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不向风暴低头——战时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1981）
第五章 同阻挠组织活动的敌人作斗争
和工会的敌人
我们的活动集中于东京的印刷产业，所以我先介绍一下东京印刷产业的分布情况。最大的几家印刷公司当中，共同印刷位于小石川区（现属文京区），大日本印刷位于牛込区（现属新宿区），凸版印刷位于本所区（现属江东区[1]）。而中型、小型和微型印刷厂零星散布于整个东京，主要集中在神田区[2]（现属千代田区）、京桥区（现属中央区）和芝区（现属港区）。要说原因嘛，神田区有许多出版社，吸引了许多印刷出版物的印刷厂；京桥区是中央政府机关的中心，吸引了许多以承印办公用品为主业的印刷厂；芝区有许多出版经济杂志和业界刊物的出版社和新闻社，吸引了许多印刷报纸和杂志的中小微印刷厂。这些企业的工人几乎都没有参加工会，因此他们的劳动条件非常恶劣。每一家工厂的劳动时间都很长：算上加班在内，一天要工作十三小时，中间只有两次休息，一次是中午，一次是下午五点，每次只有半小时。每个月只有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天能够休息。尽管劳动条件这么差，但是每一家公司开的工资，算上加班费在内，也只能勉强糊口。因此，我们选定这几个地区，开展了下列活动。
和工会是联谊会性质的团体，它一开始只有大约二十六名会员。机关报《和工会》是用活版印刷的，在芝区、京桥区和神田区的中小企业的印刷工人当中散发，向他们宣传和工会。这种宣传也像现在的工会活动一样，不会讲太难懂的话。我们最紧要的任务，是尽量帮助那些由于参加东印罢工而被解雇的工人找到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新会员。
经济越来越不景气，在东印罢工的同时，荏原制作所[3]、松竹[4]有声电影部门、东京薄呢[5]、东电千叶、大同电力、东京计器[6]、川崎汽船[7]、东交[8]等企业都发生了许多罢工，它们大多是防御性的，目的是抵挡对劳动条件的进攻，包括裁员和减薪在内。
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加紧侵略“北支”（中国北方）。统治阶级为了进行战争，就必须彻底镇压国内的一切反战势力。形势变得越来越黑暗了。
在这种状况下，柴田为了巩固和工会而进行了狂热的工作。他经常说：
“战斗工会已在镇压下彻底覆灭，剩下的工会都被腐化的右翼干部把持着，同政府和资本家勾结起来，全都堕落了。所以，它们不可能为了工人生活、民权或反战等问题而进行认真的斗争。群众自然也就抛弃了它们。另一方面，这些干部一件好事都没干，专干坏事。哪里的工厂发生了罢工，他们就马上跑去指挥。罢工结束后，他们就把罢工基金的一大部分塞进了自己的腰包，美其名曰‘手续费’，简直就跟事件屋
[9]一样堕落。所以他们失去了工人的支持。但是，有错的不光是这些干部，工人自己也有错。如果工人全都理解工会的重要性，全都加入工会、参加工会活动、按时缴纳会费、支持工会干部，使工会的工作人员能够维持生活，就不会变成这样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了把工会引上正道，工人必须理解组织的重要性。”
和工会的初步活动，就是向工厂工人提出具体的问题。会员们到自己的熟人工作的工厂去，向工人提问：“你们厂还有排字工或拣字工的空缺吗？要是没有的话，能不能麻烦你们介绍几家还有空缺的工厂？有很多人失业了。如果有哪家工厂愿意雇用他们的话，请一定要通知和工会。”哪里有工厂招工，我们就派人过去应聘——不光是派那些由于参加东印罢工而被解雇的工人，也有其他工人。前面讲过，由于大多数印刷工人都没有参加工会，所以他们只能听凭资本家的摆布，而他们的人权也得不到丝毫保障。
那些在大日本、凸版和共同等大型印刷公司和在《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10]等大报社工作的工人，相当于印刷工人中的贵族。这些公司偶尔会有人辞职，留下空缺。谁要想填补空缺，当上正式工，就得给管人事的或有路子的人塞一大笔钱，一般要三百到五百元。大多数印刷工人只能勉强度日，根本出不起这么多钱，所以只好在各个印刷厂来回打零工，当时大家都是这样过活的。人脉广的人，可以靠朋友的路子，比较容易就能找到工作，但是人脉不广的人就会一连几个月都找不到工作。
对于那些身体好、年轻气盛的人来说，由于找不到工作而游手好闲，简直跟死一样难受。所以，和工会的职责就是帮忙找工作，让大家相互救济。
和工会成立后，在刚刚开始帮失业的印刷工人找工作的时候，我们突然遇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强敌。在早稻田[11]有一家私营的职业介绍所，叫做“寻职会”[12]，它打出大幅招牌，自称“失业者的红十字会”；其实它只是想在失业的印刷工人身上捞钱罢了。现在要想开职业介绍所，必须得到劳动省[13]的批准，但在那时候，到处都有叫做“桂庵”的职业介绍所[14]。寻职会的会长叫木村清五郎，一看这个团体的名字，就会明白它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寻职会给东京所有印刷业老板写信说，“我们可以提供大量的工人，他们愿意拿很低的工资，无论您何时需要他们，需要多少人，我们都会为您准备好。如果您需要临时工，请务必联系‘寻职会’。”资本家只用说出自己需要多少拣字、排字、拆版[15]、印刷等工种的工人，寻职会就会按照资本家出的工资，提供相应数量的工人。
寻职会在工人面前，把自己打扮成“失业者的红十字会”，它在广告中声称：“不管您何时前来，都有大量工作。请加入‘寻职会’。”如果有失业工人上门，他们就会问叫什么名字、多少岁了、住在哪里、有什么技术、有多少年工龄之类的问题，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呀，如果您来早一点就好了。刚才还是有工作的，可惜已经被人占去了。我们一有工作就会立即通知您，请您静候佳音。”然后他们就会收取十五钱的会费，再把人家打发回家。如果真的有工作，他们会让工人顶替，但是公司会把工作优先提供给“寻职会”干部、送礼的求职者和天天上门求职的人；对于其他人而言，交了会费也还是找不到活干。然而，东京只有这家职业介绍所会雇用印刷工人，所以全东京的临时印刷工恐怕都去过那里至少一次。
寻职会的勾当不仅影响了临时工，也无下限地拉低了正式工的工资。而我们的任务，就是积极地帮助和工会会员找到就业机会，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揭露寻职会的性质。我们试图在全体印刷工人中间点燃反对寻职会的情绪，不仅要让活动家们、更要让大多数印刷工人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迫使寻职会停止这种勾当。
我们通过和工会的机关刊物《和工之友》（和工の友）和每月集会来彻底揭露寻职会。我们指出：
“寻职会自称‘失业者的红十字会’，能够拯救上门求助的任何人，其实它只是在用不可能实现的谎言来欺骗我们这些失业者罢了。想一想吧：东京的印刷工厂的数量是有限的，可以提供的工作岗位自然也是有限的。就算有了寻职会，资本家也不会雇用超出他们需要的数量的工人。说到底，寻职会只是在利用好听的话，欺骗工人在各个工厂之间转来转去，借此大发横财。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迫工人不出怨言地干活，无下限地拉低了正式工的工资。我们必须迫使寻职会停止这种勾当。”
我们的控诉传播得很广。和工会的几个干部白石、坂村、金野等人还造访了寻职会的会长木村，向他提出了抗议。
“你们投资本家所好，按照他们提出的工资水平提供工人。这种做法不仅导致临时工、而且还导致正式工的工资水平一落千丈。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很多工人都说寻职会是工人之敌，甚至还说你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希望你们能认真检讨、好自为之。”
我们不懈地进行这项斗争，逐渐强调工人团结的重要意义。和工会的会员们在每一家工厂反复重申，不要让工资下降：
“每当自己的工厂需要临时工的时候，一定要抢在管理层联系寻职会之前，跟管理层交涉，争取获得介绍临时工的权利。这是因为，如果让正式工去介绍临时工的话，他们就会设法让临时工获得较高的工资，使其不至于拉低他们自己的工资；而且，如果开给临时工的工资低到足以拉低在业工人的工资水平的话，临时工也不会接受的。”
通过我们的活动，活动家和工厂工人逐渐认清了寻职会的本质；他们开始理解加入和工会的必要性。这种活动逐渐加强了和工会的力量。
寻职会也对和工会进行了疯狂的反击，它开始给和工会扣红帽子：“和工会是反资本主义团体，搜罗了一帮赤色分子”，然而，不久后就曝出了寻职会会长木村侵吞公款的消息，他还卷入了通奸丑闻。身败名裂之后，他就自杀了。虽然有个姓稻津的人接替了会长职务，但在一些年轻人得势之后，寻职会也开始分裂了。
在军国主义日渐强大的时日里
在我们继续开展这些活动的同时，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也在日渐强大。军部正在逐步落实对“北支”的侵略。“满洲事变”之后，关东军的权力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对华外交的基本方针是由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和大藏省四个政府部门来制定的，它们的目标是彻底控制“满洲”，并逐步侵略“北支”，攫取那里的资源。
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对日本的侵略忍气吞声。抗日救国运动像野火一般燃烧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万里长征的途中，一面同国民政府军战斗，一面指出：中国国民应当团结抗日，不然的话，民族就要灭亡，因此，它向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全体国民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呼吁得到了大批学生和工人的赞成，抗日运动在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柴田把这个情况介绍给了我们，他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了日本的侵略战争的本质，也使我们懂得了这场鲁莽的战争是必然要失败的，这种分析拓宽了活动家的眼界。
和工会集中精力完善组织，除了本部、芝支部和深川支部之外，又在小石川诹访町[16]的一个叫做“向”的人的住宅里建立了神田支部。
我们不仅要帮会员找工作，还要开展文化方面的活动，比如组织会员去穴森海岸[17]进行海水浴等。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柴田把精力全部用于开展组织工作，没有时间去找临时工的活计，所以他拖欠了半年的房租，在立石待不下去了，只好搬去本所区的锦丝町[18]。然后白石也搬过去跟他住在一起。从那时起，柴田家的二楼就成了和工会和后来的出版工俱乐部的司令部。
不久后，白石同妇女部的渡边圣[19]结了婚，他们搬到了柴田家附近的一处公寓，虽然是只有六畳[20]大小、附带厨房的单间，但总算是有了独自的住所。不过他们并没有享受新婚的快乐太久，因为他们的家很快就成了青年工人的落脚处。不管谁来，白石和阿圣都不会摆出厌烦的脸色。
二·二六事件
就在我们为了和工会的活动而四处奔波时，新的一年——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到来了。
那年二月的一个早上，雪下得很大，我们听说国会周围一带出了大事，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去公司上班的时候，跟我同在芝区工作的柴田过来找我，叫我跟他一起去。
我们俩冒着大雪涉雪而行。走到田村町一带的时候，发现大街上筑起了街垒，路上连一个行人都没有。著名的二·二六事件已经开始了。
近卫步兵第三联队、步兵第一、第三联队、野战重炮兵第七联队的一千四百余名士兵发动叛乱，袭击了首相、大藏大臣、内务大臣、侍从长、教育总监[21]的私邸，还占领了警视厅、内务省、参谋本部、陆军省和朝日新闻社。他们杀死了内务大臣[22]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了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还发表了冈田首相当场身亡的消息，但后来得知，他的秘书替他受死，救了他一命。叛乱部队把一些重臣血祭后，便在永田町的首相官邸与主力会合，发表声明，扬言要“除去破坏国体的元凶”。
这场骚动持续了三天。戒严令下达了，除了军部的声明之外，禁止一切报道。
陆军省先是把这些部队称作“起义部队”，然后又改称“占领部队”，很快又改称“叛军”。从称呼的变化可以看出：发动政变的青年将校企图建立军政权，这让政界和财界的人很不高兴，而刚刚得知事件真相的国民也对军部感到反感，所以陆军便对叛军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以这次事件为契机，言论、报道与集会的自由受到了非常严厉的限制。内务省还以维持治安为名，禁止了此前每年都要举行的五一节庆典。五一节庆典自此再也没能举行，直到日本战败、国民获得解放之后才能重新举行。军部以流血事件和戒严令为借口，大大加强了自身的发言权。
安久公司罢工
此时的气氛越来越压抑，让国民喘不过气来。
尽管如此，和工会仍然继续组织小型集会，芝、神田、深川等支部仍然定期开会，到了五月，由于五一节庆典被禁止，我们便组织了郊游，不过我们并没有向会员广泛传达。这次郊游是在砧村[23]附近的山林里举行的，前来参加的会员和他们的家属共有八十人。柴田看着参加郊游的人群，喃喃自语：“就算形势恶化，仍然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活动。”
砧村的郊游，1936年5月
但和工会并不只是同寻职会进行思想论战。我们当时还在进行两场斗争。
第一场是支援安久罢工的斗争，安久公司位于芝区新桥[24]的高架桥下，雇员约有三十人。社长福井安久太打算以优化管理的名义解雇一批工人，其中一些工人是和工会的会员，所以我们反对解雇，而社长就假装关厂。我们在万朝报[25]社旁边一家荞麦面馆里设立了罢工本部。随着斗争的激化，公司请来了黑龙会（这是一个从事反共运动的右翼团体，会长是右翼的大人物内田良平[26]），所以罢工就变成了和工会与黑龙会的斗争。在当时的劳动争议中，惯常的做法，是让工会的右派干部出面同老板谈判，商量如何解决罢工。但在这次斗争中，在和工会的指导下，我们在各个工厂——主要是在当地的工厂里进行了宣传，吸引了大量工人的关注，逐步扩大了斗争。从京桥区到芝区，和工会会员不知疲倦地张贴海报，向当地工人发放传单，向工人募捐。我们的努力收到了成效，许多工厂踊跃捐款，小孩子也给我们寄来了声援信。
随着斗争在当地的扩大，罢工团获得了大量支援，和工会便向东京印刷工会（東京印刷工組合）和全评旗下的关东出版工会发出呼吁，请求它们共同参加斗争，争取罢工的胜利。于是我们就打算跟这些工会一起召开安久罢工誓师大会。在向警方报批时，警方却说不得举行跟安久罢工有关的大会，所以我们就以加藤勘十[27]的时局报告演讲会的名义举行了誓师大会，和工会的岩田秀彦[28]代表罢工团在会上致辞。
这次斗争最后还是失败了，没能阻止关厂。
关于当时的状况，岩田是这么说的：
“虽然讲的是当时的和工会，不过也要讲一下安久工厂的罢工。大户匠
[29]和我都在那家公司工作，公司虽小，但白石还是非常努力地指导斗争。斗争结束后，我们对各方捐赠的款项做了结算，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好像还剩六七十元，和工会就对这笔钱的用途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把这笔钱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就拿着这笔钱找到了当时的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全评），当时也有罢工基金、劳动基金（不过跟现在的不一样）这种东西，为了募集基金，这些钱是由白石管的。不过我对这些事不太清楚。那时候全评有个叫高野实
[30]的人
[31]，白石跟高野商量后，说服了高野，把余款交给了全评的罢工基金，然后就回来了
[32]。”
在这次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活动家。
另一场斗争是杉田屋印刷厂罢工，这家工厂位于麹町区[33]，也就是现在的千代田区，在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它通过寻职会雇用了一些技工。这家公司的排字工干的是把票据组成统计表的活，但是计件工资却越来越少，一开始是一页九十钱，可是后来减为八十钱了。当时在那家公司工作的盐原、酒井贡[34]、柴一等人商量之后，决定以请愿书的形式，提出给每一页的计件工资增加十钱的诉求。
社长的答复是：“竟敢叫我给你们加薪？简直岂有此理！一个子儿都别想加，谁不想干就滚。”和工会的樱井和坂村立即赶去支援，工厂发生了自发罢工，持续了两三天。老板大惊失色，立刻向麹町警署报了案，所以，当大家在早上于四谷站集合，准备去上工的时候，身后还有特务盯着。公司还利用工贼干活。厂里发生了斗殴，两名工人被捕。
樱井已经有了坐牢的觉悟，他去同麹町警署交涉，要求警方放人。但是警方骂了他一顿：“你们还嫌工资太低，要加薪？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工资已经不算少了？邮递员每天还挣不到一元。说到底，还是你们太贪心了！”然后把他赶了出来。不过最后工钱还是加了一点，虽然不多，但这仍然是一次胜利。
和工会改组为出版工俱乐部
柴田一面建设和工会，使其发展成为群众组织，一面又似乎在考虑更为扎实的组织结构。因此，他努力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虽然叫做干部，但大家都是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青年，幸好我们在这方面得到了一位优秀的帮手，他就是东京大学的学生T氏。
T氏在仙台上高中的时候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考入了憧憬的东大。但是，他原本要加入的组织被破坏了，于是他认识了一些工人，想通过他们找到人生的意义。经过表弟的介绍，他认识了柴田，于是柴田便请他给活动家们上课。
和工会成立后，已经过去一年了。尽管我们已经揭露了寻职会的真面目，但它的反共攻击却变本加厉；它宣称“和工会是赤色组织”。
我们对此一点也不惊讶，但问题是我们的组织已经停止了增长。经过这一年的活动，我们的会员人数增加了两倍半，但发展到八十人左右就再也发展不下去了。会员人数止步不前的原因在于，顾名思义，我们只吸收日语书籍的活版印刷工人，也就是拣字工、排字工和拆版工参加，而没有吸收那些西式书籍的印刷工参加。这是因为我们原本是一个为了帮助那些由于参加东印罢工而被解雇的工人的组织。为了进一步扩大组织，我们必须吸收印刷出版业的全体工人，包括外文书印刷工、平版印刷工、装订工，以及出版业的工人在内。除了彻底揭露寻职会之外，我们的活动主要是帮助失业的印刷工人找工作，所以，会加入我们组织的人，就只有觉悟的活动家和想找工作的失业工人。
“组织要想壮大，就必须让广大工厂工人乐于加入。”当时大家都在认真地思考这一点。
这就是和工会改组为出版工俱乐部的原因，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切背后的真正原因，但听过一些传言，说海员工会（海員組合）有个组织者，是共产党员，改组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
后来，关口正博[35]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认为，改组受到了日本共产党的影响：
“我不太记得我是什么时候、怎样认识柴田的了。那是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正是战争爆发前夕，已被强行解散的关东出版工会（它是评议会的加盟工会）在四·一六之后，改组为全国性产业工会——全国协议会旗下的日本出版工会（日本出版労働組合），由于敌人的镇压，而被迫转入地下，努力地进行重建，就在这时候我因为参加了五一节，被拘留了二十九天，我的阶级觉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觉醒的。
“在之后的几年里，我担任了日本出版工会的组织者，在东京支部的小石川、牛込、神田等支部的印刷工厂里开展工作，就在这段时间里，满洲事变爆发了，敌人的镇压一天比一天疯狂，以岩田义道和小林多喜二为首的一批日本共产党优秀领袖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杀害的，而总同盟也宣布拥护战争，自愿放弃了它唯一的武器——罢工权，在那个时期，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黑暗。我们这些残存的印刷工人，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始终坚信共产党不会消失，并向它寻求指导，在困境中坚持斗争。
“那个时候（年份不明），我认识了松仓二郎
[36]氏，当时我在有贺氏
[37]和山崎
[38]的指导下，学习人民阵线战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既然不能成立工会，那总得想办法把工人集结起来，我怀着这样的想法，接触了松仓等人，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柴田。
“当时柴田的家在深川，他的家就像梁山泊（豪杰和野心家聚集的地方）一样，集结了许多青年，充满了活力。我有时会在和工会露个脸，我父亲当时是加藤文明社的工厂厂长，我就利用这层关系，给那些由于参加东印罢工而失业的工人介绍工作。我父亲也很看得起柴田，说他技术好、上班勤、工作努力又不多话。现已去世的白石等人也经常来当临时工，把那里当作根据地来利用。
“我很快就把和工会的情况报告给西先生和山崎，他们给我们出了一些主意。我想，打算以这个组织为母体、在战争的风暴中培养出印刷工人的新工会——而不仅仅是职业介绍所或联谊会——的人，应该不只有我们。我记得，我在跟柴田联络的时候，讨论过改名为‘出版工俱乐部’的提案、发行报纸、加强辅助活动等问题。我是所谓的地下活动家那种人，在性格上跟柴田恐怕不太合得来，尽管如此，他总是认真倾听我的意见，我记得《出版工俱乐部新闻》（出版工クラブニュース）第一期第一页上的文章就是西先生和我写的。这篇文章在俱乐部会员们的投票中入选了第一等，记得奖品是都电
[39]的车票。”
把和工会改组为出版工俱乐部的方针是这样定下来的：
“和工会一直在努力改变工人的想法，但是，要想推动运动前进，这还远远不够。会员人数始终没有增长，也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改变工资过低的状况，就必须推动运动前进，增加会员人数。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和工会必须转变为一个任何人都能比较方便地加入的组织，使会员人数显著增长。为了吸引新会员，我们必须把工作重心从街头转向工厂，不仅要吸收拣字工和排字工，也要吸收外语排字工、印刷工和胶版工。”
活动家们开始为改组做准备。我还记得，当时柴田说过这样的话：
“在意大利，工人有各种按照地区划分的俱乐部，晚上下班后，他们就聚在俱乐部里，喝茶，听音乐，从一天的疲劳中恢复过来。通过这些活动，他们促进了友谊，加强了团结。我想在日本建立这样的团体。”
[1] 此处有误，本所区于1947年3月15日与向岛区合并为墨田区。——中译者注
[2] 神田是东京的一个地区，1878年设区，1947年与麹町区合并为千代田区。——中译者注
[3] 荏原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株式会社 荏原製作所）是东京的一家机械制造商，创立于1912年。——中译者注
[4] 松竹股份有限公司（松竹株式会社）是日本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之一，1895年在京都创立，1920年开始涉足电影业。——中译者注
[5] 此处有误，应为东洋薄呢。东洋薄呢股份有限公司（東洋モスリン株式会社）是战前的一家纺织企业，1907年成立，1938年改称东洋纺织工业。——中译者注
[6] 东京计器股份有限公司（東京計器株式会社）是东京的一家精密机器生产商，1896年成立，原名“和田测量仪表制作所”（和田計器製作所），它是日本第一家生产测量仪表的厂商。——中译者注
[7] 川崎汽船股份有限公司（川崎汽船株式会社），是日本的一家造船公司，原为川崎造船所的船舶部，1919年独立，成为川崎重工的子公司。——中译者注
[8] 东京市交通局（東京都交通局）是负责运营东京都及周边地区的公共交通事业的机关，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东京市电气局。——中译者注
[9] “事件屋”（じけんや）是指虽然没有律师资格，却专门挑唆别人打官司并从中渔利的人。——中译者注
[10] 《朝日新闻》（朝日新聞）于1879年在大阪创刊，现在仍是日本发行量第二大的报纸；《每日新闻》于1872年在东京创刊，原名《东京日日新闻》（東京日日新聞），1911年与《大阪每日新闻》（大阪毎日新聞）合并，但双方仍然各自使用原名，在东京和大阪两地分开发行，直到1943年才共同改称《每日新闻》，目前《每日新闻》仍是日本三大报之一；《读卖新闻》（読売新聞）于1874年在东京创刊，曾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中译者注
[11] 早稻田原是东京附近的一个村庄，1878年编入牛込区。著名的早稻田大学便设在该地。——中译者注
[12] 原文为“働きましょう会”，直译为“干活吧会”，但这样不太好听，所以改为“寻职会”。——中译者注
[13] 劳动省（労働省）是日本的内阁部门之一，负责确保劳动者的福利与职业，1947年9月1日设立，2001年1月6日与厚生省合并为厚生劳动省（厚生労働省）。——中译者注
[14] 在江户时代，“桂庵”（けいあん）是指替人介绍工作的中介人，在昭和时代初期，“桂庵”引申为职业介绍所的意思。——中译者注
[15] 在活字印刷中，完成印刷后，要把活字从已经制好的版面上拆下，供其它书排版之用，这道工序就叫“拆版”。——中译者注
[16] 小石川原为东京的一个区，1947年与本乡区合并为文京区；諏訪原是小石川区的一个町，现为文京区后乐町。——中译者注
[17] 此处有误，应为位于蒲田区羽田町（现属大田区）的穴守海水浴场。日语中“穴守”与“穴森”的读音同为anamori。——中译者注
[18] 锦丝町（錦糸町）是东京都墨田区最繁华的地区之一。——中译者注
[19] 原文为“渡辺せい”，由于せい并未写成汉字，故只能在同音的日本汉字中找出“圣”字来代替。——中译者注
[20] “畳”是日本传统房间“和室”里铺设地板的材料，即叠席，音译为“榻榻米”。在东京，一畳的大小为85厘米乘170厘米，即1.53平方米。——中译者注
[21] 叛军的首批刺杀目标为：时任首相的冈田启介（1868—1952）、时任大藏大臣的高桥是清（1854—1936）、时任内大臣的斋藤实（1858—1936）、曾任内大臣和外务大臣的牧野伸显（1861—1949）、时任侍从长的铃木贯太郎（1868—1948）、时任陆军教育总监的渡边锭太郎（1874—1936）。其中，渡边锭太郎、高桥是清、斋藤实三人被叛军杀死，其余人则侥幸逃生。——中译者注
[22] 此处有误，斋藤实当时的职务不是“内务大臣”而是“内大臣”；冈田内阁的内务大臣应为后藤文夫（1884—1980）。“内务大臣”和“内大臣”是不同的官职。——中译者注
[23] 砧村（砧村/きぬたむら）原是东京府北多摩郡的一个村子，现属东京都世田谷区。——中译者注
[24] 新桥（新橋/しんばし）是芝区的一个地名，1947年随芝区并入港区。——中译者注
[25] 《万朝報》于1892年11月1日在东京创刊，是日本最早的八卦报纸之一，1940年10月1日并入《東京毎夕新聞》。——中译者注
[26] 内田良平（內田 良平／うちだ りょうへい，1874年2月11日——1937年7月26日），生于福冈县福冈市，幼名良助。青年时期即投身亚细亚主义运动，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1年成立黑龙会。辛亥革命后，积极参加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扩张活动。1931年成立大日本生产党，并担任总裁。——中译者注
[27] 加藤勘十（加藤 勘十/かとう かんじゅう，1892年2月25日——1978年9月27日），生于爱知县丹羽郡，曾就读于日本大学法学院，后退学。1918年随日军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在俄国革命的感召下转向工人运动。1928年担任关东金属产业工会委员长，1929年参加工农党，1934年创立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日本労働組合全国評議会），担任议长。1936年当选众议院议员，1937年担任日本无产党委员长，因卷入“人民阵线事件”而入狱。1945年参与创立日本社会党，任组织局长。1946—1949年当选众议院议员，1948年担任劳动大臣，1952—1969年连续当选众议院议员，1969年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28] 战后当过光阳印刷工会委员长。——原注
[29] 后来当过晓印刷常务董事、光阳印刷社长。——原注
[30] 高野实（高野 実/たかの みのる，1901年1月27日——1974年9月13日），生于东京市，1921年考入早稻田大学，同年参加了大学内的社会主义团体“文化会”。1922年参加日本共产党，1924年被大学开除后，投身工人运动。1934年参与创立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担任组织部长兼机关报编辑部长。1937年因卷入“人民战线事件”而被捕。战后于1948年担任日本工会总同盟总干事，1951年担任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事务局长，1955年在总评事务局长的竞选中落败。1956年再次参加日本共产党，1968年被共产党开除出党。1974年因肺结核去世。——中译者注
[31] 战后当过总评事务局长。——原注
[32] 白石光雄追悼文集刊行委员会，《与赤旗在一起》。——原注
[33] 麹町区是东京的一个区，1878年创立，1947年与神田区合并为千代田区。——中译者注
[34] 战后当过东洋经济目黑工厂工会委员长。——原注
[35] 战后参加了晓印刷的建设，现在担任光阳印刷董事。——原注
[36] 战后在晓印刷所活动。——原注
[37] 笔名“西先生”（西さん），战后当了评论社社长。——原注
[38] 指当时担任全协组织者、负责日本出版工会东京支部的重建工作的有贺新与山崎早市两人。1991年，山崎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柴田和白石是在他和有贺的指导下，才把和工会改组为出版工俱乐部的。请参阅：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杂志，No.626，2010年12月，第51—64页。——中译者注
[39] 都电（都電/とでん）是东京都电车（東京都電車）的简称，它是由东京都交通局运营的有轨电车线路。——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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