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们都只是跟寻职会对抗，但从今以后，我们要扩大自己的活动。我们必须广泛地吸收和组织工人。大工厂里有工会，那里的工人可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中小微企业的工人却没有组织来保卫他们的生活水平。我们当前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些不能参加工会、觉悟比较低的中小微企业的工人给组织起来。所以，不要讲难懂的话，而要去多多认识人。要广交朋友，通过他们，尽量争取这类工厂中的正式工，培养他们的协作意识。对那些吹嘘自己搞过工人运动或左翼运动、对我们的运动吹毛求疵、又对我们的运动冷眼旁观的人，也就是说，那种好像烧过的柴火^[8]一般的人，没必要理睬他们。当你们走访工厂时，会有很多怀着纯真的正义之心的年轻人。重要的是把这些人争取过来。我坚信，如果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并照此发展运动的话，俱乐部就一定能够发展壮大。”

　　“那你现在又搞了什么活动呢？光讲大道理，却一点实事都不干，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一个人的价值，并不仅仅取决于能否像学者一样知识渊博。看看那些青年吧，他们正在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努力把采购部的草鞋运给工人。他们知道，这样做有利于印刷工人的团结，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做。在我看来，他们比你更了不起。你也跟他们一起，为了工人而行动起来吧。大道理还是留到以后再讲吧。”

　　“那个人还说什么，‘革命到来时，我就会拿起枪到街垒上战斗。’但是，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不管是谁都会这么干。重要的是如何改变现状。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互助运动、介绍工作和采购物资之类的活动，不管多么小、多么不起眼，只要我们做了，就能帮到工人，吸引大量工人加入，然后再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光在嘴上大唱革命高调，是毫无用处的。”

　　“我在参加全协活动时，负责分发《赤旗》^[17]，结果被关进了市谷刑务所^[18]，最后被判了缓刑，才从牢里出来。当时，在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大会上，洛佐夫斯基^[19]就日本问题做了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及决议传达下来后，对我们的思想造成了雷击一般的震动。我记得，在读那份文件时，我在上面划了好多红线。文件的内容是：全协是日本的革命工会，但它的活动家在开展工会活动时，却不懂得根据冷静的计算来决定前进还是后退，还批评了把工会和思想团体混为一谈的错误，并决定对此加以纠正。当时领导共产党中央的是田中清玄^[20]，他的领导加剧了全协的错误。在极左方针的指导下，哪怕是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也要鼓动罢工。因此，在全协内部，形成了批判中央方针的‘刷新同盟’。虽然我是追随中央的，但刷新同盟的佐藤秀一（当时在大仓印刷工作）却来做我的工作，想劝我跟‘刷同’走，但我对他说：‘对抗中央是错误的’，反过来说服了他，最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了。佐藤是个灵活的人，在理论方面比别人更胜一筹。当时‘刷同’正在牛込、神田开展‘冰水斗争’。在牛込和神田的微型装订工厂里，工时十三小时是很普通的事，就是在盛夏的酷暑中也得拼命地干活。所以就到那些工厂里，开展了‘给我一杯冰水，什么都不加也行’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还要争取十分钟休息时间。这场斗争很快就扩散到了许多工厂里。到了这一步，属于中央派的我们就到处撒传单，鼓动市电罢工。全协虽然具有革命的精神，但那时候的活动却充满了错误，不怎么考虑客观条件。所以，读了红色工会国际五大的决议后，我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我根据这些反省，观察出版工俱乐部的活动。我看到，俱乐部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工厂工人的多方面要求而开展的，我认为这样做是很明智的。”

　　“日本现在的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农业危机、出口萎缩、大众贫困等客观状况，对工会的发展构成了有利的形势。然而，在这两年时间里，日本的工会却倒退了。之所以倒退，固然是因为统治阶级的镇压，但同时也是因为策略错误、群众活动不够充分、不懂得如何与群众相结合。在全协的活动中，充斥着不该在工会中使用的左翼言辞。‘武装罢工’、‘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恐怖’、‘杀死背信弃义的领袖’。革命的高调虽然喊得震天响，归根结底也不过是儿戏罢了。这种把考虑工资和工作日问题的人当成机会主义者、以为自己还有更重要的课题要考虑的思路就是根本原因。抱着这种思路，组织自然发展不起来。高喊这类口号的干部，必须让他们暂时离开领导岗位。派别组织‘刷同’必须解散^[21]。”

　　“像出版工俱乐部这样让工人聚在一起增进友谊的组织，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我一直希望工人能过上好生活。将来的工人不应住在城市里，而应该住在郊外的漂亮的小房子里，周围围着花坛，生活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这是我唯一的理想。”

　　“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工作是琐碎小事。通过这些工作，可以把未组织工人给团结起来。只要我们不停地开展这些活动，就一定能够把整个东京的印刷工人给团结起来。但是，这只有你们这些年轻人才能做到。年纪大的人，回到家里，还得照顾老婆孩子。他们都被家庭拴住了。要让他们像你们那样去做事，实在太勉强了。只有你们这些具有正义感的青年，才会奋不顾身地为他人工作。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期待。想一想吧，把你今天的生活跟过去的生活比较一下，为帮助他人而全力工作不是更带劲吗？”

　　“我认为柴田氏是这么想的：重点在于，要让尽可能多的工人觉醒起来，让他们懂得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阶级。现在要唤醒这种觉悟，有很多机会，比如选举。但在那时候的活动中，就只能逐个逐个地培养工人的自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那些只会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的伪知识分子给聚集起来，也不会产生什么力量。他认为作为物质力量的工人本身才是重要的，并坚信工人身上具有建立革命力量的条件。所以说，没必要唱高调、讲大道理。让女工读《居里夫人传》，哪怕受到感动的只有三四个女工，这样做才是重要的。他在跟工人谈话的时候，会非常慎重地选择字眼。他不讲当时的进步人士偏爱的那些字眼，总是用平易近人的方式讲话。
　　“参加出版工俱乐部的活动的人，并不都是勇敢的人。就连已经去世的福田君^[25]那样温和、性格软弱、连朴素的阶级觉悟都没有的人，也受到了柴田氏的鼓舞，他们虽然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很吓人，但是看见我们在选定这条路之后就会义无反顾地走到底的样子，好像也感受到了柴田的非凡的领导能力。我想，一个单纯的鼓动者，是不可能像柴田那样指导和培养这些人的。在我看来，他毫无私心、为运动鞠躬尽瘁的人格——换句话说，就是作为革命家的人格魅力，把这些人给吸引过来了。”

　　“最后，我们跟白石君就下列事项达成了妥协：在发生罢工时，像你们这样的联谊会是没有能力站出来领导罢工的。所以，每当发生罢工时，就应该让协会来处理，作为交换，我们会让那些觉悟较低、尚不足以参加工会的工人参加俱乐部。白石君笑着说，‘那就这样吧’，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在印刷技术员协会的成立仪式上，他代表俱乐部向我们祝贺。”

　　“黑帮在敲诈勒索的时候，会充分考虑对方的力量。如果对方太强，他们就不会敲诈。小偷在入室行窃之前，同样也会对目标进行彻底的调查，这样他们才不会被抓住。没有哪个小偷会傻到闯入有警察把守的房子。不用说，在我们的运动中，也要考虑我们与对手的力量对比。不能在参加运动之后才考虑这个问题，要在开展活动之前——而不是之后——想出对策，这并不是怯懦，恰恰相反，这样做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