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大罢工

　　1968年5月中到6月中这段期间，整个法国在大罢工束缚之下，完全不能动弹。这是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人造反行动，可是，结果工人却遭受政治上的彻底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呢？将来历史家要为这个离奇现象争论不已：差不多有一千万工人参加这运动，而且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决心比向来都更高，怎么结果让戴高乐派在选举中得到压倒的胜利呢？这次革命是由于错误而失败，还是被人出卖了呢？它根本是一个幻想，还是先进的西方世界仅仅间不容发地避免了遭遇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起义呢？

　　到此为止，我们在这本小书里主要是谈到大学生、中学生、和自由职业者。现在，像法国人可能要说的那样，是“认真”起来的时候了。假如工人没有参加这个全国性的抗议运动，那么五月事变比起柏林、罗马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学生风潮，不会有更大——也不会更小——的意义。法国和其他国家情形不同之处，是法国学生的榜样立刻而且大规模地被其他民众模仿了，因此危机的严重性提高了。全国各地主要工业部门中的男女工人，纷纷把他们的工作场所占据，并且关起大门。这是晚近历史上第一次，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似乎向着革命并肩前进了。然而，戴高乐总统的政权毕竟没有倒下来。虽然是占领了工厂，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并没有越过那条命运攸关的分界线，没有从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提早退休——这一切传统的要求，进一步走到用罢工来改造整个社会。有个别工厂里的运动发展到更高水平。有些罢工委员会的组织十分良好，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新形式的工人权力。罢工工人领袖和学生领袖一样，也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有，有的根据工资和工会权利来考虑问题，有的对工人国家抱着一种神秘的想像。但不管年轻的革命者怎样说，也写不出关于1968年法国工人阶级中“革命的实验”的一整章书。我们现在是带有一些事后聪明来写这本书的，而在那些政治家、工会工作者、青年领袖们看起来（他们是在五月非常时期里从事着斗争、策划和梦想的），事情的结局并不那么容易预测。似乎一切都有可能：戴高乐倒台；内战；成立人民政府。我们要在这章书里，把那故事简要地重编出来，说明在五月十日至十一日阴沉的街垒之夜以后，法国的危机怎样进入一个新阶段，电火花一般地从学生身上跳到工人身上，又跳回来，引起风潮爆发的连锁反应，一个促成一个。

　　大罢工究竟怎样开始的，谁也不能完全肯定。很不容易解释，为什么那些工人会忿激到极点，突然放下工具，好像战争行动一样。读者会记得，第四章里说过，蓬比杜5月11日晚上从阿富汗回来，单人匹马把政府处理学生造反的政策彻底扭转过来。镇压变成了安抚。武力政策（最后的办法），已经在他出国时使用过而失败了。蓬比杜看出，他所能够采取的办法，没有其他，只有保持体面的退让。他想利用惰性来取得警棍和催泪弹所未能带来的东西。他决定让学生们去自寻死路。可是，执行这种政策要有很大的胆量：要作出软弱姿态，放任那些造反分子，把拉丁区任由他们支配，而希望他们的暴力行动和无政府的过火行为不久会驱使相当数量的社会人士回头来支持政府，让政府有条件把他们打败。蓬比杜有充足的胆量和权威迫使戴高乐接受他这个政策，拿自己的前途作赌注。这就是他在5月14日星期二向国民议会巧妙地提出来的政策。他向学生们伸出手来。他带着几分令人消除敌意的悔恨神情宣布：“一切都要重新考虑。”世界报带着讽刺意味评论道：“听见政府中的强硬人物吹嘘交换意见和参加的好处，是值得高兴的。”

　　在同一个星期二，戴高乐出国访问罗马尼亚去了，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他信任蓬比杜（他的监国太子）不久会把危机缓和下来，达到能够加以控制的程度。总统是否认为风潮可以限制在大学的范围内？一年前，他曾被迫把预定的访问罗马尼亚改期。他不希望再改期。不过，事后回想起来，他在这样的时候决定离开巴黎，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在他出国前夕，已经有80万工人和学生在巴黎游行了，这是多年来法国首都最大规模的示威。对于没有看见过“解放”（指1944年驱逐德国占领军——译注），更没有看见过1936年的大动荡^[1]的一代人来说，5月13日星期一是一道巨大的里程碑，表示反对戴高乐国家的革命联盟形成了。就在那天晚上，索尔邦被学生占领了，学生苏维埃在工人以及别处的学生注视之下，开始了它如痴如狂的行程。严密的间隔已经打破了。

　　戴高乐到达布加勒斯特几小时之后，在南特市郊，一家小规模飞机工厂的工人实行罢工和占领工厂，并且把经理拘禁在他的办公室里。

　　也是那个星期二，卢昂附近克雷昂地方，一家制造齿轮箱的雷诺工厂，有些车间独立地停止了工作。星期三，约有二百名年轻的罢工者想叫夜班工人参加罢工，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在厂内把大门堵起来。等到星期四（5月16日）早上五点钟，早班工人来到的时候，发现门户闩住了，工厂已被“占领”，而经理也被关起来。立刻有两大车的罢工工人开去塞因河流域的弗凉地方的雷诺工厂，叫那里的工人也罢工——下午两点钟扯起了红旗——然后继续前进，到巴黎市郊布隆—比扬库地方的大雷诺工厂，这是整个国营汽车工业的发源地和领袖。同时，自从在南特首先自发地爆发起令人不安的罢工行动以来，两个全国最大的工会联合会——共产党领导的法国总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法国民主总工会——的巴黎总部里，就不断响着电话的铃声。工会的首领们，完全没有提防发生这种非常富于战斗性的现象。下层到底在搞什么呢？为了防止再有出其不意的行动，总工会总部赶紧采取行动。星期三晚上，它派出一队忠实分子，去把比扬库厂的工作停掉，并且占领工厂，那里的二万五千名工人，有百分之六十是总工会的忠实会员。有四千人当晚就住在厂里，睡具是从急救站偷来的担架床，或是一捆捆的破布，或是吹气的浮囊，那是去年夏季在海边渡假留下来的，现在由他们的妻子和一包包的三明治、一瓶瓶的酒一同送到厂里来。在48小时之内，这个罢工兼占领的运动就飞快地蔓延开，使全国工业都停顿了。这是总动员起来的各工会的一致行动吗？还是半自发的过程，由于十年来工人在心里积压了种种不满，现在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一方面受学生行动所感召，另方面受警察镇压所刺激，而爆发起来的呢？

　　刚开始罢工的头几天，全国没有人能肯定前途究竟会怎样。大家的注意，完全集中在更引人注目的学生方面——索尔邦以及随后在全国各学院演出的自由放任的实验。工会上层分子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样了解当时局势，在那个星期内，很不安地开了许多次会议，研究前途会变成怎样。总工会和民主总工会看见政府对学生的暴力行动表示退让，尤其是看见学生能够那样迫使政府释放他们被监禁的同志，都不免得到很深的印象。政府对5月13日的24小时罢工也容忍了，虽然这次罢工并没有遵照法律规定，提前5天通知。这些都是显然可以利用的政府软弱表现。从这里开始，两大工联会分道扬镳了。总工会的共产党头子，念念不忘侧面所受的威胁，这是托派革共青和亲华的共青联（马列）之类积极分子“小集团”所构成的。这些分子都是主义上的敌人，一点也不能放松他们。他们企图从党的左翼迂回过去，削弱党对工人阶级的掌握。总工会在罢工头一个星期里的态度，就是根据这些考虑来决定的。它尽量设法使工人和学生隔开，发出命令给支部的职员，说他们所掌握的工厂一个学生也不能放进来。它要限制这个罢工，因为不喜欢这罢工的性质以及它自发性的起源，然而它不得不出面领导，为的是不让领导权落到不受控制的“左派分子”手里。所以，总工会的策略，是故意冷落革命学生，而代表工人提出纯粹经济性的要求。它要替它的会员在资本主义的鸡蛋糕之中争取较大的一块，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打算改变或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民主总工会正好相反，连忙宣布同情学生运动。有几个民主总工会的领袖，在索尔邦被占领之后不久，就跑去旁听那些激烈辩论，思索它们的意义。民主总工会发表意见说：“学生所关心的，不仅是物质方面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向这个他们不能负责的社会那种僵硬而令人窒息的阶级结构挑战。学生争取大学民主化的斗争，和工人争取工厂民主化的斗争属于同一性质。”

　　所以，这两大工会的主要差别是：总工会把整个危机当作纯粹是“左派假冒分子”制造出来的；而民主总工会，因为免除了共产党的教条拘束，则看得比较深刻。它看出，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觉得法国现在这样的社会不能忍受。民主总工会最能干的领袖之一，阿尔伯·德特拉斯（Albert Detraz）这样说：“现在，在示威游行中，黑旗不让红旗独占领导地位，那并非偶然的。这表示自由理想的复活。这对某些政治家和工会领袖，是一个合时的提醒：一个社会，要是没有真正的民主，就变成了营房。”

　　5月16日星期四，对蓬比杜来说，是愈益加深的危机中一个转折点，在这紧张的时辰里，一定有一阵，他对安抚学生的政策是否聪明，发生过怀疑。政府在那一天里，遭遇到两个巨大的危险：第一个是，学生的暴乱队伍在星期三做到了侵占欧德翁戏院之后，可能去进一步夺取政府产业。传说他们要进攻无线电台。第二个危险是，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总工会，可能消除对学生领袖的怀疑，而拿出它巨大的势力来支持他们。内政部里发生令人震惊的事件。部长富歇召集下属，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学生去进攻的话，要用武力去防守哪些政府房屋。雷卡米耶戏院是否属于要防守的一类？还有法国学士院呢？谁都没有很确定的意见，不过，一致认为，如果法兰西戏院被占领了的话，国外舆论会震动得很。要有一次革命，才能够证明一国的古迹是无关重要的。

　　蓬比杜召开一次作战会议——他在那个星期内和负责公安和政治方面的僚属开了好几次会——决定星期四晚上向全国人民演说。他觉得，要紧的是，把那一小撮革命学生领袖，和跟着他们走的大批群众分裂开，而更要紧的是，把工人和学生隔开。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社会人士看清楚那些革命派到底是怎样的。因此，当晚八点半钟——总理发表演说前一小时——让康边迪、梭瓦约和耶斯玛尔在电视上和三个有经验的记者对垒。可是蓬比杜的把戏失败了：这三个年轻人把三个显得有几分困倦的政论家驳斥得体无完肤，此时学生运动还在继续上升，三个政论家不愿意表现出太过敌对。等到蓬比杜演说时候，他用最低沉的语调提出保证，说政府要保卫国家。他恳求道：“学生们，不要跟那些煽动者走……要听理性的呼声……公民们，你们有责任来表明你们拒绝接受无政府状态。政府要尽它的责任，现在请求你们帮忙。”那天晚上，他看来像个非常孤独的人。巴黎流行着一个笑话，说戴高乐在罗马尼亚领导一个流亡政府。不过，撇开笑话不提，真实的、也许还是流血的革命的阴沉鬼影，确实笼罩着法国。

　　广播演说之后，总理和总统在巴黎和布加勒斯特之间用电话长谈。戴高乐决定把他在罗马尼亚的访问缩短大半天，定5月18日星期六回巴黎。发出了命令召集后备宪兵入伍。可是，当戴高乐和蓬比杜还在谈话的时候，政府的第一个危险关头已经渡过了。法国共产党在星期四晚上发表一个声明，指责计议中的向广播电台进军的行动为“挑拨行为”。到半夜，学生感觉孤立了，于是把这个行动取消。同一天晚上，一批学生，约有一千人，经索尔邦开往下午已经罢了工的塞因河上布隆—比扬库地方的大雷诺工厂。他们的大旗上写着：“斗争的旗帜要从我们柔弱的手上转交给工人。”工人很客气地向他们表示感谢，但不让他们进厂，于是学生绕着工厂，边走边唱国际歌。有些学生和工人在街上围成一小堆一小堆地谈话，一直谈到深夜。有个学生后来说：“起初我们使用简单的字眼而且慢慢地说，好像跟外国人说话。可是我们发现，原来他们是和我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共产党的工会首领，不愿意有这样的联欢行动。“康边迪是谁？”总工会的总书记塞古伊说这话时那种看不起人的假装不知道的神气，就好像某一个高等法院推事询问伊莉莎白·泰莱小姐（Elizabeth Taylor）的身份一样。工人和学生之间命运攸关的结合还没有形成，国家制度暂时还相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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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4日有两百人罢工；5月19日，两百万；5月22日，九百多万。瘫痪以难以相信的速度和自发性蔓延开来。各工联会的巴黎总部，从来没有发出总罢工的命令，可是全国各地掀起沉静而无法抵挡的工人阶级权力的浪潮，把法国经济上一切制高点都淹没。在数以千计的工厂里，工人不但罢了工，而且据守在厂里，把工厂变成了营垒。

　　革命学生不能自认为这个广泛而坚决的停工是他们的成就，不过他们无疑是有相当关系。它和学生的“占领”行动相似之处，是太明显了。在学生抗议运动里面，充满工人斗争的词汇，和与工人结成兄弟的理想。从5月3日起，学生领袖始终不懈地号召工人造反。仿佛他们是努力在无产阶级里面恢复遗忘了的战斗性的传统。谁知道他们唤醒了怎样的情绪呢？记得过去斗争的老工人，可能被这些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战斗鼓舞起来；至于年轻工人，还不甘心接受那种认为生活等于工资袋的观点，可能对索尔邦发出的呼声起共鸣。全国之内，凡是有大学的城市，工人和学生都在街上聚会联欢。这些事情没办法确实证明，不过，很难相信年轻人这种休戚相关的感觉不起作用，或者认为工人看见学生使用“直接行动”的武器如此有效，而不得到深刻的印象。如果工人没有看见政府在街垒冲突之后踉跄后退，大罢工还会不会发生呢？如果5月13日的大示威没有令罢工者想起他们是多么强大，大罢工还会不会发生呢？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总工会那运转灵活的庞大工会机关，以及势力略逊一筹的民主总工会和“工人力量”总工会，都尽了最大努力去疏导和控制罢工运动，而不是火上加油。

　　问题是：什么原因酿成大罢工呢？如果工人阶级里面没有许多苦闷不满，学生的战斗榜样就引不起反响。头一样不满的，是这种显著的情况：法国的最低工资低得简直可耻，而且在戴高乐统治的十年期间，工人收入和经理阶级收入之间的差距更扩大了。经济繁荣（工人对此获益甚少）已经再也不能向工人隐瞒了，电视不断向他们显示出来，还有那吹嘘消费者社会的“美妙生活”的越来越无孔不入的广告活动。在五六月间签订新的工资协定之前，法国靠工资收入的人，有四分之一每月所得不到550法郎（约46英磅），有三分之一不到720法郎（六十磅）；大约150万工资最低的人——工业中非熟练工人和农业工人——每月不过挣400法郎（约33磅）。许多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每小时的工资比共同市场其他会员国（除意大利外）要低许多，许多工人要靠大量的加班工作才能够过活。这些可怜的数字，只不过代表图画的一部分。法国失业数字在1968年5月增加到超过50万，不但影响到不景气地区，像其他正在进行工业改造的国家那样，而且特别影响到青年工人。例如在勃艮第，这是社会党领袖米特朗的家乡，25岁以下的年轻人，有百分之二十九失业。

　　这就是造成法国工人阶级难以忍耐的巨大不满的原因，这些不满，在五月危机之前，早已酿成一些零星的工人激烈行动。1967年秋天，防暴警察曾和青年工人在卡昂和勒芒两地发生猛烈冲突；同年，罗迪阿西塔的合成纤维工业中心，发生一次长期难以解决的罢工。这些都是下层要起来造反的先兆，但是工会、雇主和政府，都没有诊断出来。越来越多的工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工人，他们是五月工人行动的发动机——对工会为工人所做的事情强烈不满。他们对那种卑躬屈膝的传统谈判方式，整个地发生怀疑，同时也怀疑到那种毫无意义的表示工人团结的方式，例如那次从巴士底到共和国广场的游行，那像是一次旅行，而不像表现无产阶级的战斗性。越来越多工人相信，如果想把雇主叫到谈判会上来，一定要作有力的行动。“占领”工厂并每每把经理禁闭起来的深刻意义，就在这里：这是工厂方面的直接行动，是用枪指着老板的脑袋，是赤裸裸地诉诸武力。在工厂的院子里，时常有写着“资本主义”名字的稻草人吊在临时搭成的绞刑架上，这种可怕景象就是武力行动的象征。

　　法国工厂内部情况和英美比起来，真是中古式的。像米歇梁那样的公司，常常自夸他们在30年内只和罢工工人谈判过三次。褒齐渥公司去年6月叫防暴警察来把工人驱逐出厂，在冲突中杀死了两个人。雪铁龙公司也是法国一家著名的汽车厂，工人都知道它的厂规像是监牢，而不像工厂。工会在它那里简直一点权利也没有。它时常把不同国籍的工人——阿尔及利亚人，南斯拉夫人，西班牙人——安排在一起工作，让他们不能谈话。雪铁龙的巴黎工厂内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住在公司宿舍里的外籍工人。另外还有成千成万的这种外国工人——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法国的大机械工厂里做工。实在可以这样说：十年来外国工人的流入，造成雇主的有利地位，大大限制了工会的战斗性。工人“占领”雪铁龙公司各厂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欢喜和解放的感觉，真是无可比拟的。

　　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像雪铁龙那样专制，不过多数公司传统上都是严守业务秘密，并且富于家长作风的。他们公布的会计报告，实际上毫无意义。工人很少得知厂方的计划，生产目标，以及缩短开工时间的可能性。这种保密作风，一直到下级管理机构都是如此，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大部分熟练工人和管工都热烈支持五月至六月的罢工。

　　这种19世纪式的情况在法国保存下来，一部分是因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工会就没有作过多大的斗争。原因是复杂的，这和下述情况有关，共产党所领导的总工会，怕做任何可能看来好像背叛工人阶级，去和资本主义敌人合作的事情。总工会专门注意工资高低，不屑参加公司的事务，保证每周开工时间，规定每月最低工资——更不必谈组织工厂委员会了。如果对这些表示有兴趣，会被人家当作承认要保存私人资本主义。总工会这种态度，适合许多还同土地保持联系的老工人。他们对法国工业资本主义，除了从中汲取金钱之外，不愿意发生任何关系。

　　可是新的一代正在成长起来，他们觉得这样看待工会作用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工人代表应该参加单位的决策；他们很关心工会权利要得到承认，并要求把业务情报从经理室传播下来。这种思想的拥护者，是民主总工会，这工会虽然现在已经和天主教会脱离关系了，但仍然充满法国左派天主教的激进思想。左派天主教至少是五月间常常在工人中听到的一种见解的源泉之一，那见解认为工作不仅是为赚钱，认为人类尊严性也是工会的正当要求，和增加工资一样。

　　如果把一个复杂而经常变动的问题总结起来，可以这样说：总工会是面向工资的，而民主总工会则要在工厂里实行深刻的改革，让工人直接参加管理。五月危机有一个惊人的现象，是法国工人运动舞台上出现了第三个派别，它既反对总工会，也同样反对民主总工会。这个派别坦白自认是革命的：它有推翻资本主义的野心，因此它首先要破坏共产党领导总工会的铁统江山，它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国家不自觉的支柱。

　　五月间，这种种压力都压迫着塞古伊——那个41岁，丰姿优美而颇为丰满的总书记。他是个头脑总代表的组织人材，终身的共产党员，自从27岁起就是党的中央委员。今年五月间，有几天似乎是他手里掌握着法国的命运。他的工联会下层有一个革命的少数派，受到学生方面的感召和鼓舞，想驱使他突然转向起义行动。他心里充满种种恐惧，恐怕让极左派绕到前头去，恐怕被他的下层群众抛在后头，恐怕错过取得全国政权的机会——也许是终身难再的机会。革命派用尖棍去戳那走路慢吞吞的总工会大象的屁股；可是那畜牲不为所动。法国共产党不接受那种认为真正革命形势已经存在的见解——于是戴高乐总统仍然坐在宝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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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高乐在5月18日星期六从罗马尼亚回到法国，看见全国都停了工，而反对党呼喝着要政府辞职。在他出国那五天里，大罢工已蔓延到意想不到的程度，并仍在继续蔓延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都放下了工具。全部航空和铁路交通都停顿了。邮件也不送。巴黎、尼斯、马赛以及一连串的外省城市，都没有了公共交通工具，银行现金逐渐枯竭，不得不限制存户提款。学生方面的威胁，比起现在反对政府的各种力量，反而显得不大了。但是总统的心情是要战斗。他在星期日早上，即回来的次日，第一个召见的部长，是陆军部长梅斯麦尔。谣传戴高乐本能地觉得要发表强硬演说，并且恢复全国的秩序。他觉得：当法国本身陷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自己出国去向罗马尼亚人宣讲他的民族独立的福音，那是很丢脸的。

　　但是那富有耐性、磐石一般的蓬比杜说服了他：最好的政策是沉默。原先本已决定，总统要在5月24日星期五，即回国一星期后，向全国人民演说。为了维持尊严，这个预定计划必须遵守。从艾丽榭宫透露出一句尖酸讥消话：“改革，可以。一塌糊涂，不行！”这是戴高乐将军对敌方阵势的估计。在那些只看到事情表面的人眼中，戴高乐这个说法似乎既危险又富于挑拨性。不过，政府的战略家并没有丧胆。他们知道，政府会平安渡过反对党所提出而定于5月22日星期三表决的谴责案。他们很欣慰地看到共产党和革命学生之间日益疏远，很明显，洛歇、他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总工会，不会那么容易受影响而突然转过去支持起义。同样地，人人都看得出来，共产党和米特朗的社会党的结合——唯一可信的能够代替蓬比杜政府的政党联盟——也距离成功尚远。共产党要迫使米特朗同意一个共同的政府纲领——那就是，签订合同，保证如果左派上台，共产党要有一部分权力。但米特朗和他的社会主义联盟很狡猾：他们只要求现政府辞职和举行大选。在这急速发展的局势中，米特朗不愿意受任何拘束。最后，总工会和民主总工会想协调他们共同的的罢工行动并提出一致的要求，碰到许多困难。在这方面，政府也希望加以分化，以便继续统治。孟戴斯—弗朗斯，这位法国政治上孤独的先知，对左派这种混乱状态很关心，开始踏入竞技场的时候，发表一个简短的谴责性的声明。他说：“现在政府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它可以退让……”

　　戴高乐和他的总理，现在判断争取主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们的计划是双管齐下。第一，用一种姿态，表示承认当时令全国瘫痪的那个罢工的惊人和非常的性质，提议仿照1936年马提雍协定的方式，采取一种同样是非常的解决方法。按照马提雍协定的方式，由政府、雇主和工会举行圆桌会议，结果让工人阶级取得前所未有的许多利益。由于法国工业的老板们一向是坚持在最下级，即工厂一级，分别谈判的，所以这个1968年马提雍协定的提议，就显得更有动人的效果了。在法国从来都很少有大厂商同意举行全公司性的工资谈判，更不用说全国性的工资谈判了。人们觉得：提议举行最高级、全国性的商谈，会消除工会的斗志，同时也令那同样讨厌的雇主集团就范。戴高乐虽然是专横而且充满保守的传统精神，他对顽固不化的法国资本主义倒并无好感。

　　政府反攻的第二条战线，是“参加”这个字眼所构成的有魔力的武器，戴高乐要在星期五演说时把它向社会人士发射。他将请求全国人民，用全民表决的方式对他的计划作判决。不但因为全民表决是屡试屡验的方策——它已经有四次使政府达到目的——而且，人们认为，“参加”这个提议，正因为它是含糊而没有确定含义，会满足千百万人之渴望对于管理自己的事情得到较大发言权，这种渴望正是罢工的真正意义。“参加”这个字眼，含有种种暗示，分享利润，共同管理，一向严厉傲慢的上司对下属让步——人人都有一份。

　　在5月22日星期三以前，这些计划顺利地逐渐策划成熟。在形式化的谴责案辩论中，政府轻易地取得胜利，比必要的多数还多出十一票，不过，有两名戴高乐派议员的行动，造成一点戏剧风味——恰好足以让人家觉得这场斗争是有真实意义的。这两人都是全国著名的人物，属于党内的左派，两人都脱离了戴高乐派队伍。卡必丹（Rene Capitant）放弃他的国会代表权，以避免要投票反对政府。比桑尼则投反对票，然后辞职。卡必丹的做法，被人们认为是更光荣的做法。他是戴高乐的朋友和热烈崇拜者，所以他的行动引起一些不安。但整个结果是明确无疑的，而政府——至少据它本身估计——经过这次考验，显得更坚强了。

　　同一天，三二二运动的领袖康边迪，被宣布为“不受法国欢迎”。内政部宣布，康边迪（当时在柏林与阿姆斯特丹之间）将被拒于法国任何边境检查站。大批防暴警察开到拉丁区的心脏——才隔了三天不见，现在又在索尔邦对面的广场显著的位置上站起岗来。这一切都表明，政府的自信心正在提高起来，虽然这信心也许是出于错误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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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普遍寂静无声的环境中，这些巧妙的政治计谋实在有几分不大真实。全国的工业噪音都沉寂下去，仿佛一切都要退回到自然的状态。现代社会的错综复杂、互相牵连的网状组织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宛若无数游离的原子在那里跳荡着的样子。大家都只能靠自己，退到家里或者工作地点去。这像是额外的假期，像一次很愉快地延长了的休息日，用不着感觉良心不安或者受到太太唠叨。事实上，在星期日妻子和孩子们还来和罢工者相聚，把工厂的院子变成快乐的市集场地。那情形仿佛是工人阶级放弃了政治斗争。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起来，这种偶然的闲散，工人们这样好像主要一般无所事事地呆在厂里，正是革命的本质表现。工人们从来没有谈论得这样多，解答了这许多难以明了的问题，互相之间了解得这么清楚，或者跑到那些一向是经理们用来指挥管理的很干净、铺着地毯的房间里仔细勘探一番。没有一间秘密的门不敞开。罢工在5月22日达到了最高峰，全国各地无不波及。里昂市的大规模商用车辆制造厂贝利耶厂（Berliet）的工人，来一次大规模的涂鸦游戏，把工厂正面墙上的字母次序调换成为“自由”（Liberte）。法国雇主联合会的巴黎总会——这是一切大老板社团之中最富于大老板气味的一个——被一队造反的工程师“占领”了两小时。全部商船停航，殡仪馆也停工，巴黎一些大旅馆也一样。百货公司华丽的橱窗都上了窗板，数以百计的市政厅也都关起大门。连庄严的法兰西银行和财政部，以及马库尔地方的原子能工厂，都不能幸免。预测天气的人员也罢了工。真是寂静非常，而且可喜。汽油快用完了，可是人们并不怎么恐慌；一部份担心的主妇把附近杂货店里的货物买光，可是这种做法并不普遍。巴黎弄得很肮脏，满地都是垃圾和政治传单。但一般人的心情并不是恐慌，而是高兴和解放。公共交通工具停顿了，大家重新学会走路。在长途步行当中，产生了许多友谊。什么害羞、拘谨和势利眼，通通一扫而光，因为大家都变成搭便车的人了。整个气氛像是战时放假的日子，无拘无束，令人快乐，而春天的空气是令人陶醉的。好哇，同志！

^[1] 1934至1936年间，法国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共产党与社会党、激进党等结成“人民阵线”的竞选联盟。1936年5月，人民阵线在选举中大胜，社会党领袖雷翁·勃伦就任总理。工人认为这是急剧变革的进军号，一百五十万产业工人立即自发地实行罢工，并且占领工厂。店员及其他雇员随即响应，农业工人也开始包围农场。参加直接行动的人约共六百万，造成革命形势。但社共两党都坚决反对革命路线，只实行部份的改良政策，制订马提雍协议，给工人若干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不久便在通货膨胀及物价上升中化为乌有。勃伦政府日益右倾，甚至开枪对付示威工人。社共两党的关系也日渐恶化。人民阵线政府终于在两年后倒台。——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