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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国工会运动简史》
第九章 走向大灾难的道路
（1930—1939年）
必须着重指出，蒙特主义并不是工会领袖们由于总罢工的影响而引起的个人和暂时的偏向。它是一种一贯无间的政策的表现；它是运动的高级领导在战前的整个最后十年（本章所论的时期）中的主要政策。蒙特主义的特殊主张和性质前章已加以叙述。这里，我们可以很好而更详细地分析这种政策的特质，从而使我们掌握研究今后时期的钥匙。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只要参考我们所说的西特林爵士在最高委员会和梅尔契特勋爵集团的会议实际开始之前、1927年年底写的蒙特主义介绍就够了[1]。
这一纲领性的声明几乎以同样的词句概述了后来最高委员会的宣言；例如，在叙述工会运动面对三项任择的政策方面，在发展每项工业中的全国产业委员会和产业联合委员会的旧的惠特莱的建议方面，都是这样的。归根结蒂，声明着重指出转折点已经到来，同时又指出“工会运动演进的次一阶段”包括两件事。第一，必须拒绝任何为反对或反抗大规模现代资本主义而斗争的政策（“走向新的工业秩序的途径不是经过社会破裂”；目标应该是“保证工业中更大的稳定与协调的有效关系”）。第二，作为劳工垄断者的工会（“工会运动……对工人的有组织的力量已建立实际上不可动摇的控制”）必须和资本垄断者建立伙伴关系，目的是：“一致努力把工业提高到最高的效率。”显然，这种建议，即工会在这种伙伴关系中要扮演次要的角色，不啻使贝文高喊反对“自卑感”这件事自相发生极大的矛盾[2]；他们所希望的是“在指导工业变革中享有更大部分的控制权”，同时，对他们的工会会员，他们仅要求“在由于提高生产率而获得的利益中，享有公平的一份”。
[1]见西特林在1927年11月30日《曼彻斯特卫报》的《产业关系增刊》上写的文章；米尔纳-贝莱著《工会文献》的引文，第431～438页。
[2]见本书第114页。（录入者注：应指上一章即第八章倒数第二段提到的“自卑感”来由）
一个陈旧的谬论改头换面地建议说：增加生产是工人阶级走向繁荣的大道（“增加最大可能的产量，以便提高生活水平和不断改善就业条件。”）不要把工业合理化视为是通过提高速率、机械化等手段而加强劳动的过程；而要把它看成是“比较有效的、经济的和人道的生产制度”。譬如说，泰勒主义可产生一项“不可避免的心理反应”，如果和工会职员“未加磋商而专断地加以采用”，势必产生人们所希望的有组织的雇主和工会机器的伙伴关系。因而，将在“运用科学管理的原则方面有许多的互相协议的可能性……”。同时，工会“将不怕面临”像所谓限制生产的“慢工”、劳资纠纷、现行工会章程和习惯的“相互的责任”；最后，如果它们“在以工会为代表和保管人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实施的话，那么过去对分红制和职工占有股权方案的反对意见就会雾消云散了。
在提出工会机器完整性和资本家的工业完整性是为了“最高的效率”和“提高生产率的利益”打算的这种意见方面，西特林爵士不是孤立的极端分子。他这样明白地解释的政策是能为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的多数、首先是它们的主要委员、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独裁者贝文接受的。在接着这些路线行事时，领袖们是能利用职工大会组成成分的显著变化的，而这一变化在1930年代中以及很为明显；加入职工大会的矿工、机器工人、纺织工人（举例而言）的会员人数已大大减少，同时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现在已是最大的单一工会，另一大的总工会全国普通与市政工人工会，在职工大会的名单中居于第三位[1]。这两个工会的总票数给予西特林的政策以巨大的支持。这也不限于作为一项经济政策的蒙特主义；上述两个工会已有很大部分会员应对工党（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有301000人，全国普通与市政工人工会有242000人）“承担义务”；因此，便拥有投票工具把蒙特主义具体化到较广的政治面上，这就成为本时期的特色[2]。
[1]会员人数：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为523000人，全国普通与市政工人工会为340000人，矿工联合会为518000人，全国铁路工人工会为338000人，混合机器业工会为250000人（1936年统计数字）。战争造成新的变化，即混合机器业工会的会员总数增加到约100万人，和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相差无几。
[2]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重要的例子，即《每日先驱报》于1930年转让予百万富翁的报纸康采恩奥丹斯报业公司，它取得了该报大部分股权（51%），而职工大会和工党在该报董事会仍享有联合代表权，贝文就是主要的人物，他同时又是索斯伍德勋爵（奥丹斯印刷公司负责人——译者）日常对付后来在职工大会上发出的批评的主要辩护人。
这一特色是第二届工党政府的麦克唐纳主义悲喜剧性的闹剧最后演毕的附产物和结果。工党赢得1929年的大选胜利——或者毋宁说是保守党人的失败——是在工人阶级反对鲍尔温政府和总罢工的结果、反对击溃矿工和通过惩罚性的工会法案的怒潮达到顶点的时候。但立即便看出，新政府甚至比1924年的前届政府还要表现得退化。它“在富人的皱眉面前阿谀奉承”，对麦克唐纳打趣地称呼为“没有骨头的蠢货”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丝毫没有表示保护的愿望。大选时提出的保证没有履行；由于政府规定延长工时一小时所引起的争端，矿工的7小时工作日制没有恢复，因而苏格兰的矿工被迫举行罢工，南威尔士的矿工被迫实行停工；工会法案没有取消，政府这样无耻地支吾其词，以至贝文不得不提出抗议。在一系列的大纺织业争端中，政府用仲裁或法庭审问程序的手段加以干预，裁决结果是削减工资；这发生在1929年的棉织业停工和1930年的毛织业停工事件中，而在后一事件中，政府曾对约克郡西区两个月顽强的斗争施以更无耻的警察暴力。在1931年，兰开夏的纺织工人，由于雇主提出每一纺织工人管理更多织布机的要求，实行了停工。虽然他们领袖的态度摇摆不定，但纺织工人却屹立不动，并获得了胜利；停工的纺织工人派遣到伦敦去起诉的代表团的一位代表直率地提出这一案件，他[1]说：“兰开夏的纺织工人不仅向雇主们进行斗争，而且向他们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工党政府进行斗争。”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失业工人的队伍如洪水般地汹涌而来，除去提议实行“节约”以牺牲失业工人和全体工人阶级外，政府本身证明是完全无能应付的。
同时，最高委员会曾继续对蒙特主义的探研，虽然全部组织计划以后没有得以实现。英国产业联合会和全国雇主组织联合会与最高委员会开会研究合作的方法，但建议的全国产业委员会没有成立起来。然而，英国产业联合会和最高委员会为1930年的帝国会议准备了一件联合备忘录，这是一项重要的文件，它舍弃了自由贸易的传统政策，主张成立关税同盟和一个帝国经济集团。这一备忘录中的公开的帝国主义思想反映在诺定昂职工大会于辩论之后以勉强多数对它的批准上（1878000票对1401000票），贝文在辩论中所发表的表同意的重要演说，以其中有一段反苏论调而著名[2]。次年，职工大会的新成员的性质在全国联合会对失业保险进行猛烈的抨击中得到说明。
[1]泽夫·赫瑟逊为巴卡普纺织工人协会书记。
[2]贝文攻击（他所谓的）苏维埃“倾销”，宣称（和贸易的经验完全相反）俄国的贸易“常常是仅有10%的订货，而90%则是宣传”，并断言：苏维埃“帝国”和其他帝国“完全一样，具有奴役各国人民的态度”。
和上层这种态度相对照的就是下层战斗趋向的征象。因此，出席曼彻斯特工会理事会在1931年5月所组织的会议的2千名代表，决议要求每周40小时工作制，并保证抵抗对一切工资削减和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进攻。上月份在伦敦举行的年会批准了少数派运动所发起的“工人的宪章”（这是一项简要的纲领，包括增加失业津贴、扩大社会福利事业、7小时工作日制和每周最低工资3镑的要求）；然而，反对工会战士的运动却留下了痕迹，因为在约800个代表中，只有1/6以上的代表是代表工会会员的。
这些征象没有能制止住最高委员会的行径。它也没有因为1931年8月工党政府的垮台和麦克唐纳、托马斯、斯诺登的背叛并加入新的保守党支配的“国民内阁”，而脱离它的道路。诚然，在工会“最高司令部”中所产生的麦克唐纳主义必然消灭的说法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因为，如伊利斯·史密斯（制模工人工会，现为斯托克的议员）对1931年9月的布利斯托尔职工大会尖锐地质问，他们如何能“当最高委员会在产业界也作了同样事情时谴责麦克唐纳、斯诺登和托马斯与反对党的合作行为呢”？是否真正存在着这种矛盾呢？情况似乎是，对麦克唐纳分子曾经参加的这种联合内阁倒并没有原则上的异议。同届大会对已故的汉德森所宣布的，他“对于组织‘国民内阁’的意见已受到认真的考虑和以适当途径获致协议，以及劳工运动在特别召开的工党年会上应优先地受到咨询，表示欢迎”这件事，丝毫没有批评反应。当整个运动令人钦佩地抵抗背叛的袭击时，如同当时柯尔所写的：它和“麦克唐纳主义切断关系是出于本能、而不是出于理性”[1]。领导机关也从未想把这种分裂变成“理性的”分裂（即自觉的、有理由的）；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恰恰相反，他们计划把蒙特主义具体化到政治面上，从而使他们自己成为蒙特主义的继承者、执行者和受托者。新的特色是，今后运动的中心政治方针不是操在留任的工党领袖手里，而是操在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的一小撮领袖的手里。
当“国民内阁”对从1931年以后所遵循的对内和对外的反动路线进行若干修改时，它一方面削减人民的自由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造成战争不可避免，此后在任何一点上，工党领导机关对“国民内阁”都没有团结一致的抵抗。棉织业是唯一的例外，此外就没有较大规模的正式罢工或一致的前进运动。反对“节约”削减的初期斗争、失业工人反对削减失业救济金和“财力调查”[2]的长期斗争，仍旧不失为勇士之战。在一个地方（为英弗戈登的大西洋舰队的兵变）斗争尚未蓬勃发展起来时，它就受到官方取缔的共产党员及其左派朋友的援助和指导。失业工人的连续示威游行、反饥饿大进军、当时和警察的战斗，都是由“全国失业工人运动”领导的。
失业问题表明了蒙特主义的政客是怎样执行麦克唐纳分子的分裂和迫害异己的传统。在总罢工后的第一个反动年代中，最高委员会就终止了与“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关系；1932年，在失业工人的骚动达到高潮时，它便更进一步敦促工会理事会成立它们自己的地方失业工人协会。有几次的“全国反饥饿大进军”遭到摈弃，但不能制止各级工会的支持；例如1932年的大进军在海德公园受到10万群众的欢迎，而且在随后的一个星期日，吸引了15万人前往屈法尔加广场[3]。但“全国失业工人运动”每年所组织的参加职工大会的失业代表，常常被拒之于大会之外（拒绝是受到地方警察、马队和拳脚的不拘形式的武力支持的），甚至大会也存在着广泛的感觉，认为应听取他们的意见。拒绝的政治性质也没有加以掩饰。因此，西特林书记在纽卡斯尔职工大会上（1932年）宣称，“全国失业工人运动”是“共产党的附属机构”，其目的在“使最高委员会受到嘲笑和凌辱”[4]，后来在布来屯职工大会（1933年）上又说，他反对“让人用秘密的方法鼓吹统一阵线”。
[1]柯尔著《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简史》前言，第10页（1932年版）。
[2]1931年在英国失业工人运动高潮中英国国民内阁所制订的一个办法，用以削减失业工人的失业救济金。办法规定政府得派调查员赴失业工人家中检查这一家人的总收入情形，如本人虽系失业，但其家中其他人员尚有收入或其父母领有老年补助金时，只须上述各种收入勉强能维持这一家生活时，即对其本人不再给予失业救济金。对于英国政府这项无理措施，失业工人运动曾猛烈反对。——译者
[3]工会理事会和工会分会对1934年的反饥饿大进军的响应是更为广泛的，这次大进军在召开“团结与行动大会”时达到高峰，大会代表有1500人，包括50个各种工会的245个分会的代表（包括贝文领导下的工会的43个分会的81名代表）。随之而起的公众的关注非常热切，政府被迫立即恢复1931年削减的失业救济金。1936年的大进军甚至打破这次纪录，因为它获得工党领袖艾德礼和汉宁登对同一纲领的支持。伦敦工会理事会在它1936年的年报中说，在反对财力调查——大进军的特别目标——的斗争中，“大进军的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获得了一切不同阶级、不同信仰、不同政治见解的人民的支持，……这一同情的浪潮应利用为对劳工运动寻求增强舆论的强大力量的方法的动力”。
[4]道逊（纺织工人工会）的意见是典型的反对意见，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工会运动中在所有时机都屹立不动的一个忠实的工作人员”。他主张职工大会不应“浪费时间去追究谁是这一失业组织的幕后人物”。他恳求说：“不要被西特林的咨询而转变主题……他所说的也许是正确的。我对这点完全不提出责难，但是当男男女女面临这一问题时，我们就应该能够和天堂的天使或地狱的恶魔合作。”
以贝文为总司令、西特林为参谋长的工会最高司令部所担任的政治领导，是出于同样的观点而作为他们的产业领导的。不是反对统治阶级，而是和它实行充分的合作。很明显，这表现在工会运动所注意的基本政治问题上、这问题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双重威胁，而这种双重威胁又由于1933年德国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登台而使它处于极其紧急的局面。
当时的迹象表明，并不缺乏工会领袖们可支配的潜力，如果他们要想站稳立场的话。在产业阵线上，不安情绪和战斗精神是很显著的。1932年夏季兰开夏纺织工人的罢工超过了该地以前的各次冲突，这次罢工的暴风雨般的战斗把“在罢工期中做工的工人”逐出了工厂，各个城市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使所有工厂都关闭了，回复到1842年暴动性的总罢工的状态；不顾警察暴力和根据1927年法案而实行的屡次的下狱“恐吓”，纺织工人一直进行斗争到9月底，这时削减工资的最后实施和看管更多织布机制度使棉织工业为之不安。同年夏季，伦敦的公共汽车工人所组织的包括多数汽车工会分会的“伦敦汽车工人群众运动”，胜利地制止了他们的工会（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准备接受的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严厉进攻；次年1月，这个运动领导了一次非正式的罢工——工会执行委员会和雇主联合加以谴责——反对赶快制，最后获得了让步。在反法西斯阵线上，由于政府采取恶毒的措施如《煽动叛乱法案》，因而激起了舆论界新的警觉（反映在公民自由权委员会的成立上）。同时，摩斯莱分子在奥林比亚和海德公园的挑衅示威遭遇到动人的反示威——最高委员会对这种反示威曾无效地企图加以抵制。
不幸得很，这些因素似乎没有受到考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崩溃所提示的分裂、消极和投降的教训也没有予以注意。在1933年3月，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和工党执行委员会拒绝了共产党和独立工党提出的联合行动，相反地，“全国劳工委员会”发表了一项题为“民主对独裁”的宣言。这一文件把法西斯主义的独裁和工人阶级的专政（称为“反动的‘左翼’”）混为一谈，把工党描写为“反对独裁者、法西斯或共产党的政治力量的先锋”，并对工人说，他们“当前的历史任务就是维护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当西特林爵士谈到最高委员会的关于法西斯主义声明时——一篇毫无裨益的评论，评论说法西斯主义是危机加深和失业增加的自动的和不可避免的产物——这种将苏维埃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的恶意宣传在1933年9月的布莱屯职工大会上又旧调重弹。华尔特·西特林勋爵说：“在英国和在德国一样，我们有一个严重的失业问题。如果失业现象更趋恶化，我自己和最高委员会的任何委员将不准备对其后果负责。”在提及德国领袖的垮台时，华尔特勋爵自己道貌岸然地叹道：“但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陷于同样的地位。”
战争政策的发展甚至来得更为奇妙。在毫不调和的反对战争的斗争中，运动的万众一心在1933年秋天的会议中是很明显的。在哈斯丁斯召开的工党年会，一致通过了为执行委员会所接受的决议，并以口头表决保证党“不参加战争，并用劳工运动的全部力量抵制战争，……包括总罢工在内”。在布莱屯职工大会上，机车司机和加煤工人协会的提案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并把全部问题提交最高委员会，再进一步向特别大会或工会执行委员会特别召开的会议作报告。于是，事情开始发生了。特别会议没有召开。“全国劳工委员会”指派的一个联合委员会，花了几个月进行讨论，从讨论中“出现了这样的事实，即不可能对未来的一切事变，制订一项明确的行动路线”。西特林爵士宣布惊人的发现说：反对战争的总罢工将是非法的（在哈斯丁斯职工大会辩论中，这种滥调曾受到充分的赞许）。提出了具有贝文的观点气味的论证；例如：抵抗战争的唯一责任不应落在工会身上，不可拒绝搬运军需品，因为这也会导致总罢工。
在1934年6月，一个急进主义者的这些征象在全国委员会的一项声明中已经露出苗头，声明规定一旦战争发生时，“毫不畏缩地支持我们政府的责任”，就是军事上“支持国际联盟去制止一个侵略国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欺人之词而已；反对战争曾转变为支持战争。当罗兰兹（油漆工人工会）在随后在韦马斯召开的职工大会上发表演说时，他归纳许多人的意见说：“工党领袖们在1914年等到大战爆发时，才转而支持他们的政府。在这一报告中，他们在战争开始前就转而支持政府了。”但是职工大会如同南港工党年会一样，仍然批准了新的政策，贝文奇怪地断言说：“他们所做的就是保持总罢工的武器”（这是最后一次听见的言论）。
然而，与所有这些相匹敌的是，工人群众的活动继续进行而没有减退。在高速发展和工会组织很薄弱的“新”工业的大工厂中，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同时在铁路工人、机器工人和矿工方面也发生了工资运动；在南威尔士煤田中，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的组织，在阿瑟·霍纳主席总其成的战斗领导下，得到改造而民主化了，该联合会一度大大减少的会员又飞跃地增加了。康莱（服装工人工会）以主席身份在韦马斯职工大会的主席致词中，承认了这种情势，他说：“计件工资运动正在开始”，他主张：“这些间歇的和不调协的运动应在一个有纪律和有秩序的努力中联系起来，以便把工会向前推进一步而成为统一的组织。”这点意见没有被采纳。诚然，韦马斯职工大会招致了伦敦方面自负的评论：“工党的工会派对于破坏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是没有兴趣的……”[1]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说，工会的工党派对于破坏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没有兴趣的。南港工党年会通过了一项新的纲领《争取社会主义与和平》，以代替麦克唐纳分子的《劳工与国家》；社会主义联盟反对派把它形容为“不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计划，而是1929年企图改造衰微的资本主义论调的再版”；它真正是“一种导致‘劳资协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形式。”
1935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初发生了1920年以来最显著的示威游行，它表明，不管议会的多数是如何增长，团结的工人阶级的防御是能挫败政府的进攻的，新失业法案的第二部分定于1月7日实施，它加强了“财力调查”，并带来了失业救济金的严重削减。南威尔士和设菲尔德是掀起暴风雨的主要中心地区。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倡议召开不分政治色彩的全体工会和全体工人阶级的组织的会议；因此，大批群众团结在成立的统一阵线的周围，2月3日矿山山谷各处惊人的示威游行集结了不下30万人。失业援助局大厦遭到袭击而被毁了。统治阶级陷入了鲍尔温首相所称的一个“极其歇斯底里和惊慌的状态”；因而政府立刻取消救济金的削减。
当“产生1926年总罢工的精神再一次显示出来”的时候（《泰晤士报》语），运动的“最高司令部”对这种情势的反应如何呢？正像以前一样，最高委员会和工党执行委员会拒绝了左翼争取团结的呼吁。当团结运动在进行时，全国劳工委员会发出了一项《同胞们，请拿出你们的良心来》的呼吁，敦促“舆论界的全体领袖……本着无党派的精神”，关注“可悲的形势”。团结运动发起人的呼吁当场遭到了最高委员会傲慢的和敌意的回答[2]。由这一团结胜利造成的总高潮立刻表现在工党补缺选举票数的增加、许多地方罢工胜利和矿工的全国前进运动上；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决定发起一个增加工资和全国性的协议的运动，有93%的多数赞成采取罢工行动，全国都集中注视蒙穆斯郡九哩点的胜利的“静坐”罢工。
最高委员会不把反对失业法案的胜利行动发展成为全线的反攻，而把它的枪口掉转过来变本加厉地向团结开火，这是有其来由的。在3月，它通过了两道通令（第16号及第17号通令，一般简称为“黑色通令”），命令工会理事会不得选举共产党员或与之有联系的任何人为代表，并要求工会修改其章程以便禁止共产党员担任任何职务[3]。针对这一通令的广泛的抗议提出了，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三个铁路工会、运输工人工会、木业工会、机器业工会、分销业工人工会、油漆工人工会、电气业工会以及其他许多较小的协会且进行了前所未闻的反对“黑色通令”的运动。在1935年9月的马尔加特职工大会上，据说仅在最后由运输工人工会凑成的勉强多数票情况下通过了分裂建议（1869000票对1274000票）。问题的另一方面可从在许多抗议声中授予勋章一事看出；最特殊的是把英帝国上级爵士一等星状紫绶勋章授予华尔特·西特林。《每日电讯报》得意洋洋地说：这“慷慨地容纳了当年也反对政府的那些人”。这一年初次明显地显示出新战争政策运动实际上所意味着的是什么。在关于阿比西尼亚制裁危机问题上政府得到一致无异议的支持，这是鲍尔温首相最成功的信任投票伎俩；首相在11月大选中打败了反对党后便宣称，真正的事情——普遍的扩张军备——将立刻开始。
扩张军备带来了一个“繁荣”时期——1937年的失业人数从1932年的275万最高额减少到150万的“低的”水平——这就是最高委员会领导方面实际上所制订的产业政策的一个很好的说明。肯定说，西特林爵士在他的1927年声明中所想望的产额是达到了；但同样肯定地说，它丝毫没有“提高生活水平和不断改善就业状况”。生产率指数表明，在1932～1937年的五年中增加了20%[4]。但纯实际工资则没变动或者说是在下降的，而就创造出的全部财富而言，工资相对地是大大降低了。在1935～1937年的“繁荣”年代中，工资平均增加7.6%，但生活费用上涨了8.2%，工业利润增加了25%。仅在1937年中，利润增加了17%，创造新的高纪录，而4%的工资增加还不够抵销6%的生活费用上涨[5]。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和富人状况的对比，从下面的指数上可以看出来：以1932年为100，1937年的对比状况则下降到84%[6]。
1927年西特林的声明曾提到过渡到“适当工资”的必要性；西特林及其同僚的政策只产生了最令人感到不适当的工资。就拿1920年的工资率和1934年的工资率比较，情况也就够惊人的了。工资平均降低约40%，但基本工业中的熟练工人的工资却增加了很多（即：矿工增加58%，钢铁工人57.5%，纺织工人约50%）。如以金钱计算，1936年熟练工人的平均每周工资为3镑～3镑10先令，非熟练工人为2镑多～2镑10先令，女工为27～28先令[7]。
这些统计数字所说明的是怎样的生活水平呢？这项数字是这样的低，以至“即使以不可容忍的鲍莱水平为标准，在最近的社会调查中还发现绝大部分的工人阶级是在‘贫穷线之下’”——例如梅瑟赛德、南安普顿和伦敦[8]。如把真正很低的隆特里的“人类需要”的水平代替鲍莱教授的“仅能维持生命”的水平，比例则大大增加，以至伦敦就有1/3的家庭是在贫穷线之下或近于贫穷线，而其余的1/3略在贫穷线之上。把隆特里水平运用到个别工业去，表明采矿业中有80%的工人、公用事业中有57%的工人、建筑业有50%的工人、纺织业有46%的工人的生活是在贫穷线之下[9]。以公共卫生的广义名词来解释，所有这些情况的意义就是像主要的营养专家如约翰·奥尔爵士和已逝的麦戈尼格尔博士所权威性地指出的；他们的研究说明：全部居民中有不下1/2的人的生活是在适量的营养水平之下——换言之，这部分人无力购买足够的适当食物使他们维持充分的健康。
按照这种情况看来，完全不能享受繁荣的利益是更加显著的。正如一位可敬的权威人士柯尔写道：
“肯定地说，现在是有组织的工人以战斗行动争取增加工资和把迅速发展的新工业和新事业中的无组织的工人群众有效地组织到队伍来的运动的时候。但是原有的领袖们在最近繁荣时期仅仅寻找了新的不活动的口实。工会的战斗精神的每一征象寻找都可归之于一批共产党人的策划的结果，他们已设法找到了立即散布到许多地方的艺术，由于他们诱导非工会会员加入工会或建议工人最好在利润达到高额时立刻采取行动，不要等到转瞬即逝的机会错过还按兵不动，因而被视为犯罪。”[10]
[1]见1934年9月8日《经济学家》周刊。
[2]阿伯第勒里工会理事会在致最高委员会的信中申说：职工大会“从未领导工人对这一进攻进行斗争和抵抗。……以我们地方的形势而言；在委员会正式参加目前这一运动之前，有7千名就业者和失业者在这个问题上向失业援助局举行示威。‘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发起了这个运动并获得了群众的支持。此后委员会才参加到统一阵线去，统一阵线包括所有组织，包括教堂牧师和店员。这个运动扩展到全国各地，……我们要求职工大会进行斗争，……我们所要求的就是行动”。对于这件事，最高委员会的组织部门斥责说：“事情似乎是，你们理事会认为南威尔士的少数共产党员所采取的行动较派往劳工大臣处的代表和下议院的辩论更为重要——我对于这种见解仅能表示惊讶。……你们理事会和统一阵线发生联系的事实将在他们下次会议时报告到最高委员会的拨款委员会。”（汉宁登著《1919～1936年失业工人斗争》中的引文，第311页）。
[3]后来共产党人在回答“分裂”的习惯的指责时宣称：曾经有过“一件分裂的事情，我们请求服罪。我们已永远地分裂了非政治的工会运动”。甘贝尔说：“在1926年以来的八年，采矿业中占优势的右派领导拒绝解决南威尔士或诺兹的非政治工会运动的问题。仅当共产党的领导在无烟煤田中开始占优势时，仅当共产党的领导攻击埃姆林煤矿的非政治的工会时，仅在那一胜利的基础上，南威尔士的矿工才再度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得到鼓励，向塔夫·麦瑟进攻，并猛击南威尔士贝德华斯的非政治工会运动的堡垒。当哈沃斯再度在共产党领导下出来进行反对非政治工会运动斗争时，如没有南威尔士的胜利，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将永久不会支持哈沃斯。”（《英国共产党1937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第112页）
[4]哲真·库辛斯基著《1932～1938年英国、德国与苏联工人状况》，第59页。
[5]见1938年5月14日《经济学家》周刊。
[6]哲真·库辛斯基著《1932～1938年英国、德国与苏联工人状况》，第43页。
[7]希克斯和柯克合著《英国状况》第244页、第249～252页。
[8]同上，第260～261页。
[9]哲真·库辛斯基著《1932～1938年英国、德国与苏联工人状况》，第26页。
[10]希克斯和柯尔等合著《今日英国工会运动》，第540页。
高级领导的这种冥顽不化的消极和不活动的态度曾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非正式罢工的收获日益丰盛。许多主要的飞机康采恩常常为争取车间代表的得到承认而卷入罢工浪潮，他们对工作的英勇努力使这一迅速发展的工业成为工会运动的根据地，不久之后，他们便联合成立一个“全国飞机业车间代表委员会”，这就是后来其他工业同样组织的先驱。矿工反对“非政治”的工会运动的斗争反映在南威尔士的塔夫·麦瑟和诺定昂郡的哈沃斯的顽强的罢工事件上，上述各地援用《工会法案》和新的《公共秩序法案》，拘禁了许多最活跃的人物。结果，反对“非政治”的工会运动的罢工受到重视才告终止，诺兹的斯宾塞工会和真诚的诺兹矿工协会重新实行合并[1]。铁路工人、邮政工人、公共汽车工人产生了不安情绪；1937年英皇加冕典礼期间伦敦公共汽车工人的罢工造成了几件惊人的事件——纯然是工会执行委员会让电车工人照常工作的胡闹——并导致了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清洗战士的事件，不顾共产党人及其拥护者的坚决反对，后来成立了一个分裂的工会。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是机器业学徒工人的运动，它引起了1937年4月克莱德13000少年的罢工和9月兰开夏及英格兰中部约2万少年的罢工；在曼彻斯特全国学徒工人会议上，有来自约20个各种工业中心的代表，代表着84000少年，会议发出了一项采取全国罢工行动的号召，以求他们的增加工资、适当训练等等要求得以实施；雇主第一次地被劝导承认混合机器业工会代表学徒工人进行谈判的权利。
在关于工会运动所面临的基本的组织问题方面——在那些较新的、大规模生产几乎仍未组织起来的工业中把本身坚强地建立起来的问题——消极态度也表现得很明显。从这些事例中可估计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各种冶金工业中，仅有5%的工人是有组织的；在食品业、饮料业和烟草业中，也仅有5%的工人是有组织的；汽车工业中有15%；分销业中有11%；上述各业的有关工人总数约达400万人。很明显，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传统的和时辍时续的散发传单的运动中是寻找不到的。正同共产党人所指出的，它需要“工会领袖停止对他们自己的战士的进攻”，以进行增加工资、每周40小时工作制和新产业立法的持久的全国运动，采取协调的工会行动和建立工会的团结，“来开始动员工人阶级袭击无组织劳工的‘巴士底狱’”；注意女工和童工的特殊问题[2]。停留在自1935年开始的工会会员逐渐转变的暗暗自满上就是对问题不负责任；正是仅仅由于通过“下层的群众运动，工会运动才达到了目前这样强大的程度和获得承认”，因而似乎是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同样性质的群众运动”[3]。
[1]见109页的注1。（录入者注：即上述注1～10中的注3）
[2]《英国共产党1937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第96～116页。
[3]柯尔著《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简史》，第525～526页、534页；1935年职工大会报告所属工会会员增加94000人（1930年以来的第一次增加）。后来的增加为：225000人（1936年），约40万人（1937年），452000人（1938年），208000人（1939年），198000人（1940年），212000人（1941年）。
从上述事实中看出，很明显，工会运动的任何这样的前进运动的复活和优势的领导方面，必然发生不可避免的、尖锐的冲突。官方政策在较广泛的政治问题上的进一步发展证实了这一点。在这里，工会机器的操纵者在统治阶级的政策的幕后玩弄权势的手法，确实是惊人的。
在前一年的混乱时期之后，扩张军备的批准问题被提到1937年的会议上。虽然官方的“对外政策与防御”声明在形式上描出集体安全外交政策的轮廓，但十分明显，问题的中心仍是支持已故的张伯伦反动的“绥靖”政府的扩张军备政策。西特林爵士在诺威治职工大会上说：“不能等待工党政府再度登台才实行扩张军备”，同时执行委员会发言人詹姆斯·华克（钢铁业工会）在菩恩穆斯工党年会上发表演说，《曼彻斯特卫报》把它形容为：“这是三十年来工党年会的第一次的伟大演说，这篇演说发表了爱国的意见。”
当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挑起战争时，张伯伦政府通过“不干涉”的谎言，站在佛朗哥（及其纳粹与意大利支持者）一边。虽然由西班牙的斗争所引起的运动和普遍的民主舆论比行动委员会时代以来更为慷慨激昂，但贝文和西特林爵士在政府的“险恶的两面手法”[1]中努力保持“缄默的伙伴”地位仍是很显著的。在西班牙战争非常危急的初期，他们企图以惊人的欺骗手法处理这件事。他们在1936年普利穆斯职工大会上的行径博得塞缪尔·霍尔爵士在保守党年会的好评，他说：“职工大会对西班牙危机所采取的明智态度表明，在劳工队伍中存在着一支有爱国心的坚强力量。”甚至当这种灾难性的政策后来遭到失败时，也没有正式地进行适应当时所需要的规模的援助西班牙的运动[2]。
当法西斯在1938年3月并吞了奥地利而把侵略的矛头东指时，领导机关再一次地使张伯伦的政策得以畅行无阻。当时存在着头等重要性的政治危机，政府因而发生动摇；但全国劳工委员会对导致推翻政府的领导则从未担当起来。相反地，委员会片面地宣称它要等待首相宣布政策。次日，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被召前往唐宁街，卑躬屈膝地倾听张伯伦向劳工呼吁“友善和援助”。恶名昭著的绥靖者得到挽救，从而使他能够进行他的慕尼黑的最后胜利和毁灭中欧民主的最后堡垒；后来在1938年9月布拉克浦职工大会上批准的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团结一致的宣言，仍是口头上的宣言。诚然，就在这届大会上，西特林爵士作出了为最高委员会支持张伯伦的消极政策而辩护的极其惊人的行径。后来西班牙共和国的危急形势曾引起采取有效的团结行动的普遍要求，并提出对佛朗哥西班牙实施有组织的禁运的建议。然而，西特林爵士认为这种行动将破坏工会法案，并将涉及工会基金的没收；其次，这种行动是不可能采取的，因为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当然是指贝文）加以反对。对于西特林爵士1934年反对停止战争的行动的论证的评论，其理由是很肤浅的，前面已有叙述[3]。
[1]引前锅炉制造工人工会书记、一度担任最高委员会委员的老战士希尔的话（1937年1月8日《每日先驱报》）。
[2]关于对西班牙战争的这种不幸的态度的详细文件可参考胡特著《战后史》第11章。
[3]在同一时间，西特林爵士进一步提出反对国家管制获利很大的军火工业的广泛要求的论据，因为这种要求将涉及国家管制劳工。这一“论据”的凶恶幻想充分表明了战时国家管制和征召劳工——西特林爵士予以支持，他的同僚枢密顾问官、议员、劳工与国民兵役大臣贝文加以解释。
最高委员会领导把他们对政府无条件的支持说成是，仅仅是表示他们所属工会的意见，这种解释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可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战时生产的主要工会、混合机器业工会于1938年会见大臣们，按照扩张军备讨论产业政策、劳工参用等问题。机器工人采取的方针和最高委员会所采取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在开始时（为西班牙生产军火，不啻是政府对法西斯政权的鼓励）提出了麻烦的“政治”问题。同样，当最高委员会在1939年初毫无疑问地答应政府关于国民兵役计划采取合作方针时，它就遭到重要的工会组织如分销业工人工会和店员工会的否认。
总之，在这些多难的战前年代里，贝文和西特林爵士的领导由于拒绝任何工人阶级的团结或人民大众和民主的团结，因而削弱了对张伯伦的可恶统治的有效反对。在1935～1936年，搬弄麦克唐纳在1920～1925年使用过的“莫斯科卢布”和可怕的“暴力”的谰言，以拒绝共产党员加入工党。1937年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联盟和独立工党在一项和工党通过的“简要纲领”无甚差别的纲领上所发起的团结运动，贝文以斯塔福德·克利浦斯与摩斯莱的令人迷惘的比拟加以谴责。成立人民阵线的运动（1938年《雷诺新闻》的统一和平联盟的号召；1939年的克利浦斯备忘录和请愿书）被“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或投降”的呼声压下去了。“克利浦斯请愿委员会”发行的第一本小册子回答说：
“因为独裁者提出他们的殖民地的要求，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必然要进行战争，……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帝国；他们将在被剥夺他们的战略资源和丧失被他们出卖了的同盟者的情况下进行战争。在这一场你死我活的掠夺战中，工党为了社会主义的缘故，是否将拒绝政治合作呢？最可能是就是它将再一次加入到国民联合内阁，这时的联合内阁是在保守党的领导之下。除此之外，我们的公民自由停止了，胜利是遥远而有疑问的，将要产生的东西大有可能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这一点在工党于1939年圣灵降临节之后在南港召开的年会上没有通过。当贝文领导了大军挫败这位当时想击败张伯伦的律师时，他大叫说：“我们现在比过去更接近政权了”；与这一叫嚣同时，还出现了请求联合经营世界殖民地资源，以便把他们的地位让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论调；这是“绥靖”的新路线。会议在格林伍德的“士兵们！回到你们的岗位去”的口号声中结束。这句话较它的著者所体会的更为切合实情。工会会员出席了他们最后一次的战前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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