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不向风暴低头——战时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1981）
第十四章 播下的种子有了收获
俱乐部会员们站起来了
鲁莽轻率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对统治者来说，这是黑暗的战败，但对自从明治时期以来一直生活在天皇制下的黑暗时代的大部分劳动人民来说，终战意味着从暴政中解放出来。大多数国民并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们，但他们能够确定的是，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光明的、让人能活得像人样的世界。
就好像回应了这种期待似的，社会发生了快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比和平时期要快上几十倍。日本被盟军——实际上是美军——占领后，日本的军队被解散了。《关于民权自由的指令》（民権自由に関する指令）于十月四日发布后，政府不得不释放了以共产主义者为首的全部政治犯，我们也包括在内。让我们吃尽苦头的特高警察，也在这个时候被废除了。根据这个指令，《治安维持法》、《军机保护法》[1]等限制言论、出版、集会、宗教、思想的自由的镇压性法律，也都被废止了。
然后是解散财阀、农村土地改革、神道教与国家的分离、停止使用战前的历史、地理和修身[2]教科书、对军国主义者进行“公职追放”等等，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改革。
另一方面，还发布了一连串的法律，包括《工会法》[3]在内，保障了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
这一切都是国际民主势力联合起来战胜了法西斯阵营的结果，也使身处日本的我们获得了自由。
当前形势对全体俱乐部会员——被监禁在狱中的俱乐部会员，一边照顾饱受战火之苦的家人、一边继续进行细致的救援活动的俱乐部会员，被征兵后送往战场的俱乐部会员，被工厂征用的俱乐部会员——提出了两个任务：
第一、重建工会运动，首先是把印刷出版工人给集结起来，但不是单纯的集结，而是要继承柴田所属的全协的精神，从阶级立场出发，在各个产业中重建全国性的产业工会组织。第二、建设印刷所，印刷日本民主化的武器——先锋党与民主团体的机关报，这是只有印刷工人才能完成的任务。为此，必须尽可能地集结进步的印刷工人。
散落各地的家人重新聚在一起生活后，我又向京桥的田口家走去。中小微印刷工厂密集的京桥，正是重新开始活动的绝佳场所。
有一天，我在那里与中岛良助重逢了。中岛对我说：“你们受苦了，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做成，实在对不起。”但他并不是什么也没做成，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代替了我们，不断地鼓励被捕者的家属，努力维持横向联络。田口和我马上着手把京桥一带的印刷工人给集结起来。我们俩还找到了已经合法化的日本共产党，一起入了党。此时，工人已经开始在工厂里成立工会了。艰苦的战争结束了，然而，由于资本家破坏生产和激烈的通货膨胀，工人连填饱肚子都做不到。成年男子一天只能领到二合大米[4]的配给粮，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工人只好到处采购粮食。可是工人的工资很低，根本没有钱，完全无计可施。当时有个凸版印刷的工人说过：
“我把正在用的被子里的棉絮掏出来，做成丹前
[5]，到乡下去换了大米，才能让孩子们吃上三天的馊饭
[6]。”
许多人迫于生计，为了填饱肚子，只好去当黑市商人或货郎。物价飞速上涨，忍无可忍的工人就陆续成立了工会，自发地开展了保卫生活的斗争。终战那年的十二月四日，凸版印刷的工人为了争取加薪而成立了工会。大日本印刷的工人也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成立了工会，图书印刷的工人也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成立了工会。客观形势要求全国印刷工人集结起来。
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关东工厂代表会议（関東工場代表者会議）在芝田村町[7]的飞行会馆召开了，我和田口作为京桥的中小印刷企业工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我们在会上遇见了大日本印刷工会的铃木登、凸版印刷工会的矢沼光吉、共同印刷工会的谷口圭一。那一天，在关东地方工会协议会（関東地方労働組合協議会）的帮助下，我们就成立涵盖整个印刷产业的工人组织的问题，畅所欲言地交换了意见。当时，民主化浪潮正在惊人地高涨。各个产业的工人都在成立产业工会。而我们也就召开印刷产业工会的成立筹备会达成了一致意见。
大日本印刷工会的办公处被选为筹备会的会场。开过几次筹备会后，决定在筹办过程中不仅要向印刷工人的工会、而且也要向出版工人发出呼吁，于是向出版界的强大工会和志同道合者发出了呼吁。岩波书店[8]、主妇之友[9]、东贩[10]、日贩[11]等企业的工会也参加了筹备会。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四月七日，以印刷工人和出版工人为主的全国组织——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全日本印刷出版労働組合，简称“印刷出版工会”）成立了，它组织起了一万五千名工人。在大日本印刷的讲堂里，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大日本印刷工会的铃木登被选为首任委员长，凸版印刷工会的矢沼光吉和文寿堂工会的清野被选为副委员长，出版界的松本慎一[12]被选为书记长，田口被选为执行委员，我被选为常务书记。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我们原本邀请了新剧[13]的演员表演我们印刷工人的骄傲——描写共同印刷罢工斗争的《没有太阳的街》，但是，有人提议去加入同时举行的“讨米游行”[14]，代表们情绪高涨之下，同意了这个提议，所以只好取消上演。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挺抱歉的。
参与创立产别会议
印刷出版工会成立后，东京都内各工厂以及横滨、京都、岐阜等地都向我发来了联络的请求。仍然保留着出版工俱乐部会籍的会员们原先被疏散到了各地，他们现在一马当先，率先在各自的地方成立工会。
小宫退役后，回到了老家京都，进入了大日本印刷的京都工厂工作，并担任了那里的工会的委员长，后来又当上了京都产别副议长。
印刷出版工会的筹备工作，与在战后日本工人运动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全日本产业工会会议（简称“产别会议”）的筹备工作是同时进行的。我也参加过几次产别会议的筹备会，为它的成立出过一份力。
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二年）八月，产别会议成立了，它拥有二十一个单一产业工会和一百六十二万会员，然后它就发动了大规模的斗争。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是产别会议的核心，它在一九四六年响应了国铁、海员的反裁员斗争，以东京为中心，毅然发动了争取“缔结统一劳动协议”的总罢工，通过整齐划一的罢工，赢得了胜利。在此期间，为了开展活动，我和田口都在没日没夜地四处奔走，顾不上跟俱乐部会员联络了。
另一方面，重建后的日本共产党在战后重新发行《赤旗》，但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压力下，原先承印《赤旗》的那家印刷所不愿印了，所以共产党非常需要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太田庆太郎[15]、松本一三[16]等共产党干部便向出版工俱乐部的会员们求助。失业中的白石便欣喜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参加这项工作的俱乐部会员有白石、佐藤操、渡边武、藤坂房雄，不久后，柴田静江、山本广次、大户匠、松仓二郎等人也参加了。由白石奠定基础的“光印刷”（ヒカリ印刷），后来发展成了“晓印刷”（あかつき印刷）。
在这个过程中，白石发扬了出版工俱乐部时期的阶级性和组织性，不顾自己正在受到侵蚀的病体，为晓印刷的发展和全国的民主印刷所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培养了许多的后辈。一九五九年（昭和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他在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医院因癌症去世，结束了四十八年的生涯。
然后，俱乐部会员当中，关口、岩田、佐藤、皆叶要[17]等人参加了民主印刷所“光阳印刷”；铃木喜久治[18]、青山、竹入等人参加了“日本机关报印刷所”。佐藤次雄后来当上了民主经营的“神奈川机关报印刷”社长，一九七九年（昭和五十四年）初去世。
在日本的民主印刷所内部，是如何评价出版工俱乐部会员所起的作用的呢？在一九七七年（昭和五十二年）十一月[19]举行的出版工俱乐部纪念碑揭幕式上，晓印刷株式会社专务渡边进发表了贺辞，他在贺辞中说道：
“（前略）镌刻了战前、战后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不灭的斗争历史的出版工俱乐部纪念碑，现在已经出色地树立并盛大地揭幕了，在此，我谨代表全国所有阶级的、民主的印刷所，向它献上衷心的祝贺。
“现在，以印刷工会、民主团体的宣传品——也包括我们日本共产党的以机关刊物为主的所有印刷品——为主要业务的印刷所，北起北海道，南至冲绳，一共有十三个工厂。在这些工厂里工作的工人有一千五百多人。同时还拥有三十多台高速报纸轮转印刷机，此外还拥有近代工厂所应有的一切设备。（中略）
“我们深信，我们民主印刷所能在战后三十年的历史中取得如今这样巨大的飞跃和发展，不仅要归功于以日本共产党为首的工会、民主团体的强有力的鼓励与支援，也要归功于出版工俱乐部的诸位前辈，他们顶着战前的不断镇压，保存了印刷出版工人的斗争的一丝火种，把他们的革命传统和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传承给了战后诞生的光印刷，洒下了全国的民主印刷所的星星之火。
“战后，以田口、杉浦等人为代表的俱乐部会员们，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工人运动，像已故的白石和藤坂等人那样，为了创建和发展光印刷、晓印刷、光阳印刷，把人生和热情都献给了保障日本共产党和民主势力的机关报刊的印刷的工作，对此我们将会永远铭记心中。
“直截了当地说，全国的民主印刷所都是从光印刷中诞生和培育出来，发展成为今天这样强大的力量的，这样说是毫不为过的。
“光印刷的创始期是非常艰苦的，充满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苦难，然而，在这种状况下，不图回报、只是默默地捡活字、操作排字盘、为《赤旗》组版和拆版的人，正是出版工俱乐部的会员们。我也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以见习工的身份进入光印刷工作的，然后就一直工作到了现在，正是因为诸位前辈的教导，才有了今天的我。
“今天，我们要深刻地理解自己肩负着何等重大的任务与责任，还必须切实地继承白石和出版工俱乐部诸位前辈的革命气概与传统，怀着为印刷所的发展与前进而更加努力奋斗的决心，我坚信这座纪念碑将会把这一切，永远地传承给我们的同伴与子孙，特此祝贺。”
由野坂参三题词的出版工俱乐部纪念碑（1977年11月）
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在为了纪念柴田隆一郎的忌日而举行的出版工俱乐部会员年度例会上，我提议解散俱乐部。我记得提案包括以下内容：
“柴田曾与我们一同期盼的出色的产业工会，现在已经成立了，它就是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我们不能让出版工俱乐部的存在妨碍了它。从今以后，就让我们发扬俱乐部的精神，在各自的领域中大显身手吧！”
这个提案被全体出席者一致通过，出版工俱乐部就此解散。
正如前文所述，在战时法西斯主义的镇压下，日本的工会全军覆没了，尽管如此，出版工俱乐部仍然保卫了组织，没有让印刷出版工会的血脉就此断绝。在全印总联[20]为了教育会员而制作的相册《印刷出版工人在前进》（前進する印刷出版労働者）中，编制了印刷出版工会一百年来的系谱，俱乐部在这个系谱中得到了应有的位置。
出版工俱乐部纪念碑
附注：出版工俱乐部的活动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他们有的是怀着阶级觉悟来参加活动的，有的则没有阶级觉悟、而仅仅是出于正义感才参加活动的。其中有很多人在斗争中牺牲了。以下是他们的姓名：
青山智司、内田光敏、小泉孝一、坂村义雄、佐藤次雄、柴田隆一郎、柴田都纪、柴田伊纪[21]、柴田一郎、柴田政子、白石光雄、岛田安门、杉浦富子、南云富吉、藤坂房雄、福田荣司、八木宗一
对我们来说，这些名字都是非常令人怀念的。为了缅怀他们，也为了铭记出版工俱乐部的功绩，一九七七年（昭和五十二年）十一月六日，以俱乐部老会员为中心，在全印总联、出版劳联[22]、全国的民主印刷所的协助下，在柴田、白石曾长时间居住过的立石附近的东京都葛饰区乘愿寺里，树立了一座由日本共产党议长野坂参三题词的出版工俱乐部纪念碑。
（中译者补注）碑文如下：
一九三五年元全協労働組合員柴田隆一郎及白石光雄を中心に、印刷出版労働者の親睦を目的として和工会を設立、一九三七年出版工クラブに改組、戦時下弾圧のきびしい中で、東京都内百余工場に一、五○○名の会員を組織す、一九四○年日本の労働組合はすべて官製組織産業報国会へ吸収さる、出版工クラブはこれに抗し非公然活動を通じ印刷出版労働者の生活と権利擁護、戦争反対の闘いを展開、一九四一年特高警察に探知され多数逮捕、三名投獄、一九四五年二月柴田は非転向のまま獄死、終戦後クラブ員は全日本印刷出版労働組合結成と、民主的印刷所の基礎を作るため努力、一九四七年出版工クラブはその任務を果たし解散す。
ここに碑をつくり永く記録する
一九七七年一一月
一九三五年，在前全协工会会员柴田隆一郎与白石光雄率领下，印刷出版工人成立了以友好互助为目的的和工会，一九三七年，它改组为出版工俱乐部，在战时的残酷镇压下，它在东京都内一百多个工厂发展了一千五百名会员，一九四〇年，日本的工会全部被强行并入御用组织产业报国会后，出版工俱乐部通过地下活动对此进行反抗，开展了保卫印刷出版工人的生活与权利、反对战争的斗争，一九四一年被特高警察查获，多人被捕，三人下狱，一九四五年二月，坚贞不屈的柴田庾死狱中，终战后，俱乐部会员为了成立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为了给民主印刷所奠定基础而努力斗争，一九四七年，出版工俱乐部在完成任务后解散。
特此立碑，永久纪念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碑文
[1] 《军机保护法》（軍機保護法/ぐんきほごほう）是为了保护军事机密而设立的法律，1937年8月14日发布施行。——中译者注
[2] 修身（しゅうしん）是日本战败前的一门小学课程，1890年设立，其作用是向学生灌输帝国主义思想道德，1945年废除。——中译者注
[3] 《工会法》（労働組合法/ろうどうくみあいほう）于1945年12月22日发布，它是“劳动三法”（《工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劳动基准法》）之一。——中译者注
[4] 二合大米略少于300克。——中译者注
[5] 丹前（たんぜん）是一种宽袖棉袍，里面嵌有厚棉絮，一般用来套在和服外面穿。——中译者注
[6] 《凸版印刷工会十年史》。——原注
原文说的“馊饭”，是指大米已经煮熟并且变馊了，这可能是因为，为了省油，大米已经全部煮成了饭，但是，由于没有冰箱，搁了三天，饭已经开始发馊了。由于当时粮食很难入手，费了很大劲才搞到，能有馊饭吃都不错了。——英译者注
[7] 芝田村町原是芝区的一个地名，1947年随芝区并入港区。——中译者注
[8] 岩波书店（岩波書店/いわなみしょてん）是日本一家老字号出版社，于1913年8月5日成立于东京市神田区，创始人是岩波茂雄（1881—1946），该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书籍，还发行了岩波文库与岩波新书，对文化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4月25日改为株式会社。——中译者注
[9] 这里是指出版月刊《主妇之友》（主婦の友/しゅふのとも）的出版社“主妇之友社”。该出版社由石川武美（1887—1961）于1916年9月18日创立，原名“东京家政研究会”，1917年创办《主妇之友》杂志，1921年5月改名为“主妇之友社”。2008年《主妇之友》停刊。但“主妇之友社”仍然继续开展图书出版业务。——中译者注
[10] 东贩，全称东京出版贩卖（東京出版販売），其前身是1941年5月5日成立的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1949年9月19日改为东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1992年改称东贩株式会社。——中译者注
[11] 日贩，全称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にほんしゅっぱんはんばい），1949年9月10日从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中分离出来，现在与东贩并称日本两大出版公司。——中译者注
[12] 松本慎一（松本 慎一/まつもと しんいち、1901年11月8日——1947年11月26日），生于爱媛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曾在三省堂工作。1932年参加日本共产党，1934年被捕。战后出任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书记长。——中译者注
[13] 新剧（新劇/しんげき）是指在题材和表演等方面向近代欧洲戏剧靠拢的日本戏剧，与旧剧（歌舞伎）、新派相对立。兴起于明知时代末期，与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关系较为密切，在三十年代中期遭到当局镇压，二战后重新兴盛起来。这里是指参加新剧运动的剧团。——中译者注
[14] 二战结束后，由于粮食供给状况严重恶化，粮价暴涨，各地群众纷纷举行“讨米大会”和“讨米游行”（米よこせデモ），要求提供粮食。1946年5月19日，日本共产党在皇宫前举行了“饭米获得人民大会”，抗议政府的粮食配给工作不力，号称“粮食五一节”（食糧メーデー），在运动的最高潮时，参加者高达二十五万人。——中译者注
[15] 太田庆太郎（太田 慶太郎/おおた けいたろう，1906年3月8日——1989年3月22日），1921年毕业于开成中学后，考入东京大学。1927年当选为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中央委员，1928年参与创立解放运动牺牲者救援会，并担任首任书记。1946年担任《赤旗》经营局长。——中译者注
[16] 松本一三（松本 一三/まつもと かずみ，1907年8月27日——1988年6月16日），生于静冈县沼津市，1931年考入天理外国语学校俄语专业，1933年参加日本共产党，曾活跃于全协和共青，同年被捕，被判处四年徒刑。战争期间再次被关押。战后参加了共产党的重建工作，担任过《赤旗》编辑局长、日共中央委员等职务。——中译者注
[17] 战后当过光阳印刷工会委员长。——原注
[18] 战后当过全日本新闻广播工会（全日本新聞放送労働組合）执行委员。——原注
[19] 原文为“一月”，但这与上下文不符，因此改为“十一月”。——中译者注
[20] 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于1953年改组为全国印刷出版产业工会总联合会（全国印刷出版産業労働組合総連合会），简称“全印总联”。——中译者注
[21] 这两人的原名分别是“柴田トキ”和“柴田イキ”，名字都是用片假名书写的，所以只能找出读音相符的汉字替换上去。——中译者注
[22] 日本出版工会联合会（日本出版労働組合連合会），简称“出版劳联”，成立于1953年4月，原名“出版工会恳谈会”（出版労働組合懇談会），1958年3月改称“日本出版工会协议会”（日本出版労働組合協議会），1975年7月改称“日本出版工会联合会”。——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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