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安德鲁·克莱曼《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2012）

第八章 看似可选的消费不足理论


· 谎言，该死的谎言，和消费不足论的统计数字
· 消费不足论者的直觉
· 巴兰和斯威齐的逻辑错误
· 消费不足论走向何方？


　　本章批判性地考察了消费不足论关于大衰退根本原因的观点，同样还考察了消费不足论的理论基础。在下一章，我将讨论这一理论的政治内涵，在当前这一历史时刻我对它感到十分担忧。我相信它引起了资本主义能够被塑造的更加公平和相对不易发生危机这样一种虚幻的希望，而试图实现这一目标的失败很可能会导致理想的幻灭和向右派的转变。一些读者或许希望首先读到这个讨论，但我把它延迟到下一章以避免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摒弃消费不足论，而不是在经验的和逻辑的基础上对它进行批评。
　　我已在本书中证明，大衰退的根源在于过去几十年中债务的大规模累积，债务的累积可以追溯到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盈利能力的下降是就业相对于资本积累速度的增长不足所导致的。消费不足论的作者，与其他作者一样，同意债务累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他们主张，它是根源于对工人的支付下降和/或工人收入份额的下降，而这两者则导致了消费支出的不足——或者说，如果消费不是靠债务支撑，就会出现消费支出的不足。相反，我将证明，最近这场危机不可能追溯到美国工人所得到的薪酬的下降或他们的收入份额的下降，因为这两者任何一个都没有下降。
　　然而，即使消费不足论的作者在有关事实上是正确的，我随后也将表明我们仍然不得不拒绝他们关于危机的观点，因为消费不足理论所依赖的基础是错误的。我将批评这一理论背后的直觉，而且我将证明消费不足论的一个关键文本——保罗·A.巴兰（Paul A. Baran）和保罗·M.斯威齐（Paul M. Sweezy）的《垄断资本》——包含着对这一理论的辩护，而这一辩护却是建立在一个逻辑错误之上的，并且它在经验基础上具有严重的缺陷。

谎言，该死的谎言，和消费不足论的统计数字


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马克·吐温的流行格言，出处不详


　　接下来的证据表明，消费不足论关于大衰退根本原因的观点是错误的。与消费不足论作者所认为的相反，美国工人阶级得到的国民收入份额并没有下降；它在40年中一直大致保持在同一水平上，比1960年高很多。此外，在过去30年中（这一时期有着可靠的数据），美国工人的薪酬即使在我们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之后也有所上升——根据某种衡量，上升了差不多37％。

工人的国民收入份额


　　在本书其他部分，我已经讨论了这样一种主张，即最近这场经济危机是一个不可还原的金融危机，是一种由金融所统治的资本主义特殊形式的一场危机，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场危机。《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一份长久以来一直赞同消费不足论和所谓“左翼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出版物——的两位作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弗雷德·马格多夫（John Bellamy Foster andFred Magdoff，2008），最近把金融危机的观念和消费不足论融合在了一起：[1]

　　正是始于1970年代的经济相对停滞的现实……导致了“金融化资本主义的新体制”的出现，……通过这一体制，经济中的需求“多亏资本泡沫”而得到刺激。……但是这样一种金融化的增长模式不能够产生快速的经济发展——不管持续多久，并且这一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解释整个动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美国工资和薪水对国民收入的百分比率的下降中发现的。1970年代的停滞导致资本通过压低劳动成本来提高利润，从而发动了一场加快了的针对工人的阶级战争……图3显示了工资和薪水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自1960年代晚期至今的急剧下降。

福斯特和马格多夫的图3使用美国政府官方数据来显示，工资和薪水自1960年占GDP的52％和1970年的53％下降到2007年的46％。它看上去很有说服力，除非你也查看了政府目录并意识到这张图遗漏了一大块不断增长的劳动人民的收入。工人收入的这些其他组成部分的数据是容易获得的；它们报告在福斯特和马格多夫用来获得其工资和薪水数据的同一张表上。
　　哈维（2010：13）不加评论的使用了基本相同的图，里克·沃尔夫（Rick Wolff，2008a）在一篇发表于《每月评论电子期刊》（Monthly Review's MRZine）上的文章中重制了此图并用它作为自己分析的基础。最近，沃尔夫和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Resnick）发表了一个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其中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制造业中支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自〔1970年代晚期〕至今差不多保持不变，甚至还略有下降”（Resnick and Wolff，2010：176），但是他们忽略了制造业工人收入的其他组成部分。
　　在福斯特和马格多夫发表图3的几个月前，时任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局长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写道，“关注工资而不是总薪酬”是一个“衡量错误”，它“带来了关于国民收入份额如何演变的一种错误的观点。工资和薪水对GDP的比率这个极具误导性的数字自1970年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6％”。（2008：2，4；强调为本文所加）他还郑重提到，这个错误已经“导致一些分析者得出劳动收入的上升与生产力的增长不相一致的结论”。（同上：2）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工资和薪水之上，那么他遗漏了什么呢？首先，工人的总薪酬还包括许多雇主支付的健康和退休福利，还有雇主代表其工人所支付的一部分社会安全福利保障和老年保健医疗税（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taxes）。由于美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并且退休后生活得更久，健康医疗费用增长极为迅速，自1970年以后，薪酬中这些非工资组成部分的增长速度是工资和薪水的2倍。事实上，工人现在更少直接提取其薪酬，而是为他们老年的生活进行更多的储蓄。[2]
　　第二，政府付给人们尤其是工人阶级大量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医疗福利，退伍军人福利，还有例如福利援助金和失业保险福利等其他项目。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更多的人被纳入到社会保险和医疗体系，这些社会福利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同样也增加了。当然，劳动人民也把比以前更多的钱放入社会保险和医疗基金。因此，我们需要减去他们通过其税收贡献出去的部分；我们要加到总薪酬中去的，仅仅是由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和为社会福利而征收的那部分税收。我将称这个差额为“政府净社会福利”。自1970年以来，净福利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工资和薪水收入的4倍。
　　尽管福斯特和马格多夫的图3把工人的收入表示为GDP的一个份额，但这是又一个衡量错误（见Feldstein，2008：4）。美国大约八分之一的GDP由现有固定资产的“耗费”构成，这一部分不属于任何人的收入，BEA和其他国民经济核算机构在计算国民收入时会把这一部分减去。因此，对收入分配的分析应当考虑国民收入的份额，而不是GDP的份额。
　　图8.1比较了福斯特和马格多夫的结果和我以如下方式得到的结果，即把非工资薪酬和政府净社会福利计算在内，同时衡量工人的收入对国民收入的份额而不是对GDP的份额。自1960至2007年间，工资薪水对GDP的份额和对国民收入的份额下降了6.2和5.8个百分点。但是总薪酬对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了0.8个百分点，在政府净社会福利也被包含进去时工人的国民收入份额上升了5.0个百分点。自1970至2007年间，工资薪水对GDP和对国民收入的份额下降了7.5和7.6个百分点。但是总薪酬对国民收入的份额只下降了3.0个百分点，而在政府净社会福利也被包含进去时，工人的国民收入份额上升了0.1个百分点。[3]

图8.1　1960—2009美国国民收入的工人份额


　　我并不想暗示工人生活得很好。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在1970年代中期时并不富裕，自那以后他们的收入也只有缓慢地增长。但是他们生活得不好的理由与他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毫无关系，因为根本没有出现这种下降。就像我在第七章中讨论的那样，公司雇员薪酬增长的放缓同样也不是一个分配现象，而是由公司总收入（净增加值）增长的放缓所导致的结果。由于公司收入一直都没有快速增长，劳动人口的收入一直保持着对公司收入的一个近乎不变的份额，因此他们的薪酬仅是缓慢地增长。

实际薪酬


　　此外，福斯特和马格多夫写道，工资和薪水占GDP的份额的下降

　　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生产力和利润有了巨大的增长，美国非农私人企业部门工人的（用1982年美元衡量的）〔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实际工资，在1972年达到每小时8.99美元的高点，到2006年下降到8.24美元（相当于1967年的小时实际工资）。

这个陈述中的一个问题是，它也仅仅考虑了工资和薪水，而不是劳动人民的总薪酬，他们在退休后获得的收入在其薪酬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另一个问题是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有不同的方法。他们所选择的方法使实际薪资的增长看上去更小。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使用了城市工薪收入者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W）。一个容易获得并且被广泛采用的替代指数是PCE价格指数。因为CPI-W（如同其他类型的CPI一样）不是一个前后一致的序列——1985年以前它对房主住宅费用的估计基于住宅价值，而在此后的年份中它们是基于相似住宅的房租费用（见Bosworth and Perry，1994：320—321）——因此，在分析跨越这两个时期时它的有效性是有限的。无论如何，福斯特和马格多夫都应该告知读者调整通货膨胀的不同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带来的不同结果。
　　第三个问题是他们采用了“生产和非管理工人”的薪资数据。几年以前，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宣布终止发布这一数据序列；后来它又决定保留这一数据序列，但同时也发布一个纳入全部私人部门工人的替代衡量。计划终止发布的一个原因是生产和非管理工人这一类别对于回答政府调查问卷的人来说没有多大意义。美国劳工部（2005）指出：

　　……生产和非管理工人的工作小时数和工资总额数据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搜集，这是因为这些分类方式对调查对象没有意义。许多调查对象报告称无法将他们的工资记录按照生产/非管理类别的定义列成表格。

由于这个原因，图8.2和8.3还考虑了所有私人部门美国劳动的数据。他们的工资和薪水数据只有在1976年以后才可获得；他们的小时总薪酬数据只有在1980年以后才可获得。生产和非管理工人的小时总薪酬数据只有在1981年6月至2005年11月期间才可获得。这些工人的其他总薪酬数字是我的估计。[4]
　　图8.2清楚地表明，实际小时总薪酬显著上升而不是下降，生产和非管理工人实际薪酬的上升始终在平均水平之上。当我们使用PCE价格指数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时，我们发现他们的薪酬在1980至2009年间上升了37％，而所有工人的薪酬上升了35％。当我们用CPI-W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时，我们发现生产和非管理工人的薪酬上升了27％，而所有工人的薪酬上升了25％。

图8.2　实际小时薪酬，美国私人企业工人
（对2009年水平的百分比）


　　如果我们使用PCE价格指数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我们发现如图8.3所示，实际工资和薪水同样也上升而非下降。自1972至2009年间，生产和非管理工人的工资和薪水上升了12％。自1976至2009年间，他们的工资和薪水上升了14％，而全部私人部门工人的工资和薪水上升了22％。即使当我们使用CPI-W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我们发现全部私人部门工人的工资和薪水上升了7％。唯一下降的数据序列是福斯特和马格多夫提供的那个——用CPI-W对生产和非管理工人的工资和薪水进行平减得到的数据序列，它自1972年以来下降了4％。

图8.3　实际小时工资和薪水，美国私人企业工人
（对2009年水平的百分比）


　　上述分析的结果是，一个人要想得到工人的实际薪资下降的结论，他必须做到所有以下这几点：
　　（1）仅仅考察工资和薪水，而忽略更有意义的总薪酬数字；
　　（2）仅仅使用CPI-W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而忽略PCE价格指数；
　　（3）仅仅考察生产和非管理工人数据序列，而忽略全部工人的数据。
　　但是即使一个人做到了上述所有这些，他仍然会发现美国工人的实际薪资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是在上升的。当使用CPI-W作为通货膨胀的衡量时，生产和非管理工人的实际工资和薪水在罗纳德·里根于1981年执政以来上升了9％。
　　根据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的一项广为人知的研究（例如Piketty and Saez，2003），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和工资不平等在最近几十年中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这似乎是在表明，管理者和专业人士在薪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增长，而“普通”工人的薪资则出现停滞或下滑。然而，如我在上一章所讨论的那样，非管理雇员在美国公司净增加值中的份额在1985至2007年间大幅下降，图8.3为这一结论提供了独立的证据。尽管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生产和非管理工人的数据是有问题的，但它们仍然是普通工人实际工资和薪水的最好的信息来源，这是因为它们排除了公司所有者、“主要受雇于指挥、监督他人或为他人制订工作计划”的那些雇员，以及“〔提供服务的行业中〕未直接参与生产的雇员”。[5]图8.3显示，在1986至2009年间，生产和非管理工人的实际工资和薪水的增长速度，与私人企业工人整体的实际工资和薪水的增长速度相同。
　　明显相反的是，皮凯蒂和赛斯的数据带来了这一结论，即收入最低的90％的人口，其平均实际工资自1986至2008年间上升了17.9％，而最高的10％的实际薪水的上升速度几乎是它的3倍，为48.2％。[6]为什么皮凯蒂和赛斯的数据产生的结果与BLS报告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差别，其原因并不那么明显，但清楚的是他们的数据集是极不典型的。它建立在人们在所得税申报表上报告的工资和薪水数据的基础上，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BLS的工资和薪水数据则是建立在对营业处所调查的基础之上的。
　　此外，BLS的数据是关于个人的数据，而皮凯蒂和赛斯的工资和薪水数据则是关于纳税单位（tax units）的数据。如果位于工资分配底层的每纳税单位工薪收入者数量的下降快于顶层的下降，那么衡量到的不平等的提高就将偏大。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或许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在美国，一个纳税单位要么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单身者，要么是已结婚的一对夫妇——他们要填写合并申报表（两种情况下都包括所抚养的全部孩子），因此结婚率的下降趋于降低每纳税单位的工薪收入者的数量。这项研究发现，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中，婚姻率已经出现了非常急剧的下降。例如，在1970至2007年间，在没有高中文凭的人口中，30至44岁已结婚的男性所占的百分比下降了39个百分点，而在大学毕业的人口中只下降了19个百分点（Fry and Cohn，2010：19）。由于低教育人口通常获得较低的工资，这表明，在工资分配的底层中，每纳税单位工薪收入者数量的下降很可能大得不成比例，这导致皮凯蒂和赛斯的数据夸大了不平等的增长。
　　伯克豪瑟、拉雷莫尔和西蒙（Burkhauser，Larrimore andSimon，2011）的一项新的研究表明，皮凯蒂和赛斯的发现就收入分配而言也是极具误导性的，因为他们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定义收入的。表8.1显示了自1979至2007年间美国人口中的五分位人口（以20％为一组进行分组）实际收入的百分比变化总量。在第一行中，收入是按照皮凯蒂和赛斯对它的定义来定义的；在第二行中，它是按照“在有关美国贫困、收入和收入不平等的文献中最常使用的”（Burkhauser，2011：8）方式来定义的。[7]所有这三个收入的定义都带来了收入不平等增加的结果，但是当使用皮凯蒂和赛斯的定义时增加的程度远远更高，而他们的定义是唯一一个带来中低层收入的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下降或停滞这一结论的定义。

表8.1　实际收入增长，美国，1979—2007年
　五分位人口
收入的定义最低次低中间次高最高
税收单位的税前收入；不考虑转移支付（皮凯蒂一赛斯的定义）-33.0%-5.5%2.2%12.3%32.7%
家庭的税前收入，针对家庭规模进行了调整；包括转移支付（绝大多数的共同定义）9.9%8.6%22.8%29.2%42.0%
家庭的税后收入，对家庭规模进行了调整；包括转移支付和健康福利26.4%25.0%36.9%40.4%52.6%


消费不足论者的直觉


　　前面我证明了，消费不足论作者提出的作为最近这场经济危机和衰退的至关重要的根本原因的现象，在更进一步的考察下被证明是根本不存在的现象。如果这就是它全部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出结论，应当拒绝把消费不足当做是解释当前这个问题的一个因素，但它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作为解释因素。然而，我将要证明，事实上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拒绝它，因为消费不足的理论是建立在一个使它站不住脚的基本的（并且是低级的）逻辑错误的基础之上。在讨论这一错误之前，考察一下导致它兴起的潜在直觉是有用的。[8]
　　消费不足理论主张，经济危机和衰退是由于支付给工人的太少从而据称造成了支出不足所引起的。[9]这反过来暗示着，如果工人的境况更好，经济也将会更好。由于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因此这一观念显得非常奇怪。当工人的薪资下降，他们的损失就是雇佣他们的公司获得的额外利润，而利润则是给资本主义制度添加动力的燃料。使这个制度出现问题的不是利润率的上升，而是下降。
　　然而，消费不足论阵营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处境比管理者、所有者等差的工人将他们收入中的较大份额花费在消费品和服务上。因此，如果工人的薪资和/或收入份额下降，个人消费需求就将趋于下降。这事实上会降低利润，它有可能为一场经济危机或衰退创造了条件，除非个人消费需求的下降被需求的其他组成部分的上升所抵消。
　　让我们详细考察一下企业的生产性消费需求——换言之，即它们的投资需求。它包括企业用来建造建筑物（工厂、商场、办公室，如此等等）以及购买机器、其他设备和软件的支出。如果投资需求上升，并且这种上升大得足以抵消个人消费需求的下降，那么工资或工人收入份额的下降就不会导致总需求的下降。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导致一场经济危机或衰退。
　　然而，消费不足论者声称，投资需求的增长在长期中不可能比个人消费需求的增长快。为什么不会呢？哦，他们说，如果企业投资于新的工厂和机器等，并使用它们来生产更多的物品，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卖掉这些物品。这显然是正确的。但接下来就出现了消费不足论者的直觉：企业最终不得不把这些物品卖给公众。
　　消费不足论者的确认识到投资品是生产出来的，并且一些投资品是用来生产更多的投资品的。但是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这个过程最终将带来更多的鞋子和iPods，并且增加的投资品数量和用来生产更多的鞋子和iPods所需要的数量一样多。在长期中，那些不带来额外的鞋子和iPods的投资品不可能会增加。
　　为什么不会呢？为什么企业就不能最终相互销售而非得卖给公众呢？比如说，为什么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过程，采矿公司把铁卖给用铁来炼钢的公司；钢的生产者把钢卖给用钢来生产采矿设备的公司；采矿设备的生产者不是把这些采矿设备卖给iPods和鞋子生产者，而是卖给采矿公司，而它们再用这些设备采掘出更多的铁……如此这般一直下去呢？（当然，我并不是说一个不生产任何消费品的体系，我所说的只是这样一个体系，其中消费品的生产和对消费品的需求的上升远远慢于投资品的生产和需求。）
　　消费不足论者的回答是，“不管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如何，生产过程现在是而且必然继续是为人类的消费而生产产品的过程”（Sweezy，1970：172）①。然而，无论是斯威齐还是其他消费不足论的作者，都不曾提供任何证据或论证来支持这一断言。它只是消费不足论者以教条的形式所提出的，就好像它是一个已确立的事实一样的直觉。

①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2页。——译者注

　　下一节我将考察斯威齐和巴兰后来提出的一个看上去更为坚实的对消费不足理论的论证。现在，我只想说，尽管他们的论证明显受到了上述直觉的启发，但它与上述直觉有很大不同。这个直觉不得不涉及生产的目的——即为人类的消费而生产产品，而巴兰和斯威齐的论证则并非如此。这个直觉说的是为生产更多的投资品而生产投资品最终是不可能的，而巴兰和斯威齐所寻求的只是表明这样一个过程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消费不足论者的直觉引出了关于经济低迷的一个理论。对消费品的需求为投资需求设定了一个严格的最终极限，因此总需求受到消费需求有限增长的抑制。但是技术进步导致潜在产出较快的增长。这一矛盾的结果是出现了总供给超出总需求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结构性趋势。这种状况在长期中当然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产出的增长的确暂时超出了消费需求所设定的极限，其结果就必然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要么生产和就业必须下滑，要么价格必须下降，要么这两者以某种相互结合的方式出现。
　　其他一些理论只是简单地假定需求跟不上生产。消费不足论者则试图解释为什么它跟不上生产，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就像马克思最初在《资本论》第2卷的再生产图式中所证明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最终必然受到有限的消费需求的抑制这一至关重要的主张恰恰是错误的。[10]他并不怀疑这一趋势指向消费不足，但他表明这一趋势并不构成生产扩张的不可克服的障碍。（Dunayevskaya，2000：126）
　　总产出的一部分是消费品，另有一部分是投资品（生产资料），它们将被直接或间接地用于生产未来的消费品。消费需求确实给产出的这两个部分的扩张设定了一个极限。然而，再生产图式证明了，首先，这里还存在产出的最后一个部分，即将被用来生产追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而追加的生产资料随后又生产出了甚至更多的生产资料，以此类推，就像是在铁→钢→采矿设备→铁……这个例子中一样。在这个链条中所有铁、钢和采矿设备全都没有进入消费品的生产。最后这一部分产出的增长并不受“人类消费”的限制，这是因为它的需求者并不是人类，而是资本主义公司。
　　再生产图式还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如表8.2所示，通常需要最后这部分产出相对于总产出扩张。机器被用来生产机器和生产食品。假定每台机器只能使用一年。在第1年和第2年中，经济的总产出为100美元，并且每一个部门在生产中耗尽的机器价值和增加的新价值两者都等于产出价值的一半。但是用粗体字表示出来的最后那部分产出的价值，即部门I用来生产新机器的机器，在第1年只有25美元，而第2年为30美元。这给部门I创造了工人额外就业的机会，同时由于部门I现在有了更多的机器和工人，部门I的产出的价值也更大了。（部门I所使用的机器和雇佣的工人数量的增长，最初是由于部门II规模的缩减才成为可能的。）

表8.2　最后那部分产出和经济增长
　部门耗尽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增加的价值产出的价值
第1年I$25$25价值$50的机器
　II$25$25价值$50的食品
　总计$50$50$100
第2年I$30$30价值$60的机器
　II$20$20价值$40的食品
　总计$50$50$100


　　现在，在第1年，经济无法增长。这年年末生产出的价值50美元的机器恰好足够重置两个部门在这一年中耗尽的价值50美元的机器；没有追加的机器，增长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第2年，价值60美元的机器在年末被生产出来，它与这一年耗尽的、需要重置的价值50美元的机器相比增加了20％。因此，如果存在对追加机器的投资需求（并且如果多雇用了20％的工人），那么整个经济的产出的价值就将在下一年增加20％。换言之，经济的增长率将从0％提高到20％。生产机器的机器数量的增加使得增长率的提高成为可能，并且所形成的机器生产的相对增长是以食品生产为代价的。
　　一般而言，如果生产相同数量的新机器或相同数量的食品所需要的机器变得更少，那么增长率也会提高，但是资本主义用机器来代替工人的趋势使这一情况不大可能出现。因而，资本主义不是一个为消费而生产的制度，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一个为生产而生产的制度，生产机器是为了生产更多的机器。
　　消费不足论者并没有试图反驳再生产图式所表现出的可能性：尽管消费需求相对下降，但是通过对生产新机器的机器的需求的增长和机器生产的相对扩张，增长仍然能够无限地发生。消费不足论者只是出于对他们相信其为现实的教条的偏爱而忽视了再生产图式，这一教条即所有生产，即使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以消费为目的而进行的生产。[11]这种诉诸于现实的做法所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图式并非真实资本主义世界的模型，因此，出于认为这些图式未能将部门I和部门II的现实增长路径模型化的理由而拒绝它们，这种作法是不正确的。这些图式是解释工具，它们连同其他东西一起，揭示了为生产而进行的生产能够无限地发生并达到越来越大的规模这一现象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任何试图通过诉诸现实而回避这一基本事实的做法，都代表着对逻辑的背离。
　　因为对生产追加机器的机器的需求并没有最终受到有限的食品需求的限制，所以它在总需求中的份额能够不断增长。因此，总需求能够增长得比食品需求快，即使是在长期中，这也允许总生产增长得比食品生产快。
　　这意味着，消费不足论不能够解释经济的低迷。设想经济总产出的价值是100美元，而消费需求只有80美元。如果投资需求足够强劲——至少20美元，那么尽管消费需求有限，仍然不会出现经济低迷。另一方面，如果投资需求过于疲软，例如15美元，那就会出现经济低迷。但它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消费需求有限。在出现经济低迷时消费需求只有80美元，但是在没有出现经济低迷时消费需求同样也只有80美元。（在1943至2007年的65年间，美国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只在1974年和1980年下降了两次，而国内实际私人总投资支出却有23个年份出现下降。此外，1974年和1980年消费支出下降的百分比，平均只有投资支出下降百分比的7％。）因此，经济低迷的原因是那些导致投资需求为15美元而非20美元的现象。并且，既然投资需求的缺乏并不是由消费不足所引起的，那么经济低迷也不是消费不足所引起的。
　　普遍承认的是，现实驱动生产性投资支出的是盈利能力——过去的利润为投资支出提供了资金，对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提供了进行投资的动机。因此，就像第五章所表明的那样，投资支出不景气的背后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一般而言，消费不足论是同意这一点的。但是他们争辩说，市场需求的缺乏是压低利润率的原因，而这反过来导致了投资支出数量的不足。然而，就像刚刚所表明的那样，投资支出的不足是引起需求不足的原因，如果投资支出足够强劲，那就不会有需求的缺乏。盈利能力问题是引起投资支出不足的原因。一旦承认了所有这些，就会清楚消费不足论者把作为结果的需求缺乏误解为了原因，而把作为原因的过去盈利能力和预期未来盈利能力的不足误解为了结果。杜娜耶夫斯卡娅（Dunayevskaya）写道：

　　危机……并不是由“有效需求”的不足所引起的。相反，是危机引起了“有效需求”的不足。……“卖不掉”本身就证明了它自己同样是因为作为其根本的利润率在此前的下降，而这无论如何都与卖不掉没有任何关系。（1991：43，强调为原文所加）[12]

尽管消费不足论者摒弃了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的内涵，但他们中有许多人却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根植于马克思的成果的。他们（例如Sweezy，1970：177；Desai，2010：115）尤其喜欢对马克思的文本断章取义，“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1991a：615）①让我们把这句话放回到它所在的那段话的上下文中去。

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8页。——译者注

　　马克思强调，如果“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总收入（=净产出）将被划分为前者的利润和后者的工资。如果我们假定工人在消费品和服务上花费了他们的全部收入，那么需求的缺乏，从而“危机好像只能由”两件事情“来说明”。首先，即使所有收入都花费在了商品和服务之上，但生产的某些部门仍然可能出现需求的不足（其他部门的需求过多）——“各个不同部门生产的不平衡”。其次，产业资本家的需求可能低于他们用来积累的利润；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13]“然而实际情况是，〔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工人的消费能力……受……的限制。”（马克思，1991a：614—615）①换言之，工人只得到了一部分非利润的收入，而属于资本家和工人之外的“非生产阶级”的第三个群体获得了剩余的部分，如果他们的消费需求大幅低于他们的收入，那就将出现危机。

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7—548页。克莱曼此处的英文原文是：But as things actually are，〔demand〕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consumption capacity of non-productive classes…。《资本论》的中文原文是：然而实际情况是，投资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译者注

　　因此，在马克思谈到危机的两个原因的那一段中仅仅两句话之后，“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其本意是这导致了如下的可能性，即获得了否则就将由工人获得的收入的第三个群体，可能没有把他们的收入全部花费在商品和服务之上。或者，如果我们撇开那些由第一类不平衡所导致的问题，就像撇开某些与“现实的危机”不同的东西一样，那么工人受限制的消费是最终原因，其本意是这创造了如下这种可能性，即产业资本家和第三个群体得到了某些他们可能不会把他们得到的部分收入花费在商品和服务之上。这些可能性进而“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1990a：209，强调为本文所加）①

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136页。——译者注

　　这些段落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暗示着这样一种思想，即危机是由资本主义持久的结构性问题所引起的，而这种结构性问题是由个人消费需求的持续不足所导致的。即使从长期看，它们甚至也没有暗含着投资需求能够增长地比消费需求快的否认。马克思当然并不是在“正面质疑任何一种这样的思想，即资本主义危机的‘基本’原因存在于某个单独的生产领域”（Desai，2010：115），这是因为这些段落仅仅在讨论使危机得以可能的因素；它们并没有讨论将“这一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基本条件。
　　20世纪最重要的消费不足论者评论说，提到“最终原因”的那句话——马克思并非为出版而准备的手稿中的一个颇为晦涩的段落中的一个脱离了上下文的单独的句子!——“看来是马克思赞成危机的消费不足论的最直截了当的说法”。（Sweezy，1970，177）①如果那就是对马克思是一个消费不足论者的最好的证据——它的确是，那么我实在不想去看其他的证据。

①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8页。——译者注

巴兰和斯威齐的逻辑错误


　　巴兰和斯威齐的著名的《垄断资本》一书，初读时或许看上去主要是一个对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的描述。但这一描述的关键点是要回答这本书的核心理论问题：由于要避免停滞或另一场大萧条就要求“剩余”被“吸收”，而剩余的持续增长却使剩余的吸收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怎么才能够避免停滞或另一场大萧条呢？这个问题并非产生于事实。它产生于他们的消费不足理论。只有从那个理论的观点来看它才具有意义，如果那个理论具有无法挽回的缺陷，那么他们所描述的许多现象——军事开支、“浪费的”商业支出等等的增长，就不会具有像巴兰和斯威齐赋予它们那样的作用或意义。
　　因此，尽管他们对经济危机和衰退的消费不足理论的辩护只有一页稍多一点儿，但它却是整本书的关键所在。几乎所有其他内容的成立与否都同这一辩护能否成立联系在一起。由于《垄断资本》仍然对一部分学院左派和政治左派具有巨大的影响，并且由于书中对消费不足理论的简短辩护起着核心的作用，我将对它进行全面的讨论和批判。
　　他们重申了如下主张，即剩余相对于总收入具有增长的趋势，但资本家的个人消费需求只吸收了剩余的一个较小的份额，之后，巴兰和斯威齐问到，投资需求是否能够“吸收不断增加的剩余中的不断上升的份额”。他们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种情况的逻辑如下：如果总收入加速增长，那么其中的一个越来越大的份额就不得不用于投资；反过来，如果一个越来越大的份额用于投资，那么总收入也就必然加速增长。然而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一点所包含的意思是荒谬的。它意味着，必须把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物资生产出来，其唯一目的就是用来在未来生产出更加越来越大的生产物资。消费在产出中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小，而资本存量的增长将与消费的现实或潜在扩张毫无关系。（Baran and Sweezy，1966：81）

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第二句话是错误的。如果潜在产出对资本存量的比率保持固定，那么这段话中的其他句子都是正确的。那是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1957）的增长模型所做的假定，巴兰和斯威齐在这一段的脚注中引用了多马，所以可以推测他们也假定潜在产出/资本比率保持固定。因此我将也采取这一假定。由这一假定可以得到，资本存量与潜在产出以相同百分比的速度增长；如果它们以不同的速度增长，它们的比率就会随时间而改变。

爆炸式增长？


　　巴兰和斯威齐的下一句话是这样开头的：“姑且不谈这种爆炸性增长过程迟早将超出任何可能的经济体的物质潜力这一事实……”
　　因此，为什么这一增长过程被认为具有“荒谬的”意思——即有一部分其比例不断增长的生产不是为了人类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其原因之一是这一过程据称是爆炸式的。在增长理论中，“爆炸式的”是一个技术性的用语；在这里它意指产出和资本存量的百分比增长率以一种不受限制的方式提高；换句话说，它们的增长率的提高是没有界限的。这就是为什么增长过程可能会最终超过任何经济的物质潜力。但是巴兰和斯威齐没有做出任何论证来证明所讨论的这一增长过程必然是爆炸式的。事实上，如下面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它未必会是爆炸式的。
　　假定，（a）潜在产出/资本比保持不变；（b）现实产出最初等于潜在（最大）产出；（c）工人消费最初等于收入的75％；（d）剩下的部分是“剩余”，最初为收入的25％；（e）资本家的消费最初等于收入的20％；（f）最后5％的收入进行投资，用于购买追加的资本存量，从而全部剩余被“吸收”；（g）潜在产出/资本比为0.15。（见表8.3）

表8.3　初始状态占收入的百分比
占收入的百分比　
（l）（2）（3）（4）（5）（6）
工人消费剩余= 100%－（1）资本家个人消费需要的投资=（2）－（3）产出—资本比资本和产出增长率（4）×（5）
75%25%20%5%0.150. 75%


　　假定（f）和假定（g）具有几个含义。首先，由于投资最初等于潜在产出的5％，并且潜在产出/资本比为0.15，因此投资最初等于资本存量。其次，这暗示着资本存量最初每年增长0.75％，这是因为投资对资本存量的比率就是后者的百分比增长率（即资本存量的增加量对总资本存量的百分比）。最后，由于潜在产出以与资本存量相同的百分比速度增长，因此它最初也每年增长0.75％。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工人消费对收入的份额随时间而下降，因此剩余上升，但是，被资本家个人消费所吸收的那部分剩余也随时间而下降。那么，让我们设想一下，被工人消费的收入份额从75％依次下降到74％，到73.1％，再到72.29％，如此等等；它每年都下降前一年降幅的9/10。最终的结果是工人的份额将永远下降，但并非没有界限。它将越来越接近总收入的65％，但绝不会低于，甚至不会达到这一下限（见图8.4）。（同样，如果你这周储蓄400美元，下周200美元，再下一周100美元，如此等等，你的总储蓄将永远增加，但并非没有界限。你的总储蓄将总是低于800美元。）设想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也以相同的方式逐步下降，从收入的20％下降到19.5％，再到19.05％，如此等等。它将接近一个15％的下限。这样，与巴兰和斯威齐先前的论断一致，剩余将从收入的25％上升到一个上限，为100％-65％=35％，[14]同时资本家个人消费所吸收的剩余份额随时间从20％/25％=80％，下降到15％/35％=42.9％的下限。

图8.4　收入的份额


　　因为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需求在收入中的份额在下降，所以现实产出将降低到潜在产出以下，除非投资支出从总收入的5％上升到总收入的这一上限。由于我们假定潜在产出/资本比保持在0.15不变，因此用于投资的收入逐步上升到资本存量的20％×0.15=3％。给定我们其他的假定，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将逐步提高并接近一个3％的上限。
　　但是，这意味着增长率绝不会超过3％。换言之，这里并没有爆炸式的增长。一个3％的增长率并不是特别快。它还稍低于美国1929年以来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因此，我们的例子证明了，与巴兰和斯威齐所断言的相反，（1）剩余在收入中的份额能够永远上升，同时（2）人们所消费的产出份额和资本家个人消费所吸收的剩余份额能够永远下降，但是（3）尽管如此，全部剩余仍然能够永远被吸收，只要（4）收入的一个不断增长的份额被用于投资，同时（5）这个过程绝不会必然带来最终超出经济的物质潜力的爆炸式增长。
　　就像我们马上将要看到的那样，上述证明也摧毁了代表经济危机的消费不足理论的《垄断资本》的主要论点。这一论点如下所示：

　　如果加速增长〔即增长率不断提高〕因其完全不切实际而被排除，那么剩下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大量的用于现实投资的剩余相对于收入的上升，必然意味着经济的生产能力比它的产出增长得更快。这种投资模式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它常常被观察到。但不可能的是，它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或迟或早，过剩的能力会增长到大得阻碍进一步投资的程度。一旦投资下降，收入和就业也将下降，因而剩余本身也会下降。换句话说，这种投资模式是自我限制的，并且会以一场经济下滑而告终——即一场衰退或萧条的开端。（Baran and Sweezy，1966：81）

这个因果链条中的所有环节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主张，即不断提高的增长率能够“因其完全不切实际而被排除”。就像上面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一主张是未经证明和不能保证的。因此，我们并不是只剩下如下这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如果投资在收入中的份额存在一个持续的上升，那么资本存量（“生产能力”）和潜在产出就必然总是增长得比现实产出更快。在我们的例子中，潜在和现实产出之间根本不存在缺口，更不用说一个不断增长的缺口了。为了向读者保证这里并没有耍花招，表8.4提供了这一经济演变的前十个时期的数字。读者可以核实，就收入份额的变化和不断上升的增长率而言，所有这些数字是否都符合我们的假定，以及它们是否违反了任何巴兰和斯威齐的假定。然而现实和潜在产出总是相等的（在这个例子中）。[15]

表8.4　前十个时期


（续表）

CW=工人的消费；CC=资本家的个人消费；I=净生产性投资；Y=实际产出=收入=总消费加投资支出；K=资本存量；QMAX=潜在产出。大部分数字四舍五入为整数。

　　因此，我们并不是只剩下过剩能力增长这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结果是，尽管巴兰和斯威齐有过断言，但收入中投资份额的上升并不必然导致投资、收入、就业和剩余的最终下降。换言之，这个论点并不能表明“这种投资模式是自我限制的，并且会以一场经济下滑而告终”。

真实的世界


　　让我们回到巴兰和斯威齐的下面这个论断，即“如果一个越来越大的份额用于投资，那么总收入也就必然加速增长。然而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一点所包含的意思是荒谬的。”对这一论断的一个辩护是用爆炸式增长所进行的论证。他们唯一的其他辩护是

　　姑且不谈这种爆炸性增长过程迟早将超出任何可能的经济体的物质潜力这一事实，完全没有理由假定，在真实世界中，任何类似的现象曾经发生过或可能会发生。生产物资的制造者并不能给彼此的产出提供一个无限扩张的市场，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尤其是，想象垄断资本主义的小心谨慎和精心算计的巨型公司会计划并执行这种情况中所预先假定的那种滚雪球式的扩张方案，这纯粹是幻想。

最后的两句话，即提到“无限扩张的市场”和“滚雪球式的扩张”的那两句话，无疑预先假定了所讨论的增长过程必然是爆炸式的，而它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对于第一句，有非常好的理由“假定”加速增长曾经发生过。表8.5提供了对全球实际GDP自1600年以来的增长率的估计，它是在已故的安格斯·麦迪森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基础上计算的。[16]这个表格提出了极强的证据，证明了实际GDP增长的加速是整个世界在近4个世纪以来的常规现象。到1973年为止，除了1913至1950年这个经历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时期以外，平均增长率一直持续上升。

表8.5　1600年以来全球实际GDP的增长


　　对于美国的例子，同样也有非常好的证据表明，自1933年这个大萧条低点年份开始的四分之三个世纪中，用于投资的收入份额在上升，而用于消费的份额在下降。由于支出法的产出和生产法的产出在会计上是相等的，图8.5中画出的实际GDP、私人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和个人消费的数字既是需求数据同时也是现实产出数据。[17]它们在2009年全部因衰退而下降，但在2008年，投资需求是1933年的72.7倍，而GDP只有18.5倍，个人消费需求只有15.4倍。因此私人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几乎是GDP的4倍和个人消费需求的5倍。如果用另一种方法来表示这一点，那就是在收入的消费份额下降了16％的同时，收入的投资份额几乎增大到4倍。

图8.5　美国的投资、消费和GDP的增长，1933—2009
（表示为对1933年价值的倍数）


　　大体上说，根据《垄断资本》和消费不足理论，“完全没有理由假定，在真实世界中，任何类似的现象曾经发生过或可能会发生”。但是它的确发生了，至少在美国持续了75年。而且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一直在发生着。除此之外，人们还能怎么解释近乎四个世纪的加速增长呢？如果现实和潜在产出相等，并且潜在产出/资本比固定，收入的投资份额的一个x％的上升会带来产出增长率的一个x％的上升。[18]在这些条件下，收入的投资份额的上升能够完全解释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当然，现实和潜在产出并不总是近似相等的，潜在产出/资本比也并不完全固定，其他许多因素也会造成影响。尽管如此，就像一份对有关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文献进行了综述的研究总结的那样，

　　……投资或许不是增长唯一的引擎〔，但这〕并不改变这一事实，即资本积累依然处于那个引擎的核心地位。一般而言，很难找到这样的国家，它们在没有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下就能够以高且持续的速度长时期增长——很久以前诸如罗斯托（Rostow，1960）或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这样的经济史学家就已注意到这一事实。（Schmid-Hebbel，主编，1994：20，强调为原文所加）

以同一研究报告的数据为基础的表8.6说明了这一事实。在1965至1992年间，投资占GDP的份额的差别解释了91％的GDP增长率的差别。

表8.6投资和增长，1965-1992平均值
　东亚四小龙OECD国家其他LDC国家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非洲
国内总投资（占CDP的百分比）28.823.821.320.819.2
GDP增长率4.82.82.71.50.6
　　注：东亚四小龙为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OECD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那时，几乎所有其成员都是发达工业化国家。LDC国家是欠发达国家（less-developed countries）


衡量的问题


　　我在前面表明，在1933至2008年期间，美国私人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几乎是GDP的4倍和个人消费需求的5倍。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截了当地推翻了消费不足论的这一主张，即：“完全没有理由假定，在真实世界中，任何类似〔收入的投资份额的一个长期上升〕的现象曾经发生过或可能会发生”。因此有必要仔细讨论一下与这一发现有关的衡量问题。
　　BEA没有发布能够互相有效比较的关于总投资需求和总消费需求的经通货膨胀调整的衡量。这就是为什么图8.5排除了实际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某些组成部分的主要原因——它排除了建筑住宅的支出、政府支出以及进出口支出。同样，对于进出口无法得出任何结论，这是因为BEA有关它们的数据只开始于1967年，并且统计表没有把诸如食品和饮料、汽车和卡车等一些进出口支出分解为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
　　因为没有关于经济总体的经通货膨胀调整的数据，我们不得不分别考察住宅建设和政府支出这两个组成部分。2008年住宅建设上的实际支出（NIPA表1.1.3，第12行）是1933年的26.7倍。很难评估这个数字的重要性，因为住宅建设支出的地位是不明确的。一方面，BEA把它归类为投资支出。另一方面人们购买住宅是为了消费住宅所提供的“住宅服务”；这种购买实际上是消费支出。第三个方面，就像一个关于经济学家的答案的老笑话所说的那样，对新房子的需求常常部分或全部是对一种资产的需求，一种对把钱放在银行或购买证券的替代方案的需求，因此它既不是（生产性）投资支出也不是消费支出。
　　为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使用个人在住宅服务和公用事业上的消费支出（NIPA，表1.5.3，第16行）作为对住宅建设支出中个人消费部分的一个近似替代。用实际量来表示，2008年是1933年的17.4倍，这与个人总消费支出的增长系数，即15.4极为相似。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住宅建设支出对于生产性投资和个人消费两者的相对增长没有很大影响。
　　2008年政府总实际投资支出（NIPA，表3.9.3，第3行）是1933年的21.5倍，而政府实际消费支出（NIPA，表3.9.3，第2行）只有14.4倍。后面这个数字与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系数非常相似。如果用个人非住宅投资支出（NIPA，表1.5.5，第28行）和政府投资支出（NIPA，表1.5.5，第53行加上第56行）的相对规模来加权两者的增长系数，我们就可以得到实际投资增长总量的一个粗略的估计。我估算出它自1933年至2008年增长了60倍多一点儿，大约是总消费支出的4倍。既然我们因缺乏数据而不得不排除进出口，同时因住宅建设不具有影响把它也排除在外，我还估算出美国总投资支出的增长速度是总消费支出的4倍。
　　我使用总投资而不是（减去折旧之后的）净投资的数字来衡量投资。这里，总投资支出是一个恰当的衡量，因为它与投资品的总生产是同一回事。（这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生产出的任何东西要么是一件投资品，要么是一件消费品，要么是服务，以及消费支出事实上与消费品和服务的生产是同一回事这个事实。）换句话说，总投资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的再生产图式中的第I部类是同一回事，而消费支出则是第II部类。
　　无论如何，1933年个人非住宅实际净投资（NIPA，表5.2.3，第12行）是负的，因此估算它自那一年以来的增长率是不可能的。在整个1931至1944年间，除了1937、1940和1941这三年以外它都是负数。在1945至2008年间，个人非住宅实际净投资的增长速度是个人实际消费支出的7.0倍，实际GDP的9.9倍。但是，因为净投资波动极大，它在某一特定年份到2008年期间的增长总量，受到所选择的起点年份的很大影响。如果我选择1930、1937、1940或1941年作为起点年份，那结果就会极为不同。实际净投资的增长速度将会是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的4.3至93.4倍之间，实际GDP的4.5到89.5倍之间。
　　如果用名义量来表示，就是说，如果不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那么在1933至2008年期间，个人非住宅总投资（NIPA，表1.1.5，第9行）的增长速度是个人消费支出（同上，第2行）的3.0倍，GDP（同上，第1行）的2.6倍。在1945至2008年期间，个人非住宅净投资的增长速度是个人消费支出的2.4倍，GDP的3.1倍。
　　总之，我们有极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过去的四分之三个世纪中非住宅投资支出的增长显著快于消费支出和GDP的增长。我们所考虑的对它们的相对增长的所有类型的衡量都证明了情况的确是这样。
　　然而，为什么我选择1933年作为我分析的开始，或者选择尽可能接近它的年份呢？在那个大萧条低点的年份中，投资支出极低。难道我是有意选择最优数据从而夸大投资需求的增长吗？不是。为了检验消费不足论者的主张，这个起点是应当选择的正确起点。消费不足论者把大萧条看做是对均衡的回归，在这个点上，曾经暂时超出了个人消费增长的生产资料的增长，被强迫回到协调一致。就像巴兰和斯威齐在前面所引的一段话中表达的那样，“大量的用于现实投资的剩余相对收入的上升……是自我限制的，并且会以一场经济下滑而告终——即一场衰退或萧条的开端。”在《垄断资本》的其他地方，他们甚至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大萧条〔……是〕美国经济体系运行的正常产物〔，〕……这个体系总是趋向于在现实中实现这个理论准则。”（Baran andSweezy，1966：235，强调为本文所加）
　　因为消费不足论者把1933年或那前后看做是一个均衡，他们可能会预计，存在于1933年前后的投资和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可能会预计，此后投资相对于个人消费的任何增长都只是暂时的和自我否定的。事实上，消费不足论者，例如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确曾预测二战后将会回到大萧条的状况中，并且巴兰和斯威齐在二十年后声称，“垄断资本主义没有外部刺激就处于停滞状态而无力自拔”。（同上，239）

消费不足论走向何方？


　　当然，消费不足论者很可能会援用“外部刺激”来试图搪塞如下证据，即美国投资支出在至少75年的时间里增长得远远快于消费支出。卢森堡（Luxemburg）在她一个世纪以前的消费不足论著作中（例如，Luxemburg，1964）援用了一个外部刺激——帝国主义，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究竟如何能够增长，并且《每月评论》学派长久以来一直利用外部刺激——创新、消费主义、美国霸权，还有军事开支、金融、营销以及其他形式的“浪费”，来搪塞美国自很早以前就没有达到一个绝对停滞点这一事实。各种宗教狂热同样善于发现特殊的合理化理由来搪塞他们关于末日和拯救的预言的失败。
　　《垄断资本》的支持者们或许会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投资支出相对消费支出不可能无限地上升这一点它是正确的。但是75年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此外，即使在最近这场极为严重的衰退之后，我们仍然与1933年国内私人非住宅实际总投资与个人消费支出之间的均衡距离非常遥远。要重建那个均衡，即使在消费支出没有任何下降的条件下，也需要投资支出从其2008年顶点水平下降79％。[19]2009年发生的投资大规模下降也仅仅使投资下降了17％。在这个证据表明消费不足理论是错误的这一点被承认之前，我们还要等多久？无限期地等下去吗？
　　然而，即使要让《垄断资本》中提出的理论符合现实并不需要特殊的合理化理由和无限期的等待，它还是因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而存在致命的缺陷。那个原因就是前面所强调的这样一个原因：收入的投资份额的永久上升和增长率的永久上升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这一结论根植于一个低级的逻辑错误，即如果某个东西永久增长，那它的增长必然同时是没有界限的。原则上讲，经济增长率和收入的投资份额能够永久上升，同时却停留在现实的界限之内。



[1] 他们的论文重印在福斯特和马格多夫（2009）的第六章。

[2] 在公开研讨中讨论这一问题时，我遇到过三种主要的反对意见。一是用于医疗和退休福利的一美元带来的主观效用要小于一美元现金收入带来的主观效用。对一些工人来说这或许是正确的，但它在这里是无关的，因为这里的问题是国民收入是怎样在劳动人口和其他人口之间进行分配的。一个群体获得的额外一美元的收入，是其他群体所失去的一美元；无论所获得的收入是不是现金的形式，情况都是如此。基于同一理由，福利所带来的主观效用对于分析公司净增加值在财产收入和雇员薪资之间的分配也是无关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医疗福利实际上并不是工人的收入，因为这些钱最终流向了医疗保健的提供者和承保人。这就好像在说，工人花费在面包上的现金收入实际上并不是他们的收入，因为它最终流向了食杂店和面包店。由理查德·沃尔夫提出的最后一种反对意见认为，退休福利和医疗福利的接受者并不是工人，他们是前工人。这就好像在说，现金工资的接受者并不是工人，因为他们是在工作周结束之后才获得了他们的薪水。（这两种情况下，接受者都是用参加工作来换取收入，并且都是在他们完成工作之后才获得收入。）它还相当于说，失业的人不是工人，而是前工人，那些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人只是非全日制工人，因为他们没有每天工作24小时、每周工作7天。有关沃尔夫的反对意见以及其他的例子，见www.marxist-humanis-tinitiative.org/ccvideo网页关于“经济危机暨左派回应研讨会（Economic Crisis&Left Responses conference）”第一小组讨论会的视频。这次会议于2010年9月6日在纽约举行。

[3] 国民收入、薪酬和工资薪水的数字分别报告在NIPA表1.12第1—3行。GDP报告在NIPA表1.5第1行。政府净社会福利数据来自于NIPA表2.1。我用福利（第17行）减去用于福利计划的税收，得到净福利。我把所有政府净社会福利都计为工薪阶层人口的收入，这是因为无法得到用来计算它在工薪阶层人口和其他人口之间的分摊比例时所需要的数据。净福利中的绝大多数是归于工薪阶层人口的；平均来看，大约四分之三的净福利是由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残疾工人的援助构成，并且净退休金、伤残抚恤金和退伍军人补助金构成了余下净福利的大部分。由于我的估计只是略微高估了工人的收入，因此工人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自1970年以来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这一观点并不能得到任何看似合理的证明。

[4] 生产和非管理（P&NS）工人的平均小时薪金（工资和薪水）公布在BLS的“就业形势发布”中的表B-8中（可以在tinyurl.com/3lfvuwq上找到）。（图8.2和8.3中的其他薪资数据得自于另外的一个调查。）关于1981至2005年期间，我的P&NS工人的总薪酬数字来自于BLS的“就业成本指数，历史数据，以现期美元计价，1975—2005”的表3（可以在tinyurl.com/67jqnqj中找到）。我关于所有私人企业工人的薪资数据来自于BLS的“就业成本指数，历史数据，岗位和行业连续序列”（可以在tinyurl.com/3ftgl73中找到）的表5（总薪酬）和表9（工资和薪水）。为了得到年度就业成本指数的数字，我对季度数据进行了平均；例如某一年份没有报告第一季度的数字，因而我平均了中间两个季度的数字。为了估计1980年和2006年以后的P&NS工人的总薪酬，我假定，在这些年份中的每一年，他们的总薪酬对他们工资和薪水的比率的增长速度与所有私人企业工人的相应比率的增长速度相同。实际上，它在1981至2005年期间增长得稍快一点儿，因此我的假定可能低估了P&NS工人薪酬的增长。PCE指数报告在NIPA表1.1.4第2行。BLS发布的CPI-W指数可以在www.bls.gov/cpi/中找到；我对每年的月度数据进行了平均。

[5] 所引材料来自于BLS网站上“常见问题”网页，网址是tinyurl.com/3avafeb。

[6] 作为其基础的平均工资和薪水数据是针对所有税收单位和收入最高10％的税收单位的数据。它们来自于皮凯蒂和赛斯的Excel电子表格文档（可以在elsa.berkeley.edu/～saez/Tab-Fig2008.xls中找到）的表B1（“平均工资”那一列）和B3（“P90-100”平均薪水那一列）。由于所有税收单位的平均工资等于处于底层90％人口的平均工资的十分之九加上处于最高10％人口的平均薪水的十分之一，因此我能够从这些数据中计算出底层90％人口的平均工资。

[7] 这些数据报告在伯克豪瑟、拉里默尔和西蒙（Burkhauser，Larrimore and Simon，2011：37，表4，D栏）。他们使用CPI-U-RS序列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他们的研究所考虑的转移支付是由政府提供的现金社会福利，例如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和福利津贴。

[8] 我在这一节的分析受到了布利尼（Bleaney，1976）、杜娜耶夫斯卡娅（1991）和谢赫（1978）的分析的启发。

[9] 例如，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B.赖克（Robert B. Reich，2010）最近说道：“富人们的支出在他们收入中的比重，比我们这些人小得多。所以，当他们获得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太大时，经济就丧失了为保持增长和创造就业所需要的需求。”这个虚假的事实是他的文章中解释大衰退为何出现这一问题的核心。

[10] 我在其他地方（Kliman，2011）已经讨论了这些图式意图要说明的问题；在这里我只是要解释这些图式本身说明了什么问题。

[11] “任何一种想离开这个基本事实的企图，都是表示逃避现实……再生产表式[的存在]，它们分明指着反面的东西，但……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生产还是为了消费而生产”（Sweezy，1970：172（中文引自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2页）。

[12] 这个分析最初以“Freddie Forest”的化名发表于《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杂志1946年4月刊和5月刊上。

[13] 马克思在这里似乎指的是他们的个人消费需求与他们的生产性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之和。他们的个人消费需求总是低于他们积累的利润，但是只有当他们的投资需求没有大到足以弥补这一缺口时危机才会发生。

[14] 这是一个40％的增长，根据巴兰和斯威齐（1966：24），它比1929至1963年期间美国的剩余增长百分比大两倍还要多。

[15] 推导过程如下。工人的收入份额是wt=0.65＋0.1（0.9）t-1，资本家的收入份额是ct=0.15＋0.05（0.9）t-1。Kt＋1=[1＋0.15（1-wt-ct）]Kt，CCt=0.15ctKt，It=0.15（1-w1-ct）Kt，QMAXt=0.15Kt，并且K0＞0。这些关系式满足恒等式Kt＋1=Kt＋It，同时也满足巴兰和斯威齐的条件——剩余和投资在收入中的份额持续上升，而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在收入中的份额持续下降，资本存量的增长率（（Kt＋1-Kt）/Kt）和潜在产出持续上升，并且潜在产出/资本比率固定不变。根据巴兰和斯威齐的观点，这些条件暗示着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的程度必然越来越大。然而事实上，（在这个例子中）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总是相等的，这是因为Yt=CWt＋CCt＋It=0.15wtKt＋0.15ctKt＋0.15（1wt-ct）Kt=0.15Kt=QMAXt。

[16] 麦迪森的“世界人口、GDP和人均资本统计，公元1～2008年”可以在www.ggdc.net/maddison中找到。世界银行的数据来自于它的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网址是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

[17] 这个数据报告在NIPA表1.1.3第1行（GDP），第2行（个人消费）和第9行（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中。

[18] 设QA表示现实产出，它与收入是同一个东西。使用表8.4中的符号，我们可以把收入的投资份额表示为I/QA，把潜在产出/资本比率表示为QMAX/K。如果QA=QMAX，则资本存量的增长率I/K等于（I/QA）（QMAX/K）。如果QA=QMAX并且QMAX/K固定不变，那么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I/K就是经济的增长率。由此得到，如果QMAX/K固定不变，则I/QA的百分之x的上升将导致增长率上升百分之x。

[19] 如果我们考虑到投资下降具有这样一种影响，即它将使消费下降，进而使对投资的需要进一步下降以恢复“均衡”，我估计国内私人非住宅实际总投资将会自2008年顶点下降85％。（我的估计中假定消费下降的百分比是投资下降百分比的7.1％，这是2009年实际发生的情况。）注意做一下比较，1929到1933年它下降了71％。这种差别是非常显著的，因为这些是总投资的数字；实际净投资下降的百分比可能会比大萧条期间的下降程度大得多。我的粗略估计表明，由于同1929年相比，2008年总投资下降的程度更大，并且净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规模更小，因此实际净投资下降的百分比——资本实物的消灭——可能接近于1930年早期“均衡”得到恢复之前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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