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小型革命实验：一九六八年的南特

“我们什么也不要求。
我们什么也不讨取。
我们要去拿。
我们要占领。”

　　——索尔邦墙头诗句

　　在很不平常的六天里，从1968年5月26日到31日，位于布列塔尼半岛南部罗亚尔河口的南特市，简直成为一个自治的苏维埃的所在地。有个罢工中央委员会——代表工人、农民和学生的团体——在市政厅里成立起来，实际上成为真正的地方政府。代表巴黎中央政府的驻在该市的省长，除了一个守门人之外，什么僚属都没有了，另外还有一支不大的警察队，但他不敢使用。

　　这个“工人权力”的实验，尽管为时甚短而且很混乱，却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南特的罢工工人超越抗议的界线，达到了革命。在那里出现了新机构的萌芽，代替那些被罢工弄得瘫痪了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机构。这正是革命派所渴望的两重政权的一个榜样。可是没有人仿效它，而在南特本身，到了5月30日戴高乐发表强硬演说之后，它也不过维持几小时而已。我们在上一章说过，总工会极力反对这样的起义，同时全国大多数工人也完全不需要这个。无论如何，究竟工业社会能否容忍这种直接民主的无政府状态，是很值得怀疑的。但这在南特真正发生了——并不是幻想。这运动没有蔓延开来，令学生领袖非常失望，他们是一“占领”了索尔邦就号召工人起来和他们一同革命的。

　　在五月危机当中有些非常的时机，看起来学生和工人的联合好像要实现了，例如5月13日大示威的时候，以及5月27日沙雷蒂运动场群众大会的时候（关于这事件我们将在第十四章里报道）。青年人手足之情洋溢，把阶级和民族的藩篱都打破。一群群学生开到工厂来支持罢工者。在索尔邦（后来在塞特街的心理学院也有）成立了一个“学生工人联络委员会”，注意学生与工人之间到处自然发生的接触。巴黎地区各厂的工人，时常自动来到这个委员会要求学生帮助——尤其是六月间，当罢工受到很大压力而有崩溃危险的时候。男女学生，革共青团员，带着完全像传教士那种献身事业和谦虚的精神，三三两两地去到工厂，设法展开讨论，散发传单，传播那种福音，说总工会是替资产阶级国家服务的、硬化了的官僚机关，必须在工场里创立新的革命领导。更热心的，是亲华的共青联（马列）的战士，他们根据”为人民服务“的哲学，放弃了学业，去工厂里当小工，更便利于传播他们的革命思想。这些年轻人，不论托派还是毛派，好像在敌人地区里活动的游击队，受到强大的总工会机关追击。他们的精神值得敬佩，不过成就甚少。法国的工会和英美工会不同，不能夸耀有大批交足会费的会员。它们往往只得到类似政党那样的支持：工人心中有数，要支持哪一个工会，但并不一定加入。它们的会员虽少，然而并不因此而缺乏效能。它们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要在一家工厂里向总工会挑战，可不是玩耍的事情。

　　学生革命分子所希望的，是工人超越“罢工和占领“的阶段，真正去侵犯经理的权力。他们想要工人在工厂一级成立工人管理的机关，作为工人国家的先驱。这种野心在五月里没有实现：在工厂里发生了许多其他的东西，但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在漫长而无所事事的罢工的日子里，爆发了热烈的谈论，也许是工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全国各地的罢工委员会建立了纠察队、了望塔和伙食供应，还主办星期日工人家属的康乐活动。在许多工厂，把经理禁闭在他铺着地毯的办公室里。有少数工厂，工人委员会开会起草民主管理的方案^[1]。不过并没有对“头子”的权力作全面性的侵犯。如果有的话，统治阶级的反应就很可能更强烈了。

★　　　　　　★　　　　　　★

　　1968年5月14日下午3点，在南特附近布关奈地方南方飞机公司的工厂里，工会的代表决定把经理禁闭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有他手下一部分管理人员也同样被关进去。罢工工人派一个人在门口守卫。在室外安了一个喇叭，播放革命歌曲，“好让经理不用在思想上费力气就学会国际歌”^[2]。（播音是那么震耳欲聋，以致守卫者诉起苦来，因此到底关掉了。）环绕工厂的围墙，建筑了了望塔，由工人守望，他们晚上睡在货物箱里。这家工厂有2800名工人，是全国头一家被工人“占领”的工厂。这行动引起迅速蔓延全国的“占领”运动。

　　南特市本来有凶悍好斗的传统，劳资关系很恶劣。它和它的孪生市镇，圣纳塞尔，经过战争摧毁之后，依靠一个渐趋衰落的工业——造船业——而重建起来。当地工人运动中有一批死硬的共产党分子，随时能够发动罢工。这情形当然令新的工业不愿意搬来这个地区。例如，当雷诺公司计划开设新厂时，不选择罗亚尔河口，而选择塞因河流域的弗凉。南方飞机公司很勉强才在那里开设了工厂，后来一直是除了麻烦什么好处也得不到。1957年有一次关厂，工厂由警察驻守，后来在1960和1962年，又发生关厂。1968年5月初，总工会（在南方飞机厂有八百会员）、民主总工会（七百会员）和“工人力量”总工会（三百会员），因为厂方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减少每周工作时间而不减工资，共同决定罢工。这就是5月14日把经理杜弗舍（Duvochel）禁闭起来的背景。罢工工人很快就组织起来。他们搭棚居住，作各种游戏来娱乐，又由志愿人员办一个食堂。

　　像南泰尔的情形一样，学生在南特对于煽动起革命情绪也起重大的作用。五月七日，学生和教师联合罢课，声援当时已遍及全国的大学抗议运动。到了5月14日南方飞机厂的野猫罢工^[3]爆发时，学生赶紧把钱和从大学宿舍取出来的毯子送去支持工人。他们补充罢工纠察队的力量。中学生也参加这运动，在5月11日参加冲击南特火车站。工会方面，起初对于这些援助的提议反应冷淡，后来慢慢对学生友好起来，最后肯让法全学联和全教会（全国教育会）参加罢工中央委员会了，这委员会在5月26日成为市内主要的权力机关。其中委员会包括三大工会，两个农民协会（农垦总会和青农会^[4]）和大学师生团体的代表。

　　罢工中央委员会首先担任的工作，是管制进出该市的交通。早在5月24日，罢了工的交通工人，已经在进出南特的四条主要道路上设立路障，由他们在学生帮助下驻守。罢工中央委员会在5月26日成立后，开始发出汽油配给票，也发出通行证给那些货车司机，载运必要的货物供应罢工工人或供应郊区农场。（制度相当混乱；南特最大的工厂主之一申请通行证，也得到了。）地方警察不敢分散力量去进攻那些路障，而该地区的各镇公所也对这些新规例诈作不见。因此，有好几天该市和外间隔离了，受工人管制。

　　还有一个同样带革命性的事件同时在该市发生，尤其是在勒巴梯约工人区里面。那就是，从5月24日起，勒巴梯约区罢工工人的妻子们，决定管制运给当地商店的食物。他们成立了街坊委员会，其他工人区的居民也来效法他们。这些街坊委员会和罢工中央委员会接头，中央委员会5月29日利用学校校址，开设了六家货物零售处。同时，那些农民协会号召会员合作，把粮食供应罢工工人。一队队工人和学生出城去帮助农民挖刚成熟的马铃薯。由于废除了中间商人，革命新政府做到了减低零售价格：每一公斤牛奶从80生丁降至50生丁；一公斤马铃薯从70生丁降至12生丁，红萝卜从80生丁降至50生丁。大规模的食品杂货店被迫令关门。有些小店还许可开门，但工会职员每天早晨来检查物价。工会分发粮票，援助比较困难的罢工家庭，三岁以下儿童给一法郎的牛奶，三岁以上的有半公斤面包和一法郎的其他食物。教员设立托儿所，照管罢工工人的儿女。

　　工人和农民过去时常是不和的，现在开始合作了。电力工人保证挤奶机器用电不致中断；运送给农场的饲料和汽油都维持正常。农民来到南特，和工人学生并肩游行。三十二年前，1936年，有五万农民，大部分是受雇于大农场的，曾在南特示威，反对人民阵线。这地方过去是“树昂运动”的地区——就是十八世纪末页，保王党农民大规模反抗共和政府的现场。但时代不同了。今年五月，“王室广场”改名为“人民广场”。

　　这样，有几天，南特尝试了人民政府的开端。这实验未能持久，除了作为罢工工人心中热烈的记忆。到5月31日，警察来进攻的威胁越发令人担心了。圣灵降临节的周末，使战斗性松懈下来。6月1日，罢工委员会决定取消汽油配给制，因为这不受驾驶人欢迎。6月1日到2日的夜里，路障也拆除了，因为恐怕巴黎会派武装车运队冲进来。紧急状态撤消了，生活恢复正常，省长也恢复他的权力。但南特已经干过一次宝贵的小型革命。

^[1] 絮列斯尼地方的南方飞机厂的管工们，起草了一个野心很大的方案，要在全国飞机和太空工业中实行“民主管理“。参考世界报1968年6月26日Josée Doyere的报导。

^[2] 关于南特罢工的详情，可参阅《五月记事》第一号，1968年6月15日。

^[3] “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一词中的“野猫”的一般意义本是冒险，不实际，但“野猫罢工”整个名词，习惯上指未经工会批准的自发性罢工，所以有人译为“非正式罢工”。作者此处将南方飞机厂的罢工称为“野猫罢工”，但上文又说罢工是三大工会决定的，似乎自相矛盾。唯有直译备考。——译注

^[4] 两会全名为“全国农垦业总会”及“全国青年农业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