧对其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欧洲各民族来说，它从一开场就注定将以悲剧收场，全球性的威慑将会使欧洲变得空无一人，这样就没有人再进行威慑，也没有人再受到威慑了。

多边主义：重整军备的代名词？
　　作为一个概念，“多边主义”总是与“威慑”联袂出现，迄今为止，这种正统观点一直存在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如果我们把作为战略的威慑与作为思想的威慑区分开来，我们就能够打破这种联袂关系。在威慑战略的某一发展阶段，是有可能就分阶段对等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的。但是，在威慑思想范畴内，必然立即牵涉到一批绝对广泛的政治势力，那就不可能也不会有裁军。长久以来的事实证明，所谓从必要的实力地位出发就可以通过谈判实现裁军的承诺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不可思议的是，有人还在厚颜无耻地重复这样的谎言，以掩盖新一轮的军备升级，然而，与此同时，多边核裁军确实是确保安全的唯一途径。世界裁军运动认为，不仅要多边核裁军，而且要尽快把它扩展到核武器之外，他们的观点是有充分理由的。核战争无疑是最可怕的，但是用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也好不了多少。即使是所谓常规战争，只要它使用先进的高爆炸药，加上现有的导弹技术，也能摧毁都市文明。因此，唯有多边裁军才是可以接受的合适目标。同时，我们还必须把作为政治策略的多边主义与作为思想的多边主义区分开来。
　　在时下的讨论中，“多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代名词，是对军事联盟与军备竞赛的默认。人们对裁军的渴望成了意识形态的俘虏，被以欺人或自欺的方式用来掩盖新的军备竞赛，打破这种虚假的联袂关系是裁军运动的基本目标，但是只有多边主义的合理性真正得到广泛的认可，这样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多边主义“密码”最薄弱的环节去破解它：因为它说的是“多边主义”，实际行的是“双边主义”。例如，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和减少核导弹部署的可能性等问题上，想谋求协商的并不是欧洲各国政府。按照联盟的逻辑，这种重要的、真正的多边责任实际上被拱手交出，取而代之的是美苏之间的双边谈判。“多边主义”成了这种极化过程的代名词，成了对丧失民族独立性逆来顺受的代名词，正是在这种习惯性淡化的危险背景下，推动真正的多边主义才大有作为。欧洲核裁军运动，无论是从它自己所说的要重新承担直接责任来看，还是从它是否与世界裁军运动真正兼容来看，都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单边主义的今天与昨天
　　这也许是，而且我认为应该是，欧洲核裁军运动的发展方式。但是人们早就发现，这场运动与残存的以及复活的“单边主义”均有内容上的重合，因此，这一概念的目前含义尚需仔细研究。首先“单边主义”必须与历史上的“和平主义”区分开来。和平主义历来主张，而且一贯主张单方面采取和平的行动，包括放弃所有的武器，以此作为打破武装冲突危险僵局的第一步。然而，“单边主义”在某个特定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具有更具体也更特定的含义，因为当时的某些情况在起作用。英国是当时除超级大国之外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因此，假如英国单方面放弃核武器，我们就可以说这是防止核扩散必要的、具有实质性的第一步，而且对包括超级大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来说，也是道德上的典范。此外，还存在着摆脱超级大国危险对抗的渴望，或者作为一个积极的不结盟国家，或者抱着“由它们去”的消极态度。不管是哪种情况，前提都是英国是独立的、自主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复活的单边主义中残留了一些过去的东西，所以在继续采用老做法之前，必须重新审视当下的局势。80年代的反对核扩散与50年代相比已经大不相同。无论如何，现在都必须关注超级大国的垄断（即霸权主义）带来的问题，这是当今的重要政治现实，况且在比较早的时候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过充分的分析。我认为，如果没有直接的实际方向，道德典范的说法除了和平主义就没有其他根基了。在愈演愈烈的国际暴力的危险中，和平主义依然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和我们文化中的邪恶行为的最深刻、最可行的反应。
　　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非和平主义类型的单边主义，如果不坚持其政治立场，亮出自己的全部观点，就只能闪烁其辞了。支持单边主义的政治力量是个松散的集合，曾经保持过一段时间，但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散了伙，而且似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重整旗鼓。这种单边主义观点不能现实地面对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重大意义，这一点一直是个缺憾，如今则不像以前那样可以原谅了。重要的是，往往正是在这一节点上，话题又会回到核战争无可辩驳的邪恶与危险，回到抽象的“核弹”问题上，因为任何谋求大众支持的政治运动，都绝对需要面对最紧迫的现实。那么我们必须真正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呢？最重要的现实是，英国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次上都被“那个联盟”拴住了。那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军事体系，是由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经济体组成的强大组织。如果英国退出，力量的平衡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会立即引起非常严重的冲突，各种阻力，自然包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阻力，会立即将矛头对准它。虽然核武器问题是个从理论上可以分离出来的问题，但是由此而产生的斗争却不会对它形成任何约束。这样，一场从理论上受到制约的运动，在现实中会达到一个使它始料不及的总体斗争阶段，因为它是建立在民众最终不希望看到核战争危险的基础之上的。
　　与此同时，单边行动的总体概念现在通常被理解为“弃核"，实际上必须分为不同的政治行动和阶段。最直接地进入这一政治争论的有两点：第一是在整个欧洲，为在我们自己领土上打一场“有限”核战争而专门设计中程导弹的决定；第二是在英国，通过从美国购买三叉戟导弹以升级到第三代所谓独立核打击能力的决定。围绕这些决定的政治运动可以（但未必）按老的单边主义方式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较之泛泛的、不加区别的“单边主义”，拒绝阶段性核武器升级似乎得到了更多的政治支持。很多人都充分认识到核武器和核联盟战略的危险性，他们都采取了毫不含糊的立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的整个道德观念以及我们对那些仅仅从政治上考虏的保留立场的抵制甚至鄙视。但是这种危险性的确很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必须随时随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这些关键的时候，反对部属巡航导弹和三叉戟导弹的运动不必牵涉到单边主义，而且往往也不必在政治上受到它的限制，因为拒绝在我们的国土上部署巡航导弹，从任何通常的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单边主义”，而是有必要举行的欧洲多边谈判进程的一部分，通过这个谈判，让这样的导弹和与之相关的轰炸机基地与潜艇基地撤出“从波兰到葡萄牙的整个欧洲”。这是趁现在（刚好）还来得及的时候，在谈判过程的某一阶段行使独立与主权，同样，在购买三叉戟导弹的问题上，不让基于英国的导弹一核武器系统（事实上是单方面）升级，也可以成为有意识地进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程的切入点。在实际中，与没有具体目标的“单方面弃核”的要求相比，这些以具体的主动行动为目标的积极运动是截然不同的，应该将它们加以合理的区分。
　　虽然现在的单边主义处于与过去不同的层面上，但它依然要面对主动拒绝与积极倡议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因为这些比较具体的行动不仅是在挑战现有的战略部署与预测，而且也是从根本上挑战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逻辑，与英国过去的单边主义运动相比，随之而来的政治斗争舞台将更为广阔。但是这个更广阔的舞台既是一次机会，也是一个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对英国单边主义的更深层结构进行认真的审视。

欧洲、单边主义与工党左派
　　在可以被笼统地称为工党左派的各种观点中，在那些通常意义上的单边主义经济、政治与和平运动之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而且现在已非常明显。它们都有以下的共同特点：提议实施最严格的进口控制以保护紧缩或半紧缩的经济；提议恢复政治自主权或干脆退出欧共体：提议不经谈判就单方面放弃核武器与核基地。这些立场都不乏有力的论据，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共同因素似乎是，过高地估计了英国的单方面行动的能力与影响，同时极大地低估了国际资本主义以及为维护国际资本主义而存在的那个军事与政治联盟对英国经济与社会的实际渗透程度。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设法阻止并击退这种渗透，但要找到最卓有成效的方法，却是非常复杂而现实的经济与政治论证问题。
　　工党左派的立场，从最普通的公开层面来看，不仅是穿越所有这些现实困难的抽象捷径，而且是基于一个相当深层的政治体系。这一体系以独特的方式把有利的条件与力量理想化，同时为了抵御较为偏激的观点，把真正的对立面贬低为抽象而陌生的实体。问题从来就不是我们能够合法地做什么，也不是为此而找一个临时的大多数，问题在于它是一场综合的斗争。如果是一种斗争，那么这场政治运动就必然要在尽可能最有利的情况下把各种真正的力量动员起来。如果把通过决议（即便是在比较弱小的体系内）说成是故意回避这种非常严峻的政治现实，那就有失公允了，如果正确理解它，它可以成为实际动员过程的一部分。但是，真正看上去像在回避现实的，就是那句简单的“单独干吧”。
　　在这方面，可以举出一个重要的典型例子。如果我们真的倡议发动一场欧洲协作的核裁军联合运动，并同时提出退出欧共体，这是否为明智之举？这两种情况，都需要也都有可能进行根本性的谈判，而这是只有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而不只是在英国才能真正做到的。实际谈判的每一步都不容易，不过我在讨论中发现，无论是对欧共体还是对核武器，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是急切而坚决地要求“采取迅速、果断的单边行动”，此后就要特别面对重大的后果与激烈的斗争，而要进行这样的斗争，无疑有必要精心准备，做到充分协作与联合^[7]。然而，任何斗争，尤其是反对核联盟中两极化的霸权主义的斗争，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只有整个欧洲采取联合行动（当然是以各国组织的、在一定程度上不均衡、侧重点各不相同的运动为基础）才有可能，因此，我们必须自始至终提出欧洲的而不是英国单方面的论点与目标。

社会主义的作用

　　有些同志竟然提出，现在核战争的危险太严重了，我们应该把其他所有的想法都搁置一旁，团结一致去争取裁军与和平，这是可以理解的。有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的忧患意识，那就的确是低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然而，我们至少有些人接下来一定会说，首先，尽管对这些危险的产生与再生所作的具体社会主义分析肯定还不完善，但依然是非常中肯的；其次，我们仍然必须依靠具体的社会主义分析与动员以组成联合力量，这样实际上就能大大减少并最终消灭这些危险。
　　这种话永远都不应该说得那么傲气，那么绝对。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有责任在至少七个大的方面参加联合行动：（1）提高公众对现代导弹—核武器及其他武器系统的普遍危险与具体危害的认识：（2）揭露官方以“民防”抵御核攻击的宣传的欺骗性；（3）组织民众压力，争取一切可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措施；（4）公布并解释当前武器发展与重整军备的详细情况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军备限制与裁军谈判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提议、反提议和谈判各阶段的不同情况；（5）组织各种运动，把谈判进程拓展到不同国家甚至不同社会之间，包括进行反对恣意采取安全保密控制的谈判；（6）指明核能计划与核武器计划之间的切实关系，包括一些重大核武器扩散的实际事例（如新成立的反核运动所指出的）；（7）反对发达工业国家把武器生产和出口作为经济战略的组成部分。
　　这几项就够多的了，其中每一项都有相应值得注意的大众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者的积极参与。然而，还必须问一个问题：在联合运动和独立行动中，社会主义是否还能有更多的作为？这一问题也许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回答：（1） “统治阶级”和“军工联合体”^[8]这两个概念间的关系及其对以“灭绝主义”代替现有的或可能的社会主义分析这个问题所产生的明显影响：（2）在某些圈子中被称为“社会主义炸弹”或“国际工人阶级导弹”的难题；（3）军事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联问题。

统治阶级与“军工联合体”
　　识别并重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那个联合体显然是正确的，因为它涉及武器生产方、军方、研究方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利益，识别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那个与资本主义国家类似但又根本不同的联合体也是必要的。如果把这些不同的机构混同于一般的单一实体，如果用这些特定联合体的优先权推翻统治阶级更为总体的观念，那就几乎肯定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分析加以区分，以便识别它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中的具体特性，但还是有一些初步的基本要点。
　　在公开使用和威胁使用暴力手段方面，统治阶级处于垄断或优势地位，这是它的本质所决定的。这不是核武器系统带来的结果，而且，特定的军事—国家—安全机构获得绝对或决定性权力的现象主要发生在非核国家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复杂社会中，比较普通的生产发展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其他一些有效的重要机构；在这个层次上，真正的政治进程更多的是这些机构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什么不可避免的主导地位问题。军事—安全机构有极大的优势，在国际冲突的形势下，这些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正因为它能立即产生致命的负面后果，所以它才能暂时控制资源与政策，因为这将确保它占据稳定的支配地位。
　　确实，目前的核军备竞赛正在造成它占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呈上升趋势的局面。然而，统治阶级整体上还有其他的利益，其中既有直接利益，也有与确保它能继续保持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支配地位相关的利益，而后者必须包括满足人民对非军事经济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它必须把自己的中心目标纳入更宽泛的范畴，以期获得必要的大众赞同或默认，这也是为了它自身的政治利益，因此，不能把统治阶层，尤其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架构简化为军事—安全联合体。如果因其自身的消极性，那个军事—安全联合体真的擅自朝着极不合理的方向运动，而在这些不合理状态下的整个社会秩序还必须为它提供服务与保障，那统治阶级中的其他机构，更不要说其他阶级的机构，必然会出来不断施加各种强大的政治压力，这些都是真正政治的内容。军费开支与一般政治策略的明显波动，都是这些不断进行的内部与外部斗争的体现。
　　对两大主要制度下的不同社会秩序中这些危险的内部机构，我们没有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但我们能注意到其中存在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军事机构及相关工业尽管控制着研究领域，但也许还不是真正最重要的部门。它们赤裸裸的反周期^[9]角色以及它们的特许利润率可能会损害资产阶级的整体计划和利益，而它们大量征用财政收入则会扰乱投资方案，造成非预期的危机与对社会经济的不满。普通制造业目前遭遇的危机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大批人员失业的现象，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重要的是，反对“军工联合体”的运动往往是从统治阶级内部开始的。而在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军费开支的规模显然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几乎对任何生产部门都没有好处。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主要是统治阶层自身的官僚机构和军事与国家安全机构的必要支持之间的关系。非生产性的高度的军事经济与政治领导层对权力与力量的极度垄断之间的矛盾确实十分危险，但这种矛盾同时还受到来自外部的资本主义制度内矛盾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必得出结论说，这些强大的内部机构的构成及其主导倾向具有什么真正的必然性。必须进行全面分析，并且认识到军备竞赛对两种社会制度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机能障碍”。

“社会主义炸弹”
　　认为苏联的核武器系统事实上就是“社会主义炸弹”，需要得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这种极度简单化的论调几乎不值一提，核武器将不加区别地消灭所有生灵，所以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核武器没有进行阶级选择的能力。上述论调只能导致无能的异化，最终背离所有工人阶级。然而，还有一些观点是经过比较认真的思考的，比如，欧内斯特·曼德尔在1970年阐明的立场^[10]。这种观点没有谈“国际紧张局势”与“战争的危险”等非常抽象的命题，而是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出发，剖析它不仅对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对威胁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与战略利益的所有民族解放斗争所抱的根深蒂固的敌视态度。所有赞同对当前世界危机进行这种分析，并承认（而且必然会承认）核战争具有非同寻常、前所未有的危险的社会主义者，都面临着极其困难的问题。坚持战胜帝国主义的战略是一回事；但是认为只要能获得胜利，打一场终极毁灭的核战争也值得的观点，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就有了两种可能的立场。第一种立场往往是不知不觉地、而不是有意识地采取的。它利用了人们对核战争常有的恐惧心理，因为在西方世界这种恐惧毕竟能自由表达，并能为此发起运动，这在客观上将削弱帝国主义的防御系统，最终使战略天平有所倾斜。虽然右派不断利用这种说法来反对每一场核裁军运动（而且往往都抱有荒唐的错误认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其实在某些情况下，这不仅在客观上，甚至主观上也是正确的。如果真正持这一立场的人毫不讳言，把这种激进的活动解释成非和平主义的单边主义，那是理性上的诚实。但是，这一立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策略和自觉不自觉的强调）在于，它不加区别地把社会主义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与苏联联系起来，当然，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希望摧毁或威胁苏联及其盟国、社会主义中国或新兴的革命国家的人。还要坚决反对核军备重整，反对全球遏制战略，反对帝国主义军事联盟及其武器出口附属国的整个联合体，然而，这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义务，必须与在重要的核武器对抗事件中的幼稚或假幼稚的立场区分开来，保护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义务有多种，但都必须包括对整个工人阶级的保护，无论他们处于哪种社会体制中。而且不能因为某个单一的国家军事秩序的利益，就根据人为制定的或者说附带的规定把他们裁减掉。
　　第二种可采取的立场比较复杂，但比较可行。它的出发点是：长期以来主要是帝国主义在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寻求民族解放的国家施加压力，对革命的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实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就有可能认淸帝国主义的罪恶并为最终消灭这种罪恶而斗争，同时正视长期的军事化和政治包围状态对新、老社会主义革命国家内部造成的后果。这不是中立主义的立场。这些危险的、客观上反社会主义的状况应该逐渐减弱并最终消除，这非常符合社会主义本身的利益。因此，裁军首先必须主要指向两个不可分割的进程，一是削弱帝国主义的进攻，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抵御那些扭曲、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机构的能力，在提出这样的建议时，需要一丝不苟地关注真正的大众利益而不是现有的国家利益。因此，社会主义者对核裁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导弹—核武器系统客观上起到强化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军事—安全国家机器的作用。
　　这样的强调可能是正在兴起的欧洲核裁军运动的特殊功劳，这场运动致力于东西方的互惠，致力于通过各种不同的武器系统稳步扩大非军事区，致力于在欧洲获得一些真正必需的政治空间，因此它是唯一与欧洲所有社会主义者的长期利益与目标完全吻合的运动。要坚持这样的目标依然十分困难，因为这不仅要面对各种歪曲和反对，而且要注意内部的各种意见。我们需要来自苏联盟国内部的真实反应，如果我们说明以下几点，他们就更有可能做出反应。首先，我们提出的裁军建议与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的新的努力是一个整体；其次，我们要与帝国主义和反共联盟的战略与理念实行关键而又艰难的决裂；第三，最为关键的是，取得这些斗争成功的条件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支持，让全国性的民众支持运动发展壮大，而不是简单地利用和平运动。如果东方有人认为我们的运动受到集团政治和军事优先等利益的操纵，那就是对它的严重误解，当然，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是实际上或是由于疏忽，只要我们的运动成为可操纵的，那它就严重地偏离了正确方向。

必要的联系
　　支持欧洲核裁军运动未必意味着相信最严重的裂痕和冲突就在欧洲。最危险的核竞技场确实是在欧洲，但是严峻的政治斗争与危机则无处不在。因此，社会主义能够为核裁军政治所作的贡献肯定不只是简单的合作，肯定还包括与第三世界的紧密团结，反对不断给全球带来饥饿和剥削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体制，这绝对不是为了某些党派的目的而去利用和平运动。当前，在最现实的、反复出现的战争危险与帝国主义社会制度的种种具体危机之间存在着深层的联系。帝国主义利用武力和恐吓手段维持其统治与剥削的制度（不仅是军事战略部署），这仍然是对和平的最主要的威胁。要充分理解并解释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把关注点从已知的、依然严峻的国际经济秩序转向当前日益明显的资源危机。
　　西方社会主义者有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及早做好定位准备，反对并挫败通过直接或间接军事干涉手段获取稀有资源的企图——例如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石油。这样的军事干涉当然要争取民意的支持，手段无非是呼吁保护我们的（特权式的）“生活方式”。考虑到西方的工人阶级同时面临失业与贫困双重危机的影响，社会主义者千万不要认为轻易就能挫败这样的企图。但是，它与核裁军运动并不矛盾。说到底，如果和平运动不能以可行的、预计的方式开展，而是独立地进行，那它们只能遭遇失败的命运。
　　这些考虑也与目前另一个大问题有关，那就是反对军备重整与反对失业和社会贫困之间的传统联系。实质上浪费严重的军费开支与社会中其他方面的贫困和匮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重新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重整军备与就业复苏之间相互关联的老问题，但是，在旧的资本主义世界，如果要维持和平同时又保持体面的生活水平，除了老问题，还出现了一些涉及变化的重大问题。这不只是取消无用的或可恶的军费开支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把资金转而投向其他民用生产的问题。这些变化必须是里里外外、彻头彻尾的，而不是简单的取消或转向，尽管这样的变化会遇到种种困难，但必须置于任何和平运动日程的最优先的位置。
　　这似乎只会给我们增加负担，因为我们目前确实力量不足，但它必须成为当前行动的最终目的。所幸的是，在人类最普通的要求基础上，仍然能组织起和平运动和裁军运动。这些运动的发展壮大是反对暴力文化与政治文化的重大进展。这些运动都具有充分的理性，都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我们依然有必要超越那些感人的、诚实的拒绝行为，而这种行为现在仍然是不少运动的基础，与以往相比，为了营造和平，我们现在有必要营造的就远远不只是和平；为了拒绝核武器，我们必须拒绝的就远远不只是核武器，如果这些拒绝不能与这种营造联系起来，如果抗议不能与重要的、实用的建设联系起来并被后者所超越，那么我们的力量仍将是不足的。因此，我们要在把希望变成可行，而不是把绝望变成可信的过程中，继续、调整并扩大我们的运动。

社会主义与生态

1982

　　近年来，我们有些人一直在谈论生态社会主义——尽管这个词有点儿拗口，但在许多国家，人们越来越多地试'图把这两种思想糅合到一起。很显然，在当今世界这两者都十分重要。然而，真想把它们糅合起来也绝非易事。这里有一系列问题，我们不仅要以当代人的实际眼光来审视它们，而且不能偏离它们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
　　不无讽刺的是，生态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在19世纪60年代最先提出的，而且他还对世纪之交席卷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确实，列宁说过海克尔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虽然“生态”这个词是海克尔的发明，但它当时的影响与当今生态学概念所产生的影响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海克尔的研究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他对自然界进行的唯物主义描述，尤其是对精神世界进行的生物学解释。这就使它在关于社会主义与宗教以及其他伦理体系之间的关系的激烈辩论中有了一席之地，而那个争辩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当时在生态的一种表述与社会主义的一个问题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系，但那种关系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
　　然而，假如我们能不再拘泥于这个特定的名称——生态——而是关注一下现在它从广义上代表的那些问题，我们就能发现，早在19世纪，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就存在着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那种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重要、非常复杂，一直存在着争议，而且迄今依然如此。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所造成的影响凸显出来了——尽管起初这种影响是零散的，范围也有限——其破坏方式肯定逃不过认真观察的人们的目光，我之所以说是把影响凸显出来了，是因为当时——至今也是这样——人们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真正破坏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不过，很明显，一旦有了规模性的采矿业、不断发展的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就有了工厂的集中生产，进而产生了集中居住和污染等全新的问题，因为人们对这种建立城镇的方式还比较陌生，所以就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而对这种影响即使再强调也不为过。但凡发现有地下矿藏的地方，那里的地貌就在发生变化。可想而知，在一般情况下，由于自然秩序遭到人类无度的破坏，于是就出现了异常强烈的反应。做出这种反应的人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不只是离那里尚且有一段距离的乡村人士或者文人学者。其中一位语出惊人者就是亲身经历了新工业过程的汽锤发明者詹姆斯·内斯密斯。他对1830年左右在科尔布鲁克代尔的铁制品制作的描述可谓环境毁坏的经典文本。“烟囱里冒出的亚硫酸蒸汽^[11]使草木干枯死亡；各种植物都变得灰头土脸，惨不忍睹——标志着植物正以最悲惨的方式死去。伏尔甘赶走了刻瑞斯^[12]。”这种影响实在触目惊心，而这类描述通常大多集中于这种工业活动的干扰对“自然”的破坏与蹂躏。
　　虽然这种思想依然鲜为人知，但它却是现代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说它鲜为人知，是因为我曾经读到德国著名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的一篇相当有趣的文章，论述的是生态学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一节使我大为惊讶。文章发表在1974年《新左派评论》第84期上^[13]。他试图证明现代的生态运动是行不通的，他回忆道，特别是在“英国的工厂和矿井中，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工业化就使得一个个城镇和大片的乡村变得不宜居住”，然而，“没有人想到要根据这样的事实对工业化的前景做出悲观的结论。”他继续写道，只有当这种影响波及资产阶级居住的区域时，我们才能听到环保主义者的呼声。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工业化初期几十年间的布莱克、索锡和柯贝特直到后来的卡莱尔、拉斯金、狄更斯和威廉·莫里斯，像这样的评论与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我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曾对他们的许多观点进行过分析。显然，由于最具规模的工业化发生在英国，这里很早就出现了大量的社会评论与争论，可奇怪的是，欧洲大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居然对此一无所知，于是他们编造出完全误导的思想发展史。但不管怎么说，还是19世纪40年代来到曼彻斯特的德国评论家恩格斯，对急速扩张的新兴工业城镇中的悲惨生活状况作了虽然不是最早的但却是最令人震惊的描述。
　　那些评论与争论中的思想倾向各不相同，有的对工业化持完全排斥的态度，有的希望减少它的负面影响或者使它的状况人性化，还有许多其他的观点，这样的人很多，其中不乏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造成最大破坏的是社会经济关系，因此希望改变这种关系，不过，无疑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是工业化扰乱了 “自然秩序”生活在工业化初期的人们与工业化之前的秩序相距并不遥远，因此不会犯后期人们所犯的那种严重错误，结果，人们把工业化以前的秩序理想化了,例如，他们认为工业化之前的自然环境没有遭到重大的破坏与干扰，可是事实上——当然，这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某些耕作方式、过度的放牧、森林的破坏等都造成过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不少大沙漠就是在那些时期形成或扩大的：还有区域性的气候改变也是。假如我们认为只有现代工业生产的独特模式才代表了人类在地球上理性健康生活所遇到的问题，那么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方面我们必将一无所成。
　　但是这种对工业化的分析，这种对历史的简化，产生了重要的理性方面的影响。在生态运动发展进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加上那个特定的形容词之前，这个术语是用来描述所有这类倾向的——人们会不自主地将破坏性的工业秩序与非破坏性的、自然的、工业化前的秩序对立起来。
　　虽然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虽然与以往相比某些新的生产流程确实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害和破坏，但是像这样把两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认识这一点对社会主义者尤其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看清真实的历史，进而看清可能出现的未来，看清在其他方面根本没有说服力的环境论调，即所谓应当从工业社会倒退到对环境没有破坏的工业化前社会的论调。这种没有说服力但却十分流行的论调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因为它对自然状况进行了错误的对照，对社会经济状况故意避而不谈。
　　我必须说明一点：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这个国家，农业经济已经被忽略，被边缘化。我是在农业经济的背景下出生并成长的，我现在最关注的大多也在这个方面。但是，大谈历史是毫无意义的，不要以为那样就能进行简单的对照或回归。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土地，很多最严重的破坏都发生在农业经济中，都源自农业经济。我们可以重温托马斯·莫尔对这种破坏的非常经典的描述，看看16世纪羊毛贸易的发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羊在吃人。牧场上的羊群看上去也许很美，它与“亚硫酸蒸汽”截然不同，但实际在英国这已经不再是什么自然美了，真正重要的是整体的影响，对土地、动物进行无度的商业性利用，根本无视对他人的影响，这才是真正必须关注的。如果仅仅注重表面现象，就可能忽视那些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因为这是生态思考和社会思考应该关注的问题。

社会主义与生产

　　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相反的简单化倾向。19世纪中叶以来，社会主义开始独树一帜，与许多主旨相关或重叠的运动分道扬镳，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倾向，着重强调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是贫困，而解决贫困的方法就是生产，更多的生产。尽管这样的生产会有种种附带成本，包括造成环境的改变甚至一定程度的直接破坏，但贫困才是最大的罪恶。解决贫困问题不仅要靠改变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政策，而且要靠增加生产。于是，有三到四代的社会主义者（除极少数之外）都认为生产是绝对的人类第一需要——我们发现这依然是当今社会主义的主流倾向——认为那些对生产带来的影响说三道四的人纯粹是感情用事或者比感情用事更糟糕；更何况，那些人自己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却胡说什么减少贫困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
　　这种观点与19世纪的主流思想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另一种重要影响，我们还能听到“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等反映19世纪主流思想的用语。这样的态度早在培根的《新大西岛》中就可以看到。的确，如果将莫尔的《乌托邦》与《新大西岛》进行比较，你会发现这两种不同立场在这场争论之初就已经存在，现代的科学生产是增加财富、减轻贫困、提升人类战胜自然能力的一种必要方式。你还不断听到诸如“征服自然”、“驾驭自然”之类的词语，它们不仅出现在处于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中，而且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中也不乏其例，甚至也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重要观点，当然在某个阶段，恩格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话有问题，意识到征服的比喻意味着什么。因为这种驾驭、征服自然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对地球、自然物质的控制，或者让江河听人摆布，而且还隐含着对他人的驱使，意味着到任何有你觊觎之物的地方，意味着镇压和征服。征服与驾驭的象征意义就在于此,它们是帝国主义在那个扩张阶段的经典的逻辑，同时，它们也构成了扩展的资本主义的整个内在道德体系：驾驭自然，征服自然，改变自然为己所用。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突然想起了这种比喻的出处，于是不无正确地写道：如果我们忘记自己也是自然的一分子，忘记这种驾驭与征服将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那我们就永远不会懂得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像外来征服者那样想来就来想去就去。但即便如此，在19世纪这种强劲的战胜自然的必胜信念影响之下，恩格斯终于又回头拣起这个比喻。直至今天，我们依然会读到在生产方面的这种必然主义的论调。现在这种论调比先前少了一些自信，但是，只要看一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主义，只要提到解决贫困问题，标准的答案就是“驾驭自然、开拓人类新的领域、创造充足的财富”等。
　　现在，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对社会主义和生态问题进行诚恳而认真的探讨，就必须清除许多虚伪的和错误的观点。但是征服与驾驭的观点似乎具有神奇的魔力，能克服一切障碍，在人类面前似乎没有解决不了的大问题。由于受到这种观念的迷惑，社会主义事实上丧失了它自身最重要的一面。它没有真正去关注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社会中正在明显发生的事情，没有去关注在英国所发生的事情。英国是个富裕发达的工业国家，但那里的群体贫困现象比比皆是，混乱与悲惨现象令人难以置信。资本主义对此的反应是：只要多多地生产，这些问题便会自行解决。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富裕与贫困、秩序与混乱、生产与破坏，都是同一进程的不同侧面，要进行诚实的解释，你就必须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一个方面多做一点，未必意味着在另一方面就会少掉一点。
　　这个重要的社会主义观点一直有人在提，而且每一代人都会非常郑重地提。然而，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945年以来北美的影响，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都是：增加生产是解决贫困的有力的而且是唯一的办法。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的高速发展确实改变了而且从总体上改善了我们的状况，但这非但没有消除贫困，甚至还造成了新的贫困，正如某些发展会造成其他社会的欠发展一样。这正是社会主义者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威廉·莫里斯

　　在英国社会思想界，最先将这些形形色色的传统观点融合到一起的是威廉·莫里斯。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尤其在晚年——真可谓是一位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他从自己的实践中，通过自己的双手，通过对自然过程的观察，深知改变自然的行为实际意味着什么。他知道人能够创造美，但同样也能制造丑。他知道人既能生产出有用之物，同样也能制造出无用或有害之物。他发现有许多东西的制作和使用过程好像是专门为了制造丑陋和破坏的。他不是泛泛地，而是从自己作为工匠的实践出发来思索这个问题的。他对生产这个抽象概念的评论是对这一社会主义争论的最具决定性的干预之一。他不是谈资本主义生产总量这个简单问题，而是开始对进行什么样的生产提出问题，在这方面，他实际上是循着拉斯金的思路。拉斯金论证的是同样的问题，他坚信人类的生产如果不受人类普遍准则的指导，而是纯粹以利润或方便为目的，就可能导致贫困与不幸，而不是导致富裕与幸福。拉斯金与莫里斯不同，他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明确的关系。
　　莫里斯说：“家里不要有你觉得不美观或者知道没有用的东西，”这听起来似乎是个老掉牙的建议，但它却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如果今天仍能认真接受这个建议，肯定会导致一次别开生面的大扫除，而且不只是在家里。假如我们说：“你的工场里不要生产那些你觉得不美观或者知道没有用的东西这就是生产的准则，它不是简单的计量问题，而是将生产与人类的需求联系在一起。它认为人类的需求远远不只是消费。消费是我们这个时代极为流行的观念，它来自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的营销和广告，试图把人类的一切需求和欲望都简化为消费。“消费者”，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词。这是一种看人的方法，好像人就等同于肚子或者炉子。“这会对消费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政客们问道，于是消费者就成了非常特殊的、没有头脑、没有眼睛、没有感觉、只会吞噬的一类人。而且，一旦你认为生产就是为了满足这类消费，你就只会以数量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再也不会真正地问：“由于我们需要进行这样的生产，我们就必须承受某些损失，承受某些局部的破坏？”你不可能从需要的角度或者美的角度来质疑我们有没有必要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的惯常思维中，生产本身就被莫名其妙地视为目的，甚至在一些社会主义的思维中——软弱的社会主义思维中，生产本身也被视为目的，因而成了解决贫困的办法。
　　所以，当莫里斯把这些问题归纳在一起并就许多问题大声疾呼的时候，他实际是把两种不同的传统连结起来了，这种连结早就该有，在莫里斯之后本该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且现在应该更清晰，更稳固。可是在莫里斯之后，它没有立即得到支持与继承，其原因之一就是，莫里斯也是我所说的20世纪初普遍存在的那种谬见的受害者。我说的谬见是：在工厂化生产、在工业化与机械化生产之前，曾经有过的清洁、简单、自然的秩序。对于莫里斯，对于19世纪许多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样的秩序存在于中世纪。因此，他们的思想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的未来，就是某种中世纪的复建，而且这一观念也时常困扰着他。他无可奈何地说，既然机器能使我们摆脱枯燥乏味的劳动，使我们能把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我们就应该使用机器。但是，主要趋势依然是重建一种从根本上来说非常简单的农民与工匠的秩序。
　　现在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这种思想在当今的生态保护运动中具有多大的影响。许多善良的人们依然认为，这才是拯救世界的唯一途径。也有些人愿意亲力亲为，愿意远离现代工业社会，去选择另一种能给他们较多满足感的生活方式。甚至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人口稠密国家的未来——虽然这一观点也许更具道德力量，但是要得到人们的支持却比较困难。
　　但是，其他人都对莫里斯的观点不以为然，因为那是他在1952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我不必提醒你，这有点过时）想象出的21世纪的世界。他认为在21世纪的未来世界中，会有一个又小又干净的伦敦，那里几乎一切都以自然而闲适的方式存在。如果你想做点什么，那你就去做，因为反正东西有的是。然而，这种富足有余的情况全都发生在某个神秘的地方。回到那条大河的河畔，满眼是秀丽的景色，只有和谐与温馨的感觉。悠闲的气氛、自由的空间、宁静的环境，人类的所有价值观都在这里得以弘扬与发展。但是，问题就在这里，这的确是一方美好、自在、洁净的天地，在那儿无需思考生产带来的种种问题，没有先前那种必要的干预——“不要告诉我这是生产的需要，告诉我为什么要生产，谁需要这种生产。”——可是现在，生产的问题、人类生计的问题都被逐出了我们的视野，实际上，莫里斯晚年曾经很中肯地说，他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和这种想象，也许是因为他出生于富裕之家，自身又是出类拔萃的工艺大师，能为有需求的人们创作他们所需的赏心悦目的作品，能过上富足无忧的生活。顺便说一句，只有富人才有财力来享用莫里斯的精湛工艺。他承认也许这一切对他的观念产生了影响。
　　确实如此。他很诚实地承认。这也是我们必须厘清的一个问题，把这种故意简单化甚至倒退的观念与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混乱与浪费的社会主义思想挂钩的做法是极为有害的。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一些个人或小团体的行为，产生了像手工艺运动或是像爱德华·卡彭特这样的人以及许许多多心地善良、生活简朴、诚实可敬的人。他们发现在20世纪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不仅不伤害任何人，还能帮助许多人。可是从总体上说，他们助长了这样一种观念：这将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整个社会秩序的问题，其实际做法是把所有业已发生的事情全部一笔勾销如果你把这种做法与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那就肯定会有人告诉你：“得了，在21世纪的社会中，这是行不通的。这太离谱了。我们当中这样的人太多了。这些问题必须用现代的方式去解决，否则根本解决不了。”
　　这也是我自己的立场，尽管我对莫里斯和其他人充满敬意。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才认识到生态运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的重要意义，尤其在才华横溢的年轻一代中，它正在不断取得进步；然而我也发现，它不愿意正视它与社会主义之间真实而复杂的联系。

“非政治”生态运动

　　首先我们要看到，许多一般性的生态运动，用它们自己的话来说，都是“非政治性”的。很多严肃认真的人通常的反应是：政治是流于表面的东西，它不过是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轮番坐庄，是并不新鲜的左、右两派的此消彼长，不管怎么说，只是替有害而讨厌的旧秩序改头换面而已。他们说，我们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们不想与你们所说的政治有任何瓜葛，我们要从更深的层面上去解决社会问题。这种立场很认真，但却不甚恰当，因为任何一个在政治中弄潮的人都知道，“不谈政治”本身就是政治，没有政治立场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政治立场，而且往往是非常有效的政治立场。实际的情况是，进行某种运动（在某些国家，尤其是美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为的是寻求在小团体、个人或家庭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人们就可以开始以全新的方式共同生活，我认为，这是最具持久力的明智的立场。
　　可是说到比较普遍的非政治的生态运动，情况就不同了，往往会有—批见多识广的人，完全有资格谈论他们要探讨的问题——日益增长的人口与粮食问题、能源问题、工业污染问题、核能问题——发表宣言，发出告诫，往往是说给世界各国领导人听的。他们会说，必须立即采取应急方案，在未来五年中，我们必须将能耗降低百分之多少，必须取缔某些有害的生产方法，诸如此类。上述这些目标我全部认同，而且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认同。但是，只要看一下这些建议和告诫的对象，就不难看出它们的性质。得出这样的结论后，你下一步实际上准备怎么办？如果它们的对象是特定的大众舆论，那倒是可取的，因为那样的话，那些觉得有必要了解并关注这些问题的人就会获得相应的信息并受到鼓舞。但是事情往往并不是这样的。典型的情况是，这种非政治的方法是在向一般的大众舆论或向“世界”发出呼吁。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是在呼吁那些造成这种破坏的国家的领导者改弦更张。他们呼吁这些领导者反对这些利益和这种社会关系，而正是这些利益和这种社会关系才成就了他们的领导地位，此外，尽管那些呼吁很真诚，也很重要，但是在某个节点上，这样的政治立场就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还可能更糟糕，因为它使人产生并支持这样的观念，即领导者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当然，领导者们会立马回答：“这个嘛，我们是很愿意做的，我们会切实削减某些有害的生产，可是选民们是不会欢迎的我们很愿意去做，问题是谁会投票赞成呢？”至少比较开明的统治阶层的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会说：这是不会受人欢迎的，实施的难度太大。但与此同时，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真正强势的统治阶层对此会不予理睬，说这纯粹是感情用事、胡言乱语，并说这样只会限制生产的发展，阻碍国力的加强。
　　到这个时候，继续发出泛泛的告诫已无济于事。这些告诫有増无减（我已懒得罗列具体的日期，因为某些五年期应急方案的提出迄今至少已有二十年了），但问题的焦点却对错了。我不是在取笑失败者，因为左派中的每个人都失败了，我们都是失败者。我不是因为这些告诫没有发挥作用而妄加评论。我只是想说，当这个运动向世界各国领导人或非具体的大众舆论发表各种呼吁的时候，我们要以长远的目光去观察它的动向。因为我的看法是，事实上，必要的改变不是一般性的小打小闹，而是会涉及根本的社会和经济的大变动。这种情况我曾在书中读到过。据我判断，在资源节约、资源管理，尤其是在全球最贫困地区减少极度贫困的项目方面将发生重大动荡。不是说这些项目不好，但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必须将实情公开，然后看哪些积极力量能被整合起来，用以支援这些项目。这里，我们再次回到生态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我觉得这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主义的选择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在发达工业国家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国家对生态运动希望引起人们关注的各种问题置若罔闻，它们已经变得非常富裕，无论它们的社会还有什么不平等现象，它们提出了工作的种类、生活的标准、资源的习惯性利用，这些显然都是人们所设想和期待的。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心平气和的协商才能得到。通过争论是得不到的，通过转变信仰也是得不到的，只有细致的协商才是唯一的办法。如果仅仅对南威尔士的矿工们说他们被生态灾难所包围，那是毫无用处的。他们早就知道了。他们就生活在那里。他们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那里。他们的肺里就有，尽管那种采煤的代价人们永远无法忘记，但是煤炭也许还会成为比较理想的可选能源之一。但是，对于那些一生都在从事某种生产（他们的社区也在从事这种生产）的人们，你不能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这一切都必须改变。你不能简单地说：“脱离这种有害的行当吧，脱离这个危险的行当吧，让我们去干好一点的工作吧，”一切都必须通过商讨，通过心平气和的商讨，而且必须稳步进行。否则，你会发现，就像在这个国家的许多环境问题和规则调查时的情况一样——例如就建新机场或者在原先的非工业地区进行新工业开发的问题展开的调查——一面是中产阶级的环保群体抗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另一面是工会群体对可能带来的工作机会表示支持。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样就会介入一场可怕的冲突，因为，如果双方都不去倾听对方的观点，争论将永无结果，这无疑会推迟真正解决问题的时间，最终将成为再无机会与时间去解决的争论。
　　我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者才能去做必要的沟通工作。我们不要只是嘴上说“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这方净土，让这种濒危物种得以延续”——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起码我希望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人。濒危物种是个很好、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可能某种动物会对当地的耕作造成破坏，接着就有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环保生态问题。世界知名人士就会飞过来对村民说：“你们一定要拯救这种美丽的野生动物。”他们会说，这种动物也许偶尔会伤害某个村民的生命，也许会踩踏村民的庄稼，这确实很不幸，但这是一种美丽的生灵，必须拯救。这种人谁的朋友也不是，如果认为他们是生态运动的支持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像英国拥有乡间别墅的工业家或银行家，他偶尔也会对环境或他所谓的“我们的遗产”表示一下关注，他平时从采矿业大赚其钱，到了周末——这是英国的模式——他换套衣服去乡间；在那里他感到神清气爽，他一心要保护这块地方不被破坏，随后他又精神振作地回去工作，继续制造烟尘与矸石，而这也是他周末逃遁的经济基础。假如——我相信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这样——但是，假如这就是环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我希望社会主义者持反对态度，因为我们与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牵连。
　　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楚，一旦到了某一阶段，在重大的生态问题上其实是没有选择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这样来论证：现行的生产模式和生产状况实际是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是在危害生命和健康，我们是否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了。即使这样不造成危害，按照目前的使用水平，许多资源肯定将消耗殆尽。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应该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实际资源对现有生产模式的限制以及对这种生产模式所造成的社会状况的限制。
　　在关于资源限制与衰竭问题的预测方面，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生态运动组织的随意性很大，这是很不利的。事实上——每一位诚实的预测者都知道——大多数预測充其量不过是猜测。但它们都是认真的猜测，我想，到了一定的时候，资源真的会有极限，这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如此，即使在最简单的物质层面上，某些生产的无限扩张的观点，尤其是某些消费的无限扩张的观点，都是必须抛弃的。有趣的是，我们还记得，就在大约十年前，我们还在预测1982年每个家庭会有两辆轿车，而到1988年，每个家庭会拥有三辆轿车，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推断，天晓得2000年会有多少辆轿车。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答案!北美家庭的单位耗电量可以成为全世界的生活标准——或者起码是工业国家的生活标准——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基于最可靠的证据和不断变化的证据做出的理性判断，它突出了资源限制这一事实，并迫使我们的社会去进行前所未有的、最重要的重新思考。
　　正是在这一点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能与生态运动的理性判断找到时代的结合点。社会主义者认为，现有的生产发展不会消灭贫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相信。最关键的问题一直是生产的组织方式与产品的分配方式。这也是决定如何在不同生产形式之间进行优先选择的问题，而且这在当今显得尤为重要。其次，是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问题，这些关系产生于上述决定，决定着增加生产是会减少或消灭贫困，还是会造成新的破坏、毁灭和新的贫困。

国际视角

　　虽然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这个问题是对社会主义重新定义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国际背景下，它就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在工党内部，尤其是自1945年以来，一直存在的争议是：当我们的经济恢复了正常，当我们的产品足够充足，当我们把国家这块蛋糕做大的吋候，我们是否会有平等，是否能获得我们通常所说的“我们所需的一切”——最先提到的往往是学校和医院；或者，平等和人类需求优先是否要求我们根本改变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关系，并把这作为首要和必要的条件。我想现在我们不得不认为这场争论已经有了结论。往常所谓“国家蛋糕”的立场，那种温和的政治选择，看来是建立在一个假象的基础之上的，而且美国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这种假象，即只要达到一定的生产水平——没有哪个国家有望在无度生产总值方面超过美国——就能够解决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告诉他们这是在富裕的美国的贫民窟和城市中心贫民区！因此，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介入必须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们要说的话，托尼^[14]在六十年前就已经说过了: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太贫穷而不能有正确的生活秩序，也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太富裕就可以不要正确的生活秩序，或者可以希望只要变富就能有正确的生活秩序。在我看来，这是重要的社会主义观点。那些解决我们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所谓方案，都是基于通常那种盲目生产的应急方案，而后我们就能获得“我们所需的一切”。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是断然不能接受的。我们通过自己的生产方式、组织生产的方式以及优先生产的选择方式——显然还包括资本主义固有的利润优先——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并依此决定生产的分配方式和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
　　以上只是在国家层面上，在国际层面上就更是如此。我们必然会注意到——世界最贫困地区的人们确实越来越注意到——世界经济现在是由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通过各种不同的政治形式来组织和支配的，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些国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目前，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石油问题上，但也体现在种类繁多的必需金属、某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矿物上，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体现在粮食方面。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未来二十或三十年间，世界历史的中心问题将是这些资源的分配与使用，各种资源在当代人类的生活模式中必不可少，在当前的经济力量分布中也必不可少，但资源的分配不均衡。在石油以及其他资源的供应与价格问题上的博弈，不仅决定着世界经济的运行，而且决定着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可以看出，在像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家，重新构想切合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问题，与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因为有可能预测——不过这种措词并不准确，因为真正充分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不可能预测到——这么一种局面：与维持现有的生产模式以及现有的高水平消费息息相关的某些重要原料和物资出现短缺，这将使已经习惯于这些模式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最终多数国家可能准备采取各种施压手段——不仅有政治手段和亚军事手段,而且有公然的军事手段——以确保得到维持它们的生活秩序所必需的资源。事实上，这在美国早已成了一种危险的舆论趋势。我们大家都能看到，随着资源短缺与成本问题的出现，这样的危险正在降临。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可能，即把大众舆论广泛调动起来，把贫穷国家描绘成敌对方，承担着供应原料、石油和所有基本必需品的角色，而价格则按照工业国家公认的条件，要有利于它们的经济运作。
　　此外，在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军备竞赛方面，在肮脏的武器进出口贸易方面也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事实上，即使在这方面，经济问题也与政治较量、军事较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从广义上说，在稀有资源及其价格方面的冲突，实际上可能导致主宰世界经济的新方式。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将是发达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发展特性决定了它们必然会向别国出售用先进技术开发的、用于战争与征服的武器，包括核武器，这便是所有问题的焦点。这也是对下面提出的问题的一种解答。人们会提出，根据我们的社会经济模式，理性地使用资源涉及现有使用模式的变化——有时是减少，我们应该如何陈述这样的观点呢？我们怎样才能说服人们接受这种主张呢？这一答案与人们的自身利益背道而驰，因此它根本没有以政治方案的形式出现。当然，在面对物质资源限制了我们已经适应的生产与消费问题时，我们还谈到过其他一些办法。还有一种观点正逐渐贏得广泛支持，那就是：发展其他类型的生产,尤其是把兴趣再次转向农业、林业、新能源生产和交通以及各类地方性的、非滥用自然资源的、可再生的、不会很快被淘汰的生产等方面。但无论这种趋势的势头有多强劲，它显然在短期内还不足以解决整个现有经济的问题。一旦现有的生活方式面临深度挑战，危机点必将随之而来，资源问题——整个现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危机局面——将演变成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个问题将通过各种强大的现代传媒呈现在人们面前：敌对的外国正在对我们所必需的资源实施钳制。为了所谓“维护和平”他们会把舆论动员起来；而实际上，就是采用战争、袭击和威胁性的干涉手段来确保资源供应或压低价格。
　　如果现有的全球资源不平等的消费模式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各种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战争，那么，改变我们目前生活方式的争论就不仅要考虑对当地的破坏、浪费或污染问题，而且要考虑我们是要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还是不愿意改变当前世界经济的不平等状况，打一场近乎肯定是毁灭性的战争。
　　如果能像这样提出问题，如果能清醒地看待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水准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让更多的人们接受这种观点：维护和平应当是任何生活水准的合理定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在今后半个世纪中，这可能是引起战争的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一切真正关心环境问题的人们必然要将环境问题与更为广泛的政治因素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观点的性质决定了这项工作应该由我们去完成，我们可以用适当的方式把有关资源、资源平均分配及资源再生的观念与避免战争的观念联系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方面我们也许会与一些十分单纯的、支持消费型社会的人交上朋友，因为那种快乐无虑的消费取决于没有重大干扰、无需优先满足重整军备和军国主义需要的和平环境下的生产。甚至可以提出把维护和平与消费型社会根深蒂固的习惯与思维联系起来看问题，因为毕竟谁都不想受到战争的侵扰。但是由于人的惰性，这种干扰依然有可能发生。越是把消费抽象化，使它脱离世界上真正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越有可能陷入危险的战争或临近战争的状态，理想消费的种种诱惑可能以矛盾的方式把我们推向战争，推向富裕国家的沙文主义老路，去诋毁各种生态保护运动的领导者，诋毁那些正在努力消除严重的、不可饶恕的不平等现象的贫穷国家的人民。
　　这是每一个生态主义者都面临的特殊挑战。北半球富裕的工业国可以轻松地说，我们经历过工业革命，经历过先进的工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了解它们带来的不尽如人意的影响，所以我们有资格提醒贫穷国家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没错，我们确实必须把我们无度生产的全部经历拿出来共享，我们必须抱着真诚的善意去做这件事，不过实际上我们基本没有这样做。这不能成为让贫穷国家继续处于极度落后状态，让它们的经济继续为现在的富裕国家提供资源的理由。这也不能成为不让贫穷国家实现合理的工业化，从而使它们能以较为均衡的方式利用和开发它们的资源，解决它们面临的令人震惊的贫困问题的理由。也就是说，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必须是真正经验共享、深信人类平等的立场，而不是北方发达国家的立场，更不是公开的或者隐藏的（后者更危险）北方发达国家的偏见。

　　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我们就能发现，早就存在用地方、国家和国际方式表述的各种思想，而这些思想可以成为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元素。我们可以开始思考一种新的社会分析，在这里，生态学和经济学将成为一门共同的科学——它们本来就不应当分开；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政治方向与物质资源的相互关系，看到共享未来的实际希望。
　　然而，做到哪一点都不容易。观念上的深刻改变是必要的，但却不是轻而易举的，而且对世上现有的权力精英和富有阶层来说，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对我们这些实际处于这个大环境中的人来说也不容易。我们肯定会产生不愿改变现状的惰性。变化将是巨大的，但不能是强加的，必须通过协商，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但是这种文明的、唯物的、全球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强劲的潜力，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起步阶段——艰难的协商起步——去构建一种全新的政治模式。

乡村与城市之间

1984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写了《乡村与城市》一书。不久前的某一天，我再次翻看了这本书，惊讶地发现在过去这些年里，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确实，我当初预测的主要发展趋势似乎都已得到有力的证实。我指的不仅是在城市，尤其是在城市贫民区不断加剧的危机，当然，那里明显存在着不断增加的住房和服务的压力、财政紧张状况，骚乱和纵火等严重问题也时有发生。我指的也不仅是乡村地区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农业综合经营和高投入的耕作农业进一步快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有了相对快速的增长，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之后更是如此：乡村定居点和新型乡村工作的种类都在增加。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我主要想说的是，乡村和城市虽然看起来似乎是两个相互对立、互不相干的概念，但实际上却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充斥着种种危机的总体发展过程中，是资本主义经济自身产生的现代形式的差别。随着组织更加完善、与货币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的农业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这种趋势比当初更为明显。
　　不过，对社会、经济与历史的基本分析历来就是这样。我更加直接关注的是，对于这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事实和发展，人们在日常态度和日常活动中有什么反应，在艺术、写作和思想观念方面有什么反应，在这方面，我再次发现许多情况都足以证实我的观点，现在仍然有大量的作品在抒发对乡村生活的伤感和有选择的怀旧情绪。把乡村社会的价值观与某些显赫豪华的大宅中的不同价值观等同起来的做法似乎更厉害了。实际上，这些大宅往往被直接定义为“我们的遗产”我之所以使用“大宅”而不用“乡村别墅”，是因为“大宅”一词虽然普通，但却透露出一种意识形态的混乱。这些地方是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居所，如今住在里面的有很多是各类富人，包括城市金融界的大亨和工业界的巨头。这些“乡村居所”是与他们的“城市居所”或公寓相对应的。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居所属于那些真正在乡村从事各种营生的人们。相比之下，这个所谓“乡村居所”是一种正式的表述，特指一个拥有财产、利润和金钱的阶层的豪宅——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一样。此外，另一种比较低调、从经济角度看与前者有所不同的豪华住宅就是“乡村别墅”，其主人主要靠在城市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和薪金而生活。这两种情况在具体程度上有很大的区别。但有必要弄清作为主要谋生场所的“乡村”与作为休闲场所的“乡村”之间的区别——前者必须与整个经济的最普通的运作相连，而后者则是那些主要谋生手段不在乡村的人为了暂时避开城市的喧嚣、选择另一种享乐和消费方式的地方。
　　虽然这种区别已经说清楚了，但是我们对“乡村”的态度、我们心目中或交谈中的“乡村”形象却没有相应的区别。诚然，一些明显的总体上的区别还是有的，特别是对农业劳动的描述，这些描述还根据劳动的频度、条件——尤其是替什么人干——而有所变化。但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多，人们普遍的态度似乎正在发生一些有趣的变化，有些还是相当复杂的变化。现在，我将尝试着（起码是暂且）对这些变化进行分析，希望能对这个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的探讨有所助益。
　　第一个最明显的变化与农业综合经营，特别是高投入的耕作农业和新的集约化动物与家禽养殖方式有着紧密联系，而且这个变化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只是现在到了一个重要阶段。历史地看，这些新方法、新技术显然是把工业方式应用于传统的农业实践所产生的结果。它们是单一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乡村”与“城市”相互作用的一个绝佳案例，就像土地所有权、农业资金和资本化模式等紧密相关的变化是单一货币市场运作的重要因素一样。因此，出现一些熟悉和不甚熟悉的反对它们的声音也不足为奇。在处于农耕地区的城市里，也许更多的是在乡镇和乡村中，人们对近年来焚烧麦秸、喷洒农药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后果表示出强烈的反对，常常表现出愤怒，总体而言，集约化动物和家禽养殖被视为残忍之举，对此，人们进行了有组织的强烈抗议。
　　一方面，这种抗议活动与强烈反对利用甚至役使动物、强烈反对狩猎这类旧时的乡村活动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它在另一方面又与一种非常普遍的生态观念相一致。焚烧麦秸不仅造成污染，也是典型的浪费。至于喷洒农药，即使没有飘浮到其他地方，至少也被视为贏利性的生产竟然置公共卫生与整个自然环境于不顾的典型例证。対某些植物和动物的选育被视为缩小必要的遗传范围，这又与它们依靠大量使用进口化肥和饲料有关。无论从长远还是短期来看，化肥和饲料的使用都与有限的、可再生或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时也与资源分配向经济发达国家倾斜这一现状有关，因此，不仅在简单的“乡村”与“城市”的观念之间，而且在不断变化的城乡观念之间，都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对抗。
　　这种原本就很复杂的局面如今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在整体下滑的经济中，农业成了最成功的一块，这样的情形即使在一代人之前也是闻所未闻的，在忙碌、繁荣的工业地区与不景气、被遗忘的农村地区之间曾经存在着强烈的巨大反差，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外，对整个社会极具长远益处的是：国内生产的粮食比例大大提高了，而且还有望继续提高，这将对我们这个人口稠密的岛国的独立自主——在极端情况下则是国家的生存几率——产生重大的影响。人们通常就用具有如此巨大优越性的事实来回敬对新方法和新技术的批评。这样，在农业问题上，自19世纪以来的争论就一直围绕着增加生产所带来的好处与这一过程给社会、人类和自然带来的全面影响问题。
　　不过这个争论从一开始就比人们通常想象的困难得多。处于多数地位的生产者拿出有力的供求统计数据，把大部分反对意见说成是无病呻吟，说成不靠谱就算好的了。“副产品”一词就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意识，它只把那些有用的产出作为真正的“产品”，而把生产过程中不希望得到、但却可预见而且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分离出去。而在另一边，许多反对这些生产过程的人真正反对的只是生产带来的不便，比如说，某种生产恰好妨碍了他们。尽管来自生产的利润通常要用来为其他的生活方式提供资金支持，但是长期以来食利者阶级一直反对各种类型的生产过程。现在，有许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食利者（即依靠投资和地产等收入为生者），他们自己在别处谋生，但不容忍其他从事劳动的人，尤其是那些在他们选择隐遁休闲的乡村地区劳动的人。这一争论只是在这两大群体——摆弄数据的生产者与食利阶层或周末休闲者——之间进行，虽然激情有余，但亮点甚少，真正的争论不仅更有鉴别力，而且涉及面更宽泛。
　　因此，挑出几个科学技术在农业应用中导致某些明显破坏的例子，就自以为已经证明了带普遍性的问题，我看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每一种特定的技术和方法都需要特定的评估。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在世界经济和全球生态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投入极高的耕作农业并不是可持续的，因为它过度依赖化肥、能源和杀虫剂，而且必须为特定的耕作条件选取特定的品种，从而导致对其他可能的（包括新的）品种的忽视。同样，我也相信，无论是从世界的粮食需求——老牌的富裕国家肉类、谷物和乳制品的过剩现象与世界大部分贫困地区越来越多的人食不果腹的现象同时存在的状况来看，还是从我们自己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来看，依赖进口饲料或高投入粮食生产的刻意过剩来进行集约化的动物与家禽养殖都是错误的。但是即使这些结论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而在其他方面，尤其在科学的农业生产方面，如改良的草种和改良的羊种等，确实取得了重大而有价值的成就——这些都是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的。
　　在集约化生产的所有问题背后的那股越来越巨大的实际压力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金融方面的。人们不惜以环境为代价，试图以最疯狂的方式增加生产，其实并不是出于通常所说的残忍或贪婪的剥削本性，而是因为农业生产深深卷入了高息债务与高息信贷。这并不是说没有残忍、没有贪婪，而是说，如果能够确定这种更为普遍的压力，找到它在特定的货币市场经济中的根源，残忍与贪婪也就容易认清了，而且，如果能够为受到普遍认同的生产类型和生产层次提供周期更长、利息更低的信贷，这种情况是能够改变的：进行改革，接受公道的食品价格，推行可行的储畜利率，改变饮食结构——尤其在糖类、肉类和乳制品类等方面——这样，一个总体的长期政策才有望奏效。
　　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这样想呢？对乡村和城市的肤浅划分——尤其是“农业”和“其他行业”的人为划分——阻碍了我们。“农业”与“其他行业”的划分特别值得注意，也特别有意思，因为从某种层面来看，人们将“乡村”与农业简单地划上了等号，这会产生误导作用。当然，这比起把“乡村”等同于“乡村居所”要稍好一点，但依然会误导人。农村经济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其实，只是因为工业革命的影响，人们才把对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的理解（但绝不是真正的实践）局限于农业。显然，在任何农村经济中，粮食生产都处于中心位置，其实在任何平稳健康的经济中都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基础之上就不能或不应该发展一个更为复杂多样的经济和社会。以前的所有农村经济与农村社会都不是纯农业的，还包括各种行业和行当，因为它们就是在那里自然发展起来的。随着国家权力的集中、货币市场的集中、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城市和工业城镇不平衡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许多成分渐渐消失，随之一起消失的还有农村经济的相对独立性。
　　不过，这一切现在正朝着或者可以让它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让国家权力下放的要求非常强烈。现在，地方政府财政和发展资金状况严峻，改变货币市场状况的机遇开始显现：可能会有一系列倡议，争取获得更多的地方资源审查、资金筹措和管控，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趋势：需要大量工人集中劳动的工厂生产流程正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比较小型的、更加专门的工场，由于有了新的能源和通讯技术，这样的工作场所可以分散在各地，包括农村地区。
　　在这种时候，尤其有必要把关于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的话题从简单的专门化扩展到整个农业生产。高投入农耕对环境和资源都产生了影响，此外，机械化和自动化使农村的人工作业日益减少，由此产生的不良影响不仅涉及农村传统行业的就业前景，也波及城市，因为城市已不再是失业工人可以前往的繁华中心。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资本主义的农业结构产生了复杂甚至是相反的影响。可贏利的农业在多个方面给经济注入了实实在在的新活力，但是鉴于目前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和所规划的市场，它在整个社会的政治基础并不牢靠，甚至有些岌岌可危，如果像农耕地区一样，广大的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同时受到削弱，问题便会很快出现。肤浅而短视的都市消费至上主义随时会淹没一切，于是又将重新回到全球的自由市场经济。对共同农业政策的仇视本来就已十分强烈，而这种仇视的政治后果——削弱或废除——对我们的农村经济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追逐利润的生产和市场标准成为仅有的衡量标杆，就如同资本主义农业本身一样，那么，就没有任何符合原则的办法去抵制它们在全球扩展。共同农业政策的唯一可持续目标——正如法国一些部长曾经正确指出过的——就是维持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农村经济及其社会。在资本主义农业与城镇、都市社会之间必要且不断变化的平衡过程中，如果它只关注自身而不关注整个农村社会，那它就没有长远的未来，也没有实际的政治防卫能力。
　　这对我们有关农村经济未来的看法会产生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必须反对当前这种消灭所谓“效率低下的小生产者”的倾向。推动这一倾向的是大农业资本家和城市左派可恶的联合。在农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这是悲哀，也是犯罪，因为它阻碍了土地拥有的多样性，迫使这么多农村乡邻成为剩余劳动力。与早先的劳动力过剰的情况相比，现在劳动力过剩的残酷性有所不同，剩余劳动力几乎无处可去：既没有古老的帝国，没有新发现的大陆，也没有不断扩张的工业城镇。
　　在这种新情况下，英国的农场数量已从1914年前的四十万个减少到今天的大约二十万个。这个数量还面临着进一步减少的压力，而这个压力来自一系列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相同观点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在资本家的术语中，效率几乎完全等同于资本收益。对土地使用的真正收益需要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评估，不仅要考虑它的直接运作成本，还要考虑它在整个经济运作中的全部成本以及它的全部社会成本，包括对越来越多的下岗和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成本，还有通常被忽视的众多失业人员进入城市造成危机的社会成本。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许多国家的情况远比英国严重，但它大致的情形在英国早就很明显了。所谓环境保护主义反对的是污染，是高投入的大规模农耕对人类栖息地的破坏，生态保护主义通常反对的是对非再生资源的不平衡、往往不计后果的使用，农业资本主义对它们的回答则是把赢利性生产放在首位。因此，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型的政治生态保护主义，它以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为基底，但又超越了这两者，它能把生产过程追溯到经济与社会结构上，后者的发展、巩固与前者紧密相关，而且能够合理地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经济和社会体制。
　　因此，效率绝不能沦为以金钱来衡量的标准或者以简单的商品总量来衡量的标准。效率应该带来平稳的经济、公平的社会和具有发展潜力的世界。每一个局部的测算都很重要，但全面的估算必须考虑这几个大的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所有这类实际估算中，农村经济体和农村定居点的维持与发展都享有优先地位。真正关心这些问题的人都对这种比较宽泛的估算很感兴趣，对源自城市规划和工业主义的种种估算方式极为反感，因为这种测算方式是专门针对资本主义农业，尤其是针对货币市场农业综合企业的。
　　这种视角的好处之一，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并用它来全面分析当前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近来有很多零散的评论，谈到有一类人正向农村地区流动：不仅有退休人员和乘车来回的上班族（这种现象早就存在），而且还有大批活跃于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们。其中有些人被贬称为逃避现实的隐退者，而且这些新来的人和原先就在乡间的人之间确曾发生过许多离奇的事情，但在现实中，这似乎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现象。当然，有些人是为躲避城市而“遁入”各种形式的农耕和小农场经营的，包括一些试验性的经营。但也有人是为自己独特的工作找到了免受干扰的地点，发现乡村的迷人之处，比较适宜定居，因为前一阶段的工业与农业发展使乡村人口相对减少了，只要我们从整个农村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从局限于农业的农村经济来看待这一趋势，我们的判断似乎就会发生变化。
　　最近，我把我在布莱克山的居所周边方圆五英里的邻居们所从事的第一职业做了个记录。这不是正式的调查数据，只是一系列信息和印象。活跃于当地经济的最大单一群体当然还是农民，其中大多数人养羊。其次就是数量越来越多的合同工人：修剪树篱的、砍伐树木的、剪羊毛的、搬运土方的，还有（由于谷物种植很少因此是流动的）收割庄稼的。另外，有运送动物和禾杆的、卖肉的，还有一个人新开了一家小厂生产香肠饼。当然，还有常见的各种行当的临时工：建筑工人、电工、水暖工、粉刷工、木工等：有市政养路工、化粪池清理工，还有医生、教师、校车司机、牧师、警察、酒馆老板、小店店主、邮递员、汽修工和加油站工作人员。所有这一切足以表明活跃的农村社会中有多少从事不同职业的人。
　　但是从下面所列的工种却能看出那里所发生的变化：织布工和针织工、制陶工、细木工、松木家具木工、书店老板、插图画家、古旧钟表修复工、古董商、画家和画廊经营者、作家、雕刻家、餐馆老板、玻璃雕刻工、彩色玻璃制作工，等等。相对而言，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新近才移居过去的，但是别忘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让农村真正恢复其本来该有的社会结构中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在融合和定居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至少，乡村地区有其自然之美，现在真正有了一些朝着更多元、更平衡的社会的转变，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方向的改变，有几个养羊的业者附带提供小马供人骑耍，如今这正成为一种快速发展的户外活动。同样正在快速发展的还有为旅游者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农家客桟、度假别墅的出租，还有农家小店、自种自收的果蔬（包括土豆）种植活动，甚至还出现了合作养羊、收益分成的做法。部分原因是，这些地区对游客有吸引力。还有部分原因是，有些人只有部分时间生活在乡村，结果许多房舍和别墅到了冬天就关门闭户。但总而言之，这种变化很有意思，它意味着未来将出现一个均衡的农村社会。
　　要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去体察农村形象的延续与变化，这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形象复杂而奇特。一方面是那种缺乏真实感或没有说服力的田园美景的延续，就像在某些绘画作品、文字描述和陶瓷器皿上所看到的：另一方面，织布工、针织工和家具制作工们在干活的时候确实具有一点农村经济的特色，就算是复制，它也将原本以为已流入城镇的设计、工艺等带回了乡村。乡村的民间传闻和传说也是如此，既有明显乡村特色的奇谈，又显得毫无道理，缺乏历史依据，包括上古通道、医药巫术、超自然魔力等。在布莱克山区，这一点似乎更怪诞，因为那里的真实历史和史前传说更引人入胜，更令人惊讶。但是，我亲眼目睹过真正引起当地人愤怒的几件事：几起孤立的大麻种植事件，还有一次是反对一个为庆祝“自由帽”^[15]真菌而组织的露营活动，那是因为那些人把帐篷搭建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上了。
　　如果把这种非主流的趋势当成主流元素，那就错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主流元素无疑是对各种自然知识的恢复、探索和传播，某些自然知识被现代科学知识所强化，部分自然知识则是在城市和工业占绝对主导的过程中，从住在农村的人们那里汲取的。每一种古怪奇妙的说法或者夸大其辞的说法，比如人们有时对草药的描述，都有很多真正的实例，而且与延续至今的农村经济的最佳部分相互影响，比如全营养食品、蜂蜜、烹饪用草药、燃料、果酱和露酒等，当这些被印成文字，又进入商店的时候.也许人们会把它们看作时尚，但总体而言，这是一种对源自土地的技能与资源的有益的实践回归，而且正在影响着城市与城郊，使那里的人们对农村产生不同于以往的美好认识。
　　然而，这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生产用途和生产形式。对一个工业化的、继而成为帝国主义的社会秩序的认同不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事实上它就存在于土壤和空气中，不仅存在于大量的有形物质和具体的社会现象中，更主要的是，它就存在于芸芸众生中，因为至少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想不到还有什么可接受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存模式，因此，当前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矛盾。首先是现在的工农业生产的必要性与由金钱驱动的传统生产模式之间的矛盾，后者使人们看不清，接着又使他们毫无理性地否认这些模式的真正必要性。其次是农村地区与乡村娱乐模式之间的矛盾，前者是两种模式生产的必要场所，后者则是继承的、被人强加了文化内容的，把接触“未遭破坏的”娱乐形式放在首位。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梦想有一个单纯的乡村式英国，能向它的殖民地输出大量农村劳动人口，这些都是超越矛盾的好办法，但里面还是有许多令人困惑的文化和理性方面的争议。
　　比如说，我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区对如何接触乡村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观察：一个是东部的耕种区，一个是西部的畜牧区。我在写作《乡村与城市》一书时居住的房子后边本来有三块地，如今这三块地已整合成了一块，原先的几个池塘也被抽干了。有一个市政路牌还竖在那儿，告诉人们那里还有一条人行小径，小径原先要经过一排山楂树篱，现在却要穿过一大片田地。如果你有胆量或者不在乎，你还可以从庄稼地中间穿过，小路依然可以为你所用。但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只有秋冬季节我才会走这条小路：尽管我清楚地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但我依然深知要爱护庄稼。我很赞赏在布莱克山区的几条道路，它们通向那几座视野开阔的山峰。数十英里的山路令人心旷神怡，一路上有停车场、野餐区，还有路标。然而，就在今年夏天，我看见一辆轿车径直开到了山脚旁，那儿有一大群羊在吃草。只见三只大牧羊犬飞奔而至，当然是去驱赶他们的，着实把他们吓得不轻。一位年轻农民邻居告诉我，他堆放在自家大门口的过冬劈柴被人偷走很多，不过他说，真正惹他生气的是有人竟把他新做的木门偷走了。现在，偷盗和伤害牛羊的事变得愈加频繁。在真正的农村社会里，人们可以把东西放在外面任何一个地方，根本不必担心有人会来偷窃或者破坏。
　　另外，每年总会有这么一两次，有人从门缝里塞进一份通知，说城里某个俱乐部将组织一场夜间汽车“拉力赛”：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拉力赛，而是一场沿狭窄弯曲的小路进行的计时汽车赛，平时在这种路上会车的时候，都得要倒车或谨慎移动。抗议和投诉的程序是有的，但是那些让牲畜远离道路的冷静的忠告，就像是盖伊·福克斯之夜^[16]的狗从另一个世界发出的声音。我认为不能容忍的是：如此冒犯和漠视他人的事却没人关注，或者被大事化小，因为这是一个大气候，有不少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包括许多已经列举过的例子，如毁坏人与动物的栖息地，毁坏土地的自然形态，对真正的道路交通权的抵制和阻挠，对于国家公园甚至对某些最低规划标准的有组织的歧视。
　　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在简单的两极分化的“农村”和“城市”的概念内得到解决。我就拿“旷野”这一名称——一个来自美国的文化舶来品——作例子吧。某些“旷野”之地应该保持其空旷和自然生态，这一点真的很重要。覆盖着厚厚的酸性泥炭的北部高原地区是我所知道的最优良、最具价值的。经过多年的观察，我发现那里完全适合大规模养羊。如果没有养羊业，有些地区就更难以涉足了。我看到山谷中的那些篱笆和沟渠，意识到要是没有养羊业者所做的一切和为之付出的代价，那儿将会是什么模样。在我们这个自古就得到开发的岛国，并没有多少旷野之地，大多是人造的模拟真实场景。一旦这样的活动停下来，我们也许会发现有太多众口难调的东西。城市内打理公园和花园的大量工作理所当然是由公共资金买单，但是这些工作实际上创造并保持着游客们前来观赏的“自然”景观，我弄不明白城里人为什么对此却视而不见。在山坡牧羊有一定的补贴，羊的售价也有保证，但如果高原上没有这些牧羊人，如果还想保留可以前往的乡村，那就得花钱雇请专门的管理人员。真的，我常想，对于道路交通权和重要遗址的维护，最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是直接给牧羊人一些兼职工资。
　　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在这些问题上，畜牧区和耕作区（尤其是近期高投入的机械化耕作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或许是完全不同的情形。在耕作区的谷物过剩与集约化家禽养殖必须与畜牧区合理的草地改良和因此而出现的截然不同的畜牧方式以及这种模式给大自然带来的好处进行对照。当然，这历来都需要依据具体的情况做出判断，海拔一千英尺以上的地方生长着蕨类植物，我支持,低于这个高度，我反对。可是有一次，我跟一位朋友（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提到把草地改良作为优先投资项目，他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好像觉得我疯了。
　　我们现在必须理解和解决的最深层的问题，就是自然和生活的真正关系。在《迈向2000年》一书中，我提出我们主要必须改变一种普遍公认的主流观念，即认为地球及地球上的生命形式是普通生产的原材料，这种改变必然意味着中止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及其高土地成本、高利息资本和高投入经济作物的连带过程。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我提到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观点，我称之为看似不受侵扰的大自然——河流、山脉、树木、花草和飞禽走兽构成的活生生的世界——我们要避免把“自然”与“生产”作粗陋的对照，要寻求一种符合实际的、能够取代这两者的理念：这种理念既能够将生活（而且是积极的生活）纳入我们比较了解的物质世界，同时又能保持真正必要的物质生产过程。
　　无论是工业资本主义还是农业资本主义都无视这种生活的理念，把普通的生产与利润凌驾于生活之上。而社会主义的主流趋势强调的也是这些，只不过改变了利润的分配方式。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希望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注定与它们有很大的不同，那是正在兴起的“绿色社会主义”。它能把生态学和经济学变成一门（而且本来就应该是一门）科学，变成同一个价值观的来源，从而导致一种公平生活的新型政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以切实可行、具体明确的方式阐明、推进、界定这项运动，在许多不同的地方，要提出各不相同的解决方法，它必须扎下根来才能够茁壮成长。但是，这里我们至少有了一个方向感，它来自城市与乡村的实践经历，正准备超越这两者，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和自然秩序。

中央放权与地方政治

1984

　　菲利普·库克^[17]：在您近期的作品中，领土、民族运动和其他一些问题显得非常突出。这是否意味着对您来说，民族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进步的力量？

　　雷蒙·威廉斯：在集权统一的英国这一背景下的民族主义要区别对待，这一点很重要。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进行强化，这种民族主义在撒切尔政府期间获得了更多的推动力，正如我们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所看到的。不过，工党持的也是这种民族主义观点，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它支持英国在南大西洋的干预行动。另一种民族主义则对集权统一的英国的整个基础提出质疑。我认为，第一种民族主义是反动的，而第二种是进步的。这一观点基于对英国现状的分析，就有效的政治事务而言，英国的规模既太小又太大。说它太小是相对于国际经济的性质和军事政治的结构来说的。一般的国家根本不可能保持独立。如果假装独立，那它就必须弄虚作假，为的是掩盖这样的事实：它从属于更大的体制，受到更大力量的牵制，这些都不是国家内部能控制的，这样的不诚实使一个国家在道义和政治上变得极度脆弱。
　　说英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太大，是基于它国内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地区的多样性。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要想在一个单一的中央政府控制下制定出具有普遍性的决策是不可能的。于是你就会问：选择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取代一个假定的国家的未必正当的机构，来真正开创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有了像威尔士和苏格兰这样的政治实体，就已经有了一种自我界定，有了真正的立足点。但这种情况不局限于这样的地方。在伦敦和利物浦这样的大城市也完全有可能发现另一个立足点，这些城市拒绝把它们认定为自己的利益拱手交给国家。这是我务实的分析——客观上需要有一些与明确群体相关的其他界定。
　　像伦敦这样一些地方，正在尝试去满足被中央机构中止的真正的民众需求。当然，这是在重提威尔士和苏格兰长期以来一直在提的事，现在有了这些已被意识到的需求，有了不愿被愚弄的政治群体成为大多数的可能性，我们说的是许许多多的大众——然而，他们都被贬低为具有从属含义的“地区性的”。如果国家本身也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大到足以掌管自己的事务，那才是大错特错。

　　菲利普·库克：这是否为城市中新生的左派与陷入困境的老工业地区之间的联盟提供了可能？

　　雷蒙·威廉斯：是的，当然，很显然它首先为新近陷入困境的城市与原先就困顿的地区创造了竞争的可能。这两种地方的日子都不好过。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关于日子不好过的原因，它们也许有一致的看法，但是有所作为的联盟不是建立在双方困境的基础上的。联盟的真正基础只能是超越双方的困境、在积极建议之上达成的一致。这就需要左派在全新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重建，左派的政策从此不再依附于国家。由于工党对国家的依附，因此它能否做到这一点还存在重大的疑问，但选举的失败为重塑左派新形象提供了契机——城市和其他一些地区出现了新的政治活力。这些都是构成一个符合更广大群体利益的政府的自然单元。
　　由于工党依附于中央集权的国家及其相关政策，它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表现记录有点复杂，因此那里自然也就存在着不少棘手的向题，政治联盟的难度很大，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民族运动不可能与陈旧的工党政策互相合作，但是城市中的新左派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传统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只要有联盟，那就是领导层的联盟，因此其作用十分有限。如果只是上层参与联盟的建立工作，那这种联盟基本上不会发挥任何作用：如果希望联盟真正发挥作用，那它必须来自与上层相对立的民众，必须建立广泛的民众基础。左派的问题是，它的想法往往相当不错，甚至领导层可能也令人满意，但是民众基础却比较薄弱。
　　我觉得这正是霍布斯鲍姆论文的问题之一，尽管他近期的论文在左派知识分子圈中很受欢迎。我的观点是，各反对党之间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协议，以防止互相攻击，结果让撒切尔政府渔翁得利，继续执政，这又是反对意见的联盟，其首要任务是联合起来反对眼前的祸害，而不是致力于一项有底层民众广泛支持的真正的大众运动。这样的话，建立一个人民阵线倒有可能是个可行的建议。我想，以地域为基础的民众动员也许就是前进的方向。

　　菲利普·库克：您在《迈向2000年》一书中提出了权力下放的社会主义政策，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能否谈谈您的这一信念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雷蒙·威廉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觉得自己比较倾向于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观点以及由它引发的对中央放权问题的辩论中出现的观点。有一两年时间，我甚至加入了威尔士党，但由于我住在远离威尔士的地方，所以难以履行自己的职责。我觉得，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与工党相比，威尔士党更能体现我有关文化和社区的思想，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威尔士民族主义的复杂性，尤其是它传统上难以接受坚持公有制的彻底的社会主义原则。例如，它从农村地区获得的支持显然不是由于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要求。当时，党内外都有人告诉我，我把威尔士党理想化了,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它的许多理念比现在工党的那些理念更能吸引我。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思想上比较接近——反对中央集权。当然，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观念不仅仅在那一点上：我发现自己与某种类型的瑞典人、南斯拉夫人或美国人有共同的想法。对于社会主义，我的看法与英国的费边社成员或者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阶层不一样——至今我还会听到来自他们的批评，责备我社区意识有余，普遍意识不足。可是，英国中产阶级有普遍性的说法在措辞上就是自相矛盾的！

　　菲利普·库克：您在谈中央放权问题的时候，提到威尔士对您的想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威尔士也是您在进行其他分析论述时反复提及的一个话题。请问，就拿威尔士的资本主义经验来说，它对您有什么特别的教益？

　　雷蒙·威廉斯：呃，其实很多都是我所了解的情况。当时我身处一个边界乡村，身边就是正在发展的工业，同吋我也看到了威尔士乡村的变化。这种同时发生的变化产生了奇怪的影响。一面是新兴的威尔士工业谷地，另一面是古老的、人口日益减少的威尔士农村地区。这两者间的关系历来令人担忧，而且在威尔士的政治思想中也得到体现。这种思想错综复杂，但现在却有可能超越基于威尔士城乡间竞争而产生的分化。这两种互不相干的秩序正变得相对过时。问题是如何把新兴、喧闹的南威尔士与古老的乡村威尔士联系起来看。但是看到这两个地区都在经历持续的经济衰退后，就有可能超越以前的划分方法来看问题了。威尔士农村的状况让我特别震动，那儿正出现一些怪事——外来的金融资本正向农民施加压力，西欧共同市场正根据更深层次的等级界线来肢解农业社会。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到了团结正受到更多反面压力的时刻。然而，城镇与乡村的旧基础还在继续瓦解，城镇与乡村社会都在经历由强大的外来利益造成的痛苦。

　　菲利普·库克：您在《政治与文学》和《迈向2000年》这两本书中，都强调了“联合”的重要性。您在书中提到了老工业地区的联合，这是否与它特有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总体上实用性也很有限？

　　雷蒙·威廉斯：这个很难说，我承认我没有把握。传统社会中的联合——人类学对这个问题有过研究——是十分明显的，你可以列举联合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元素，社会主义与联合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原因如下：社会主义提出的就是可以优先考虑的一种联合——工联主义、阶级联合——这就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联合。这当然就是它与民族主义格格不入，与各种宗教运动毫不相干的原因，也是某些社会主义者对家庭问题的奇特态度的原因。所以说，在现实中还存在着超越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其他联合机制。社会主义的危机之一就源自于此，如果经济联合已经出现，社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当时的最高境界，其他类型的联合在逻辑上是否必然一直受到抑制呢？从历史来看，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凡是出现了无产阶级觉悟中心的地方,那里所有的联合必然保持着一致的方向，这就是力量的真正源泉。妇女运动的历史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其中的多种联合都对尖锐的政治实践和重大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从一个类似的非地域性的特定视角，我看到了和平运动的方方面面。但是再回到你的问题上来，也许有一种办法能摆脱过分片面强调经济联合问题的分析。这无疑就是特定的社会主义的说法，现在，一种社会主义的新理念必然要把“地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别忘了无产阶级没有国家这个观点，正是这个因素使得无产阶级不同于有产阶级，但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国际经济的迅猛发展，老旧地区工业生产能力的削弱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地域”在联合的过程中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较之于资产阶级，对于劳动阶级也许更是如此，随着资本的流动，“地域”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

　　菲利普·库克：您在写“联合”的时候，大量引用了已经确立的区域性社区经验，如克莱德河地区^[18]和南威尔士。有人说，您把无产阶级的文化理想化了，无其在诸如女性是否居于从属池位，片面强调为争取工资而斗争等方面。您对类似的评论有何看法？

　　雷蒙·威廉斯：过去的社会主义把女性和家庭排除在外。几代妇女都在支持男子的斗争，但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认可。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从对妇女运动的分析中，我们得到的教训就是这种状况会发生变化。如果社会主义者不希望失去一大批潜在的支持者，那他们最好还是尽快着手去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工资谈判——我在有的地方曾称之为“积极的战斗”——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来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目前我正在写一部小说，故事从20世纪30年代一批牛津剑桥的社会主义者与威尔士工人阶级代表的一次会晤展开，但主要情节发生于二战之后的那个时期。在小说的构思阶段，我偶然读到威尔士的矿工领袖亚瑟·霍纳的一句话。他说：“劳动跟其他东西一样，是一种商品。雇主必须出钱购买，所以我想控制它。”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是沿用了资本的语言。如果你在进行这种有组织的讨价还价，就不会有道德准则去抵御货币主义的观念。货币主义者可以说：“好吧，我们现在不需要劳动力，如果那是你们的强项，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绕开它。”如果首先将重点放在金钱上面而不是人的身上，那么强劲的运动就不会出现，充其量也只是徒有外壳而已。所以，1983年的选举中，保守党说“别无选择”时，他们是早就准备了一些理由的。

　　菲利普·库克：言下之意，您认为收入政策^[19]是可行的？

　　雷蒙·威廉斯：收入政策是必然会有的。在议会分阶段解决问题的讨论中，出现过正式的左派思想，不要有工资政策就是历来的工资政策。不可能单独讨论福利经费的增加问题。非工作人口与失业人群的比例不断增加。政策必须具有普遍性——综合的——否则就是机会主义的，现在再也不可能根据人性化的市场力量的说法来管理经济，而后推出克罗斯兰^[20]建议的那种福利政策。我的观点越来越坚定：在这个国际化生产的时代，生产的发展不会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结果只会是，有些人富了,而其他人则更穷了。当然，有必要采取短期措施去刺激经济，但是，如果认为可以这样做而不必去解决在工资和市场交换的其他方面被扭曲的市场关系，那么这种思想就整整落后了半个世纪。

　　菲利普·库克：在经济管理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某种程度上的集权，这一点您看得非常清楚.但是，由于您所关注的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您认为有了哪些机制才能赢得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文化层面现在是不是需要格外重视？文化政治的本质是什么？

　　雷蒙·威廉斯：我知道这样做的困难。令我沮丧的是，这些思想的背景就是有必要把分散于各地的运动和利益动员起来。然而，左派知识分子集中在伦敦——远离这些事情的实际发生地。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人们的思想观点在一些问题上互相接近，那么，不管地理和知识的距离有多远，都会强烈地表达出来。理想的状态是，在某些特定的地区被确定的新思想造就了一场新运动——于是就有可能产生一个适用于其他地区和其他运作规模的典型。这些思想可以与长期或短期的真正利益及代表这些利益的政治相关联。非常明显，这些思想一定是相联的——这与分析是一致的。难就难在，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工党过去的民族主义和都市集中制的传统（在比较普通的场合，我倾向于称之为都市地方主义）、它的短期选举政治传统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领导模式。单独为某一个地区提出一套思想是很困难的，这需要把许多有各种能力的人凝聚到一起，这很难做到，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要参与诸如裁军运动、生态运动和有关经济问题的各种运动。但这些力量很少汇聚在一起，如果事情发生于一个地区，这些力量的汇聚会来得相对快一些，没有捷径可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大伦敦市政会就把这些力量都集中到了伦敦。这可以成为一个典范。

　　菲利普·库克：现在，像大众传媒这样的领域，是强势的集权化力量在运作。您认为去集权化政治动员的未来在哪里？

　　雷蒙·威廉斯：这个问题很难。我只想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风险更多、机会也更多的文化政治时期。与当今国家的选举政治共存的集权式公共广播管理机构的垄断，将随着有线电视的出现而被一股强悍的国际力量所取代，我认为，这种公共管理机构代表了一个集权的、有害的大众传媒，具体体现在诸如《全国各地》或《六十分钟》这样荒唐的节目中。有线电视的运作者们当然不是在参与权力下放的社会主义，但是在集权势力逐渐走向衰弱的时候，确实出现了进入有线电视领域的机会和可能性。小型组织、党派和利益群体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电视使用时间，左派应当把这个既视为威胁，也视为机遇。权力的进一步分散的确意味着外来的东西会大量涌入。但是在像威尔士这样具有独特语言和文化基础的地方，这样的事情也在发生。为社区争取有线电视的政策就是积极的行动。左派必须从自己老一套的模式中走出来。电视的新政治经济将立足于不同兴趣的社区，拥有较小的观众群，四频道就是这样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与这些多频道的电视网络相连接。这是权力下放的政治主张将面临的最有趣，也许还是最有成果的挑战之一。

^[1] 这种观点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爱德华·汤普森的《对灭绝主义：文明最后阶段的注释》，《新左派评论》，第121期，1980年5—6月刊。

^[2] 欧洲核裁军运动的声明，本书作者为其签署者，收录于爱德华·汤普森和丹·史密斯主编的《抗议与生存》，第224页，伦敦，1980年。

^[3] 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都是用来定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外交政策的。单边主义指国际社会中势力较强的大国不顾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拒绝通过协商解决问惠，凭借自己的势力我行我素的理念与行为方式，多边主义指多个国家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或纠纷的理念与行为方式。——译注

^[4] 《抗议与生存》，第7页。

^[5] prophecy—词常被用来推apocalypse （末日大灾变的启示）（比较：汤普森，《末日大灾难已经来临？》（Apocalypse Now?），《发言人手册》 ,伦敦，1980年，第28页），它很奇妙地把“启示”发展为“终极毁灭”之意，核战争不是“末曰大灾变的启示”，因为它更加恐怖，更为卑鄞，没有什么启示可言。

^[6] 见迈克尔·彭茨，《走向最后的深渊？》，贝纳尔和平图书馆，伦敦，1980年。

^[7] 对“左派”领导的工党政府的美好期待，期待它制定、实施这样的政策，但是如果只是把核裁军事业寄托于这样的期待，也许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结果就没有区别了。

^[8] “军工联合体”一词源自1961年美国总统埃森豪威尔的去职演说，指由政府中的军事部门和军需品供应部门联合组成并控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机构。——译注

^[9] 指与商业周期既定阶段发展方向相反。

^[10] 《和平共存与世界革命》，罗伯特·布莱克本主编，《革命与阶级斗争》，伦敦，1978年，第 284—293页。

^[11] 烟囱里冒出的不是亚硫酸蒸汽，正确的说法是：烟囱里冒出的废气二氧化硫在空气中与水发生反应生成亚硫酸。——译注

^[12] 在罗马神话中，伏尔甘是火与锻冶之神；刻瑞斯是谷物与耕作女神。——译注

^[13]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政治生态学评论》，《新左派评论》，第84期，1974年3—4月刊，第3—31页。

^[14] 理査徳·亨利·托尼（1880-1962），英国经济史学家、社会批评家与改革家。——译注

^[15] 自由帽是一种无檐锥形软帽，原为古罗马被释放的奴隶所戴，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被用作自由的标志。——译注

^[16] 也叫篝火之夜，定于11月5曰，是英国庆祝1605年火药阴谋亊件主谋盖伊·福克斯被捕的纪念日，整夜燃篝火，放烟花，并在篝火上焚烧盖伊·福克斯的头像。——译注

^[17] 菲利普·库克，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城镇规划专业高级讲师，《激进威尔士》编辑团成员。本次采访的时间为1984年春。——编注

^[18] 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及其附近的克莱德河地区曾经是英国劳工运动的主要地区之一。——译注

^[19] 收入政策是指政府限制和干预薪金收入増长来防止通货膨胀的政策。——译注

^[20] 克罗斯兰（1918—1977），英国工党重要理论家、政治活动家、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之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