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工会和战争（1939

第十章工会和战争

（1939—1942年）

　　在战争爆发前的两年，官方的工会路线正像韦伯夫妇对1914年情况评论所反应的，早已粗具规模了^[1]。西特林爵士在1937年诺威治职工大会上说：“我不相信任何政府如果没有劳工运动的支持，能进行任何种类的战争。”贝文宣称，职工大会——很明显，他是指运输大厦^[2]的寡头机器——“现在实际上已成为国家的一个主要部分”。在1939年9月的日子里，这些言论的充分意义显示出来了。

　　^[1]见本书第六章第一段。
　　^[2]英国职工大会所在地，即指职工大会。——译者

　　从开始起，最高委员会就坚持主张，政府在一切有关问题上必须和他们磋商，张伯伦和丘吉尔同样都承认了这一点。职工大会的代表在讨论供应、燃料、粮食、宣传（情报）等问题时，是和全体战时政府各委员会的委员处于并列地位的。

　　与国家“密切”合作和与有组织的大企业即国家统治者的合作是相辅而行的。1939年10月成立了“联合顾问委员会”，授予英国雇主联合会和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以同等代表权，并由劳工大臣担任主席。次年5月，一个同样的但更完备的组织“联合协商委员会”为了整个委员会的实际目的取而代之。

　　这一双重合作的自然附产物就是所谓政治的和产业的“停战”，更适当地说，这种停战是企图瓦解运动的。在战争的头一年中，工会分会的生活和活动消沉下来了。

　　当职工大会于1939年9月对德宣战后的一天在布利德林顿召开时，它没有听取到最高委员会对战争原因和性质的客观分析，没有接受到保护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的利益的政策路线。次年，职工大会在南港召开。空中闪击战已经开始，代表们对于防空的紧急课题，提出普遍的批评；但西特林爵士重复官方流行的话回答说：现在没有时间挖掘很深的防空洞。同样，南港职工大会的预兆还表现在延期审查下列问题的决议上，如：工会条件的恢复和资本课税、要求把慕尼黑分子清除出政府的决议的“先决问题”，以及拒绝全国铁路工人工会为了工会民主起见要求把最高委员会中的投票分歧记录下来的决议的问题。

　　很自然，战争造成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巨大转变。国防条例第18条第2款（不经审讯和起诉而予以拘禁的权力）和第2条第4款（不经陈述意见和起诉而查封报纸的权力）显示了政府新的独裁权力的特征。大企业代表对一切国家产业管制的控制使人们无意中所说的“战时社会主义”只不过像阿瑟·萨尔特爵士所说的，是“既得利益的冒牌社会主义”而已。当时存在着无法无天的投机渔利和管理失当的现象。至于工人阶级的状况，像权威调查所表明的，在战争第一年就造成了剧烈的下降；例如，在伦敦的伊斯林顿大选举区，发现7家之中有6家的生活降到和平时期的水平之下，同时在军火工业中心如科文特里，约有1/2家庭的收入增加了，其余的家庭中的20%的家庭的生活甚至降到战前的水平之下^[1]。

　　在1940年初期，勉强作了一些增加工资的让步，特别是对矿工、机器工人和铁路工人的让步；但平均数字还不及合理要求的一半。上述的“联合顾问委员会”准备了关于“额外工资”弊病的备忘录，但没有获致大家一致同意的政策；当1940年7月引用第1305号命令^[2]取缔罢工，实施强迫仲裁时，全国法庭立即表明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吝啬的组织（即机器工人要求每周增加工资10先令，裁决结果仅增加3先令6便士）。

　　领袖们的政策在工会运动内部必然使他们加入对一切战斗力量或反对派、首先是对共产党人实行更极端的进攻。在战争的第一年中，最高委员会向许多工会理事会开火^[3]。全国劳工委员会在广泛的反对苏联在芬兰进行战争的运动中扮演领导角色；它的代表们和佛朗哥的朋友一道坐在委员会中。职工大会的领袖们站在进攻《工人日报》的前列；首次的进攻是由西特林爵士和其他人士提出诽谤的诉状，然后以得胜的判决书为根据，采取把《工人日报》记者逐出1940年职工大会的史无前例的步骤^[4]。

　　工会会员群众提供了一幅不同的图画。在战争的头三个月中发生了40件地方性罢工和工厂罢工；在1940年，当因劳资纠纷而损失的工作日的纪录很低时，争端总件数却达到十年来第三次最高记录——罢工规模虽然很小且时间很短，但事实上罢工次数是很多的。在芬兰战争的反苏争吵上，许多工会分会提出了尖锐的抗议；后来，又掀起了抗议查封《工人日报》的高潮。在政治方面，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即：于1940年圣灵降临节在菩恩穆斯召开的工党年会的议程上的200个提案中，有50个提案是关于政治休战问题的，而多数提案则要求解除对《工人日报》禁令；在会议前夜，假藉工党领袖参加丘吉尔政府的口实，搁置了这一问题的讨论。

　　前进运动的工厂基础是日益显明和重要起来。第一次全国车间代表会议于1940年4月在北明翰召开。出席会议的有282位代表，代表着机器业及其同业的107个工厂的217000多工人。会议决定提议成立一个平行的全国车间组织运动，并通过一项概括一致同意的政策、包括在全体工人中完成（包括女工在内）百分之百的工会运动、增加工资、改善工厂条件、保卫工会内部的民主在内的漫长提案^[5]。

　　^[1]见1940年7月《经济日报》。
　　^[2]所谓第1305号命令，是英国政府1940年制订的雇佣条件与全国仲裁法的通称。按照这个命令，工会实际上不能宣布正式的合法罢工。它们必须先通知劳工大臣，说与雇主之间“存在着争端”，然后劳工大臣就设法使双方达成协议，如果不成，就把争端提付仲裁。仲裁的决定是有约束性的；事实上，将工人们的要求提付仲裁的结果，莫不是按照雇主的利益而裁决的。这个命令无形中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给工人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工人们坚决要求废除臭名远扬的第1305号命令。——译者
　　^[3]举例而言，格拉斯哥工会理事会（由于召开一个广泛的反战会议而引起骚动）和加的夫工会理事会（它要求发动推翻张伯伦的“违反工人利益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统治阶级的政府”）已发表了工人阶级的意见。
　　^[4]1941年1月的查封可在代表吴·斯马特（建筑工人工会）的抗议中找到说明，他说：“最高委员会的行动……不仅对新闻自由构成毒恶的进攻，而且对工人阶级及其报纸、组织构成采取进一步攻击的信号。……通过最高委员会，大会正被要求成为政府的工具，藉此，莫里逊可达成约翰·安德逊爵士未完成的事情即对工人阶级报纸的进攻。”
　　^[5]提案全文可参考汉宁登著《战时产业史》第113～119页。这次会议是“全国机器与同业车间组织委员会”的先导。

　　1941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人民会议”的一个特点，是工会和工厂的代表出席数。在2000多个代表中，有665个来自497个工会组织，471个来自239个工厂，他们批准了会议的关于成立人民政府的八点纲领，旨在保卫人民民主，反对国内外的法西斯主义——与苏联保持最密切的团结——旨在提高生活水平、保卫和扩展工会与一切民主权利。对于这种政策的广泛支持的证明，可从几个月后召开的混合机器业工会全国委员会明显地看出来。经过长时和热烈的讨论后，机器工人的大理事会创纪录地以29票对21票赞成“人民会议”的纲领。这项消息在1941年6月21日各报纸上曾轰动一时。

　　次日，纳粹背信弃义地对苏联发动了进攻。同日晚间，丘吉尔发表他的“历史性的言论”（斯大林语），保证英国给予苏联以充分支持。恰在这时，当慕尼黑会议的人物目睹他们的绥靖政策的重大目的——希特勒发动反苏战争——获得惊人成就时，他们不得不忍受眼看英国站在苏联一边的绝顶愤懑。战争没有如他们所希望的“转移”；它发生了转变。对于工会运动如同对于其他任何事物和任何人一样，这标志了历史性的和彻底的转变。很明显，英国和苏联之间建立的全面联盟和7月12日签订的协定，需要平行的工会联系，因为新的形势使工会面临了新的任务和新的责任。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首先倡议成立“英苏工会委员会”。这一建议在9月爱丁堡职工大会上以口头表决而获得批准，并于次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以主席富兰克·伍尔斯登克罗夫特（木业工会）和总书记西特林爵士为首的职工大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莫斯科会议的成绩是缔结了下列一致同意的协定：

　　一、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把英国和苏联的工会团结到互助的组织里。
　　二、在击败希特勒德国的共同战争中，给予苏联和英国政府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三、加强两国的工业努力，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坦克、飞机、枪炮、弹药以及其他军火的产量。
　　四、支持英国方面给予苏联以最大限度的军火援助事业。
　　五、在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中，利用报纸、无线电、电影、工人集会等一切宣传工具。
　　六、对被希特勒占领的各国为摆脱希特勒压迫、争取解放、争取独立和争取重建其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
　　七、组织苏联工会和英国工会之间的互助和交换情报。
　　八、加强苏联和英国工会运动的代表之间的个人接触。

　　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正式批准的这一历史性的协定，如许多人士所预测的，没有受到英国方面的立刻的贯彻实行。直到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什维尔尼克和已故的尼科拉埃娃两位书记为首的苏联工会代表团在1942年年初访英国时始采取进一步实施协定的次一步骤。可以肯定地说，什维尔尼克及其同事们曾给予英国的运动以工会在当前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真正领导本质的显著的兄弟般的指示。在1942年1月2日对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发表演说时，什维尔尼克首先强调指出，英苏工会的团结和友好“必须时时予以加强”。他又指出：整个工会机器和运动“必须投入充分的行动”，特别是要把工人组织起来以实行每项战争措施。

　　与此同时，存在着增加军火产量的“根本和主要的问题”，这就是说要把工人组织起来，使每个工人能够而且将会提高其劳动生产率。

　　苏联代表团周游了英国全国，看到英国飞跃地转入胜利性的进步。他们访问了约60个兵工厂、矿场和造船厂；他们在那些地方受到工人们的欢迎，他们在主要工业中心的群众集会上的发言受到热情洋溢的欢呼。在他们深思熟虑的访问总结中，什维尔尼克对英国的男女工人的“崇高工作精神”予以颂扬，特别宝贵的一点是因为英国的战争工业需要提高其工作速度。关于迅速解决这一最后问题，代表团特别指出工业中“许多未加利用的潜力”；如果任何工厂想发现其未加利用的潜力的所在，以及如何处理它们，那么就必须“和男女工人们进行讨论”。

　　诚然，自6月22日以来，男女工人们曾进行了很多的讨论。讨论——并且行动。在那大转变的日子很久之前，在许多工厂中曾有揭发浪费、管理失当和混乱现象的高潮；工会的调查，车间代表的会议和派代表访问大臣，曾使这些现象成为人所共知的事情。当前发生的事情——某些事情是没有前例的、某些事情确实是新鲜的——是工人们为了最大限度产量而提出的“积极性的”建议，以代替从前以“消极”为主的揭发。在这里，又是工厂阵线的工人群众，勤奋的工人及其车间代表起了带头作用。

　　“全国机器与同业车间组织委员会”及其机关报《新推进者》担任了主要的角色。这个组织于1941年8月23日召开了一个全伦敦生产会议，之后，又于10月19日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我认为，凡出席在伦敦斯托尔剧院举行的这一著名会议的人士，一定不会否认它是最杰出的、确实动人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的战时代表大会^[1]。参加会议的有1237位代表，来自主要战争工业中约300个工厂、工场和制造场，代表着50万建筑工人和船舶修理工人，坦克、飞机、枪炮和弹药制造工人。与1940年春天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车间组织会议相比，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人数增加了4倍有余，所代表的工厂数目增加了3倍，代表的工人数字也增加了2倍以上。同样，代表的质量是显著的。负责的代表是以大军火工厂工人的名义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些工厂的名称是大家所熟悉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约翰·布朗、亨伯·希尔曼、菲尔非尔茨、卡麦尔·莱尔德、索尼克罗夫特、哈兰特-沃尔夫、米特罗波利坦-维克斯、布里斯托尔-格罗斯特飞机厂、德哈维兰特、纳皮尔工厂。

　　关于10月19日会议最重大的事情也许是：这次会议没有把生产问题从全面战争的整个问题中抽出来。它的主要口号可以表现为“工作和战斗”——两者同样强调。战斗：会议给开辟西线战场的要求以雷动般的掌声。工作：会议对向它提出的关于废除传统方法、技术专有和划分界限，训练女工做最熟练的工作（同时还训练她们加入工会组织）以增加生产的详细建议发出欢呼。问题的中心就是准备在每一工厂成立给车间代表以参加的充分便利的“联合生产委员会”的建议。关于遵循这一方针，发挥工人们的巨大的创造力，以发掘工业潜力的问题，在会议上被提出来了。一个接一个的斯达哈诺夫式的代表谈到，某地枪炮零件产量增加3倍，某地的计划从40小时减到12小时，以及为了援助苏联在两天中完成七天的特别工作的事实。

　　在以后几个月中，车间代表英勇地负责贯彻这次会议的方针。“联合生产委员会”的数目日益增多。1942年2月宣布一项消息说：政府建议在它所有的兵工厂中成立同样的委员会，同时劳工大臣倡议和雇主、职工大会讨论在所有企业中按照《工厂基本法规》的计划成立生产委员会。最后，成立了由机器工会和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全国顾问委员会”，来配合在第一个有关的工业即机器工业中成立“生产委员会”的工作。

　　各个地区的“联合地方委员会”接到了工厂工人提出参加“生产委员会”的代表候选人提名，并和雇主们共同监督投票选举^[2]。

　　因此，在1941～1942年这大转变的一年间，工会及其每个会员都面临着巨大的任务，这种巨大任务就是进行生产竞赛和团结每个工人致力于勤奋而愉快的全面战争的正义事业。

　　然而，在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重要方法上，仍然存在着团结问题；很不幸，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的领导集团，在关于和共产党员团结的严重考验中，继续维持他们的铁石心肠。在1941年7月31日，最高委员会和工党执行委员会联合发表声明说：他们和共产党之间的新的共同行动建议虽已制成，但“他们认为在这种形势中没有任何事物将证明这种合作是正当的”。在9月的爱丁堡职工大会上欢迎苏联盟友时，乔治·吉伯逊主席着重指出：共产党是仍然在范围之外的——“在英国工人阶级看来，这些人士的惊人转变已把他们自己置于最卑下的范畴之内”^[3]。运输大厦于12月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一个长期的运动，就是在全国首要的伦敦工会理事会中最后通过了1935年排斥共产党的“黑色通令”。

　　^[1]读者可参考我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生产——胜利的关键》，该文载1941年11号《劳工月刊》。
　　^[2]有关的工会为：混合机器业工会，代表约40个各个组织的造船与机械工会联合会，全国翻砂工人联合会，及机械与造船绘图师协会。1944年有82个联合地方委员会，而联合生产委员会总数有4500个，其中有1600个是在雇佣不到150人的工厂中成立的。
　　^[3]共产党员从1941年11月的19000人增加到1942年5月的53000人一事，吉伯逊是很难加以说明的。

　　可是，西特林爵士及其同僚们作出了迎合时宜的若干重要动议。在这些动议中爱丁堡职工大会所提出的是很动人的。对最高委员会的关于英苏工会团结及其重要结果的建议早已提出参考意见。在工资的基本问题上，不再存在先前的“额外工资”的“危险”的谈论了。西特林爵士自己引证生活费用上涨30%而工资仅提高20%的简单事实，打破了战时工人致富的神话；大会批准了最高委员会拒绝接受平淡无奇的工资稳定政策的行动。

　　但是在爱丁堡职工大会上，实际上控制着大会的“五大”工会之间的日益增长的分歧更为显著。在两个问题上，大的总工会（运输工人工会、普通与市政工人工会）被孤立起来，且在工会投票中仅仅获得勉强多数。因此，全国公用事业工人工会的提出要求最高委员会审查工会组织监督产业工会运动是否更有效的动议，仅以2548000票对2384000票被击败。关于化学工人工会（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和全国普通与市政工人工会对它是特别有敌意的）重新入会的建议仅以2404000票对2333000票被击败。在争论的问题上的这样不相上下的表决是创纪录的。

　　同样，在个别工会中，也可看到新的力量上升到领导位置的新趋势。混合机器业工会在这方面再度带头前进，决不是偶然的事情；老的“自豪的机器工人”居然投票赞成女工（1851年缔造者的阴影！）入会，并选举这样闻名的战士如乔埃·斯科特和汉宁登分别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全国组织者，都不是偶然的事情。上述的分歧同样在解除对《工人日报》禁令的运动中尖锐化起来，也不是偶然的事情。在1942年春天，职工大会属下有30个全国工会创纪录地反对维持那一荒谬的禁令。他们代表着包括“五大工会”多数工会在内的约230万会员；五大工会中的三个工会为混合机器业工会、矿工联合会和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和这种情况对照，令人惊奇的是，最高委员会居然公开宣布，它不能参加要求取消禁令。更令人惊奇的是，在5月工党年会的辩论之后，它的纲领遭到1244000票对1231000票赞成解除对《工人日报》禁令的惊人失败。约有成百万的工会会员没有重新要求把《工人日报》作为一个“政党”的政治问题加以讨论，但他们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仅仅是因为热望着极充分的动员英国工人阶级参加全面战争和争取迅速胜利。

　　在职工大会于1942年在布拉克浦召开的前夜，才最后解除了对《工人日报》的禁令。因为很明显，大会对这问题的表决将获得绝对多数票。这一报纸在群众基础上复刊了，这是前所未闻的事件，它迅速地达到每天10万份的许可的最高发行额（初期订单超过5万份），成为工厂、特别是工会和劳工运动中一支重要和受尊敬的力量，在工会对《工人日报》的支持增长达到最高峰时，大可以注意的是，从前采取敌对态度的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和“五大工会”中的其他工会现在也支持《工人日报》了；1944年又颁布了臭名远扬的战时记者禁令^[1]。

　　^[1]1944年职工大会一致批准了全国记者联合会反对这一禁令的抗议决议，随后并派遣了以西特林爵士为首的代表团去见首相。内阁拒绝该代表团的请愿引起了全国记者联合会的代表年会（1945年复活节）决定发起一个全国抗议运动。

　　布拉克浦职工大会本身表明：在爱丁堡职工大会看到的转变和发展的征象的特色还历历在目。战争的重大问题乃是职工大会的决定性的问题。关于需要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意见是普遍一致的；虽然正式决议由于将时间和地点的问题留交“主管当局”考虑而使这个要求有所逊色。混合机器业工会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修正案，表决结果为1526000票对3584000票。关于生产问题通过了一系列的积极性的决议——要求接纳工人的代表参加管理局、中央科学计划研究所，并迫使“联合生产委员会”接纳技术和行政人员的当然代表。

　　在教育问题上，发生了特别激烈和严重的辩论。尽管天主教在投票中的可怕势力——据说是某些工会中的主要因素——大会决定性地击败了宗教宗派分子的特别待遇的请求，否决了各个教会派的全部原则。

　　但在有关团结问题的各方面，布拉克浦职工大会极其明显地在运动中继续前进的压力上起了示范作用。虽然最高委员会胜利地抵制了全国铁路工人工会要求它审查工会组织和为了更密切的团结起见建议任何必要的变革的提议，但仅仅纠集了200多万票。在国际方面，对西特林爵士和“美国劳工联合会”顽固领袖进行的所谓“片面的”谈判，对他对进步的“产业组织联合会”的冷淡态度，存在着显著的不满言论；通过一项决议，敦促最高委员会发展联合国的所有工会间的战时关系，作为战后成立全世界的国际联合会的基础。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反动堡垒“黑色通令”发生了裂口。混合机器业工会提出撤消通令的议案以255万票对215万1千票的勉强多数被击败了；八位演说者中仅有一人即最高委员会的发言人赞成继续维持通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