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革命的实验 (2) 行动委员会

第七章　革命的实验 (2) 行动委员会^[1]

“行动委员会是斗争工具”
——里昂·托洛茨基

　　上文中我们谈到，在革命领导的最前列有一个政派，是革共青；一个学生会，是法全学联；一个自发性的压力集团，是康边迪的三二二运动。可是另外还有一批人，比这些人更有头脑，他们看出需要另外一种群众组织——更有弹性，网撒得更宽，可是全心全意致力于革命行动。这种新的“斗争工具怎样出现的呢？在五月革命之前，曾有一连串错误的起步。例如，我们在第一章里说过，在南泰尔的鼓动，至少一年前已经开始了。没有办法预先知道那些引火物可时着火，革命形势何时成熟。当它一旦成熟的时候，人人都感觉意外，连学生领袖也一样。他们并不比政府有能力预测和控制事变的急速发展。

　　在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中，有一个小集团是研究院学生和研究员，他们曾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随后的学生政治活动。我们已经谈过他们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政治养成所，即法全学联在索尔邦学院的支部，称为文学院学生团体联合会（文学团联）^[2]。早在职963年，文学团联的会员已经对大学提出根本性的批评，不是攻击大学管理的不善，而是攻击大学替一个既不人道、又对各社会集团不公平的社会担任建筑工程师的任务。正是这些见解，后来在柏林、哥伦比亚、罗马等世界各地学生中引起响应。文学团联起初的批评，没有立刻产生效果，当时的时机还不利。可是，1968年初，动荡越来越猛烈，文学团联的老将就首先看出即将开始一个战斗行动的新阶段了。他们在三月初组成“大学行动运动“^[3]。

　　5月4日，即索尔邦发生了震动人心的事件的次日，大行运集合其他思想相同的知识份子（既不属于法全学联，又不属于革共青之类政派的左倾分子），改组为“大学行动委员会”。再过几天，到5月8日，把更多的人网罗进去之后，又变成了“五三运动”。这组织后来对事变的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在5月11日星期六，即街垒之夜以后那个早上，进军桑西耶街的文学院分院，把它占领。这是巴黎地区第一个占领校会的行动，也是统治了拉丁区一个月时间的学生苏维埃的第一次出现。

　　这样纷繁地把名称改变，反映出什么意义呢？这表示人们看出这急速演变的局势具有革命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努力找寻“革命工具”来利用这种可能性。他们觉得马克思主义已经不仅是一些词句，现在可以化为有血有肉的实际存在了。他们站在大学的立场上，明白这横扫全国的造反运动，不是在正统意义上那种对政府权力的争夺；也不是经济恐慌所引起的绝望的起义。这是各阶层人士对自由的渴望，坚决要求把硬化了的各种机构里面那些碍事的陈言滥调和偏狭的专制作风摆脱掉。这是法国人所说的“结构性危机”——是一种很新的东西，也许是针对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头一次叛乱。这些知识份子，在法国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和文化模式的破旧框子里感觉窒息。他们要打破这个模式，架起一道和工人互相沟通的桥梁，重新发现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共同基础。尽管这里所说是怎样没有条理，而且不充分，上述的思想就是五月革命和种子思想。那些战士们说要把索尔邦变成“批判的大学”和“人民的大学”，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不过，如果想叫造反所解放出来的能力不致浪费掉，就要加以锤炼，调节，并且导向一定的政治目标。因此就需要新的机构。怎样去把这种机构想出来、建立起、并且控制住，始终都是那些年轻领导人所要应付的重大问题。

　　行动委员会是革命领导用来发动群众支持它达到目标的工具。我们在第五章里已经提到，行动委员会是过去已经有的思想，是多数革命中都出现过的“代表会议”之一，是基层自治单位，和那头重脚轻的现代国家官僚机关正正相反。5月11日“占领”桑西耶学院，是这个运动的开始。五三运动的核心战士很快就得到许多方面运动，如革共青，全越委的积极分子，甚至是亲华的共青联（马列）——它其实已经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成立了许多“反压迫自卫委员会”。它们大家合力，鼓励在整个巴黎普遍设立行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以难以令人相信的速度出现在中学、大学、政府机关、专门职业团体、以及商号里，同时也自发地在住宅区按时街坊单位成立起来。这些委员会，有不少仅仅是一群积极的市民，普通有十个到五十人，多半不属于任何特殊的政治运动。在那动荡狂热的五月间，当戴高乐式的国家好像要烟消云散的时候，这些委员会之间共同的东西，是这样一种想法，认为革命就是照自己的意思做事，而不把事情交给别人去管。这些委员会体现出要在议会之外直接行动的那种决心。他们宣布，要“从自发的暴力行动过渡到准备有组织的暴力活动”。这是5月19日在米歇列街的艺术与考古学院举行的行动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口号之一，出席这次大会的，至少有250个行动委员会的代表。这种关于暴力的话，出诸那些出席会议的仁慈而富于智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大学教师、以及家庭主妇之口，当然带有一点不真实和浪漫的气味。可是，他们热烈关心法国社会的前途，是毫无疑问的。

　　这运动是在五月最后一个星期达到了最高峰，当时仅仅巴黎范围内，就至少有450个行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加在一起，形成革命领袖们手中一个很有弹性而且有效的工具，那些领袖们通过一个调配委会来对这些散布广阔的细胞加以一些控制。在索尔邦“占领”后头两个星期，调配委员会是在那里开会的，后来搬去塞邦特街的心理学院，一直到本书写作时，它还继续在那里。

　　那些行动委员会有很大的自治权，而各自从事大不相同的工作。有些喜欢脚踏实地的实际工作，好像筹款援助罢工者的家人，或者扫除在事变时期堆积在街头的垃圾，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停顿时，用汽车载送市民，诸如此类。它们做这些事，好像是新的市政机关——这是在危机时期所出现的“两重政权”的典型例子。另外有些行动委员会，则比较像是政治运动的细胞，它们编写传单拿去散发，印制宣传画贴到墙上，拦截过路人组织街头会议，放映关于警察暴行的影片，以及展览那些图片。它们日常工作的目标，是发动越来越多的人民参加反戴高乐政权的革命斗争。因此，行动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是在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这两极端之间。每一个委员会强烈的地方偏见，再加上它们在观念和作用上的不同，使得整个行动委员会运动很难控制。

　　造成混乱的另一个因素是：那些政党看见行动委员会的成就，也想同样地干。共产党发起组织了若干“争取人民政府与民主同盟行动委员会”，而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内极左的一个小党派）则成立若干“人民行动委员会”。不过，这些都比不上本来的行动委员会运动那样的规模。

　　到了戴高乐在6月23日和30日的选举中恢复声望并取得胜利的时候，行动委员会自然有点泄气了。革命已经不像是近在眼前了。有些组织根本就瓦解掉，那些参加者，对他们以前一时之间干的傻事摇头叹气。不过，有许多委员会至今还在活动。他们相信：如果在五月底的时候，法国有一个能够担当大任的政治运动，戴高乐就可能已经推翻了。他们想避免重犯五月的错误，为下一回合的斗争作好准备。用无情的政治语言来说，这种见解也许是空想的傻话，不过，这反映出那令人不安的事实，许多法国人已经不相信他们的社会毛病能够用和平的议会方法医治了。他们说，政权决定在街道上。

^[1] 我们要感谢让·法富列（Jeanne Favret）和玛·克拉维次提供本章的一部分资料。

^[2] 见本书第二章，44页，及第三章，63页。

^[3] 大行运的领导人是：玛·克拉维次，让—路易·佩尼努，布里斯·拉朗德（Brice Lalande），塞日·波斯克（Serge Bosc），和让—马塞·布格楼（Jean-Marcel Bouguereau）。（布格楼曾负责法全学联对外联系，以此身份与德国学生建立初步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