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不向风暴低头——战时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1981）
导言
出版工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洞悉，在日本扩军备战和随后的战争时期（1931—1945）[1]，日本劳动人民，特别是左翼和工会活动家，面临的是怎样的艰难时世。从俱乐部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会员们是如何坚韧顽强地创立和扩大俱乐部的，在这段黑暗、艰难的时期中，同志们又坚韧顽强地呵护了日本工会运动与政治活动的种子，并为未来撒下了种子；为了躲避警察的严酷镇压和严厉审查，他们不得不在巨大的压力和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活动。一旦被捕，就要遭受监禁和酷刑。
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怎样使国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这在西方早已广为人知。然而，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抵抗却鲜为人知。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有自己的史书；但是，军事工业中的反战活动、罢工和其它形式的抵抗，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记载。俱乐部及其会员的故事，是日本工人阶级的非凡抵抗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书讲述的各种事件，主要发生在日本军国主义急剧膨胀的时期，特别是在卢沟桥事件之后；书中还提到了较早的时期，那时人民的政治权利和民权就已经开始受到限制了。
在明治时期（1868—1912），日本走出了近二百年的闭关锁国状态。日本统治集团陷入了危机之中，在经过一连串的斗争之后，政权才巩固下来，天皇重新成为了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权力集中在一小撮元老政治家手中。日本经历了剧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型。
在1894—1895年，为了争夺朝鲜半岛，中日两国爆发了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的军事实力受到了考验。中国的战败，使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朝鲜半岛和满洲成了俄国与日本角逐的焦点，日本在满洲和库页岛部分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加强。
1912年，明治天皇死后，由他的儿子继位，年号为大正（1912—1926）。历史学家认为，与大正时期之后的二十年相比，大正时期比较平静、繁荣。在大正时期，政府虽然稍为民主一些，但总体上是保守的。尽管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有十五万人丧生，东京和横滨的工业能力大半被毁，但制造业的产量还是翻了一番。
日本继续进行军事扩张。由于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协约国，所以它获得了德国在中国、满洲、内蒙古的权益及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大大扩张了它的势力范围。这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协约国入侵俄国，同红军战斗，直到1925年才撤离俄国。1919年，大正天皇由于精神崩溃而不能视事后，就由他的儿子裕仁代行官方职务；1926年，大正天皇死后，正式传位于裕仁，年号昭和[2]。
人民的不满日渐加剧，左翼思想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让统治集团深为不安，再加上社会变革的影响，统治集团便采取措施，阻止“危险思想”的传播。比方说，他们在1925年通过了《治安维持法》，1928年，大批左翼政治家在议会选举中当选后，他们又利用《治安维持法》去镇压。规模虽小、却在日渐壮大的日本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都被捕入狱了[3]。对于集会的镇压越来越严酷，共产党员及同情者是镇压的主要受害者。在1922年、1928年和1929年4月，发生了一连串针对“赤色分子”的大逮捕、大屠杀和大审讯。仅在1928年3月15日这一天，就有1200多名共产主义者和同情者被捕，在1929年又有700多人被捕[4]。在三十年代，对共产主义者的镇压继续进行[5]。在1932年10月，全国有将近1500名活动家被捕。被警察关押的人不明不白地死去的报道，在报纸上不断出现。
岩田义道[6]和小林多喜二[7]之死是最著名的事件，在此有必要讲一下。本书中也提到了他们的名字，而他们的经历，证明了杉浦、田口和柴田在狱中遭到的酷刑是特高警察的惯用手段。岩田义道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死于1932年11月13日，这次事件非常轰动，后来又被压了下去。尽管官方声称他死于脚气病和心脏病的并发症，但在尸检中发现他根本没有这两种病，反倒发现了体内大出血、胸腔和大腿肿胀的痕迹。岩田的父母要求对他的死因进行调查，并认为警方的几个审讯员和特高警察头目是杀害他们儿子的凶手。但是，在东京地方法院的压力下，岩田的父母放弃了要求。小林多喜二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蟹工船》就是他的名作。他于1931年入党，曾多次被捕和遭受刑讯。1933年2月20日，他在刑讯中被拷打致死[8]。
随着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人民的管控愈加严厉，镇压也愈加严酷。1929年，一个军方头目写道：“为了维持国内的政治稳定，日本必须向海外扩张[9]。”在三十年代初，内阁会议的参加者反复抱怨说，国内的动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妨碍了国防[10]”。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侵占了中国北方的三个省份，扶植了傀儡国“满洲国”，然后又在1932年9月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在三十年代中期，军部和文官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1936年2月26日，一批青年陆军军官发动政变，企图以天皇的名义，消灭“邪恶”的日本政府。陆军有大约1500人参加了政变，但忠于政府的有14000人[11]。这次政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府加强了对民间政治活动的限制，并以这次政变为借口，禁止了1936年的五一节活动[12]。1940年，政府成立了由自己控制的工人组织——产业报国会，这个组织是专门为全职工人设立的，政府还为非全职工人设立了另一个组织。在产业报国会里，政府和雇主把企业当作一个大家庭。在右翼工人领袖的配合下，警察在每一个工厂里组建了产业报国会，并对其加以督导，企图迫使工人无条件地接受强迫劳动、加班和低工资。
在这一时期，统治阶级的行动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社会动荡和抵抗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13]。在明治时期，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了日本。争取男性普选权（1925年赢得）、社会福利与工人权利的要求是关键。社会主义者试图建立反对日俄战争的运动，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指出：“资产阶级大发战争财，牺牲的却是平民[14]。”对政治制度的幻灭、通货膨胀、严厉的政策和极为有限的民权，激起了大量的抗议，参加者主要是学生、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1906年，日本社会党成立；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1919年，日本劳动总同盟成立。1922年，水平社成立，它是部落民的代表，提出了部落民的要求；部落民尽管属于日本民族，但由于他们以前从事屠宰牲畜、鞣制皮革等佛教眼中的“贱业”，而长期饱受歧视。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全都试图向统治集团表达深重的愤怒与仇恨。总同盟是日本最大的工会联合会，尽管它谴责日本对俄国革命的干涉，并要求朝鲜自治，但它的激进主义并没有坚持多久。
左翼文化在二十年代的气氛中诞生了，并形成了对不断发展的军国主义的批判的基础。持续不断的镇压，破坏了许多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宣泄途径，但是，在工厂和农村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小圈子，使工人和农民能够发展出自己的文化。处于地下状态的日本共产党就通过这些圈子开展地上活动，它在传播反战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这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15]。
通过本书介绍的俱乐部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活动是如何开展的。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对战争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还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日本人民对政府的扩军备战进行了怎样的抵抗，这样的资料正在不断增多[16]。这段历史还能有力地反驳这种观点：日本工会运动全面配合了国家对工人的镇压，要不就是干脆彻底消失了。
战时的工会组织率非常低，只有5%。尽管如此，战时的产业行动却非常频繁。1931年有2456次罢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罢工的数量下降了，但在1937年，罢工的次数却达到了2126次，有231622名工人参加了罢工[17]。1932年3月，在全协的领导下，东京地铁工人举行罢工，并赢得了胜利，改善了工人的状况。这次罢工的胜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书中提到的东京印刷公司罢工和安久罢工就是在它的影响下发生的；俱乐部的会员们积极参加了支援罢工的活动。
在三十年代，日本工会运动的成员积极参加了反战、反军国主义的活动，但在1937年，许多主流工会不再积极地进行产业行动，实际上丧失了工会的职能。地下工会也在这时候遭到了镇压。从1931年开始，总同盟的工会合约中就加入了“产业报国”的承诺[18]。1940年7月，总同盟解散了，没有参加总同盟的工会也大都解散了。
尽管工会运动瓦解了，但在军事工业里，却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产业纠纷。在全国范围内，由于工人的阶级觉悟高涨，由于工人反对战争，爆发了许多斗争[19]。比方说，在1942年，在被海军控制的钢铁厂里，工人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和领导下，提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他们利用怠工进行抗议，采用了包括故意生产废品在内的各种手段。日立公司龟户（东京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工厂的工人也进行了同样的怠工行动，迫使管理层同意加薪[20]。
本书以日本投降、盟军占领日本为开端。这次占领本来应该是人道主义的，本应扶持民主、树立和平劳动。但它实际上却是种族主义的、报复性的，对富人有利的，并使日本重新开始武装。远东美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下令，不得与日本人进行友好活动，尽管许多日本人正在忍饥挨饿，也不能救济他们。西方对日本的改造是半心半意的，因为在中国和朝鲜击退共产主义更加重要。战争结束后被清洗的人，现在又成了反共盟友，而左派又遭到了猎捕。曾为占领当局工作过的托马斯·A·比森[21]在日记中写道：“日本旧体制遭到的唯一一次真正的挑战，已经退去了[22]。”
工人阶级迅速明白过来：它只能依靠自己的行动，不能指望占领军的帮助。日本统治阶级在战争中元气大伤，使工人阶级获得了斗争的空间。战后，工人阶级对工会运动和产业斗争的兴趣大增。1945年年底，工会会员的总人数为60万人，到了1948年6月，工会会员总人数猛增到670万人，换句话说，53%的劳动人口参加了工会[23]。对粮食匮乏的抗议，在1946年五一节游行中达到了顶点。大约二百万人参加了这次抗议，仅在东京就有五十万人参加。日共书记长德田球一[24]高呼“打倒天皇！”，赢得了长时间的喝彩。一位观察者写道，那一天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欣喜——或许正是战俘重获自由时的那种狂喜[25]”。
本书正是日本阶级斗争史的一部分，它告诉我们：即使是在最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中，工人群众仍然会进行罢工、斗争，会组织起来。但是，他们坚持反抗军政权的斗争，却使他们个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军国主义时期，杉浦和其他活动家力图保存日本工会运动的传统，他们的努力在战后立即收到了成效，俱乐部的许多会员都在这项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讲述的故事，是在军国主义日益猖狂、工会活动不断遭到镇压的背景下发生的。创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反驳这样一种观点：在战时，日本是没有工会的。杉浦记载了印刷出版工人为了建立“和工会”[26]而进行的活动；在东京印刷公司罢工后，印刷工人为了有一个能够代表普通工人的利益的组织，而在1935年建立了和工会。随后，和工会又改变了行动方针，在1937年改为出版工俱乐部，这样做是为了以一切可行的手段同工人群众保持联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杉浦和他的同志们面临着危险、监禁和拷打，但正如他说的：
我们做了对于现在的任何一个工会活动家来说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在战时法西斯主义的镇压下，日本的工会全军覆没了，尽管如此，出版工俱乐部仍然保卫了组织，没有让印刷出版工会的血脉就此断绝。
1977年11月6日，为了纪念俱乐部、柴田隆一郎和白石光雄的功绩，人们在东京葛饰区（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乘愿寺[27]里立起了一座纪念碑。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因为这个寺庙离柴田和白石曾居住多年的地区很近。碑文是由当时的日共议长野坂參三[28]撰写的。
1964年，为了缅怀柴田，保存战时日本工会运动的记忆，杉浦创作了本书的第一版：《战时印刷工人的斗争记录》（戦時中印刷労働者の闘いの記録），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32位俱乐部幸存会员的协助，汇聚了他们的回忆[29]。1981年，为了向新一代工会活动家传授工人抵抗的历史，并鼓舞其他人行动起来，这本书又出了第二版：《年轻人不向风暴低头：战时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若者は嵐に負けない―戦時下印刷出版労働者の抵抗）。
杉浦正男指出：俱乐部活动的参加者当中，有些人确实是具有阶级觉悟的，但也有不少人只是单纯的支持者，有许多人在斗争中牺牲。他还承认，这些人并没有被遗忘。他们不顾镇压，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勇气、信念和积极行动的精神，本书英文版的出版，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事迹。
凯·布罗德本特，布里斯班，2019年2月
[1] 我这里采用“十五年战争”的说法，即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为止；另请参阅Banno，2014年。——英译者注
[2] Morris-Suzuki 1984:3。——英译者注
[3] Morris-Suzuki 1984:6。——英译者注
[4] 这两次大搜捕就是著名的“三·一五”与“四·一六”事件。——中译者注
[5] Hane 2000:123。——英译者注
[6] 岩田义道（岩田 義道/いわた よしみち，1898年4月1日——1932年11月3日），生于爱知县叶栗郡，毕业于松山高等学校后，考入京都大学，师从河上肇，1925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被监禁十个月，又被大学开除。1927年12月参加日本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1932年10月30日被特高警察逮捕，11月3日在审讯时惨遭杀害。——中译者注
[7] 小林多喜二（小林 多喜二/こばやし たきじ，1903年12月1日——1933年2月20日），小说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生于秋田县北秋田郡的一个小农家庭，1924年毕业后进入北海道拓植银行工作。1929年发表《蟹工船》，立即成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旗手。1930年担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书记长，1931年10月参加日本共产党，1933年2月20日被特高警察逮捕后，在审讯时惨遭杀害。——中译者注
[8] 消息来源：Mitchell 1992:82-3。——英译者注
[9] Iegana 1979:11。——英译者注
[10] Gordon 1991:264。——英译者注
[11] Banno 2014:217。——英译者注
[12] Shioda 1982:119。——英译者注
[13] 这一节内容摘自：Broadbent and O’Lincoln 2015。——英译者注
[14] Ienaga 1979:13-14。——英译者注
[15] Broadbent and O’Lincoln 2015:297。——英译者注
[16] 比方说，请参阅：Dower,1993。——英译者注
[17] 如无特别说明，关于日本工会运动的信息均来自：Broadbent and O’Lincoln 2015:299-301。——英译者注
[18] Gordon 1991:299。——英译者注
[19] 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 1965:18。——英译者注
[20] Fujihara 1975:208-210;293-294。——英译者注
[21] 托马斯·阿瑟·比森（Thomas Arthur Bisson，1900—1979），中文名毕恩来，1923年毕业于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随后前往中国，曾在北京大学执教，1928年返回美国，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三十年代在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工作。1937年前往延安，采访了多位中共领袖，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日本侵华》（Japan in China）。日本投降后，前往日本，参加了解散财阀、制定新宪法的工作。1948年回国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79年逝世。——中译者注
[22] Finn 1992:141。——英译者注
[23] Nimura 1994:67。——英译者注
[24] 德田球一（徳田 球一/とくだ きゅういち，1894年9月12日——1953年10月14日），生于冲绳县名护市，毕业于日本大学夜间部，当过律师。1920年参加日本社会主义同盟，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时即加入，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2月26日被捕，直到1945年10月10日才获释。1945年日本共产党重建后，于1945年12月在日共四大上当选为书记长。1946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1950年由于“清共”运动而转入地下，1950年10月流亡中国，在北京遥控日共活动。1955年在北京逝世。——中译者注
[25] Moore 1983:177-178。——英译者注
[26] “和工会”的意思是“日本语印刷出版工人协会”。——中译者注
[27] 乘愿寺（乗願寺）位于东京都葛饰区高砂八丁目，属于真宗大谷派。——中译者注
[28] 野坂参三（野坂 参三/のさか さんぞう，1892年3月30日——1993年11月14日），生于山口县荻市一个商人家庭，本名小野参弎，9岁时过继给母亲娘家野坂家后改姓野坂。1912年入读庆应义塾大学，在学期间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19年前往英国，参加了英国共产党。1922年参与创立日本共产党。1931年流亡苏联，1940年前往延安，组织日本工农学校，1944年创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被俘的日本士兵当中开展反战宣传教育活动。1946年回国，参加了日共的重建工作，同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1950年流亡中国。1955—1958年当选为日共第一书记，1956—1977年连续当选参议院议员，1958—1982年当选日本共产党议长，1982年退休。1992年，由于在流亡苏联期间诬陷山本悬藏之事曝光，而被日共开除出党。1993年逝世。——中译者注
[29] 但在杉浦正男接受采访时，他说当时幸存的会员有三十六人。——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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